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与《水浒传》叙事结构比较研究（2009届校优毕业论文）

白水

200540001   李  朔

《儒林外史》与《水浒传》叙事结构比较研究

开题报告

一、前言

本论文论题为《<儒林外史>与<水浒传>叙事结构比较研究》。《儒林外史》虽然是一部公认的杰作，但对其叙事结构的有机性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笔者从吴敬梓的身世背景、思想形成过程出发，结合作品本身，认为《儒林外史》继承了宋元以来的话本和拟话本体制，作者运用话本和拟话本小说的思维模式、主观介入方式和外在形制，表达对八股取士制度的不满，对士林风气的失望，以肯定自己的才学品行，进行自我辩白。他之所以需要以小说来发表自己的观点，肯定自己的价值，是因为他无意中被迫处在了社会的边缘。这种边缘人地位，也决定了他观察社会、收集材料以及运思的方式，反映在小说的结构上，是以逻辑和时间顺序来组织小说。小说分成五个大的结构单元：楔子；第二回至第三十回；第三十一回至三十七回；第三十八回至五十四回；第五十五至五十六回，形成原、反、正、合、总的结构态势。在作品内部，则运用类似《水浒传》的人物勾连方式，改变了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模式，以情感和逻辑来组织作品，进一步发展了明末以来文人拟话本的小说结构样式，其中楔子在形态上包括了拟话本小说中的篇首诗、入话、得胜头回，这些部分也具有同样的功能，第二回到第五十四回相当于话本、拟话本小说的正话部分，五十五、六回是结尾部分，使小说的文人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吴敬梓对《水浒传》式结构的整合运用，使小说的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单线而具有长篇条幅的艺术效果。《儒林外史》和《水浒传》,一部是产生于清朝盛世的讽刺小说的杰作，一部是产生于明初的英雄传奇的典范,二者虽相隔时间很久，然而在叙事结构上，这两部作品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至很多学者都认为吴敬梓在构筑《儒林外史》叙事结构时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水浒传》。笔者在研读有关文献资料时，发现这些学者虽提到了二者的相似，但多未做详细比较，因此笔者拟对《儒》与《水》的叙事结构进行对比分析，以使对该问题的研究有一定拓展，这也正是笔者选题的意义所在。

二、研究内容

在考察作品本文时，我们注意到，很少有小说的结构像《儒林外史》这样和作者的创作动机如此紧密相连。和其他小说相比，作者的运思理路在小说结构上的统摄性作用更为明显和突出，所以，笔者从作者的创作意图出发，从小说的表层入手，进而分析其深层结构线索及形态，力图对《儒林外史》的结构进行整体性的分析。笔者认为《儒林外史》之所以呈现现在的结构形态，与作者搜集、编辑素材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关系。作者是以逻辑关系为主，辅以时间关系来观察士林、组织小说的，总体上来说，这是一部理性色彩很浓的小说，相似素材的收集和讲述、对比眼光的运用，都给这部小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笔者试图把和文本结构分析与作者意图分析相结合，在具体的实际操作中，尽量避免套用某一理论来进行削足适履的分析，这样做，也许更符合中国古典小说的发生、表现形态；另外，还对《儒林外史》在进一步文人化、个人化、知识分子伦理化方面的表现特点作了分析，试图解开目前研究的迷雾，揭示小说结构发展的内驱力。同时通过具体分析《儒林外史》与《水浒传》文本从而对二者结构进行对比，以尽量达到画龙点睛之功效。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

第一部分：分析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一、从作者的边缘人的杜会地位分析其自我辩白的心理欲求

①从中心到边缘的三个阶段  

 ②寻觅知音，肯定自我价值  

 ③站在边缘的观察与思考   

二、分析作品的思维方式和外在形制:仿话本体制   

①对传统讲史、“小说”家路数的突破     

 ②对话本、拟话本小说的继承与发展       

第二部分：与《水浒传》对比分析

一、相似之处

①分-总式结构

②列传连环体式

③诸多小“结” 

  二、不同之处

     ①自然衔接/因果衔接

     ②文本后半段的分述/总述。

三、研究基础

本人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不仅有完整的中文专业知识，而且通过四年的系统学习，也具备了一定的分析专业问题的能力，对目前国内外涉及中文领域的研究也有所了解，学习过的专业课程有：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明清小说研究等，此外，在专业课程学习的同时，本人也阅读过大量的专业书籍，因此，具备完成本论文的理论基础。

另外，本人收集了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其中中文参考资料21篇，外文参考资料4篇，，通过对这些资料和相关书籍的认真学习，能提高本人对论题的把握程度，对论文的写作有极大帮助。

在论文的筹备过程中，从选题到资料整理，再到现在的开题报告都得到了指导老师孙勇进的关注和大力支持。同时拥有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和中文相关资料的新图书馆也为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研究条件，为本人做好毕业论文打下了理论基础。

四、研究计划

    2008年9月—2008年12月，阅读中文方面的书籍和文章，找出具有研究意义的内容，经过筛选，确定研究方向，与指导教师商议，拟定论文题目，并开始针对所研究的问题搜集资料。同时认真研读，根据指导教师的要求修改开题报告并最终完成开题报告的撰写。

2009年1月，认真研读搜集的资料，完成文献综述。

2009年2月，查阅相关信息，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完成英文文献的翻译工作。

2009年3月，经指导教师同意通过开题报告后列出论文写作大纲，交指导教师审阅，经导师同意后开始论文写作，完成初稿。

2009年4月，根据知道教师的意见撰写、修改论文，完成论文的定稿；重新整理文献综述等与毕业论文写作相关的备查资料。

2009年5月，完成论文装订打印工作，提交并准备论文答辩。

五、结言

开题报告概括了本文的写作思路，介绍了论题选择的背景及收集和整理的国内外相关资料的情况，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及方法等。同时也交代了本人所具备的基本研究条件、采用的研究方法、实施的研究计划、研究意义，参考文献等，希望该开题报告能够使大家对本论文的产生过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1]吴敬梓：《儒林外史》，岳麓书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2]吴敬梓:《文木山房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3]陈美林评本:《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朱一玄:《<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竺青选编:《名家解读<儒林外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张国风:《<儒林外史>试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

[7]《儒林外史学刊》中国儒林外史学会 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编 黄山书社 1988年

[8]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陈美林:《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0]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11]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6月第一版

[12]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3]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版

[1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5]吴组湘:《中国小说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7]王听:《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中华书局2002年版

[18]宁宗一、鲁德才编:《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9]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0]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1]陈美林、冯保善、李忠明:《章回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英文部分

[1]Andrew H. Plaks,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2]Frederick Engle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3]Hanan,, China Heritage: Chinese novel and drama developm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15-143.

