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交流专题”课程参考书目及作业交流专用帖

远风

QUOTE:

以下是引用白水在2009-12-28 20:22:14的发言：

路过进来看了一眼，逻辑清晰，观点明确，很好。里面的有些话，如“要研究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中国形象，就必须超越真实与虚伪的叙事界限，使问题落实到形象本身上来，通过不同文本的研究，探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中国形象是如何被类型化的”，这种思路其实同样适用于你的毕业论文——“唐诗中的‘巴山’研究”。

第一句，“我一直以为，西方中国形象的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其中的“西方中国形象的研究”这一短语有歧义，还是在前加一个“对”字，消除歧义为好。

白水说的很好，这部著作对于你的毕业论文具有很大意义，认真读一读，可以从类似的思路去分析意象符号化。

抱香斋

QUOTE:

以下是引用杨罡鉴在2009-12-30 8:20:44的发言：

关于西王母的起源

------读《译余偶拾》的一点想法

杨罡鉴 200640017

首先，我必须要说，我非常赞赏作者这种好学深思的精神和挑战权威的勇气。不过同时我也不得不说，你的论据还稍显单薄，可能不足以推翻杨先生的观点。杨宪益先生这篇《穆天子传>的作成时代及其作者》旁征博引，无非要证明两点:《穆天子传》是汉武帝时期的作品；作者可能是汉武帝时的方士虞初。文章看似随笔，实则综合了当时人的研究（包括汉学家）的成果，包括当时大热的西北史地、民族研究的实绩，虽然观点和论据难免有武断之处，却基本可以自圆其说。

然后我们来看看你的反驳意见：

首先，你说“文中作者的观点是《穆天子传》为汉武帝时期人所杜撰”，我想说的是杨先生没有用“杜撰”一词，他说的不是杜撰，恰恰可能是根据汉武帝泰山封禅的事迹实录；然后你认为《山海经》的论据不足为据，因为《尔雅》中已经有“西王母”的名字出现，而《尔雅》成书于西汉之前，所以“西王母的传说源于汉武帝”之说不成立。杨先生的确说了一句“西王母的传说似乎始于汉武帝时”，不过他说的是《穆天子传中》周穆王见西王母的传说，而《尔雅》中是作为地名的“西王母”，所以这种反驳没有意义。同样，我们还可以说《庄子》中记录了“西王母”成仙之事，这也不足以构成推翻“周穆王见西王母传说源于汉武帝时”的论据。

其次，你说的淮南王刘安卒于公元前122年，而此时汉武帝西征尚未到达大宛之说，不知是否源于你自己的考证。且不说《淮南子》是否是刘安的作品尚有疑问，这里面只说到西王母是神祗，和上面的道理一样，它无法证明《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传说不是来自大宛国。

第三，你说“作者在这篇文章中的论述存在前后矛盾之处”，前面说“西王母可能是由大宛国国王的名字演变而来”，后面“又认为西王母国即汉代的东罗马帝国”。这里的确有不严谨的地方。不过首先要说明的是，“西王母故事可能与武帝征大宛有关”是卫聚贤的观点，杨先生是同意并附和这种观点。而汉武帝时人们确信西王母国的存在，杨先生认为根据记载这里的西王母国实际上是指东罗马帝国。《穆天子传》中有关西王母的实际信息来自大宛，与汉武帝时人们向往西王母国并不矛盾（向往的是无法到达的，到达的不是向往的）。

第四，你说《穆天子传》可能是根据《史记》等记述历史的材料加工而成，这无法证明《穆天子传》不是成书于汉武帝时期呀，因为《史记》也是汉武帝时期的，不是汉武帝之后的；“汉武帝见西王母的故事则是后人根据《穆天子传》进行的再加工”那倒是有可能，这更加证明了《穆天子传》可能成书于汉武帝时期。

你说汉武帝封禅的细节附会到神话中没有必要，我倒觉得非常有必要；葛兆光先生说“伪书下面有真思想”，神化皇权在西汉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这篇《穆天子传》很有可能是像虞初这样的方士搞出来的阿谀之作。

所以综上所述，杨宪益先生是在考证《穆天子传》的成书年代及作者，你是在考证西王母传说的起源，两者其实不是一回事。首先有关《穆天子传》这本书就聚讼纷纭，前辈学者有很多考证，你可以去看《<穆天子传>研究述论》这篇文章，不过这篇述论中恰恰没有提到杨宪益的文章，我觉得杨先生的“汉武帝时成书说”可以聊备一说；其次有关西王母传说的考证文章也有很多，从资料的角度来说，吕思勉的《西王母考》和方豪《中西交通史》中的资料比较全面。

最后再重申一遍，作者这种读书有疑而有疑必究的精神值得鼓励，“小疑而小进，大疑而大进”，这是真正的学问之道。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4 12:33:17编辑过]

杨罡鉴

谢谢老师这么认真的点评，还有推荐的参考书目。

我确实只是想探讨一下西王母的起源。因为杨宪益先生在那篇随笔中有大量的篇幅在论述《穆天子传》中西王母的传说和汉武帝西征、封禅有诸多细节可以相映照。而且我觉得如果能确定西王母传说的起源，那么其意义远远大于确定《穆天子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我读杨宪益先生这篇考证文章时，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他对于西王母传说起源的推断，因为本人很喜欢看古代的这种神话传说。如果杨宪益先生只是说《穆天子传》中西王母的传说是根据汉武帝事迹所编造的，那我完全同意，因为作者在文中给出了两者大量细节巧合：传说中各地的距离、穆王巡游的地点、时间、活动等。

