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许知远：对话的困境

凌光

阿齐兹抑制不住要讲话。他说他是巴基斯坦人，他说你是中国人吧，他说“九•一一”是布什制造出来的阴谋，他还觉得毛泽东很了不起，他还说六年前去过广州，真是让他大开眼界——午夜时分，街上还是人挤人，坐在露天的摊位上吃喝、交谈，没人害怕炸弹和抢劫，他觉得这在巴基斯坦和欧洲都不可想象。如果专制能带来繁荣和安全，他宁可选择专制。“未来是你们的”，他大声说，“你们会超过美国的。”
他三十五岁，九年前从伊斯兰堡来到法兰克福，留着两瞥胡子，头发不长，茂盛而蓬乱，他握着方向盘，每说一句，就从后视镜看我的反应。这几天，出租车的生意尤其好，他总是载中国人。他问我马路旁的广告牌上的汉字是什么意思，广告牌上挤满了方块字：纸、书展、中国、活力、印刷、出版、新颖、主宾国……它们大小不一、密密麻麻地组合在一起。
随着阿齐兹热情而含混的英语，法兰克福逐渐展开。一座寒冷、生硬的城市。在盟军飞机的惨烈轰炸后，中世纪的古城痕迹尽被摧毁。德国人进行了一场现代主义实验，到处都是直线条的钢筋、玻璃墙大厦，倒是符合这深秋的阵阵寒意。莱茵河流经市区，它曾给法兰克福带来贸易，人们在这里交易土豆、海鱼、小麦、咖啡、信息……电子屏幕取代了河滩旁的讨价还价，但贸易精神从未消退。它是德国的金融中心，自从一九四九年以来，还是全球的书籍交易的中心。
法兰克福书展已进行到第六十年，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书展，尽管书籍正在失去商业与文化中心的位置，它仍是全球重要的文化活动之一，出版人、作家与记者在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蜂拥至此。自一九八八年以来，主办方开始每年邀请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它不仅是当年书展最重要的展出国，而持续一年的文化活动，对于那些要传播本国文化的国家来说，也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中国是这一年的主宾国。这真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时刻。中国不仅要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富裕、强大，还要证明自己文化上的吸引力。一年前她举办了奥运会，令人叹为观止的开幕式，世界第一的金牌数量，表明经济增长可以转化为身体素质和国家荣耀。近一个月前，她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了规模盛大的阅兵，物质实力也能转变为军事实力。而在法兰克福，她要谈论的是“软实力”，中国不仅通过生产、投资、坦克来影响别人，它还有书籍、电影、戏剧、思想……
“软实力”，一位美国学者创造的名词，但它仍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社会不正陷入对“力”的迷恋中吗？知识力、执行力、思想力、文化力、艺术力、影响力……你在书店里，人们的谈话中，报纸的文章标题上，不断看到听到各式各样的“力”，一些“力”勉强通顺，而另一些则毫无语法逻辑，仅仅是和某个名词强硬地结合在一起，荒诞却强硬。新造出的词汇，给人这样一种强烈印象——任何知识、思想、艺术都不具有独立的价值，除非它们能够转化成某种具体、可操作的力量，它也不具有自身逻辑，它可以被规划、设计与引导。
在二零零七年的中共十七大上，中国第一次明确将 “文化软实力”写入报告。这像是一次一直被推迟的竞赛的最后发令枪。二OOO年，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走出去”战略。最初它只局限在经济领域，中国经济不能仅仅依赖国内市场和资源，它必须展开跨国经营。它也是中国新一轮经济起飞和卷入全球化的前奏，此后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迅速增强，世界工厂和饥渴的资源消耗者的身份，日益突出。但正是在这迅速密切的交往中，中国意识开始逐渐觉醒。经济生活无法独自展开，它同样受到政治与文化的影响。人们也发现，似乎他们引以为傲的经济成就，没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尊重。
