关于模糊语言学

木兰晓芙

      有一件事值得追忆，1990年10月3日至7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召开了第23届国际汉藏语和语言学会议。我在会上用英语做了一个报告《开展中外语言学说史的比较研究》（其中文稿发表于《世界汉语教学》1990年第2期，其英文稿[有个别删节]以首篇位置发表于History of Language [语言史]杂志第6卷第2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2000年12月出版）。该报告列举事实，说明中国传统语言学在两个方面曾经走在欧洲语言学前面。在这次会议期间，我展示了黎锦熙先生早年的学生于靖嘉教授特为我复制的黎先生1926年为美国建国150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绘制的一张大图表：“（中英文对照）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表”1，引起了有关学者极大的兴趣。这件事弘扬了中华文化，特别是湖湘文化。关于这次会议《国外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1期、《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1年期2期、《福建外语》1991年第1－2期合刊都作了详尽程度不同的报导。

（2）我在编写俄语词典时已开始对汉语词源学感兴趣。当我发现西方不少语言中的语音交替现象同汉语中的音转现象类似，俄语的бес（鬼）和бояться（害怕）是同源词，这跟汉语“鬼”和“畏”也是同源词不谋而合时，十分兴奋，萌发了进行比较词源学研究的想法。但是，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我的一切研究工作。1980年出版的陆宗达教授的《训诂简论》（北京出版社）和该出版社1981年刊印的《说文解字通论》重新激发了我对词源学和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浓厚兴趣。于是我阅读了湖南长沙的杨树达教授以他的号“积微”命名的《积微居小学述林》、《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均由中华书局于1983年再版）和他所著《高等国文法》（商务印书馆，1984年）中有关普通语言学（杨学习过“欧洲语言及诸杂学”[见上引《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杨树达”条]）和汉语词源、字源的论述。这对我撰写近10篇有关比较词源学和语言词汇的地理分布（也涉及词源）2的论文、《论语言中所反映的价值形态的演变》3及后来批评安子介对汉语字源和词源的胡乱解释，都有很大的帮助。

木兰晓芙

     我在上引拙文《开展中外语言学说史的比较研究》中谈到杨树达先生4在《高等国文法》中指出，三传（指《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已有语法分析，虽然不够系统。我在《汉语学习》1990年第5期所刊拙文《论比较和语言接触学》中引用了《高等国文法》第20页的一段非常重要的话：“科学之发生，最初必由于比较……比较而后，各取其相同者为一类，而后大类分；大类之中又细别其同异而后小类立；复有异者，仍细分之。科学之成，大都由此；其在文法，何莫不然”。孙楷第为该书作序时特别称赞杨氏“通东西洋文法学，于工具根柢二者，兼而有之”。孙还指出，“研究中国古文法学……必通外国文法学，而后参伍比较，有所因依”。

