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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西贝惑

[文 学] 诗里春秋,词里古今——大师们和诗词的过去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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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11 01:11:53 | 显示全部楼层

  木心讲学,最得心应手的话题,无疑是文学,尤其诗歌。木心在诗歌上的童子功,与钱钟书在学术上的自幼习练堪比伯仲。据木心回忆,杜诗由其母所亲授。不知这是否成为木心特别推举杜诗的原因,但木心于杜甫确实情有独钟。当然了,木心的诗歌修养,最为许多现代中国诗人,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走上诗坛的现代诗人所不及的,乃是对《诗经》的烂熟于心。其独到的心得,被诉诸别开洞天的《诗经演》。

  从某种意义上说,木心的《诗经演》与曹雪芹从《山海经》神话故事起笔,异曲同工。以返回初始的方式,承接中国文化的气脉。用木心本人的话来说则是:“三百篇中的男女,我个个都爱,该我回去,他们向我走来就不可爱了。”这虽然并非直指老子回归婴儿的妙谛,但也已颇得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要义了。文化只有不断地返回,才能获得充沛的生命力。同样,文学通过上溯寻源,方可获得文艺复兴。就人的本真生命而言,随着文明的生长,与其说进化,不如说是退化的。木心于此有所领悟,才会道出,自己回去,而不是让先民走来。返回去,道才得以存活;无论天道,还是人道。这倒是与从女娲补天起笔的曹雪芹不谋而合。

  相比曹雪芹,木心更进一层的是,借用西方诗歌的商籁体,亦即十四行诗的格式,重写《诗经》篇什,借此尝试着融合两种不同的诗歌传统。倘若说木心此举乃旧瓶装新酒的话,那么无疑是用了两个酒瓶,装了木心的新酒,然后再倒在同一个杯子里。饮者所品,木心之味;饮者所赏,古色古香。商籁体犹如古色,诗三百篇散发古香。若说是游戏之作,却深藏诗人诗心诗意。若说是言志抒怀之作,又颇有形式上的机巧匠气。

  不管木心如何努力走回去,但毕竟不可能回复成华夏先民,一如《山海经》神话人物再令人神往,也只能神往而已,无法回复如初。木心的演绎,与昔日的语境全然不同。即便以“亘太平洋,在天一方”的流亡心境,取代古人的父母何怙,父母何食,也不在于诗人的心胸更为博大,而在于现实的世道更为残酷。木心有说,“美术是宿命地不胜任再现自然的。自然是宿命地不让美术再现它的”。木心此言,只消修改两个主语,便可以解释清楚《诗经演》的命运:将《诗经演》取代美术,将自然改作《诗经》。

  因此,不管木心如何致力于将两种不同的古诗融合到一种当下的感怀之中,最终成就的,与其说是歌以咏言,不如说是学有精深。或者说,与其说是感怀,不如说是学问。木心不是一个学问家,木心于《诗经》和十四行诗的心领神会自有一番心曲在其中,但将心声诉诸古语,并不意味着真的在精神上复归于初民了。哪怕是木心纯粹的自言自语,也不可能复制华夏先民的关关之声。木心的《诗经演》对于做《诗经》学问的人们,是一种揶揄;对于不接《诗经》气脉而作所谓现代诗的文盲,则多少有些警示意味。因此,木心此作更像是学问诗。至于木心的诗学立场,与其说见诸《诗经演》,不如说散见于他的文学演讲。

  在哲学面前不无混沌的木心,一讲入文学,尤其是诗歌,马上精神抖擞,如数家珍,妙语连珠。其超凡出俗的文学鉴赏能力,不要说足以让知青听众五体投地,即便是学府大佬听了,也不得不躬身以敬。

  “曹操,气度之宏大,天下第一。”木心意气风发如是说,并且深知,曹诗气度大在《观沧海》那组“步出夏门行”的四言诗。当时说背不全,转而背诵了《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云云。仅此赞叹,便可读出,《三国演义》对曹操的诋毁,在木心那里是无效的。倘若木心能够对那首曹诗的最后两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有所不以为然,那就更加精彩。既然是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了,还要天下归心干什么?木心虽然看出曹操“心肠有问题”,但并没有指出问题究竟在哪里。当然,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当中,曹操的气度,曹操的诗才,可说是独此一家。木心不无幽默地比方:曹植才高八斗,曹操值一石。

  就诗人而言,屈原之后,便是曹操。中间的过渡是汉乐府。区区此说,木心肯定同意。木心曾如此讲说,“汉乐府诗之文学形式,经承发扬《诗经》精神。建安七子等均是。陶渊明更是。”毋庸置疑,曹操当然最是。不仅如此,木心尚有如此讲说屈原《楚辞》:

  “《楚辞》,起于屈原,绝于屈原。宋玉华美。枚乘雄辩滔滔,都不能及于屈原。唐诗是琳琅满目的文字,屈原全篇是一种心情的起伏,充满辞藻,却总在起伏流动,一种飞翔的感觉。用的手法,其实是古典意识流,时空交错。”

  木心还将屈原比之西方艺术、西方文学:“《离骚》,能和西方交响乐——瓦格纳、勃拉姆斯、西贝柳斯、法朗克——媲美。”从而“比希腊神话更优雅,更安静,极端唯美主义。”

  比起同性恋者屈原的优雅、安静,英雄气概十足的曹操,显然要躁动一些。然而,明朗、阳刚,有点《山海经》神话人物的丰沛。当然,比曹操更加像《山海经》神话人物,或者说有如刑天、共工再世般的诗人,无疑是嵇康。

  说到嵇康,木心忍不住眉飞色舞:“中国文学史,能够称兄道弟的,是嵇康。”木心将屈原、嵇康定义为他心目中的“艺术家”,亦即“仅次于上帝的人”。如此赞美,令人联想到木心对基督的定义,也是艺术家。有趣的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曾经将李后主比作基督般的人物。艺术景观的审美,往往会有惊人的相通。木心显然不是嵇康式的诗人,但他对嵇康却向往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一如他对拜伦的心仪不已。

  木心解释为什么把嵇康定义为艺术家时指出,在于人格的自觉。并且补充,嵇康“风度神采,第一流”。木心认为,第一流的艺术品有两类,“一类是作品高度完美,艺术家退隐不见。一类是作品高度完美,艺术家凌驾其上”。木心将第二类艺术家归于人格的自觉。在西方艺术上史,木心例举了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区区认为,仅就人格审美而言,嵇康比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更令人赞叹。倘若说,拜伦将古希腊神话中的率性发挥到了极点,那么,嵇康则是将《山海经》神话中的担当展示到了灿烂辉煌。同样是自由的象征,在拜伦是一往无前,在嵇康是拒绝流俗。一往无前的拜伦以战死沙场为终曲,拒绝流俗的嵇康以抚琴刑场作诀别。这样的人物无疑是凌驾于其作品之上的,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也正因如此,木心才会认定:

  “嵇康的诗,几乎是中国唯一阳刚的诗。中国的文学,可以说是月亮的文学,李白、苏东坡、辛弃疾、陆游的所谓豪放,都是做出来的,是外露的架子。嵇康的阳刚是内在的,天生的。”

  倘若说,曹操式的担当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涵义在内,那么嵇康式的担当全然是自由的同义词。换句话说,嵇康担当的就是自由本身。用西方诗人的说法叫作:不自由,毋宁死。尽管木心内心深处极其认同嵇康那样的不自由,毋宁死,但真要木心以赴死换取自由,木心只好却步。按照木心的说法,嵇康只是兄弟,不是木心本人。木心能够抵达的是,陶渊明式的担当。也是担当自由,但不那么决绝,不那么刚烈,好比作曲家选择小调而不是嵇康或者拜伦那样的大调,给自己的人生定性。

  因此,一讲到陶渊明,木心仿佛是在自我告白一般:“我十岁认识陶先生,于今五十年。”评介是:双重的隐士,实际生活是退归田园,文学风格是恬淡冲和,木心解释:意指隐在种种高言大论之外。木心又说:屈原是中国文学的塔尖,陶渊明不在塔内,是塔外之人。这句话与其说是在描述陶渊明,不如说是木心下意识地表达了自己的叙述者身份,听上去好像是个局外人似的讲说立场。事实上木心讲得一投入,局内得很。

  陶渊明当然不是什么塔外人,其人其诗,处处在在地担当了中国式的自由。这种自由曾经被庄子阐释为逍遥,然后在魏晋士林里,蔚为大观。其最可观处,一者是嵇康,一者是陶渊明。至于阮籍、王羲之、谢灵运等等,逊而其次。尽管王字是中国书法艺术塔尖,其人生的自由境界,略逊一筹。

  朴素、精致,是木心于陶诗的感受。朴素应该来自《诗经》国风传统。精致,是木心独到的见地。木心另一句独特的心得是:“我与陶潜还有一点相通:都喜欢写风。文笔、格调,都有风的特征。”听上去像是随口一说,细细品味,才得以明白个中三昧。风者,与天地同在的自由也。

  自由因为如风一般的无形,才得以与生命融为一体。其实,木心与陶潜才是真正的兄弟,怎么会扯上嵇康?同样的担当自由,这在陶潜与嵇康,是完全不同的。嵇康是火性的,如刑天共工一般,也像古希腊神话人物或者古希腊悲剧人物;而陶潜是水性的,上古时代不乏先例,箕子(见殷墟所作麦秀诗)、伯夷叔齐(《采薇》),更广泛一些还包括后来骑着青牛远逝的李耳。李耳《道德经》可视作一部长诗,与被木心称作艺术家的基督,遥遥相对。

  从某种意义上说,陶潜是个句号。《诗经》的国风传统到陶潜已是尾声,古代的逍遥退隐之士,至陶潜是最后一个。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即便出现这类诗人、艺术家,比如元朝的黄公望,大都隐入寺庙作结。陶潜之后,再无隐士,唯有松柏似的高僧老道。及至木心时代,那样的景观变成了:士子选择流亡方式承继古代的逍遥,去作夷齐各自天。

  论及唐诗,木心按着从初唐至晚唐的顺序,随手列出一串名单;王勃居首,李商隐压阵。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唐诗赏析应该算是基本功。木心轻车熟路,游刃有余。更不用说,总有真知灼见。仅一句“王勃是大天才”,便令人欢欣鼓舞得不行。例举王勃《山居》,点出末一句“山山黄叶飞”,最好,字很轻,景大。全然行家眼光。对陈子昂的评说,同样到位。赞其独树一帜,其性格、品质,是魏晋风度的精神苗裔。推出这两位初唐诗杰,已然提纲挈领。缺憾在于,未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

  盛唐诗雄,无疑李杜。木心指出,李白承继《楚辞》,杜甫承继《诗经》。这只能说是大致如此,不必深究。木心的评论关键在于:“按理说,李白是唐诗人第一,但实在是杜甫更高,更全能。杜甫晚年作品,总令我想起贝多芬。”木心此说,与其说是相当学术的,不如说是不无偏爱的。尽管这种偏爱本身也是一种慧眼独具。比如对李、杜的如下评点:

  “李白的性格很明亮,像唐三彩上的釉。他喜欢夸张吹牛,奇怪的是,不令人讨厌。”

  “杜甫功力极深,请特别注意他的联句,对仗工整,感觉不出用力,而且无懈可击。”

  “读杜诗,要全面,不能单看他的忧时、怀君、记事、刺史那几方面。他有抒情的、唯美的,甚至形式主义的很多面。”

  “如果抽掉杜甫的作品,一部唐诗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

  倘若仅止于此,那么木心的偏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谁也无法非议杜诗的上述品质。但木心实在是太偏爱杜甫了,或许在下意识里有童年沐浴母爱熏陶的因素在内,致使情不自禁地向前跨出一步说:“杜甫是中国诗圣,贝多芬是德国乐圣,博大精深,沉郁慷慨。贝多芬晚年的作品与杜甫晚年的作品相比,贝多芬就远远超越了。”

  实在说,木心对杜诗的心得,对贝多芬的领略,全都深得旨趣。将两者互喻,也未尝不可。但要是说到这两圣的相异之处的话,仅一句晚年贝多芬有超越是远远不够的。

  区区无意菲薄诗圣,但不得不指出,杜甫杜诗与贝多芬及其音乐之间,差异巨大。贝多芬是个见了皇帝可以昂首阔步走过去的性情中人,杜甫却是若见陛下赶紧下跪磕头行礼如仪趴在地上叫他起来都不肯的孔孟儒生。彼此的气质品性,天壤之别。至于作品,仅止于丰富性的相类似,两者的审美趣味、审美风格,相去甚远。硬要比较,杜甫的史诗“三吏三别”仅相当于贝多芬史诗性的第三英雄交响乐,或者贝多芬唯一的歌剧作品《费德里奥》,并且还没有贝多芬那么诗意盎然,仅止于凄恻而已。顺便说一句,那样的凄恻承继的是《孔雀东南飞》,不是《诗经》。杜甫的五百字咏怀,与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更是境界迥异。一者是朝圣的、忠君的、表明心迹的;一者是英雄的、命运的、不无悲怆又充满阳光的。完全两回事。