谈论“文化软实力”和“内在价值观”逐渐变成了时尚。它暗含着这样的意识，中国的物质能力和政治能力已经获得证明，如今它需要另一些东西。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一个无穷尽的消费外来文化的国家，是难以获得真正尊敬的。它像是对多年前撒切尔夫人评价的某种回应，这位铁夫人十年前就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输出的是电视机、微波炉和鞋子，而不是价值观'。”
对于文化软实力的追求，变成了政府与社会的共同目标。它既能为每个人赋予新的骄傲，又能为政府带来新的权威。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动荡和革命中，中国人一直追求的不正是“尊严 ”吗？我们寻求富强，是因为富强意味着被尊重。倘若革命能带来尊严，我们就革命，倘若强权能带来尊严，我们就笃信强权，倘若原子弹能带来尊严，我们制造原子弹，倘若金钱能带来尊严，我们就拼命生产与消费，倘若尊严要依赖文化和价值观，那就让我们开始一场文化建设和输出吧……
尽管目标是模糊，软实力与价值观又难以定义，但解决方案却是清晰的。
与一九七八年开始的经济改革不同，那时的国家太虚弱了，变化要从民间开始，从每个农民随意播种自己的土地开始。而此刻，国家富有、强大也自信，它已全然将经济变革的成功归于自己账下，它准备向输出玩具、服装、微波炉一样输出文化，完成一次文化上的大跃进。
二 OO四年十二月，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正式揭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初步计划要在全球开办一百所，它将像歌德学院之于德国、塞万提斯学院之于西班牙的、文化协会之于英国一样，成为中国文化的展示平台。历史充满了嘲讽。那些世界各地孔子学院任职的老师们中，很多人对三十多年前的“批林批孔” 仍记忆犹新。如今，他们要向这些陌生面孔，大谈中国传统文化。大规模出版集团的组建也轰然开始，就像多年前的大学合并将几所大学生硬组合在一样，不同的出版社被塞进一个名字里。对规模的迷恋，对产业化的笃信，是这些举措的背后逻辑，数字是检验它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它培养多少博士、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每年出版多少本书籍，产值又是多少。于是“做大做强”成为这种逻辑最粗鄙、却有效的表达。对于文化软实力的理解，美国的软实力被简化成好莱坞产业，而它的言论自由、它鼓励独立思想的大学教育、它的多元文化生态，都被忽略不计。
贯穿着二OO八年春天到夏天的奥运会火炬传递风波，加剧了整个国家对软实力的渴望。“西方对我们充满偏见”，“我们对外展现不够”，“我们的公关不好”，这样的论调弥漫在整个社会，人们既愤怒又焦急，把深层的困境简化成技术问题。而这一年夏天奥运会取得的空前成功，加深了普通人和政府对技术能力的自信。他们可以把表演的规模、艺术家的创意、对社会资源的充沛调动、高科技的视听手段，组合为一幅震惊世界的画面。世界第一的金牌数量，则让被病诟多年的“举国体制”重获信心，似乎它带来的巨大的荣耀，足以遮住其可怕的代价。
北京八月的辉煌，加固了政府对软实力运用方式的信心。它要把这种方式，复制到世界上更广泛的地方。超过四百五十亿人民币被投入到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以及其它国有媒体机构。一个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已经开始，中国要有自己的《纽约时报》和CNN，它要在国际舆论空间争夺话语权。为就业而焦虑的大学生突然发现新华社、外文局开始到校园里召开宣讲会了，他们要投身于一场重塑中国形象的活动中。这也像是一场新的长征的开始。七十年前，住在延安窑洞中的毛泽东比他同代的任何人都更敏感地意识到，获取舆论支持的重要性。他获得了美国媒体的同情，赢取中国社会领袖的广泛响应，也让很多人在他论述民主、自由与民族独立的文章，看到了无尽的憧憬。他甚至可以让西方世界在中国最黑暗和混乱时刻，仍迷恋着红色中国。而现在，他在延安创造的策略，要通过全球电视网、互联网、巡回演出、展览获得更大的回响……

凌光

