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里春秋，词里古今——大师们和诗词的过去曾经

西贝惑

有一次和友人闲聊，言及顾随时，都不禁为之扼腕，觉得对这样天才的艺术鉴赏家，知道得太晚了。几年前曾拜访过叶嘉莹先生，那一次谈话，得知她的学识，有许多是来自于顾随的暗示，这才留心到这位已逝的前辈。后来陆续读到张中行、周汝昌、史树青怀念顾随的文章，便隐隐感受到了一个特别的精神存在。一个人死去几十年后，仍被不断提及，便也证明了一种力量。可惜，许久以来，他的文字在书界早已难觅了。

　　直到《顾随文集》问世的时候，才得以窥见他的风采。那真是一个诱人的存在，他的为诗、为文，以及为人，都有着别人难及的地方。顾随不仅艺术天分高，能写很漂亮的诗话，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见识不俗，常言他人难言之语，于迷津之中，道出玄机，给人豁然开朗的惊喜。这样的学人，在今天，已不多见了。

　　顾随是京派学人，与周作人那个圈子里的人很熟悉，但他看人看事，并不以权威眼里的是非为是非，而是有特立独行的一面的。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苦雨斋里也执弟子之礼。周氏的学生们对老师恭恭敬敬，像俞平伯、沈启无，甚至对周作人有崇拜感。顾随呢，则以平常目光视之，对苦雨斋主人的短长颇为清楚。虽然在学问上，多少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但在那个圈子里，顾氏应该说是个“鲁迅党”的一员，虽然他和鲁迅并无什么交往。

　　他毕生从事教书工作，但对创作又别有情怀，一直关注文坛的动态，自己也写过小说、散文，而尤以古诗词多见功力。冯至先生说他“多才多艺，写诗、填词、作曲，都创有新的境界；小说、信札，也独具风格；教学、研究、书法，无一不取得优越的成就；只是他有一时期说禅论道，我与此无缘，不敢妄置一词。但除此以外，他偶尔也写点幽默文字、调侃词章，既讽世，也自嘲。”

　　顾随生于1897年，河北人，字羡季，笔名苦水，晚年号驼庵。他在北大读书时，大概就认识了周作人。不过，那时候他对周氏的印象，远不及鲁迅。看他的书信、日记以及学术文章，言及鲁迅处多多，对周氏很少提及。偶涉苦雨斋主人，还略带批评，看法是很奇特的。20年代后期，当他涉足到周作人的圈子里时，对诸位的感觉，很有分寸，不像废名、俞平伯那么醉心。他的书信，多次写有对钱玄同、周作人的感受，这些，已成了珍贵的资料。顾随的审美情调与治学方式，与周作人圈子的风格，略微相同。比如都深恶八股，为文与为人，以诚信为本，此其一；看书精而杂，喜欢人生哲学，其谈禅的文章，我以为超出废名、俞平伯，有大智存焉，此其二；他谈艺论文，与周作人思想时有暗合之处，如主张“诗人必须精神有闲”等等，不为功利所累，此其三。但顾氏在根底上，又是位诗人，对为学术而学术，或说以学术而自恋的生活，不以为然。虽身在北平，但心却神往上海的鲁迅，以为鲁夫子的世界，才是知识人应有的情怀。自20年代起，他便有意搜集鲁迅的作品，无论创作还是译作，都很喜欢，有时甚至达到崇仰的地步，并以大师视之。顾随谈及周氏兄弟，佩服的是周作人的读书之多，敬仰的是鲁迅的精神状态，以为后者的超迈，虽可望而不可即也。

　　周作人生前，与顾随的交往止于一般友人的礼仪，并非像对废名、江绍原那么热情。但他读鲁迅著作，就是另一种状态。1942年，翻阅鲁迅的译作《译丛补》时，就感动不已，说出这样的感慨：“《译丛补》自携来之后，每晚灯下读之，觉大师精神面貌仍然奕奕如在目前。底页上那方图章，刀法之秀润，颜色之鲜明，也与十几年前读作者所著他书时所看见的一样。然而大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自古皆有死，在大师那样地努力过而死，大师虽未必（而且也决不）觉得满足，但是后一辈的我们，还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吗？想到这里，再环顾四周，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与惭愧。”

　　我相信顾随的感觉是真实的。他对周氏兄弟的判断，十分到位。顾氏生活于学人的圈子，能悟出其中的冷暖，看到己身的不足，这就很有几分哲人气。顾氏于平淡中又能生出奇拔的超逸情怀，与喜欢鲁迅不无关系。顾随的文章，每每被后人提及，且喜好者甚多，那是见解的不俗所致，至少比起周作人的诸多弟子的文章，是有可咏叹者在的。

西贝惑

“鬼灯一线，露出桃花面。”很早的时候，有人告诉说这是很恐怖的句子。不以为然。实则未将“鬼灯”二字纳入眼耳，倒是桃花人面，给了无穷的遐想，分明春风庐侧奉茶待客的素裳佳人。顾随先生称之“恶劣”，不知因何。而另一首诗：“耶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几回落。当日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看。”顾随先生说，此虽亦鬼诗，但并不恐怖；我读之，如聆月夜荒郊渺远的吟唱，阴冷碜人之气，不可磨灭。 

　　 

　　《顾随诗词讲记》是叶嘉莹先生当年听课笔记的整理。叶先生追忆顾先生的授课风范，颇令人神往。说顾先生讲课有两个特点，一是凡书本中可以查考到的属于记问之学的知识，极少讲到，讲授的“乃是他自己以其博学、锐感、深思以及丰富的阅读和创作之经验所体会和掌握到的诗歌中真正的精华妙义之所在”，看似闲话，实则“见性成佛”的东西；二是将学文与学道以及作诗与做人相提并论，主张以诚为本，以为不诚则无物。 

　　 

　　诗家讲诗词，别是一番灵妙之气。虽然是授课言谈之所记，未必成体系，甚至于随性时，前后亦有不尽统一之处。顾先生言诗心诗情，教人体认、体会与体验，往往从写诗者的一面说起，由此，品诗且学诗，收益当大。比如，他说作短诗应讲究经济手腕，“诗短而有余味”方好；说人写作时不可将聪明使尽，十二分力量只使六七分的，天地宽阔；说五言诗容易看出漏洞，须酝酿到成熟，又机缘凑泊，然后发之；说诗人当能支配自己的感情，学会欣赏外物般地欣赏自己，站在一旁，看巴山夜雨如何将自己这方秋池涨满。 