  至于说到贝多芬的晚年作品,比如贝九合唱交响乐,木心对第三乐章的推崇,令人惊喜万分。区区想要补充的是,必须由福特温格勒指挥,方呈境界,就连卡拉扬的指挥都抵达不了。当然,木心将这第三乐章推崇到了人类不配宇宙不配,无疑有些夸张。但夸张,也正是诗人的特权,不必计较。想要说的是,贝九第三乐章的那种意境,深邃浩瀚,不要说杜甫,即便是曹雪芹都差点难以企及,假如《红楼梦》不是从《山海经》神话起笔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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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11 01:13:42 | 显示全部楼层
有关唐诗与西方音乐之间,木心最准确的比照,应该是从李商隐到肖邦的联想。木心以李商隐两首无题诗为例点评说:“华丽、深情、典雅。首句、末句,自然、滋润。和肖邦一样,有分寸,非常有分寸。”说得准确、贴切,无懈可击。忍不住要补充的是,李商隐的诗歌与肖邦钢琴曲最相像的地方在于,都只能私下里安安静静地品味,而不像杜诗可以诉诸群体朗诵,也不像贝多芬音乐可以在广场上演奏。

  木心同样准确地指出,“李商隐是唐代唯一的直通现代的诗人。唯美主义、神秘主义”,但同时又随口一句“偶尔硬起来,评古人,非常刻毒凶恶”。何苦呢?木心老兄自己月旦起人物来,不也如此么?恐怕也是同类相斥、异类相吸的原理在起作用吧。杜甫比较忠厚,所以得了木心的欢心。木心自己像林妹妹一样擅长打趣他人,所以就不喜李商隐也出言不逊?区区可不管李商隐有此擅长,有唐诗人,独钟义山。杜诗再气象万千,区区也仅止于礼貌性致意而已。

  木心说到词家,一样的让人欣喜。一句“李后主不是伟人,是天才”,令人击节。说李后主伟大,就像说李白娇羞一样不伦不类。不要说李后主,即便把伟大套到屈原头上,都是对人家的污辱。屈原不过相思而已,什么时候伟大过了?即便是李白、杜甫都不曾想过伟大。李白以不羁的天性,出入于庙堂江湖。杜甫为人处世,小心得不能再小心,一如其诗歌,严谨得不能再严谨;倘若天上掉下一顶伟大的桂冠,赶紧让给李白。

  木心知道李后主头上不能套上伟大的桂冠,却不知道李冠杜戴也同样的不合适。木心将伟大奉送给杜甫,不无搞笑。更为搞笑的是,木心明明知道诗人有天才即可不必伟大,却依然对伟大与否耿耿于怀,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宣称:“中国的诗,量、质,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诗国。可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诗人,一个也没有。”这句话的确切表述应该是,中国是个拥有众多诗人、无数诗歌的诗国,却从来没有产生过像荷马史诗那样的伟大诗人诗作。因为即便在古希腊古罗马乃至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能够称得上伟大的诗人诗作,也不过荷马及其史诗而已。木心如此断言:“屈原、杜甫,那是伟大,可是与莎士比亚相映照,分量不够了”,不免张冠李戴,两者不具备可比性。因为莎士比亚虽然也写大量诗作,其戏剧也带有诗剧色彩,但其主要成就却在舞台上。倘若仅以诗作诗人而论,屈原、杜甫比之于莎士比亚,并不逊色。假如从总体的文学成就上说,莎士比亚当然是屈原、杜甫难以比肩的。但中国并非没有足以与莎翁并驾齐驱的文学家,区区曾经有言,一部《红楼梦》,相当于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乃至诗歌部分,《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也足以与莎翁的所有诗作媲美。由此可见,木心的感觉虽然极具穿透力,但毕竟是感觉,表述出来难免模糊,经常缺乏逻辑意义上的清晰。

  令人欣喜的是,木心很懂李后主。针对李后主乱头粗服皆好的说法,木心回敬道:李后主几时乱了头、粗了服?然后又说,李后主是天生丽质,别人只不过是平民气、贵族气,李后主是帝王气。句句铿锵。真是伶牙俐齿。当然,木心也确实是李后主的知音。诸如发乎至性、直抒心怀,如花似玉,天然精美,皆为精当之评。尤其是将后主词的整体感对照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从而点出繁复与整体的关系,相当隽永。

  稍后说到词的品性,木心又有妙语如是:

  “词,向来是婉约占上风,算是词的正宗。但为人所骂,说是儿女私情,风花雪月。又推崇苏东坡、辛弃疾等。我以为不对,弄错了。词本来是小品,小提琴。打仗可以用枪炮,不要勉强小提琴去打仗。”

  除了有关辛弃疾的评说尚可商榷,木心对宋词的品鉴大都相当到位。秦观的那首《鹊桥仙》让木心从小感动到老,有道是:才华丰润,真懂得用情。然后又说秦观词精炼、唯美。论及柳永,通篇贯气,转折也多。说到李清照,认定其生平就是艺术品。如此等等。因为是普及性的东拉西扯,木心讲得很随意。但只要讲到的,大都不离谱。

  木心的文学审美,虽然缤纷绚丽,但并非了无脉络可寻。在西方文学是对基督的诗性解读,对拜伦的向往,引尼采为知己;在汉语文学是与老子的天然相通,与嵇康的兄弟认同,与陶潜的高山流水。这两条脉络,有如天空中的两道彩虹一样,互相映照。借用王勃名句表达,基督与李耳齐飞,拜伦共嵇康一色;尼采似火,陶潜如水。这既是木心的灵气,也是木心的底气。

  木心对基督和尼采的理解,可说是互为表里。基督好比不用文字表达的尼采,而尼采则无意中扮演了没有上帝的基督。尼采要是生在基督的年代,没准也会被钉上十字架。而基督要是生逢尼采时代,可能也会发疯。借用中国古典戏曲的一句台词,尼采与基督,其实是一对难解难分的死冤家。

  但拜伦不在这冤家堆里。拜伦的率性,是宙斯在人间的一个倒影。木心对拜伦的心仪,其实是源自他对古希腊神话的心驰神往。遗憾的是,木心看不透自己,所以没能意识到自己的这种潜意识,从而没有意识到拜伦的精神渊源并非出自古希腊的怀疑主义,而是源自古希腊神话。以下是木心提及拜伦精神谱系的原话:

  “拜伦的精神家谱是西方的怀疑主义。这主义从古希腊一路下来,初始都是用心用脑,但没有胆。蒙田临终,世故圆滑,请来神父。歌德一有机会就赞美拜伦,因为在文学上和生活上,拜伦做了歌德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伟人能够欣赏英雄,但英雄未必瞧得起伟人。”

  假如不予细究,此番话似乎并没有说错,尽管相当的浮光掠影,并且经不起逻辑推敲。按照木心的英雄伟人说,那么正如拜伦未必瞧得起歌德,嵇康未必瞧得起屈原,辛弃疾未必瞧得起杜甫。当然了,人与人之间的精神谱系是很难诉诸逻辑推演的。英雄和伟人之间究竟好恶如何,并非有什么逻辑可言,完全因人而异。假如嵇康真的遇见屈原那样的情种,未必鄙视。假设辛弃疾与杜甫邂逅,说不定会惺惺相惜,一如李白杜甫那样。

  不过呢,拜伦确实与嵇康相像,所以木心会说:“雪莱,我视为邻家男孩。拜伦,我称为兄弟。”对拜伦兄弟,木心一点不吝啬抛掷鲜花,遥送掌声:

  “至性,血性,男性。”

  “人类文化至今,最强音是拜伦:反对权威,崇尚自由,绝对个人主义。”

  “真挚磅礴的热情,独立不羁的精神,是我对拜伦最心仪的。”

  “自古以来,每个时代都以这样的性格最为可贵。”

  “英国文学,莎士比亚之后,公推拜伦。”

  木心几乎用尽了投向拜伦的各种赞美之辞,以致他人除了点头附和,无从增色。区区突然想到的是,要是嵇康有知,将会如何表示?也会像木心这样热情洋溢得不行么?

  那当然是无法猜度的。但要是让区区选择一个最喜欢的英国诗人,那么不是木心挚爱的拜伦,而是被木心称作“薄命男佳人”的济慈。木心并不看低济慈,不仅赞美济慈是“诗之花”,而且相当公正地指出:济慈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唯美主义者”。但区区想要说的是,济慈的诗歌,有如婴儿的呢喃,清纯有如缕缕晨曦。那种清纯是与生俱来的,就像安徒生童话一样。济慈既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又是那条美人鱼。在济慈的世界里,除了安徒生童话,剩下的可能只有肖邦了,就连普鲁斯特都挤不进去。济慈的诗歌,可以让米罗的绘画显得多少有些做作。

  对济慈的推崇,并不意味着对木心盛赞拜伦的不认同。恰恰相反,几乎每一句都令人击节。包括即兴发挥的“拜伦是超人的少年期,尼采是中年、壮年”;也包括其认定拜伦未必瞧得起歌德的原因,在于“歌德是伟人,伟人是庸人的最高体现。而拜伦是英雄,英雄必有一面特别超凡,始终不太平的。捣蛋鬼,皮大王”。须知,木心对拜伦的赞美,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心有戚戚焉的相知和向往,就像他之于尼采的心仪一样,都是仔细阅读过后的内心共鸣。从木心谈及拜伦长诗《唐璜》时的评说,可以看到读得如何深透:“这首长诗非常见功力,地理、战争、环境,凿凿有据,知识渊博,观察精到。”

  并非世上所有出了名的作者作品,都值得如此细读。英国诗人当中,区区始终对那个大名鼎鼎的丁尼生,敬而远之。木心应该也不以为然。果然,木心评点如是:桂冠诗人,皇家宠物。联想到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自画像》里津津有味地描述斯蒂芬和他的同学谈论丁尼生的情形,忍不住哑然失笑。再联想到木心对红色桂冠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惋惜,不由黯然。一个了无才气,却将桂冠诗人做得稳稳当当;一个才气横溢,却误入红色歧途,断送诗歌艺术也断送了自己。

  木心提及勃朗宁的《花衣吹笛人》时,一句“我也是那个吹笛人”,令人唏嘘不已。可是,奇怪的是,木心谈到湖畔诗人,为何将柯勒律治及其诗歌一晃而过?柯氏在文学上深研莎士比亚,在哲学上潜心康德,其造诣绝非泛泛之辈。其诗歌成就更是不同凡响,不仅《古舟子咏》,柯氏未完成的长诗《克里斯特贝尔》中的第一部分,《忽必烈汗》也饶有意趣;其神秘主义的境象,足以与后来的博尔赫斯遥遥相望。

  或许是木心看到《忽必烈汗》的标题就感到头痛,因为历史野蛮的蒙古铁骑之于有宋一代文化文明的践踏?不过,不管怎么说,木心就仿佛一个走错房间的汉语文学家,人称来自浙江乌镇的希腊人。木心对西方文学、西方文化一往情深。隔着一层翻译,木心迷恋的伊人,又像曹植《洛神赋》里的女神一般若梦如幻,飘逸似仙。但丁《神曲》将贝娅特丽丝视作引导诗人前行的女神,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则犹如木心的女神一般引领着木心前行。

  倘若说,木心讲说中国文学是如数家珍,那么木心讲说西方文学则是款款情深,好像在向听众述说自己的一段恋情。不过,这在区区读来又是一番景象:仿佛金庸《天龙八部》里的萧峰,看着段誉施展时灵时不灵的六脉神剑,站在一边替好友掠阵。朋友间可以随便开开玩笑,但要是碰上慕容复那样的奸徒使坏,马上一掌亢龙有悔拍出,绝不犹豫。

  就木心之于文学的挚爱而言,绝对是个情种。木心打趣曹雪芹为天下第一意淫,木心有望成为天下第一情种。尽管木心所爱的,大都是虚无飘渺的佳人,或者说在文字世界里呈现出来的英雄或美人。木心喜欢的才子,要相貌堂堂。木心喜欢的才女,要有点巾帼气度。比如李清照一句:“所以嵇中散,致死薄殷周”,深得木心欢心。

  但没见到木心评说辛弃疾的文字,一提辛词,总是混同于苏轼一伙。辛弃疾的文学成就虽然比不上苏轼的气象,但其长短句却远为苏轼所不逮。辛弃疾是有宋词人当中,最可能成为拜伦式英雄的。只不过,拜伦的英雄气在于率性,而辛弃疾的英雄气在于担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既没有高下之分,也没有是非可断。作为词人,辛弃疾还缺少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战争与爱情,乃是最为普世性的两大文学主题。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其实更为确切的命名是《战争与爱情》。荷马史诗之所以瑰丽辉煌,就在于绘声绘色地叙述了这两大主题。屈原、李白、杜甫乃至辛弃疾之所以无以如是,就在于他们的作品缺少这两大主题的支撑。但相比之下,屈原至少还写了恋情。杜甫实在太儒里儒气了,写了那么多诗歌却没有一首涉及恋情。不过,倒是写了一些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辛弃疾的英雄气概挥发得淋漓尽致,但了无柳永、秦观那样的情意绵绵。或许正因如此,导致木心只能到欧洲文学里寻找拜伦那样的英雄,既能战死沙场,又极尽风流之韵事。欧美人的审美情趣,不太以担当为然,十分崇尚率性而为。这在木心,倒也算是不加区分地学会了。

  不知木心喜欢不喜欢观看好莱坞的西部片,或者抢银行、偷珠宝之类的惊险片。应该喜欢。全都拍得率性可爱,了无中国式的道德顾忌。一面喝着咖啡,一面读着拜伦,有空看一眼西部片,或者《魂断蓝桥》之类的情感片,走错房间的木心,于是就可以像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似的有了一种回家的舒心和享受。

