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对鲁迅杂文的看法

白水

看了下上面的讨论，建议还是回到原初的问题。酒神兄说不知鲁迅的文字好在哪里，诚心求教，那么主张鲁迅文字好的朋友举例正面回答即可。现在又要举鲁迅不好的作品例子来讨论，等于说“什么叫好”“怎么个好法”的问题没解决，又岔出个枝节，岔出来“什么叫不好”“怎么就不好”的问题。而且虽鲁迅也不能说笔下篇篇都是精品，拿出个中平之作来争论，也甚是无谓。所以，建议还是回到原初的讨论路径，主张鲁迅作品好的朋友，正面举例回答，且最好能分析得详尽一点，如只是泛泛地说鲁迅文字漂亮、思想深刻一类的话，酒神兄也不必到这里来看，这类话毕竟随处都可以看到。

剩翼

原帖由 酒神 于 2012-6-15 09:39 发表   "好像一个歌星出辑子，有时专门想个名字，有时就用I，II来表示，歌星或许不能和文学家比，作曲家总可以了吧，他们的作品还不是有时有名字，有时干脆作品一号二号三号的定？"    如果用一、 ...

不明白我怎么会成了强调主观标准的，也不明白为什么续编的续编就比一号二号三号要差，不明白什么叫题目好，什么叫不好，更不明白题目好不好与文字好不好有什么关系，总之我是不明白，大家继续吧，我闪了。

铁西

如果不是完全认同罗兰·巴特“作者死了”的说法，在有些情况下，将为人与为文联系起来，确有其道理。鲁迅的杂文不是“精致的瓮”，其“文学价值”联系着现代中国及其知识分子，知人论世本身是没问题的。但讨论鲁迅及其论敌，需要对勘双方的为文与为人，而其前提则是对各种历史叙述及文献的辨析。朱维铮先生的《顾颉刚改日记》可参考。http://book.douban.com/review/1644547/

行香子

民国许多人我都认真读过，可鲁迅杂文，因当时太喜欢，几不能释手，倒吞得囫囵，以至如今要讲点具体的好处，一时也不能。还是贴几篇研究文章过来，或许可作参考。

鲁迅对汉语的贡献

文/孙郁

  郁达夫生前对鲁迅的评价意味深长，以为在文字上是有奇气的。鲁迅的思想，都是在与敌对的力量对比和抗衡的时候显示出来的。有趣的是他在阐述自己思想的时候，不都是简单的布道，一直用形象的语言为之，显得很特别。我们注意到，在他和学者们争论理论问题时，表述方式却是诗化的，得庄子与尼采、普列汉诺夫的妙意，将复杂的问题多致地表述出来，显示了一种高度。我们一些研究鲁迅的文章，不太注意鲁迅的表达方式，鲁迅有趣的一面经由人们的叙述反而乏味得很。或者不妨说，我们可能在用先生最厌恶的方式纪念他，比如八股调，比如伪道学等。漠视鲁迅审美的特点和精神哲学的特点而谈论鲁迅，是很有问题的。

鲁迅认为汉语的表达应当有现实和诗意的情怀。写实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在鲁迅看来，现实的复杂不是都能用日常语表达出来的。写实不意味着复写，而是要看到表象后的存在。除了批判理念、智性之光外，鲁迅一生对事物判断的那种诗意的表达，后人一直没能很好地继承下来。现代汉语越来越粗鄙，单意性代替了繁复性，文艺腔置换了诗意。问题是丧失了汉语表达的维度。把语言仅当成工具，而非精神攀援的载体，不仅古意寥寥，连衔接域外艺术的冲动也失去了。我们和五四文人的距离，在表达方式上就已经问题多多。

自然，每个时代有自己的语言方式，今人不应再返回过去。鲁迅的语言既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同代人。古代的语言在他看来是被士大夫气污染了。那些事功的书写和颂圣的文字，殊乏创意。而同代的语言则有江湖气和八股气，缺少的恰是生命的意志。那个意志不仅含有智慧，还有人性的暖意。我们现在却把那些幽夐的温润的文体放弃了。先生跳出众多的表述空间，在寂寞里独辟蹊径，置身于时代又不属于时代，既有了当下意义，又有了纯粹的静观的伟岸。