　　 

　　能于课堂上一一叙来的，自是名家名作。顾先生不吝啬自己的好恶评价，一褒一贬中，戥秤可见。先生说，诗里的伤感是最浮浅的，最没用的，如嗜好中之大烟，“折得一枝杨柳，归来插向谁家”太过软弱，太过没出息。先生还说，人应有担荷精神，不躲避，不要去学“偶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这样的诗，人生没有闲，闲是临阵脱逃。人生不过百年，春不长久也罢，人终离别也罢，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看尽洛城花”，然后笑对东风：你不是要走吗？走吧！ 

　　 

　　什么叫做大欢喜，真欢喜？顾先生说，自然而然，无所用心，即是大欢喜。譬如慈母爱子相处，满心满意，毫不费力。“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大欢喜，“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大欢喜，相较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则显局促，不平和，太用力。

　　 

　　人皆以为欧阳修词承五代风习，顾先生不以为然。他认为六一词是热烈而清狂的，即使是一些伤感词，也不乏热烈之气。而放翁诗之可爱，在于真实，在于诚，“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语虽平常却深挚动人。稼轩词的好处，在于有英雄的手段，又有诗人的感觉，极热心，极有责任心，极多情，哪怕写景，都可以掷地有声：“点火樱桃，照一架荼蘼如雪。” 

　　 

　　太白诗如何？《太白古体诗散论》里说道，太白诗高致而跳出人生，其幻想并不扎根在土地上，美则美矣，惜思想不深。写悲哀，其美往往令人忘其悲哀而关注其美，如“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之类。读者不能因作者悲而悲，岂非不太成功？李白诗有冲天豪气，然有时也不免过于夸大，浮漂而缺乏内在力。 

　　 

　　老杜诗如何？《论老杜七绝》言，杜甫绝句高尚伟大，黄鹂鸣翠柳，白鹭上青天，清洁中即显高尚，“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则表现出人格的力量。打开心扉，窗虽小，能容纳西岭千秋之雪；门前所泊，乃往来于西蜀东吴的万里之船。“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纤细吗？大方！ 

　　 

　　吾等学诗，难学李杜，盖李杜境界，非人力可致。然可以学有真的诗心的诗，哪怕浅一些，薄一些。虽然人生最不美，人生最俗，但是这个世界还可以住，不是理想的那么好，也不像理想的那么坏，关键看人能不能调和。入冬以来最冷的日子里，走在阳光下，说不出是暖，还是寒，然而因为是往家赶，觉得格外充实。写诗也是一样，不管写出来，是欢喜，还是悲伤，只要充实，就没有白写。杜牧之，功名、热衷均可入诗，因为功名于他，是真实的追求，“为问寒沙新到雁，来时还下杜陵无”；李义山，日常的艰难苦恨，化作朦胧之美，“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因为他不仅能够欣赏日常生活，而且能够欣赏日常生活中的自己，欣赏日常生活中的艰难苦恨，然后以一种从容委婉，表而达之。 

　　 

　　人生一切好的事物都是不耐久的，由于不耐久，抓不住，所以成了最美的时候；于是过去，将来，也就成了两大诗境，唯独没有眼下的。竹山词中最精致者，“人隔翠阴行”即缘于此；至于“而今”，当只有“两袖春寒，一襟春恨，斜日淡无情”了。顾先生赞赏王国维先生的“境界”说，但不认同“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提法，诗人以眼观物，以笔写心，岂可能“无我”？“执”或“不执”罢了。说“无我”不如说“忘我”。　 

西贝惑

杨敏如，女，大翻译家杨宪益之妹，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精于唐宋词研究。1916年生于天津，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师从顾随等名师，专攻古典文学方向，兼研俄罗斯文学。1940年任教于重庆南开中学，抗战后在南开大学中文系、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54年到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直至退休。著有《宋词百阙》、《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唐宋词选读百首》等。 

据说，93岁的杨敏如讲起恩师顾随来，至今泪水涟涟。 

　　 

　　11月7日，由中华诗词研究院举办的“缅怀恩师品德，传承文化精髓”———顾随诗词研讨会在京举行。93岁的古典文学专家、北师大教授杨敏如，谈起她的老师顾随先生，仍然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崇敬之情。 

　　杨敏如是前日刚刚去世的著名翻译家杨宪益的妹妹，她一生追随词学大师顾随，从13岁起，就与恩师结下了绵远悠长的“词缘”。 

　　1 十三岁被顾随词吸引 

　　中学时代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敏如接触到顾随先生的词作，从此被深深吸引。及至她在燕京大学国文系受教于顾随先生之后，才知道这冥冥中早已注定的师生缘。正是这缘分，奠定了师生俩数十年的情谊。 

　　80年前，我13岁的时候，在天津一个教会学校“中西女中”念初中。我们那个学校，教师许多是外国人，中国教师中的女老师多，男老师很少。 

　　初二那年上几何课，老师是一个20多岁的男青年。考试的时候，他在黑板上写题目。这个老师很有意思，他写完题目以后没事，就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画画，画兰花、画松树，画得好极了。他还在旁边写了这么几句：“少岁吟诗，中岁填词，把牢骚徒作谈资，镇常自语，待得何时。可唤愁来，鞭愁死，葬愁尸”。 

　　我哥哥杨宪益的老师曾经在家里教他念书，我跟着念过，但是那时候我没有见过长短句，我想，黑板上这写的是什么呢？我背过《唐诗三百首》，也背过《诗经》，可没见过这个。我就仔细看了一下，很快记住了。我不懂“愁”，看这长短句里写的，好像“愁”都是具体的，可以把它唤来，而且鞭死。我想，这一定是这个几何老师做的，这个老师太棒了。 

　　结果我都没有做后面的题目，就在欢喜赞叹中交卷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首词的词牌名是《行香子》，而它的作者就是顾随先生。 

　　中学毕业，考上燕京大学以后，我报了国文系。主任郭绍虞教我国文，外语系的主任教我英文，我英文就得了很高的9分，国文只得了7分，因为郭绍虞先生的苏州话我听不懂。念到二年级可以转系，我就跟郭绍虞先生说，我要转系。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英文得9分，国文才得7分，我英文比国文强，干脆念外语系吧。 

　　郭绍虞说：“我告诉你，中文系很少有像你这样英文好的，你不许走。”就这样，我就留下来了。也幸亏如此，才有幸在二年级，听到了顾随先生的词课。 

　　2 课堂上如入“无我之境” 