但在读这篇文章时，作者给我的另外两个印象是：(1)关于西王母所有的传说都是西汉时期伪造的，在西汉以前根本就没有任何西王母的故事，而且西汉人最初编造的关于西王母的传说就是《穆天子传》中的记载。

（2）他认为《山海经》中西王母的记载可能是西汉时期有人添加上去的，而且说那是西王母最早的记载。这就是说最早的西王母的记载也是西汉人编的。

我是在这两点上不同意杨宪益先生的观点。

引用《淮南子》中记载的西王母的故事，只是想证明不是所有的西王母的传说都在《穆天子传》以后。作者的“西王母传说全为西汉人所作”的论断是建立在(1)(2)两个假设上的。所以《淮南子》是否为刘安作品即使仍存有疑问，仍可以用来推翻第（1）假设。因为

(一) 这两个条件不构成退出作者后文结论的必要条件，文中的论据只能支持作者最后的关于《穆天子传》作者和成书年代的推测，而与这两个条件无关，所以这两条纯粹是作者假设。

(二)既然关于《淮南子》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存在争议，那就说明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淮南子》不是刘安所作或主编，或者说有一些史料能证明《淮南子》是刘安所作，只是这些证明不具决定性。

所以在“完全的”假设和“被一些不具决定的史料所证明的”条件中，我更愿意相信后者。

《尔雅》中“西王母”虽然是地名，但说明这一时期已经有“西王母”这个名词。而关于一个名词总会有对应的概念。对于一个地名来说，最直接的概念就是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现代语言中仍然常使用某地地名来作为这一地区居民或其他事物的总称，像《中国不高兴》这类书名就是如此。所以既然有地名，就应该会有与这个地名相关的各种说法，这就说明西王母的（可能是关于一个地方的）故事在秦汉之前就有了，虽然没有详细记载。所以，再说西王母的所有记载都是西汉时期遍的就不合适了。（因为概念总是有来源的，并且像地名相关这类概念外延很广，因而也很可能演变，如果单纯说西王母具体化或人化之后的传说全部源于西汉那还需要进一步地考证各种相关概念及其间的关系等。）

综上所述，我只是觉得杨宪益先生在文中关于西王母的两个假设太过草率和局限，应该放到更广的领域中去探讨，而不是仅仅在一个学科内论证一个关系到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问题。

那些用来做反证的例子正如老师所说，确实不严谨，但在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讨论和一些都不确定的条件中，人们通常是各取所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4 17:15:42编辑过]

抱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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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杨罡鉴在2010-1-4 17:06:17的发言：

谢谢老师这么认真的点评，还有推荐的参考书目。

我确实只是想探讨一下西王母的起源。因为杨宪益先生在那篇随笔中有大量的篇幅在论述《穆天子传》中西王母的传说和汉武帝西征、封禅有诸多细节可以相映照。而且我觉得如果能确定西王母传说的起源，那么其意义远远大于确定《穆天子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我读杨宪益先生这篇考证文章时，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他对于西王母传说起源的推断，因为本人很喜欢看古代的这种神话传说。如果杨宪益先生只是说《穆天子传》中西王母的传说是根据汉武帝事迹所编造的，那我完全同意，因为作者在文中给出了两者大量细节巧合：传说中各地的距离、穆王巡游的地点、时间、活动等。

但在读这篇文章时，作者给我的另外两个印象是：(1)关于西王母所有的传说都是西汉时期伪造的，在西汉以前根本就没有任何西王母的故事，而且西汉人最初编造的关于西王母的传说就是《穆天子传》中的记载。

（2）他认为《山海经》中西王母的记载可能是西汉时期有人添加上去的，而且说那是西王母最早的记载。这就是说最早的西王母的记载也是西汉人编的。

我是在这两点上不同意杨宪益先生的观点。

引用《淮南子》中记载的西王母的故事，只是想证明不是所有的西王母的传说都在《穆天子传》以后。作者的“西王母传说全为西汉人所作”的论断是建立在(1)(2)两个假设上的。所以《淮南子》是否为刘安作品即使仍存有疑问，仍可以用来推翻第（1）假设。因为

(一) 这两个条件不构成退出作者后文结论的必要条件，文中的论据只能支持作者最后的关于《穆天子传》作者和成书年代的推测，而与这两个条件无关，所以这两条纯粹是作者假设。

(二)既然关于《淮南子》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存在争议，那就说明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淮南子》不是刘安所作或主编，或者说有一些史料能证明《淮南子》是刘安所作，只是这些证明不具决定性。

所以在“完全的”假设和“被一些不具决定的史料所证明的”条件中，我更愿意相信后者。

《尔雅》中“西王母”虽然是地名，但说明这一时期已经有“西王母”这个名词。而关于一个名词总会有对应的概念。对于一个地名来说，最直接的概念就是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现代语言中仍然常使用某地地名来作为这一地区居民或其他事物的总称，像《中国不高兴》这类书名就是如此。所以既然有地名，就应该会有与这个地名相关的各种说法，这就说明西王母的（可能是关于一个地方的）故事在秦汉之前就有了，虽然没有详细记载。所以，再说西王母的所有记载都是西汉时期遍的就不合适了。（因为概念总是有来源的，并且像地名相关这类概念外延很广，因而也很可能演变，如果单纯说西王母具体化或人化之后的传说全部源于西汉那还需要进一步地考证各种相关概念及其间的关系等。）