  四

  木心的文学演讲,最精彩的是古代部分,无论是古希腊、古希伯来还是古华夏、古印度。其次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文学景观,中国古典文学,并以唐诗宋词为极其亮丽的华彩段落。及至讲到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尤其是所谓现代派诸多流派和文学成就,木心画出的文学版图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

  仅就面面俱到式的介绍来说,木心是称职的。但要从文学评论或批评的角度来说,无论专业还是业余,木心都不能算合格。尽管木心不时会冒出一些相当独到的见解,然而,除此之外,剩下的那些介绍,大都可以在图书馆里或者直接在网络上找到出处,包括诸多更为详尽的细节。倘若刚好有些拼音文字的阅读能力,还可以找到更为确凿的原版描述,诸如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等。二十世纪文学的各种主义、各种流派,就像购物中心的商标品牌一样,随处可见,根本不需要特意开什么系列讲座解决。只消花费几天时间泡在纽约随便哪一家书店里,就大致搞定了。

  当然了,听众渴望的显然不是文学辞典,而是演讲者的个人见解。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大陆有过一本陈琨著述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并非包罗万象,但条理分明,叙述得相当清晰。倘若木心也能选择性地挑选一些自己熟悉的作者作品,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没准也会形成一本类似的介绍性著述,并且以木心的鉴赏能力,还会更具赏析价值。但木心显然不懂如何构思自己的文学讲课,而是不加分辨地将菠菜豆芽菜鸡毛菜卷心菜大白菜什么菜都往篮子里装,结果弄得听众除了对那些主义流派的标牌有点印象,其他什么都没弄明白。事实上,即便是木心本人,也没有搞清楚那些个主义流派究竟怎么回事。那些主义流派的讲说,大都照搬书本,并无个人见地。

  不管木心如何博览群书,但从《文学回忆录》所记述的讲说来看,对二十世纪文学并没有系统的阅读。这不是翻翻辞典就可以解决的,也不是浅尝辄止的作品浏览就可以了然于胸的。且不说二十世纪文学各家各派的经典有多少,光是整个文学的背景阅读,就极其具有挑战性。不要说木心这样的诗人画家,即便对极其专业的文学批评家、耶鲁教授哈罗德·布鲁姆来说,那样的挑战也相当严峻。

  二十世纪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倘若将人类本期文明比作一天二十四小时的话,那么二十世纪就好比是午时。就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标画而言,那么二十世纪就像是现代文明的黄昏。有位法裔美国教授写过一本论著,描述从文艺复兴到二十世纪的文化演变,标题就叫作《从黎明到黄昏》。可见,在木心讲说的二十世纪文学背后,站立着一个巨大的人文背景。那样的背景,绝对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说清楚的。

  倘若将二十世纪以前的历史比作一种各个平面的演进,那么那些平面到了二十世纪突然汇集到一起,形成了一个立体的人文空间。以前仿佛全都不相干的各个领域,此刻纷纷变得互相关联起来。现代物理学在改变微观世界和宏观空间的同时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现代语言学将逻辑分别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上推到极端,一面产生了极其抽象的语言逻辑学,一面催生了渗透到生存在这个地球上的每家每户日常生活中的一代代电子产品。量子力学表面上看上去跟文学毫不相干,但要是乔伊斯知道了测不准原理,就不会构想一个企图制造人人即此、此即人人的平面时空借此回归教会、扮演上帝的《芬尼根醒悟》。

  在二十世纪的人文巨变面前,倘若仅止于诗人、画家,不闻窗外事只管写诗作画,是完全可以的。但倘若要进入学术性的文学史描述,不得不广涉许多文学艺术之外的知识。比如要讲说存在主义,仅止于克尔凯郭尔、萨特,不及所以然。因为存在主义的真正思想家是海德格尔。要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来龙去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是必读的。倘若再向上追溯,那么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可以视作开山之作。哲学上的或者说形而上的存在主义思想,实际上是自亚里士多德美学到康德美学再到海德格尔存在追问的思想演进。而海氏存在主义的关键,不在于他人是地狱还是天堂,而是试图回答,诗意的存在如何可能?由于逻辑思维的先天性拒斥,木心对这一脉思想家著述的阅读,显然空白。

  木心提及的新小说实验,也有其哲学上的背景可溯,那就是学人对于语言本身的反省。这种反省,从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始,经由维特根斯坦引向形而上的思考,发展为对语言逻辑本身的怀疑。倘若不了解二十世纪现代语言学,那么从学术上理解新小说就有一定的难度。罗伯格里耶最具经典意义的代表作,其实并非《橡皮》、《窥视者》那样的推理小说,而是《海滩》那样的纯物性描写。《嫉妒》是将那样的实验推入长篇写作而获得的成果,比前面两部长篇更能体现罗伯格里耶的创作意图。作为叙事的语言,在小说里变成了拍摄镜头一般的忠实纪录。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叙事实验最后是在电影里获得成功的,《去年在马里昂巴》、《欲念浮动》。对此,木心所知无几。从木心的书文演讲里可以得知,木心没有读过康德、海德格尔,也没有读过维特根斯坦。大凡逻辑性很强的哲学著述,基本上是在木心的阅读范围之外的。木心的哲学阅读主要聚焦于一些诗性哲学家,习惯用意象比喻讲说的思想家,诸如尼采、克尔凯郭尔,或者蒙田、帕斯卡尔,等等。

  相对于逻辑思维,木心擅长的是诗性思维,诉诸直觉,而不是诉诸思考。这与木心讲说主义、流派是相当冲突、很不协调的。因为主义、流派不能用直觉来解说,它们本身就是思考的产物。而假如仅止于介绍,那么还不如请学生自己去查找有关书籍来得更省事。但木心的困顿在于,其阅读仅止于汉语世界,所有拼音文字典籍,读的全都是汉译。木心的弟子曾经如此描述木心的遗憾:“他的文学隔了翻译的鸿沟,这是他在乎的事。再有,他的画,有点像昆德拉讲雅那切克:在他那个时代,他超前了,到了可以公开,又相对过时了,这是悲剧。”

  隔了翻译的鸿沟阅读拼音文字世界,只能是隔雾看花。那样的相隔,阅读古希腊神话、阅读《旧约》、《新约》,还不至于隔得太离谱。因为那时的语言简单明了,翻译起来不会如何失真走样。文艺复兴以后的语言,尤其是文学作品,开始复杂细腻起来,尽管也能通过翻译传达,比如朱生豪汉译莎士比亚戏剧,信达雅俱全,但准确传达的难度却在逐渐增长。

  民国年间出了不少优秀的汉译家,将大量的西方文学译介到中国。可以说,木心的现代汉语根底,是由那些翻译家们给造就的。同时也可以说,木心的西方文学基本印象,也是通过那些翻译家的译介而形成的。这可能是木心文字那种民国气息的由来。只是在进入二十世纪文学描述的时候,木心的那些根底,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木心将民国的汉译融合自幼习练的古代汉语,借着非凡的灵气创出了风格独特的诗歌、散文语言,乃至别具一格的文学演讲口语,这是独树一帜的成就。但木心的悲苦在于,从1989年到1992年的文学演讲,基本上是四十年代打下的底子。将近三十年的光阴,木心与所有的大陆同胞一样,生活在一个人为的封闭空间里,与外面日新月异的世界几乎隔绝。及至国门甫开,木心只身去国。这里有个微妙的空间差。木心离开之际,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汉译,刚好在大陆重新复活。木心错过了。而木心到了内心深处向往的美国,却苦于没有英语阅读能力,难以在四十年代打下的文学根底上更上一层楼。倘若能够英语阅读,根本不需要到学府里厮混,只消泡泡纽约图书馆、班纳兹脑博书店,一个拼音文字构筑的人文世界,就欣欣然打开了。

  当年区区考入大学之际,跟木心座下的听众一样,全然是知青的根底。然区区幸逢了国门洞开的八九十年代,经由大量的汉译阅读西方人文世界。及至赴美,区区仿佛命中注定一般地不入学府,在纽约博物馆、图书馆、班纳兹脑博书店里不亦乐乎。不要说英语原著原作,即便契诃夫剧本,读的都是英译。不管怎么说,拼音文字之间的互相转译,远胜从拼音文字到象形文字的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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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11 01:14:39 | 显示全部楼层
拼音文字的原著原作,再出色的汉译也难以转达。在哐当哐当的地铁里捧着刚买的济慈诗集,读着一行行诗句,仿佛谛听着一声声婴儿般的呢喃。然后暗自庆幸,不曾读过汉译,致使那些诗句好比第一次跳入眼帘的俏佳人,不施粉黛。读了英语原版的《喧哗与骚动》,才知道福克纳在口语运用上的匠心。其情形一如尤金·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大量的口语,让阅读滞重,让感受深切。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光是洛丽塔这个名字的发音,都别有意趣。更不用说,这位俄裔作家的英语写作功力,直追福克纳、奥尼尔。那是不读英语原作无法领略的。二十世纪英语小说的首席经典,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更是如此,非得阅读英语原作,才能体味小说叙事小说语言的个中三昧。从纽约图书馆里借得一本被翻得破破烂烂的《芬尼根醒悟》,读得晕头转向,却奇迹般地获得了英语写作的语感。借阅此作之际,出借者非常诚恳地邀请,愿不愿意加入乔伊斯阅读俱乐部共同分享大师名作?竟然还心高气傲地拒绝了。因为认定乔伊斯小说与肖邦夜曲一样,只能孤独地阅读或聆听。

  新世纪伊始,其时木心也在纽约。很奇怪一直无缘相见,就像区区无缘美国学府厮混一样。及至读到木心的文学演讲,斯人已逝。尽管木心所讲,对于一班知青学生,已然足够。但区区很想告诉木心老兄,这门课要是彼此并肩努力一下的话,没准是个天作之合。他讲他擅长的诗歌赏析,区区躬身叙事艺术诸如小说戏剧部分,那该多么有趣。不要说一班学府教授,即便是哈罗德·布鲁姆,都会黯然失色。

  区区很想告诉木心老兄,意识流并非如老兄想当然的那样,只是一种写作技巧,而是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哈罗德·布鲁姆为什么将《尤利西斯》看作足以与莎士比亚戏剧并驾齐驱的煌煌巨制,就因为乔伊斯创造了别具一格的叙事结构,并且还与木心老兄心仪不已的《奥德赛》、《圣经》、莎士比亚戏剧,遥相对照。木心要是读过这部小说,当然最好能够一览英语原作,肯定会喜欢那个狂妄透顶的都柏林人。

  木心读过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虽然只读了很小一部分,但也已经觉得出俗。倘若木心能读完全部,会将作者引为又一个兄弟。在大陆早就有了完整的全本汉译,不读是非常遗憾的。窃以为,这部巨制,集雨果的悲悯、巴尔扎克的浩瀚、司汤达的历史透视、福楼拜之于女人的精深观察于一身,将法国文学推至登峰造极。倘若木心读过此作,根本不会在讲学中唠叨萨特的那些二流小说,而会聚精会神地津津乐道普鲁斯特。阅读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之前,还曾以为,可能他是区区唯一的一个能够互相畅谈普鲁斯特的同道,没想到木心不曾完整地读过那部顶尖巨制。

  木心知道贝克特曾为乔伊斯记录其口述《芬尼根醒悟》,却有所不知,贝克特专门写过一篇普鲁斯特小说的论文。只要读过那篇论文,那么木心就不会对《等待戈多》表示不以为然。因为贝克特此剧,乃是奇妙地汇集了乔伊斯小说和普鲁斯特小说那两条巨流之后形成的一个湖泊,深刻到了极其简单的地步,透明得清澈见底。可木心却从荒诞派戏剧的概念上谈论贝克特戏剧,实在太托大了。

  木心知道《威尼斯之死》,却不知道托马斯·曼最具经典性的《魔山》,并且肯定没有读过,否则木心不会一字不提的。德语文学的史诗性开山,是歌德的《浮士德》;但具有奠基意味的长篇小说,却是《魔山》。这应该是继《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之后,可以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并列第三的巨制。早在卡夫卡的《城堡》问世之前,托马斯·曼就完成了极具城堡意味的宏伟叙事。倘若只读《城堡》,不读《魔山》,无法真正领略《城堡》的意蕴。那可不是仅仅用荒诞的概念可以囊括的。

  木心对卡夫卡是重视的,对贝克特却多少有点冷淡了。殊不知,这两位是互相对称的文学天才。一个通过小说,一个通过戏剧,比肩而立。在卡夫卡后面站着的是从歌德到托马斯·曼的德语叙事文学精华,一如在贝克特戏剧里晃动着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影子。

  倘若木心一定要坚持己见,或者说,更倾向于认同古典主义的风格,那么二十世纪戏剧的真正古典主义者,却绝不是木心津津乐道的易卜生,更不是萧伯纳那样的三流货色,而就是木心不曾接触过的尤金·奥尼尔。奥尼尔的《长夜漫漫》,完全是现代人的生活场景,古希腊的悲剧内涵。当然,不是埃斯库罗斯式的,也不是欧里庇德斯式的,而是索福克勒斯式的,命运的悲剧。木心那么看重命运之于人的捉弄,应该会喜欢《长夜漫漫》的。