　　词兴于宋代，宋室南渡之后，宋词多有家国之悲。北平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之后，顾随先生授课语带双关，师生心中悲苦的共鸣不难想见。 

　　当时，顾先生一个礼拜讲一次课，听顾随先生课者限40人。燕京大学的习惯是，选课的时候自己填单子，中文系有个单子在那儿摆着，结果大家就抢，好多人还是签不上。因为我本来就是中文系的，所以老早就写上了。教室里40个人很快就坐满了，那些外系的学生，来得早的，都到别处找一个椅子来，把边上都坐满。再慢一点的人，椅子没有地方搁了，就搁在过道上。因为人坐多了，教室门永远是开着的，不能关。 

　　顾先生讲课，有时候就像王国维说的一样进了无我之境，他讲着讲着，就迷醉在作品里了，把自己对词的体会、心得、鉴赏传神而完整地讲了出来。学生们听着，也跟着他进入了神奇的艺术世界。没有顾先生，没有我们，大家伙儿都融为一体了。这也是有我之境，因为我们就看见顾先生本人的形象在你面前。 

　　我那时二十来岁，为赋新词强作愁，也不懂什么叫愁。上课的时候，我连表都不敢看，只怕一会儿时间就过完了，就拿两个眼睛瞪着先生，觉得是一种精神上的最高享受。我很迷顾随先生，于是就跑到系图书馆，借到顾先生的一本《无病词》。我忽然发现，13岁那年在几何课上，我背下的那半首词，是顾随先生《行香子》三首之一的后半阙。我想这真是奇缘。 

　　我一算，顾先生那时候很年轻，正好在天津任教。我那个几何老师，大概很喜欢他那首词。我第一次读到完整的《无病词》，觉得这首词有很多特色，没有那么多典故，不像古代人的词，就像现代人的词，说自己心里的话，很真实，很有感情。而顾先生的悲哀，很多都是写到国家。我就想，顾先生一定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人。我就这样初步认识了顾先生，并且非常崇拜他。 

1941年，辅仁大学国文系教师及研究生在恭王府花园内留影。中坐者为顾随与余嘉锡，后排右一为郭预衡，右三为刘乃荣，右四为启功，右五为葛信益，右二为周祖谟。 

西贝惑

晕头涨脑，忘却天昏晓。镇日穷忙忙不了，那有工夫烦恼。 

　　闲言闲事闲情，而今一笔勾清。领取忙中真趣，这般就是人生。———顾随《清平乐》

　　3 快乐的礼拜四 

　　我在燕京没有毕业，平津就沦陷了。我在天津租界里待了半年，这里看不见日本人。过了半年，学校说开学了，我们就回去。学校还是原来的学校，还是桃红柳绿，未名湖还是未名湖，还是那么好看，可是都显苍老了。 

　　才半年不见，顾先生也老了。听顾先生课的人更多了，老师表情更严肃，学生们也更爱听他讲了。 

　　顾先生一直身体不好，到了冬天的大风天，他得经过西直门，拿出良民证，被日本人搜身，经过这些屈辱后，再到我们那儿去上课。我看到他从中间休息室的楼梯下来，进到课堂里，课堂里鸦雀无声。他脱下皮袍子，因为他坐骨神经疼，凳子上搁一个椅垫子。然后，他用那样暗哑的声音跟我们谈话，说的话都是语带双关。好多外人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在燕京的生活，说燕京桃红柳绿，醉生梦死，哪里是这样！我们老师讲的是词吗？我们老师讲的是他的心，讲得真难过。 

　　我们跟着顾随先生学做词，他老夸我，说我的词做得比较好，还问过我以前做没做过词，我说没有，我会背唐诗，可是一首都没有做过。 

　　我哥哥是比较有天分的，家里的老师就偏爱他了，他们两个人一唱一和，没我的事。老师认为女孩子背几首唐诗就可以了，我也没要求做。那时候，我有一个男朋友了，他送我一本纳兰词。因此，纳兰词我都会背。顾随先生曾在我做的词旁边批注，说“你做的词有纳兰的味”，我美得不得了。 

　　在做词上，我也学老师，做什么词最后总有一个光明的尾巴，总有乐观的地方。因为我看老师的词，不管多么愁苦，总是有一个希望在前，我就学这个。我写词也不用什么典故，因为我没有学问，就是写我自己的感受。我看老师也没有用典故，就如释重负。我没敢告诉他，我13岁就看见他的词。但是我非常崇拜他，就盼着到每个礼拜四，跟他学词。一到礼拜四，同学都逗我，说今天无论谁跟杨敏如说什么，她都是快乐的，因为她要听顾先生的课啦。 

　　安心还是住他乡，酸酒斟来细细尝。觅句谩诌肠子断，吸菸却看指头黄。 

　　也知人世欢娱少，未羡仙家日月长。我自乐生非厌世，任教两鬓渐成霜。 

　　———顾随《瑞鹧鸪》 

　　凉雨声中草树，夕阳影里楼台。此时怀抱向谁开。屠龙中底用，说鬼要奇才。 

　　多谢凋零红叶，殷勤铺遍苍苔。杖藜着意自徘徊。南归双燕子，明岁可重来。 

　　———顾随《临江仙》 

　　4 离别燕京，奔向自由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杨敏如决定离开沦陷中的北平。听闻这一消息的顾随格外兴奋。在杨敏如身上，大约寄托着他对于自由的向往吧。 

　　但是后来时局变化，战况恶劣，我就待不下去了。1939年，我毕业了，琢磨着往内陆地区走，但没有机会，因为我不能一个人走，我的家庭环境决定了只能跟我母亲一块儿去，否则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不能生存。 

　　因此得找机会。郭绍虞先生就像一个老爸爸一样，他知道我不会做汉奸，就说你考研究生吧。我说我没有学问，怎么考研究生？他说我叫你考，你就考得上。我也没敢回家，就在学校念书，后来还真考上了。就这样，我在燕京做研究生，还当上了中文系的助教。 

　　后来，一个名叫张尔田的人在燕京的报纸上看到我做的词，就说把这个杨敏如叫来。张尔田是很有名的人物，他弟弟叫张东荪，也是我们的哲学教授。我见到他以后，他第一先夸我的门第，这也是我不爱听的。第二，他就说你不要跟顾先生学词了，越学越坏，你跟我研究周邦彦，你把周邦彦的词好好读一遍，读会了我们俩来讨论，你走吧。这个架势，俨然已经是我的导师。 