综上所述，我只是觉得杨宪益先生在文中关于西王母的两个假设太过草率和局限，应该放到更广的领域中去探讨，而不是仅仅在一个学科内论证一个关系到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问题。

那些用来做反证的例子正如老师所说，确实不严谨，但在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讨论和一些都不确定的条件中，人们通常是各取所需。

嗯，咱们本着求真的精神继续讨论一下：

关于你说的两个假设，首先杨先生确实说过“西王母的传说似乎始于汉武帝时”，这句话容易让人误会。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他的意思是“西王母见周穆王的传说始于汉武帝时”，那也有可能他是对的。因为以我目前看到的材料，西王母见周穆王的传说都是西汉时的材料，除了一部可疑的《列子》（有人说《列子》可能还受到佛教的影响，那它也是晚出的了）。就是说，西汉之前有“西王母”的记载，也有周穆王的记载，却没有西王母见周穆王的记载，所以说它是西汉时期伪造的；

其次，说到《山海经》这部书，杨先生说它“也许有一部分是汉代以前的作品，其中说西王母一种怪物……这也是《穆天子传》晚出的证据了。”后面他又说了一句“如果《山海经》里说到西王母的部分是汉人加进去的”，在要证明晚出时说它是汉代以前，要证明和大宛的关系时又说是汉人加进去的，这么做的确自相矛盾，尽管《山海经》有一部分内容很古老，有的可能是后来加进去的（比如西汉时期）。但他没说《山海经》是西王母传说“最早”的记载，那是你的推断。

关于西王母的传说，就目前的材料来看，我觉得它出现的顺序可能是这样的：最早是地名或部族名（你说地名一定有对应的神话那可不一定）；战国时开始神化；西汉时开始人格化；西汉后开始仙化（受道教影响）。

neverland

《傅满洲与陈查理》读书报告

200640009 潘俊蓉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外国人在这个屏幕上放映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
      

傅满洲邪恶狡诈，是“种族主义之恨”的代表
      

陈查理是模范少数民族族裔、“种族主义之爱”的典范
      

作为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华裔男子，傅满洲和陈查理缺乏男性气概，是“非性化”、丛书的典型，带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内涵”
      

这是姜智芹的《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一书封面上最为醒目的几句话，已经能够比较清晰地概括出作者的观点了。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中国男性不管是以恶魔的形象出现还是以智慧的化身出现，都是为了迎合美国大众的心理，反映了中美社会的关系与认知度，也体现了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而这种扭曲的中国形象，正在被、也期待着更有效地被扭转。

一、扭曲的形象：高高瘦瘦，莎士比亚的额头、撒旦的脸，脑袋刮得精光、眼睛闪着绿光。这便是1913年英国神秘股市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1833-1959）第一次塑造的中国邪恶博士傅满洲。罗默一生写了十三篇关于傅满洲的长篇小说、三篇短篇和一部中篇和其他涉及中国的小说。这个叫做傅满洲的神秘恶人已经被妖魔化了，拥有超人的智慧和魔力，企图颠覆西方社会，被正义的化身史密斯一次次挫败。

    很胖、迈着女人的轻快步伐、象牙般的脸像婴儿一样可爱。这位即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1884-1933）1925年塑造的华人侦探陈查理，六部小说和一系列电影使得20世纪初陈查理名声之盛直赶福尔摩斯。他满口孔子曰，谦虚低调对人毫无威胁，姜智芹认为这是典型地去性特征、被白人社会驯服的华人形象。

 二、产生原因：海姆指出，一切知识，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多或少，都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傅满洲与陈查理•总序》P3 注1）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无法避免地带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他们反映着美国对中国的集体潜意识，他们的出现也有着特定的功用。

 二、产生原因：海姆指出，一切知识，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多或少，都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傅满洲与陈查理•总序》P3 注1）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无法避免地带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他们反映着美国对中国的集体潜意识，他们的出现也有着特定的功用。

    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斯20世纪50年代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分为六个时期：1、崇敬时期（18世纪），2、蔑视时期（1840-1905）傅满洲，3、仁慈时期（1905-1937）陈查理，4、钦佩时期（1937-1944），5、幻灭时期（1944-1949），6、敌视时期（1949-  ）。傅满洲产生于蔑视时期，陈查理产生于人此时期。

    中国庞大的人口、华工入美、种族歧视，美国人感到了危险和恐惧，“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异教徒中国老”（The Heathen Chinese）、”中国狗”(Chow)、“苦力”（Coolie）这些称呼体现了美国对华人的蔑视，在这个背景下，傅满洲诞生了。他的任务不仅仅是要颠覆西方，征服世界，更是他的创造者罗默赋予的另一个任务，以一个共同仇恨的假想敌、罪恶中心来加强美国大众的团结，即右翼政治学家亨廷顿口中的“若没有一个邪恶的帝国威胁着美国的立国原则，做一个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二战时，中国人在远东地区对日本的牵制让美国人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一方面钦佩其顽强，一方面需要其力量，于是聪明的陈查理出现了。他成为白人秩序的维护者。尽管书中陈查理的形象及引用的中国古语并不尽真实，但是仍可以看出比格斯有意改变美国过去对中国人的偏见。