[4]Pearl S. Buck, The Chinese Novel, New York, Hashikeer Niehaus Press, 1974.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0-27 18:42:31编辑过]

白水

一、引言

 

解读一部古典小说，不仅能够让人洞悉它是怎样以多种叙事单元和叙事成分组合的复杂形态，而且能够通过观察小说叙事方法和文字的表述来揭示小说家对于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而这一切恰恰是小说艺术魅力和艺术生命之所在。《儒林外史》和《水浒传》,一部是产生于清朝盛世的讽刺小说的杰作，一部是产生于明初的英雄传奇的典范,二者虽相隔时间很久，然而在叙事结构上，这两部作品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至很多学者都认为吴敬梓在构筑《儒林外史》叙事结构时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水浒传》。笔者在研读有关文献资料时，发现这些学者虽提到了二者的相似，但多未做详细比较，因此本文将对《儒》与《水》的叙事结构进行对比分析，以使对该问题的研究有进一步的扩展。由于笔者偏重研究《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因此将题目定为由《儒》及《水》的先后次序。

让我们先来看《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乘为中流砥柱。”[1]“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一语，不仅道出此书主题之所在，更点明了此书结构的主线——吴敬梓正是以对功名富贵的态度安排人物、布局全书的。对此，李汉秋认为：“运用结构原则和系统论分析方法探求《儒林外史》的深层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中心对称的基本结构框架：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两类人物分居对称的两侧，一侧看轻文行出处专求功名富贵；一侧淡薄功名富贵讲究文行出处。两侧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关系……每一侧的人物又往往成双成对地出现，形成互相补充的结构。”[2]可以说，吴敬梓从长篇小说中学习了把短篇连结为长篇，使故事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连贯性的结构形式，创造了一种鲁迅称之为“虽云长篇，颇同短制”[3]，吴组湘先生称之为“连环短篇”的崭新结构形式[4]。

再来看《水浒传》的叙事结构，关于这个问题，前贤时修论述颇多，这里综合诸说简单归结为四种主要形式：

首先是鸾胶续弦法。金圣叹说:“有鸾胶续弦法。如燕青往梁山泊报信，路遇杨雄、石秀，彼此须互不相识，且由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即同取小径，又岂有止一径之理。看他便顺手借如意子打鹊求卦，先斗出巧来，然后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来”[5]。

其次是采取传中人物互见法，加强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

再次是采用穿针引线法，用一个人、一件事为“贯索”，把互不相识的人和互不相关的事联串在一起。如先后在第十七回、二十七回出现的曹正和张青就起这种作用，这两个人物实际上把《水浒》前三十回的主要人物和事件串联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有机体，金圣叹在第十六回总评中说:“作者之胸中，夫固断以鲁、杨为一双，锁之以林冲，贯之以曹正，又以鲁、武为一双，锁之以戒刀，贯之以张青，如上所云矣。……结撰奇观，盖才子之才，实有化工之能也”[6]。

最后是《水浒》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连接，并非都是一个串一个单线发展，而是采用多种形式，有主线、有次线、有明线、有暗线、有平行线、有交叉线。

    通过研读有关文献资料，对《儒林外史》和《水浒传》的叙事结构进行对比分析，笔者发现这两部作品的叙事结构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下面笔者将予以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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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见《儒林外史》，岳麓书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2]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方法述评[J]，文学遗产，1986，（1）：95-103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 吴组湘：《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见《人民文学》1954年8月号

[5]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见《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6月第一版

[6] 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6月第一版，P181

白水

二、相似之处

 

（一）分总式结构

这里所讲到的“分总式结构”，只是对两部小说前半部分即《儒林外史》的前三十六回、《水浒传》的前七十一回而言的，在此特为交代。

何其芳在《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中曾提到了这两部作品的联系:“它(《儒林外史》)的每一自成段落的部分描写一个或数个重要人物，就是以这样一些部分组成了全书……这种结构可能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水浒传》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描写一个或数个重要人物，后来都汇合于梁山泊，汇合于梁山泊排座次，和这种汇合相似，《儒林外史》的许多人物都参加了祭泰伯祠的典礼。”[1]正是这种汇合使得这两部作品的前半部分均呈现出“分一总式”叙事结构。

《儒林外史》的“分一总式”叙事结构，正如第三十三回卧评云:“凡作一部大书,如匠石之营宫室,必先具结构于胸中,孰为厅堂,孰为卧室,孰为书斋、灶厩,一一布置停当,然后可以兴工。此书之祭泰伯祠,是宫室中之厅堂也。从开卷历历落落写诸名士,写到虞博士是其结穴处,故祭泰伯祠亦是其结穴处。譬如岷山导江,至敷浅原,是大总汇处。以下又迤逦而入于海。书中之有泰伯祠,犹之乎江汉之有敷浅原也。”[2]第三十七回卧评云:“本书至此卷,是一大结束。……前乎此,如莺脰湖一会,是一小结束；西湖上诗会,是又一小结束。至此如云亭、梁甫,而后臻至泰山。”[3]卧评十分形象地把《儒林外史》分总式结构体系表述了出来。

《水浒传》的“分一总式”叙事结构，正如前人所说的，《水浒传》的叙事空间结构是一种“百川归海式”。“百川”即是每一位英雄豪杰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归海”即是“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每一条“川”即是每一个人的单传，全书合起来则是一部列传的集合体。《水浒传》中梁山起义军之所以发展成为第七十一回所写的那样一支人数众多、兵强马壮、声势浩大、初具规模的队伍，系由多种因素共同推动而成，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因素就是在这支壮大的义军队伍中，很大的一部分头领、兵马原先都是分散在小伙、大伙的各个山头或据点，这些英雄好汉在上山之前，或啸聚山林，或称霸一方，或走私江湖，或开黑店，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他们相继闻风响应，纷纷奔赴梁山入伙，就像千溪万流，奔腾东海，汇成汪洋，从而使起义由小到大,由分而合,逐步推向大聚义的高潮。这也就在叙事上提出了要求，所以文章才要呈现出分总式的结构模式。

（二）列传连环体式

人物故事的内容所及，取决于作家所掌握的生活素材。而素材的组织运用之妙，全在作家的艺术才能。《儒林外史》全书除了楔子和尾声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之外，从第二回到第五十五回，作者把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人物、难以数计的大大小小故事有机地组织起来，使人物的来去、故事的起讫，都井然有序，来有踪，去有迹。“各个故事之间，如连环套结，环环紧扣”[4]。以第二回到第十五回为例：

第二回写周进，从薛家集办学堂请先生写起，然后写他失馆、从商、撞号板，商人资助捐监生，科场连捷，任广东学道，由学道临案，引出老童生范进：

 

周学道坐在堂上，见那些童生纷纷进来，也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齐楚的，蓝缕破烂的。落后点进一个童生来，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广东虽是地气温暖，这时已是十二月上旬，那童生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接了卷子下去归号。周学道看在心里，封门进去。出来放头牌的时节，坐在上面，只见那穿麻布的童生上来交卷。那衣服因是朽烂了，在号里又扯破了几块。周学道看看自己身上，绯袍金带，何等辉煌！因翻一翻点名册，问那童生道：“你就是范进？”范进跪下道：“童生就是。”。[5]

——第三回

 

下一回再由范进中举暴富，老母亲欢喜而死，引起高要县打秋风，再引出严贡生故事：

 