（3）我是在湖南湘乡县读的小学，在新化县读的中学。我感到湖南很重视基础教育。我读高中时，英语课本中已有不少著名作家的原著选段，因此高中毕业时，我的英语水平已初步达到了听说写读四会的水平，只经过一个月的英语专业训练，便担任了英语军事口译工作，1945年进入西南联大、1946年进入清华大学后便可阅读英语小说和英语教材（当时的清华大学除国文外，数理化等课本用的都是英文教材）。英语和俄语同属印欧语系，有很多共同的词汇，这为我后来（1948年）学习俄语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也为我以后自学法、德、西（班牙）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事语言学研究被认为是脱离政治，我于是利用我上述语言的基础，撰写了《欧仁·鲍狄埃传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当时必须采取作者同工人和解放军三结合的方式进行讨论和修改后才能出版），因为国外有用法、德、俄三种语言撰写的有关鲍狄埃生平和巴黎公社历史的文献可供参考。作为该传记的副产品，我编写了上引《汉法德俄英西文对照<国际歌>（注释和研究）》。我注释了这6种语言歌词的诗律，这为我后来撰写《语言之妙，妙不可言》（《外国语》1992年3、4、5期连载）和几篇论头韵的文章（都涉及语言的韵律和节奏美）奠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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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湖湘文化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湖南前辈对错误思想、行为和潮流坚持不懈地、执着地进行无所畏惧的英勇斗争的刚强性格和精神。毛泽东同志青年时代提出的“粪土当年万户侯”和后来提出的“凡是错误的思想都应该进行批评”的主张对我的影响非常深刻，使我敢于著文批评当代个别名人的错误言论。如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1998年）同季羡林教授5提出的“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的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等观点进行了商榷；拙文《越是名人，著述越要严谨》（刊2005年3月24日《社会科学报》）对两位名人进行了批评。拙文虽然没有点这两位名人的名字，但点了他们的著作。当然，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万户侯”同我们所批评的名人的性质迥异，但要敢于斗争的精神是一致的。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虽然在抗日时期同国民党斗争时提出了正确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但是他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打击了一大片，以致到今天人们仍心有余悸，严重影响了正确的学术批评和学术打假斗争的开展。

我一生坎坷，1959年曾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度中断了中共预备党员资格，平反后，恢复了党籍，又因批评我的顶头上司剽窃而遭到打击报复，晚年复遭有后台支持的学术骗子徐德江的气势汹汹的诬告。除当时签名支持我的708位学者和教师外，是下述5位湖南人英勇的斗争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给了我同伪科学和学术骗子进行斗争的勇气。

第1位是衡阳人王夫之（1619－1692年）。他曾“窜身瑶洞，伏处深山”，但仍“刻苦研究，勤恳著述者垂40年”、“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见《辞海》“王夫之”条）。王夫之自述：“启瓮牖，秉孤灯，读十三经，二十一史……，玩索研究，虽饥寒交迫，生死当前而不变”（转引自刘国盛《王夫之的学术精神》，刊2004年2月3日《光明日报》）。这种精神是我终身的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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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位是浏阳人谭嗣同（1865－1898）。他深受王夫之的影响，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6一人而已”。（见谭著《仁学》卷上）他虽是巡抚（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的儿子，但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具有冲决封建网罗的斗争精神”（见《辞海》“谭嗣同”条），最后惨遭清廷屠刀杀害于北京菜市口，时年才33岁。他临刑前在狱壁上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是何等豪迈的气概。21岁死在狱中的邹容为谭的遗像题词：“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无灰。”（见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编，转引自1980年11月3日《人民日报》所刊王俊义文《为改革而献身的谭嗣同》）我常想，我们为学风而战，同伪科学进行斗争，何尝不是也需要这种前仆后继的精神。

第3位是衡阳人夏明翰（1900－1928）。他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时年仅28岁，临刑前写下了壮烈的诗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从谭嗣同到夏明翰，他们的英勇事迹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坎。我从解放后媒体开始介绍夏明翰的革命生平起，就牢牢记住了夏的悲壮的诗句。

第4位自然是时间离我最近的我的小同乡、湖南湘潭的彭德怀（1898－1974）。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力谏，遭到打击报复，不幸含冤而死。文革初期我路过北京新街口时正好遇上红卫兵在汽车上押着彭德怀“游街示众”，两个红卫兵反扣着彭的双手，强迫他弯腰低头，在他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沉重的大牌子。红卫兵一路狂呼“打倒彭德怀”，令我十分气愤。由于我1959年也曾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自然感同身受，彻夜难眠。那令人悲痛欲绝的场面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第5位是常德人丁玲（1904－1986）。她是第一位到延安的文学家，一生中受尽了折磨。但是她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1981年7月1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党员座谈会。会上她说：“我不愿诉苦，也不必去埋怨。我受难，党不也在受难吗？我认为一个党员不论自己受过多大委屈，对党、对人民都只能一往情深。”她的这种将个人的命运同党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高尚情怀深深地感动了我，比多少政治报告更能教育我正确地对待1959年我的错划和文化大革命中我所受到的冲击。丁玲说过：“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丁玲的上述两段话都录自张佳邻作《她是飞蛾》，刊1986年9月14日《光明日报》）。她的话一直在鼓舞着我同伪科学进行不懈的斗争，因为这场斗争就是真理和谬误之争。臧克家说过：“我，一团火，灼人，也将自焚。”这同丁玲自比飞蛾，其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当有人劝我不要从事学术批评时，我对他们说，丁玲和臧克家的话是我的座右铭。

