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舞云兮楚人狂——楚文化之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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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奇幻的飞升之梦——曾侯乙彩绘漆内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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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彩绘漆内棺

长250厘米、宽125一127厘米、高132厘米。棺两侧板呈圆弧形，底板下有8．5厘米的悬空。此棺是用大型梓木板榫接而成，棺口四角各用铅锡爪钉加固，作子母口扣合。棺两端各装两个铜环钮以利启合。通体髹漆。内壁髹红漆，头挡中部嵌一件青玉璜；外壁先抹漆灰泥，打磨光滑后再髹黑漆和红漆各一层，以红漆为地，用黑、金黄色相间地绘饰各种形态的龙、蛇、鸟、兽、神等图像共900多个，而龙占半数以上。足挡中部绘一个“田”字形窗口，两侧板各绘一堵格子式门。绕窗者是各种动物，守门者是执戟的神兽。此棺纹饰富丽，色彩鲜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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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是春秋末期楚国的漆羽觞，下图是西汉长沙马王堆的漆耳杯。从中我们是不是能看出二者之间的艺术传承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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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映楚人信仰追求的绘画雕刻造型艺术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

《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人物御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整个画面呈行进状，充满了动感。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但也有地方使用平涂，人物则略施彩色。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像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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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画，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江陵天星观1号墓椁室的横隔板上绘有画。另11幅彩绘壁画，所绘为菱形、田字和云纹等几何形纹样。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成为我国古代独特的艺术珍品棗漆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堪称楚漆画中的奇葩，在我国古代绘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这幅漆画，长87.4厘米、高5.2厘米，绘有26个人、4辆马车、10匹马、2头猪、1条狗、7只雁和5棵柳树。以黑漆为底色，兼采红、黄、褐、绿诸色，运用线勾平涂等手法，使众多的人、物组成一幅色彩富丽、和谐别致、生动活泼的富有立体感和动感的组合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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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楚雕刻艺术的许多极有特色的代表性作品，如神奇的虎盆座飞凤、谲怪的“镇墓兽”雕刻，形态轻盈优美的虎座凤座鼓，各种形式的雕刻座屏、写实的木雕鹿、具有抽象意味的木雕辟邪和幡蛇樽以及各种状态形象的漆盒等等，代表着楚雕刻艺术成就，以及楚人在运用雕刻艺术形式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审美意识。

彩漆凤鹿木雕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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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15、长51、座宽12、屏厚3厘米。此座屏为木质，周身髹黑漆，用朱红、灰绿、金、银等色漆彩绘。外框长方形，其中透雕和浮雕了五十一只动物，包括大蟒二十条，小蛇十七条，蛙二只，鹿、凤、雀各四只。透雕部分由两约对称的图形组成，两组图形完全相同，构图十分稳定。每组图形都以双凤。双鹿围绕着一个中心——鸷鸟搏蛇。底部浮雕以纠结的蛇、蟒和蛇吞蛙为主要内容。除边框为直线外，鹿。凤和蛇的轮廓均为曲线，形成有动感的韵律。各种鸟。兽、蛇、蛙都以写实方法表现，但它们的动态和身上的羽毛、斑纹毕竟是理想化的，因此比自然更具有规律，也更美。如左右两只鸷鸟各衔蛇两条，我们可以想像在乌嘴下挣扎的蛇是如何丑陋，但这两条蛇都盘成对称的花结，委婉自由、玲珑剔透，是座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这件座屏在艺术上极为成功，历来被艺术史家看成是楚国漆工艺品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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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一般均为各种青铜器物的附饰，如攀附兽或作为器耳、器首、器足的各种动物形象雕塑；也有用作大型器物的支架、底座或附件，如曾侯乙墓编钟架铜人、虎形挂钩、编磐架立兽、蟠龙建鼓座等。而较少如曾侯乙墓所出《鹿角立鹤》那样独立的青铜雕塑作品。这些作为器物附饰或支架、底座、附件的青铜雕塑大都具有相对独立的艺术欣赏价值，可以看出设计者在考虑到它们作为附饰与附件的特殊功能，注意到它们与器物之总体艺术风格相统一的同时，是把它们当作一件独立的艺术品来创作的。因而这些作品往往体现出战国楚人对雕塑这一艺术样式的浓烈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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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侯乙青铜鹿角立鹤