不一日，进了高要城。那日知县下乡相验去了。二位不好进衙门，只得在一个关帝庙里坐下。那庙正修大殿，有县里工房在内监工。工房听见县主的相与到了，慌忙迎到里面客位内坐着，摆上九个茶盘来。工房坐在下席执壶斟茶。吃了一回。外面走进一个人来，方巾阔服，粉底皂靴，密蜂眼，高鼻梁，落腮胡子。那人一进了门，就叫把盘子撤了，然后与二位叙礼坐下，动问那一位是张老先生，那一位是范老先生。二人各自道了姓名。那人道：“贱姓严，舍下就在咫尺。去岁，宗师案临，幸叨岁荐，与我这汤父母是极好的相与。二位老先生，想都是年家故旧？”二位各道了年谊师生，严贡生不胜钦敬。。[6]

——第四回

 

讲过严贡生故事，再由严贡生吃官司逃走而引出其弟严监生故事：

 

知县准了状子，发房出了差。来到严家，严贡生已是不在家了。只得去会严二老官。二老官叫做严大育，字致和。他哥字致中，两人是同胞弟兄，却在两个宅里住。这严致和是个监生，家有十多万银子。严致和见差人来说了此事，他是个胆小有钱的人，见哥子又不在家，不敢轻慢，随即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忙着小厮去请两位舅爷来商议。。[7]

——第五回

 

接下来由严监生的死再转回严贡生霸占弟兄产业故事（第六回），又由严贡生告输，到京冒亲投拜已升国子监司业的周进，被进京应考的范进说穿，周进拒绝接待，又回到范进故事（第七回）。需要注意的是，此时范进的叙事功能，已由故事的“中心人物”转变为 “牵线人物”，于是由范进任山东学道，引出选拔恩师周进在薛家集的学生荀玫（第七回），由荀玫、王惠为同科进士相拜，回应到第二回王惠所说的梦，转到王惠的故事（第七回），由王惠任南昌太守，又引出前任蘧佑和蘧耽夫祖孙（第八回），由蘧娄二家的亲戚关系，引出娄琫、娄瓒兄弟故事（第八回），由二娄要做礼贤下士的古君子，引出杨执中（第九回）、权勿用（第十二回）、张铁臂（第十二回），又由蘧駪夫转思举业，引出程墨选家马纯上（第十三回），由马纯上游西湖遇到匡超人，勉励并资助他回乡孝亲做举业，进入匡超人故事（第十五回）。

《儒林外史》其下大致都是这样辗转呼应，一环扣一环地向前推进。人物、故事转换连接，自然紧凑，无懈可击。

《水浒传》也是这样，从第二回到第七十回，写各路英雄先后被逼上梁山的故事，如同条条小溪逐渐流成河，最后都汇入梁山这条大江。众位英雄有条不紊地依次出场，最终“八方共域，异姓一家”，齐聚梁山泊。为构建百川汇河的叙事框架，作者采用英雄接力的方法来组合各位英雄，叙写完一个英雄的故事之后，又通过他引出下一位英雄，叙事重心也随之转移。英雄们如同传递火炬般先后登场，点燃对方火炬的同时，也把舞台让给他，从而在结构上形成列传连环体制。以第二回到第十三回为例：

第二回从高俅入手,先写了他的由衰而荣、由贱而贵的发家史,发迹后为报私怨逼走王进,转入了王进故事：

 

高太尉喝道：“你这贼配军！且看众将之面饶恕你今日！明日却和你理会！”王进谢罪罢，起来抬头看了，认得是高俅；出得衙门，叹口气道：“我的性命今番难保了！俺道是甚么高殿帅，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不起。有此之仇，他今日发迹，得做殿帅府太尉，正待要报仇。我不想正属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与他争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闷闷不已，对娘说知此事。。[8]

——第二回

 

王进携母出逃,到史家庄借宿,引出九纹龙史进：

 

自此，王进母子二人在太公庄上。服药，住了五七日。觉道母亲病奔痊了，王进收拾要行。当日因来后槽看马，只见空地上一个后生脱着，刺着一身青龙，银盘也似一个面皮，约有十八九岁，拿条棒在那里使。王进看了半晌，不觉失口道：“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绽，嬴不得真好汉。”那后生听了大怒，喝道：“你是甚么人，敢来笑话我的本事！俺经了七八个有名的师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叉一叉么？”说犹未了，太公到来喝那后生：“不得无礼！”那后生道：“叵耐这厮笑话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会使枪棒？”王进道：“颇晓得些。敢问长上，这后生是宅上何人？”太公道：“是老汉的儿子（史进）。”[9]

——第二回

 

史进被逼,不得不出逃渭州寻师,引出了鲁达：

                                          

史进看他时，是个军官模样；头里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扭丝金环；上穿一领鹦哥绿丝战袍；腰系一条文武双股鸦青；足穿一双鹰爪皮四缝干黄靴；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落腮胡须，身长八尺，腰阔十围。那人入到茶房里面坐下。 茶博士道：“客官，要寻王教头，只问这位提辖，便都认得。”史进忙起身施礼道：“客官，请坐，拜茶。” 那人见史进长大魁伟，像条好汉，便来与他施礼。两个坐下。史进道：“小人大胆，敢问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酒家是经略府提辖，姓鲁，讳个达字。敢问阿哥，你姓什么？”[10]

——第三回

 

再由鲁达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后流落东京，引出了林冲（第七回），林冲遭高俅等人陷害被逼上梁山，为纳“投名状”，又引出杨志（第十二回）。

《水浒传》中的这些人物，基本上是用逐个勾连的结构方式来写的，人物之间相互联系，而且连接形式单纯，均为利用各种巧合情节使人物相识以后，小说就不露痕迹地将笔墨由一个人物连接到另一个人物身上，依次类推，故事转换自然明晰，而且一气呵成，情节连接处没有丝毫疏漏。

（三）小“结”

前文曾经提到何其芳先生说所“《水浒传》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描写一个或数个重要人物，后来都汇合于梁山泊，汇合于梁山泊排座次，和这种汇合相似，《儒林外史》的许多人物都参加了祭泰伯祠的典礼”[11]，其实何先生的这个论述还不完整，笔者认为两部小说还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在这两次大的汇合之前，即在《水浒传》的七十一回、《儒林外史》的三十六回以前，在这两个线条上分别出现了若干次小型的聚合。这“若干次小型聚会”，笔者称其为小“结”。

所谓小“结”就是在作品延续的线条上几个较为密集的点，这些点把前文零散出现过的主要人物聚集在一起，保证了行文的合理性与完整性。

《儒林外史》整部书的高潮是在三十七回的祭泰伯祠，而在此之前的许多人物和故事中，有放有收，“时时组织一些较大的聚会，把人物作一汇集，使众多人物及其事迹，不散不乱”[12]。在第三十七回祭泰伯祠之前，作者主要写了三次较大的聚会：

 (1)大宴莺脰湖（第十二回）：前文出现的陈礼（第七回、十回）、蘧駪夫（第八回、十回、十一回）、二娄（第八回、九回、十一回）、杨执中（第九回、十一回）、牛布衣（第十回）、权勿用（第十二回）、张铁臂（第十二回）做一汇集，也为这段故事组织一个小高潮，然后来一个“虚设人头会”，权勿用被逮，大煞其风景。

