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交流专题”课程参考书目及作业交流专用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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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与“梵我同一”

——《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论文选》读书报告

200640012王丽萌

这是一部研究中印文学比较的资料汇编，收录了从1987年到2002年期间，产生过一定影响力的二十篇新成果。由于它涉及范围较广，所以我从中选读了郁龙余教授的三篇论文：《士人文学与仙人文学》、《中印文学中的大团圆》和《中西印审美主体构成》。在综合其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我找到了以往在理解中印文学比较时，常感困惑的原因，即没能正确地分析两种基本哲学命题的关系。下面就这个问题，来谈谈我现在的理解。

 

一、“天人合一”与“梵我同一”都表现出了强调整体主义的哲学传统。

 

在东方文化的大背景下，把握“天人合一”与“梵我同一”的共通性，是正确分析两者关系的基本前提。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一起构成了东方文化，它们虽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但是在对整体主义的追求上却是根本一致的。

《奥义书》首先建立了印度哲学的基本命题，即“梵我同一”：作为外在的、宇宙终极原因的“梵”（大宇宙）和作为内在的、人的本质的“我”（小宇宙），是统一的。“宇宙即梵，梵即自我。”“梵本身就是对分裂性力量的拒斥；主体征服客体、天为人服务、技术理性至上的天人二分学说在传统印度文化中没有位置。”（郁龙余《中印文学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这观点与“天人合一”对西方“二元对立”的抗拒是基本一致的。

注重整体主义的东方文化在中印文学共性上的表现:一方面是中印文学对味觉思维的重视，乃至将味作为基本的美学概念，并建立了强调“五官整合”的全息美学，而与此对立的是“唯眼耳论”的西方美学；另一方面是中印文学作品的戏剧情节，在对圆满之境的追求中寄寓着乐观的文化精神,“古典梵语戏剧绝大多数是喜剧或悲喜剧，缺少悲剧”（季羡林《印度古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剧情通常以大团圆收场。

 

二、“天人合一”与“梵我同一”的差异性丰富了东方文化的内在结构。

 

郁龙余教授在把中印文学作为东方文化内在构成的同时，也对两者的文学差异进行了比较，主要有这样几点:

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差异，也就是作者在社会地位和功能方面的差异。他认为中国的文学是士人文学，主流作者是与仕途有关的人，走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世俗之路；而印度的文学是仙人文学，主流作者是婆罗门修道士，他们钟情山林，甚至“从不将某个人的生卒年月等传记数据罗列在历史之中”（帕德玛·苏蒂《印度美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

其次是团圆境界的差异。中国文学中的团圆是现世的，反映了中国喜剧精神的世俗性特点；而印度文学多以天堂大团圆为结局，其喜剧精神的核心是超越的出世情怀。

最后是中印美学中味论的不同：中国味论比较零散，没有系统化，在美学概念中的地位并没有特别提出来；印度味论是自成体系的，对味作为美学概念中的地位非常重视，认为一切审美都可以通过审味实现。另外，郁龙余教授还提到了中印味论在情味化和意味化之间的区别：“如果说印度味论侧重情，承认味是种种情的产物，是‘情味论’，那么，中国味论强调情与景的结合，强调这种结合的产物意象、意境，认为味产生于意象、意境，可以说是‘意味论’。”（郁龙余《中印文学比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上述三个方面差异的根本原因，我认为正是中印两种哲学命题的差异造成的。“天人合一”与“梵我同一”虽然都强调统一，强调整体性，但是在其同质基础上，进行的却是异向建构，有着不一样的重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所以中国文化更关注与“人”有着直接联系的世俗世界，多考虑现世利益的得失，在审美过程中偏爱与客观世界的互动。而印度的“梵我同一”强调的是“梵”，更关注精神世界，能够把目光放在彼岸世界，在审美过程中集中于精神体验。

另外，这些差异性在结构和内容上的互补关系，丰富了东方文化的内在结构；同时，中国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提供了两种文化互相作用的机会，推动东方文化发展的内部动力。

 

 

参考书：

郁龙余编《中国印度文学比较论文选》，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

郁龙余著《中印文学比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季羡林著《印度古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Plutochichi