“每一个细节都必须完美。”一位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高级官员在十月视察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展台时说。他的机构掌管着中国的将近六百家出版社，还有很多私人出版机构以及相关事务。权力是至高点，而金钱是润滑剂。私人企业更富有、更高效，但它们仅仅是寄生的，它必须向国有出版社购买出版权。这将近六百家出版社中的一些已在过去几年中被重新划入八十余家传媒集团中，人们喜欢用“航空母舰”来形容这些巨型公司，除去不断的兼并，它们要积极上市。它们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不仅要保留住国营出版业的官僚机制，还要获取最大份额的市场利润。二OO八年，这些出版社一共出版了将近二十八万种书籍。这并不意味着出版署能控制所有的书籍的内容，但是所有出版者都知道游戏规则，哪些题目是敏感、不能触及的。这是多年的经验、教训所赐。
这位高级官员的警告，是再普遍不过的官僚文化的流露。官员们从不发出具体而明确的指令，语气笼统、强硬。所有人都不清楚，哪些细节才算出错，只能用更偏执的谨慎来执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导致的结果是，压倒一切的稳定与平庸。既然每个细节都是平庸的，它只有依靠规模来引人注意。半军事化是最经常采用的手段。因为在军事行动中，最不需要考虑成本。
军事化的方式获取了体育上的成功，现在则准备将体育上的方式引入文化。“出版界奥运会”，中国媒体这样描述法兰克福的书展。中国政府组建了一个超过两千人的代表团，既有名声响亮的作家、学者，也有出版界人士，经挑细选了三十二家出版社作为重点推荐。修建起六百平米的展馆，批量翻译中文作品，总投资超过一千五百万美元。再没有一个主宾国像中国这样阔绰，他们的领导人或许会到场演讲，但是他们的政府没有这样富有。更重要的，文化活动更多是私人机构的行为，出版机构和文化机构有他们自己的议程，政府只能提供某种支持，却难以主导它们。北京出版界的官员们一定对二零零五年北京书展的冷场记忆犹新，中国购买了六百本德文书版权，德方却只购买了一本中文版权。而现在，它要平等和西方对话，如果可能，就嗓门再大些。
不过，并非每个细节都很完美。事实上，正式书展前一个月的中德研讨会，中国政府被推向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地位。研讨会的组织者，既邀请了中国官方的作家代表团，还邀请了一些独立中国作家、学者，其中两位是著名的异议作家戴晴与贝岭，他们因为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而受牵连。由于北京的压力，德国组织者又退回了对两位的邀请，德国媒体随即一片声讨——书展组织者迫于政治压力，而压制言论自由。这是一个敏感年份，柏林墙倒塌二十年，天安门悲剧二十年，它们都很容易为其赋予象征意义。就像书展的一位组织者慌乱中所说的，他们要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组织者再次改变态度，两位异议作家最终出场。但在研讨会上，因为不满德国媒体对两位异议作家的过度热衷，官方代表团的作家们又集体退场，在德方组织者的反复道歉之下，他们又回到会场。
现场的细节已难还原，但邀请、撤消邀请、出场、退场，几个回合最终让这场书展前最重要的研讨会变成了一场闹剧。它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中国不仅要输出玩具、冰箱、服装、文化，还要输出审查制度。这也并非第一次，在二OO四年的巴黎书展上，作为主宾国的中国，也试图说服法国人不要邀请高行健，尽管后者是第一位用中文写作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而且加入了法国国籍。中国官员们似乎既不认为他给中国带来了荣誉，又多少觉得他仍属于中国的管辖。
在一个局外人看来，这场闹剧意味着中国政府仍固守一个极权体制思维，一些德国评论者把中国与二十多年前的东德相提评论。它更像是低效与僵化的反应机制。它有极权的外衣与腔调，却不复昔日极端的冷酷与强硬。戴晴还是顺利出境，并发表演讲，历史学家秦晖的会场见闻则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自始至终，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政府的明确表态，他们不希望什么人参加，也没人说的清中国政府到底是谁，它是新闻出版署、作家协会、宣传部还是某个更庞大、暧昧不清的力量。它像是一台无人驾驶的机器，因为没有来自中枢的明确指令，所以每个部门都在发出指令，或仅仅下意识地传递另一个部门的指令，这些指令总是遵循着既有思维，这个政党和政权在它最强大和富有朝气的时候，创造了一套组织文化，它的影响绵延至今。当有人发现指令错误或前后矛盾时，又没有任何力量准备纠正。