　　后来顾先生跟我说，你愿意跟他学也行，不愿意跟他学也行，你有你的自由。但是你去淘换淘换他的那点本事也不坏，人总要博学。 

　　我不言语。张尔田愿意帮助我去大后方重庆，去教“自由的下一代”。寒假期间，我就准备走了。我先向郭绍虞辞职，他赞成我走。我就把学校都逛了一遍，我去过的地方，我做词的地方，我玩的地方，都看了一遍。问到顾先生住弓弦胡同，就大着胆到他家去。 

　　在这之前，我从没到过顾先生家。我不敢跟老师说话，一说就不好意思，我从来不会跟他说任何私事。连我做论文都没敢跟他说。他对我的论文不置可否，给我一个低分，我都没敢问为什么。我自己后来悟到了，我只是照搬顾先生讲的话，没有自己的见解，先生怎么给你高分？从此以后，我不敢提我的论文，我更不敢看他。 

　　这次我就下决心去他家。顾先生在屋子里写字，他没想到我会来。我好像也看到一些师妹，都不认识，也没见到师母。我跟他讲我的想法，为什么要走，甚至我有男朋友，到延安了，这些事情都告诉他了。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愿意把自己的一切告诉先生，我觉得我跟顾先生不陌生，我知道他，他也知道我。然后我看他写的字，他这首《临江仙》最后的两句是“一双金屈戍，十二玉阑干”，写的是不自由的感觉，写他的感慨，拍遍了十二玉阑干也不够。我看得想流泪了，就说顾先生这首词给我吧，你还能送我一本书吗？他说我这儿有一本书，封皮上写的是给我女儿的，你拿去做纪念吧。 

　　他送我出去的时候快乐极了，一直说，你去得好，你走得好，能走的都走，走吧，走吧。他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大家等到抗战胜利后再见。我说顾先生请留步，他却一直送我到外头，满脸是课堂上没有的那种兴奋。顾先生写过“佳期纵后还是佳期，抗战胜利还是佳期，一定会来到的”，我也满怀着这种希望，和顾先生分别了，这一分别就十几年。 

　　5 力邀先生重返讲台 

　　对顾随先生而言，和学生在一起是他最为喜爱的生活。他拒绝好友冯至的安排，去社科院做研究就是因为如此。在天津师范学院，他的授课生涯再度开始，而这里的学生有福了。正是在这里，他走完了自己64岁的人生之旅。 

　　在分别的十几年里，我在重庆南开中学，从教英文到教国文，这些教书的本领，都是跟顾先生学的。教国文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都是顾先生的所作所为，不敢有丝毫懈怠。我尽量照着顾先生做，觉得自己纵使做不到像顾先生那样完全燃烧自己，也该做到全心全意。我很努力地备课，就凭多多少少学到点顾先生的皮毛，已经被学生欢迎的不得了。很多南开中学的学生到现在还跟我有来往，他们都80岁上下了，好多都做了专家、院士。 

　　抗战胜利后两年，我复员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然后又去了天津师范学院。一直到50年代，我才回北京看望受打击的顾先生。去了以后看到好几个不认识的师妹，她们说顾先生到颐和园玩去了。我就想，顾先生大概没事了，否则不能到颐和园去玩。虽然没见上面，也放心了，心说有机会再来吧，我就回天津了。 

　　天津师院中文系主任是王振华，她在中学时代受了顾先生的影响，学鲁迅的东西。她先生李何林，帮过顾先生一个大忙。李何林曾经跟教育部说，一个人有病了还要扣他的钱，是教会学校留下来的坏毛病，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怎么能减顾先生的工资呢？顾先生有家累，还有病，怎么能这样对他呢？教育部这才给顾先生补上工资。王振华想请顾先生到天津师院做教授，让我到北京带话给顾先生。 

　　这次我到顾先生家里时，他正在写字，写的是“帝国主义纸老虎，叫嚣战争怕民主”。先生见了我十分高兴，问长问短，但很快就和我大谈辩证法，他对新中国的政策十分折服。他给我看了他的讲稿，说冯至是他的同学，给他一个教材，让到社会科学院研究古典文学，他已经在那里讲了一次杜甫了。 

　　我看了心里直打鼓，我说王振华叫我来的，想请你到天津，那里正缺人，更缺像你这样有学问的。这么好的老师，你要什么条件天津那边都答应，要房子有房子，要工资有工资，这是王振华让我带的话。现在我来了知道，你要到社会科学院去了。 

　　他急忙说不，你等着，我告诉你，我不能没有学生，我不去做天天看不见学生的研究工作，我得看年轻人。 

　　我当时一听十分感动，脱口而出说，先生，我才教了7年书，我也不能没有学生，我就认为教书是最好最好的职业了。我们在抗战期间，教书的钱最少，银行的钱多极了，可是我愿意苦一点，愿意教书，因为可以跟学生一块儿长进。我说老师你不能离开学生，我也不能离开学生。 

　　他说，你容我几天，我要开家庭会议，因为没有家里人帮助，我一个人不能生活，你等着我。 

　　三天后我又去他家，他高兴极了，说全家都支持他。他答应到天津师范学院任教了，我居然完成了王振华交给我的任务，于是兴高采烈地回去了。就这样，1953年6月，顾先生来到天津师范学院，再次站上了讲台，直到1960年去世。 

西贝惑

这本书是看了深秋的介绍特意找来读的。第一次拿在手里的时候，不错，封面素雅，立体的书名显得颇有深度。随便一翻，更是欣喜，全是一小段一小段的，很适合如今只能读短篇的我。

 

细读起来，就如深秋所绘，正如在听一位蕴籍深厚的老者的讲课，通古晓今，谙熟中西，全然信手拈来，毫不费劲。时而纵走历史，穿今至古；时而横跨长河，过中越洋；时而就诗谈诗；时而借诗发挥；一切尽在顾老掌控之中，闪发出梦幻般的极光，听得我如痴如醉，如品仙酿。

 

不通诗词的我，常常在顾老融会贯通的讲解中迷失方向，但仍痴迷地幻想他老人家讲台上的神采奕奕，起承转合，沉醉在从诗词延伸出的通彻到位的人生评价里。在这里，摘取字句：

 

 

“文学是人生的反应，吾人乃为人生而艺术。若仅为文学而文学，则力量薄弱。

 

何应恋爱在古今中外的诗中占此一大部分？便因恋爱是不自私的，自私的人没有恋爱，有的只是兽性的冲动。

 

天下没有不知道自己怎样活着而知道别人怎样活着的人。

 