木兰晓芙

    湘潭人杨度（1874—1931）于临终前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辞海》“杨度”条）。他说过：“若欲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光。”（杨度原书不在手边，凭朋友记忆。此话流传很广，有各种变异。）这充分说明了湖南人不屈不挠的刚毅性格。湖南岳麓书院大门两旁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也说明历史上，湖南湖北等地人材辈出的情况。当然，不论是对敌斗争还是同伪科学斗争，各省都有许多英勇的斗士值得我们效法，我国学者也遍布楚以外的许许多多地方，我们千万不要做狭隘的“大家乡主义者”。只是因为对我提出的问题是“湖湘文化对您的影响”，所以我仅突出提到上面这些先辈。

（Ⅲ）您读书、写作和学术研究的方法

（1）我常对学生说：“My maxim is ‘Accepting everything with a critical mind’ ”（我的行为准则是“用批判的头脑接受一切”）。我怀疑过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为此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黑龙江大学遭受了400人大会的批判。但我并不因此改变我的行为准则。在学术上我也贯彻这一准则，因此能较早地同季羡林先生的“21世纪西方文明将让位于东方文明”等论断进行辩论（见上引《语言和文化评论集》），能较早地发现几个被炒得发紫的人的剽窃和自我克隆的行为并与之进行斗争，不论这些错误言行来自多大的权威、高官和有后台的人。我写过《怀疑和学术批评对发展学术的意义》（刊《学术界》2003年第3期）。在此，还应对该文做如下补充。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第33节写道：“学问之价值，在善疑，在求真，在创获。”北宋哲学家张载（1020－1077）说：“学则须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南宋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1139－1193）也说过：“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转引自肖川教授著《教育的智慧与真情》第104页，岳麓书社，2005年）今人经常引用的胡适的话：“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实脱胎自张载语。南宋大哲学家朱熹（1130－1200）说他的治学思想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转引自《光明日报》1988年10月9日王忠文的文章《悬棺之谜与朱熹的紫阳书院》），也包含了怀疑和思辨的思想。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介绍方以智（1611—1671）时说：“他的治学方法有特征三端。一曰尊疑……二曰尊证……三曰尊今”。梁引方以智的话：“物理无可疑者，吾疑之，而必欲深其故也……学不能观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贵书簏乎？”梁启超说方以智“的学问，全由疑入。‘无问题则无学问’，此理他见得极透”。吕叔湘先生说过：“无论是当记者，还是当编辑，或者做其他文字工作，都要善于怀疑，也就是肯动脑筋，把该问的问清楚，该查的查清楚。”（转引自张巨龄《从为〈光明日报〉撰稿看吕叔湘语文思想》，刊2004年7月8日《光明日报》）David Cogswell在他所著的Chomsky for Beginners（中译本：《乔姆斯基入门》，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40页上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训练你的心灵，使你不致受骗。练习进行批评性思考和提出质疑。被动地接受是一种危险的习性。质疑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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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怀疑有密切关联的是要积极地参与学术批评，上引《学术界》所发表的拙文就是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的。通过怀疑，发现别人的错误，就应该进行批评。教育部2004年发布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第21条明确规定“应大力提倡学术批评”。不破不立。百岁学者周有光教授为上引《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的题词是：“除伪存真是扫除学术障碍的开路工作”。不清除垃圾，就不能很好地前进。年轻人怕打击报复。我们老年人无所畏惧，应该为他们做清道夫，哪怕为此牺牲个人的学业。郭沫若说过：“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对于瓦釜加以不恤的打击，我以为这是批评家所应取的态度”（郭沫若：《批评－欣赏－检查》）。在今天这话仍有很大的意义。我常对学生引范仲淹的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