最初争端的制造者，不是具体的国家部门，而是一张报纸。《环球时报》由《人民日报》于1993年创办。如今想来，这像是个充满反讽的隐喻，《环球时报》缺乏“全球”意识，它是狭隘的民族情绪的管道。而它们也象征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戏剧性的转变。共产主义信念经由1989年的风波而彻底破产，用什么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一种扭曲的民族主义随之兴起，《环球时报》既是这股情绪重要的缔造者之一，也是它最重要的受益者，它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或许在外观与内容上，这两份报纸都相去甚远，但在精神内涵上却保持着某种惊人的一致。它们都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产物。《人民日报》有正确的导向，而对于《环球时报》来说，它不断传达这样一种态度，中国是受困与受挫的，中国的崛起不断遭遇到西方世界的阻挠。在9月11日中德研讨会召开的当天，《环球时报》的一篇文章显露出它的标准方式：《研讨会突邀不速之客，中方组织者严词拒绝，德媒借书展恶毒攻击中国》。“不速”、“严词拒绝”、“恶毒”，这些词汇生硬、干涩，满含强烈的暴力意味。倘若你翻阅二十年前《人民日报》，其中也布满了类似的词汇。它们都隐藏着这样的意味——世界是由尖锐的矛盾构成，不存在相互理解与和解的可能，只有一种力量战胜一种力量。倘若你从文革的大字报前跳跃到这个标题前，你感受得到历史的连续性，一种幽灵从未死亡，它借尸还魂。这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对世界一无所知的中国，而是一个迅速卷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但在一些方面，它却固守昔日的偏执，并准备将这种偏执扩大到更广泛的世界。文章中的引述加剧了这种印象，中国社科院学者赵俊杰说：“这次事件是中欧围绕价值观的一次争论和较量。我认为，对于公理和正义之举就要坚持，丝毫不能妥协，爱国主义不能打折扣。 ”听起来，它像是又一次的“东风压倒西风”。
这篇报道被视作中国官方的强硬声明。但是，没人能说《环球时报》或者赵俊杰代表了政府的立场。报纸似乎只是在遵循一贯的角度，它是狭隘民族主义的煽动者。这种煽动已经受到了官方与市场的双重肯定。这种气氛影响到每一位记者与编辑，这是他们在遭遇到类似事件时的本能反应。它们和所谓的官方立场，达成了某种默契。主办者《人民日报》给予它们某种受保护的身份，但他们实际操作又迎合了公众的情绪。这双重的胜利，经常让他们对自己的编辑原则坚信不移。他们认为自己是公众的声音，他们帮助中国公众更多的了解了世界，包括西方对中国的不满和阴谋。
不过，这一切最终过去了。十月十三日下午，书展正式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发表演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曾是同一种体制的受害者。默克尔成长的民主德国，毫无民主可言，人人生活在监视之下。而习近平则目睹的父亲被打倒，自己下放乡村。
但是在来到1989年的历史分水岭，同样的体制在不同的国家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民主德国消失了，默克尔曾经生活的体制被揭露、被诅咒。而中国的体制却顽强地生存下来，二十年之后似乎变得更强大了。曾经被流放的共和国缔造者们的后代，又成为了新的掌权人。这个体制昔日的痛处被掩盖和遗忘了，在获得权力之后，人们转而去巩固这个体制。
伴随着习近平到来的，除去庞大的代表团，还有几项指标。中国是第三大经济体、并很可能在年底成为第二，它也是德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它的书籍出版量是全球第一，但是在新闻自由的排名上，则是一百六十七名（一周后，在新的排名上，它下滑到一百六十八位）。当谈论国际舞台的影响力时，中国与美国、欧盟相提并论，但是在涉及新闻自由时，却只能与老挝、古巴、缅甸、伊朗共同出现。这个极端的对比，塑造了中国此刻的精神空间，也注定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特性。