正如姜智芹的观点，好莱坞荧幕上傅满洲和陈查理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

三、定型与消解：好莱坞的荧幕上，傅满洲、陈查理各种续集、各种后代一次次出现在大众眼前，他们的形象已经被定性，比如类似傅满洲的不博士、汉先生，类似陈查理的黄侦探、脱墨先生。中国男性形象很难像白人形象那样客观，或阴柔懦弱，或不近女色（李小龙）。华裔作家们正努力消解这些歪曲的模式，重塑中国男性的坚毅、勇敢、阳刚。

我的思考——扭曲=歧视？

读完此书，当我为被美国人扭曲的中国男性愤慨之余，突然间想到了两个事例。

一、司徒雷登的误解 ：“别了，司徒雷登”这句话想必是路人皆知。1949年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知道去年从报纸上才得知司徒雷登的真实身份和经历：

1904年司徒雷登来北京传教，并钻研汉语。

1919年被聘为燕京大学校长，为燕京大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四处募捐、出重金聘请中外著名学者任教，提升了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抗战期间，他极力保护燕京大学的学生。

1941年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

1945年，积极支持国民党。

1962年病逝于美国。（百度百科）

司徒雷登最大的遗愿是将骨灰葬于燕京大学，他自己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司徒雷登在我心中的形象由一个迫害中国的恶人被彻底颠覆，如他的学生、同事所言，他亲和、慈祥、奉献。可是这一切都被恶魔的形象掩盖了。

二、恶搞的朝鲜教材：前两天在BBS看到一篇所谓的朝鲜小学课文，论坛里恶搞朝鲜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堪称典范，下面截取的是“课文”中的一些话：

    金正日爷爷向少先队员们道歉说：“这个月的工作太繁忙了，作为劳动party，我们不但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世界的和平也需要我们朝鲜来维护啊，我们不能自己过上了好日子，而把其他国家的人民扔下不管啊！”

    金正日爷爷又说：“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的斗争，得到了朝鲜人民无私的支持，我们送去了大米、金钱、枪弹，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物资。阿拉法特爷爷经常流着眼泪说，如果 没有朝鲜人民，几亿阿拉伯人民早就被美国和以色列的大炮消灭了，阿拉伯国家早在地图上被抹掉了。”

    金爷爷弯下腰，从花池里捡出一颗石子，然后看着天空说：“该死的美国佬。”说着他把石子奋力向上一掷。很快就见空中一颗卫星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强光，然后就坠落下来。“这是美国的间谍卫星，他们一直在平壤上空盘旋，侵犯我们的主权，我已经忍了很久了。”金爷爷愤愤地说。小朋友们都鼓起掌来，为祖国有这样的领导人感到自豪。

    文章中除了金正日一次次告诉小朋友美国需要朝鲜改造、中东需要朝鲜救援、中国需要朝鲜帮助之外，上段中的金正日手拿石子击落美国飞机更是五雷轰顶。

    朝鲜的个人主义崇拜具体如何我不得而知，但并不会如这篇文章中如此夸张，这种形象何尝不是中国人通过想象的扭曲性塑造。

    以上这两个例子中的形象塑造让我想到扭曲并不是美国一国之事，而是普遍的，当美国人盯着中国这个巨大荧幕的时候，我们何尝不是盯着世界这个巨大荧幕。说到中国电影中的外国形象，日本人就无需多说，凶狠残暴、愚蠢低能，不是被小朋友戏弄就是被农民战士炸得满天飞。而早期的美国形象也多是“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比如1964年的《英雄儿女》。

    摒除政治因素和姜智芹所提的种族因素，我想形象的扭曲更多地在于无知以及对未知的恐惧。童年的我一直认为，埃及人总是带着神秘的诅咒，印度人口袋中都藏有笛子和毒蛇，希腊真的像动画片《海格力斯》中那样人神混住。那些神秘的古老国度总会让人浮想联翩而担惊受怕，就像朋友听她在美国居住过的老师说的，很多外国人都认为中国人长生不老，或许来自与古老东方的神话传说，或者在于东方人的面孔相对于西方晚熟晚衰，总之距离、信仰、制度造成的隔阂，不是我们轻易能改变的。我到现在还会听到身边有的朋友说不敢和黑人握手，觉得颜色怪怪的，我相信他们绝无种族歧视的意思，但是对这种陌生的人种总会有些害怕。

    我并不否认傅满洲、陈查理两个形象体现着歧视，但是还应该考虑美国的恐怖小说中那些如傅满洲的大恶魔有没有白人；比格斯以自己美国人的身份塑造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时，让他服从并维护美国的秩序，是合情合理还是带有种族歧视的“驯化”？（我们自己塑造的善良外国形象不也是爱着中国遵循着中国的秩序吗。）还有就是，到底是傅满洲、陈查理这两个中国人形象成就了神秘小说、侦探小说，还是神秘小说和侦探小说的题材原本由于备受追捧而成就了傅满洲和陈查理这两个中国人（换句话说，当美国人看这两类小说或电影时，到底是去看悬疑的还是去看中国人的）。这些问题都有待我进一步去了解。

姜智芹对美国大众文化中两个形象的分析，让我对跨文化交际中形象的传播有了更深的印象，但是其中有些观点我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如在说黄祸论的经济原因时，他提到了因为中国人民勤劳刻苦，有能力在学到技术后夺取欧洲人对市场的控制权，我暂时不知道早期排华时欧洲人有没有想到这么远，或者仅仅是对一个未知的、神秘的、有着庞大的人口的国度的恐惧。再比如对李小龙的去性化、不近女色，我还需多看看李小龙的相关资料。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8 10:05:45编辑过]

抱香斋

我盼了好几天啊,又盼到一份作业!