(2)西湖宴集（第十九回）：把前文出现的杭州的名士景兰江（第十七回、十八回）、赵雪斋（第十七回、十八回）、支剑锋（第十七回、十八回）、浦墨卿（第十七回、十八回）、卫体善（第十八回）、随岑庵（第十八回）以及匡超人（第十五回、十六回、十七回、十八回）等做一个总汇，再从支剑锋当街被逮和他们“且夫”、“尝谓”的烂诗中，为这一小高潮当头泼一瓢冷水。

(3)高会莫愁湖（第三十回）：又把前文出现的集中在南京的名士杜慎卿（第二十九回）、辛东之（第二十八回、二十九回）、金寓刘（第二十八回、二十九回）、萧金铉（第二十八回、二十九回）、诸葛佑（第二十八回、二十九回）、季恬逸（第二十八回、二十九回）、郭铁笔（第二十八回、二十九回）、宗姬（第二十八回）、来霞士（第二十八回）、僧官（第二十八回、二十九回）、季苇萧（第二十六回、二十八回、二十九回），以及鲍廷玺（第二十五回、二十六回、二十七回、二十八回、二十九回）等做一结集，通过品赏女伶，反映了这些名士的庸俗无聊。

 这三次聚会，都含有极大的讽刺意义，表现了作者对名士的蔑视。

而《水浒传》在全书高潮第七十一回梁山泊排座次之前，也同样设置了一些小的聚会，主要的小“结”大概有五次：

(1)智取生辰纲（第十六回）：晁盖等七人聚义东溪村，伙劫生辰纲，不久事发，在粉碎了官军的围剿之后，一举上梁山泊。火并王伦后，山寨在晁盖的领导下成为梁山泊起义军根据地。

(2)大闹清风寨（第三十三回）：为搭救宋江，花荣大闹清风寨。刘高向青州府告状，花荣被擒，并与宋江一起押往青州。清风寨燕顺等人劫囚车救了二人，青州府派秦明、黄信来剿捕。经劝说，秦、黄二人入伙。朝廷派大军征讨，宋江劝大家集体上梁山。奔赴梁山途中，经过对影山，劝说了吕方、郭盛人伙。再加上送信人石勇，一共九条好汉同上梁山。(宋江因故未上山)

(3)浔阳起事（第四十回）：为搭救宋江，梁山大军下山劫法场，杀到江边。与宋江相好的四小股人，即揭阳岭李俊、李立；浔阳江童威、童猛；揭阳镇穆弘、穆春；浔阳江张横、张顺闻风而动，在浔阳江起事响应，共九个人参加梁山大军。白龙庙小聚义后，领了相随的四十余人一同上山。

(4)登州大劫牢（第四十九回）：登州顾大嫂为救两位身陷牢狱的表弟(解珍、解宝)，联络了登云山邹渊、邹润，动员伯伯孙立，连同丈夫孙新，小舅乐和，领了四十余人大劫牢，救出二解，杀了毛太公满门后投奔梁山泊。

(5)三山聚义（第五十八回）：首先是桃花山李忠、周通带领五六百人马与官军对抗，为解一时之围而联合二龙山(有鲁达、杨志、武松等七八百人)，二山看情况危急又主动联合了白虎山(有孔明、孔亮等五六百人)，并明确提出了“聚集三山人马，攻打青州”的口号，后来，三山又联合梁山泊，攻打青州胜利后同上梁山。

《水浒传》通过这些描写，把梁山泊根据地的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描绘成了一幅异常壮丽的图画，正如元杂剧中所指出的那样，“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13]，生动地反映了四面八方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不可遏止的人民反抗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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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何其芳：《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

[2]《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第三十三回、第三十七回回末总评,见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资料》

[3] 同上

[4] 黄秉泽：《论<儒林外史>的长篇艺术结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18年第四期

[5] 吴敬梓：《儒林外史》，岳麓书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16页                                         

[6] 吴敬梓：《儒林外史》，岳麓书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26页

[7] 吴敬梓：《儒林外史》，岳麓书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31页

[8]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2页

[9]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14页

[10]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6页

[11] 何其芳：《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

[12] 黄秉泽：《论<儒林外史>的长篇艺术结构》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13] 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见臧晋叔编《元曲选》，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87页

白水

三、 不同之处

 

《儒林外史》与《水浒传》的叙事结构，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对于两者的不同之处，笔者将其归结为以下两点：

（一）自然联系/因果联系

《儒林外史》非常注重生活的自然连接，注重对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的展示。它虽然也采取《水浒传》式的前后勾联来串联故事情节，但是在故事情节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而只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缀合，一种类似《世说新语》文人轶事缀段式的结构方式。它并不追求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人物形象的完整性，而是运用了《世说新语》式的遗貌取神之法，选取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特征的事件进行描绘。当作者认为故事已经足以表现这个人物的个性时，即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人。比如，由周进引入范进，然后又引入严贡生、严监生、王惠、二娄、马二先生、匡超人、牛浦郎、杜慎卿、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沈琼枝、二余、虞华轩、王玉辉、万中书、秦中书、高翰林、陈木南等。作者描绘了近百年历史长河中几十位士林人物的故事，他们一个接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地转换着，他们各自之间的故事都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作者只是想通过他们的故事来展现他心中的这一幅儒林全景图。

从微观而言，具体到某一个人物或几个人物也是如此。我们以马纯上的故事为例，围绕马纯上主要写了三件事：一是枕箱事，马纯上仗义疏财，为蘧駪夫了案；二是游西湖遇到一个骗子神仙洪憨仙，并为其理丧；三是理丧后遇到匡超人，勉励并资助他回乡孝亲做举业。三件事只是按人物活动时间及地点的推移而推移，其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接近于生活的原生态。

《水浒传》则非常注重因果联系。金圣叹在第一回回前总评中说:“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乱自上作也。”[1]正是由于徽宗宠信高俅，遂使朝政日非，奸佞当道，忠良之辈纷纷被逼上梁山。梁山聚义之后，便必然遭到朝廷的围剿镇压，结果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就在梁山义军节节胜利之时，接受了朝廷的招安，接受招安以后，破大辽，征方腊，众英雄死伤无数，宋江也被毒死，整部作品就是按这种因果联系连接起来的。

不仅全书如此，具体到某几回或一回，也常常以因果关系的复合序列来讲述。如第一回，正如金圣叹在楔子前总评中所说:“此一回，古本题曰‘楔子’。楔子者，以物出物之谓也。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出开竭；以开竭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2]。

再如智取生辰纲、怒杀闫婆惜、斗杀西门庆，分别在三个不同的人物传记中，但智取生辰纲后，便是宋江私放晁天王，晁盖等人得以逃脱并聚义梁山泊，宋江因有恩于晁盖等人，才有刘唐前来送信及金子之事，并因此怒杀闫婆惜，不得不逃到柴进庄上，正是因为在柴进庄上，宋江见到了武松，从而引出武松打虎、斗杀西门庆的故事。