但是，排名又不说明全部问题。倘若你生活在中国，你会发现中国人享有的实际自由，要比这排名多得多。表达的空间，不仅不是僵化的，甚至是不断生长和扩张的。它和被西方媒体所严格限定缺乏言论与出版自由很不相同。在中国，一种新的精神世界已经形成，它嘈杂、生命力十足，但很可惜，它注定是自我娱乐式的。在这种新的精神空间背后，是一股更大的价值危机，这场危机扩展到作家、出版人，弥漫到每一个领域。你无法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政治上的压迫，它是一次人人参与的合谋，但很显然，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是其首要的责任人……

凌光

“审查？什么审查？艺术家在中国享有极大的自由”，作家铁凝在九月底的北京对《明境周刊》记者说，“我们期待在法兰克福的自由交流。” 铁凝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这个协会大约有七千名成员，他们仍可以每月领取到津贴，尽管钱的数目仅仅是象征性的，但象征性却不意味着不重要，它表明了是谁依附谁。
铁凝的话像是对黄平的响应。这位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杂志《读书》的前任主编在法兰克福说，他主持杂志十四年来，从来没有遇到来自权力部门的干涉。
这仅仅是拙劣的谎言，还是蕴涵着更多的东西？你可以为铁凝、黄平辩护——这只是被迫之举，他们当然不至于“天真”或“愚蠢”到不了解中国现况，甚至私下也会对戴晴、贝岭这些异议作家心生理解，台面上发生的一切这仅仅是一种“表演”，他们在面对西方人的目光，他们要 “表演”自己对国家的支持。他们都是体制中人，在特定时刻，只能暂时放弃自我。这是中国的现有国情。
这是一套再熟悉不过的说词。此刻的中国，人人都能用“屁股决定脑袋”来为某种行为辩护。这个短语用得太熟练了，我怀疑终有一日，人们会觉得脑袋只是又一个屁股，我们的思维水准只能徒劳维持在腰部以下。
没人怀疑铁凝与黄平在某一方面的合理性，尤其当你把此刻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很多人似乎尤其喜欢这种比较。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们不仅仅是党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工具，不用让自己局限于“社会现实主义”的教条中。在这个系统中，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在最幸运的时刻，是“灵魂的工程师”，在平庸的时刻只是一个齿轮或螺丝钉，无条件为这台巨大革命机器服务。他们的工作是纯粹功能性的，他们的作品自身没有价值，它的唯一价值在于唤醒大众，让大众选择特定的立场，参与特定的革命组织。这种使命曾经如此地富有诱惑力。自从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晕眩和绝望的转型之中。曾经，他们是这个古老国家的特权阶层，有一套世代相传的知识系统，生活在一种确定无疑的价值观中。突然之间，这套系统失效了。他们陷入了双重焦虑，一方面他们看到中国从天朝坠入了现代世界的重重危机，他们自认是国家权力和价值的双重代言人，却面对新的屈辱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他们也目睹传统中国社会的瓦解，他们曾经的道德与知识的领导地位也随之摇摇欲坠。接连的挫败把他们弄得既心急如焚又心灰意冷。
马克思与列宁主义学说出现了，充满了摇荡心旌的魅力。它批评西方世界的自身弱点，减缓了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的焦虑；它还承诺一个迅速到来的光明社会，同时消除中国的外在屈辱和内在矛盾。很多知识分子满腔热情投入它的怀抱，当意识到他们的思考、写作、绘画，是为广阔的大众服务时，他们脆弱而矛盾的内心，突然依附到一个更强大的群体和力量之上，他们摆脱了孤单和挫败感，他们觉得自己被需要，感觉到归属和力量。