中共中央指出：“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加强学术道德修养，提倡做人、做事、做学问相一致，坚决抵制各种不正之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04年1月5日）我们应坚决贯彻这一指示。

（2）要尽量多练习写作，光读不写，印象不深，极易遗忘。过去我们跟苏联专家攻读副博士学位时，他们规定了十几本最低限度必读书目，但未布置我们写学习笔记或书评。1956年我用了大约半年的业余时间通读了上面提到的俄语理论大师B.B.维诺格拉多夫的《俄语》。由于没有写读书笔记和书评，当然，也由于后来不再从事俄语研究，现在对该书的内容已经几乎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一个教训，后来我就不这样做了，而是边读边写。我经常对学生说：“生命在于写作”。拉法格说过：“思索是马克思最大的享受。”要写作就要不断思索。

同这有关的是要尽量记卡片，学习图书馆有书名卡和作家卡的方法。重要的语录可同时记在作者卡和书刊出处卡上面，以利查询。我在同剽窃、自我克隆、伪科学和形形色色的学术谬论进行斗争时，都根据我所记下的他们的言论的卡片，所以能做到准确无误。

写文章不要凑字数，要少而精。我常对学生说“著述好比绣花，一针一线都要十分仔细，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最近我审阅一篇英语语言学方向的博士论文时，发现作者提到奥格登和理查兹合写的《意义之意义》中附有马林诺夫斯基的文章（该博士论文用的是essays）。我指出，通常一部专著不大可能附别人的几篇文章，让他到图书馆复查，果然是只附了一篇，从而避免了该论文多出了一个复数后缀-s所带来的大的错误。

木兰晓芙

     （3）做任何工作都必须全身心投入，不可敷衍了事。我在引人文章时，必定反复核对；引用外国著述时，必定尽可能找到原著原文反复核对。北京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的老校长陈垣教授说：“文成必须有不客气的诤友指责之”，因此他总是将自己的文章给老师、朋友、学生传阅，征求意见。（见郭齐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研究新成果（二）》，刊《北京师范大学校报》2004年11月10日）。我也是学习着这样做的。即令是帮我输入电脑的刚入学的研究生，都曾对拙文提出十分宝贵的意见。

我在主编《国外语言学》及其前身《语言学资料》、《语言学动态》期间，我在主校兹维金采夫的《普通语言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年）时，都是全身心投入，有关内容能长久铭记在心，因此当申小龙大量剽窃上述三种刊物和上述著作时，我能较快地找出他剽窃的页码。

