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里春秋，词里古今——大师们和诗词的过去曾经

西贝惑

章太炎晚年讲学，立意针对学校教育的种种弊端，端正学风，“扶微业，举绝学”。但社会反响及学术界反应，却依听受者的立场态度而差若天渊，甚至场景的描述也反差强烈。其在苏州先后于大公园县立图书馆、青年会、沧浪亭等处讲学。推崇者谓，《〈国学会会刊〉宣言》刊载后，“全国响应，各地学子，纷纷负笈来苏”，籍贯分布19省，“东及扶桑，南暨越裳，华夏群贤毕至，锦帆路上，车马云屯。”章太炎开讲之日，听者近500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也挤满了人。以后每逢太炎主讲，“诸生慕先生名，听课时无一缺席”。章氏则“一茶一烟，端坐讲坛，清言娓娓，听者忘倦，历二三小时不辍。”91反对者却说，听讲者只有寥寥十几人，且听不懂章氏的“土话”，“而章先生安然自在。他是狂傲的人，一切是自私的，以自己为中心的。在演讲台上，他将听众幻成一种意象，以为这意象是他的获得，他的生命之某种关联，而这意象是陌生的，于是以眼光，以笑脸，去粘住它，把它位置在某种精神生活上。这里，我仿佛看见章先生心灵的凄独。”甚至将章太炎与胡适讲学做一对比，“胡适之演讲‘儒与孔子’，听众有一二千；而一代大师的章先生，只能于不相干的十数人面前，销磨生命的余剩。纵然有狂态，有傲气，也不能不感到悲凉吧？”92 

　　苏州以外，章太炎也曾应邀前往无锡等地演讲，反应同样两歧。署名“碍哥”的“看朴学大师讲学记”，记述章太炎在无锡师范演讲的情形。作者听不懂章氏的话，所以是“看”讲学而不知所讲为何物，场面也就颇为滑稽，“演讲两小时缺三十四分，章太炎吸‘茄立克’六支，喝茶五杯，微笑三次，大笑一次，起立在黑板上写字两次，一曰‘诬徒’，一曰‘疑疾’。向藤椅上靠去险些儿跌交一次。记录员伸头低说：‘时间已到’三次。”并对章太炎指钱玄同、顾颉刚等人“疑古”为“疑疾”反唇相讥，“设此类推，疑古既曰疑疾，则考古家当曰考疾家，读古书当曰读疾书，而如太炎氏本人之终身从事古旧书中者，亦当名之曰‘疾学家’矣。今又谆谆以研究‘疾书’勖青年，则恐虽有科学之医生亦医不好这许多疾病也。”93“看”完之后，又有署名“老实生”者发表了“听”的感受，虽然没有公开批评，字里行间，也充满了讥笑与挖苦94。依照上述情形，章太炎晚年讲学，并未达成预期的目的，反而暴露其确已落伍，这似乎印证了几年后他的追悼会“在寂寞中闭幕”的萧条，是由来已久。不过，此事反映出近代学术与时政的复杂关系，是非曲直，不能以及身的效果盖棺论定，须放眼长顾，才能妥当分别。章太炎在苏州讲学，分为星期讲演会讲演和国学讲习会讲演两类，前者较泛，后者略专，讲授的对象虽不尽相同，精神却颇为一致，均针对学风与世风的偏弊，提倡坐言起行，求是以端正学风，致用以改良社会。对国学讲习会学员所讲，旨在培养青年弟子，使其学有所本，走上治学大道。 

　　主张求是与致用并重，而依时势变化有所侧重。其针对学校新式教育不适合培养与中国学术文化相关各科人才的局限，这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与章太炎的观念主张相同或相近的清华研究院国学科以及无锡国学专修馆等机构，也是成效显著。由外国移植而来的近代国民教育体制是否胜任培养适应中国国情的高素质人才，至今仍然存在争议。章太炎等人的主张，至少有补偏救弊的功用，不能一言以蔽之曰“保守”。 

　　面向社会的普通演讲，因讲题原属小众，并不适合于一般大众，从来效果不佳。1922年章太炎应江苏教育会之邀，在沪讲授国学，开始慕名而来者极多，几近千人，盛况空前，须改换大会场，但后来者日益减少，最后仅剩数十人95。而这时章氏仍被奉为国学大师。近代史上，此类鼓动大众的演讲，如果不能追随受众的情绪与喜好，往往得不到呼应，而大众的情绪有激进化趋势，鼓动者靠舆论赢得权势后，则须理智行事，结果容易失去受众。被拿来与章太炎作对比的胡适，这时受欢迎的程度也开始降低，常被学生讥刺为“胡博士”。至于学术方面，凡趋时者本来容易过时，到30年代，不满新文化派偏弊的新进之士逐渐增多，其中不少人为留学归国，新文化派所拥有的年龄和文化资源优势丧失殆尽，所用以打击反对派的老旧等等帽子统统不适用，同时，随着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民族主义情绪逐渐抬头，五四以来的反传统倾向遭遇反弹，学术趋向随之变异。章太炎指责讲哲学讲史学者，“恣为新奇之议论”，没有一定之轨范，“足以乱中国”，将新文化派的“空谈之哲学，疑古之史学”视为“魔道”96。其对于当时世风与学风的嬉笑怒骂，虽不免邵力子前此所批评的“好奇”、“恶新”两种积习97，其中轴却是一以贯之的通方之论，在几经社会转型的阵痛后，许多警句至今看来更是至理名言。 

　　学问在高明处古今中外大体相通，因而王国维断言学无中西新旧之分。章太炎主张求是与致用兼备，讲学问又时时牵扯政治，易于被指为落伍。但他自民国成立以来对思想文化学术界的种种批评，旨在强调为学贵有根柢，否则学无所本，极易过时。早在1922年，黄侃就针对学术界的时弊推崇乃师超越流俗，以为“学术有始变，有独殊。一世之所习，见其违而矫之，虽道未大亨，而发露耑题，以诒学者，令尽心力，始变者之功如此。一时之所尚，见其违而去之，虽物不我贵，而抱守残缺，以报先民，不愆矩蒦，独殊者之功也。然非心有真知，则二者皆无以为。其为始变，或隳决藩维，以误群类。其为独殊，又不过剿袭腐旧，而无从善服义之心。是故，真能为始变者，必其真能为独殊者也。不慕往，不闵来，虚心以求是，强力以持久，诲人无倦心，用世无矜心，见非无闷，俟圣不惑。吾师乎！吾师乎！古之人哉！”98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学术界，虽然好以守旧责人，以代际名义实现派系更替，结果终不免“暴起一时，小成即堕”99，以至抗战期间钱穆屡屡批评学人无大成就，并且特意强调章太炎为学守平实，认为：“太炎之于政治，其论常夷常退，其于民族文化，师教身修，则其论常峻常激。然亦不偏尊一家，轻立门户。盖平实而能博大，不为放言高论，而能真为民族文化爱好者，诚近世一人而已矣。”100由此而论，早已被新文化派宣布为“过时”的章太炎，其学术主张在钱穆等人身上再度体现，倒是新文化派自己，时过境迁，难免“过时”之讥。后来者失察，以新派自我中心塑造的历史为据，又拘泥于一时一事，结果重蹈覆辙，跳不出历史的循环往复。 

　　注释 

　　1《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46—550页。 

　　2章开沅教授即认为章太炎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主要并不在于政治方面，其主要事业和对民族的贡献是在学术方面，终其一生可称得上是真诚爱国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章太炎思想研究·序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陈平原也认为章太炎不只是政治家，更是近代中国最博学、思想最复杂高深的人物(陈平原：《追忆章太炎·后记》，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579页)。 

　　3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年；彭明辉：《历史地理学与现代中国史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 

　　4《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64—781页；《周作人日记》下册，(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204—240页；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1页。 

　　5在北京大学的演讲原计划为4月18、20日讲两次，因未能完毕，22日续讲一次(《北京大学日刊》第2806号，1932年4月12日；《北京大学日刊》第2815号，1932年4月22日)。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据周作人日记推断章太炎演讲从4月20日至22日连讲三天(见该书第132页)。实则4月18日的演讲周作人未听，只于是晚7时赴宴。此宴会由马幼渔出面，参与者还有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俞平伯、刘复、魏建功、胡适、蒋梦麟，共11人。 

　　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第182页。张中行称章太炎在北京大学第三院风雨操场还有一次“下里巴人”的公开演讲，“老人满头白发，穿绸长衫，由弟子马幼渔、钱玄同、吴检斋等五六个人围绕着登上讲台。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说话不改老脾气，诙谐而兼怒骂。现在只记得最后一句是：‘也应该注意防范，不要赶走了秦桧，迎来了石敬塘啊！’”(《负暄琐话·章太炎》，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455页)此事未见其他报道。周作人亦指口译者为钱玄同。刘半农为江苏人，章太炎对其学行不以为然，似难担任口译。章太炎在民国学院、中国学院和平民大学的演讲，则由黄侃担任口译。 

　　7、8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9《发起亚洲古学会之概况》，《时报》1917年3月5日。 

　　9《致柳翼谋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763页。 

　　10《刘师培致〈公言报〉函》，《北京大学日刊》第340号(1919年3月24日)。 

　　11顾颉刚称：“孟真在同班中孤立，而《国故》月刊便是他同班所组织，而且他的同班除了他外无不在内。感情学问既相差甚远，偏又刻刻见面，自然有许多微讽托意之词，自然仇怨渐渐的深固了。”“他们两人最遭人忌的地方便是办了一卷《新潮》”(顾颉刚致叶圣陶信，1919年6月17日，转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6页)。 

　　12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546-550. 