甜蜜的感觉没持续太久。他们很快发现，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他们不仅要放弃自我，还要侮辱自我、清洗自我，甚至杀死自我。即使努力做到这一切时，他们发现根本没有为所谓的人民服务。整个社会只是一项工程，人民只是工程的材料，作为灵魂工程师，他们的首要工作是让自己和别人都失去灵魂，或是让所有人都只有一种灵魂。这种批量的灵魂，易于堆砌成宏大的工程。它可以是村村都有炼钢炉、一万斤的水稻亩产、一场“破四旧”的运动、百万红卫兵的广场呼喊……一个称职的“灵魂工程师”要在一个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写作出“金光大道”；要在大饥荒的前夜，用“科学方法”论证亩产万斤水稻。他能成功地让自己对现实视而不见，或只看到一种“现实”。而做不到这一切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成了国家的边缘人，他们被下放、改造、从“士农工商”中的最高层变成了臭老九。一些最为勇敢的则成为国家的敌人，他们要保持自己的头脑与舌头的独立性，结果永远地失去了头脑与舌头。
这个时代在一九七零年代末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还是严寒后的短暂春天？相对于前三十年，一九八零年代有某种温暖和开放，充满了尝试精神。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似乎又开始重新他们的自我身份。
一些人寻找自己，他们写朦胧诗、在画布上嚎叫，表达内心的压抑；一些人则要充当社会的良心，他们要暴露不公和黑暗，为受害者张目；还有一些则试图加入权力系统，他们要从顶端发令改变中国。尽管仍是一轮又一轮的压制，从“清除精神污染”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作家们仍会感慨“我爱这个国家，但这个国家爱我吗？”但国家却与知识分子、艺术家们达成了一个短暂的甜蜜联盟。国家贫穷、脆弱、丧失了公众的信任，需要他们让分裂的社会重新团结，让公众僵死的内心重新活跃投入到新的活动中，科学技术则是第一生产力，它能为政权提供新的合法性。但这个国家的政权的本质却从未改变，他们所做的一切，不管是态度上的温和、政策上的让步、控制上的和缓，都是为了巩固权力。倘若权力遭遇挑战，所有的态度都将为之一变。很少有人猜测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后果，人们都觉得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一九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不会重演，邓小平本人也深受其害。
但历史还是重演了，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再次成为国家的敌人。那些最著名的、最有风骨的被迫或主动离开了这个国家，还有一些关进了监狱；另一些则将自己的声音隐藏起来；甚至那些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少年，都提前被惩罚，大学开始军事训练，在自由作风最显著的北京大学，军训的时间则长达一年，在你进入燕园熏染知识与教养之前，你要先在石家庄接受一年的军事化生活和意识形态的洗礼。在大学校园、研究机构、作家与艺术家群体中，恐惧与失落的气氛四处蔓延。
三年后，一场或许更为深刻的变化来临了。经济生活成为了整个国家的中心，人人都准备转变成小商小贩。之前的政治危机带来的精神危机，在这场新的社会运动之前，更暴露无遗。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们，面临着新的考验。他们或许曾经被迫害、被污辱、被谴责，但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从来都占据着某种特殊位置。但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变得不重要了。这既是政治压力所致，也由于政权和公众都有了新的热情——政权要在经济增长中获得合法性，公众要在物质世界获得满足，这种满足既安全又具体。一九九三年“人文精神”讨论，像是知识分子所做出最后的一次抗争。但这抗争却暴露出他们内在价值危机。那些世俗精神的拥护者们，以为世俗是解构意识形态的有力手段，却没意识到这是个无解的路径；而那些大谈人文精神的人，却往往是迷乱的集体理想主义者，他们以理想主义与人文主义为名，却充满了对个人自由和权力的蔑视，他们的人文精神背后是一种对权力的依恋。一些最清醒的人意识到，重建个人的内在价值与信念，才是真正的出路，个人的内在独立是变化的前提。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很少具有这种内在的信念。但这些清醒者的声音太微弱了。