《韩国传奇文学的唐风古韵》读书笔记

陈鹏 200640001

  本书由民族出版社2007年出版，作者是韩国高丽大学国语国文系文学博士、现任韩国清州大学国语国文系专任讲师的苏仁镐。这本书主要讲述了韩国传奇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主要作品的介绍。在前半部分，作者从内因——韩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和外因——中国（唐朝）对韩国（新罗末期、高丽初期）的影响两个方面阐释了韩国传奇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历史上两国的文学文化交流，以及文学文化背后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全书的主体部分是“朝鲜对唐代传奇文学的借鉴和朝鲜小说的产生”。在韩国历史上，新罗末期高丽初期，两国的文化交流空前的频繁。随着大量的韩国留学生、留学僧来中国学习，中国日益成熟的文学作品也进入韩国，韩国文学因此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这是时期出现的如《崔致远》这样比较成功的传奇作品，“与其说是赖于国内经验的积累，毋宁说是借鉴了唐传奇业已成型的创作技巧。”据《唐书》记载，《游仙窟》的作者的文章被来自新罗、日本的使臣以重价争相购买。这说明早在七世纪左右，唐代传奇作品就已经流传到周边国家。《崔致远》的整体内容和《游仙窟》几乎一样，“描写的都是尘世男人与冥界女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的官职都是县尉，对方女人的称呼也很相似。”

  小说这种叙事文体在韩国的缘起，也正是与唐朝交往和自身社会变革合力形成。在社会背景方面，外因就是此时与唐朝的交往，为文化交流创造了开放的环境。而其内部原因则是韩国社会的发展与变革。这一时期，韩国完成了三国统一的伟业，统一的新罗社会逐渐巩固权力体制，步入鼎盛时期。生产力提高，商业发达，海上贸易与国际贸易逐步扩大，为更加华丽的文学艺术的出现和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而日趋成熟的市井文化氛围及佛教文化的大众化，也给叙事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而另一方面，随着时代的变迁，新旧内部矛盾的错综复杂，真骨贵族的王位争夺日趋激烈，六头品和豪族势力的抬头，农民叛乱的频繁，这些社会变化带来了传统共同体社会的分裂，使当时的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社会、人类生存的意义等根本性问题。为了适应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需要摆脱疏离、追求本质、恢复传统价值的文学与之相对应。这也就直接促成的“说话”向“传奇”的过渡。作为新兴叙事方式的传奇，通过个人创作的介入，促进了人类和社会的双重省察。传奇在现象与本质之间发现种种矛盾并加以揭示，同时追求人类固有的价值。正是在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韩国叙事文学的传奇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登上舞台。

  在思想背景方面，更体现了内外因的结合。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的阶层——六头品的身上。骨品制的矛盾其实就是真骨和六头品的矛盾。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骨品制下身份矛盾逐渐成为新罗末高丽初传奇文学反映的主要素材。它以爱情母题为主题形式，而引发爱情矛盾的导火线都是不公平的身份制度。这样，变化世界下的芸芸众生在传奇之中，也就跃然而生了。六头品的贵族身份和不掌握实权的现状逼迫他们走上赴唐朝留学的道路。这一时期唐朝为外国人设置的宾贡科也刺激了这一趋势。而如崔致远所说的：“骏足未展而沉忧”也正体现了这些学子尴尬的处境和复杂的思想状况。他们面对本国腐朽的贵族门第政治体制无法施展才能，于是希冀从唐朝学习儒学这种官僚体制知识，从而冲破国内的腐朽政治体制。这使得更具有批判和讽刺精神的传奇文学成为其思想的良好载体。而这一时期，无论在唐朝还是在韩国国内，六头品的状况都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留学和自身努力有本质的改变。一次次失败的打击都促使六头品沉溺于佛学、道学这些玄虚的学问，以期达到内心的依托及解脱。正是这种空想的思想成分造就了传奇文学奇伟的想象和丰富的情境。可见，唐朝的文化为韩国传奇的出现提供了广阔的思想背景，韩国内部的种种矛盾造就了人们对于传奇这种更有批判功能的文学形式的需要，而这种矛盾下人的不能自控使得佛学、道学为传奇注入了形式上的多姿多彩。