国宝级青铜器。全器分鹤身、双角、双腿、双翅、座板等八部分单体铸成后，复连接而成。其中双翅系焊接于鹤身，不能拆开。其余各部分均与相关部分呈子母榫相接，拆装较为便利。其双角根部的子榫各长3．5和4厘米，大小稍异，分别为1．5×1．8、1．6×1．7厘米。

　　全器通高143．5、立鹤高110、颈长63．5、足高29．5、座板高4、长45、宽41．4厘米。重38．4千克。

　　这是一件独立的雕塑作品，也是已见的战国时期最高大的青铜动物雕像。超现实的形象兼具鸟的身体和鹿的杈桠长角。造型上强调线条构成的形式意味，颈、腿三条直线和鹿角的圆弧线通过首与身联结为一个颇具抽象以为的线形结构，来展示这只大鸟的神异力量。头部及拱背垂尾，乃至腿、爪等局部粗壮有力的塑造，以及鹿角、鹤颈、头顶部的错金云纹，方座上的卷云纹和蟠螭纹使形象更家充实完整富有力度。

概略言之，楚国造型艺术有以下一些特色：

人神交融的浪漫意境。楚人相信，灵魂是永生的，死只是灵魂脱离了躯壳，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山川、草木、鸟兽等等亦皆有灵，并且和人之间有某种必然的、生生轮回的关系。

楚艺术形象中的动物、植物以及自然现象大都是变态的、抽象的，这均与神话有联系。例如风是楚艺术品囤材中较多的形象，它是鸟类，但不是现实中咱、鸟，而是神话中的鸟。1949年湖南长沙楚墓出士的《人物龙凤帛画》中的龙、风就是导引灵魂升天的动物。木雕镇墓兽为楚墓常见的出土物，这种艺术品形状怪异，头插鹿角，口吐长舌，似龙非龙，似虎非虎，莫可名之。

飘逸、流畅的动态美感。楚艺术十分强调曲线、弧线，具有一种运动的态势，例如青铜器中的升鼎，楚人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将中原的鼎加以改创，把直耳改为撇耳，器腹加以束腰，蹄足增添了兽面纹，鼎周并附上数只爬兽。化静为动，化严肃为轻盈，以柔美的线条，改变了原来给人以压抑之感的礼器氛围。动态美在漆画、刺绣艺术上表现得更为洒脱。那些云纹、气象纹和动物造型，既奔放又多样。如漆画常见的云纹就有十几种形态，有的如云海滚滚，有的像秋天的流云、阵云，有的像朵朵的飘云。这些回旋卷曲的纹饰，难以捉摸，给人一种飘逸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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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点鲜明的音乐舞蹈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在乐官的管理下，楚国的音乐水平是很高的。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这些乐器在湖北、湖南、河南各地战国楚墓出土的乐器实物得到了印证。

中外闻名的擂鼓墩1号墓所出土的一套，即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65件，除去楚王[今/酉]章外，其余均可供演奏。这64件，包括钮钟19件，甬钟45件。钟与钟钧附件及钟架上，均有铭文，共2800多字。铭文记录了曾、楚和华夏各国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相互对应关系。其中涉及的音阶、调式、律名、阶名、变化音名、旋宫法、固定名标音体系、音域术语等方面，相当全面地反映了先秦楚国乐学的高度发展水平。铭文中列举了曾国与楚、周、晋诸国和申地之间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对应关系。其中共计律名28个。

世界第八大奇迹——曾侯乙墓出土乐器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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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长架长748、高265厘米；短钟架长335、高273厘米；最大钟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钟能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编钟总重约2567公斤，钟架之铜套、铜人、铜立柱、挂钟配件共重1854.48公斤，共用青铜4421公斤。