考研的同学加油啊，作业实在来不及的，争取在1月15日之前交上，过时不侯啊！

蓝贝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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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抱香斋在2010-1-6 20:20:32的发言：

我盼了好几天啊,又盼到一份作业!

考研的同学加油啊，作业实在来不及的，争取在1月15日之前交上，过时不侯啊！

赞抱香斋老师，好体贴呃~~当学生的很惭愧~~

抱香斋

QUOTE:

以下是引用neverland在2010-1-6 20:09:52的发言：

《傅满洲与陈查理》读书报告

200640009 潘俊蓉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屏幕，外国人在这个屏幕上放映着他们的希望和恐惧

傅满洲邪恶狡诈，是“种族主义之恨”的代表

陈查理是模范少数民族族裔、“种族主义之爱”的典范

作为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华裔男子，傅满洲和陈查理缺乏男性气概，是“非性化”、丛书的典型，带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内涵”

  这是姜智芹的《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一书封面上最为醒目的几句话，已经能够比较清晰地概括出作者的观点了。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中国男性不管是以恶魔的形象出现还是以智慧的化身出现，都是为了迎合美国大众的心理，反映了中美社会的关系与认知度，也体现了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而这种扭曲的中国形象，正在被、也期待着更有效地被扭转。

  这是姜智芹的《傅满洲与陈查理——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一书封面上最为醒目的几句话，已经能够比较清晰地概括出作者的观点了。在美国的大众文化中，中国男性不管是以恶魔的形象出现还是以智慧的化身出现，都是为了迎合美国大众的心理，反映了中美社会的关系与认知度，也体现了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而这种扭曲的中国形象，正在被、也期待着更有效地被扭转。

扭曲的形象

高高瘦瘦，莎士比亚的额头、撒旦的脸，脑袋刮得精光、眼睛闪着绿光。这便是1913年英国神秘股市作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1833-1959）第一次塑造的中国邪恶博士傅满洲。罗默一生写了十三篇关于傅满洲的长篇小说、三篇短篇和一部中篇和其他涉及中国的小说。这个叫做傅满洲的神秘恶人已经被妖魔化了，拥有超人的智慧和魔力，企图颠覆西方社会，被正义的化身史密斯一次次挫败。

很胖、迈着女人的轻快步伐、象牙般的脸像婴儿一样可爱。这位即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1884-1933）1925年塑造的华人侦探陈查理，六部小说和一系列电影使得20世纪初陈查理名声之盛直赶福尔摩斯。他满口孔子曰，谦虚低调对人毫无威胁，姜智芹认为这是典型地去性特征、被白人社会驯服的华人形象。

  产生原因

  产生原因

海姆指出，一切知识，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多或少，都不可能是纯粹客观的（《傅满洲与陈查理•总序》P3 注1）美国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形象，无法避免地带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他们反映着美国对中国的集体潜意识，他们的出现也有着特定的功用。

美国学者哈罗德·伊萨克斯20世纪50年代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分为六个时期：1、崇敬时期（18世纪），2、蔑视时期（1840-1905）傅满洲，3、仁慈时期（1905-1937）陈查理，4、钦佩时期（1937-1944），5、幻灭时期（1944-1949），6、敌视时期（1949-  ）。傅满洲产生于蔑视时期，陈查理产生于人此时期。

中国庞大的人口、华工入美、种族歧视，美国人感到了危险和恐惧，“中国佬约翰”（John Chinaman）、“异教徒中国老”（The Heathen Chinese）、”中国狗”(Chow)、“苦力”（Coolie）这些称呼体现了美国对华人的蔑视，在这个背景下，傅满洲诞生了。他的任务不仅仅是要颠覆西方，征服世界，更是他的创造者罗默赋予的另一个任务，以一个共同仇恨的假想敌、罪恶中心来加强美国大众的团结，即右翼政治学家亨廷顿口中的“若没有一个邪恶的帝国威胁着美国的立国原则，做一个美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而二战时，中国人在远东地区对日本的牵制让美国人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一方面钦佩其顽强，一方面需要其力量，于是聪明的陈查理出现了。他成为白人秩序的维护者。尽管书中陈查理的形象及引用的中国古语并不尽真实，但是仍可以看出比格斯有意改变美国过去对中国人的偏见。

正如姜智芹的观点，好莱坞荧幕上傅满洲和陈查理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

  定型与消解

  定型与消解

好莱坞的荧幕上，傅满洲、陈查理各种续集、各种后代一次次出现在大众眼前，他们的形象已经被定性，比如类似傅满洲的不博士、汉先生，类似陈查理的黄侦探、脱墨先生。中国男性形象很难像白人形象那样客观，或阴柔懦弱，或不近女色（李小龙）。华裔作家们正努力消解这些歪曲的模式，重塑中国男性的坚毅、勇敢、阳刚。

  我的思考——扭曲=歧视？

  我的思考——扭曲=歧视？

读完此书，当我为被美国人扭曲的中国男性愤慨之余，突然间想到了两个事例。

一、司徒雷登的误解

一、司徒雷登的误解

“别了，司徒雷登”这句话想必是路人皆知。1949年8月8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将他作为美国的象征而极尽讽刺，说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还被收入了中学语文教材，“司徒雷登”这个名字在中国成了声名狼藉和失败的代名词。

知道去年从报纸上才得知司徒雷登的真实身份和经历：

1904年司徒雷登来北京传教，并钻研汉语。

1919年被聘为燕京大学校长，为燕京大学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四处募捐、出重金聘请中外著名学者任教，提升了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他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的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抗战期间，他极力保护燕京大学的学生。