（4）要多学几种外语。恩格斯说：“目前世界上”至少有“两种可能使人超越狭隘民族观点的杠杆：两种古代语言（指拉丁语和希腊语—伍）的知识和多种现代语言的知识。前者给各民族中受过古典教育的人展现了一个共同的广阔的视野，后者可以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并且熟悉本国以外所发生的事情。此外，本族语言的语法应该读得烂熟。但是，要了解‘本族语言的材料和形式’，就必须追溯这些材料和形式的形成及其逐步的发展；如果一不顾本族语自身的已经死亡的形式，二不顾各种活的和死的亲属语言，那么这种了解是不可能的。”7德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格林（1785—1863）说过：“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国的历史”。我所接触的外国语言学家几乎都熟悉几种到十几种外语，所以他们能够在阅读外国语言学文献和引用外语例子时游刃有余。我在写上引《怀疑和学术批评对发展学术的意义》等文章时得益于A.Arthbar编的《意大利语、拉丁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英语、希腊语的格言和格言性语汇比较词典》。除上述语言词典外，我还有数十种属于印欧系的语言词典，还有日语、越语、朝鲜语和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包括藏语、满语等）共200多种语言的词典和手册，这对我撰写十余篇有关语言类型学和语言词汇的地理分布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引用几十种语言的材料）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学生常问我：“我英文还没有学好，怎么能再学其他语言呢？”其实，一个人很难精通一种语言。熟知一种语言后再学第2种或第3种语言，尤其是亲属语言，会极大地帮助你进一步提高第一外语的水平。例如，当我学习英语词sanguine（血的、血红的、红润的），sanguinary（沾满血的、血腥的）等词时，感到不易记住。但是等我学习法语，得知在法语中sang（血）是一个像英语的blood (血)一样，使用频率极高的词以后，记忆上述借自法语的英语词就易如反掌了。英语中有半数以上的词借自法语，因此解放前清华大学英语系的学生必修法语。

对学习外语，有人常抱畏惧心理。其实，只要掌握一种语言的文字基础，学会查词典，日积月累，自然就会逐步地升堂入室。尤其是学会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后，再学它的一种亲属语言，比北京人学广东话还容易。我用业余时间学习法语，不到两个月，就可以读法语专业文献。

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不仅应掌握一两门屈折语，还应至少掌握一种黏着语（特别是日语），加上孤立语型的汉语，就能对世界上的三大类型语言都有感性认识，这对进行语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日语，是中国语言学家必须学的，因为它不仅有助于了解汉语中的大量日语借词，而且有助于学习音韵学，因为日语中许多借自汉语的音读字（词）还保留着古汉语的入声尾。这对仅会普通话的中国人来说，不失为一条记住入声字的捷径。

木兰晓芙

      顺便说一下，多学一种外语，可以开阔你的眼界。例如，当我学到法语pillage（掠夺、抢劫）的转义是“抄袭、剽窃”时，这极大地加深了我对这种现象的鄙视。

（5）要读原著。恩格斯说过：“我还希望你更进一步地从原著里去研究问题，而不要依靠第二手的作品”（转引自《学习》杂志1955年第2期第9页）。从事理论语言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必须读外语原著，因为译本中往往出现许多译者理解原文的错误。意大利语中有句成语Traduttόre —traditόre（翻译者是背逆者）。这句话巧妙地运用了两个头韵和尾韵，朗朗上口，容易记住，所以几乎传遍西方所有主要语言，如英语中的Translator is a traitor（保留了意大利原成语的头韵和尾韵）。我写过一篇文章《请读外语原著》（刊《外语与翻译》1999年第2期），列举了一些炒得很红的著作中的译文错误，诸如将“多佛尔海峡”误译作“多佛尔大街”。这里再补充一个例子，我在批评学术骗子徐德江的《索绪尔语言理论新探》时，详细考查了徐是如何根据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的高名凯的几处错误的译文8，加以歪曲，错上加错的。为了辨别我是否正确理解了索绪尔的法语原著，我参看了该书有关部分的英、俄、意译本，然后才确证高名凯先生译本的几个重大错误（详见上引《语言文字学辨伪集》第194－236页）。这件事也进一步证明了学习多种外语的必要性。

（6）要珍惜时间。人生苦短，学无止境。除积极锻炼身体外，要记住古人的教导“寸金难买寸光阴”。我学法语时，利用的是我给小孩煮牛奶或排队等零碎时间，一次背会一个单词或一个短句，积少成多，便会大有收获。我学意大利语和收集某名人5本书中的大量错误，都是在住院期间一手进行静脉注射，一手捧着书本进行的。