在文学背景方面，依然是内外因的结合。传奇作品对于文学创作者的汉语水平及文学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正是这一时期唐朝向新罗派遣的使臣以及大量的遣唐使带回韩国的书籍，以及新罗社会通过国学和读书三品科的教育，使得韩国文人的文字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而韩国国内叙事文学的积淀，为传奇铺垫了必要的基础。这一时期由于唐朝内部传奇文学的盛行，受到启发的新罗末期渡唐学生，以自己的文学积淀为基础，也将本国的传说集结起来。出现了《高僧传》、《花郎世纪》等作品。另一方面，叙事文学的采集、记录，经过高丽朝，逐渐和怀古传统相衔接，文学创作也更加活跃。

韩国小说的产生是中韩文化交流的结果，中国唐代社会制度和这种社会制度下的文学形式——传奇为韩国传奇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韩国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使其出现由可能变成必然。文学交流本身不能独立完成一国文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他只能以外因的形式，通过内部矛盾起到作用。

晓声

评述日本新感觉派时期川端康成的文艺观

                        ——《川端康成散文集》读书报告

    在日本新感觉派发端期，川端康成提出了“以文艺代替宗教”的思想观点，此观点来源于其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与新感觉派的同道们创办的刊物《文艺时代》的发刊词里，其刊物取名为“文艺时代”即表明了其立场，望以文艺时代代替宗教时代。现摘录他说过的几句话：

“《文艺时代》诞生的目的，是新作家对老作家的挑战，可以说它是一场破坏既有文坛的运动。”

“我们的责任是革新文艺，从而从根本上革新人生中的文艺和艺术观念。确定《文艺时代》这个名称既是偶然的，又不完全偶然。从‘宗教时代’走向‘文艺时代’这句话，朝夕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旧时宗教在人生和民众中所占据的位置，到未来的新时代将由文艺所取代。.然而，只有我们才能创作新的文艺，同时创造新的人生。”他还表示：“站在过渡时期的年轻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唯一的出路就是坚持《文艺时代》应有的姿态。这份杂志恍如方舟上的一根桨，把我们救起载运到明天的彼岸。”

“我们的任务就是革新文坛的文艺，进而从根本上革新人生的艺术及艺术观。” 因为“旧有的文艺，缺乏激动现代情绪的力量。他说道“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文艺；没有新的表现，便没有新的内容。而没有新的感觉，则没有新的表现。”

现分析问题如下：

一、川端康成欲代替宗教的新文艺指的是什么

回溯到新感觉派的文艺观，新感觉派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物质文明迅速发展,人们要以视觉、听觉来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即以感性认识论作为出发点，依靠直观来把握事物的表现。因此,他们主张追求新的感觉和对事物的新的感受方法,然后再给现实做精美的加工。他们认为艺术家的任务是描写人的内心世界,而非表面的现实;他们强调主观和直感的作用，认为文学的象征远比现实重要。他们否定一切旧的传统形式，主张进行所谓文体改革和技巧革新。

川端康成认为，这一“新时代的新文学”可以起到取代宗教在旧时人们生活中的作用，给予人心灵的慰藉、思想的启迪和人生道路的开示。

二、川端如何看待思想与文艺的关系以及新文艺必须具备的特点

在《思想 生活 艺术》一文中，川端认为思想并不是艺术的必备要素，但却是文艺的必需。“小说含有思想，只会提过而不是降低小说的价值。只是应该如何表现的问题。”川端所提倡的新文艺是必须具有思想的文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宗教似的给人开启人生道路的作用。

三、川端是否以“文艺取代宗教”的论点彻底否定了宗教

有人以为，川端提出如是的观点就要以文艺来彻底取代宗教。其实，川端并没有彻底否定宗教，并且其还受佛教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极深。川端也常从禅宗处得到启发来修炼其文艺手法。“文艺取代宗教”的观点更在于突显“新时期文学”的作用和重要性。在《在特别波动调》一文中，川端说道，“宗教与文艺的区别之一，就在后者不像前者那么着重处理死后的问题。”川端认为，宗教偏重于处理死后的问题，文艺关怀的是如何更好的生活的问题。二者应该能够很好的联合，并且如何更好的生活问题应该建基于如何更好的生活之上。因此，川端对于宗教的态度不但不是废弃，反而是其立论的基础与源泉。