鲁迅的表达很少重复，每一个话题都有特别的语境。他对生活的把握不是机械地描摹，而是着重复杂的不可理喻的存在。即使最愤怒的时候，也依然能将美丽的句式呈现出来。

在言说里，人们很容易进入精神的幻象。他的表达过程一直避免进入这样的一种幻象里。旧的士大夫的一个问题就是常常自欺，而且欺人，人生的真相就被遮蔽了。新月社主张爱的文学，不满意左翼作家的理论。鲁迅就说，新月社不满意的是世界上还有不满意现状的人。这样的看法含着哲学的意味，实则是表达的悖谬的一种展示。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写道：“从生活窘迫过来的人，一到了有钱，容易变成两种情形：一种是理想世界，替处同一境遇的人着想，便成为人道主义；一种是什么都自己挣起来，从前的遭遇，便使他觉得什么都是冷酷，便流为个人主义。”鲁迅对言说的有限性的警觉，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一直没有消失。能够看出语言的维度的开放性。

表达很容易落入俗套，这是他一直强调的看法。他用诗意的语言表达思想，其实就是颠覆这种尴尬。比如，讲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他就说：“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把左翼的话题说清楚了。在论述宣传和艺术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然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是花一样。”这样的比喻很有跨度，也避免了理论阐释的单一性。他的杂文这样的笔法同样是多的。

语言也是一种幻象，而且是导致人进入悖论的载体。拆解这种怪圈，对语言的限制和反诘，对他是一种超越极限的快慰。鲁迅的语言造成了与背景隔离的效应，一方面进入市井，一方面不属于市井，于是存在的面孔便清晰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描摹，何曾是简单的图式呢？那种复杂里的凝视，有着精神的伟力在。旧式话语方式在此已失去力量。而他对新语境的营造，给我们以久远的感念。

鲁迅整理的古代文献有上百万字，翻译的作品有三百万字，他对民间艺术的研究也很多。那结果是语言发生了变化，有疏朗自如之气，方巾味与腐儒味均无，倒是和古人相通者多。他谈到先秦两汉，讲起六朝、唐宋，都有灼见，说一些别人不说的话。有时候似乎也和古人为伍。比如，他曾说，现在的中国还仿佛是“明季”，都是读书阅世的一种心得。因为通晓古人之得失，方知今世之明暗。他的语言深处的古风，需暗自体味方可见到。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鲁迅，在翻译上给人很大的冲击。但那时候译界几乎没有人认可他的译风。他的译著因为生涩、直硬而受到非议。晚年所译之书几乎都无其杂感和小说那么流畅，仿佛有意与人捣乱。按当时的精神状态，本可以写一些厚重之书，做自己心爱的事。一反常态的是，却故意在文本上与思想上和旧有的习惯作对，文字趋于艰深，句子拗口，几乎处处可见反汉语的用意。梁实秋曾讽刺说是一种硬译，结果便是走向死地，讽刺是苛刻的。连瞿秋白这样的人，也不能都了解这种选择的深意，鲁迅在那时将自己置于译界的对立面。他有与自己过分挑战的勇气。应当说，译苏联的文艺理论及小说，在他有多层用意，除了精神层面上的变革外，我以为重要的还有语言学上的思考。鲁迅觉得中国人的国民性出了问题，与思维方式大有关系。思维是靠语言进行的，问题是汉语的叙述方式存在着弊病。比如无逻辑性，没有科学化的范畴，概念不精确等等。在旧的语言中，大概只会产生诗化的散文，不会有科学理性的存在，至少没有数理逻辑一类的东西。晚年在着手介绍域外文艺时，已不再满足于内容的传达，还着眼于表达的变化。不是从“信达雅”的方面考虑读者的阅读习惯，相反是逆着传统的秩序，原文照搬洋人的语式，使文句冗长、生涩，一些新奇难懂的句式不断出现。鲁迅相信，改造汉语，不能不借用外来的语法，否则精神的表述永远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他甚至以为，汉语的历史就经历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先秦的文章是一种模式，两汉魏晋大变，原因是汉译佛经激活了汉语，那一次冲击使汉语有了一次飞跃。后来的发展又被封闭起来，不能自我更新。欲救死状，惟有移来洋人语言，与现代口语结合，渐渐改良，庶几可以让古老的书写柳暗花明。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鲁迅洞悉人间的眼力是超常的。他无疑是一个忠实于存在、历史和自我的人。其一生的劳作，继承了古中国几近消失的文化之光，又把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因素引入到新文学里。他不是建立一个固定的秩序，而是建立了确立自我而又不断否定自我的开放的艺术空间。这个选择避免了对旧话语的复归，也避免了自我的封闭的单一值价值判断。一个鲜活的智慧之流在现代史上开始涌动了，我们终于在他的文本里，看到了我们汉语言表达的潜能。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鲁迅洞悉人间的眼力是超常的。他无疑是一个忠实于存在、历史和自我的人。其一生的劳作，继承了古中国几近消失的文化之光，又把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因素引入到新文学里。他不是建立一个固定的秩序，而是建立了确立自我而又不断否定自我的开放的艺术空间。这个选择避免了对旧话语的复归，也避免了自我的封闭的单一值价值判断。一个鲜活的智慧之流在现代史上开始涌动了，我们终于在他的文本里，看到了我们汉语言表达的潜能。