可见，无论是从整体，还是从局部上，《水浒传》都具有以因果关系来组织故事情节的特点。

（二）分式结构/总式结构

《儒林外史》在祭泰伯祠短暂聚合以后又再次分开,继续写了大约十几个人物传记,有郭铁山传、萧云仙传、沈琼枝传、二汤传、汤镇台传、二余传、虞华轩传,王玉辉传、万中书传、陈木南传等，意欲展现封建五伦重振、儒学传统复兴的趋势：泰伯祠大祭后,环绕南京,从北到南,四面八方出了不少敦行儒者,西南边疆有汤镇台之智勇,五河县有虞秀才之狂傲,凤阳有二余之孝悌,徽州有王玉辉父女之节烈,东南有凤四老爹之侠义,一时名流奇士并出,谱写出动人的儒学新篇章。这样使得全书总体上构成一种“分—总—分”的结构。

《水浒传》在梁山泊排座次之后便一直集体活动,众将一起两败童贯、三败高俅、接受招安、北征大辽、南剿方腊，最后作者又分别给出梁山主要人物招安后的归宿：破辽后，公孙胜依罗真人之言毅然归隐；鲁智深擒方腊立大功后再次出家；武松出家六和寺，得以善终；燕青劝卢俊义“隐迹埋名，寻个避净去处，以终天年”，弗听，乃自飘然离去；李俊、童威、童猛不愿入朝为官，泛舟海外；戴宗去了泰安岳庙，“陪堂出家”；柴进“纳还官浩，求闲为农”；李应、杜兴也辞官还乡；而刻意功名富贵者如宋江、卢俊义等，皆死于非命，从而最终拉下梁山农民起义军悲剧的大幕。从而由英雄传奇的列传连环体变为历史演义的编年体，这样使得全书总体构成一种“分—总式结构”。

四、结语

 

在近代学术界，《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一直深受垢病，清末民初的《缺名笔记》：“《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草几何人儿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3]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胡适又进一步予以否定，说：“《儒林外史》虽开一种新体，但仍是没有结构的。”[4]它的“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严紧，全篇是杂凑起来的。例如娄府一群人，自成一段；杜府两公子自成一段；马二先生又成一段；虞博士又成一段；萧云仙、郭孝子，又各自成一段。分出来，可成无数札记小说；接下去，可长至无穷无极。”[5]鲁迅先生则称：“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6]鲁迅先生说的比较客观，虽对其加以肯定，但还是认为“全书无主干”。 与此相似的是，对于《水浒传》叙事结构，茅盾在《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中认为:“从全书看来，《水浒》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别编为各自独立的短篇或中篇而毫无割裂之感。”[7]

以上批评虽不无合理之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二者结构的合理性与其艺术价值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对二者叙事结构的对比分析让我们看到了这两部杰作的传承关系与各自的匠心，而这也正是本文的考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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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6月第一版，第12页

[2] 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6月第一版，第2页

[3] 转引自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61页.

[4] 胡适《五十年来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182页

[5]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胡适文存》一卷，第92页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 第185页

[7] 茅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文艺报》1950年第2期

白水

参考文献

一、中文部分

[1]吴敬梓：《儒林外史》，岳麓书社，1988年11月第一版

[2]吴敬梓:《文木山房集》，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3]陈美林评本:《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4]朱一玄:《<儒林外史>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竺青选编:《名家解读<儒林外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张国风:《<儒林外史>试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

[7]《儒林外史学刊》中国儒林外史学会 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编 黄山书社 1988年

[8]李汉秋编:《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陈美林:《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0]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11]金圣叹：《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岳麓书社，2006年6月第一版

[12]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3]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版

[1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15]吴组湘:《中国小说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7]王听:《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中华书局2002年版

[18]宁宗一、鲁德才编:《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9]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0]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1]陈美林、冯保善、李忠明:《章回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二、           英文部分

[1]Andrew H. Plaks, 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2]Frederick Engle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3]Hanan,China Heritage:Chinese novel and drama developmen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115-143.

[4]Pearl S. Buck, The Chinese Novel, New York, Hashikeer Niehaus Press, 1974.

[5] Oliver Stallybrass，Aspects of the novel／E.M.Forster, 1974

 

 

白水

附录一  文献综述

《儒林外史》与《水浒传》叙事结构比较研究综述

【摘要】《儒林外史》和《水浒传》,一部是产生于清朝盛世的讽刺小说的杰作，一部是产生于明初的英雄传奇的典范,二者虽相隔时间很久，然而在叙事结构上，这两部作品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至很多学者都认为吴敬梓在构筑《儒林外史》叙事结构时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水浒传》。本文将对人们对于《儒林外史》和《水浒传》叙事结构的一些主要观点进行归类，以使对该问题的研究有进一步的扩展。

【关键词】儒林外史 水浒传 叙事结构 综述

一、前言

《儒林外史》和《水浒传》,一部是产生于清朝盛世的讽刺小说的杰作，一部是产生于明初的英雄传奇的典范,二者虽相隔时间很久，然而在叙事结构上，这两部作品却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至很多学者都认为吴敬梓在构筑《儒林外史》叙事结构时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水浒传》。下面笔者将对《儒林外史》和《水浒传》的叙事结构研究状况予以总结。

二、《儒林外史》叙事结构研究状况

其实《儒林外史》问世后，当时并未因其没有贯穿全篇的人物和情节而受人诟病，相反，《儒林外史》一经问世，其独特艺术结构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晚清，更是成为包括四大谴责小说在内的众多社会小说的模拟对象。换句话说，对于《儒林外史》的结构争议始于清末民初的《缺名笔记》，至今不过百年历史。在此期间，对于《儒林外史》结构研究的主要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无主干”说、为“无主干”结构申辩说、“有主干”说和特殊结构说。下面将具体予以论述。

   “无主干”说首先是由清末民初的《缺名笔记》提出：“《儒林外史》之布局，不免松懈，盖作者初未决定写草几何人儿何事而止也，故其书处处可住，亦处处不可住。处处可住者，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故也处处不可住者，灭之不尽，起之无端故也。此其弊在有枝而无干。……则无惑乎篇自为篇，段自为段矣。”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胡适又进一步予以否定，说：“《儒林外史》虽开一种新体，但仍是没有结构的。”[1]它的“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严紧，全篇是杂凑起来的。例如娄府一群人，自成一段；杜府两公子自成一段；马二先生又成一段；虞博士又成一段；萧云仙、郭孝子，又各自成一段。分出来，可成无数札记小说；接下去，可长至无穷无极。”[2]鲁迅先生则称：“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 “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3]鲁迅先生说的比较客观，虽对其加以肯定，但还是认为“全书无主干”。