参考书

《川端康成散文集》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晓声

作业：佛经寓言的流传分析——以《生经》第12篇《舅甥经》为例

“舅甥共盗”的故事来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历史》中，希罗多德写的是历史，有传真记实的职责。他对真实性的概念，当然远不如后世历史家那样谨严。但是他对神话、传说等已抱有批判态度，并不一概采用，而是“择其言尤雅者”。其文特点据英译本转译如下[04]：

如是我闻（they told me），王积银多，后世嗣君，莫堪伦比。王欲固藏，乃造石室，为贮银库；室之一壁，毗王宫墙。筑室匠狡，虚砌一石，二人协力，即可移动，一人独力，亦能集事。室落成已，聚银为府。尔后多时，匠老垂死，谓其二子，勿忧衣食，告以库壁，有石虚置，石位何处，作何移法，“识此无忘，王之货财，便为汝掌”。父殁不久，二子黑夜，潜至宫外，按乃父教，即得其石，如意施为，窃取多银。王后启藏，睹贮银箧，不复满溢，遂大惊怪，而门密闭，封缄未损，无可归罪。贼窃再三，王频检视，见银续减，命设机关，傍逼银箧。二贼又来，一先蛇行，至于箧处，顿陷机中，无复脱理。急呼厥昆，示己处困，而谓之曰：“趣断我首，免人辨认，殃及汝身。”弟解其意，依言而行，还石原处，携头回家。诘旦王来，睹无头尸，落机关中，户键依然，无出入处，惶惑罔措。王令肆尸，悬诸墙外，士卒严守，有赴哭者，捉搦以来。

此故事经过印度佛教又译介入中国，现摘录西晋竺法护译的《生经》：

姊弟二人。姊有一子，与舅俱给官御府，织金缕、锦绫、罗縠珍好异衣。见帑藏中琦宝好物，贪意为动。即共议言：“吾织作勤苦不懈，知诸藏物好丑多少，宁可共取，用解贫乏乎！”夜入定后，凿作地窟，盗取官物，不可赀数。明监藏者，觉物减少，以启白王。王诏之曰：“勿广宣之，令外人知。舅甥盗者，谓王多事，不能觉察，至于后日，遂当慴〔玩？〕伏，必复重来。且严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无令放逸。”藏监受诏，即加守备。其人久久，则重来盗。外甥教舅：“舅年尊，体羸力少，若为守者所得，不能自脱。更从地窟，却行而入。如令见得，我力强盛，当济免舅。”舅适入窟，为守者所执，执者唤呼，诸守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识，辄截舅头，出窟持归。晨晓藏监，具此启闻。王又诏曰：“舆出其尸，置四交路。其有对哭，取死尸者，则是贼魁。”弃之四衢，警守积日。于时远方，有大贾来，人马车驰，填噎塞路，奔突猥逼。其人射闹，载两车薪，置其尸上。守者明朝，具以启王。王诏：“微伺，伺不周密。若有烧者，收缚送来。”于是外甥，将教僮竖，执炬舞戏，人众总闹，以火投薪，薪燃炽盛。守者不觉，具以启王。王又诏曰：“若已蛇维，更增守者，严伺其骨。来取骨者，则是原首。”甥又觉之，兼猥酿酒，特令醇厚。诣守备者，微而酤之。守者连昔饥渴，见酒众共酤饮，饮酒过多，皆共醉寐。俘囚酒瓶，受骨而去。守者不觉，明复启王。王又诏曰：“前后警守，竟不级获。斯贼狡黠，更当设谋。”王即出女，庄严璎珞，珠玑宝饰。安立房屋，于大水旁，众人侍卫，伺察非妄，必有利色，来趣女者。素教诫女，得逆抱捉，唤令众人，则可收执。他日异夜，甥寻窃来，因水放株，令顺流下，唱叫奔急。守者惊趣，谓其异人，但是株杌。如是连昔，数数不变，守者玩习，睡眠不惊。甥即乘株，到女室。女则执衣。甥告女曰：“用为牵衣？可捉我臂。”甥素（歹凶）黠，豫持死人臂，以用授女。女即放衣，转捉死臂，而大称叫，迟守者寤。甥得脱走。明具启王，王又诏曰：“此人方便，独一无双，久捕不得，当奈之何！”女即怀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国中，有人见与呜噈者，便缚送来。抱儿终日，无呜噈者。甥为饼师，住饼炉下。小儿饥啼，乳母抱儿，趣饼炉下，市饼餔儿。甥既见儿，即以饼与，因而呜之。乳母还白王曰：“儿行终日，无来近者，饥过饼炉，时卖饼者，授饼乃呜。”王又诏曰：“何不缚送？”乳母答曰：“小儿饥啼，饼师授饼，因而呜之，不意是贼，何因囚之？”王使乳母，更抱儿出，及诸伺候，见近儿者，便缚将来，甥沽美酒，呼请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劝酒，大醉眠卧，便盗儿去。醒悟失儿，具以启王。王又诏曰：“卿等顽騃，贪嗜狂水，既不得贼，复亡失儿。”甥时得儿，抱至他国，前见国王，占谢答对，因经说谊。王大欢喜，辄赐禄位，以为大臣，而谓之曰：“吾之一国，智慧方便，无逮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当以相配，自恣所欲。”对曰：“不敢！若王见哀，其实欲索某国王女。”王曰：“善哉！”从所志愿。王即有名，自以为子，遣使者往，往令求彼王女。王即可之；王心念言：“续是盗魁，前后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遣其太子，五百骑乘，皆使严整。”王即敕外，疾严车骑。甥为贼臣，即怀恐惧，心自念言：“若到彼国，王必被觉，见执不疑。”便启其王：“若王见遣，当令人马五百骑，具衣服鞍勒，一无差异，乃可迎妇。”王然其言，即往迎妇。王令女饮食待客，善相娱乐。二百五十骑在前，二百五十骑在后，甥在其中，跨马不下。女父自出，屡观察之。王入骑中，躬执甥出。“尔为是非，前后方便，捕何叵得。”稽首答曰：“实尔是也。”王曰：“卿之聪哲，天下无双，随卿所愿。”以女配之，得为夫妇。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甥者，则吾身是；女父王者，舍利佛是也；舅者，调达是也；女妇国王父、输头檀是也；母、摩耶是；妇、瞿夷是；子、罗云是也。”佛说是时，莫不欢喜。