1941年他因拒绝与日军合作，被日军关在集中营，直到日本投降后获释。

1945年，积极支持国民党。

1962年病逝于美国。（百度百科）

司徒雷登最大的遗愿是将骨灰葬于燕京大学，他自己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司徒雷登在我心中的形象由一个迫害中国的恶人被彻底颠覆，如他的学生、同事所言，他亲和、慈祥、奉献。可是这一切都被恶魔的形象掩盖了。

  二、恶搞的朝鲜教材

  二、恶搞的朝鲜教材

前两天在BBS看到一篇所谓的朝鲜小学课文，论坛里恶搞朝鲜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这次堪称典范，下面截取的是“课文”中的一些话：

   金正日爷爷向少先队员们道歉说：“这个月的工作太繁忙了，作为劳动party，我们不但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世界的和平也需要我们朝鲜来维护啊，我们不能自己过上了好日子，而把其他国家的人民扔下不管啊！”金正日爷爷又说：“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的斗争，得到了朝鲜人民无私的支持，我们送去了大米、金钱、枪弹，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物资。阿拉法特爷爷经常流着眼泪说，如果没有朝鲜人民，几亿阿拉伯人民早就被美国和以色列的大炮消灭了，阿拉伯国家早在地图上被抹掉了。”金爷爷弯下腰，从花池里捡出一颗石子，然后看着天空说：“该死的美国佬。”说着他把石子奋力向上一掷。很快就见空中一颗卫星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强光，然后就坠 落下来。“这是美国的间谍卫星，他们一直在平壤上空盘旋，侵犯我们的主权，我已经忍了很久了。”金爷爷愤愤地说。小朋友们都鼓起掌来，为祖国有这样的领导人感到自豪。
     文章中除了金正日一次次告诉小朋友美国需要朝鲜改造、中东需要朝鲜救援、中国需要朝鲜帮助之外，上段中的金正日手拿石子击落美国飞机更是五雷轰顶。

   金正日爷爷向少先队员们道歉说：“这个月的工作太繁忙了，作为劳动party，我们不但要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世界的和平也需要我们朝鲜来维护啊，我们不能自己过上了好日子，而把其他国家的人民扔下不管啊！”金正日爷爷又说：“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的斗争，得到了朝鲜人民无私的支持，我们送去了大米、金钱、枪弹，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物资。阿拉法特爷爷经常流着眼泪说，如果没有朝鲜人民，几亿阿拉伯人民早就被美国和以色列的大炮消灭了，阿拉伯国家早在地图上被抹掉了。”金爷爷弯下腰，从花池里捡出一颗石子，然后看着天空说：“该死的美国佬。”说着他把石子奋力向上一掷。很快就见空中一颗卫星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强光，然后就坠 落下来。“这是美国的间谍卫星，他们一直在平壤上空盘旋，侵犯我们的主权，我已经忍了很久了。”金爷爷愤愤地说。小朋友们都鼓起掌来，为祖国有这样的领导人感到自豪。
     文章中除了金正日一次次告诉小朋友美国需要朝鲜改造、中东需要朝鲜救援、中国需要朝鲜帮助之外，上段中的金正日手拿石子击落美国飞机更是五雷轰顶。

朝鲜的个人主义崇拜具体如何我不得而知，但并不会如这篇文章中如此夸张，这种形象何尝不是中国人通过想象的扭曲性塑造。

  以上这两个例子中的形象塑造让我想到扭曲并不是美国一国之事，而是普遍的，当美国人盯着中国这个巨大荧幕的时候，我们何尝不是盯着世界这个巨大荧幕。说到中国电影中的外国形象，日本人就无需多说，凶狠残暴、愚蠢低能，不是被小朋友戏弄就是被农民战士炸得满天飞。而早期的美国形象也多是“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比如1964年的《英雄儿女》。

  以上这两个例子中的形象塑造让我想到扭曲并不是美国一国之事，而是普遍的，当美国人盯着中国这个巨大荧幕的时候，我们何尝不是盯着世界这个巨大荧幕。说到中国电影中的外国形象，日本人就无需多说，凶狠残暴、愚蠢低能，不是被小朋友戏弄就是被农民战士炸得满天飞。而早期的美国形象也多是“穷凶极恶的美帝国主义”，比如1964年的《英雄儿女》。

摒除政治因素和姜智芹所提的种族因素，我想形象的扭曲更多地在于无知以及对未知的恐惧。童年的我一直认为，埃及人总是带着神秘的诅咒，印度人口袋中都藏有笛子和毒蛇，希腊真的像动画片《海格力斯》中那样人神混住。那些神秘的古老国度总会让人浮想联翩而担惊受怕，就像朋友听她在美国居住过的老师说的，很多外国人都认为中国人长生不老，或许来自与古老东方的神话传说，或者在于东方人的面孔相对于西方晚熟晚衰，总之距离、信仰、制度造成的隔阂，不是我们轻易能改变的。我到现在还会听到身边有的朋友说不敢和黑人握手，觉得颜色怪怪的，我相信他们绝无种族歧视的意思，但是对这种陌生的人种总会有些害怕。