　　13《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85页。 

　　14张丹：《永难泯灭的记忆》，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筹委会编《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81页。 

　　15胡云富、侯刚：《吴承仕传略》，《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209页。

　　16《周作人日记》下册，第204、240页。周作人在回想录中引自己的日记有所改动。 

　　17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80页。 

　　18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第103页。 

　　19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616—617页。该演说收在1921年出版的《太炎学说》上卷。 

　　20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17—618页。 

　　21四部分类，发端于部勒图书，后来逐渐演变为指相应学科，史学、经学成名较早，诸子学稍晚，集部原指文选，因掺入杂书过多，难以独立成学。详情另文专论。 

　　22章太炎讲演，曹聚仁记录《国学概论·小识》，巴蜀书社，1987年，第2—4页。 

　　23《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2页。此事发生于3月12日，有关详情，黄侃记为：“食罢，二风至，予曲意询其近年所获，甫启口言新文学三字(意欲言新文学，且置不言)，彼即面赤，争辩，且谓予不应称彼为二风，宜称姓字。予曰：‘二风之谑，诚属费宜，以子平生专为人取诨名，聊示惩儆尔！常人宜称姓字，子之姓为钱耶?为疑古耶?又不便指斥也。’彼闻言，益咆哮。其实畏师之责。故示威于予，以塞师喙而已。狡哉二风！识彼卅年，知之不尽，予则浅矣。”(《黄侃日记》，第767页) 

　　24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第113页。 

　　25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年，第226—253页。 

　　26钱玄同：《致适之》，1925年5月12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14页。 

　　27黎锦熙认为：“一般人只看见钱先生并不和他老师一样的反对‘今文’经学，而且研讲‘今文’，表彰南海，就以为他于章氏的‘古文’经学竟无所承，殊不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大胆说话，能奏摧枯拉朽之功，其基本观念就在‘六经皆史’这一点上。”(《钱玄同先生传》，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68页)王 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论其对儒学传统的冲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5年)已经指出钱玄同所受章太炎的影响(参见该书第205—207页)。 

　　28有学者指该刊所发章太炎白话文各篇，均出自钱玄同之手。据近年学者考证，除《中国文字略说》一篇外，其余均为章太炎自作。 

　　29《省教育会通告》，《申报》1922年3月29日。 

　　30《中华新报》1922年10月10日增刊。 

　　31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第63页。 

　　32臧恺之：《吴检斋先生轶事》，《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04页。 

　　33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09—410页。所品题之一、三两类，原认为指胡适、陈寅恪，似嫌武断。陈以爱女士认为当指章太炎、胡适。第一类亦可能指梁启超，第三类指胡适则尚有不解之处。各说虽皆有本，孙楷第毕竟是概括归纳，过于坐实，或许反而失真。 

　　34汤炳正：《忆太炎先生》，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455页。 

　　35《与罗振玉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1—172页。 

　　36《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璩鑫圭、童富勇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630—638页。 

　　37钱玄同：《敬答穆木天先生》，《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89、194页。 

　　38钱玄同：《致周作人》，1926年4月8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5页。 

　　39《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6—550页。 

　　40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430页。 

　　41《哀启》，《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64页。 

　　42汤炳正：《忆太炎先生》，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459页。章太炎《汉闲话》：“东原云：大国手门下，不能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反能出大国手。盖前者倚师以为墙壁，后者勤于自求故也。然东原之门，即有王、段、孔三子，所得乃似过其师者，盖东原但开门径，未遽以美富示人。三子得门而入，始尽见宗庙百官耳。前世如张苍门下有贾太傅，而贯长卿辈经术不过犹人；梁肃门下有韩退之，而籍 辈文学去退之已远，则真所谓二国手三国手门下能出大国手，大国手门下不能更出大国手也。”(《制言半月刊》第13期，1936年3月16日) 

　　43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52—453页。 

　　44魏建功：《〈钱玄同先生与黎锦熙先生论“古无舌上、轻唇声纽”问题书〉读后记》，《中国语文》1961年9月号，转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第114—115页。 

　　45黄侃所记作东者无尹炎武而有周叔迦(《黄侃日记》，第773页)。 

　　46《北京大学日刊》第2806号(1932年4月12日)。关于北京大学的主办机构，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称为“国文研究所”，姚奠中、董国炎从之，实误。 

　　47《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48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的史学革命与史语所的创立》，收入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1998年，第1—34页。 

　　49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41页。 

　　50《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第440页。 

　　51钱玄同：《致郑裕孚》，1938年3月1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00页。 

　　52顾颉刚致叶圣陶信，1927年7月4日，转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14页。 

　　53《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 

　　5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30页。 

　　551924年7月5日与履安信，转引自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7页。 

　　56蓝文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79页。 

　　57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第3章第1节。 

　　58《研究所国学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第2045号(1927年2月24日)。 

　　59《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讲”题目》，《北京大学日刊》第2040号(1927年1月29日)。 

　　60钱玄同：《致潘景郑》，1936年9月1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08页。 

　　61陈守实：《学术日录》，1928年2月8日、22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收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33页。据吴其昌《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梁“命其昌辈推举良师，其昌代达诸同学意，推章太炎先生、罗叔言(振玉)先生。先师欢然曰：‘二公，皆吾之好友也。’……其昌因奉校命，北走大连，谒罗先生于鲁诗堂，南走沪，谒章先生于同孚里第。”“初时罗章二先生均有允意，章先生拈其稀疏之须而笑：‘任公尚念我乎！’且有亲笔函至浙报‘可’。然后皆不果。罗先生致余书，自比于‘爰君入海’，章先生致余书，有‘衰年怀土’之语。”(《子馨文存》第3卷《思桥集》，沈云龙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81辑之808，台湾文海出版社，1981年影印，第449—450页) 

　　62周传儒、吴其昌：《梁先生北海谈话记》，丁卯初夏《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 

　　63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 

　　64详见刘巍《〈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背景与初始反响》(《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刘文力辩钱穆本意不及“史学界之疑古派”，并疑钱穆将后起之意附到当年之事，则嫌稍过。钱穆的意思是说傅斯年向人介绍其为《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意在破今文学派和疑古派。至于钱穆对古史辨的看法，他自称：“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然考信必有疑，疑古终当考。二者分辨，仅在分数上。如禹为大虫之说，颉刚稍后亦不坚持。而余则疑《尧典》，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而孟真所主，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师友杂忆》，第167—168页)若钱穆真有曲笔，倒是将与疑古派的分歧轻描淡写。其实，与古今中外各学派一样，古史辨派的主张本无大错，但实行中以疑为考，变成一味破坏，疏于建设。变疑为考，正是立异的关键。 

　　65章太炎著，虞云国标点整理《 汉三言·汉微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66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荣孟源审校《吴虞日记》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页。 

　　67《新闻报》1924年7月20日，转引自《北京大学日刊》第1526号(1924年9月24日)。

　　68天津《大公报》1937年6月10日。陈垣1943年11月24日致方豪函谓：“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 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02页)此言不足以表明陈垣本人史学思想的变化，却反映那一时期学术风气的转移。 

　　69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第62—63页。 

　　70杨树达：《〈太炎书札〉跋》，《积微居友朋书札》，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 

　　71杨明德：《检斋先生在师大》，《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13页。陆宗达、刘节、周馥、殷孟伦、戴名扬、朱臾卿等请黄侃讲音韵训诂相关之理。杨树达还让侄儿杨伯峻拜黄侃为师。据《黄侃日记》，其时有九位学生前来听讲，每周两次，“鄢荣爵、谢震孚、沈仁坚、汪绍楹，皆新来者；骆鸿凯、陆宗达、朱家济、周复、任化远，皆昔已从游者。”(《黄侃日记》，第764—765页) 

　　72《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1分(1928年10月)。 

　　73《胡适日记》，1929年2月4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影印本。 

　　74《北京大学日刊》第2875号(1932年7月16日)。 

　　75《〈制言〉发刊宣言》，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70页。 

　　76章太炎致马宗霍函，1932年10月6日，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924页。 

　　77《〈制言〉发刊宣言》，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870页。 

　　78章太炎：《历史之重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930—931页。 

　　79《民国日报·国学周刊》(上海)1923年国庆日增刊。 

　　80顾实：《发刊辞》，《国学辑林》第1期(1926年9月)。 

　　81参见《〈国学辑林〉撰述员名录》、《中国国学研究会会员名录》(《国学辑林》第1期)。 

　　82《黄侃日记》，第285页。胡先 也指出《学衡》宗旨“一则必须用文言，二则沟通中西学术，非纯乎保存国粹”。并对《华国》的个别文章表示不满。 

　　83顾实：《发刊辞》，《国学辑林》第1期。 

　　84陈中凡后来在《自传》中称其在东南大学与同人发起组织“国学研究会”，编辑《国学丛刊》，力求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增进文化”，是要与盲目复古的学衡派相抗衡(姚柯夫编著《陈中凡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17页)。此说显然受后来时势的影响，与当时语境及事实本相不合。陈早年在北大参与《国故》，任编辑(《〈国故〉月刊社成立会纪事》，《北京大学日刊》第298号，1919年1月28日)，先后任东南大学、金陵大学、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李详称其主金陵大学国文系时，“与胡小石先生提倡国粹，声誉昭然，或推或挽，学子日聆绪论，不胜斐然。将继东南而兴，自成一队。”(吴新雷等编纂《清晖山馆友声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2页) 

　　85汤国梨口述，胡觉民整理《太炎先生轶事简述》，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102页。 

　　86《国学会会员姓名一览表》，《国学商兑》第1卷第1号(1933年6月1日)；《国学会会员姓名一览表》，《国学论衡》第2—8期(1933年12月1日—1936年11月20日)。 

　　87吉川幸次郎：《留学时代》，《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2卷，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第384—394页。 

　　88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 

　　89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第33页；孙敦恒：《清华国学院纪事》，葛兆光主编《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11页。 

　　90陈守实：《学术日录》，1928年2月8、22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 

　　91诸祖耿：《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序》，(南京)《文教资料》1986年第4期，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引自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第377、452页。 

　　92乃蒙：《章太炎的讲学》，《宇宙风》第22期(1936年8月)。 

　　93《论语》第14期(1933年4月1日)。 

　　94老实生：《听朴学大师讲学记》，《论语》第15期(1933年4月16日)。 

　　95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667页。 

　　96章太炎：《历史之重要》，《制言》第55期，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930页。 

　　97邵力子：《志疑》，章太炎讲演，曹聚仁记录《国学概论》，第119页。 

　　98《黄侃日记》，第51页。 

　　99章太炎：《对重庆学界演说》，《历史知识》1984年第1期，第44页，引自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9页。 

　　100钱穆：《余杭章氏学别记》，《大公报》(天津)1937年6月10日。作者信息 

作者：桑兵 

简介： 学术中国 版权所有 Copyright(c)1999-2008 www.xschina.org All Rights Reserve

西贝惑

正如曾国藩对应着孔子一样，曾国藩以后的维新者和革命家构成了汉末陈藩李膺那样的文化精英的历史回声。汉末以降，作为社会头脑阶层的中国知识分子随着文化气脉的式微走向没落，逐渐从历史舞台的中心滑向边缘，从社会政治的庙堂之高退向隐逸山林的江湖之远。知识分子的历史意味由此归结，以后的社会头脑阶层再也没有了相对独立的群体性或集团性。直到明末，才出现些许由知识分子结群的萌芽。 

然而，等到历史的一个轮回行将走完之际，在中国晚近历史由曾国藩等一代经世致用英才开启的近代，相继涌现了一大批在才能、人格、品性等各方面都足以与汉末文化精英媲美的志士仁人。他们以空前的热情．空前的勇气和空前的牺牲精神在中国晚近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如同夜空中闪烁的群星，我在此称选择章太炎只是因为这是其中最有代表性又最具历史的标记意味的一颗。无论作为思想家还是革命家，亦无论作为学者还是作为志士，章太炎都具有为其他人所没能具有的纯粹性。这种纯粹性不是标记在他们的领袖地位上，而是体现在他的顽童品性上。 