为了让佛教更好的推广，在译介佛经并宣传时常出现增饰附会，此经中就有此种现象。

我只一只鱼

严歌苓的《赴宴者》读后感

                                                   200640018 游丹妮

       严歌苓，作为海外最后影响力的华人女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对于探索华人在美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有着很好的描写。

      刚刚拿到严歌苓的新书《赴宴者》，这是严歌苓第一步用英文创作的小说，和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相同的事，原作者都为中国人，且都用英文创作，后传到国内后由中国人翻译成中文进行传播。我非常赞赏严歌苓对于写这本书的态度，她说：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和自己过不去了，写了这么多的中文作品后才选择用自己没有把握的语言进行创作，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另一方面，也是开拓自己的作品在西方市场的一种途径。

     董丹是一名北京罐头工厂下岗工人，阴差阳错地他来到一处宴会场，从而开始了他装记者、吃宴会、骗领车马费为生的生活。同时，他还歪打正着地与社会各界人士相识，也见识到不少阴暗的社会面，在正邪、善恶之间周旋。文章极具讽刺的一面是，董丹对自己的身份的多面性的转变的 描写以及迷惑，他结识上流人士，他贪恋美食、美女，却也同情社会底层的民工，然而他是自己没有能力为这些人做任何事情的人。

     严歌苓采用她擅长的对比手法，既夸大了人性的贪婪与邪恶，也不忘渲染人性的善良。主人公董丹在吃香喝辣、酒色艳情之余，隐藏在美食、美女背后的社会真相触动了他的真情。他在鱼翅与黑森林蛋糕里见到了社会的不公，进而想去为那些可怜的老百姓争一口气。当董丹开始尝试着把事实公布出来时，事情又变得扑朔迷离。在面对无人敢报导的重重黑幕，他能否在被人发现真实身份之前，揭发这一切呢？看似荒谬不可思议的事，但另一方面又让人觉得这样的事或许也不是不可能。。