[ 本帖最后由 行香子 于 2012-6-15 20:12 编辑 ]

行香子

关于鲁迅

文/梁实秋

近来有许多年青的朋友们要我写一点关于鲁迅的文字。为什么他们要我写呢？我揣想他们的动机大概不外几点：一、现在在台湾，鲁迅的作品是被列为禁书，一般人看不到，越看不到越好奇，于是想知道一点这个人的事情。二、一大部分青年们在大陆时总听说过鲁迅这个人的名字，或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无意中不免多多少少受到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关于他的宣传，因此对于这个人多少也许怀有一点幻想。三、我从前曾和鲁迅发生过一阵笔战，于是有人愿意我以当事人的身分再出来说几句话。 

其实，我是不愿意谈论他的。前几天陈西滢先生自海外归来，有一次有人在席上问他：“你觉得鲁迅如何？”他笑而不答。我从旁插嘴，“关于鲁迅，最好不要问我们两个。”西滢先生和鲁迅冲突于前（不是为了文艺理论），我和鲁迅辩难于后，我们对鲁迅都是处于相反的地位。我们说的话，可能不公道，再说，鲁迅已经死了好久，我再批评他，他也不会回答我。他的作品在此已成禁书，何必再于此时此地“打落水狗”？所以从他死后，我很少谈论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战时在中央周刊写过一篇“鲁迅和我”。也许现在的青年有些还没有见过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过，再破例一次，重复一遍我在那文里说过的话。
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我曾经在一个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是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的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鲁迅本来不是共产党徒，也不是同路人，而且最初颇为反对当时的左倾分子，因此与创造社的一班人龃龉。他原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公务员，在北洋军阀政府中的教育部当一名佥事，在北洋军阀政府多次人事递换的潮流中没有被淘汰，一来因为职位低，二来因为从不强出头，顶多是写一点小说资料的文章，或从日文间接翻译一点欧洲作品。参加新青年杂志写一点杂感或短篇小说之后，才渐为人所注意，终于卷入当时北京学界的风潮，而被章行严排斥出教育部。此后即厕身于学界，在北京，在厦门，在广州，所至与人冲突，没有一个地方能使他久于其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为生，以至于死。
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国文的根底在当时一般白话文学作家里当然是出类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谓杂感）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他的文字，简练而刻毒，作为零星的讽刺来看，是有其价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杂感集。但是要作为一个文学家，单有一腹牢骚，一腔怨气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对人对事都要有一套积极的看法，纵然不必即构成什么体系，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鲁迅不足以语此。他有的只是一个消极的态度，勉强归纳起来，即是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态度。这个态度并不算错。北洋军阀执政若干年，谁又能对现状满意？问题是在，光是不满意又当如何？我们的国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疮，怎么办呢？慢慢的寻求一点一滴的改良，不失为一个办法。鲁迅如果不赞成这个办法，也可以，如果以为这办法是消极的妥协的没出息的，也可以，但是你总得提出一个办法，不能单是谩骂，谩骂腐败的对象，谩骂别人的改良的主张，谩骂一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张。