正是这样的顽童品性，我把章太炎称作中国晚近历史上最可爱的人。而且无独有偶，这个最可爱的人与曾国藩一样也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相形之下，人们对孙中山没有争议，所以孙中山不可爱；还有人们对鲁迅也很少争议，所以鲁迅也不可爱。正如在人际社会中，最有争议的人物往往是最可疑的人一样；在历史长河中，最有争议的人物往往是最重要最有意味的人物。人际之间，我宁愿相信一个有争议的人而不愿相信一个没有争议的人；同样，我面对历史的时候，又往往把最没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看作是历史上的某个牌位，某座灵堂，从而把最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看作是历史的鲜活的生命；因为他们具有人所具有的一切，同时又标记了历史生命的各个侧面，甚至包括对他们的争议，都含有争议固有的历史内容。 

在中国晚近历史上几乎所有风云人物之中，章太炎也许可算作唯一的一个孩子。他不仅以一个孩子的造型而且以一颗孩子才有的童心在历史上刻下了他的印痕，宛如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到天边在其中一颗参天大树上留下的稚气十足的身体语言。章太炎的顽童品性决定了他不是生在书斋中的浮士德，而是策马出征的唐．吉诃德。浮士德被引诱出书斋是因为欲望这个魔鬼，唐．吉诃德的渴望征战则是由于一副侠义心肠的驱使。侠义构成章太炎的顽童品格，童心构成章太炎的顽童本性。透过章太炎的革命生涯，这种由侠义和童心组成的顽童品性如同唐．吉诃德的长矛瘦马一样令人瞩目地呈现出来。这种品性不象曾国藩的事功那样乃是无言的，而是有言的，并且喋喋不休乃至著作等身。然而，听完章太炎的所有言论，人们只消细细一品，便不觉莞尔。一个如此博学多闻的大学问家，说出来的全部都是孩子气十足的无心快语。所谓无心乃是内心的纯粹所抵达的毫无心计的境界；所谓快语，乃是因内心的纯粹而来的在语言表述上的欢快和自得其乐。章太炎不在乎别人能否分享他的快乐，所以在语言上丝毫不向通俗妥协让步。这样的顽童品性一如他在其革命生涯中从来不计较个人会担当怎样的风险，动辄便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之举，而且往往不是去打虎，而是去祭虎，去牺牲，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即便是这种血性，在章太炎也是缘自他的顽童品性。 

基于这样的品性，章太炎痛责袁世凯，章太炎批评孙中山；也是因为这样的品性，使鲁迅对他不无嫉妒，使一些忠诚于白话文的文学青年对他不可理解。总之，章太炎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人物，无论在革命业绩还是学术思想上，他都没有十分醒目的特殊建树，但又无论作为革命家还是思想家学问家，他都留下了不可忽略的历史和学术的标记。作为一个孩子，章太炎在革命和著述上同样没有野心；作为一个孩子，章太炎又做出了其他革命家做不出的事绩，说出了其他学问家说不出的见解。章太水如同一汪碧水，水面上遮盖着密密的浮萍；人们平时只见浮萍不见碧水，唯有清风拂过，吹开浮萍，才现出碧水的清澈和碧水的纯净。而所谓清风，则是一种以童心阅读童心所产生的心灵的互相感应。阅读章太炎的顽童品性心须以童心为阅读前提，象鲁迅那样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读章太炎只能读出二三事，并且会作出朝前朝后的是非判断。这种是非判断与其说在于章太炎的功过得失，不如说是判断者本人的心理投影。 

作为一个革命家，章太炎是混沌的。章太炎不是经由周密的计划或怀抱远大的理想投身革命的，而是凭着他一派天然浑成的顽童品性去体味革命的。革命在章太炎既没有兑现乌托邦的意味，也没有打天下坐江山的抱负，而是一种仗义行侠，一如唐．吉诃德的出征天下。这种体味革命的孩子气在于体味本身的诗意上，或者说，章太炎的革命与其说是学者的，不如说是诗人的，与其说是头脑的思考结果，不如说是内心的体悟使然。因此，章太炎的革命生涯从来都是跟着革命走，而不是领着革命行；革命行走到哪一步，章太炎的体悟也就跟到哪一步。维新时期，章太炎的革命意识仅止“通三统”那样的革政思想；维新失败之后，章太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发表《代议然否论》；二次革命之前，章太炎倾向于统一集权；袁世凯、张勋之流的倒行逆施，又把章太炎推向“地方自治”；及至“自治”运动幻灭，章太炎只好退回书斋，讲经救国；但一见日本军队侵入，章太炎又拍案而起，激烈主张抗日。终其一生，章太炎都没能成为鲁迅所断言的那种“宁静的学者”，而是作为一个不安的诗人，不断地呼吸着历史的风云，不断地体味着革命的意味。章太炎不是一个成败意义上的革命家，不是一个破坏了什么或者建设了什么的革命家，而是一个就革命本身意味而言的革命家。因为革命本身的涵义不是夺取政权的暴动，而是源自内心的仗义行侠和自由抒情。革命家的本性不在于成为执政者的目标，而在于在路上的流浪。革命的自由本性是在在路上的流浪中敞开的，一如鲜花在阳光雨露的交替下开放。真正的革命在实质上不是基于复仇的冲动和夺权的欲望，而是基于内心之于自由的向往，内心之于诗意的抒发。章太炎的童心决定了他是一个诗人意义上的革命家，而不是领袖或造反意义上的革命家。而且，章太炎革命的这种童心这种诗性不是象曾国藩后来的“倚天照海”境界那样修得的，而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 

与曾国藩一生的生命修炼不同，章太炎一生的基点是童心的抒发，是其顽童品性的自由徜徉。因为是这样的品性，所以章太炎从来不把在别人看来是绝大的风险放在眼里；也因为这样的品性，章太炎历经劫难，却什么人都伤害不了他。因此，章太炎的革命与其说是一种书生学人的事功业绩，不如说是一种生命的奇迹，一个生命的传奇故事。沉重的历史在章太炎的革命面前与其说是吱嘎吱嘎地走过的，不如说是欢快地流过的。每每在章太炎把自己抛入一个令人悬心的危难处境之后，总有一个让人舒心的结局接踵而止。章太炎的传奇故事尽管不断地再现着汉末党锢史案的悲壮和凝重，但这些故事在章太炎本人却如同米老鼠唐老鸭那样的美国卡通片一样充满戏剧性和喜剧性。这里的秘密在于，章太炎的革命始终以一个孩子的天真无邪穿梭在一片虎狼之地。孩子者，极善也；虎狼者，极恶也；邪不压正，恶不伤善。极恶者伤不了极善者。因为恶要伤人的前提是人须有恶。人若无恶，又何来恶之伤害？无论是满清朝廷还是袁世凯，均为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至恶之物至恶之人，它们制造了无数的烈士，但他们都奈何不了章太炎这位至善之士。人们尽可以在章太炎故事中找出种种偶然性，或者找出历史上倡言童心说的李贽作为反证，但章太炎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奇迹，一个大孩子的传奇。 

用庸置疑，当年章太炎在《苏报》案发时挺身前往，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的时候，人们的确为此震惊。及至邹容报案，整个故事的传奇性已经风靡天下了。然而，同样的坐牢，章太炎安然无恙，但邹容却丧身囹圄之中。人们当然可以说这纯属偶然，而且也从来没有人在这个故事中发现童心的意味。但我却从邹容之死中看到了章太炎之所以不死的童心背景。因为从表面上看，邹容较之章太炎年少，只是章太炎的小弟；但较之于二人的内心，章太炎是个孩童，而邹容却渴望长大，以急迫的建功立业之心替代去了他原来也曾有过的一颗赤子之心。比较一下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序〈革命军〉》，人们不难发现，与其说是邹容更显得年少气盛，不如说是章太炎更显得赤诚天真。相形之下，邹容也孩子气，但他的孩子气在于年少，不象章太炎那样在于童心。年少者容易踌躇满志，或者张扬暴力，或者独立寒秋，由此而气盛；而童心者则一派天然，好恶系之不在于志向，而在于心感。如果说作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是可爱的，那么章太炎则更可爱。就因为章太炎的更可爱，使他身陷囹圄而安然无恙，而邹容的可爱却应在了“马前卒”的牺牲上，因为邹容的可爱所系在其志向，支撑着志向的又往往是意志，而不是童心。童心没有志向，章太炎的革命从来不立志如何如何。正因为童心没有志向，所以无论怎样出生入死，却都百病不侵，百害不伤。也正因为邹容的革命所基于的不是童心而是志向而是意志，所以入狱之后会为疾病所侵，为疾病所害。疾病者，心之缺也。疾病无以侵害童心，因为童心无缺；但疾病往往会摧折人的意志或人的志向，使踌躇满志者中途夭折，从而“长使英雄泪满襟”。 

如果说《苏报案》是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的一例，那么后来的责骂袁世凯则是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的又一例。章太炎的责袁与他的《苏报案》一样为众所周知，但袁世凯的不杀章太炎却是一个人人都不曾细想的谜团。当然，人们对此又可以找出诸多客观因素偶然因素，但人们谁也不曾把这个谜团的谜底归结于章太炎的童心。因为这个谜团的谜底在于：婴孩弃地，虎狼不食。袁世凯乃虎狼之辈，早在软禁章太炎之前已有暗杀宋教仁的先例。倘若挨了别人，无论是孙中山黄兴还是其他反袁领袖反袁人物，袁世凯都不会轻易放过。但偏偏是这个章太炎，无论章太炎如何责骂袁世凯，袁世凯都不会加害。按说，假如袁世凯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在称帝之前不杀章太炎，在称帝之后应该无所顾忌了；即便称帝之后不便杀，临死之前总该解解心头之恨吧；但袁世凯至死都没动章太炎一根毫发。在章太炎被软禁之时，章太炎本人都作了献身的准备，“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着”；但袁世凯不但不让他流血，而且还以礼相待，亲自手书下人八条保护准则，其中包括：“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诸如此类的条款。 