     《赴宴者》的语言幽默而风趣却又是伤感而无奈的，即便是在描写悲伤，它的语言也是带有讽刺或调侃的意味，让人感受到身处危机四伏的宴会场，每个到场者都各自心怀鬼胎，每个到场领取车马费大吃特嚼美食的记者都是骗子，在对别人的怀疑中又隐藏了对自己身份的怀疑。

   在《也是亚当，也是夏娃》里，严歌苓用很多短片故事来描述了华人在美国社会为了融入其中而经历的身心变化。而《赴宴者》则是在向国外读者展现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现象，然而这种现象是包含了黑色幽默和无奈心酸的，是许多丑陋的现象的集合，但对于里面的主人公董丹，读者不会有憎恨，是严歌苓笔下一贯的小人物和边缘人物，作为一个在底层挣扎的人，他有他的生活方式，法律可以惩罚他，站在自己的利益的一边的人可以唾骂他，然而读者都会同情他，因为严歌苓让你相信你，这样的人就在你身边。

        《赴宴者》这部小说涉及到很多中国的社会现实和行业潜规则，例如书中涉及孔雀宴和人体宴等，艺术家向权贵妥协的现实与无奈，记者的行业规则，农民工问题，可以说关心现实社会的作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严歌苓在谈及那些令人垂涎三尺的菜肴时说：“我写这部小说的主旨，除了讲一个离奇好看的故事外，还想反映出中国的吃文化和亚洲人的感官追求。”严歌苓认为中国文化中的某些部分存在着对腐蚀性享受的一种狂热追求，借这个荒诞的故事批判美食盛宴背后隐藏的堕落与腐化是她的写作目的，她是想在一场黑色幽默中探寻浮华背后的真相。《赴宴者》中文版并不是严歌苓翻译的，严歌苓说：“有些事情对我来讲，未知的更加刺激。”

       

 

  

抱香斋

《泰戈尔与中国》读书报告

郭学林 2000640002

 

初读《泰戈尔与中国》，只是将其作为一本介绍泰戈尔来华这一历史事件的书来读，并没有看重其中的学术价值。但细细品味一下，就可以发现这本书是一本学术著作。该书以翔实的材料，梳理了泰戈尔的思想学术在中国的传播经过，以及他本人在中国的游历和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他来华的不同反应。作者对历史事件的把握和分析既符合历史事实，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充满喧哗与躁动的今天，这是一部泰戈尔研究的难得之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在对此书的介绍中已经详细地告诉了我们此书在泰戈尔研究方面的地位。但从我的角度来看，此书向我们重现了那一次中国文化界无意中的精心策划。

虽然当时文化界精英将泰戈尔来华当做是中国文化与泰戈尔的一次交流，众多名人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见到泰戈尔，向这位文学大师学习一些心得，并没有考虑到泰戈尔本人的到来会在中国文化界引起怎样的变化。但向来不是很一致的中国文坛还是在这次活动的全部中获得了广泛而又有意义的成果。可以称之为一次成功的策划案例。

首先，泰戈尔来华就是一个很符合策划理念的创意。因为活动策划是提高市场占有率的有效行为，如果是一份创意突出，而且具有良好的可执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活动策划案，无论对于企业的知名度，还是对于品牌的美誉度，都将起到积极的提高作用。1924年，泰戈尔应孙中山先生之邀访华，“泰戈尔热”进入高潮。他在徐志摩家乡时，“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名齐奏歌乐，群向行礼，颇极一时之盛。”他会见了梁启超、沈钧儒、梅兰芳、梁漱溟、齐白石、溥仪等各界名流。名人聚会本来就是焦点事件，但再加之以文化交流，就更会吸引人的眼球。普通百姓可能不会感觉到特别的东西，但在文人眼中，能获得与泰戈尔接触的机会是一件可以记录到个人履历中的特别事件，会倍加珍惜，也自然少不了感慨之作。泰戈尔在19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他的到来会引起关注是可以预见的，因此，策划泰戈尔来华本身是一个符合策划理念的创意。