而鲁迅的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字，逼他摊牌，那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不满于现状”。我记得我说：“你骂倒一切人，你反对一切主张，你把一切主义都褒贬的一文不值，你到底打算怎样呢？请你说出你的正面主张。”我这一逼，大概是搔着他的痒处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袭用他的老战术，先节外生枝的奚落我一番，说我的文字不通，“褒”是“褒”，“贬”是“贬”，如果不作为贬用，贬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鲁迅大概是忘记了红楼梦里即曾把“褒贬”二字连用，作吹毛求疵解，北方土语至今仍是如此。）随後他声明，有一种主义他并没有骂过。我再追问他，那一种主义是什么主义？是不是共产主义？他不回答了。
不要以为鲁迅自始即是处心积虑的为共产党铺路。那不是事实，他和共产党本来没有关系，他是走投无路，最後逼上梁山。他从不批评共产主义，这也是不假的，他敞开着这样一个后门。所以后来共产党要利用他来领导左翼作家同盟时，一拍即合。事实上，鲁迅对于左倾分子的批评是很严厉的，等到后来得到共产党的青睐而成为左翼领导人的时候，才停止对他们的攻击。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笔调来翻译俄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这一本“文艺政策”的翻译，在鲁迅是一件重要事情，这很明显的表明他是倾向于共产党了。可是我至今还有一点疑心，这一本书是否鲁迅的亲笔翻译，因为实在译得太坏，鲁迅似不至此，很可能的这是共产党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无法推卸。这一文件的寿命并不长，因为不久俄国的文艺界遭受大整肃，像卢那卡尔斯基，普列汉诺夫，玛耶卡夫斯基，全都遭受了最悲惨的命运，上海的“普罗文艺运动”亦即奉命偃旗息鼓，所谓“左翼作家同盟”亦即奉命匿迹销声，这一段戏剧式的转变之经过详见于伊斯特曼所著之“穿制服的艺术家”一书。经过这一段期间，鲁迅便深入共产党的阵营了。
在这个时候，我国东北发生了中东路抗俄事件。东北的军阀割据，当然是谁也不赞成的。可是当我们中国的官兵和苏俄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且我们的伤亡惨重，国人是不能不表关切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是一个考验。我很惊奇的在上海的马路旁电线干及各处的墙壁上发现了他们的标语“反对进攻苏联！”我很天真的提出了询问：是中国人进攻苏联，还是苏联侵入了中国？鲁迅及其一伙的回答是：中国军阀受帝国主义的唆使而进攻苏联。经过这一考验，鲁迅的立场是很明显的了。
鲁迅没有文艺理论，首先是以一团怨气为内容，继而是奉行苏俄的文艺政策，终乃完全听从苏俄及共产党的操纵。
鲁迅死前不久，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好象就是“死”，他似乎感觉到不久于人世了，他在文里有一句话奉劝青年们，“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也不必以人废言，这句话便是：“切莫作空头文学家。”何谓空头文学家？他的意思是说，文学家要有文学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这句话说的很对。随便写过一点东西，便自以为跻身文坛，以文学家自居，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怪不得鲁迅要讽刺他们。可是话说回来，鲁迅也讽刺了他自己。鲁迅死后，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为他们原是有组织的、有人、有钱、有机构，一切方便。猩红的封面的全集出版了，有多少册我记不得了，大概有十几册到二十册的光景。这不能算是空头文学家了。然而呢，按其内容则所有的翻译小说之类一齐包括在内，打破了古今中外的通例。鲁迅生前是否有此主张，我当然不知道，不过把成本大套的翻译作品也列入全集，除了显着伟大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幸亏鲁迅翻译了戈果里的“死魂灵”而未及其他，否则戈果里的全集势必也要附设在鲁迅全集里面了。