（7）做学问要淡泊名利，要有耐心，不要急于求成，不论遇到什么挫折，都不要气馁。我因上述坎坷经历，妻离子散，仍以坚强意志控制住自己的悲痛，继续做学问。杜甫在《梦李白二首》之二中，为李白穷愁潦倒而抱不平，写下了如下名句：“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我们做学问的人就应心甘情愿吃苦，不要羡慕冠盖。蔡元培说过：“大学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转引自2004年12月2日《光明日报》所刊梁家贵文《也谈“名师当官”》）。现在有个别大官，根本没有时间钻研学问，却要信口开河，以致错误百出。曾在湖南岳麓书院讲学的朱熹说过：“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转引自《辞海》“朱熹”条）。上述大官根本没有系统地读过理论语言学及其历史的著作，却要当理论语言学博导，不可能不误人子弟。我们应引以为戒。我忘记是哪位名学者说过：“青年人应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竹林七贤之一、三国时魏国的阮籍（210－263）说过：“宁与燕雀翔，不随鸿鹄飞。”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是清高。不要媚官、怕官，不敢坚持真理，不敢批评大官的错误。 

木兰晓芙

     我1962年调进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时写了一篇题为《二分法和直接成分学说》的文章，被当时的某权威枪毙，但我并不灰心，仍不断钻研这个问题，继续收集资料，历经19年，终于在《现代英语研究》1981年第1－2期上连载了该文。我写《模糊语言学》时，遭遇到学术骗子的诬告，但我强忍着对这场颠倒黑白的诉讼的无比愤怒，继续写作，历时近20年，终于在1999年(即我获得事实上的胜诉后的第2年)出版了该书。关于此事的详细经过可参阅上引拙著《模糊语言学·自序》（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上引拙著《语言文字学辨伪集》、《语言和文化评论集》和新华社高级记者张春亭文《语言研究成就卓著，学术打假当仁不让》（刊《人物》2003年第2期）。要相信，有一份耕耘，必有一份收获。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第33节说：“不问其所疑、所求、所创者在何部分，亦不问其所得之巨细，要之，经一番研究，即有一番贡献。”

（8）时时刻刻关注语言现象

雅各布·格里姆说过：“语言科学的灵魂在于对语言的观察”（转引自裴文：《索绪尔：本真状态及其张力》第112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以语言学为专业的人就应时时刻刻关注和收集语言现象。举三个例子。1950年我在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担任俄语助教时学生常问我，什么时候可以说Дoбрый  вeчeр（傍晚好），而不再说Дoбрый  дeнь（日安）。我问俄罗斯人，答案莫衷一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开始研究模糊理论，这个问题才得到解答：原来“傍晚”是个模糊概念，从下午几点种开始才算傍晚，并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界限，它可随着日落的早晚而提前或推后。

1970年我在干校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了解到英国资产阶级利用night（夜）这个词的模糊性质，故意延长夜工的时间，以便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超额利润，遭到工人的强烈反对，议会不得不作出决议，规定night是指晚6点到第2天的早6点。

1982年我翻译G.雷可夫的上引论文《模糊限制词和语义标准》时，对他研究什么动物可以归属bird (鸟、禽)很感兴趣。美国语言学家关于这类问题的研究导致后来诞生了范畴理论和原型(prototype)理论。2005年4月我宴请一位英语说得很好的波兰学者，问他要点什么菜。他说什么菜都可以，只是不要birds。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范畴和原型随语言而异。问中国人点什么菜时，得到的回答可能是：“我不吃鸡、鸭、鹅（肉）”，而不大可能是“我不吃鸟（或禽）肉9”。方以智说，他“于颓墙败壁之上有一字焉吾未之经见，则必详其音义，考其原本；既悉矣，而后释然于吾心”（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2节“清初学海波澜录”）。这种时时刻刻不放过对语言文字现象的观察，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9）最后，但却是最重要的是：要热爱自己的专业。只有当你对语言学有执着的、深厚的感情时，你才会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坚决地捍卫语言学的尊严，绝不容忍学术骗子和其他信口开河的人糟蹋语言学。