　这套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8根圆柱承托，构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含可以拆装的构件)达246个。编钟是古代打击乐器，也是象征拥有者权位的礼器。主要流行于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曾侯乙编钟共65件，分为八组：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l件。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编钟的悬挂有三种方式：下层钟用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中层钟用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上层钟用插挂式，是以插销入挥、串钩钟钮。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曾候乙作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搏钟的铭文则记载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彝一事。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悬技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钟铭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了中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错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极和2根彩绘撞钟木棒与钟同出。据此并经实验判定，这套钟的使用共需5人：3人双手执小模，掌奏中、上层钟；2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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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侯乙编磬的规模最大，制作工艺是最高超的，音乐性能是最好和最完善的，并有精美的磬架，亦可看出编列方式，为前所未见。 磬音铿锵、清越、明亮、穿透力强；音量虽不如钟大，但不易被钟声所掩；余韵不及钟长，却越发显得清晰并击发敏捷。钟磬同奏，金石和鸣，相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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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是南方的文化中心。《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当然也就要豪华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髟/前]，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扌真]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大招》所写：“二八接舞，投诗舞只。叩钟调磬，娱人乱只。”

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髟/前]”、“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1941年在长沙黄土岭战国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人物漆奁，共绘有11个舞女，其中二人长袖细腰，翩翩起舞，其余8人或静坐小憩，或一旁观赏，1人挽袖挥鞭，似在指挥，也全都长衣曳地，面清目秀，体态轻盈。这件漆奁生动地展现了楚国集体舞蹈的场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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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影响千古的文学

在中国先秦文学史上，楚国文学占居半壁江山。《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二风，诸子散文中的老、庄二子以及屈、宋二家辞赋共同构成楚国文学辉煌的篇章。

楚国(地)文学源远流长。作为最早的文学形式棗神话，则在楚国(地)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庄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都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神话和传说，成为楚文学产生的鼻祖。如“女娲化生万物”、“抟黄土作人”、“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话传说中，女娲、夸父、后羿等是神力无穷、饱满生动的非人亦人形象，反映了楚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楚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无论是天神地祗或人鬼，都是那么有血有肉、奇谲瑰丽，富有艺术魅力，无疑的，这为后来楚人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础。

春秋时期，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见于文献记载，楚国诗歌虽不算多，成书于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楚风”，但《周南》、《召南》是为南方民歌，《汉广》等篇则又实为江汉流域之作。散见于其他典籍，也还有不少楚国(地)民歌。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越人歌》，《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记载的《孺子歌》，以及《史记·滑稽列传》记载的《优孟歌》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国(地)诗歌的成就。

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与诗歌。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称“庄骚”。

庄子作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不仅哲学、政治思想丰富多彩，而且文学艺术思想也很突出，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庄子》一书，千奇百怪，“寓言十九”，变幻瑰玮，叙事以明理。如为了说明凡事顺其自然，追求“素朴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马蹄》篇中以马为例，说马以蹄践霜踏雪，举足能奔跑跳跃，这是马的本性。伯乐则力加驯化，削蹄烧烙，使马惨遭祸患，死亡大半，这样“残生损性”，就是破坏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德之世”。以寓言喻理，逸趣横生，耐人寻味。寓言既为喻理，所以它与譬喻手法是紧密相联的。《庄子》一书，处处设譬，与寓言相映成趣，构成全书一大特色。如在《应帝王》中以“浑沌”喻纯真的万民，以“凿窍”喻扰民的政举。

《庄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也同时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

楚国的诗歌源远流长，至战国中后期，大诗人屈原在楚国诗歌的基础上，与哲学思想一样，融南北夷夏之交，创造出一种新的骚体诗歌----楚辞。“楚辞”一名，秦汉间已出现，至刘向收屈原及其后学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集，从此，《楚辞》就成为楚国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楚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黄伯思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楚辞是地方色彩最为鲜明的楚文学代表作，黄伯思对它的界说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它的外部特色，比较明确地突出了它的形式特点，故向来被视为解说“楚辞”得名及其特征的经典之论。楚文学作品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诗2400多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全诗洋溢着诗人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奉献精神、真挚执着的念祖爱国忠君恋乡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不畏邪恶势力、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离骚》在艺术上也具有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采用夸张手法与比兴手法，是积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杰作。由于它开创了楚辞创作的新途径，奠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故后人称楚辞为“骚”，称屈原诗歌为“屈骚”。