仿佛是为了作一个婴孩弃地虎狼不食的佐证，章太炎的长女担忧父亲的安危，亲自上京，以图照料。结果，章太炎平安无事，倒是章太炎的这个女儿枉送了性命。不仅如此，婴孩弃地虎狼不食还有另外许多佐证。比如后来章太炎帮助孙中山护法去云南游说唐继尧时，章太炎十分孩子气地特制了两面特大的红旗，让人扛着先导，以壮行色。章太炎一点不曾留意这两面大书着他大元帅府秘书长名义的旗帜,在规模上超过了唐继尧帅旗的三分之一。于是唐继尧的副官如此告诉了唐继尧，结果唐继尧却一笑了之，命令这位副官好好照料章太炎。与章太炎同时代的各路英雄好汉，一个个都恨不得我吃了你，你吞了我；连陶成章那样的革命党领袖都会遭到另一派革命党的暗杀，一如宋教仁遭到袁世凯的毒手。然而偏偏是章太炎，无论怎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批评这个，责斥那个，却始终平安无事。他曾激烈反对过孙中山，但孙中山却从来没有为难过他，反而不断地向他致电，请他合作。蒋介石当权之后，章太炎始终持不合作态度，但蒋介石不仅不介意，还在章太炎讲学苏州时特意派人送去一笔赞助。如此等等。 

基于虎狼不食的这片童心，章太炎的革命乃是一种仗义行侠。当然，章太炎的行侠方式不是挺剑，而是秉笔。章太炎革命的行侠风格几乎就是光复会的革命纲领：“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而退。”在当时的革命会党中间，光复会是最具行侠特色的一个会党。如果说章太炎的行侠还仅仅是秉笔，那么徐锡麟和秋瑾的行侠则全然为挺剑了。徐锡麟和秋瑾与章太炎一样，是革命的传奇人物。或许是某种历史原因，光复会这个浙籍会党的一些领袖人物特别富于牺牲精神。明末顾炎武的反清活动，清初历次著名的文字狱，使浙江文人对满清王朝抱有深仇大恨和不妥协的反抗传统。为此，陶成章专门撰写了《浙案纪略》，以示革命的渊源。相比于孙中山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章太炎、陶成章和徐锡麟秋瑾他（她）们的光复会显然更少夺取政权的意识，更多仗义行侠的古风。光复会几乎是汉末党锢精英一个直接的历史呼应，无论在人物形象还是行事风格上，都具有一种生命本然的纯粹性。 

因为是仗义行侠，所以章太炎的革命始终不掺带政治野心。章太炎之于革命的选择不是以身许国，便是功成身退。正是这样的侠义心肠，使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提出了“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也正是这样的侠义心肠，使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重建中华的关键时刻选择袁世凯而冷淡孙中山。不管章太炎的这个口号和这个选择之中掺杂了多少人际关系成份，其根本成因却来自章太炎革命和孙中山革命在内心指向和人格构建上的差异。章太炎的革命没有孙中山那样的夺取政权上的精心筹划。章太炎不着重革命之后对江山的拥有，因此也就不看重政党在革命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夺取政权上的作用。由此产生的天真便是：既然我章太炎不看重政权和政党，那么你孙中山也不该看重政权和政党；既然我们革命党人全都不以此为重，那么推翻了满清王朝之后让袁世凯做总统也未尝不可。 

章太炎革命的仗义行侠意味使章太炎更多地从个人行为上考虑革命，而不是着重于从社会成效或历史意义上衡量得失。这是他有别于孙中山之处，也是他有别于宋教仁之处。孙中山是一个具有强烈的领袖意识的革命者，他不是把革命看作是仗义行侠的个人行为，而是把他的个人行为看作是革命的象征和历史的进程。孙中山虽然不象洪秀全那样把革命全然等同于身体的叛乱，但孙中山和洪秀全一样有着明确的江山意识，只是孙中山把天王的理想改成了大总统的称号。孙中山渴望统一天下，渴望成为名正言顺的大总统；不管这种渴望在孙中山是多么难以如愿，他的大总统称号不是临时的就是非常的，但孙中山革命的动因却与这种渴望紧密相联。 

章太炎革命的行侠品格也有别于宋教仁。宋教仁虽然没有孙中山那样的领袖意识，但他不象章太炎那样总是诗意盎然。宋教仁是平和的，实际的，清醒的，极其具有操作能力的。宋教仁的努力和孙中山也不一样。宋教仁的努力不是想以新的一统天下替代旧的一统天下。宋教仁的努力是想在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引进全新的西方因素，通过国会制约总统，消除独裁的阴影，杜绝称帝的可能。也即是说，宋教仁是想通过建立国会的努力，在中国古老的圣贤帝王民众的社会政治结构中插入全新的民主因素，以立法．司法．执法三权分立的形式在原有的帝王位置上构成具有头脑意味的中枢系统，从而使帝王在形式和实质上的彻底消亡成为可能。宋教仁是一个杰佛逊式的政治家；遗憾的只是袁世凯却不是华盛顿，所以宋教仁是他最危险最名符其实的的死敌，而孙中山只是他的竞争对手。宋教仁的成功意味着帝制的彻底死亡，不管其帝制被冠之以总统的名义还是主席的称号；于是袁世凯代表过去、当下、将来的所有具有大一统雄心的帝王，把宋教仁的努力扼杀在了历史的摇篮里。相形之下，光复会志士如徐锡麟秋瑾们的殉身只是革命的传奇，而宋教仁的被刺却蕴含了真正的历史悲剧的意味。 

当然，章太炎在当时不可能看到这样的意味，因为他不是一个象宋教仁那样经由头脑的慎密思考行事的革命者，而是凭借内心的感触四处行侠的大侠客。宋教仁的被刺在章太炎的感受不是某种历史可能性的受阻，而是一个他所敬爱的革命同志的遇难，从而将一腔悲愤变成口诛笔伐扔到袁世凯头上。也即是说，在宋教仁的遇难和袁世凯的专横面前，章太炎感受到的与其说是其历史内容，不如说是其个人品性。正如章太炎革命的行侠风格是基于他的个人品性一样，章太炎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判断也基于他对人性善恶的辨别。正是出于这种人性善恶的辨别而不是出于对历史要求的体悟，章太炎在袁世凯以后的政府首脑人物中倾向于黎元洪，因为黎元洪具有儒雅的书生气质。也正是出于这种人性善恶的辨别，章太炎本能的感觉触及到了某种历史要求的难以付诸实现的历史课题。章太炎将民国以后的历届元首分为三类，一类是袁世凯式的“枭鸷”，于国于民有“威福自专之患”；一类是黎元洪式的“仁柔”，一旦“将相上逼”，无法安于其位；一类是孙中山式的“狂妄”，狂妄者“势稍强则与枭鸷者同，势稍弱又与仁柔者同”；而在这三类人之间，有枭鸷者时，仁柔者狂妄者“又必不能与争”。 

章太炎的这种触及虽然是相当直觉的，但他的感受却表明了在专制王朝结束后，新的共和国的建立缺乏文化心理上的人性基础。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帝制不仅是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构成因素，而且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基础。所谓皇帝，不仅端坐在朝廷之中，而且深居于人心之内，西方人是没有上帝也要造一个上帝，中国人是没有皇帝也要造一个皇帝。袁世凯称帝虽然愚蠢，然而率直。袁世凯称帝作为一个象征，道出了在推翻帝制以后的一些中国政治领袖的心声。袁世凯的愚蠢只是在于，他将大一统的集权专制简单地等同于了赤裸裸的帝制，而不懂得不选择帝制照样可以获得大一统的集权专制。因为专制的关键不在于形式上是否要穿龙袍登龙庭，而在于个人意志的是否强横。偶若个人的强横足以达到如同章太炎所说的“枭鸷”程度，那么即便有仁柔者有狂妄者也是必不能与争的。 

章太炎的童心感触的方式虽然不以人性善恶为转移，但历史的文化心理却是革命的内在基础。或许章太炎和光复会的仗义行侠过于浪漫，过于诗化，过于注重生命体验和个人品性，但这样的风范却道出了革命的本真意味。毋庸置疑，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需要的不是章太炎式的侠义心肠，而是宋教仁式的冷静头脑；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历史的转折又往往是为生命的浪漫激情所推动的。这种激情不具备实际的操作意味，但这种激情的不计功利不计得失的献身精神和侠义风格却给历史刻出了应有的审美向度。历史并不象唯物史学家说的那样完全由物欲推动的。虽然物欲和利益是历史的一种动力，但宗教和审美也同样是历史的动力。 

历史作为一个由身体、头脑、内心三个层面组成的完整的生命，身体的需要仅仅是历史演化的一个层面的动力，头脑层面上的智力开发和内心层面上的审美导引则是历史在另外二个层面上的动因。西方人对此表达得很清楚，西方人不全都是唯物主义者。在《圣经》中，亚当是吃了智慧之果才开始了走出伊甸园的历史。在《伊里亚特》中，是因为美丽的海伦才有一场著名的战争。《圣经》没有说亚当由于要吃东西才被逐出伊甸园，《伊里亚特》史诗也没有把人们对于海伦的邪念作为战争的动因。也许只有在唯物主义时代的中国人的观念中，才把食色的欲望看成是历史的全部动因。事实上，在历史关键时刻，审美比食色更具有创造的激情。人们也许会忘记清末时代他们吃了什么，但他们谁也不会忘记那个时代的徐锡麟秋瑾们为他们做了什么。只有在一个社会堕落到了极端唯物的时候，人们才会忘却历史上的革命传奇，而津津乐道于种种清宫御膳。 

当然，指出章太炎革命的这种审美意味，并不意指宋教仁的努力了无生命气息。在中国晚近历史的这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革命中，宋教仁式的实际操作是和章太炎式的仗义行侠相辅相成的两个轮子。一个轮子是实际的，头脑的；一个轮子是浪漫的，内心的。内心的轮子经激情转换到头脑的轮子上，头脑的轮子再经由操作将历史的审美向度落实为历史的社会现实。两个轮子互为依存，一如人们用双脚行走一样，一前一后，交替行进。然而，宋教仁的遇难使革命顿时残缺，从而使革命一下子从内心头脑层面跌落到身体层面。因为内心的向度不经由头脑层面的操作，其生命的能量就无法转换成现实的秩序和历史的结构。当时的章太炎于此自然不可能有全然的洞见和全知全能式的表达，但他有关三类首脑人物的论述却表明了对革命丧失了头脑而只好听凭首脑人物的品性主宰的结果的遗憾。章太炎的论述虽然很孩子气，但这个大孩子的直觉却是准确而有力的，因为章太炎直觉地感受到了革命从内心头脑层面向身体层面的滑落。基于这样的感受，章太炎转向了他的另一个直觉，即走“自治”和“联省自治”道路的主张。如果可以把章太炎的直觉看作一面镜子的话，那么这面镜子所照射出的一个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则不在于象征辛亥革命成功后国民政府的成立，而在于象征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由帝王或专制转向国会式民主的一个历史契机的失落的宋教仁遇难。 