鲁迅的作品，我已说过，比较精彩的是他的杂感。但是其中有多少篇能成为具有永久价值的讽刺文学，也还是有问题的。所谓讽刺的文学，也要具备一些条件。第一、用意要深刻，文笔要老辣，在这一点上鲁迅是好的。第二、宅心要忠厚，作者虽然尽可愤世嫉俗，但是在心坎里还是一股爱，而不是恨，目的不是在逞一时之快，不在“灭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别人。在这一点上我很怀疑鲁迅是否有此胸襟。第三、讽刺的对象最好是一般的现象，或共同的缺点，至少不是个人的攻讦，这样才能维持一种客观的态度，而不流为泼妇骂街。鲁迅的杂感里，个人攻讦的成分太多，将来时移势转，人被潮流淘尽，这些杂感还有多少价值，颇是问题。第四、讽刺文虽然没有固定体裁，也要讲究章法，像其他的文章一样，有适当的长度，有起有讫，成为一整体。鲁迅的杂感多属断片性质，似乎是兴到即写，不拘章法，可充报纸杂志的篇幅，未必即能成为良好的文学作品。以上所讲也许是过分的苛责，因为鲁迅自己并未声明他的杂感必是传世之作，不过崇拜鲁迅者颇有人在，似乎不可不提醒他们。
在小说方面，鲁迅只写过若干篇短篇小说，没有长篇的作品，他的顶出名的“阿Ｑ正传”，也算是短篇的。据我看，他的短篇小说最好的是“阿Ｑ正传”，其余的在结构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说，好像是一些断片的零星速写，有几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优美的。单就一部作品而论，“阿Ｑ正传”是很有价值的，写辛亥前后的绍兴地方的一个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绘上是很深刻而细腻。但是若说这篇小说是以我们中国的民族性为对象，若说阿Ｑ即是典型的中国人的代表人物，我以为那是夸大其辞，鲁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Ｑ这个人物，有其时代性，有其地方性。一部作品，在艺术上成功，并不等于是说这个作家即能成为伟大作家。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必须要有其严肃性，必须要有适当的分量，像“阿Ｑ正传”这样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够把它的作者造成一个伟大作家。有一次肖伯纳来到上海，上海的所谓作家们便拥出我们的“伟大作家”鲁迅翁来和他会晤，还照了一张像在杂志上刊出来，一边站着的是一个身材高大须发银白的肖伯纳，一边站着的是身材弱小头发蓬□的鲁迅，两相对照，实在不称，身量不称作品的数量分量也不称。
在文学的研究方面，鲁迅的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国小说使略”，在中国的小说方面他是下过一点研究的功夫的，这一本书恐怕至今还不失为在这方面的好书。我以为，至少这一本书应该提前解禁，准其流通。此外，我看不出他有什么别的贡献。有人说，他译过不少欧洲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我的知识太有限，我尚不敢批评那些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究竟如何。不过我想，鲁迅的翻译是从日文转译的，因此对于各民族的文学未必有适当的了解，并且鲁迅之翻译此类文学其动机可能是出于同情，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至于其本身的文学价值，他未必十分注意。
五四以来，新文艺的作者很多，而真有成就的并不多，像鲁迅这样的也还不多见。他可以有更可观的成就，可惜他一来死去太早，二来他没有健全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被共产党的潮流卷去，失去了文艺的立场。一个文学家自然不能整天的吟风弄月，自然要睁开眼睛看看他的周围，自然要发泄他的胸中的积愤与块垒，但是，有一点颇为重要，他须要“沉静的观察人生，并观察人生的整体。”（Ｔｏｓｅｅｌｉｆｅｓｔｅａｄｉｌｙａｎｄｓｅｅｉｔｗｈｏｌｅ）。这一句话是英国批评家阿诺得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批评英国人巢塞Ｃｈａｕｃｅｒ时所说的话。他说巢塞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他对人生的观察是零星的局部的肤浅的。我如果要批评鲁迅，我也要借用这一句名言。鲁迅的态度不够冷静，他感情用事的时候多，所以他立脚不稳，反对他的以及有计划的给他捧场的，都对他发生了不必要的影响。他有文学家应有的一支笔，但他没有文学家所应有的胸襟与心理准备。他写了不少的东西，态度只是一个偏激。  