    所谓为“无主干”结构申辩说，即是认为其“无主干”，但却“无主干”的有理。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杨义先生认为《儒林外史》的结构属于“叶子式”长篇结构体式，“不知是文章之道的暗合，还是作者有意戏拟，《儒林外史》从不同的心态和品格层面上描写八十年间四代士人，也内在地具备原、反、正、推的结构程序（八股制艺的结构方式）。《儒林外史》以八股制艺的布局方式来批判八股取士制度，其结构体制就是非常有反讽意味的。”“由于这种精神的荒谬和荒芜，遍及士林的各个层面以及文史的各个领域，若采用几个主要人物贯串始终的结构方式，势必造成某种箭垛式的笑料集成。这里采用八十年间四代士人的“叶子”式结构，就显得嘲讽的层而和角度丰富。而日错落有致，分寸咸非常得体了。”[4]杨先生认为那种有主干的结构不足以承载这部巨著，所以根本谈不着有无主干这一说。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陈美林教授的“纵横结构”说认为“其结构艺术不是以一二个主角为中心，让他们带领读者去经历主角所生活的环境，从主角的成长史中去认识社会，了解生活，而是以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认识的发展为轨迹，直接引导读者在《儒林外史》中去观察现实黑暗和探索社会理想。这样的结构艺术是具有创新意义的。”[5]尽管无主干，但针线细密，“整个作品中出现的人物仍然相互联系，围绕着众多人物的情节仍然配置很宜。其艺术结构是十分完整而严密。”[6]北京大学博士金晓民(韩国) 认为“作者不想刻画某一个英雄或中心人物，而是以从批判和反省的视角，把当时知识分子社会全部都形象化，同时，为了揭示和瓦解权力的遍在性，从多角度描绘出知识分子社会的剖面作者一的这种意图自接关系到全书没有一般意义上的主人公这一问题，因为没有主人公，各个人物和故事(或场景)能获得基木上同等的地位和意义。作者没设定中心人物(群)和情节主线(或者一突出的矛盾结构)，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作者一现实认识的表露也就是说，他不想以单线的因果逻斩把复杂的现实和历史单纯化，而要尽量：把它写得更接近活生生的现实。”“楔子、正文和尾声在意义论上形成“理想(过去)一现实(现在)一理想的变形(未来)”式的开放式结构。”[7]

    持“有主干”说者则认为《儒林外史》并非没有主干，比如苏建新认为这本来是晚清不少小说的弊病，却连累到它们效法的对象《外史》也蒙受结构松懈的讥议，要认识《外史》的结构，必须把它与那些拙劣的效颦者区别开来。而李汉秋先生则称：“运用结构原则和系统论分析方法探求《儒林外史》的深层结构，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中心对称的基本结构框架，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中心，两类人物分居对称的两侧，一侧看轻文行出处专求功名富贵；一侧淡薄功名富贵讲究文行出处。两侧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关系……每一侧的人物又往往成双成对地出现，形成互相补充的结构。”[8]潘君昭先生大胆宣称：“全书有主干，亦即有贯穿全书的主题和主要人物。”[9]不过潘君昭先生虽然强调有主干，强调主干的贯串作用，展开论述时却把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看作孤立的个人、孤立静止的事件。徐又良先生提出了“一种有机生长的结构形式”说，认为《儒林外史》结构的创造性不在于它的分散性而在于它的有机性，短篇其表，长篇其里，它是有主干的，是有首尾的。其机构的有机性表现在：一、“百十个小星”不过一文昌星。二、无数叛逆文人的小故事构成一个维持文运的大故事。三、一种有机生长的机构形式。即已看到百十个小星实即一文昌星，无数文人的小故事组合为一维持文运的大故事，也就找到了《儒林外史》的主干。按这个主干即按人物性格的发展，故事的形成划分，《儒林外史》结构则是一种首尾完具的有机生长体。[10]随后张锦池先生又提出了“纪传性结构形态”说，楼建平也认为“我们可以把小说大致分为25篇传记。全书各传的中心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懦林中人，这占了大多数.另一类是市井中人。因此小说中实际上描绘了儒林与市井两个世界，作者的思绪就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回环往复，而这种回环往复也就使小说的结构呈现出齐一与回环的特点。”[11]

特殊结构说是指不对其全书有无主干进行评说，只是具体研究其特殊的艺术结构，比如吴组缃先生的“连环短篇”说。20世纪50年代，吴组缃先生在《<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中谈到了《儒林外史》结构的具体形态：每回以一个或多个人物为中心，而以许多次要人物构成一个社会环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从种种日常生活活动中来表现人的思想性格与内心世界。总是在这一回为主要人物，到另一回即退居次要地位，而以另一人居于主要。如此传递、转换，各有中心、各有起讫，而各个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生活片断又互相勾连着，在空间上、时间上连续推进，多少的社会生活和人物活动好像后浪逐前浪一一展开，彼此连贯，成为巨幅的画面。……正如绘画上《睛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或《长江万里图》之类长卷形式相类。若要将它取个名目，可以叫作连环短篇。虽然吴先生的“连环短篇”说易于使人产生《儒林外史》毕竟是短篇连缀的错觉，但他的这段论述在帮助人们理解《外史》结构方而却大有裨益。归根结底《儒林外史》采用了类似长卷《清明上河图》的结构形式。苏建新、刘垣认同吴组缃先生的“连环短篇”说，认为吴敬梓创立了前无古人的“连环册页结构”（“二十四幅花卉册页”：《儒林外史》的结构形态）“作者将大量个别的生活画而用连缀的方式组合起来，构成《清明上河图》那样的画卷，从而全而反映整个社会而貌。不必为围绕中心人物大作虚构文章，作为原始素材储存在作者头脑中的人物、事件，基木上完整地进入作品，从而使内容更加贴近现实。”[12]而王庆华则认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西方小说文体观念和理论的视角下展开的，西方小说文体视角渗透于古代小说研究之研究思路、理论框架、分析模式、评价标准等各个层面，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固有本体特征的误读和遮蔽。在《儒林外史》结构研究中，这种误读和遮蔽就表现的非常突出。《儒林外史》问世后，当时并未因其没有贯串全篇的人物和情韦而受人垢病，相反，评论者或称其“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或称其“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多持肯定赞赏的态度。这些评论所持之标准实际下即为中国古代章回小说注重“意连”的传统文体观念，如闲斋老人《儒林外史序》：“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砒柱。”“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实际上是指作者围绕着文人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来结构全篇、谋篇布局。反过来讲，作品中的人物事件依靠其“功名富贵”之内在意蕴而结构成一有机整体；《儒林外史》第一回回末总评：“元人杂剧开卷率有楔子。楔子者，借他事以引起所记之事也。然与本事毫不相涉，则是庸手俗笔；随意填凑，何以见笔墨之妙乎?作者以史汉才作稗官，观楔子一卷，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真是不肯浪费笔墨。”《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通过王冕的故事昭示了作者对文人应有之文化人格的认识，揭示了全篇之主旨，所以说“观楔子一卷，全书之血脉经络无不贯穿玲珑”。显然，这里的“血脉”“经络”是指称作品人物事件背后内在意蕴的贯通联系。《儒林外史》的结构形态基本可看作接力赛式的系列人物传，本质上也是“合传式”小说文体观的体现。在章回小说文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文人作者和评论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雅文学文体——古文和史传的一些结构观念带人了小说文体中，从而形成了“意连”和“合传式”的叙事结构和观念。王庆华强调要用“还原式”的研究思路（主要包含文体本位观念和文化学视角两个方面的内容）来研究中国本土小说，因为文体植根于文化的土壤之中，只有通过文化的视角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文体，也只有这样才能走向文体之本体存在。[13]

