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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象ａ的可口可乐 作者 齐泽克
译者 蒋桂琴 胡大平
从精神分析观点来看，此处最关键的就是剩余价值之资本主义动力（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sｕｒｐｌｕｓvａｌｕｅ）与剩余快感利比多动力（ｔｈｅ ｌｉｂｉｄｉ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sｕｒｐｌｕｓ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通过可口可乐这个例子来详细阐述这一点。可口可乐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商品，同样地也是个人化的剩余快感。可乐最初是作为药物推广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无需吃惊——它奇特的口味似乎并不能提供任何特别的满足；它并不直接地让人愉快和讨人喜爱；然而，恰恰同样地，当超越任何直接的使用价值时（不像水、啤酒或白酒，它们的确能平息我们的渴望或者产生令人满意的预期镇定效果），可乐承担着“它”的直接化身这个功能：超出标准满足的纯快感剩余，在强制性的商品消费中我们所追求的神秘的、难以捉摸的Ｘ。
这个特征的意外结果并不是说，因为可乐不满足任何具体的需要，只是在其他一些饮料满足了我们的实质性需要之后，我们才把它作为一种补充物来饮用——更确切地说，正是这种多余的特性使我们对可乐的渴望变得更加贪得无厌：正如雅克阿兰•米勒所简洁地表明的那样，可乐具有自相矛盾的特性，这种特性使得你喝得越多反而越觉得渴，想喝的欲望越是强烈——以它怪怪的、苦中略甜的味道，我们的口渴从未被有效地平息过。而且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类似的事情不是也发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帮助上吗？这样的一个国家越多地接受ＩＭＦ帮助并服从其条件或接受其建议，则它就越多地依赖ＩＭＦ，就越多地需要帮助，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因此，几年前，当可乐打出“可乐就是它！”这个广告口号时，我们就应该注意到它十足的含糊性：仅仅就那实际上从不是它来说，仅仅就每一个满足打开了‘我要更多！’的缺口而言，‘那就是它’。所以悖论就是：可乐并不是一种普通的商品，只是凭借它的使用价值被转换为纯（交换）价值的维度表达（或者以此作为补充），而是这样一种商品，它独特的使用价值本身已直接体现了不可言喻的精神剩余的超感觉气氛，它真正的物质特点已成为一件商品的特点。在不含咖啡因的减肥可乐例子中，这个程序得出了其结论——为什么？我们喝可乐或饮料是基于两个理由：平息口渴或营养价值，以及它的口味。就不含咖啡因的减肥可乐来说，营养价值是悬而未决的，而作为其口味的关键成分咖啡因也被拿掉了——所剩下的只是纯粹的外表，一个人为的从未物化的物质承诺。在这个意义上，在不含咖啡因的减肥可乐这个例子中，我们难道不是几乎完全“喝着打着某物（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幌子的无（nｏｔｈｉｎｇ）”？
当然，我们这儿暗指的是尼采式的经典对立，即“无所求”（我不要任何东西）与积极地需求虚无（Ｎｏｔｈｉｎｇｎｅｓｓ）本身的虚无主义姿态之间的对立；沿着尼采的路径，拉康强调在厌食这个事件中，主体如何并不仅仅“什么都不吃”，而是主动地想吃虚无（空无）［ｔｈｅ Ｎｏｔｈｉｎｇ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Ｖｏｉｄ）］——它本身是最终的欲望的对象原因（这同样可运用于厄恩斯特•克里斯那个著名的病人，他因偷窃而感到有罪，虽然他并没有偷什么东西：他真正偷的仍然是虚无本身）。因此，沿着相同的路线，就不含咖啡因的减肥可乐来说，我们喝的是虚无本身，是所有物的纯粹外表，那实际上只是空无的一个外壳。
这个例子澄清了三个概念的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概念，作为剩余快感（拉康曾直接参考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而详细阐述过这个概念）的拉康的对象ａ的概念以及弗洛伊德在很久以前就认识到的超我悖论（ｔｈｅ p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ｔｈｅ sｕｐｅｒｅｇｏ）：你喝的可乐越多，你就越渴；你得的利润越多，你就越想得到更多；你越顺从超我命令，你就越有罪——在这三种情形中，由于“你给予越多（你偿还债务越多），所欠就越多”（或者“你越多地拥有渴望的东西，你就越是缺乏，就越是渴望”；或者——如用户至上主义者的见解——“你买的越多，不得不消耗的就越多”）这个过剩逻辑，平衡交换的逻辑就被打破：换句话说，这是个正好与爱的悖论相反的悖论，在爱的悖论中，就正如朱丽叶对罗密欧所说的不朽的话：“我给你的越多，我拥有的就越多。”