（Ⅳ）您培养研究生的概况和培养方法

（1）主要方法是：千万不要满堂灌，进行填鸭式的教学（英语称作crammed  teaching），而要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heuristic method）。凡事要先让学生思考，让他们自己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我再进行总结，指出他们的正误。这种教学方法可以锻炼他们的思维能力，学到的知识比死记硬背有意义得多，而且不易遗忘。这实际上正是古人的教学原理“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肖川教授在其《教育的智慧与真情》（岳麓书社，2005年）第144页指出：“凡是学生有可能自己做出猜测和解释的问题，都应该尽可能地提供学生尝试错误的机会，这应该成为教学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我培养研究生的体会。我经常对他们说The best way to learn is to learn from one’s own mistakes and others’ mistakes.（最好的学习方法是从自己的错误和他人的错误中学习。）我鼓励学生不要怕犯错误，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错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不断前进，不要怕得罪人。龙应台说过：“温柔敦厚做人或许是好的；但做事，做学问，却是极度不可取的”（出处见上引拙著《语言和文化评论集》第252页）。如果在学术问题上人人都三缄其口，明哲保身，学术怎么可能发展呢？破中有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都是在批评别人的错误观点的过程中来阐述自己的正确观点。经典的例证就是《反杜林论》。

（2）同这有密切关联的是研究生是未来的学术栋梁，应该密切关注学术动态，特别是学术批评的文章，不论登在国内外什么报刊，必须先阅读，以帮助你辨别好坏。有的研究生，包括博士生，由于没有做到这一点，以致其论文由于所引文献竟有剽窃之作或错误百出的著述或带有“伪引”（false citation）性质的“著”作（即仅在书后列出参考文献，却不在正文中随文附注，模糊了综述和创作的界线，使读者分辨不出哪些观点是抄人家的，哪些是自己的），遭到评委的否决或（和）批评，这一教训值得吸取。

（3）近年来，我参加了中英文系不少博士论文的审阅工作，其中不乏高质量的论文。但是十分遗憾的是其中也有一些论文，从概念到概念，构造了一些令人难懂的抽象的“理论”。有个别中老年人的语言学著作也有这个缺点。这违背了吕叔湘先生根据自己从事科研的经验总结出的“务实”的精神。写文章应从实到虚，从具体语言现象出发。起步时，宁肯解决几个具体问题，而不要贪多求大，想一口气盖一座华丽的大厦。不要图样样精通，反落得样样稀松。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大意）。胡适说过：“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撇开这些话的政治涵义，上述精神也适用于语言学研究。学外语出身的博士论文尤其要注意中国化，不要尽是外国术语，要避免食洋不化的弊病。

（4）现在有个别中青年想用吹捧名家或傍大官、大腕等方法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这很不好。它不仅败坏了学风，而且也会被人瞧不起。“大器晚成”，这句话至今仍不失为至理名言。要获得真正的学术声誉，必须靠自己终生的辛勤奋斗、刻苦学习。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捷径的。投机取巧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这方面的教训实在是太多了，应引以为戒。

（5）做人要诚实和老实。这不仅指上面讲的不要剽窃、伪引和靠邪门歪道达到追名求利的目的，还包括与人进行学术争论时，一定不要歪曲别人的观点，为我所用，胡批一通。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我们在上引《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中多处郑重声明，我们所批的伪科学是特指徐德江的一套违背语言文字学起码常识的谬论。但是他的同伙，现任所谓“国际汉字研究会”的会长却在《汉字文化》2005年第1、2期接连发表文章，胡说我们“把‘汉字优越’的观点诬陷为‘伪科学’”，借以制造混乱，蛊惑群众。这很不道德，应引以为戒。

对培养研究生的方法我只谈这5点，因为前面说的我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方法在我看来也适用于对研究生的培养，恕不赘述。