似乎可以把这个历史契机的失落看作是历史性的头脑的悬置和头脑的阙如。所谓头脑的悬置意指具有西方头脑文化意味的民主政治体制在宋教仁遇难之后的长期搁浅，所谓头脑阙如则意指象宋教仁那样有头脑的领袖人物在以后的中国晚近历史上的长期空缺。对此，章太炎无疑痛心疾首。章太炎对宋教仁怀有深深的敬意，并一直称许宋教仁的为相才能。其实，中国晚近历史上并不缺少内心的浪漫，但鲜有冷静的头脑。当然，内心浪漫如章太炎者，又可谓绝无仅有。因此，正如我把章太炎称之为中国晚近历史上最可爱的人，我把宋教仁称之为中国晚近历史上最难得的人。一旦这个最难得的人在最关键的时刻遇害，那么最可爱的人从此便失去了其革命在实际操作上的支撑点。由此，革命的内心轮子由于革命的头脑轮子的残缺逐渐停止转动。章太炎在宋教仁遇刺以后的革命活动已经丧失了现实性和操作性，而只是一种纯粹精神的漫无边际的徜徉。 

在宋教仁遇难以后，章太炎的革命失去了早先的历史活力。他协助孙中山从事的护法运动，不过是将在宋教仁未能如愿以偿的革命理想莫名其妙地寄托在了孙中山身上的盲目忙乎。他虽然不以孙中山为然，但他在当时还不知道孙中山乃是名付其实的孙大炮，有力，但空洞。孙中山是一个大而无当的革命家，热情洋溢，志大才疏，说得周到，做得苍白，而且内心深处还有一统天下的情结。章太炎相助孙中山护法是真诚的，并且在云南唐继光处还那么讲求革命在外观上的美感；但一旦发现孙中山的大总统情结，章太炎便马上与孙中山分道扬镳，打道回府。因为孙中山的非常大总统称号使他想起了袁世凯，狂妄者一得势便成枭鸷。作为一个革命的大孩子，章太炎不能总是洞若观火，不能时时清醒，但他能保持始终如一的真诚，保持始终如一的不做违心事。基此，他把自已的革命活动始终限定在内心的自由向度上，一旦发现他所参与的革命具有身体叛乱的意味，他马上走开，并且毫无畏惧地大声斥责。事实上，章太炎并没有错看后来的孙中山。从非常大总统到扶助工农联俄联共，孙中山革命在大总统情结的左右下逐步从头脑层面滑向了身体层面。及至蒋介石登台，革命由暴力和军事独裁而彻底身体化。 

章太炎虽然只凭童心而不以智慧感受孙中山的革命，但他的感受是准确的。因为这样的感受，章太炎在蒋介石独裁的时刻还对孙中山的堕落耿耿于怀，以致遭到了国民党人的通缉和恫吓。当那些革命的小瘪三可以肆无忌惮地威胁一个革命的老前辈时，孙中山革命的堕落和身体意味暴力意味专制意味也就可想而知了。作为当年行刺陶成章的刺客，蒋介石受到孙中山的青睐以致最后接了孙中山的班，并非偶然。因为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乃是孙中山的大总统美梦的顺理成章的续篇。由此可见，章太炎对孙中山的批评比他对袁世凯的责骂更具有历史价值，只是由于孙中山的后继者们对孙中山的一味美化，致使章太炎的声音被人们很不经意地疏忽了。 

章太炎凭着意心的直觉，察觉出了孙中山革命后来的身体意味；同样凭着童心的直觉，章太炎洞见了专制独裁和大一统的血肉关系。为此，章太炎转向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的主张和努力。对章太炎的这一转变，人们总是纠缠于当时的各种具体成因和各种人际因素，而忽略了章太炎这一转变背后的历史文化意味。也许即便章太炎本人都没有深透地说清楚他致力于地方自治的意义所在，但人们心须看到的是，章太炎的这个主张和这种努力无意中把准了历史的脉搏。按照中国历史自先秦到秦始皇以来的大轮回，中国历史的走出帝制走出专制的步伐和中国社会走出大一统的步伐是完全一致的。正如帝制专制与大一统情同手足，民主政体与地方联邦互为依托。中央政府的民主体制必定以地方省市的联邦为前提，反之，社会要大一统，那么政治就只能是专制政体。不管地方自治和各省联邦采取军事割据形式，还是采取经济文化的相对独立形式，都将是对中央专制政体的挑战，对中央民主政体的呼唤。虽然无论在社会政治层面上还是在历史文化层面上，章太炎对他热衷的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都没能阐述清楚，但他凭借直觉感受行事的种种努力，却无意中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饶有意味的启迪。

纵观章太炎的革命生涯，他的每一步都是不加思索地跨出的，但他的每一步都奇妙地踩在历史的脉搏上。因为是基于童心，章太炎的革命奇妙地与历史同呼吸共命运；因为是仗义行侠，章太炎的革命准确地表达了内心的渴望和历史的要求。如果说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构成了中国晚近历史的传奇，那么有关这个传奇的解读所解读出的正好是历史的本质形象。与此相应，解读章太炎有关历史论述的无心快语，则标出了历史的生命向度和生命本质的心灵指南。 

正如读章太炎革命要读他仗义行侠的顽童品性，读章太炎的著述要读他随心所欲的信口开河；而在章太炎的著述中，最为随心所欲最为信口开河的当推他的俱分进化论。作为中国晚近历史上的一位盖世学者，章太炎自有为一般学人所不可企及的学识。然而就章太炎自身的学识而言，则是学大于识，学多于识。虽然章太炎的学问都以他自已的识见贯穿和表述，但相对而言，章太炎的学问广博，涉猎国学、西学、佛学乃至印度的吠檀多等古老的学问，并且于每一领域均有自己的心得；可是章太炎的识见却不如他的学问那样缤纷，较之于同时代的王国维则鲜有自成一说的独到建树。 

正如章太炎的革命是心随革命走而不是心引革命行，章太炎的学识是识见随学问走而不是识见引学问行。章太炎的学问走到哪里，他的心得也就跟到哪里；而他的俱分进化论则是唯一的一个例外，不再是识随学走，而是以他的识见穿透了西学的进化论，提出了一个十分独到的见解。当然，这种穿越如同他的革命一样，不是头脑的思考结果，而是童心的感受所致。

在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西学东渐过程中，达尔文和斯宾寒的进化论和后来的马克思的唯物论及其历史决定论是对中国人产生最大影响的学说。正如唯物论迎合了中国文化固有的身体性，进化论契合了中国人求强大求进步求发展的心理愿望。进化论打碎了中国文化原有的顺其自然或听天由命的习性，激发了中国人的要强心和竞争心。几乎晚近历史上的历代革命家或改革家，都受到进化论的影响。进步和落后的观念在中国大地上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连鲁迅那样号称思想深刻于万事万物都能一眼透底的人物都无以超越进化论给出的思维框架。甚至到了八、九十年代，年青的中国学子都无以走出进化论的藩篱，将西方的先锋文学和现代思潮等同于新人新事新气象之类的求新求进步求超前求领先，以致把思想文化变成了一个体育竞技场地。因为达尔文说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而人与猿的区别就在于思想的有无，于是人们竞相思想，即便在没有思想的年代里也要刻苦学习某种思想，以便防止自已退化到猿猴的地步。又因为马克思说社会形态也是进化的，于是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就为自己的社会感到骄傲自豪，并且对地球上其他三分之二的人类深表同情，不断地许诺要去解放他们。 

进化论在中国晚近历史上既是一种激励，又是一种安慰；激励中国人求上进，安慰中国人已经进步了，如此等等。几乎没有人对进化论提出真正的怀疑。当年鲁迅曾经感叹过自己进化论思想在年轻一代总是胜于年老一代上的轰毁，但他转而迷恋了阶级论；殊不知，阶级论乃是另一种形式的进化论；所以鲁迅始终生活在进化论的阴影下，为进步所累，为斗争所苦。在整个晚近历史上，也许只有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跳出了进化论的框框，因为章太炎不象鲁迅他们那样总是以二分性的头脑思考问题，而是以不二分的童心感受各种思想。 

凡是用头脑思考进化论的人们，都不可能超越进化论。比如马克思用头脑思考进化论，结果他的学说无意中成了进化论的某种翻版。因为头脑是进化论的双重渊源，既是进化论在生理发生学上的渊源，又是进化论在思维发生学上的渊源。可以说，头脑是进化论的立论结果，也是进化论的立论原因。进化论为什么产生在西方而不是产生在东方产生在中国，就因为西方文化的头脑性质。头脑文化是进化论的土壤，也是进化论的阳光雨露。因为头脑在本质上是理性的逻辑的，一如进化论说进化是直线的递进的。头脑是进化论的天然盟友，一如内心是轮回说的天然襁褓。西方的头脑文化主理性主逻辑，就必然走向进化论；东方的内修文化重直觉重感悟，就必然信奉轮回说。在西方人的进化论经由严复那样的留学生介绍到中国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大多以头脑去迎接这个学说，而不是用内心去体会这个学识，所以几乎每一个接触进化论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对此深信不疑。然而偏偏是章太炎，给出了他独到的阐说。其原因一则在于章太炎的童心，一则在于章太炎之于佛学的研习和心得。章太炎不象其他人完全用头脑去思考进化论，而是用童心去感受进化论，用佛法去衡量进化论，结果他发现，进化是俱分的；“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 

西贝惑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是达尔文斯宾塞乃至马克思都不曾考虑过的。因为这些西方思想家以科学家自居，他们科学地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而所谓科学，又是以物为对象，而不是以人为中心；即便是人，在科学研究面前也得简化为物，然后作为对象进入科学家的视野或者进入科学地思考一切的思想家的头脑。这些思想家和科学家不会在思考社会进化和生物进化的时候关注章太炎说的善恶苦乐。因为在科学研究和理性头脑面前，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是有情众生的善恶苦乐，而是以头脑发达为标记的生物进化，或者以生产工具为标记的社会生产方式。按照那样的科学头脑和理性头脑，他们认定头脑越发达，人类就越进化；社会越发达，文明就越进步。在此，所谓进化，都是头脑给出的标记，都是以头脑为标记的衡量结果。西方人也许直到二十世纪才发现章太炎的俱分进化所表述的内容：人类越进化文明越进步自然就越遭殃，社会就越无序。与二分的头脑相应，科学乃是双刃利器。科学带来日新月异的技术文明物质文明，科学也带来危害性越来越大破坏力越来越强的环境污染和原子弹核武器。文明不是伴随着幸福而是伴随着罪恶进步着，人类也不是伴随着快乐而是伴随着苦难进化着。其实，进化的这种俱分性，早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便已有所描绘。其一，引诱浮士德走出书斋的不是海伦那样的女神，而是梅菲斯特那样的魔鬼；其二，浮士德走出书斋后的每一个进化论意义上的历史进步和文明创造都伴随着罪孽伴随着鲜血伴随着有情众生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在西方文化历史上，歌德是一个鲜见的双面人，他一面用头脑思考，向往进步，向往革命，向往创造；一面又用内心感受，呼唤生命，呼唤自然，言说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绿云云。当然，歌德不会想到，在他之后的中国晚近历史上会有一个章太炎式的顽童，不是受着梅菲斯特的引诱，也不是受着杜西尼娅的驱使，而是因为一颗童心，走进革命，走进历史，走进头脑构造的学说进化论。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以十分孩子气的阐述向进化论提出了一个东方智者式的质疑，你们讲生物进化社会进化生存竞争人类文明，怎么能忽略人性的善恶和有情众生的苦乐呢？假如善恶苦乐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你们立论基点的人性意味何在呢？假如你们不在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那么你们又在什么立场上考虑问题呢？假如你们可以抛却人的立场而立足于生物的立场，那么你们本身不就嘲笑了你们的进化论吗？假如你们立足于社会的立场或生产方式的立场，那么进化论与人的生命又有什么关系呢？．．．．．．用章太炎自己的话来说则是”曩时之善恶为小，而今之善恶为大；曩时之苦乐为小，今之苦乐为大。然则以求善、求乐为目的者，果以进化为最幸耶？其抑以进化为最不幸耶？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自标吾论曰《俱分进化论》”。 