抱有一颗寂寞心的人，并不是事事冷淡，并不是不能写富有热情的作品。

 

寂寞心盖生于对现实之不满。

 

诗人是寂寞的，哲人也是寂寞的；诗人情真，哲人理真，二者皆出于寂寞，结果是真。诗人是欣赏寂寞，哲人是处理寂寞；诗人无法，哲人有法；诗人放纵，哲人约束。故在中国，诗人与哲人势同水火。但大哲人也是诗人，大诗人也是哲人，此乃指其极致而言之，普通是格格不入的。

 

人可以不作诗，但不可无诗心。

 

伤感是暂时的刺激，悲哀是长期的积蓄。

 

一个大思想家，宗教家之伟大，都有其痛苦，而与常人不同者便是他不借外力来打破。

 

佛经有言：或问赵州和尚：“佛有烦恼么？”曰：“有。”曰：“如何免得？”曰：“用免做么？” 这真厉害。

 

平常人总想免。

 

语言文字到说明处已落下乘，说明不如表现。

 

在不安定生活下也要养成安定心情，许多伟人之成功都是如此。

 

无论多么热闹杂乱忙迫之事，心中也须沉静。

 

要写什么，你同你所写的人，事，物要保持一相当距离，才能写得好。

 

读者非要与书打成一片不能懂得清楚，而作者却须保有相当距离。所以最难写得莫过于情书，凡情书写得好的，多不可靠。

 

诗最高境界乃无意。

 

每人心灵上都蕴藏有天才，不过没开发而已。受影响是引起开发的动机。所谓受影响是引起人的自觉，感到与古人某点相似，喜欢某处。喜欢是自觉的先兆，开发之先声。假如不受古人影响，引不起自觉来，始终不知自己有什么天才。我们读古人的作品，并非要模仿，是要从此引起我们的感觉。

 

人生最留恋者过去，最希冀者将来，最忽悠者现在。

 

人最寂寞是许多话要说找不到可谈的人，许多本事可表现而不遇识者。

 

俗非由于不雅，乃由于不深。

 

天下没有不忠实于自己而能忠实别人的。

 

一个诗人有时候之特别可爱，并非他的作品特别好特别高，而因他是我们一伙的。

 

世人有思想者多计较是非，无思想者多计较利害。

 

人到活不下去而又死不了的时候，顶好想一个活的办法，就是幽默。

 

。。。。。。 ”

 

 

怎么样？怎一个“好”字了得？

 

唯一觉得微微不足的地方，是有些字话段落前后有重复。可能顾老重申过，叶嘉莹仍觉得好就又记录下来了，不过作为结集出版，还是不要读起来似曾相识的好吧？

西贝惑

陈均 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5期 

萝月斋论文杂著 

苦水 

一，盖棺论定 

人固不易知。诗人与艺术家一方面表现自己，一方面却又将自己严密地包藏，修饰起来；而以在现代最甚。旧谚曰：“未从起意神先知。”假若真，则知人者莫若神。本来人之思想与情感，千变万化，风起云涌，不但有的不可以告人，而且自家也怕敢想。我常想：吾人既非圣贤，则正心诚意的工夫必不到家，若与神同居，有所思莫不为神所知，那真是不但若芒刺之在背，简直如坐针毡了。所以人之不易知，其原因亦半在于不愿为人所知。其愿为人所知者，又往往非其真正的面貌与心肝。于是乎这边歪曲地去求被知，那边又去歪曲地以求知人。两面哈哈镜在对照着，人固不易知乎？诚哉其难也。 

于是乎盖棺论定之说来了。其实仍是棺易盖而论难定。 

吾人之论古人，往往是援古证今，或借古人以辩护自己。有一个文艺批评家仿佛说过这样的话：文艺批评云者，并非去判断别人，而是来表现自我。吾人之论古人，亦大类乎是。如此说来，论定亦复难说。况且古今人相去正复不远，一个人生不为当代所知，死之后乃能见知于辽远之异代，正自使人难以信得及也。不过盖棺论定之说亦自有其真实性。天才是有呢，是没有呢？兹姑不论。而一个大的诗人与艺术家的成功之作品，不易为一般流俗人所知，则毋庸讳言。及至日久年深，有些人的才力与性情，与这一个诗人与艺术家的相接近了，于是乎了解了，赞美崇拜了。又经过些时，又有几个人与那些人意见相同，于是诗人与艺术家的地位又被抬高了。庸俗总是庸俗，世俗之见总是世俗之见。“人家都说好，想必不错罢。”应声虫似地也来赞美崇拜那诗人与艺术家了。所谓盖棺论定者，勉强说来，亦不过如此而已。

二，说风 

李易安词曰：“袷衫乍着心情好。”底确，严威尽退，脱去了擁肿沉重的冬衣而换上了袷衫时，一阵风来，煦煦然，是觉到无可名状的舒适的。一样的袷衫，当我们在冬日上身时，披襟当风，便觉与春日有截然不同之感。大自然的一切现象，都令人感到神秘。而特别是风。其来也，不知其何所自；其去也，不知其何所终。你看不见他。在北方，一刮风便是一大天黄澄澄。但那是尘沙而不是风的本体。你抓不住他。甚至于听不到他，因为他无声。寻常所谓风声，那是树木声，以及风磨擦着其他事物而发生的声音，不是风的自声。夏日之风使人烦闷，有时亦使人凉爽；冬日之风，则使人感到了冷酷与严肃。然而风之吹是无所为的。他并非为了使你有种种不同之感觉而吹的。他起了，他吹到你的身上了，他又过去了。他忽然停止了。倘使专为了你而吹，则风自应专及你身，不吹及于其他人物，或应及你之身而止，不当四周上下地调调刁刁也。 

一个文人之作品，应该如风一般。那力也应该像风，单是有力也还不成。譬如用刀杀人，也算得一件非用力不可的事。但那力亦自有限。刀举处是用力，刀止处便力尽，当其中间，人头落地；自始至终，力之范围，何其区区也！而况乎还有杀而不殊者乎？所以项羽要学万人敌。但既曰万人，则其力亦为万人所限了。柳麻子说水浒传武松打店，到店时大喝一声，酒甕俱嗡嗡作响，那便是风，比着说在景阳冈上三拳两脚打死一只鸟大虫还有力。老杜诗：“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一首七律，用此十四字开端，便如山雨欲来，万木号呼，茫茫苍苍，遮天盖地，那便是风。倘说老杜是用了那样的字面，如万方等等，所以有力了，则是梦话。曹子建的“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并不用剑拔弩张的字面，那风依样地将读者吹过了，包围了。 