  好吧,就算木心不经意地遗漏了《长夜漫漫》的阅读,那么契诃夫总归是木心熟悉的吧?但木心为何不提及他的戏剧呢?契诃夫戏剧在欧美学府里,经典到了列为戏剧教材的地步。至于契诃夫戏剧的艺术成就,区区曾经有言,假如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现代戏剧家当中寻找一个能够与曹雪芹相媲美的人物,那么应该就是契诃夫。其共同特征在于:宏伟与细腻二者交相融合得天衣无缝。倘若曹雪芹投胎于俄罗斯,化身为契诃夫,那么,写出来的戏剧,也就是那样的。

  木心可能受了民国年代汉译文学的影响,其时易卜生风靡一时,所以谈多了易卜生戏剧,诸如《玩偶之家》等等。以区区之见,易卜生最出色的戏剧,并非《玩偶之家》,而是影射斯特林堡的那出《海达·高布乐》。至于易卜生史诗般的剧作《彼尔·金特》,粗制滥造。反倒是被易卜生憎恨的斯特林堡,才华横溢,卓尔不群,一部《鬼魂奏鸣曲》,抵得上易卜生的全部社会批判剧。

  木心熟悉博尔赫斯,甚至诗作都受到影响,相信也一定会喜欢卡尔维诺小说。安徒生的童话品质,在卡尔维诺小说里获得了另一种叙事方式的呈示,并且具有博尔赫斯那种时空交错的美妙。木心不喜欢王尔德装模作样的唯美,何不试试卡尔维诺式的唯美小说?只消阅读一部《隐形的城市》,便能感受其独具的风采。

  再说诗歌,木心对二十世纪诗歌比较熟悉,尤其是法国诗人诗作。区区于此唯有悉心聆听。不过,区区的疑问是,木心推崇庞德,是不是因为那厮喜欢中国古典诗歌,让木心陡生好感?相比之下,木心对艾略特却比较冷淡。区区斗胆插上一句:《荒原》是倒过来写的一部史诗。木心曾经写过哥伦比亚的倒影,《荒原》就是史诗的倒影。倘若木心不以史诗为然,不管是正的还是倒的,只谈论纯粹的诗歌艺术,那么区区也想向木心轻声轻气地推荐一下,艾略特亦不乏《四个四重奏》那样的诗作。

  区区十分佩服木心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惋惜,既有见地,又不因人废才。然后又听木心谈论了阿赫玛托娃,但不知为何,木心遗漏了比阿赫玛托娃更精彩的茨维塔耶娃。区区作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阿赫玛托娃好比中国魏晋时代的阮籍,茨维塔耶娃有点像嵇康。木心既然将嵇康认作兄弟,为何不与茨维塔耶娃也认个姐弟呢?

  木心喜欢绘画,并且颇有成就。区区很遗憾没能目睹木心的绘画作品,但又很乐意与木心探讨一下二十世纪绘画与二十世纪文学的对称性和互释性。比如,从塞尚到毕加索、勃洛克的立体主义绘画与罗伯格里耶的新小说实验、略萨的结构主义小说,还有康定斯基的冷抽象画、米罗的梦幻画、波洛克的行动画与意识流小说,还有达利、玛格丽特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与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小说,更有凡·高的绘画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更有高更的绘画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是,木心却不声不响地走了。八十三岁高龄,寿限不算低,但遗憾还是多。

  二十世纪文学,当然,其他任何世纪的文学也都一样,不管产生多少主义多少流派,却并非由主义或流派构成,而是由一部部极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作品构成的。倘若将文学比作一锅肉汤,那么主义、流派不过是飘浮在上面的一层猪油而已。讲说二十世纪文学,理当端出的是一锅肉汤,而不是那层猪油。再说,木心擅长的是作品赏析,而不是流派解说。无论是讲说各种主义、流派,还是介绍柏格森、弗洛伊德及荣格,木心几乎都是照本宣科,难以像讲解文学作品那样发挥己长。木心的文学天赋无疑超凡出众,特点是长于诗歌,短于叙事艺术,诸如戏剧,长篇小说之类。木心的诗性思维凌空翱翔,逻辑思维气若游丝。木心于诗歌散文游刃有余,但于小说戏剧却颇为隔阂。木心的小说创作仅止于短篇,连中篇都不曾写过。可能是天性不擅叙事艺术,因此木心说到小说,总有点隔雾看花。木心很得意自己那个比喻:“有时我会觉得巴尔扎克是彩色的陀斯妥耶夫斯基,陀斯妥耶夫斯基是黑白的巴尔扎克。”这个比喻表述得相当漂亮,但经不起推敲。如此作比,在巴尔扎克会觉得是对他的羞辱。在法国人眼里,俄罗斯民族是说了法语才慢慢开化的野蛮人。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展示的不过是巴黎的欲望世界,而他陀氏作品写出的却是游走于俄罗斯大地,同时又飘浮在俄罗斯上空的一个个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参照舍斯托夫一部论著的书名,可能表达得更为确切:旷野呼告。借用斯宾格勒的解读,托尔斯泰小说描写的是莫斯科上流社会的人物风情,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呈现出来的是莫斯科城外的俄罗斯芸芸众生。因此,木心的那个比喻,确切的表达应该是,巴尔扎克小说是彩色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是黑白的。因为欲望世界是色彩缤纷的,而灵魂,却是黑白的。

  由于二十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文学经典阅读有所阙如,木心的讲说聚焦于纪德、萨特、加缪,甚至美国的垮掉一代、黑色幽默那几位。木心非常熟悉纪德,其代表作《窄门》也确实经典。比起那个没头没脑的罗曼·罗兰,纪德的清醒,非常难得。欧洲中世纪有过行吟诗人,纪德像是个行吟作家,足迹遍及欧洲、苏联、非洲,每到一处,都有文字出产。但其作品深度,却不曾超过从未离开过布拉格的隐世作家卡夫卡。走得多的人,好像容易写得浅。

  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个半人半神的怪物。一半是萨特,一半是马克思主义。海德格尔一看到萨特胡说存在主义,马上公开致信,划清界线。不曾弄清存在主义来龙去脉的木心,凭着非凡的直觉一眼看出,萨特的恶心是一种装出来的病态。木心还看出,萨特的虚伪。对萨特的小说,木心不过是随口称赞了几句而已。假如去掉前面提及的诸多文学大师,那么萨特在文学上也可算个人物。他人,对萨特来说,确实是地狱。假如这世上没有诸如普鲁斯特、乔伊斯那样的他人,萨特就像中国的孔丘一样,可以成为巨人。

  垮掉的一代,木心称赞了杰克·凯鲁亚克。与其说小说写得出色,不如说生活方式有点拜伦的意思。当然,拜伦是贵族气十足的,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不过是纽约小混混的潇洒人生,仿佛是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索耶或者哈克贝里·芬突然长大了,来到纽约,开着车上演另类流浪。虽然谈不上拜伦那样的英气勃勃,但同样的率性,同样的不拘一格。更重要的是,一点不做作。另一个纽约混混,叫作伍迪·艾伦的,做作透顶。所拍的电影,没有一部不伪装潇洒,以此掩盖其肮脏的情欲。

  其实,诸如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在美国大都是纽约特产。与凯鲁亚克有一比的是阿尔比,木心可能不太熟悉。从小就是捣蛋鬼、皮大王,长大后却成了规规矩矩的同性恋者,至今依然与另一个老头相依为命,据说同居了多少年都没换过。曾在百老汇一家剧院里看过阿尔比的《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一舞台的脏话。突然想起,中国人曾经很喜欢唱“满耳是大众的嗟伤”,阿尔比却让观众满耳是男女的性交。但该剧被搬上银幕后却大获成功,成为伊丽莎白·泰勒的经典表演艺术作品。

  木心提到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曾经在大学期间读得手舞足蹈。可是读过乔伊斯小说再回首此作,发现只有那条军规是幽默的、精彩的。当然写得很活泼,作者毕竟成长于充满活力的布鲁克林街头。相比之下,库特·冯尼格的《第五号屠场》太严肃了,只有黑色,没有幽默。在这个德裔美国人身上,依然日耳曼气十足,刻板得像个军人一样。风格也是瓦格纳式的,线条笔直。

  木心可能没读过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既是遗憾,也是幸运,以免遭受野蛮的袭击。美国式的调侃,总是过于粗鲁。读着这样的文学作品,能够体味到木心那一句总结,极其精彩:酒神精神变成了酒鬼精神。不知是不是如此这般的原因,哈罗德·布鲁姆在其文学著述里,刻意不提这批吵吵嚷嚷的美国作家。不过,木心也许会不以为然,按照木心的看法,家禽出在大学,虎豹出在山野。布鲁姆是鸽子,象征着在半空中飞翔着的平心静气。但木心另一句妙语,会让鸽子感觉受伤的:“我敬重康德,闷头闷脑思想。萨特他们,想到一点,就哇哇叫。”布鲁姆没有哇哇叫,但实在太啰嗦。布鲁姆又太过希伯来了,火性灼灼,没有康德那么沉静。

  木心的二十世纪文学讲说,虽然不及前面精彩纷呈,但也依然花香四溢。木心不太熟悉叙事艺术,但自有一番对小说、戏剧的鉴赏力,因为天生的非凡直觉能力。就算木心对汉译作品有隔,但对《红楼梦》那样的汉语经典,却绝对不会看走眼。比如,“《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当然,要木心说出为什么,可能有点难为他了。因为木心不擅长逻辑思维,不会像区区那样表述道:《红楼梦》的诗词曲赋既在故事之中,又具叙事功能,无法分割出来。逻辑的表述更确切,但不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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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11 01:14:55 | 显示全部楼层
 木心谈论《红楼梦》,最为精当之处在于,看出两个伟大:细节玲珑剔透,整体控制很成功。木心以冷酷形容,说是不宠人物。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讲,刚好就是作者跟着人物走,就像托尔斯泰写安娜最后自杀,可以说很冷酷,也可以说尊重人物自己的选择。《红楼梦》作者是尊重人物自己的命运而已。

  区区很敬重木心的直觉妙悟,不在意其妙语是否准确。学术思维是逻辑思维,中用不中看。木心的诗性思维是像禅语似的参悟,中看不致用。让木心讲学,其实是难为他了。这并非木心所长。木心擅长的是,海阔天空,或者不经意地突然冒出一句。遗憾的是,一部文学史,不能靠一会儿冒出一句那样的方式来讲说。就算是海阔天空,也得有个谱。木心的讲说并不离谱,但也并不有谱。

  不过,区区喜欢这样的随意演讲,从而建议学府当作文学史教材使用。区区认为的文学教材就应该是这样的,充满启迪性,又充满争议空间。倘若教材以句句是真理为标准,那么就成了教条。

  区区在与木心商讨的时候,同时想到的乃是:这天底下,能够如此畅谈文学的,不知还能有几个?想到木心已逝,不由怅然若失。彼此就像天上的星星,即便相望,也不会相见。地球最怕的就是被另一个星球撞击,可能人也一样。据说乔伊斯与普鲁斯特曾经相见过,在场尚有弗洛伊德、斯特拉文斯基。那两位文学天才竟然连个招呼都没打。普鲁斯特找人谈话找的是斯特拉文斯基,谈论的话题是贝多芬音乐。要是真的与木心在纽约相会,彼此的话题没准是如何下厨做菜。如此一想,遗憾淡去。顺手将这部《文学回忆录》搁下,然后继续日复一日的日常人生。

  文学是很无用的,二十世纪文学,更无用。木心讲得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从中摘取多少片花瓣。木心讲学讲出的不是什么学术体系,而是令人目不暇接的洞见,犹如一片片美丽的花瓣。静观如孔雀开屏,雍容华贵;动察如天女散花,纷纷扬扬。

  李劼,学者,现居美国纽约。主要著作有《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五卷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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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11 01:16:23 | 显示全部楼层