当然，章太炎一方面发现了进化的俱分性，发现了进化之用的无所取，另一方面又没能从进化论本身的局限性上指出其弊端所在。因为章太炎的俱分进化毕竟只是基于童心而不是发自佛心。童心和佛心的区别在于：童心是直观的本能的质朴的，佛心是通观的全息的智睿的。从童心到佛心得经由一个人心的转换。童心无邪，但要变成佛心得经历世俗的人心。正如无童心者欲得佛心须回归童心一样，有童心者欲得佛心须不避世俗的凡人之心。章太炎终其一生都停留于童心。章太炎入世，但避俗；章太炎革命，但不涉世务；同样，章太炎看出进化的俱分性，但并不明白进化论的根本症结所在。章太炎的童心使他在使用语言时力求典雅高贵，不流于通俗平白；但这样的孩子气导致他总是仅止于说对而不能说透。章太炎在论述进化的俱分性时是说对的，但没有说透；章太炎在讲演《国学概论》中提及白话文时也是说对的，但也没有说透。因为童心具有准确的感受力直观力，但没有透彻的穿透力通达力。因此，章太炎在指出进化之用无所取的同时又认为进化论实不可非。章太炎不知道他提出的进化的俱分性实际上已经对进化论作了质疑，于进化论有了非议。就象章太炎会糊里糊涂地提出一个十分有意味的革命口号或政治主张一样，诸如“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地方自治、联省自治”之类，章太炎的阐述进化的俱分性时也是懵懂的不知其所以然的。然而，仅仅凭借着他那童心十足的知其然，章太炎也能说出一些相当独到的见解。 

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在进化的俱分性和俱分性背后的非进化意味上没能深入下去，但在以进化的俱分性之于历史的观照上却极有见地。我指的是章太炎论述中国历史的那一段。他说“中国有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善亦愈退，恶亦愈退”。然后他例举了先秦和汉唐的人文气象，以证实他所说的这种退化。虽然章太炎没有细想，历史既然有进有退，那么就不是进化的，而是轮回的，但章太炎就此已经以一种孩子的直觉看出了中国历史的生命轨迹。 

这种生命轨迹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文中被表述为文化的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斯宾格勒在对进化论的批判上远较章太炎彻底，但斯宾格勒在论及中国历史时却没有象章太炎那么细致。然而两人的基本看法却不谋而合：中国历史不是进化的，而是退化的；不是发展的，而是衰败的。只是斯宾格勒将退化的起点定在先秦之后，章太炎将退化的起点定在有宋以来。章太炎和斯宾格勒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把历史看作是文化的、生命的，或者说从生命轮回的角度描述了历史。他们都没有象进化论者们那样把历史看作是生物的社会的物质的文明的。相对于斯宾格勒的文化立场，章太炎在《俱分进化论》中十分有趣地说道有情众生。章太炎借用佛经术语，以有情众生的善恶苦乐非难了进化论的科学观和唯物性。 

当然，《俱分进化论》最有意味的还不在于文章本身的独到，而在于文章所表露的生命意味和体验意味。立足于有情众生阐说俱分进化论的章太炎，在终其一生的革命生涯和学术生涯中都基于自身的生命体验。也正是从革命体验出发，而不是从对象化式的研究出发，章太炎对白话文表示了他的不屑，章太炎在自治联治的政治理想破灭后走向了讲经救国。章太炎对白话文的不屑是出于内心的反感，或曰童心的不悦。他虽然没有讲透他对白话文的看法，但他以不屑一顾表明了一种童心的敏感。这种敏感乃是一颗对中国文化的赤子之心，这种敏感与章太炎在语言文字上的不愿流俗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敏感表明，章太炎不希望中国文化从天上掉到地下，从内心层面滑到身体层面。尽管胡适是在理性的层面头脑的层面上提出白话文运动的，但白话文运动经由陈独秀的革命口号，普及到整个社会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身体化倾向，即所谓的大众化倾向，引车卖浆者倾向。这种倾向将一反白话文运动原有的理性意味和头脑意味，而将语言全然身体唯物化欲念化，从而在文化指向上呼应了洪秀全当年的叛乱和剪径。后来的历史证明了章太炎之于白话文不屑的历史合理性，一如后来的文革时代证明了林纾有关“引车卖浆”者的预言。章太炎虽然没能将他的不屑一顾讲说清楚，但他凭借童心的敏感和生命的体验，看出了白话文背后隐藏着的文化危机和文化灾难。因此，他在讲演《国学概论》的当口，以几近顽童的语气调侃了白话文。至于下面听众中的一些文学青年，当然体会不到这种顽童语气背后的深意和诚挚，于是以一种儿童的天真撰文严肃认真地指责了这种顽童的调侃。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令人哭笑不得。 

与对白话文的不屑相应，晚年的章太炎致力于讲经救国。对教育的重视似乎是一些光复会革命家的传统。不用说名闻天下的蔡元培，即使是章太炎也一直不曾看轻过。即使在日本给同盟会办报时期，章太炎也一面革命，一面讲学。按照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对人的培育远重于致力于物的发展。在文明和文化之间，文化是首要的；在科技和人性之间，人性是首要的；在社会和个人之间，个人是首要的。这就是俱分进化论的根本立意所在，也是章太炎终其一生都不曾违背过人文原则。 

从事教育在章太炎是贯穿一生的事业。章太炎早年和蔡元培一起在上海办学办校，然后走上革命道路；章太炎于革命的鼎盛时期又在日本讲学；章太炎晚年则从革命回到讲坛，回到学校。以教育始，就教育终；章太炎的从教事业构成他一生的起始点。因为章太炎与曾国藩一样，明白自己乃是孔子的传人。这种从教的始终，既呼应了俱分进化论的阐述，又对称于章太炎学术生涯从儒而始，就儒而终的轨迹。再联系到章太炎革命的秉笔行侠的文化立场，人们可以发现章太炎的生命在人生各个侧面上都惊人地一致。 

章太炎也许没有象曾国藩那样刻意修炼过，但他凭借其顽童品性，无论在学术上，在革命中，乃至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行走在正道上，行走在大道上。道不斜，人不歪；道正，人立；不仅无邪，而且无伤。正如章太炎的一生是个传奇，章太炎的生命是个奇迹。我不知道章太炎为什么要释庄子的《齐物论》，但我可以肯定章太炎本人就是一个齐物者；他人与物游，心随道行。他修的是无为法门。无论就革命还是就学问，章太炎其实都是一个不求甚解者。所谓不求甚解不是浅尝辄止，而是不以头脑的思考去求甚解，而以童心的感受去品味。在这个意义上说，章太炎乃是一个生命的美食家；他品尝革命，品出了个中三昧；他品尝学问，也品出了俱分进化论那样的学说；他品尝当时的风云人物，分出了枭鸷、仁柔、狂妄的类别；他品尝教育，又培育了周氏兄弟那样的英才。而且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孩子气十足，在发病期间，见夫人阻止讲学，则谓“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章太炎以一个孩子的形象走进中国晚近历史。最后又以一个孩子的形象告别人世。因此，正如读王国维的思想学问得从他的白话读起，读曾国藩的事迹得读他无言的事功，读章太炎的革命和学术则须读出他的顽童品性。 

如果能读出章太炎的顽童品性，那么中国晚近历史上的许多情结都可以解开，因为章太炎的童心不仅对他本人是生命的传奇所在，而且对于历史也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参照。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参照不是无言的，而是有案可稽的。因为章太炎革命作为一种政治生涯主要不在于参政，而在于议政。可以说，章太炎是中国晚近历史上最具独立性最具典型性的一个议政者，他几乎就象征着对当时的时政的舆论监督。从章太炎对人对事的评论中，人们可以读出许多历史真相，反过来，从他人对章太炎的评论中，人们也可以读出评说者的风格和境界。在中国晚近历史上没有一个历史人物象章太炎这样之于历史有着名符其实的镜子意味。 

章太炎有关孙中山狂妄的评语，是切中肯綮的。狂者，野心也；妄者，空洞也。如果说孙中山革命，具有什么身体性的话，那么其身体性主要体现在对权力的贪欲和其革命政纲的空洞上。孙中山革命不同于章太炎革命全然出自童心，也不同于宋教仁革命基于头脑的清醒思考，而带有一定程度的身体性，带有一定程度的陈胜、吴广或洪秀全那样的造反气息。说一定程度，是因为孙中山革命与陈胜吴广洪秀全不同，不是以农民为主体力量，而是以知识分子为革命基干。说造反气息，则是意指孙中山革命在政治权力上的大一统指向。孙中山的渴望成为大总统在他担当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还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尽管换了孙中山而不是袁世凯，是否能实现宋教仁那样的努力尚是一个难以确定的历史假设，但孙中山毕竟不象袁世凯那样是一个绝对专制的枭鸷。然而，在护法运动中，孙中山不顾章太炎的反对，坚持要成为非常大总统，那就未必是出自推进历史的考虑，而是基于一统天下的愿望了。一统天下的似乎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历史情结，它象幽灵一样地纠缠着历代革命领袖。孙中山也未能例外。也正是基于这种一统天下的愿望，才有了孙中山的十六字纲领和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革命纲领和三民主义，与其说是未来社会的蓝图，不如说是一种革命家对民主的许诺，这种诺言是历史上的革命往往难免的媚俗，从而不具备切实的操作性。比之于曾国藩诸如“记大德，忘小怨”，“师夷智”之类的既切实又击中民族文化心理之要害的政治外交原则，孙中山的革命和主义显然是浮夸的，媚俗的，标签性的。在孙中山的革命和曾国藩的事功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曾国藩的事功是以内心修为作根基，以自身的独立思考为前提的；而孙中山的革命却是对西方头脑文化的革命模式和政治信条的盲目照搬，没有曾国藩那样的独立思考，也没有曾国藩那样的内心修为。因此，孙中山虽然革命的热情有余，革命的意志也坚定，但革命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内容却总是朦胧模糊的，总是根据即时即刻的力量对比和权变需要而变换的。也即是说，孙中山的革命缺乏应有的定力和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必备的历史洞察和高瞻远瞩。章太炎跟看革命走是因为他的顽童品性，因为他的秉笔行侠，但孙中山跟着革命走却是由于他的缺乏头脑，缺乏智慧，因而有一种“摸着石子过河”、跟着感觉走、乃至临时抱佛脚的嫌欠。孙中山是一门名符其实的革命大炮，而炮弹又往往得由他人提供。正因为如此，他的炮膛里最后填上俄国人送来的炮弹也就成了他的革命的必然归宿。 