三，酒与诗 

野蛮的民族有时连文字也没有，无论文化，然而他们却有他们的诗与酒。这里所谓诗也者，是广义的，歌谣也算在内，但我于此处还不想说牠，先单说酒。酒是牺牲了有用的天产食物而做成的。据说初民不善保藏食物，譬如果品中的蒲桃，原是佳品。霉了，发酵了，之后便成为蒲桃酒的滥觞。怎么样和甚么时候一个民族才晓得稻，麦，高粱之类造酒的法子呢？那我可不知道。总之酒是牺牲了有用的天产的食物而做成的则毫无可疑。用了那么大的代价而做成的酒，喝了有什么用处呢，除了醉。喝醉了，时常出乱子。在我国，使酒骂座，是有名的典故。灌夫以此连性命也玩完。还有吃酒行凶一句谚语。有好些杀人报仇的案子，皆在酒后心粗胆壮时作出来。即使醉后口与手不伤人，在自身说来，也并不卫生。许多病，如肠腐，肺烂，噎食，血压高，皆因饮酒过多而起，所以辛老子到晚年抱怨了几句：“甚长年咽喝，肺如焦釜；如今喜噎，气似犇雷”？“叹汝于知己，真少恩哉”。不但此也。在我的故乡，常说吃喝嫖赌吹——吹者，抽大烟也——是五条倾家败产的大道。以喝后与吃嫖赌吹并举，则酒之为害之烈可知。但酒却不以此而淘汰，稍为大的村镇，无不有酒肆。一个小地方算不了什么。古今中外，自天子以至庶人，凡有宴会，谁又不预备酒呢？礼记上说：酒食者所以合欢也。论语上说：有酒食先生馔。酒列食前，其重要于食可知。而且又不但此也。凡是文明愈古文化愈盛的民族，其酒的制造方法亦愈精，名色亦愈多，饮酒之风亦愈炽。古希腊号称西洋文化之源泉，不光是他们的诗人善于歌咏酒，还凭空造出个酒神来供养供食。美国立国，虽曰后进，禁酒的法令也终于失败了。由此观之，酒之为物，殆真有不可思议者在矣。

酒究竟有什么好处，而使人如此之陷溺呢？世谓酒有百益，惟害于目，恐是好酒者迥护之词，未足为凭。据说古之神仙有饮酒得道的。那又可望而不可即。我辈凡人，不容妄议非分，只有艳羡。其次则是时人。最流传人口的李白斗酒诗百篇，便是铁证。说也怪。古今诗人，汗牛充栋，各有面目，各具性情，即有同源，亦各不相似。惟诗说到酒，则是天下的老鸦一般黑，异口同音地赞叹。固不独太白的诗，十篇倒有九篇有酒而已也。即便并非不吃酒便不能作诗，至少诗与酒总相连。在这里我老觉得诗与酒有点儿相似。何以言之？知堂师曾写过一篇麻醉礼赞，似乎说酒的好处是在麻醉。我们不妨说诗与酒有同样麻醉之力，使人忘掉——即便暂时也罢——人生之劳苦与悲哀。任凭你说什么，颓唐，特卡坦，弱者，没出息，不长进，落伍等等，反正什么都成也都不成。因为诗压根儿就是那么一回事。也并不怨诗。谁教上帝造人时把人造成这么一种脆弱肤浅的小可怜虫呢？别的都放在一边，第一先征服不了死。再说人类怎么那么样的野蛮呢？其他生物何尝不有死，不野蛮？幸福的是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有死和野蛮。而人则明知之而莫可如何，于是乎不得不假力于麻醉，酒来了，诗也来了，我数年前常常奇怪诗人里面，吹气冒沫大言欺人，搔首弄姿自名风雅，或唱着喜歌将黄金时代预约给别人的除外，何以会有那么些个人单写自己和全人类的悲哀生涯与命运。写全人类的呢，说是基于同情，大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之势，然而暴私讦短，即非卑劣，亦近残忍。写自己的呢，倘是要求他人之同情，则何异于乞丐将自己残废的肢体或畸形和生疮的部分裸露出来去要求老爷太太之施舍？倘人家不给，要算人家的不仁义不慈善，则心迹既近要脅，手段亦殊恶劣。倘说裸露出来，只为了给自己看，则欣赏自己之不幸，其心理又何其变态耶？现在我才看出这就犹之乎牺牲了有用的天产的好食物去酿成了酒，再深深地，尽量地喝以麻醉了自己，暂时忘却了不幸。那第一个先作诗的人，算是发现了蒲桃的人吧。我于是又疑惑古人造酒，必是自制自饮，或出以餉知交。所以古人饮酒，最重家酿。酿法之坏，必起于买酒。而卖酒之风，必盛于衰世，水加上了，鸽子粪也摻入了，酒之名存而实亡。所以有一家卖好酒的铺子，我们出了高昂的酒钱买来，喝了之后，要深深的感谢。否则虽名为自酿的家酒，而手法太不高明，其淡如水，其酸如醋。即使自饮时甘之如饴，而知味者入口亦不免于皱眉矣。 

至于诗之害一如酒，姦亦不复具论也。 

四，书张宗子与包严介书后 

苏东坡谓读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张宗子与包严介书却说：“弟独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若以诗句之画作画，画不能佳；以有画意之诗为诗，诗必不妙”。宗子此言，正足以与东坡之言相发明。语意自明，不烦再为解说。若是勉强为宗子再下一注脚，下一解语，则不妨说是：诗中有画，此画仍是诗，并非诗之外别有画，所以此画也决乎画不出来；画中有诗，此诗仍是画，并非画之外别有诗，所以此诗亦决乎写不出来也。 

不宁惟是。昔者杜工部诗写鹰写马出神入化，千载之下，我们读诗，还觉得纸上如有活鹰活马，然此正是诗，却断断乎不是画。而且又不宁惟是。昔者杜工部亦曾经画鹰画马之诗矣。然此依然是诗，而不是画也。一个画家作画时的情是怎样的呢？我于画一无所知，此刻亦无从说起。若夫诗人作诗，则是完全写他自己的内心。哪怕是写外物，也并不像洋画之写生似地，支了画板，手执画刷，抬头先看一眼自己所要画之事物，于是低头着再笔刷一下颜色。在这里该当应用陆士衡文赋中的话：收视返听。曰收曰返，则此视此听，自然不是向外而是向内的了。若以此理推之，则老杜之赋鹰赋马，简直不并是活的外界的鹰与马，所写者乃内心的一种东西，说是外物的印象，就是所谓Impression也者，有时也还许不成。所以者何？印象也只是有一种静止的观念，却并非作诗的动机耳。 