我并不否认傅满洲、陈查理两个形象体现着歧视，但是还应该考虑美国的恐怖小说中那些如傅满洲的大恶魔有没有白人；比格斯以自己美国人的身份塑造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时，让他服从并维护美国的秩序，是合情合理还是带有种族歧视的“驯化”？（我们自己塑造的善良外国形象不也是爱着中国遵循着中国的秩序吗。）还有就是，到底是傅满洲、陈查理这两个中国人形象成就了神秘小说、侦探小说，还是神秘小说和侦探小说的题材原本由于备受追捧而成就了傅满洲和陈查理这两个中国人（换句话说，当美国人看这两类小说或电影时，到底是去看悬疑的还是去看中国人的）。这些问题都有待我进一步去了解。

结语

结语

姜智芹对美国大众文化中两个形象的分析，让我对跨文化交际中形象的传播有了更深的印象，但是其中有些观点我还需要进一步思考，比如在说黄祸论的经济原因时，他提到了因为中国人民勤劳刻苦，有能力在学到技术后夺取欧洲人对市场的控制权，我暂时不知道早期排华时欧洲人有没有想到这么远，或者仅仅是对一个未知的、神秘的、有着庞大的人口的国度的恐惧。再比如对李小龙的去性化、不近女色，我还需多看看李小龙的相关资料。

《傅满洲与陈查理》这本书是有关西方中国形象的个案研究，写得很有意思。你的理解也很准确，文字很流畅。特别是你的进一步思考，也带给我们许多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前两天在电视上看了《建国大业》这部电影，里面的司徒雷登形象虽然无所谓善恶，却是满腔无奈，沿袭了《别了，司徒雷登》的思维模式。

意识形态功能是深入理解异国形象的有效方式，这样我们才能找到那些定型化形象或套话模式（sterotype)背后的深层原因，而且这种刻板印象会在很长时间内支配着社会集体无意识，进而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你说的有没有白人恶魔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有，那也不会是套话模式。由于无知或对未知的恐惧某种程度上是造成误解和隔阂的原因，这个可以通过交往来消解，而套话模式的打破不是一朝一夕之功。

关于黄祸论也是一样，对经济原因的分析是有现实依据的，而人口恐惧也是切实的原因，可以去找相关的书来读。我期待着你的进一步思考和理解。

最后，希望把原帖的格式再编辑一下，把加下划线的字句修改一下，小标题似乎过多，可以适当考虑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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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谈翻译》读书报告

                                                     林梅

                                                     200640007

季老这本书，书名为谈翻译，作者躬身翻译了大量作品，有丰富的到译作，在这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这本书并不限于谈翻译，里面还涉及到与外国学者的学术讨论，中外文学交流，研究学习的方法和态度等问题。

一、有关翻译

翻译是中外文学交流的重要渠道。首先作者介绍了一下欧洲和中国的翻译史，翻译的重要性。以《圣经》为例，用希伯来语写的《圣经》和用阿拉米语写的《福音》，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2000年来的犹太基督教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西方的翻译理论主要有可能不可能的争论。源头语言与目的语言的概念提出，翻译的任务在于处理两者的关系。“逻辑抽象的东西如数学、物理、化学翻译教容易，重在故事情节的作品，浅薄平庸的小说之类，翻译起来比较容易。重在说理活鼓动的作品，如格言诗、论战文章、政治演说、有倾向性的剧本，以及讽刺文学等等，翻译起来也不十分困难。但是重在表达感情的高级文学作品，翻译起来就极为困难。”[1]

至于中国，《礼记》中有最早有关翻译的记载。“《礼记·王制》提到的“五方之名，言语不通”，为了达其志，通其欲，各方都有专人，而北方曰译。后来佛经译者在译之前加“翻”，成为“翻译”一词，一直流传到今天。”[2]

    “ 在中国最为系统的翻译算是佛经了，佛经的翻译从后汉到宋代，历经一千二三百年，这样的翻译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由此而产生的理论也是最为系统，最为深刻的。”[3]联系到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直译、意译之争（鲁迅主张直译，“宁信而不顺”，梁实秋、傅雷、钱钟书主张意译），佛经的三大著名的翻译者，晋代道安主张质，即直译，提出的“五失本”，即在用汉文翻译佛经时允许译文与原文不一致。又提出了三不易，三种最不易做到的情况，鸠摩罗什主张得大意，还须考虑到文体，隋彦琮主张的“八备十条”、玄奘的“五种不翻”，主张文质并重等翻译观点其实都是主张直译与意译的结合，质直与文丽、质与量的矛盾和统一。

作者还对欧洲和中国翻译的理论进行了比较，相同之处在于都在探讨了翻译的可能与不可能，直译与意译的问题。不同之处在于二者的偏重点不同，中国偏重直译与意译之争，欧洲则偏重于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以及可能的程度。他们得出了文学翻译难，科技翻译易的结论。作者分析二者不同原因在于中西方思维的不同，中国讨论翻译的侧重于综合，没有对语言本质进行细致分析，侧重于实际应用，翻译技巧多，抽象理论少；其次还在于语系的问题。欧洲除了最早的希伯来语以外，基本都是同一语系之间的相互翻译，而中国几千年来翻译史上都是不同语系之间的翻译。

为了说明翻译对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作者参照了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里的例子（作者并不完全赞同他的例子），认同没有任何文明是可以永存的，把文化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但是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史不是前后一致地、毫无变化地发展下来的。汉唐文化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就是其它朝代无法比的。近代，世界文化重心西移，非复汉唐之辉煌灿烂。经过这么多波折，中华文化并没有消逝，作者又把中华文化喻为一条长河，原因在于新水的注入才不至于干涸。最大的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两次的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作者还谈到了重译、著者和译者、翻译危机、提高翻译质量的问题，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以及辩证地看待学习外语和出国留学，对于青年人的学习具有指导意义。