铁西

鲁迅的杂文，有一个“读法”问题。比如鲁迅在与新月社论战时，有一个著名的表述：出臭汗的焦大不会爱上出香汗的林妹妹。（《文学与出汗》）有意思的不是结论，而是问题的提出：如何呈现焦大们的情感世界？走向僵化的工农兵文艺之后，又是普遍人性论下的主奴恋俗套，城头变换大王旗，鲁迅的问题却在新的语境中绵延。

白水

原帖由 铁西 于 2012-6-15 19:46 发表

如果不是完全认同罗兰·巴特“作者死了”的说法，在有些情况下，将为人与为文联系起来，确有其道理。鲁迅的杂文不是“精致的瓮”，其“文学价值”联系着现代中国及其知识分子，知人论世本身是没问题的。但讨论鲁迅及其论敌，需要对勘双方的为文与为人，而其前提则是对各种历史叙述及文献的辨析。朱维铮先生的《顾颉刚改日记》可参考。http://book.douban.com/review/1644547/

 

铁西兄给出这个链接，大概也是针对历史区里我转的那篇鲁、顾恩怨的文章而发，只是细读那篇文章，似乎并不是专倚顾的日记来立论，所以能否构成反驳，还是个问题。再有对勘双方为文与为人，这话也要看怎样来说，对方的为人即使卑污，也不见得对其一时之批就是正确的，对方为人没那么不堪（鲁迅的论敌里，可举的例子太多了），也不见得对其一时之批就是错误的，所以辨析文献的筛选，也还有个是否切近论题的问题。

白水

原帖由 铁西 于 2012-6-15 21:23 发表 鲁迅的杂文，有一个“读法”问题。比如鲁迅在与新月社论战时，有一个著名的表述：出臭汗的焦大不会爱上出香汗的林妹妹。（《文学与出汗》）有意思的不是结论，而是问题的提出：如何呈现焦大们的情感世界？走向僵化的 ...

 

这个看法比较有意思。还记得台湾那个雨夜，咱们聊毛泽东，当时我就说，重要的不是谁说服谁，而是在这个讨论过程中，能从对方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观照背景那里受益。铁西兄这个帖子就是个例子，《文学与出汗》的好处，我原也确实没看出来，而且只怕倾向于梁的观点更多一些（尽管在我心中梁的分量远远低于鲁迅），经铁西兄一说，忽有所悟，这话就没有听人说起过。愚见，在这个论坛里讨论，最有价值的就是这类发言了。

白水

正好现在还有点闲，索性也展开多说几句。

 

首先得说，在这个问题上，酒神兄有些执拗，呵呵，因为人与书的关系，其实也很复杂，也要讲个缘分，并不是大家都说好的东西，你一定也要喜欢，也要觉出好来，不见得。譬如我到现在也不喜欢海明威，也不大读得下去泰戈尔，年轻时也并不怎么喜欢杜甫，鲁迅的好也是要到这些年才越来越多地读出来，对《红楼梦》也是如此。而冰心，则一辈子都不喜欢《红楼梦》。当然，喜欢和认为它好，就如同剩翼兄所说，并不全是一回事儿，有的东西，我也会觉得不错，比如清真词的章法，但感性上不大喜欢。这种分别也是有的，但毕竟对多数人来说，在多数情况下，不喜欢的东西至少很难觉出好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的建议就是随缘，实在不喜欢，没感觉，也不要勉强，先放下，以后有感觉了再说，实在一辈子没感觉，也没什么，天下好的东西毕竟多得是，寻找其它投缘的来欣赏就是了。这话，不仅仅是针对文学作品而言，对一切艺术，对山水美食，甚至对人，差不多也都是这么个理。

 