诗自诗，画自画。此诗可画，便非佳画。此画若可写作诗，亦并不堪称为妙画。这正如古人所谓：“人心之不同如其面”。即便同此五官，同此神经系统，两个人的像貌与情性，相近或有之，一样则决不也。禅宗一大师有言：“似即似，是终不是”。其画与诗之谓欤。 

原载《中法大学月刊》1936年第2、3期，1936年1月1日出版 

顾随佚文四则读札翻读新出顾随讲古代文论诸书，编者介绍作者云其“家”甚多，如“中国韵文、散文作家，理论批评家，美学鉴赏家，讲授艺术家，禅学家，书法家，文化艺术研著专家”，编者或是引周汝昌之语，努力铺陈顾随所治之领域，但顾随若能见及，必哑然失笑也，因此真乃“世俗之见”也。以艺术门类而言，顾随其用力在文与书，其所治者，则又是诗与禅。因顾随之志业其实是在诗词曲，即中国传统之诗文学，其创作各有数集存焉。其研究、教学亦在此。而又修习禅学，并将二者相互渗透且各有助益也。 

考顾随生前所出版著作，除诗集、词集、杂剧等创作外，还有《稼轩词说》、《东坡词说》、《揣龠集》。前两者为词学之评析与鉴赏，后者为禅学之阐发，然又不仅仅如此。此三集可视作绝好之散文集也。顾随因缘（报刊连载）而成此著作，便可称作是兼擅韵文、散文之大家矣。 

又检读《顾随全集》、《顾随文集》及近三十年来新出之顾随著作，顾随所存留之散文又是如此之少，除以上三集外，便只是数篇短文。此外便是词曲研究之论文了。 

因此，当我在《中法大学月刊》1936年第2、3期（民国二十五年元旦出版）上读到署名“苦水”的《萝月斋论文杂著》时，不禁心头一喜，“苦水”为顾随之别号，顾随亦以“苦水词人”名。“萝月斋”则是顾随书斋之号，其《积木词》自序云：余旧所居斋曰“萝月”，盖以窗前有藤萝一架，每更深独坐，明月在天，枝影横地。此际辄若有所得，遂窃取少陵诗而零割之，名为“萝月”云耳。据《顾随年谱》（中华书局2006年版），顾随之“萝月斋”位于北平城内东四四条一号，大约于1931年春至1935年间多用此斋号，如为沈启无编校之《人间词及人间词话》所作之序，即署“二十二年十月顾随序于旧京东城萝月斋”。亦署“荠庵”。1935年后多用“夜漫漫斋”、“习堇庵”。 

其文总题为《萝月斋论文杂著》，分作四则：其一为《盖棺论定》，其二为《说风》，其三为《酒与诗》，其四为《书张宗子与包严介书后》。与顾随其它几篇谈风景忆往事之短文不同，此四文之主题可说是“诗”与“禅”，其笔法亦是《稼轩词说》、《东坡词说》、《揣龠录》诸集之先声。一则思想鲜活，有浸染禅宗思维之工夫，又仿佛其课堂讲授凝固于纸上；一则笔致错落，且有法度，取意一层翻上一层，确有文章之美。 

抄读此四文之时，偶缀札记于文后，今亦摘之如下： 

《一，盖棺论定》读记：此文言世相之一种，又涉于诗，即今云声名或文学史也。苦水言“哈哈镜”，为知人知己知世之论也。“棺易盖而论难定”，则是一转语，于世俗之见更上一层。此亦可破世人立德立功立言之痴之妄也。道德经云死而不亡者寿亦不见此空。然苦水毕竟有情，又细析所谓论定，虽然虚妄，或又仅能如此罢了。世俗之见亦如鲁迅氏之无物之阵也。苦水亦无可奈何，因亦只是萝月斋中一倦驼矣。 

《二，说风》读记：此文言风亦言文。因文如风也。前段结穴为“风无所为而吹”故为之风。后段以风并非有力，有力即有所为，而力亦仅至于为也。道及项羽皆是如此。此意得禅宗之妙，为禅语解诗语也。苦水之学有诗有禅，两者相互发明，故有胜意也。举杜诗、子建诗即是风，也即风是氛围，是无所为。既无所为，亦即无所不为也。如道德经云，故能成其大。苦水释创作之意，亦是妙手偶得之属也。 

《三，酒与诗》读记：此文言诗与酒，通篇谈酒，谓先不言诗，其实酒字处处皆可替换为诗字也。苦水意云酒即是诗诗即是酒，二者即“似即似，是则不是”也。其追溯物类之法似知堂，或可证其确为苦雨一脉也。因之诗之过程如酒，文中云“犹之乎牺牲了有用的天产的好食物去酿成了酒，再深深地，尽量地喝以麻醉了自己，暂时忘却了不幸。”此苦水于诗之解也。而饮酒亦是赏诗，苦水以为二者皆蔽坏于买卖也。苦水所绘诗人之状，今亦如此，可为殷鉴。 

《四，书张宗子与包严介书后》读记：此文云诗与画之别，由苏张之言而进一步，即禅宗之转语，而较豁然也。何为较豁然，因以画是画诗是诗，终是未大明之语。苦水此意以禅语结，其基础亦在此。文中谈诗人写作与内心之关联，以陆机文赋之收视返听释向内亦好，苦水亦在课堂讲解文赋，有叶嘉莹笔记传焉。解说甚透，比之近时诗人多言内敛而无可解强多矣。 

读顾随、废名、沈启无诸人，均觉其散文之风有相似之处，其一即是多受佛语或禅宗之影响，不仅是所用习语及引证，更是一种禅宗式的思维方式。初见颇以为怪或绝，但多读便能以平常心而赏之，并有所得矣。而且，由此亦可知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北平文人圈中，在“晚唐诗热”（“六朝人物晚唐诗”）之外或之中，亦混杂有对于佛学禅宗之兴趣。后顾随、废名因张中行编《世间解》而撰文，或亦是一证。 

陈均癸巳清明节后二日于通州。 

西贝惑

顾随先生逝世于1961年，一代名师，京津高校，无人不知，桃李满天下；及今四十年往，老辈渐稀，后生难问，这位近现代教育史上少见的全才，已越来越少有人传写他的风采和造诣了。每念及此，未尝不感叹追怀，莫能自已。 