其次，活动安排十分出色。一个好的活动策划一定会注重受众的参与性及互动性。有的活动策划会把公益性也引入活动中来，这本身既与报纸媒体一贯的公信力相结合，又能够激发品牌在群众中的美誉度。甚至活动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能够在第一时间传播出去，引起公众的注意。一个合适的产品，一则良好的创意策划，再加上一支良好的执行队伍，才是成功的市场活动。而执行是否能成功，最直接和最根本地放映了策划案的可操作性。策划要做到具有良好的执行性，除了需要进行周密的思考外，详细的活动安排也是必不可少的。活动的时间和方式必须考虑执行地点和执行人员的情况进行仔细分析，在具体安排上应该尽量周全。1924年4月23日，泰戈尔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辜鸿铭等前往车站迎接。在他时间长达一个月的北京之旅中，他到古老的法源寺去赏丁香，参加诗会；浏览了故宫，会见了末代皇帝溥仪；在北大、清华、北师大等高等学府发表了《中国与世界文明》、《文明与进步》、《真理》等多篇演说；会见各界知名人士……5月8日，适逢泰戈尔63岁寿辰，北京文化界人士赶排了他的名作话剧《齐德拉》，当天在东单协和礼堂里演出，以此为他祝寿。泰戈尔和梅兰芳坐在一起，他兴奋地说:“在中国能看到自己写的戏，我太高兴了。可是，我更希望能观赏到你演出的戏。”梅兰芳当即答应请他看自己刚排的新戏《洛神》。这一系列活动的特点在于，处处都有焦点。而泰戈尔来的这一个月中，也没有浪费任何时间，这是一个优秀策划人十分看重的。因为在当时来说，泰戈尔是一个巨星。而对于一个巨星来讲，他有自己独立支配的时间，是不能随时被策划人调动的。而如此长的时间内，泰戈尔在中国留下了如此多的足迹，也称得上是一个不小的成功。

再次，即便是泰戈尔走后，这次活动的效应也依然没有结束。西方文论中会谈到“占有的神伤”，及占有的阶段会想到失去的痛楚，便陷入悲伤之中。我想泰戈尔的离去对中国文化界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而也因为特殊性，在中国引起了大讨论。这在活动策划中，被称为二次传播。一个好的活动策划可以进行二次传播。所谓“二次传播”，就是一个活动发布m来之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活动策划的影响被延时了。但是，我们绝对看不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广告因为设计得好，被别的媒体转载了：活动策划在具备诸多优势的同时，同时也具备一些不足。一方面，活动策划往往不能脱离广告宣传独立展开。另一方面，活动策划操作不当容易引起受众排斥。即便是在m走了之后，活动的影响也在延续，这就需要后续的活动策划了。而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在泰戈尔走后的讨论就是这次活动的一个延续。现在人们普遍认为，1924年前后的泰戈尔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已经离开纯文学的轨迹而属于广义的文化和社会历史范畴，此时他的身份类似哲学家和思想家。泰戈尔来华访问时引发的论争，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各派文化势力之间的博弈。

直到今日，泰戈尔来华那段历史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不仅是因为泰戈尔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两国同病相怜的处境。泰戈尔一向支持中国的反抗斗争，这也反映了文化交流的包容性。人们在全球化已经数百年的情况下却依然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不接纳其他种族的文化；而人们对于残疾、异类的嘲讽依然不能从文明的外衣上洗去，这些构成了我们今天的隔阂。如何宽容地看待他人、理解他人成为打破隔阂的关键。不被他人理解，我们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体，不被其他文化所包容，我们就是一个孤独的文化。泰戈尔让我们看到了打破这种隔阂的希望。

抱香斋

QUOTE:

以下是引用鱼筱鬟在2010-1-14 14:26:12的发言：

对陈季同的误读

——《中国人自画像》读后感

200640015

韦渝

首先我要说的是，这篇读后感的行文非常流畅，也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不过同时有个重要的问题也必须首先指出来：你读的到底是哪个版本的《中国人自画像》？因为我敢肯定不是直接从法文译过来的那个版本而有可能是从英文译过来的版本，从法文直接译过来的中文本在我看来译得不够漂亮，但它可能是最达意的；从英文译过来的我没看过，但经过了一种语言的转译，我想可能会有一些误差。例如，你引用的原文“欧洲的确是地球上旅游观光的最佳去处。但是，西方社会所能满足的毕竟只是那些属于人的肉体享乐的一面，且这种满足将会以厌倦乃至放荡不羁而告终。”在段映虹从法文译过来的版本里是这样的：“……也知道欧洲乃世界上一方值得游览的美丽土地。但是，欧洲的一切只不过可以满足享乐的生活，就连最无所用心的人最终也不免厌倦。”好像有点不一样吧？另外由于你既没标篇目也没注页码，想去查找原文也很费劲，所以以后要注意：就翻译作品来说，译本也是很重要的。