自然，这种破坏的关键是剩余快感，那个对象ａ，它存在于（或者无宁说持续于）一种弯曲空间中——你靠得越近，它就越逃离你的掌握（或者你越是拥有它，缺乏得就越多）。臭名昭著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了对象ａ•的另一个例子：它们是难以捉摸的实体，从未被从经验上规定过，是一种希区柯克的麦克古芬，被认为隐藏在最异类的、最不可能的地方，从（有点合乎逻辑的）沙漠到（有点失去理性的）总统官邸的地下室（以便于当官邸遭到轰炸时，它们可以毒杀萨达姆及其所有随从）；据说目前数量非常大，而且始终由工人对其进行魔术般的移动；它们越是被破坏，他们的威胁就越是全面和强大，就好像它们绝大部分的清除会奇迹般地提高其剩余部分的杀伤力——由此定义，它们永远不会被发现，并因此就越是危险……
这种超我—悖论还让我们对当今艺术场景的机能有了新的解释。其基本特点不仅是非常可叹的文化商品化（艺术对象为市场而作），而且还是不被注意到但却更加关键的对立运动：市场经济本身日益增长的“文化化”。伴随着向第三经济（服务、文化商品）的转向，文化愈发不能成为幸免于市场的特定空间了，它不仅愈益成为市场空间的一部分，而且越来越是中心成分了（从软件娱乐业到其他传媒产品）。市场与文化之间的这种短路导致陈旧的挑衅、震撼现存机构的现代主义者先锋派逻辑的衰落。今天，越来越多地，文化—经济机构自身为了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进行再生产，不仅要容忍而且会直接地挑起愈益强劲的震撼效果和产品。只要想想最近视觉艺术趋势就足够了：拥有简单雕像或加框绘画的日子再也不存在了——我们现在得到的是这样的展览：没有图画的框架，死掉的母牛及它们的排泄物，人体内脏的录像（胃镜检查和结肠镜检查），嗅觉效果的内含物，等等，不一而足。…… 得出相同结论的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强调在今天的艺术之中把崇高美的神圣空间与垃圾（排泄物）的粪便空间分离开来的差距如何正在逐渐变窄，直至对立双方达到荒谬的同一：现代艺术对象难道不越来越是排泄对象、垃圾（经常用有点儿书面化的语言来表达：如排泄物、腐烂的尸体……）？它们展示——占据、充斥——着物的神圣位置（pｌａｃｅ）。而且这种同一性在某种程度上难道不是整个运动隐秘的“真理”？每一种声称有权占据物的神圣位置的因素从定义上来说难道不是一个排泄物、一件永远不能“胜任其工作”的垃圾？这种相反规定（难以捉摸的崇高对象和／或排泄的垃圾）的同一性——伴随着那经常存在着的威胁，即一个人将会变成他者，庄严的圣杯所显示的将只是一堆狗屎而不是别的——铭写在拉康的对象ａ的核心部分。
……
此时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任务就是在它们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去定位这些过于形式的规定。当然，首先就是上述日用品世界的美化：其最终的结果——用稍稍有点令人难过的术语来说——就是现在，真正的垃圾就是“漂亮的”东西，它们经常被用来从四面八方对我们进行轰炸，因此，逃避垃圾的惟一方法就是使垃圾本身进入空无的神圣位置。然而，情况却要复杂得多。一方面，由于（真实的或幻想的）全球大灾难（从原子核或生态灾难到大屠杀）的经验，其创伤的影响是如此强烈以致它们不再能够被设想为在由物的空无所支持的视野/间空中所发生的简单事件——在其中，真正的物不再缺席，即作为空无出现，作为实际事件的背景出现，但它却威胁着要直接出现，在现实中实现它自己，并因此引发象征空间的精神崩溃。另一方面，全球灾难的前景并不是20世纪特有的——那么为什么正好会在那个世纪产生这样的影响，而不是在以前呢？再一次地，这个答案在于美学（排除在社会交换之外的崇高美的空间）和商品化（交换领域）之间的逐步重叠：正是这种重叠及其后果、其升华能力的渐渐枯竭，使每一次与物的相遇都变成了一个毁灭性的全球灾难即“世界末日”。因而，难怪在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占据着艺术品崇高位置的平凡的日常物品只不过是一排可口可乐瓶子。 （选自《易碎的绝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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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0-27 23:4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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