木心:童年随之而去

孩子的知识圈,应是该懂的懂,不该懂的不懂,这就形成了童年的幸福。我的儿时,那是该懂的不懂,不该懂的却懂了些,这就弄出许多至今也未必能解脱的困惑来。
  不满十岁,我已知“寺”、“庙”、“院”、“殿”、“观”、“宫”、“庵”的分别。当我随着我母亲和一大串姑妈舅妈姨妈上摩安山去做佛事时,山脚下的“玄坛殿”我没说什么。半山的“三清观”也没说什么。将近山顶的“睡狮庵”我问了:
  “就是这里啊?”
  “是啰,我们到了!”挑担领路的脚夫说。
  我问母亲:
  “是叫尼姑做道场啊?”
  母亲说:
  “不噢,这里的当家和尚是个大法师,这一带八十二个大小寺庙都是他领的呢。”
  我更诧异了:
  “那,怎么住在庵里呢?睡狮庵!”
  母亲也愣了,继而曼声说:
  “大概,总是……搬过来的吧。”庵门也平常,一入内,气象十分恢宏:头山门,二山门,大雄宝殿,斋堂,禅房,客舍,俨然一座尊荣古刹,我目不暇给,忘了“庵”字之谜。
  我家素不佞佛,母亲是为了祭祖要焚“疏头”,才来山上做佛事。“疏头”者现在我能解释为大型经忏“水陆道场”的书面总结,或说幽冥之国通用的高额支票、赎罪券。阳间出钱,阴世受惠——众多和尚诵经叩礼,布置十分华丽,程序更是繁缛得如同一场连本大戏。于是灯烛辉煌,香烟缭绕,梵音不辍,卜昼卜夜地进行下去,说是要七七四十九天才功德圆满。当年的小孩子,是先感新鲜有趣,七天后就生烦厌,山已玩够,素斋吃得望而生畏,那关在庵后山洞里的疯僧也逗腻了。心里兀自抱怨:超度祖宗真不容易。
  我天天吵着要回家,终于母亲说:
  “也快了,到接‘疏头’那日子,下一天就回家。”
  那日子就在眼前。喜的是好回家吃荤、踢球、放风筝,忧的是驼背老和尚来关照,明天要跪在大殿里捧个木盘,手要洗得特别清爽,捧着,静等主持道场的法师念“疏头”——我发急:
  “要跪多少辰光呢?”
  “总要一支香烟工夫。”
  “什么香烟?”
  “喏,金鼠牌,美丽牌。”
  还好,真怕是佛案上的供香,那是很长的。我忽然一笑,那传话的驼背老和尚一定是躲在房里抽金鼠牌美丽牌的。
  接“疏头”的难关捱过了,似乎不到一支香烟工夫,进睡狮庵以来,我从不跪拜。所以捧着红木盘屈膝在袈裟经幡丛里,浑身发痒,心想,为了那些不认识的祖宗们,要我来受这个罪,真冤。然而我对站在右边的和尚的吟诵发生了兴趣。
  “……唉吉江省立桐桑县清风乡二十唉四度,索度明王侍耐唉嗳啊唉押,唉嗳……”
  我又暗笑了,原来那大大的黄纸折成的“疏头”上,竟写明地址呢,可是“二十四度”是什么?是有关送“疏头”的?还是有关收“疏头”的?真的有阴间?阴间也有纬度吗……因为胡思乱想,就不觉到了终局,人一站直,立刻舒畅,手捧装在大信封里盖有巨印的“疏头”,奔回来向母亲交差。我得意地说:
  “这疏头上还有地址,吉江省立桐桑县清风乡二十四度,是寄给阎罗王收的。”
  没想到围着母亲的那群姑妈舅妈姨妈们大事调侃:
  “哎哟!十岁的孩子已经听得懂和尚念经了,将来不得了啊!”
  “举人老爷的得意门生嘛!”
  “看来也要得道的,要做八十二家和尚庙里的总当家。”
  母亲笑道:
  “这点原也该懂,省县乡不懂也回不了家了。”
  我又不想逞能,经她们一说,倒使我不服,除了省县乡,我还能分得清寺庙院殿观宫庵呢。
  回家啰!

  脚夫们挑的挑,掮的掮,我跟着一群穿红着绿珠光宝气的女眷们走出山门时,回望了一眼——睡狮庵,和尚住在尼姑庵里?庵是小的啊,怎么有这样大的庵呢?这些人都不问问。家庭教师是前清中举的饱学鸿儒,我却是块乱点头的顽石,一味敷衍度日。背书,作对子,还混得过,私底下只想翻稗书。那时代,尤其是我家吧,“禁书”的范围之广,连唐诗宋词也不准上桌,说:“还早。”所以一本《历代名窑释》中的两句“雨过天青云开处,者般颜色做将来”,我就觉得清新有味道,琅琅上口。某日对着案头一只青瓷水盂,不觉漏了嘴,老夫子竟听见了,训道:“哪里来的歪诗,以后不可吟风弄月,丧志的呢!”一肚皮闷瞀的怨气,这个暗趸趸的书房就是下不完的雨,晴不了的天。我用中指蘸了水,在桌上写个“逃”,怎么个逃法呢,一点策略也没有。呆视着水渍干失,心里有一种酸麻麻的快感。
  我怕作文章,出来的题是“大勇与小勇论”,“苏秦以连横说秦惠王而秦王不纳论”。现在我才知道那是和女人缠足一样,硬要把小孩的脑子缠成畸形而后已。我只好瞎凑,凑一阵,算算字数,再凑,有了一百字光景就心宽起来,凑到将近两百,“轻舟已过万重山”。等到卷子发回,朱笔圈改得“人面桃花相映红”,我又羞又恨,既而又幸灾乐祸,也好,老夫子自家出题自家做,我去其恶评誊录一遍,备着母亲查看——母亲阅毕,微笑道:“也亏你胡诌得还通顺,就是欠警策。”我心中暗笑老夫子被母亲指为“胡诌”,没有警句。
  满船的人兴奋地等待解缆起篙,我忽然想着了睡狮庵中的一只碗!
  在家里,每个人的茶具饭具都是专备的,弄错了,那就不饮不食以待更正。到得山上,我还是认定了茶杯和饭碗,茶杯上画的是与我年龄相符的十二生肖之一,不喜欢。那饭碗却有来历——我不愿吃斋,老法师特意赠我一只名窑的小盂,青蓝得十分可爱,盛来的饭,似乎变得可口了。母亲说:
  “毕竟老法师道行高,摸得着孙行者的脾气。”
  我又诵起:“雨过天青云开处,者般颜色做将来。”母亲说:
  “对的,是越窑,这只叫盌,这只色泽特别好,也只有大当家和尚才拿得出这样的宝贝,小心摔破了。”
  每次餐毕,我自去泉边洗净,藏好。临走的那晚,我用棉纸包了,放在枕边。不料清晨被催起后头昏昏地尽呆看众人忙碌,忘记将那碗放进箱笼里,索性忘了倒也是了,偏在这船要起篙的当儿,蓦地想起:
  “碗!”
  “什么?”母亲不知所云。
  “那饭碗,越窑盌。”
  “你放在哪里?”
  “枕头边!”
  母亲素知凡是我想着什么东西,就忘不掉了,要使忘掉,唯一的办法是那东西到了我手上。
  “回去可以买,同样的!”
  “买不到!不会一样的。”我似乎非常清楚那盌是有一无二。
  “怎么办呢,再上去拿。”母亲的意思是:难道不开船,派人登山去庵中索取——不可能,不必想那碗了。
  我走过正待抽落的跳板,登岸,坐在系缆的树桩上,低头凝视河水。
  满船的人先是愕然相顾,继而一片吱吱喳喳,可也无人上岸来劝我拉我,都知道只有母亲才能使我离开树桩。母亲没有说什么,轻声吩咐一个船夫,那赤膊小伙子披上一件棉袄三脚两步飞过跳板,上山了。
  杜鹃花,山里叫“映山红”,是红的多,也有白的,开得正盛。摘一朵,吮吸,有蜜汁沁舌——我就这样动作着。
  船里的吱吱喳喳渐息,各自找乐子,下棋、戏牌、嗑瓜子,有的开了和尚所赐的斋佛果盒,叫我回船去吃,我摇摇手。这河滩有的是好玩的东西,五色小石卵,黛绿的螺蛳,青灰而透明的小虾……心里懊悔,我不知道上山下山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鹧鸪在远处一声声叫。夜里下过雨。
  是那年轻的船夫的嗓音——来啰……来啰……可是不见人影。
  他走的是另一条小径,两手空空地奔近来,我感到不祥——碗没了!找不到,或是打破了。
  他憨笑着伸手入怀,从斜搭而系腰带的棉袄里,掏出那只盌,棉纸湿了破了,他脸上倒没有汗——我双手接过,谢了他。捧着,走过跳板……
  一阵摇晃,渐闻橹声欸乃,碧波像大匹软缎,荡漾舒展,船头的水声,船梢摇橹者的断续语声,显得异样地宁适。我不愿进舱去,独自靠前舷而坐。夜间是下过大雨,还听到雷声。两岸山色苍翠,水里的倒影鲜活闪袅,迎面的风又暖又凉,母亲为什么不来。
  河面渐宽,山也平下来了,我想把碗洗一洗。
  人多船身吃水深,俯舷即就水面,用碗舀了河水顺手泼去,阳光照得水沫晶亮如珠……我站起来,可以泼得远些——一脱手,碗飞掉了!
  那碗在急旋中平平着水,像一片断梗的小荷叶,浮着,氽着,向船后渐远渐远……
  望着望不见的东西——醒不过来了。
  母亲出舱来,端着一碟印糕艾饺。
  我告诉了她。
  “有人会捞得的,就是沉了,将来有人会捞起来的。只要不碎就好——吃吧,不要想了,吃完了进舱来喝热茶……这种事以后多着呢。”
  最后一句很轻很轻,什么意思?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怕的预言,我的一生中,确实多的是这种事,比越窑的盌,珍贵百倍千倍万倍的物和人,都已一一脱手而去,有的甚至是碎了的。
  那时,那浮氽的盌,随之而去的是我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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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11 01:17:53 | 显示全部楼层

木心:《文学回忆录》——最后一课

最后一课 
一九九四年元月九日 
(在陈丹青家) 

课前看墙上《蒙娜丽莎》画片。木心:这张嘴放在那儿,不知道多少画就不算了。你去临?达•芬奇自己也临不了了。 
1点25分开始讲。 

同学们,新年好。 
今天很难得。那么冷的天,世界文学史结束在很冷的一天。讲课要结束了。 
我来讲讲我是怎样讲文学史的。本来是想把本世纪各个流派全讲完,可是想想,这样讲,能托得住五年讲下来的文学史吗? 
用另外一个方法讲。讲讲我这个示众的例子。从前杀头,是要示众的。这样讲,比较难。向来我在难和易的事情里,择难,从难处着手。这已经是我的第二本能了。 
花了一天两夜,写了一个总结性的东西。完全离开文学史。要托住文学史,要一个够分量的结尾。 
这是我六十七岁时讲的课。等你们六十七岁时,可以看看。像葡萄酒一样,阳光,雨露,慢慢成熟的。伍尔芙夫人讲:“我讲的话,你们不会懂的。”那时她也六十多岁了。 
年龄非常要紧的。我三四十岁,五十岁,都读过伍尔芙,六十多岁时,看懂了。看懂她对的、不对的地方。 
我敢于讲,我今天讲的,你们可以在六十几岁时读。读了想:幸亏我听了木心的话。 
我听我自己的话。我听的话,是别人告诉我的。比如尼采。我听他的话。不能想象没有尼采,没有从前的艺术家讲的话,不可能有我的。 
幸亏我们活在二十世纪,前面有两千多年,甚至五六千年历史。 
今天我的最后一课,和都德的“最后一课”,性质完全不同。法国人而不准上法文课,那是非常悲哀。我们恰恰相反,中国人,中国文化,还没有被消灭。 
我对方块字爱恨交加。偏偏我写得最称心的是诗,外国人无法懂。诗,无法翻。外国人学中文,学得再好,只够读小说、散文,对诗是绝望的。中国字,只能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再想想:能和屈原、陶渊明同存亡,就可以了,气也就平了,乖乖把“世界文学史”拉扯讲完。 
现代艺术,流派,越来越多。这是个坏现象。上次讲过一个公式:直觉——概念——观念。从希腊到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人类可以划在直觉时代。直觉的时代,很长,后来的流派,都想单独进入观念,却纷纷掉在时空交错的概念里。 
所以我一气之下,把二十世纪的艺术统统归入概念的时代。将来呢,按理想主义的说法,要来的就是观念的时代。 
我呢,是个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者,是个转了背的理想主义者。是向后看的。拿古代艺术作我的理想,非常羡慕他们凭直觉就能创造艺术。 
我爱人类的壮年、青年、少年、童年时期的艺术——文化没有婴儿期的——人类文学最可爱的阶段,是他的童年期和少年期。以中国诗为例,《诗经》三百首,其中至少三十多首,是中国最好的诗。到了屈原、陶潜,仔细去看,已经有概念。屈原么香草美人,陶潜老是酒啊酒啊。 
《诗经》三百篇,一点也没有概念。完全是童贞的。 
李白、杜甫,更是概念得厉害。到了宋,明,清,诗词全部概念化。由此看,我的翻了脸的爱国主义,转了背的理想主义,事出无奈,但事出有因。 
讲开去: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来做什么?爱最可爱的、最好听的、最好看的、最好吃的。 
无奈找不到那么多可爱、好听、好吃、好看的,那么,我知道什么是好的。我在“文革”中不死,活下来,就靠这最后一念——我看过、听过、吃过、爱过了。 
音乐,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等等。食物呢,是蔬菜、豆类,最好吃,哪里是熊掌燕窝。爱呢,出生入死,出死入生,几十年轰轰烈烈的罗曼史,我过来了,可以向上帝交账。“文革”中他们要枪毙我,我不怕,我没有遗憾。 
都爱过了。但还要做点事。我深受艺术的教养,我无以报答艺术。这么些修养,不用,对不起艺术。少年言志,会言中的——往往坏的容易言中,好的不易说中。 
以后,不可能两个星期见面,很可能两个月、两年见一面。我要讲大家一辈子有用的东西。讲了,有备无患。你们用不用,悉听尊便,我只管我讲。是哪一些呢,分分纲目: 
文学是可爱的。 
生活是好玩的。 
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翻原稿,发现我就此写下去,没有停顿地写完了,可见那么多年,我的思想可以没有纲目。我知道我写完了,算是把我的文学观点架构起来了。) 