你谈到的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当一个作家想将他的祖国文化传达给一些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读者时（尤其是这些读者对中国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他的叙述是有选择的，在叙述的过程中，过滤掉一些东西，凸显一些东西，或是表达一种被美化的文化理想，都是很正常的，并不是所谓的文化自恋。”陈季同这种辩白的心态不仅缘于西方的偏见，还缘于当时处于中法战争之时，他以自己的爱国精神和对祖国文化的自豪感赢得了对手的尊重，他的心态可以理解，不过，过滤掉的都是不好的，凸显的都是好的，甚至类似于纳妾之类也进行辩护的话，给人造成的客观印象就是文化自恋。

抱香斋

QUOTE:

以下是引用简在2010-1-13 21:24:15的发言：

《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读书笔记

200640011  王静

脉络很清晰，观点很明确。你提出的观点也很重要：是内在的需要决定了取舍，在“庞德与中国古典诗歌”这个问题上确实如此。不过，《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这本书内容很丰富，我是希望你们就自己最有感觉的部分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这个要求有点高哈。

   另外，有点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感觉，文中还有错别字，有些句子也还可以再斟酌一下，如“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落差”、“即都企图以艺术独立的幻想来抵御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压抑的努力”以及最后一句等。

抱香斋

QUOTE:

以下是引用蓝贝壳在2010-1-14 16:48:29的发言：

《神诗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读书笔记

200640008 刘玉美

文字功底扎实，分析深入细致，最精彩的部分是“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现代诗坛绽放异彩的原因探究”。我个人觉得，你没必要套用文学交流机制的模式，一套用把自己限制住了，反倒不伦不类，读书心得本来就可以写成笔记的形式。

诗人译诗，本身就会带有某种创造性，当然，许多美国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或仿写，误读得有点离谱，却正是为了寄托他们的创作理念，这一点你把握得很准确。不过和王静同学一样，你们都只谈了庞德的意象派，当然这是上课讲过的，所以你们觉得有必要谈，不过我倒觉得这本书还有许多其它精彩的内容，你们不说，我也懒得说了。

最后要提醒你的就是一个非常显眼的错误：你的标题“诗神”变成了“神诗”，参考书目和注释里也是，改了吧。

蓝贝壳

QUOTE:

以下是引用抱香斋在2010-1-18 2:02:55的发言：

文字功底扎实，分析深入细致，最精彩的部分是“中国古典诗歌在美国现代诗坛绽放异彩的原因探究”。我个人觉得，你没必要套用文学交流机制的模式，一套用把自己限制住了，反倒不伦不类，读书心得本来就可以写成笔记的形式。

诗人译诗，本身就会带有某种创造性，当然，许多美国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或仿写，误读得有点离谱，却正是为了寄托他们的创作理念，这一点你把握得很准确。不过和王静同学一样，你们都只谈了庞德的意象派，当然这是上课讲过的，所以你们觉得有必要谈，不过我倒觉得这本书还有许多其它精彩的内容，你们不说，我也懒得说了。

最后要提醒你的就是一个非常显眼的错误：你的标题“诗神”变成了“神诗”，参考书目和注释里也是，改了吧。

错误果然很显眼，竟然愣是没有检查出来，囧.. 

写成这样的格局出发点是为了看起来清晰有体系，没成想反而画蛇添足了。因为中国诗对于意象派的影响相对好把握一些，所以写的时候也以此为主要内容。正是因为这本书内容太丰富了，所以把握的时候不全，有点顾此失彼。至于其他精彩的内容，真不是懒得说，而是没有悟到，还请老师点拨则个。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0-1-18 16:09:11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