顾随先生名随，字羡季，别署甚多，早期自号“苦水”，故“苦水词人”一称广为人知。其后则有述堂、倦驼庵、糟堂、废翁等号，然非交密者不尽知之。先生为清河人，工诗、词、曲（剧），精于文体理论与鉴赏批评，课堂讲授精彩绝伦，得未曾有！凡属及门受业，未有不极口礼赞者。 

然而，先生的书法，尤为特立独出，而知者言者却至稀而罕遇了。此或由于曲高和寡？抑或八法之事难以笔宣？噫，虽不可确断，亦足以令人怅然喟然。我今不揣，妄加申解，纵不能稍得先生之用笔与风神之绝特所在，聊以填补空白，倘或大雅君子不以为甚大谬，则幸甚至矣。 

谨按先生作字应从以下几点来着重理解认识、玩味欣赏。第一是直承晋唐书脉，一笔不容宋元以杂笔劣札羼入笔端。第二是由欧褚入手，力追二王，而晚境归于小欧（询之子通）。第三是特取唐人写经古法融入贯通。第四是悟知自六朝相承的用笔“拨镫法”之真谛。第五是其草书的独特风格，已达到了古今罕有的高境，难求伦匹。 

就笔者一隅之见，先生早年似乎颇受沈尹默先生的影响，上世纪40年代之初，犹可觅见这种痕迹。但这是一种入手的途径，而非墨守的成规，因为沈书的造诣虽堪钦佩，而其用笔却还不能完全满足寻求晋唐真脉者的要求与愿望。先生当时已脱离了沈派，自己于大欧书法上潜心用功。这是一个决定性的阶段。 

顾先生为什么从沈书入而不肯亦步亦趋，以沈法为终极？这就涉及了中华书法史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何感悟书圣王右军之所以为“圣”的学、识、慧、悟的天赋与功夫之人各差异了。 

沈老一生以书法书学为专诣，观其所造，路数纯正，气味醇厚，风致高洁，晚年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境；人人敬慕，得其尺幅以为宝，同世之人罕能比肩，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但他有三不足：一、老成持重有余，风流潇洒恨少。二、缺乏英俊秀拔之气象。三、观其行笔运笔，“使转纵横”不够，遂致变化无多，丰富之感不足。这样，就还不能使顾先生感到满足，使他必然要寻求更好的书法源头和师表。 

顾先生常引禅宗大师的话：“见过于师，减师半德。”他的书识高出常流，看出沈老的局限是误抱“中锋”，不敢舍离，又误认“藏锋”之义而不敢多出锋芒，遂致缺乏晋唐大家的那种骏利明快、流丽遒举的笔致——这就是说，须从根基上重下功夫。顾先生选中了欧楷，这是入手的必由之正路，“风骨俊伟”，莫与之匹。 

但顾先生自云：学欧书，苦于自嫌腕弱，不能尽其遒劲峻拔的法度之美，于是转而求其次，向褚法借径。 

无论欧抑或褚，都是运用侧锋臻于极致的笔法大师。褚本自欧出，其早期的《孟法师碑》最能窥见其师承变化之迹。褚是在欧上加之婉约含蕴，而另生一种秀丽之美。他的字，离“硬”而化“柔”，去“板”而生“活”，一片灵气流动于纸上。 

顾先生在40年代早期，得力于褚法者最多。然而，褚河南毕竟与顾先生的性格不甚相近。稍后，他就倾力学习唐人写经与六朝小碑版。于是，顾先生的字立即再现新姿，一往无前，尽悟晋贤一脉承传的用笔之法。 

说来有趣：再后一个时期，顾先生又回到了“欧家”！这回，不是重习大欧，而是认定小欧——欧阳通。 

小欧传世的两名迹，一是《道因法师碑》，一是《泉南生墓志铭》。此二石刻，后者尤胜前者——我记得小欧的《泉志》已是写《道因》以后十二年的新境界了！ 

那真好看！顾先生一双巨眼慧眼，看准了这份珍迹，专心力学。在顾先生笔下，用不了多久，那种新的笔境立即焕发出大胜往昔的神姿来了。 

顾先生的字，得此数家大师之营养，“字向纸上皆轩昂”（杜少陵句，此借用），绝不“躺”在纸面上。他笔笔鼓立，笔笔到位，笔笔飞动，绝无一丝一毫的松、塌、蔫、浮、滑、走、败。其神完气足，精彩百出，令人叹为罕觏。 

自唐中叶以后，未见有书到此境者——我如此说，会招致疑惑，以为我是师生之契，有意张皇……我自问我们是论道论艺，并无“人情世故”羼扰的余地。 

我常想：我每次见顾先生的信札，他那满纸的一笔草法，简直无以名之，以至于要给它创一新名叫“草楷”或“楷草”。因为，顾先生才真的做到了“作真如草，作草如真”！ 

他的草书绝非俗常所见的那种“有墨无笔”，只见满纸“蛇蚓”的缭绕。他是以草之形态而作楷之运笔。 

顾先生的用笔，得自古人指示的“拨镫法”。“镫”被清代人误解为“马镫”，大谬。镫即古“灯”字，诗词中每言“银钅工”者，即此——盖古时油灯是锡碗儿，故灯叫“一盏”。“拨灯”之秘，其实就是篆书变为隶、分、楷法的侧锋用笔之新法。顾先生之解“拨灯”，由实践而悟得，非玄谈虚论，揣测之谈可比也。 

讲书法，是困难的；讲顾先生的书法，更是难上加难。拙见不一定即是，而拙文又不善达意。草草窥测，略志大端。不妥之处，方家幸予匡正。 

西贝惑

拄杖掉头径去，新来常爱登临。

小红楼上六弦琴。

四围山隐隐，万古海沉沉。

眼下千秋事业，生前几寸光阴。

三千里外故人心。

倚阑良久立，北望一沾襟。

西贝惑

午夜月明同散步。

人影双双，花影相回互。

天上人间侬与汝。

银河一任疏星渡。

今夕独行前夕路。

雁过南楼，霜打池边树。

几点秋红无觅处。

风来时作低低语。

西贝惑

一个人被遗忘，本是历史的规律，但想到很多大师在消亡，默默无名中也许也会对自己所坚持的有所怀疑吧，这样的时刻让人凄惶。每一次发现一位大师，我就更加惴惴不安，还有多少没有被发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