其次，再泛说一下如何来判定一个人物的“好”。道理并不复杂，我们欣赏乃至崇敬鲁迅或其他人物，并不是因他们有跟我们一样俗的地方，而是因他们有我们所不及的不俗之处。挖人短处，不难，但人家的那些短处，我们自己也未必就没有，但人家的那些不俗之处，我们很多时候就是没有，那就该服气。鲁迅有缺点吗？当然有；篇篇文章都好吗？不见得；每次论争都占理吗？也不见得。鲁迅对顾颉刚的种种做法，我也认为太过了，酒神兄觉得刻薄，不是没有道理；同样，鲁迅对梅兰芳的种种嘲讽，也许在那个语境下有他的文化批判意义，但梅横受恶谑，他的感受是不也该考虑一下？类似的，与钱玄同的反目，与廖沫沙的“倒提”之辩，理也不见得全在鲁迅这边。对此种种，当然可以质疑，把鲁迅作为碰不得偶像，这点我坚决反对。但话说回来，鲁迅（也包括李白、杜甫、苏东坡、岳飞、文天祥等等等等古今人物）的为人及为文，哪怕是百分之九十九都很俗，都不够上乘，但只要有百分之一能前无古人，那他仍然是个大牛，这话没错吧？所以我才忍不住插嘴说，不必讨论他有哪些不好的作品，这没多大意义，主张鲁迅文字好的，只拿好的来举例便可。

 

接下来我就具体地说说对鲁迅及其文字的看法。前面说过，无论是鲁迅的为人还是为文，我个人认为，均不无可议之处。但是，如果要我在那一代民国学人里举出一个我最推崇的人，那这个人还是鲁迅。现在流行捧胡适，近年来我也渐读出胡适的一些好来，但至少在目前，他在我心中还不及鲁，至于梁实秋等，在我心中更远不能与鲁相提并论……

 

（累了，手懒，不写了，我要去看一篇关于希腊大选的文章，改天再接着聊）

酒神

首先，真心感谢诸位的回帖！受益颇多！

 

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了两个常识性错误：1、倾向于把作者的全部作品汇总，得出一个自认为总体平均水平的评判标准。白水师指出的“99%与1%”的评判标准很有道理。2、就像行香子、白水师指出的，文学作品需要一定的“缘分”，有时需要放一放，缓一缓，可能是比较好的选择。

 

其次，还想就鲁迅文章本身讨论一下，再解释一下自己的主要观点（自己经常言不达意，说不到点子上，诸位谅解。）

 

1、我是认可部分鲁迅杂文“用意深刻，文笔老辣”的，但是认为还没有达到“伟大”或是“前无古人”的地位。

 

例如，鲁迅的批判。“鲁迅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批判中国人的奴性、面子心理、看客心态、马虎作风，中国人麻木、卑怯、自私、狭隘、保守、愚昧。”这些都是事实，但并不是中国所独有，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上述劣根性也都有存在，且都有过批判。再有与鲁迅同时代的梁启超、胡适等人都有过类似的批判，而且不仅指出病处，还开出药方。

 

例如，鲁迅对人性的认识也不见得达到先秦孔、孟、老、庄、荀、墨、韩非子等大家的水平。“鲁迅对人性的了解也是最深的，很敏锐。。。读鲁迅能让我们读懂中国，知人论世，了解国情，了解国民。。。发现鲁迅虽然很偏激、很尖锐，但还是有的放矢，而且只有鲁迅这样，才能更一针见血，深入骨子，打到痛处。” 这些说得都对，但是也没感觉深刻到“伟大”的地位。

 

再例如，部分观点偏于常识。“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个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容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这就是人的正常心理啊，现代的谈判技巧不就是此项心理的应用吗？

 

还有“中国有两个时代，一个是力争做奴隶的时代，一个是坐稳了做奴隶的时代。”只要读几本好的历史书即可明了，而且会感觉鲁迅说的太绝对了。

 

2、自己特别想搞清楚（疑惑）的就是，如何判定文字、形式的好，具体是什么标准；如何判定观点的好，具体是什么标准？

 

3、讨论的重点是鲁迅的文章，鲁迅为人如何可以不做讨论。即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可以不用管“喜欢不喜欢”为人和文章的问题。

[ 本帖最后由 酒神 于 2012-6-16 13:5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