西方汉学界对《儒林外史》的研究始于三十年代。最初，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是作者生平、作品反映的史实、全书的思想内容这么一些问题。至于《儒林外史》一书的结构，一直到六十年代末，还没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多数人接受胡适等人的说法，认为《儒林外史》无整体结构可言。例如，James R. Hingtower便说《儒林外史》无形构无情节，全书的组成靠的是勉强联系在一起的，由不断变换的人物所带动的事件。[14]印第安那大学的柳无忌教授称《儒林外史》“缺少有机结构”，并将其组织与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的《势利者))(Book of Snobs)一书的松散结构相提并论。[15]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教授在其一九六八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亦认为.《儒林外史》基本上是由一系列脆弱地连接在一起的短篇所组成，是一部没有情节的小说，不过，夏毕竟看出《儒林外史》存在着某种结构，比如：书中第一回楔子确实起了“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的作用。另外，全书几个大段落也约略可见：楔子及结尾之外，全书可分为二至三十回、三十一至三十七回上半、三十七回下半至五十四回这么几部分。[16]

到了七十年代，《儒林外史》的结构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一九七一年,Henry W Wells对《儒林外史》无形式结构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作者在形式结构上的用心。比如，小说中有不少次要人物在作者笔下演变为主要人物，而后又退居二线；首尾两回有明显的呼应等等。[17]可惜的是，限于文章的篇幅，Wells没能在这一方面作更深入的探讨。 一九七三年，H. C. Chang在一本讨论中国通俗小说与戏剧的专著中谈到了《儒林外史》一书的时间架构。他认为，虽然《儒林外史》采用了史的框架，书中的某些年代记录与史实相符，但是，整部作品的时间架构实际上是为众多人物生平事迹的展示服务的。全书犹如一轴长幅画卷，自有其独特的统一性；事件此落彼起，各各不同，充满令人愉悦的意外，一切都似乎没完没了，既无高潮亦无反高潮。这种统一全书的“主观时间”的运用，是《儒林外史》在技巧方面一个了不起的成就。[18]

H. C. Chang对《儒林外史》一书独特的统一性的论述得到了不少后来研究者的赞同。一九七七年，密西根大学的林顺夫教授在《礼与<儒林外史)的叙事结构》一文就高度评价了Chang的论述。不过，林顺夫认为，单单承认《儒林外史》的内在统一性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弄清这种统一性的具体内容。如果说《儒林外史》是一幅中国封建社会某一历史时期的全景画卷，那么组成这一画卷的各各不同的众多人物事件是如何被统一起来的了或者说是统一于什么之下？林文给出的答案是：统一于礼。林顺夫指出，对《儒林外史》一书，甚而至于对整个中国叙事文学在结构上的批评，实际上是本世纪初西学东渐，西方文学理论开始影响中国学人之后才发生的新现象。在此之前，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读者和像金圣叹、张竹坡、毛宗岗、卧闲草堂这样的评点大家们从未对中国小说是否有情节结构或结构好不好这样的问题感到不安。削中国叙事文学之足，适西方文学类型标准之履的做法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因为它无视中西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异。普林斯顿大学高友工教授在其《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抒情性:读<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一文中认为，吴敬梓是运用了中国传统抒情诗的表达方式构筑了小说的叙事结构。华沙大学的Zbigniew Slupski教授在一九七七年完成了他的《儒林外史》研究专著《<儒林外史>：文学分析尝试》，并于一九七九年出版。十年之后Slupski重新考虑了他在这本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写出了继林文、高文之后在《儒林外史》结构研究方面的又一篇里程碑式的著作《<儒林外史>组成上的三个层次》。[19]

Slupski认为，《儒林外史》有一个根据整体构想而精心设计出的组织结构，整部小说可分为互相叠合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显而易见的故事/轶事层次；游动于故事/轶事层次之上的，是作品的第二个层次，即“人物传记”层次；第三个层次是抒情性自我表露的层次，这一层次在精神实质上与高友工所说的“抒情性”相当一致。这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它们互相交织，互相作用。作者时而把读者的目光引向这个层次，时而引向另一个层次。他认为如果我们不了解作者这种有效调度读者注意力的手段，就不算读懂他的书。Slupski把《儒林外史》分为四个部分，认为“叙述者对叙述对象的态度在四个部分里明显不同，正是在这种主观情感态度的变化之中，显出了作者自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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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五十年来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182页

[2]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一卷，第92页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 第185页

[4] 杨义《<儒林外史>的时空操作与叙事谋略》，《江淮论坛》1995年第一期

[5] 陈美林《<儒林外史>的思想、艺术及版本说略》，《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3月总第61期

[6] 陈美林《吴敬梓研究·论<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年

[7] 金晓民《儒林外史》结构新解 《泰安师专学报》第二十四卷第一期 2002年1月

[8] 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方法述评》，《文化遗产》1986年第1 期

[9] 潘君昭《论<儒林外史>的主题思想和结构艺术》，《南京师大学报》1985年第1期

[10] 徐又良《短篇其表、长篇其里——<儒林外史>结构新探》，《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1月

[11] 楼建平《<儒林外史>结构艺术新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第27卷第4期 1994年11月

[12] 苏建新 刘垣《二十四幅花卉册页—<儒林外史>的结构形态》孝感学院学报第20卷第3期2000年8月

[13] 王庆华 《<儒林外史>结构研究的误区》（同方知网）

[14] James Robert Hightower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P. 104

[15] Liu Wu一chi，"Novels y Obscure Writers”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terature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67)p.228-246

[16] C. T. Hsia，The Classical Chinese Novel:A Critical Itroduction (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P. 210, 224-225

[17] Henry W. Wells."An Essay on the Ju一linWai一shih.”Tamkang Review 2 (April 1971):143一152.

[18] H. C. Chang.Chinese Literature:Popular Fiction and Drama(Edinburgh:Edinburgh Univevsity Press，1973〕.pp. 20一21。

[19] Zbigniew Slupski, "Three Levels of Composition of the Tulin Waishi.”HJAS Vol. 49，No. 1 (June 1989):5一53。

白水

三、《水浒传》叙事结构研究状况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一部伟大的著作, 从明清评点家李卓吾、金圣叹到当代评论家, 为我们解读《水浒传》留下了许多艺术的启迪。回顾半个世纪以来对于《水浒传》叙事结构的阐释, 既能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不同阶段创造性的理解, 而且也为我们今天的解读提供了理论的台阶。

五十年代对《水浒》叙事结构评论的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茅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他认为“从全书看来,《水浒》的结构不是有机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若干主要人物的故事分别编为各自独立的短篇或中篇而毫无割裂之感。但是, 从一个人物的故事看来,《水浒》的结构是严密的,甚至是也有机的。在这一点上, 是可证明《水浒》当其尚为口头文学的时候是同一母体而各自独立的许多故事。”[1]李希凡针对茅盾的观点,发表《<水浒>的作者与<水浒>的长篇结构》[2],他认为“《水浒》长篇章回结构,不仅不是缺乏‘有机的结构’而是具有着现实主义长篇艺术结构的主要特色它的个别累赞、松散的地方虽然还存留着说话讲述阶段某些原始形态的缺陷, 表现了长篇章回小说刚刚形成时期的过渡阶段的特点,但这并没有完全损害它的思想艺术概括的完整性。” 关于“有机”的还是“无机” 的争论,虽然见解相左,但研究与评论的视角堪本都是从《水浒》的成书过程和情节结构着眼的。虽然双方的论析都具有当代思辩的优长,但由于当时的文艺理论的建树还不能提供他们系统的叙事理论,来圆满地解决这一课题。