自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勘定了太平天国之后，中国历史的主动权实际上已落到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的头脑阶层手中。此后的历史，无论是变法维新，还是起义革命，都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思考和历史性的探索进入操作的，没有明显的身体意味，物欲气息，没有明显的以往为农民起义所固有的江山意识和王朝更替愿望。按理说，将革命经由如此理性的操作推入一种非理性的身体运动是不可思议的，然而，孙中山革命的缺乏头脑正好给历史由头脑层面的运用滑入到身体层面的运用提供了一个奇妙的中介和过渡。孙中山革命到了他生命的最后五年，由于其夺取政权和大一统的指向和这种指向在当时各种势力角逐下的难以兑现，结果临时地非常地抱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的佛脚。孙中山大总统称号前面的临时和非常的限定词，十分贴切地描述了孙中山革命的没头脑性质和成为从头脑运作到身体运动的过渡的历史命运。假如人们明白了孙中山革命的这种没头脑和过渡性，那么人们也就可以理解章太炎之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决策的激烈反对了。 

毋庸置疑，章太炎的童心没能使他把他之所以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的理由说透，而是仅仅从民族主义的立场指责孙中山联俄，仅仅把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当作“笑话”；然而章太炎的童心使他又一次感觉到了历史的脉动，并且为此焦躁不安。正如章太炎一生行文不愿流俗一样，章太炎一生革命不愿为寇。他从孙中山革命的转变上看到了其中的落草意味。他虽然说不透种落草意味，但他能直观到这种落草意味与他所献身的革命之间的格格不入。章太炎的这种直觉无关乎他人的什么挑唆之词，而是他童心的流露，而是他作为一面历史镜子的体现。章太炎对孙中山个人的品性是宽囿的，但章太炎对孙中山革命的这一转变却始终不附和。 

章太炎对孙中山及其革命的评说虽然有点孩子气，但却是相当客观和公允的。由于是基于一颗不变的童心，章太炎的个人好恶往往不为势利左右，而是基于内心本真的感受。在孙中山称临时大总统之后，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在孙中山反对国会贿选举起护法义旗时，章太炎欣然前往相助一臂之力；在孙中山称非常大总统时，章太炎毅然作别，不相为谋；在孙中山联俄联共时，章太炎带头声明反对；及至孙中山逝世，章太炎又为之悲痛不已，在所作《民国五豪赞》中将孙中山列为榜首。正如章太炎反对得明明白白一样，章太炎颂赞得坦坦然然，然而又不因为对个人的评价而影响自己的政治立场，一如章太炎一面批评孙中山“狂妄”，一面以表明他对孙中山的“私德”并无非议；如此等等。 

以章太炎如此磊落的胸怀和如此率直的言行，孙中山自然没有任何理由对他产生敌意；因为章太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势下都不是孙中山的政敌，而是孙中山的诤友。孙中山虽然有一统天下的抱负，但他对章太炎的这种顽童品性是了然于胸的。孙中山也许并不以章太炎的政见为然，但孙中山又需要章太炎的合作。孙中山虽然至死都没有成为大一统的执政者，但他的从政生涯却因为章太炎的议政而被准确地标记在了历史的纪念碑上。或许正是章太炎和孙中山之间这种微妙而又真实的交往，使章太炎在孙中山死后产生了为孙中山撰写碑文的愿望。当然，蒋介石没有让章太炎如愿。因为蒋介石不象孙中山那样能够面对章太炎。蒋介石情愿让孙中山的墓碑上留下“天下为公”那样空洞苍白的口号，也不愿让章太炎在孙中山的墓碑上留下准确生动的描述和真实贴切的评价。 

蒋介石的崛起标记着孙中山革命从头脑层面过渡到身体层面的最后完成。孙中山能够理解章太炎是因为他的知识分子的头脑本性，蒋介石无法面对章太炎则是出于他的流氓无产者的身体局限。不过，蒋介石后来的发展又是相当出人意料的，几乎也可说是晚近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虽然在身体层面上继承了孙中山，但他后来居然发现了孙中山的革命和主义的空洞；他可以将这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旗号抓在手里，以便挟天子之主义以令诸侯，可是他无法将这些主义诉诸切实的具体操作。于是，蒋介石一面高举孙中山的主义作旗号，一面私底下悄悄了学起了曾国藩，走上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也许是基于这样的转变，蒋介石在章太炎苏州讲经的当口，托人向章太炎表示了自己的敬意。蒋介石象以往的某些开明君主一样懂得从马背上得来的天下是不能在马背上治理的。因此，蒋介石虽然把孙中山的革命降低到了军事独裁的身体层面，但他在独裁之后的幡然醒悟从而师从曾国藩的转变，却使他的政治操作逐渐地从粗鄙的身体较量转向了曾国藩创定的社会政冶模式。遗憾的只是他的转变稍稍晚了一些。他的对手毛泽东比他更早领悟了曾国藩的历史意味，比他更早师从曾国藩从而从曾国藩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并且构成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独创。因此，蒋介石输给了毛泽东。蒋介石的失败不是三民主义之于共产主义的失败，也不是浙籍政治家之于湘籍政治家的失败，而是在师从曾国藩上的不及毛泽东灵活和不及毛泽东更富独创性。 

蒋介石的失败使他最后只能在台湾那个小岛上体现他学习曾国藩的成就。而蒋介石一旦在台湾岛上体现了曾国藩的现代文明和传统文化相契合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他又无意中胜过了毛泽东。蒋介石的治平成就后来使毛泽东死后的毛泽东时代的人们惊羡不已，尽管他们一点都不知道此乃曾国藩留下的历史遗产，一点都不知道蒋介石和毛泽东在学习曾国藩的事功成就上各有千秋，一点都不知道孙中山的缺憾就缺憾在他从来没有意识到曾国藩的事功意味，一点都不知道其实章太炎早就警告过孙中山早就预见到孙中山革命的身体性会给中国历史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章太炎议政的镜子性也同样体现在对共产党的评论上。在孙中山联俄联共的当口，章太炎是激烈反对的；但在日本人入侵之后，共产党提出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口号时，章太炎又给予肯定和支持，一如他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和训斥国民党当局对学生的镇压。章太炎对人物的评论不带势利眼光，章太炎对党派的态度也不抱狭隘的偏见和功利主义的私心。也许章太炎在具体表达上是天真的仅止于民族主义的，但章太炎就政党而发的种种议政如同他就人物而作的种种评判一样清亮坦荡，一派纯正的阳刚之气溢于言表。章太炎的这种议政风貌后人很少能够企及，也许后来定居于香港的查良镛在政评上有点相近于这种气韵，而且在查良镛以金庸为笔名发表的武侠小说中，也出现过诸如周伯通、郭靖之类章太炎式的颇具童心的文学人物形象。 

章太炎其人其事在以后的中国晚近历史上就几乎绝迹了。也许是由于这样的绝迹，人们很难读懂这样的人物，一如现代人类很难了解绝迹了千百万年的恐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在大陆的中国人之于章太炎的读解则大多受了鲁迅的影响，殊不知鲁迅作为章太炎的学生，始终就没有读懂过章太炎，一如鲁迅没能读懂《红楼梦》一样。如同鲁迅把呼吸领会悲凉之雾的林黛玉说成了贾宝玉，鲁迅在他纪念章太炎的文章中把章太炎误比成一个拉大车的革命车夫，前半生朝前拉，后半生朝后拉。鲁迅下意识地把自己的矛盾和自己的心理阴影投射在了章太炎身上。 ( http://www.tecn.cn ) 

我从鲁迅对章太炎的种种评说中读出的不是鲁迅的高明和鲁迅的深刻，而是鲁迅的卑怯和鲁迅对章太炎的嫉妒。说鲁迅卑怯是因为他的怯懦和因怯懦而来的自卑。鲁迅的怯懦主要体现在他面对革命和面对爱情时的裹足不前。作为一个浙籍文人，鲁迅既没有成为徐锡麟秋瑾那样的不要命的革命家，也没有成为章太炎陶成章那样不怕死的革命家，即便连蔡元培在革命事业上的贡献，鲁迅都不曾作出过。这在鲁迅又既不是缺乏能力，也不是没有机会。他和周作人留学日本的时候，日本几乎成了海外中国革命家的云集之地，但他与革命丝毫没在沾边。因为鲁迅知道革命是件拿生命去承担风险的事情，他不愿作这样的冒险。且不说象章太炎那样对巡捕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们要抓的就是我，即便后来北京女师大学生上街都让鲁迅感到害怕。这种胆怯也同样体现在鲁迅的情感生活中，鲁迅情愿听从母命与一个不相识的女子成婚，也不敢向一个自己所爱的日本姑娘大胆表露心中的爱情，致使后来与鲁迅胞弟周作人成婚的羽太信子成为鲁迅的一个终生难解的情感和心理上的情结。因为这样的怯懦，鲁迅一生都备受煎熬。这种煎熬折射在文章中虽然能形成犀利老辣的风格，但这种煎熬使鲁迅在面对其老师章太炎时便不无失态。 