先引老子的话: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这真叫做是诗!最近又在看老子,老子是唯一的智者。看到老子,叹口气:你真是智者,是兄弟。 
历来的哲学家、文学家,对人不了解。甚至对老子也不了解。蒙田,不了解人。马克思,对人无知。 
自知者明。我看到牛,想:好可怜。望过去一团黑暗。 
自胜者强,毛泽东能胜人,对他自己,对党,全失败。富,是要知足;百万富翁,不富,因为不知足,他们在玩数字游戏。金钱和健康一样,一个健美男子,天天躺在床上,有什么用?有钱,要会用。中国古代,有些人是会用钱的。倪云林,晚年潦倒,刚卖了房子,钱在桌上。来了个朋友,说穷,他全部给那个朋友。这才是会用钱。强盗打他,他一声不响,后来说,一出声便俗。 
真是高士。 
我的诗的纲领:一出声就俗。 
拉远了。强行者有志。“文革”初,老舍、傅雷……决定去死。为什么?我不肯死。平常倒是想死,“文革”那么凶,我用老子对付:“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结果呢,“文革”持续那么久。我跟老子说:老兄,你也料不到。 
不失其所者久。这个“所”,是本性。 
死而不亡者寿,完全是指艺术家。 
“孔子未亡必霸,而必为人所霸。” 
“老子治国,而生随之亡。” 
这是我从前写的句子。 
“治国平天下”、“窃国平天下”、“乱世治国”,那是政客的事。哲学家不能治国。那是恶人的事。这个世界引起许多哲学家关心政治,可是他们不懂政治。毛泽东、邓小平可以说:你们不懂政治。 
死而不亡者寿。当然指艺术家。当时老子这么说,不知是指艺术家、指哲学家。 
“文学是可爱的。” 
不要讲文学是崇高伟大的。文学可爱。大家课后不要放弃文学。文学是人学。至少,每天要看书。我是烧菜、吃饭、洗澡时,都会看书。汤显祖,鸡棚牛棚里也挂着书,临时有句,就写下来。 
电视尽量少看。 
西方人称电视是白痴灯笼。最有教养的人,家里没有电视。最多给小孩子看看。电视屏幕越来越大,脑子越来越小。 
理解事情,不可以把一个意思推向极端:我也看电视。尼采,克制不住地手淫:这样他才是尼采。 
鸦片、酒,都好。不要做鸦片鬼、酒鬼。什么事,都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推向极端。 
读书,开始是有所选择。后来,是开卷有益。开始,往往好高骛远。黄秋虹来电话说在看庄老,在看《文心雕龙》。我听了,吓坏了。一个小孩,还没长牙,咬起核桃来了。 
开始读书,要浅。浅到刚开始就可以居高临下。 
一上来听勃拉姆斯第一交响乐,你会淹死。一开始听《圣母颂》、《军队进行曲》,很好。我小时候听这些,后来到杭州听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居然完全不懂。 
对西方,一开始从基督教着手。要从完全看得懂的书着手。还得有选择。至少到六十岁以后,才能什么书拉起来看,因为触动你去思考,磨砺你的辨别力,成立你自己的体系性(非体系),你们现在还不到这个境界。 
认真说,你们还不是读书人。不相信,你拿一本书,我来提问,怎么样?要能读后评得中肯,评得自成一家,评得听者眉飞色舞,这才是读者。 
由俄罗斯为例。可以先是高尔基,然后契诃夫,然后托尔斯泰,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有时会顽皮地想,你们七八个人,一天之中看书的总阅读量,还不及我一个人写作之余泛览手边书。 
这样说,是为了激动你们去读书的热情。 
也有一种说法:我们是画画的,画也画不好,哪有时间读书?这就对了——大家看书不够,就去画画了。 
大陆的新文人画,是文盲画的文人画,看了起鸡皮疙瘩。识字不多的作家,才会喝彩。中国的文人画,都是把文学的修养隐去的。李太白的书法,非常好。苏东坡画几笔画,好极了。
我不是推销文学,是为了人生的必备的武器和良药。大家要有一把手枪,也要有一把人参——最好是手枪牌人参,人参牌手枪。 
大家还在青春期。我是到了美国才发育起来的,脸上一大堆看不到的青春美丽痘。第一见证人是丹青。他看到我怎样成长起来。在中央公园寒风凛冽中,读我的原稿。 
我很谦虚哩,在心里谦虚哩。 
这样嘛,才能成大器——中器、小器,也要完成。五年来,好处不少的。这些好话,留到毕业典礼上讲。我给每个同学一份礼物——每个人都有缺点,克服缺点的最好的办法,是发扬优点。发扬优点,缺点全部瓦解——不是什么一步一个脚印,像条狗在雪地上走。狗还有四只脚呢,许多脚印。 
五年来,我们的课遭到许多嘲笑。我知道的。一件事,有人嘲笑,有人赞赏,那就像一回事了,否则太冷清——只要有人在研究一件事,我都赞成,哪怕研究打麻将——假如连续五年研究一个题目,不谋名,不谋利,而且不是傻子,一定是值得尊重的,钦佩的。五年研究下来,可以祝大家大器晚成。 
认真做事,总不该反对。嘲笑我们讲课,不是文化水准问题,是品质问题。有品质的人,不会笑骂。 
文学是人学。学了三年五年,还不明人性,谈不上爱人。 
文学,除了读,最好是写作。日记、笔记、通信,都是练习。但总不如写诗写文章好。因为诗文一稿二稿改,哪有把自己的日记改来改去的?鲁迅写——喝豆浆一枚,八分钱——那么当然八分钱,有什么好改的。 
我这么说,是有点挖苦的。他们写这些琐事,有点“浮生六记”的味道。 
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信,信呢,是写给别人的日记。 
你们传我一句话,或描述我的有关情况,到传回来时,都走样了。我的说话和文学的严密性,我的生活的特异,由我传达别人的话,别人的情况,可以做到完全达意,而慢慢做到可以达人家的意,比别人更透彻。 
外人听了,会说自吹自擂,你们要替我作证:木心不是妖怪,是个普通的健康的老头子。 
我讲这些,有用意的。 
文学背后,有两个基因:爱和恨。举一例,是我最近的俳句: 
“我像寻索仇人一样地寻找我的友人。” 
这可以概括我一生的行为。你们见过这样强烈的句子吗?说起来,是文字功夫,十五个字,其实不过是有爱有恨,从小有,现在有,爱到底,恨到底。 
各位都有爱有恨,苦于用不上,不会用。请靠文学吧。文学会帮助你爱,帮助你恨,直到你成为一个文学家。 
接着讲,“生活是好玩的”。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的书,我推荐给大家,很好读的。良师益友。他继承了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中间人。我现在还记得纪德的好处。当时我在罗曼•罗兰家里转不出来,听到窗口有人敲,是纪德,说:“Come on,come on!”把我带出去了,我永远心怀感激。 
纪德有书叫《地粮》(要找盛澄华的译本)。他说:“人应该时时怀有一种死的恳切。”(原话记不真切了。我是惯用自以为达意的方式重述)这句话,你们能体会吗? 
我可以解释,如果你们能领悟,听我的解释是否相一致。 
人在平时是不想到死的,好像可以千年万年活下去。这种心理状态,就像佛家说的“贪、嗔、痴”——“嗔”,老怪人家,老是责怒;要这要那,叫“贪”;一天到晚的行为,叫“痴”。总之,老是想占有身外之物,买房,买地,买首饰,买来了,就是“我的”,自己用完还要传给儿孙。放眼去看芸芸众生,不例外地想赚钱,想购物。 
学林有个亲戚,打三份工,心肺照出来,全是红的,然后就死了。心理学上,这是个工作狂,其实还是想占有。 
他数钱时心里有种快乐。拼命打工赚钱,筋疲力尽到死,这不是幸福。那些亿万富翁亿万富婆,也不是幸福。一个人不能同时穿两双鞋,不能穿八件衣。 
家里小时候也是万贯家产,我不喜欢,一点乐趣也没有。 
推到极点,皇帝皇后总算好了吧?你去问问他,如果他们看得起你,就会诉苦。 
所以为人之道,第一念,就是明白:人是要死的。 
生活是什么?生活是死前的一段过程。凭这个,凭这样一念,就产生了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可是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又是要死的——太阳,将会冷却,地球在太阳系毁灭之前,就要出现冰河期,人类无法生存。可是末日看来还远,教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煞有介事,庄严肃穆,昔在今在永在的样子——其实都是毁灭前的景观。 
我是怀着悲伤的眼光,看着不知悲伤的事物。 
张爱玲这点很好。再好的书,你拿去,不执着。这一点,她有贵气。 
不过你们可不要来向我借书——很奇怪。我一到哪里,一分钱不花,书就会流过来。小时候学校因为战争关门了,书全拿到我家里来。现在我的书又多起来了。各种书。 
连情感,爱,也不在乎了。爱也好,不爱也好,对我好也好,不好也好,这一点,代价付过了。唯有这样,才能快乐起来,把世界当一个球,可以玩。 
诸位还是想买这个球,至少买一部分,但不会玩。 
莫扎特会玩。他偶尔悲伤。他的悲伤,是两个快乐之间的悲伤。论快乐的纯度,我不如莫扎特。他是十足的快乐主义。我是三七开,七分快乐,还有三分享乐主义。 
奉劝诸位:除了灾难、病痛,时时刻刻要快乐。尤其是眼睛的快乐。要看到一切快乐的事物。耳朵是听不到快乐的,眼睛可以。你到乡村,风在吹,水在流,那是快乐。 
你是艺术家,你就是人间的凤凰,一到哪里,人间的百鸟就会朝凤——你这凤凰在百鸟中是一声不响的。 
我外婆家开地毯厂,晒开来,有一天忽然飞来一只凤凰,周围都是鸟叫。学徒看见了,回来告诉老板,老板赶过去,什么也没有。 
凤凰在万物中一声不响。顶多,写几句俳句。 
上次我们不知不觉走到中央公园,你们问一句,我答一句,就是百鸟朝凤。是一次彩排。我平常散步,灵感比那次还要多。 
可是这凤凰的前身是个乌鸦,乌鸦的前身呢,是只麻雀。 
安徒生说得比我好。他说,他从前是个丑小鸭。他的画和用具到上海展览过,我摸过他的手提箱。 
在座人人都是丑小鸭,人人都会变成天鹅——也有人会丑一辈子。中伤诽谤之徒,拿了我的一根毛,插在头上也不是,插在尾巴上也不是,人家一看,是天鹅毛。 
诸位将来成功了,也有羽毛会给别人拔去用的。对这种事,最好的态度,是冷贤。 
所谓“冷”,就是你决绝了的朋友,别再玩了。不可以的。决绝了,不要再来往,再来往,完了,自己下去了。人就怕这种关系,好好坏坏,坏坏好好,后来炒了点豆子,又送过去(送过去,碗没有拿回来,又吵)。小市民,庸人,都是这样子。 
我已经是绝交的熟练工人了。 
“贤”,就是绝交后不要同人去作对,放各自的活路。他们要堕落,很好,悬崖深渊,前程万里。他们如果有良知,他们会失眠。 
最好的学生,是激起老师灵感的学生。丹青是激起我灵感的朋友。 
只要还有百分之零点几的良知,他就会失眠。推出山门,回来后就不像样了。他们背离的不是我,而是我所代表的东西。这是我不愿意有,但避免不了的象征性。从小就有,我不要有,就是有,没有办法。 
这种现象的存在和激化,就是生活中的快乐。耶稣行了许多奇迹,我们是凡人,不会有奇迹。但有一点,被你抛弃的人,后来都堕落了。和你一起的人,多多少少有成绩,这就是生活中的快乐。 
我们作为耶稣的后人,教训惨重,再不能上当了。耶稣太看得起人类。犹大,我指叫那些背叛的人为“由他”——由他去吧。 
生活像什么呢?像上街去买鞋,两双同价的鞋,智者选了好看的,愚者选了难看的。生活像什么呢?傍晚上酒吧,智者选了美味的酒,愚者买了烂酒,还喝醉了。 
所以,快乐来自智慧,又滋养了智慧。 
今后到欧洲去旅行,一路看一路讲,我们可以看看会发生什么。 
生活听起来没有奇怪,人人都在吃喝玩乐。没有享受到的生活,算不上生活。把生理物理的变化,提升为艺术的高度,这就是生活、艺术的一元论。 
生活嘛,庸俗一点,艺术,很高超——没那么便宜。 