宋玉是战国时楚国著名文学家。宋玉出身低微，仕途失意，曾师事屈原，通晓音律，雅好辞章，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宋玉赋16篇，多已亡佚。现存《九辩》《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诸篇。《九辩》，是一首自叙性的长篇抒情诗。该诗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凉。句法灵活自由，字数增加，加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宋玉是屈原艺术的优秀继承者，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首创地位。

荀子不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荀子》一书论理透彻，层次清晰，行文精炼，辞采缤纷，论点明确，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论说文。但作为一位文学家，其真正具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则是《成相篇》和《赋篇》。《成相篇》是运用通俗文学形式来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借助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传播政治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赋篇》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名篇的作品，成为后世赋体的直接源头。荀子在楚国从事写作，无疑广泛地吸收楚国民歌的养料，这是荀子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

楚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在文艺思想、创作精神、表现手法、体裁形式、修辞技巧等各方面都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依然张文韬

七、博大恣肆的哲学

老子即老聃，春秋晚期人。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春秋末年人。老子生于公元前 570年左右，约比孔子大二十岁，是他的老师。老聃是王族，《左传·定公四年》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家族世袭周朝司空之职。《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封季载于冉。”冉即聃，因此季载又君称聃季——聃国的君主，老聃就是这一事实的继承人，因此又官称老君。聃季是成王的叔氏族，因此也是昭公十二年甘悼公要去除的成王叔氏聃季族人的老阳子。老是对文王老儿子聃季族的族称，老子本名老阳子，字来，学称阳子，爵称伯阳，师称老子（子学家），官称老聃或老君，随王子朝携典籍奔楚国曲仁里时字称老莱子。因封地在南之沛泽——聃国彭地（开封一带），后人又称他地主名老彭和彭祖。“李耳”是汉武帝反黄老之道时，对“聃季”两字各去一半的贬义反称，无先汉依据。老子曾任周景王司空，“单氏取周”后离周去秦问祖归宗，死于秦国。

老子是道家始祖，是我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作为担任过周守藏史的老子，虽然一方面笃信天命鬼神，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勇气，废黜了天帝鬼神的神圣权威，提出了一个新的宇宙本体棗道。在他看来，“道”是“万物之宗”、“象帝之先”、“为天下母”，是第一性的，宇宙万物是从它派生出来的，是第二性的，道于是取代了上帝，成了宇宙万物老祖宗。 

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的思想极为丰富，德国十八世纪的哲学家黑格尔认为孔子的思想很贫乏，老子才是“古代东方世界的精神代表者”。另一位以狂妄著称的哲学家尼采评价老子时说，他“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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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著作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作，书名即称《庄子》。据《汉书·艺文志》说，《庄子》一书有52篇，现存只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计33篇。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著，外篇、杂篇为庄子后学著。内容丰富多彩，文字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无论在哲学上或文学上，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

在宇宙观方面，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这种超越感觉的道，却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否定了世界有神的主宰，具有泛神论的色彩。同时，庄子又进而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我即道，道即我，道就成为主观精神的东西。

庄子思想的可贵之处，是具有朴素的唯物自然观和辩证法因素。他认为，气，即物质自然性，故其主观精神的道，是与客观自然的气分不开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后否定天命观的思想，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庄子·知北游》。)，死，亦为客观自然的事，无君臣尊卑之别，这无异揭示了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了权贵奴役人民的合理性。他指出客观事物都是变化的，客观事物的变化，则是由于矛盾双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庄子·则阳》。)]。庄子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及其矛盾双方作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无疑的，这都是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辩证法的积极一面，是老庄思想的精华所在。

由于冷酷现实的无情，庄子在人生观方面又集中体现在所谓“逍遥游”，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他在《逍遥游》中说，大鹏的高飞，要有一定的条件，即“有待”，这不能算是绝对的自由；而要真正地达到自由，就要无条件的，即“无待”，这样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天地之间，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世界。能达到这样“无待”的人，才算是“至人”、“神人”或“圣人”。庄子的这种“逍遥游”的人生观，实质是企求摆脱现实烦恼的一种自我精神麻醉法，是典型的消极遁世思想，在当时社会现实中是有害的。但他既追求归本自然，否定天命观，摆脱人间的不平等，无疑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了新的启示。

庄子思想丰富多彩，不愧为我国古代突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