从鲁迅对章太炎的种种评说中可以看出，鲁迅没能读懂章太炎，鲁迅没能从章太炎的生命中读出那颗举世罕见的童心，从而站在进化论的立场误读了章太炎。因为章太炎的一生既没有进步过，也没有落后过，而是始终停留在童心十足的生命状态上。进步落后对生物进化或社会生产方式演进是有意义的，但对章太炎这样一个顽童这样一个大孩子却是毫无意义的。至于说到拉车，章太炎也从来没有身处拉车的位置。因为拉车的人选往往落在孙中山那样的革命领袖身上，而不是由章太炎这样的秉笔行侠之士担当的。准确地说，章太炎更象一个赶车者，他既催动革命之车，又鞭策拉车之人。章太炎常常很不经意地说出一句极富历史意味的话来，但章太炎从来不曾有意识地做出什么言行，以便让革命跟着他走。章太炎很乐意地跟着革命，但他没有能力象一个先知先觉一样领着革命前进。无论革命象鲁迅所说的那样朝前或朝后，这都不是章太炎革命的结果，也不是章太炎讲学的影响，更不是章太炎议政的产物。对于鲁迅所经历的那段中国晚近历史来说，章太炎只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可以照出革命，照出历史，照出孙中山，照出蒋介石，照出袁世凯，照出宋教仁，照出所有章太炎的同辈们，也照出一些章太炎的学生们，比如鲁迅这样的学生。鲁迅自称听章太炎讲小学，几乎全忘了，只记得章太炎的革命言行。但鲁迅是否想过，他有没有老师那样的革命胆魄和革命侠气，他有没有老师那样的顽童品性和奉献精神？假如他不具备老师的这些革命品质，那么他又有什么资格评说老师的所谓进步和落后呢？最有权威的评说革命的人，本身就应是一个革命家；同样，能够读出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的人，又必须具备一颗赤子之心。鲁迅既缺少一个革命家的胆略，又不具备一颗赤诚的童心，于是在评说章太炎时就难免以尖酸刻薄的话语掩饰自己的卑怯，渲泄自己的嫉妒。而且，在鲁迅对章太炎的灵魂说完那些刻薄话之后，他也跟着作古了，章太炎告别人世是平静的祥和的，而鲁迅的告别人世却是辗转反侧的怒气冲冲的，二者的内心修为于此可见一斑。相形之下，鲁迅借助尼采的意志所修炼的只是小道，故一生以杂文为主；而章太炎凭借自己的童心，所行走的乃是大道，所以一生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和议政言行连同动人的革命传奇。至于二者的命运似乎也是各自生命的明证：小道者得身体时代，成为身体时代的偶像，一如那位关帝庙中的关羽将军；大道者得整个历史，不管中国晚近历史在章太炎之后如何演化，章太炎作为一面镜子将永远相随；即便在身体时代，唯物是从的人们也不敢将他全然忘却。相对于鲁迅的怒气冲冲，章太炎总是笑容可掬，天真烂漫，即便他大发雷霆时，其神情也让人感到可爱，忍俊不禁。所以我在文章起首处说，章太炎永远不会象鲁迅那样成为什么偶像，成为精神的泥塑木雕，供人瞻仰，供人诚惶诚恐，供人庄严肃穆。不，章太炎永远不会让人产生这种效应。章太炎是可爱的。在可爱的章太炎面前，人们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人们会发出由衷的欢笑。我想，这也许是章太炎革命的顽童品性的终极意味吧。 

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 

写于华东师范大学校园

西贝惑

现在青年第一弱点，就是把事情太看容易，其结果不是侥幸，便是退却。因为大凡作一件事情，在起初的时候，很不容易区别谁为杰出之士，必须历练许多困难，经过相当时间，然后才显得出谁为人才，其所造就方才可靠。近来一般人士皆把事情看得容易，亦有时凑巧居然侥幸成功。他们成功既是侥幸得来，因之他们凡事皆想侥幸成功。但是天下事那有许多侥幸呢？于是乎一遇困难，即刻退却。所以近来人物一时侥幸成功，则誉满天下；一时遇着困难废然而返，则毁谤丛集。譬如辛亥革命侥幸成功，为时太速，所以当时革命诸人多半未经历练，真才不易显出。诸君须知凡侥幸成功之事，便显不出谁是勇敢，谁是退却，因之杂乱无章，遂无首领之可言。假使当时革命能延长时间三年，清廷奋力抵抗，革命诸人由那艰难困苦中历练出来，既无昔日之侥幸成功，何至于有今日之纷纷退却。又如孙中山之为人，私德尚好，就是把事情看得太容易，实是他的最大弱点。现在青年只有将这个弱点痛改，遇事宜慎重，决机宜敏速，抱志既极坚确，观察又极明了，则无所谓侥幸退却，只有百折千回以达吾人最终之目的而已。 

现在青年第二个弱点，就是妄想凭藉已成势力。本来自己是有才能的，因为要想凭籍已成势力。就将自己原有之才能皆一并牺牲，不能发展。譬如辛亥革命，大家皆利用袁世凯推翻清廷，后来大家都上了袁世凯的当。历次革命之利用陆荣廷岑春暄，皆未得良好结果。若使革命诸人听由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的做去，旗帜鲜明，宗旨确定，未有不成功的。你们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不利用已成势力我是很赞成的。不过已成势力，无论大小，皆不宜利用。宗旨确定，向前做去，自然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天多似一天，那力量就不小了。惟最要紧的须要耐得过这寂寞的日子，不要动那凭藉势力的念头。 

现在青年的第三个弱点，就是虚慕文明。虚慕那物质上的文明，其弊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虚慕那人道主义，也是有害的。原来人类性质，凡是能坚忍的人，都是含有几分残忍性，不过他时常勉强抑制，不易显露出来。有时抑制不住，那残忍性质便和盘托出。譬如曾文正破九江的时候，杀了许多人，所杀者未必皆是洪杨党人，那就是他的残忍性抑制不住的表示，也就是他除恶务尽的办法。这次欧洲大战，死了多少人，用了若干钱，直到德奥屈服，然后停战。我们试想欧战四年中，死亡非不多，损失非不大，协约各国为甚么不讲和呢？这就是欧美人做事彻底的表现，也就是除恶务尽的办法。现在中国是煦煦为仁的时代，既无所谓坚忍，亦无所谓残忍，当道者对于凶横蛮悍之督军，卖国殃民之官吏，无不包容之奖励之，决不妄杀一个，是即所谓人道主义。今后之青年做事皆宜彻底，不要虚慕那人道主义。 

现在青年第四个弱点，就是好高骛远。在求学时代，都以将来之大政治家自命，并不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在少年时代，偶然说几句大话，将来偶然成功，那些执笔先生就称他为少年大志。譬如郑成功做了一篇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的八股，中有汤武证诛，亦洒扫也；尧舜揖让，亦进退也；小子当之，有何不可数语。不过偶然说几句话而已，后人遂称他为少年有大志。故现在青年之好高骛远，在青年自身当然亟应痛改。即前辈中之好以（少年有大志）奖励青年者，亦当负咎。我想欧美各国青年在求学时代，必不如中国青年之好高骛远。大家如能踏踏实实去求学问，始足与各国青年相竞争于二十世纪时代也。

西贝惑

最近讀的兩本書《百年苦夢——20世紀中國文人心態掃描》、《章太炎散論》都以比較大的篇幅講述了一位清末民初的著名學者和革命家——章太炎先生。章先生是中國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不僅因為他的音韻字義方面的才學、學貫中西的學識，更是因為他是推翻滿清統治的著名革命家。 

章太炎先生留下了許多啟人深思的警句名言，特摘其要者與諸位探討： 

一、學說在開人之思想，文辭在動人之感情。 

二、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 

三、不怕有神經病，只怕富貴利祿面臨的時候，那神經病立刻好了。 

四、革命軍起，革命黨消；天下為公，乃克有濟。 

五、學術在野則盛，在朝則衰。 

六、今之學人有三弊焉。曰妒忌，曰秘密，曰驕傲。 

…… …… 

從上述章先生的言論中，不難發現章太炎雖然贊同排滿革命，但對孫中山提倡的暴力革命不甚贊同，這也是他與孫中山所領導的同盟會分道揚镳的根本因素之所在。一生中數次遭受囹圄之禍，章太炎在蘇報案中被捕，后來他又在袁氏當國的時候反對袁世凱稱帝而遭軟禁。與孫中山的革命黨的理念又不盡相同，反對北伐，對國民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態度。晚年主張抗日，1936年6月14日因鼻窦癌卒于苏州锦帆路寓所。 

章先生提倡“以國粹激勵種姓，以宗教發起熱情”，并不是什么思想保守、倒退，恰恰是看到了中西方文化的發展趨勢，不能全盤西化，而要在整理國粹的基礎上學習西方，這樣才不至走入崇洋媚外的窠穴。而章先生對黃興所言“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震聾發聵的空谷足音，更是讓人折服不已。他對政黨紛爭的危害以及暴力嬗變的后果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這也是他后來不和國民政府合作的重要原因。 

中國歷史上出現了章炳麟，是中國的驕傲！他那激昂頓挫的聲音，將永存于神州大地……歷史的進程也許正說明了章太炎先生的預見性和洞察力，政黨的歧見和紛爭，乃至由此激化為國內戰爭的趨勢，他都有所預見。只是個人在歷史長河中所起的作用是微茫的，歷史的進程還會如何發展，文明、理性、自由、進步、博愛的國度是否是一個幻夢？是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章太炎先生用他的生命抒寫了歷史，歷史也將永遠觀照和懷念這位民族的先驅……

西贝惑

噢耶！完成今天看书的任务，最后各项整理的时候，每一项之后看一篇水云间，轻松愉快。下一周，就要进入考试周了，这座楼暂时休整。

晚安，大师们。

晚安，诸君们。

请在一周开始的日子认真地生活，请将大师们的从容生动起来。

沃尔科特这么对我说着【晚安】：

一个男孩在河边敲打一个锡罐

而那条河正试图睡去 

但没有什么能打破那片寂静

木兰晓芙

休整休整，大师楼楼主全力以赴迎接考试吧。

木兰晓芙

原帖由 西贝惑 于 2014-12-22 00:22 发表    翻开那时节的大报小刊，关于章太炎的消息总是层出不穷。也难怪，此公是民国早期政坛上呼风唤雨的大将，同时又是学界的一代宗师，早年在东京讲学时，就有十大弟子，后来个个名成功就，如黄侃、钱玄同、鲁迅和周作人等；当然更重要的是，章太炎号称“民国祢衡”，亦被人称作“章疯子”，桀骜狂放，素以百无顾忌地褒贬人物为快事。清朝末年，就曾因苏报案坐过牢，一时名满天下。一部中华民国史，如果少了这个人物，不知会减色多少。   ...

读了太炎先生的事迹，着实感慨，感慨万千。名士风流，亦文亦武，既能热血革命，又能钻故纸堆，既挥斥方遒激扬文字，又扎扎实实朴学作风，令人景仰。再次谢谢你的长篇转载、附图！

白水

顶起这篇，回头再看。

采桑子

今日才看见这篇，不知道有没有这本的集子或者书？方便上下班路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