八十年代学术界关于《水浒》叙事结构模式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板块结构” 。最早是郑云波《论<水浒传>情节的板块构成》提出此说的[3]。其主要观点：   

序曲：（1回）

（一）前三段：1、鲁智深故事（2——7回）；2、林冲故事（7——12回）；3、智取生辰纲（13——22回）。

（二）双十回：武松（23——32回）；宋江（33——42回）。

（三）小五章：1、杨雄一伙（44——46回）；2、 三打祝家庄（47——50回）；3、朱仝、雷横及柴进一伙（51——52回）；4、三山聚义打青州（57——58回）；5、闹华山和攻打曾头市（59——69回）。

（四）后六块：1、卢俊义故事（69——70）回；2、受招安故事（72——82回）；3、征辽故事（83——90回）；4、征田虎故事（91——100回）；5、征王庆故事（101——110回）；6、平方腊故事（111——119回）。

尾声：（120回）。

以后马成生教援在其专著《水浒通论》第十三章“《水浒》的结构”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但基本观点类同,都认为是“板块结构”。显然,“板块结构”说取代了“有机”还是“无机”的笼统说法,对原著的解读更深入了,但其阐释的思维仍旧这样给人导读：第一、板块只有大小之别,它们之间转换和调解的关系不是并列、串联便是派生的线索。换句话说,是大故事套小故事。第二、板块结构的形成的原因都追索到了成书的历史过程。第三、板块结构的整体性都是叙事主体的主观而为。“要做到这一点,可以想象《水浒》的编撰者是费尽心机来构筑、布局的” （郑文）,“《水浒》的作者就是设置了这第一条思想意义的线——‘忠义’,把全书的大‘板块’与小‘板块’贯穿起来。”（马文）“板块结构”何以说明《水浒传》的整体性？其根据一是“形成‘人物板块’、‘事件板块’等等现象。”二是找到“贯穿‘板块’的‘线”,可见,关于《水浒传》叙事结构研究主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如何认识以主要人物或主要事件为中心构成的叙事单位,即叙事结构中的基本组成要素二是若干叙事单位是如何组合的,即叙事方式。二者虽然互相制约,互为因果,但对叙事结构基本特色起决定因素的还是叙事方式。所以只就“板块结构”找到‘ 贯穿线索”,很难说明其结构特色。结构统摄着叙事的程序, 传统的研究方法总是以时空为线索, 分解以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组合的叙事结构, 从而发掘其内在的完整性。但往往只注意叙事文本封闭的自足性, 从茅盾提出《水浒传》是由若干短篇、中篇小说组成的, 到八十年代“ 板块结构”的提出, 都是着眼于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而这种传统研究的视野, 总是把长篇叙事结构都看成是线性的组合方式, 其实结构从叙事主体一落笔, 就是一个寻找和建构的生命形态, 一个由具有整体性若午转换规律组合的一个有自身调节性的图式体系。因此, 不同的叙事结构有不同的组合方式。《水浒传》的叙事结构既不同早于它的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也不同较之后的神魔小说《西游记》, 它开辟了叙事文学新的结构类型。

郑铁生在其《论<水浒传>叙事结构》[4]认为，《水浒》叙事结构转换和组合的机制, 有如下几种：

互动式：鲁智深人物结构转入林冲人物结构,不是简单的连接,而是一种互为因果的联系,是一种互动式结构形态。鲁智深是一位开始没有受到封建统治阶级迫害的人,只因他富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扶危救困,才给自身惹出许多麻烦, 其性格结构的个生动力性极强。当林冲受到高徐的陷害,激起鲁智深的愤怒,拔刀相助,大闹野猪林,从棒杀下救出了林冲。一方面使林冲的性格得以发展,另一方面也深化了鲁智深不畏强权的性格。

穿插式：武松与宋江的性格结构是互相穿插的。开始便写起宋江私通晃盖、仇杀婆惜、义释逃身,直到与武松相遇。一个是倾慕仗义疏财,颇有英名,一个是平生爱好结交江湖好汉,二人一见钟情。接下便插入武松的事迹景阳岗打虎、兄弟话别情、仇杀潘金莲、刺配孟州道、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夜走娱蛤岭、醉打独火星,直到在孔家庄又遇宋江,转入宋江性格结构。宋江“及时雨”的英名和江湖好汉的为人对武松影响是至深的,“三山聚义”时武松跟随宋江加盟梁山。

平行式：杨志押送生辰纲与晃盖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情节是并行发展的,直到黄泥岗交叉,以后又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杨志和晃盖都是单个性格与整个黑暗势力有矛盾、有距离,但他俩寻求的人生道路不一样,杨志竭力寻求同黑暗势力的相容点,企图卖身效命,求得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晃盖采取了抗争的手段,直至揭竿而起,公开对抗。但在黑暗的统治势力压迫和作用下,二人殊途同归,杨志二龙山落草, 晃盖上梁山举事。串联式智取生辰纲的筹谋过程,晃盖等七人采取单个人串联的方式聚义东溪村。同时,分别展示了一批人的性格内在的特质,正是这个性的动力性为日后他们不同的举止提供了内在的根据。

统领式：宋江性格结构始终处在矛盾之中,一面身上充满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一面又和落草之寇有相通之处。这种成分矛盾的消长,是通过外因发生变化的, 三上梁山既是其性格矛盾变化的表现,同时又为梁山三次聚义了名好汉。

层递式：如三山聚义,一是桃花山与二龙山联合作战二是又联合白虎山,形成三山对敌,三是与梁山联合。这种多层次、相递进的方式表达了群雄上梁山,百川归大海之势。宋江一面带领农民革命武装力量与官府抗争作战,一面扩大起义队伍, 团结各山头,一致对敌。形成了与封建势力并存的动力。与此同时宋江性格结构还产生了新质,这就是寻求与封建社会相融合之点,借助农民的势力取得招安的资本。

 

四、总结

    本人通过查阅、分析有关《儒林外史》和《水浒传》叙事结构研究成果和资料，对《儒林外史》和《水浒传》叙事结构研究的基本情况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同时对《儒林外史》和《水浒传》结构的研究手段、研究角度以及研究程度有了比较深入地了解。更为重要的是，笔者发现这两部作品在叙事结构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以至很多学者都认为吴敬梓在构筑《儒林外史》叙事结构时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水浒传》。然而，笔者在研读有关文献资料时，发现这些学者虽提到了二者的相似，但多未做详细比较，因此笔者将对《儒林外史》和《水浒传》的叙事结构进行对比分析，以使对该问题的研究有进一步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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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茅盾，《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文艺报》1950年第二期

[2] 李希凡，《<水浒>的作者与<水浒>的长篇结构》，《文艺月报》1956年第一期

[3] 郑云波《论<水浒传>情节的板块构成》，《水浒争呜》第四辑1985年7月，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4] 郑铁生《论<水浒传>叙事结构》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1998年01期

子非鱼

谢谢白水！

木兰晓芙

多读读这些优秀论文，同学们将大受裨益！

谢谢白水老师！

Zidane1

再次感谢孙老师的教导，小子不才，还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