三,“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1950年,我二十三岁,正式投到福楼拜门下。之前,读过他全部的小说,还不够自称为他的学生——被称为老师不容易,能称为学生也不容易啊——小说家的困难,是他的思想言论不能在小说里表现出来的。我同福楼拜的接触,直到读他的书信——李健吾写过《福楼拜评传》,谢谢他,他引了很多资料——才切身感受到福楼拜的教育。我对老师很虔诚,不像你们对我嘻嘻哈哈。 
那年,我退还了杭州教师的聘书(当时还是聘书制),上莫干山。这是在听福楼拜的话呀,他说: 
“如果你以艺术决定一生,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了。” 
当时我在省立杭州第一高中执教,待遇相当不错,免费住的房间很大,后门一开就是游泳池。学生爱戴我,其中的精英分子真诚热情。初解放能得到这份位置,很好的,但这就是“常人的生活”,温暖、安定、丰富,于我的艺术有害,我不要,换作凄清、孤独、单调的生活。我雇人挑了书、电唱机、画画工具,走上莫干山。那时上山没有公车的。 
头几天还新鲜,后来就关起来读书写书。书桌上贴着字条,是福楼拜说的话:“艺术广大已极,足以占有一个人。” 
长期写下去,很多现在的观点,都是那时形成的。 
修道,长期的修道。丹青在时代广场的画室,就是他的修道院,天天要去修道的。 
让你的艺术教育你。 
对子女的好,好在心里,不要多讲。我对朋友的好,也不讲。以后你们成熟了,我要评,只要好,我就会评。评论,要评到作者自己也不知道的好,那是作者本能地在做,评价从观念上来评。 
用福楼拜这句话,意思是:我甘愿为艺术占有,没有异议。回顾这些往事,是说,艺术家一定要承当一些牺牲。你们承当过多少?你们还愿意承当多少?清不清楚还要牺牲点什么? 
不值得牺牲的,那叫浪费。 
宗教很明白:你要进教门,就得牺牲。吃素,不结婚,不说绮语。但宗教所要的牺牲,是杀死生命,很愚蠢。可是杀而不死,修道院弄出许多事来。 
福楼拜不结婚。他对情人说:你爱我,我的构成只有几项观念。你爱那些观念吗? 
艺术家的牺牲,完全自愿。 
当我指出这个愿望,你点头,那么,我明打明指出:哪些事你不应该做——这事是虚荣,那事是失节——你们听了,要受不了的。可就是这些事,使人不甘离开常人的生活。 
可能你会说:“您老别含糊,尽管说,咱们能改过的改,不能改的慢慢合计。”不,我不会明说的。 
古代,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类到了现代,一切错误,全是明知故犯。现代人的聪明,是一个个都没有“一时糊涂”的状态,倒是有“虽千万人我往矣”的犯罪勇气。现代人中,恐怕只有白痴、神经病患者,可能质朴厚道的。正常人多数是精灵古怪,监守自盗。 
这就是现代人。我们生在现代,太难归真返璞了。 
来美国十一年半,我眼睁睁看了许多人跌下去——就是不肯牺牲世俗的虚荣心,和生活的实利心。既虚荣入骨,又实利成癖,算盘打得太精:高雅、低俗两不误,艺术、人生双丰收。我叫好,叫的是喝倒彩。 
生活里没有这样便宜。 
年青时在上海,新得了一位朋友,品貌智力都很好。某日谈到上海人无聊,半点小事就引一堆路人围观。正说着,对面马路霎时聚集十多人议论什么事,那朋友急步过去看究竟,我就冷在路边,等,这真叫孤独,又不好意思就此走掉,呆等了好久,他才兴尽而归。现在还是这样,我老被人扔在路边——这条路,叫做艺术之路——我老了,实在比较好的朋友,可以等等,等他从彼岸兴奋归来。普通朋友呢,不等了,走了。骂我不讲意气,独自溜了?这种顾虑似乎不必要。新的情况是,跑去看热闹的人,就此消失在热闹中,不回来了,所以大大减少了等的必要。 
也许你要问:为什么艺术家一定要有所牺牲呢? 
这一问者,大抵不太愿意牺牲,因为还没弄清艺术是怎么回事,怕白白牺牲——我可以彻底地说:艺术本来也只是一个梦,不过比权势的梦、财富的梦、情欲的梦,更美一些,更持久一些,艺术,是个最好的梦。 
我们有共享的心理诉求。你画完一张得意的画,第一个念头就是给谁看。人一定是这样的。权势、财富,只有炫耀,不能共享,一共享,就对立了,一半财富权力给了你了。情欲呢,是两个人的事,不能有第三者。比下来,艺术是可以共享的。天性优美,才华高超,可以放在政治上、商业上、爱情上,但都会失败,失算,过气——放在艺术上最好。 
为了使你们成为艺术家,有这么多的好处,你可以牺牲一点吗? 
既然分得清雅俗,就要嫉俗如仇,爱雅如命。我中秋节买月饼,回家就把月饼盒扔掉。这么俗的设计,不能放在家里。 
决绝的不再来往,不要同不三不四的人厮混,听了几年课,这点鉴别力要有。跑过家门的松鼠,长得好看,我喂它吃,难看,去去去。 
虚荣有什么不好?就是没有光荣的份。两个“荣”,你要哪一个?要克制虚荣心,算不算牺牲?你试试看。 
如果你真能被艺术占有,你哪有时间心思去和别人鬼混,否则生活就不好玩了。因为你还在艺术的边缘,甚至边外,艺术没有占有你,你也没有占有艺术。所以你的生活不会很快乐,甚至很烦恼。怎么办呢? 
好办,再回到前面讲的,人活着,时时要有死的恳切,死了,这一切又为何呢?那么,我活着,就知道该如何了。 
所以时时刻刻要有死的恳切,是指这个意思。 

1994年,我愿大家都有好的转变。课完了,我们将要分别,即使再见面,要隔了一层了,校友见面,客客气气。过去这一段,今后得不到了,想来心有戚戚。 
怎么把这个气氛延续下去?有个想法:将来成立一个文学研究会,远话近说,先酝酿。文艺复兴,从个体户到集体户,要有个形式。这是新年的新希望。目的,要入世,做点事——也是一种牺牲,绑出去,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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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11 01:20:57 | 显示全部楼层

木心《诗经演》注释后记

《诗经演》与《诗经》,各三百篇,相隔三千年——《诗经》成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七世纪间,迄西周至春秋,以周公制礼作乐始,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止,此五百年,中国文化奠其基,完成了第一番轮回。
    钱穆先生说及春秋时代,“往往知礼的、有学问的比较在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却高踞上层” 。范文澜先生谈《诗经》,以为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达于最高点,“常为后世所想慕而敬重” 。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这“贵族文化”一词,无如说是文化的“贵族品格”更为允当。
    《诗经》孕于其时,虽有国风出于民间的考论,相当部分乃为文人创作无疑,此可据文本所述仪式、器物及语感中得以体认,近人朱东润、李辰冬等先生有所论及。昔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读《诗经》文本,王者之迹历历可鉴,即便出    于匹夫匹妇,经三千年的阅读和淘洗,早已尽作亦风亦雅的“君子”与“淑女”了。
     木心先生曾说:“三百篇中的男和女,我个个都爱,该我回去,他和她向我走来就不可爱了。”这是现代诗人的语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写成了《诗经演》。
    中国诗最初的格式成熟于《诗经》:五、六、七句者有,八句一首者多;九、十、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句,散见各篇;十四句者《周颂•执竞》一篇;《大雅•抑》《大雅•桑柔》乃长篇,最长者《周颂•闭宫》,百二十句。
    《诗经》总句数七千馀,句型以四言为主,占九成,其他为杂言。挚虞《文章流别论》:“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自秦汉至宋,尝有四言之作的诗人,相继为傅毅、张衡、曹操、曹植、王粲、嵇康、阮籍、陆机、陆云、潘岳、孙绰、傅玄、陶潜、韩愈、柳宗元、苏轼等。
    “四言诗三百篇在前,非相沿袭,则受彼压抑。”这是王夫之的话。王闿运曰:“四言如琴,五言如笙箫,歌行七言如羌笛琵琶,繁弦杂管。”——如伯牙之有待于子期,二十世纪末有木心先生忽起四古之作,出入风雅颂之间,别立枢机,遥对古人。
    顾颉刚曾列举《诗经》的四项厄运,大意是:其一,因战国诗失其乐,后人强把《诗经》乱讲到历史上去。其二,删《诗》之说起,使《诗经》与孔子发生关系,成为圣道王化的偶像。其三,汉人把三百五篇当作谏书。其四,宋人谓淫诗宜删,许多好诗险些失传。
    此外,顾氏认为《诗经》另有四项幸运:其一,有了结集,不致亡失。其二,《汉书•艺文志》许多诗歌完全亡失,而《诗经》巍然仅存。其三,宋代欧、郑、朱、王辈肯求它的真相,不为传统解释所拘。其四,现代人终能无所顾忌,揭示《诗经》的全部真相与价值了。
    顾氏这番议论,时在二十世纪初,着眼于《诗经》的接受与阅读,而清末民初的读书人之于《诗经》,莫不熟稔,稍有教养的人家为子女取名,多从《诗经》选取字词;以《诗经》之目、之句、之韵作成流行的谜语,也是明证。譬如:
    四红,四红,如何说不同。(赫赫炎炎)
    到老无封。(汉之广矣)
    当侍东宫。(君子所依)
    八十多年过去,顾氏不可能预见《诗经》将添加“第五厄运”:时下读书人之于《诗经》,普遍隔膜而生疏,遑论赏悦。经典的厄运,莫过于被忽视、被遗忘:多少作家、诗人的写作素养,无涉《诗经》,泱泱时文,罕见接引《诗经》的言句。如此,间接领受《诗经》之美的路径,几告不存。顾氏当年谈及《诗经》的种种“幸运”,即或施惠于学术研究,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实践中,委实无从谈起了。
    《毛诗正义•诗谱序》:“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坠,故一名而三训也。”《诗经》而后千馀年,汉魏诗人绍其流风,多有四言诗作,雅颂之音未绝,迄唐诗出五、七、律、绝,及于宋词,中国诗的格式与节奏越来越多样,除却少数诗人偶作四言,《诗经》一脉诗路遂渐渺远。倏忽二十世纪,中国的诗歌创作何尝有人专以《诗经》古语为材料而大肆演绎情史与政怨,达三百篇之多者?木心先生以他的《诗经演》,悄然贡献了第五个“幸运”。
    昆德拉以“下半时”与“上半时”作喻,划分欧陆十九世纪之后与之前的文学,意指西方二十世纪现代文学运动并非十九世纪的延展,而是上溯十六至十七世纪薄伽丘、拉伯雷、塞万提斯辈的文学路径。反观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传统汉语的普遍失落、失忆、失效,唯木心先生忽有《诗经演》,独领风骚,成为中国现代诗从汉语传统返本探源的一则孤例。
    《诗经演》循《诗经》例,以四言为主,杂三五等句,皆十四行,双句循环而顿,结句偶有命题,语感节奏粗拟商籁体。一九九五年,这本诗集先于台湾出版,当时题曰《会吾中》。作者在扉页写道:“诗三百,一言蔽,会吾中。”并解“会”与“中”二字:
    会——合也见也适也悟也盖也预期也总计也;
    中——和也心也身也伤也正也矢的也二间也。
    “思无邪”原乃圣人定论,属于道德判断,仍为诗教;木心先生易为“会吾中”,则出以个人的创造性阅读与创造性书写,俨然转为审美的判断。
    朱熹释“思无邪”:“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唯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其或感之之杂,而所发不能无可择者,则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劝惩之,是亦所以为教也。”
    木心先生解“会吾中”,“吾”字未作交代,如空白,期许读者与识者的“会”与“中”——以下,试来诠释此一表述:
    “会——合也见也适也悟也盖也预期也总计也”:“合”与“见”,易解;“适”,偶然曰适,恰如其意曰适,视作当然曰适,嫁人曰适;“盖”,覆盖、遮蔽之意,亦作“害”解,或作传疑之词,承上而接下,其含混,近于阅读经验的不可确定性;“盖”亦读he,同“何”,亦作户扇解;“预期”,能否实现及难以逆料之意,暗含诗人的预期,及对这预期的精微反思,兼以文体和语言的种种限度,构成“总计”——诗人的分身、化身、隐身、变形,俱在诗中,期待读者于阅读之际,相与会合。
    “中——和也心也身也伤也正也矢的也二间也”:“中”,在此指“命中”;“和”,意谓读者的响应;“心”与“身”,指双方的响应,属灵智的、想象的、身体的;“伤”,创之浅者,忧思、妨害、触冒,都是“伤”字固有的义项,有心则伤其心,无心则伤其身,既命中,岂无不伤乎?“正”,方直不曲曰正,矜庄曰正,命中曰正,纯一不杂曰正,以物为凭曰正;“矢的”,箭靶也,意指读者的诗心乃作者的箭靶,反之亦然;“二间”,则破除主体客体之“执”,写作与阅读,无须厘清,作者与读者,两相构成。
    从《会吾中》到《诗经演》,可见作者为三百首诗的命题赋予新的认知,其关键,是一“演”字。
    《诗经演》如何演?试以《肃肃》一篇解析。此诗典出《唐风•鸨羽》,原乃控诉征役之作。《诗集传》曰:“民从征役而不得养其父母,故作此诗。”以下是木心先生的新作:
    肃肃鸨羽
    集于茂梓
    世事靡盬
    艺不得极
    骐子何怙
    曷其有所
    肃肃鸨羽
    集于茂桑
    生事靡盬
    为谋稻粱
    骐子何尝
    曷其有常
    亘太平洋
    在天一方
    原诗二十一句,七句一节,三节。鸨,鸟名,似雁而大,无后趾,故不能稳栖于树端。《毛诗正义》曰:“鸨鸟连蹄,性不树止,树止则为苦,故以喻君子从征役为危苦也。”梓与桑,落叶乔木,《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
    原诗以“王事靡盬”出以三叹,木心先生一改而变为“世事靡盬”“生事靡盬”,易二字,大变。“父母何怙”“父母何食”“父母何尝”三句,改为“骐子何怙”“骐子何尝”,青黑斑纹马是为“骐”,骐子乃谁?
    原诗的“曷其有所”“曷其有常”,作者保留了,但上下文意义有变;“不能艺稷黍”“不能艺黍稷”“不能艺稻粱”,则新诗改作“艺不得极”与“为谋稻粱”,意思很清楚:古人欲莳稷黍而不得,欲事父母而不能,盖因“王事靡盬”,“王事”改为“世事”,一字之易,古意去尽,转入现代,暗指苛政。因苛政而“艺不得极”的痛楚——即艺事不得施展、不能达于极致——全然基于现代人的价值观,其感触迥异于古人;一位诗人不但“艺不得极”,还因“生事靡盬”而不得不“为谋稻粱”,相较古人不得事亲的痛感,尤为深沉。
    我们注意最后两句:“亘太平洋∕在天一方”。全诗至此,立意为之大变,境界全出——原诗因“鸨”不能稳栖于“梓桑”而为之三叹的“悠悠苍天”,在《肃肃》中被弃除,易为现代词语“太平洋”,适切而坦然。“亘”,谓事物之绵长,由此端穷竟彼端,一说指月升当空,人处两地(《小雅•天保》:“如月之亘,如日之升”),因“太平洋”句嵌入古语终嫌突兀,置一“亘”字,既葆全四言,字面、字意、音节、意境,旋即相谐——《肃肃》因这最后两句,豁然呈示诗人不惜远隔家国的理由和气度。梁启超《太平洋遇雨》曰:“一雨纵横亘二洲,浪淘天地入东流。却馀人物淘难尽,又挟风雷作远游”。
    统观《肃肃》全诗,亦为三节:前六句一节,无韵;后两句为第三节,中间六句为二节,两句为断,与商籁体节奏共鸣;二三两节同押ang韵,流利连贯。全诗计十四行,五十六字,其中三十五字为《鸨羽》原字数,新置二十一字,成为一首新的“古”诗。
    读《诗经演》三百首,同样的例,密不可察,随处皆是。
    《诗经演》三百首而一律十四行,除“偶合”商籁体外,曹公十四句似亦可视为其端绪:沈德潜曰“借古乐府写时事,始于曹公” 。事指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桓乌归途中,以古乐府旧题作四言古风:《观沧海》《龟虽寿》《冬十月》与《土不同》,每首均十四句。倘若留意诗人另一部诗集《伪所罗门书》每首行二十七,对应《诗经演》十四行,两相并置,正与诗人的生年与生日暗合,人生际遇,置身中西?
    商籁体,源出普罗旺斯语Sonet,世称十四行诗,中世纪民间短小诗歌,伴以奏乐。意大利诗人雅科波•达•连蒂尼是第一位使之格律谨严的诗人。文艺复兴期,彼特拉克写就十四行诗三百首,故意大利十四行诗又称彼特拉克体。法国诗人马罗将之移入本土,其后有拉贝、龙萨、杜倍雷等人作十四行诗。十六世纪初,萨里、华埃特介绍商籁体至英国,为莎士比亚所善用,故莎翁的十四行诗又称伊丽莎白体。德国诗人奥皮茨于十七世纪初率先书写十四行诗,此后歌德与浪漫派诗人的商籁体诗,皆有新创。一九二四年,诗人冯至出版《十四行集》,明证商籁体于二十世纪入传中国。
    现在,《诗经演》三百首十四行,使中国诗与欧陆诗全般无涉的格式妙然合一。熟悉木心先生的读者,自会从《西班牙三棵树》《我纷纷的情欲》《巴珑》《伪所罗门书》等诗集中感知作者长期秉承的“世界性”与“现代性”观念,而文艺复兴与春秋时代,原是木心先生神往的两个源头。倘若将《诗经演》戏称为“古汉语的商籁体”,则我们可以说,出于驾驭语言的才华和雄心,《诗经演》相较作者大量自由诗白话诗,尤其独异,也走得更远。
    赏鉴《诗经演》,懂得词义是第一步,这一步之难,非仅通晓古汉语而能承当。《诗经》的历代注释,歧义繁多,意旨交叠,《诗经演》依据哪些注释?是否必要注释?先已两难。
    词有虚实。辨实词,古称“明训诂”;解虚词,则曰“审辞气”。古字词来源广深,义项驳杂,读解《诗经演》,语言根底自是一重难关,更期待于诗学、诗意、诗史、诗论的多重涵养。
    而《诗经演》的注释过程,几乎形同“解释学”的再解释,其难度,不仅在学术,更是对智力的挑衅。《毛传》《郑笺》《诗集传》《毛诗传笺通释》等历代注释,固然有助于《诗经演》词义的破解,新造字词的化变之处补入相应诗文互为映证,也不失为有效参照。然而,犹如揽词章之兰舟而无以登岸,通古语之精要而失所依傍,传统注释不断受阻,甚或迷失于《诗经演》设置的语言陷阱,不得其解——运用全套《诗经》古语写诗,当代唯木心先生,因此这份注释工作也成为无例可循的个案。
    新诗三百首与旧经三百篇,通体同质同构,词句相与吞吐,被作者精心编织为同一文本。在阅读之际,但凡察觉其中一字一词的剔除、变易、置换、衔接,即要求读者随时跳离传统注释,据以新诗的上下句,自行领会。由此可鉴:作者随机嵌入而意涵深藏的古语新用——确切地说,是种种新意的古语化——乃是《诗经》的借用、反用、大用,其命意所在、旨趣所及,并非与《诗经》对接,而是《诗经》的蝉脱与间离。郑卫之风,淫奔之语,圣人不易,才有今日之睹。婉娈之情,肢体之舞,诗家落笔,乃成旧时之忆。今时之读者既须参酌、又须扬弃《诗经》既有的种种读解,易注为释,以释入注,始得窥知《诗经演》之斑斑用心。要之,“我注六经”而非“六经注我”,才是破解《诗经演》之谜的前提。
    《诗经演》的注释,牵延经年,后期始得恍然:《诗经演》的“演”,便是对《诗经》逐字逐句的“注释”——古老的《诗经》,也竟因之转成历历注释《诗经演》的学术文本——诗人依据而改篡的分明是同一句诗,换言之,他所改篡者,正是他的依据,这种不着痕迹的自反自证,岂非注释的“注释”?既启示语言,亦是语言的启示。时代与语言的递变,创作和学术的分殊,均告弥合,以至消融。作者工致而机巧的文字游戏,假语言学路径,刷新诗学,以经典的重构,而寄托对于经典的高贵敬意。《诗经》经此演化,相形陌生,《诗经演》的字面则仿佛熟悉的经典:原来新诗可以如此之古,而古诗居然如此之新。
    每一汉字,原是一部文化史。可能没有一种文字像汉语这样,蕴涵如此精审而渊深的书写经验。德里达曾接引维尔曼《大学词典前言》的一段话:“在永恒的东方,一种达到其完美状态的语言,会根据符合人类天性的变化之道,从内部自行发生解构和变化。”——《诗经演》的百般化变,即在出乎语言的“内部”,泛滥而知停蓄,慎严而能放胆,擒纵取剔,精翫字词,神乎其技,而竟无伤,俨然一场纵意迷失于汉字字义、字型、字音的纷繁演义,也是一部赏玩修辞与修辞之美的诗章。以近乎文字考古学的能量,《诗经演》为现代汉语实施了一场尚待深究的实验,也因此明证诗的语言何以不朽。现在,一部久经注释的《诗经》,在木心先生这里成为可注而不可释、可读而不可解的《诗经演》——本人相信,这份勉力而为的注释工作,仅仅是解析《诗经演》的起始。
 