二、作者翻译《罗摩衍那》和《沙恭达罗》

季老精通英、德、法、梵文、等12国语言，尤其在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本书中有两篇《罗摩衍那》和《沙恭达罗》的译本序。作者真实地说出了自己做这方面的翻译工作的情况，有很多值得我们参考的地方。作者从1973开始年翻译《罗摩衍那》，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下，作者之前翻译的几本印度古典文学名著被“左”派认为是“黑货”与“毒品”。翻译这部作品可以说是作者当时内心里的一点光芒。翻译《罗摩衍那》的价值在于国外翻译研究颇多，而中国虽然在过去的一千年里翻译了大量的佛经，《罗摩衍那》这一部书和书中的故事虽在汉译佛典有提过，但是一直没有翻译。罗摩衍那是史诗翻译量极大，文体上选择民歌体来翻译，幸好四人帮的粉碎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使得作者能最后翻完这部剧作。

《罗摩衍那》被称为史诗，而且是原始的“诗”，可是其中有大段的段落平铺直叙，了无变化的，关于体裁问题，作者又做了很大得到思想斗争，把其译成了七言绝句、少数五言绝句式的顺口溜，这更接近中国的民歌，作者直接谈到了翻译过程中的腻味，想要停笔，但是却不能功亏一篑。作者译完后满意于这件艰巨工作的完成，另一方面又不满意自己的工作成果，坦然说出了自己并没有能够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翻译外国诗的中国诗体。当然这是作者对于自己的译文的更高要求，其成就仍然是很明显的。这有助于中国读者更深入地了解印度文化，增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在《沙恭达罗》序里作者谈到在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的笈多王朝时代，也是梵文文学的光辉顶点。《沙恭达罗》是描写的是国王扇陀和沙恭达罗之间，诗人一方面讽刺国王拈花惹草，玩弄女性，一方面又认真地描绘了国王与沙恭达罗之间的爱情。季老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为例说明了诗人的矛盾性创作。“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千万读者为唐明皇的真挚的爱情所感动，然而在本诗内白居易先说：‘六宫粉黛无颜色’，又说‘后宫佳丽三千人’，可见唐明皇嫔妃之众多。这样一个荒淫的天子哪里谈得上什么真正的爱情呢？他曾在马嵬坡前为了保住江山，而丢掉杨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难道是真的救不得吗？这是大家都要问的一个问题。然而在白居易笔下，唐明皇却成了一个情种，居然讲出‘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一类的话。”关于这些话是真是假，季老认为又真又假，真是白居易认为唐明皇应该是这样子。假的是现实中的唐明皇并不是这样子。诗人是把他自己的理想爱情强加到皇帝身上。沙恭达罗里的情况一样，国王爱沙恭达罗不过是逢场作戏，一回宫就变脸，然而在诗人的笔下，国王也成了一个情种。诗人的话同样也有真有假。

从季老的《谈翻译》及其相关文化交流作品可以看出，翻译的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本书更好地让我明白了翻译的理论及其发展。翻译不仅是先天语言的天赋，还有后天的刻苦。这是任何翻译大家都需经过的关口，以前总是对于翻译充满了仰慕，觉得学贯中西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然而我对于外国语言文学的学习，虽有兴趣，但并无多大的实际行动，季老谈翻译一书让我深入了解到翻译，优秀的翻译家不仅自身文学功夫扎实，而且知识面广，涉猎众多都是必需的。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书中还有一篇文章是《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这篇文章是作者由cīnī字起源到白糖是否从中国去的一个猜测的寻证论述。哥本哈根大学的教授寄给季老一篇W.L. Smith 写的 On the Origin of Hindi cīnī(关于白糖的起源)。作者当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作者读完Smith的论述后明确直接地指出了其文的不合理之处，认为其论点是根本不成立的，并以具体史实资料进行了反驳，体现出了对于这个问题研究的细致，同时也能看到Smith的研究的合理之处，认同白糖输入印度的时间。六年之后季老又写了篇文章《再论cīnī》，再找资料加以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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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季羡林谈翻译》，季羡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第2页

[2] 《季羡林谈翻译》，季羡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第3页

[3] 《季羡林谈翻译》，季羡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第3页

 

抱香斋

QUOTE:

以下是引用floralin在2010-1-7 0:11:39的发言：

《季羡林谈翻译》读书报告

                                                     林梅

                                                     200640007

看完一本书，能条理清楚地总结概括出来，也是一种能力，这篇读书报告在这点上做得很好。而且看得出来，读完本书，作者有实实在在的收获和感悟。不过，在这本书之外如果作者还能看更多有关翻译的文章，就会真正有自己的见解和观点。

翻译是中外文学交流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媒介，我们有的专题也涉及了一些，可惜仍然不够。从文学交流的角度来说，翻译有很多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有关翻译理论的研究，多半还是外语专业出身的人在做，可能更偏重于翻译技巧和跨文化等方面，其实中文专业出身的人也有许多先天的优势。所以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继续找相关的书来看。我曾经买过一本书（还没来得及看）名为《一本书和一个世界》，副标题是“翻译家笔谈世界文学名著到中国”，都是大家的文章，我也郑重推荐给大家。还有一本《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囊括了近代以来重要的诗歌翻译理论的文章，也很有价值。

最后一个小建议：原文里还是有错别字，如果有可能尽量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