非常遗憾的是我只带了4届硕士研究生便到了离休的年龄。这些研究生中现在只有3人还坚守学术岗位，其中2人成了著名学府的博士生导师，1人成了著名高校的学报主编；但是他们中竟没有一人愿意撰写学术批评方面的文章。然而，要想我国的学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没有学术批评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的其他学生都已纷纷下海，这是令我十分痛心的事情。做学问一定要有执着的精神，至死不悔，绝不能因商业经济浪潮的冲击或其他干扰而改变自己的初衷。这是我对读者最大的希望。

最后，我想用我在病房中从电视中学会的一首歌《小草》的一段歌词（可惜我不知道作者的名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供我和读者相互勉励。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从不寂寞，从不烦恼，
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

一点说明：本文仅概述我的学术生涯。对我的生平感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上引《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传略》“伍铁平”条和上引《人物》杂志所刊张春亭文。

注释:
1黎先生1929年再版这张图时，在图的左下角印了一说明。今摘要如下：“这‘国语’两字是广义的，故图中包含四千年来中国语言文字底变迁和文学底源流派别。……… 外来潮流底影响、民间文艺底势力，尤为特别注重之点。…… 各时代底辞书、字典、韵书等‘小学’类底要籍，略举内容，列成系统，添在上方；将历代文学上重要典籍、作家及作品，略考生卒年代，分别体制宗派，补在下方；……意在使初学得此，可以执简驭繁，随时稽检；而上下四千年间国学要籍、诗圣文豪，雁行鱼贯，尽列目前，求学门径，自然不乱。但我的主旨，还在图中二十世纪一栏，轩然巨波，冲破文言之界（所注旁行斜上的作家，都是在这新的潮流中的），汇成大泽；将来疏导，必成最后的六道安流，这就是国语前途底建设了！ ……再谢谢赵元任、钱玄同、刘半农三位先生当初版时给我的指点和参订！”
2这方面的第一篇论文《语言词汇的地理分布》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及其英译刊物；中文本收入周荐编《20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文精选》（商务印书馆，2004年）；其英译文收入波兰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1991年出版于波兹南的《来自波兹南的语言学和东方学研究（简作LOSP）》所附专题著述第1集《来自中国的语言学研究论文选》。
3其中文全文和较详细的英文摘要首刊于英国《宏观语言学》第5期（1994年5月）；其补充修订稿刊于庆祝北京师范大学100周年校庆中文系论文集《京师论衡》上册（2002年）。
4谈到杨树达，我们应引用胡适在其《我们还不配读经》中对他、丁声树、吴世昌三人的称赞，将他们并列为当代研究经书的三位专家。
5由于是写历史，我必须按当时的原文注明作者的名字；但我必须强调，同我所尊敬的季老的争鸣，纯属学术讨论；其性质同本文点名指出申小龙是剽窃者，徐德江是学术骗子迥异。
6王夫之晚年居衡阳的石船山，因此被称为“船山先生”。 
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我根据德文原文对中译文做了改动。
8裴文新译的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改正了高译文的若干错误，如将高多处的译文中所述“词（裴译文作“词语”，不妥）表达观念”订正为“词表达概念”，这很重要；因为“观念”（或译为“表象”）属感性认识，“概念”属理性认识。词所表达的只能是概念，而非观念。遗憾的是裴译文未能订正我们所指出的高译文的其他某些错误。
9 我后来又问了一位美国人，他说上述波兰学者说的英语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西方人的食谱中的火鸡等也都属birds。中国人不可能说：“我不吃鸟”，因为“鸟”还可读作diǎo，“旧小说中用作骂人的话”（见《现代汉语词典》）。

日月光华

    谢谢老师了，看了帖子业已有了一些眉目，深钻还需看更多的东西！

    当时上语言学课的时候，我就觉得杨老师对伍铁平先生充满了敬佩之情，现在杨老师把伍老这篇文章放在这里分享，足见杨老师对伍铁平先生无比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