自我完成的诗人:木心(赵鲲) 
      作者:中华读书报 赵鲲 更新时间:2009-02-19 
     
     迄今,我已过目木心四本诗集,感受依次如下:先读《西班牙三棵树》,淡然入怀;继之,《我纷纷的情欲》,感觉大好,如饮醇醪;及至读过《巴珑》和《伪所罗门书》,则不仅为木心喜悦,更为中国新诗欣慰。翻开木心诗集,意象扑面而来,我发现其中属于异域的题材和意象比中国意象还要多。此一特征很是触目。木心的文学,显然具备“世界性”。这种“世界性”,体现于其诗歌在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上的拓展。
      中国题材且勿论,木心的诗有很多游历世界的履痕。亲身践履之不足,继之以“神游”,依着知识与想象,木心还写出了他并未亲临的非洲、印度“游记”。他实现了童年时就有的,也是很多人都有的“世界梦”,并将其化为缕缕诗文。改写的《洛阳伽蓝赋》,熔裁事之,精粹出蓝。《诗经演》更是对诗经时代温柔而疯狂的缅想。而他每每于西方、中东、拉美文学、历史中撷取诗材,一路飞行,幽灵潜翳,目想心存,纵横四海。
      文学岂止是“怎样写”的问题,它也甚有关乎“写什么”。木心作品的视野是世界性的,把题材扩大到了世界,又因中国题材而来得更宽阔。与当代中国的多数作家比,木心更富传统的纵深度;当然,与古人比,我们所有人都多出了现代的维度,木心亦然。
      木心为什么会如此钟情并熟稔于西方?这是其人生与创作的必然。木心童年时生活的江南小镇已相当西化。后来,木心散步散远了,去了美国,乃得以周游世界。他的去国远游,对其文学“世界性”肯定是一种催化。外在的“走向世界”与内在的“世界梦”因缘际合,乃自然而必然成就了木心的“世界性”。因这种“世界情怀”,木心的文化背景显得宽阔而复杂,依木心自述,大致可以明晰。而且,“文化背景”只可以艺术创作的某种源头及远景待之,两者的关系不宜做过于明细的推导。与其搜索木心的“文脉”,不如仔细探看他是如何以个体的创造而赋予艺术以新面目。木心与中国古文明的感应是什么呢?就他以为最为本初的宇宙观而言,木心大约最心仪老子。木心的人生观“生命的剧情在于弱,弱出生命来才是强”(《Key West》),也是老子的意思。
      虽然多取材于西方,并从西方现代诗歌中汲取了很多艺术手法,木心的诗却并未沦为西方诗歌翻版的“翻译体”,其诗歌的最高趋向仍是东方式的空灵、恬淡。木心介于东西方之间的微妙的艺术气质,正是他的魅力所在。他的诗注重的是“人间性”、此岸性。他说:“天堂无趣,有趣的是人间,唯有平常的事物才有深意。”(《除此》)这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中国诗人更注重当下的温度和质感。
      使得木心诗歌迥异于“翻译体”的重要原因在于其语言。他的诗歌语言是古今对接的语言。木心的诗,在语言和文化品位上走着一条探索之途。不过,木心取法古诗,使用文言语汇尚是浅表之事,更难也更重要的是其句法的紧缩、人称代词及连词的尽量避免、炼字锤句、意象并置等等。在一切表达上,他都竭力地“避熟就生”,这是他语言的基本法。
      木心的诗,大量动用了“改写”。《伪所罗门书》中的诗多自外国文学、历史文献中化出,《巴珑》中的许多改写之作,都交代了来源。这种做法,在中国古人中很普遍,如“集句”。这是严肃的游戏,但我想,其初衷仍当是那超越时空的诗意的触怀。文学史上,对前人作品进行改写、戏拟的例子触处皆是。化古人陈言入于翰墨,从来就是文学创造的基本方法之一,端看如何改,如何化了。
      木心写了很多叙事诗,《巴珑》和《伪所罗门书》中尤其多。要写好叙事诗,明智的做法是让叙事在写景、抒情和议论之间蹁跹,至少,叙事成分要格外简明,富于张力。木心深明此义。作为画家的木心,难得的是其诗歌的“电影效果”,他那些融描绘与叙事于一体的诗的视像,是不同画面之间的流转,是拼贴与剪辑。
      从形式来看,木心的新诗是自由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分节、分行,皆随遇而安。自作品所呈现的心态观之,木心堪称成熟而沉静的写作者。就年龄看,木心的写作是“老年写作”,但却不难感受其坚稳醇丽的“中年心态”。
      成熟的心态,来自个人生活的升华,也是对时代际遇的超越。木心的青少年,时值家园寥落干戈星的时代,彼时的作家,无不为社会与个人,传统与现代等心理冲突所困扰。那时的木心,恐怕也不例外吧。但在遭遇了种种更加凶险而漫长的颠仆困厄之后,恍然间,曾经的茫然无计无以为怀都远去了,从此进入了秋水般的明净。木心不再做种种乱人心意的多重选择,踏上漫漫路途,上下求索,以绝笔的心情,日日写诗。他超越了自怜的感伤、粗浅的怨愤以及种种玩世不恭的把戏。木心的精神底色已脱离“焦虑”,这是一种由成熟的人生与文化人格酿成的诗意之酒。
      论才华,现代诗史上,不乏可成大器者,可惜由于个人与历史的诡谲运命,最终能“自我完成”者却寥若晨星。木心之幸在于他终于完成了。他以才华接续生命力,以悲剧精神步向庄严,几乎抵达自己心中理想的艺术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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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12-11 01:22:21 | 显示全部楼层

诗经演 / 木心 摘录喜欢的一首 西贝惑

朝出东门,有氓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夕出西门,有氓如荼。

虽则如荼,匪我思且。

野有瑶草,瀼瀼露零。

清扬婉兮,适我愿兮。

与子谐隐,肌肤相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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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11 09:00:57 | 显示全部楼层

回复 68# 西贝惑 的帖子

木心如此喜欢贝九第三乐章,令人神往。《童年随之而去》写得好,那只浮氽而逝一去不返的盌,和随之而去的童年,与林海音《城南旧事》中夹竹桃、爸爸的花儿落了,异曲同工。
又,“ ”字亲切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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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11 09:02:52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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