九十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八十年代虽彼此批评、却仍有广泛一致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联盟，分崩离析了。追求个人自由、推动社会进步、启蒙大众的共识瓦解了。新崛起的经济学家成为商业社会的响应者，艺术家与电影导演把注意力投向国际市场，而八十年代最为中心的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重心。他们一部分流亡海外，似乎失去了脚下的土壤，他们原先对中国的丰富理解也随即被简化成政治姿态；一部分钻进了书斋，学术的呼声迅速提高，思想则被理解成浅薄与热情泛滥，但人们是在学术中重建自我、还是逃避现实，谁都不愿意讲清楚；小说家与诗人们则集体失语，一个大众媒体的时代迅速到来，语言泡沫蓬勃兴旺，水准却不断稀释、衰退，他们的很多工作开始被敏感的新闻记者所替代。
这也是个充满希望的时代。国家正从各领域逐渐退出，它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进一放松了对私人生活的干涉。尽管这其中充满了不公，但它仍让人呼吸到更多的自由。你可以选择居住在北京、深圳或青岛，你可以从会计师变成小说家，你可以毫不犹豫向一个姑娘表达自己的爱意，倘若你家境富有，即使学习成绩不佳，还可以去英国、澳大利亚读书，倘若你富有到相当程度，你更可以放纵自己的种种欲望，此刻的中国有你能想象到的一切便利。你说我们没有自由，却可以在聚会上尽情抨击政府，没人会因为这些话把我们扔进监狱了。当然，所有人都知道底线在哪里。政治生活仍是严格垄断的，倘若你稍加挑战，所有享有的自由都可能被剥夺。人们似乎也没兴趣挑战，眼花缭乱的新生活在等着被享受。
知识分子、艺术家们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社会的良心”已成为遥远的追忆，他们甚至放弃了自我身份的特殊性。在这个新到来的年代，他们是另一种商人，别人卖出矿石、劳力、电视机，他们则出卖文字、思想与画笔，他们自认是另一种娱乐提供者。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少有人注意国家在其中充当的角色。人们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商业年代，一切都可以用来交易的，却很少意识到，这并非是真正的自由交易，它是一个被控制社会的另一种逃避的渠道。传统的精英文化，那些优美的、崇高的、正直的、富有个人责任的书籍与艺术，被有形或无形挤压；而得到鼓励的则是愚蠢、纵乐、逃避、嬉笑。
而国家则悄悄地重新进入公共与私人生活。这一次，它没有强大的意识形态依靠，也不再赤裸裸使用暴力，它要创造一种新的合作精神。老掉牙的意识形态要通过时髦的广告体现，政权再度披上了民族主义的外衣。富有的国家重新变得诱人，不是因为它的内在价值，而是它的订单、它的购买力。它资助大学、研究机构、它给你提供一种和强大者联盟的快感，它给你在一个过度竞争社会里欠缺的归属感。
一场重新国有化的运动已经开始。国有企业吞并私营企业，青年人拼命考取公务员，娱乐明星争先恐后唱赞歌。而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既不再是空洞的“灵魂工程师”、又不是“臭老九”，他们是软实力的一部分。他们要书写这个年代的“金光大道”。中国不正处于新的“金光大道”上吗？它的崛起正激起世界广泛的好奇与谈论。
国家可以委任你来代表，给你提供大笔金钱去周游世界；它也可以向你展开市场，让你频繁出现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收获艺术家渴望的认可，享受到种种便利和自由；国家比昔日更慷慨了，但是它也有某种原则，其实也谈不上原则，它只是某种模糊的地带，如果你触碰了这些地带，它不一定立刻用某种残暴的方式惩罚你，他甚至仍然允许你继续写作、绘画、拍电影，甚至允许你把它们在国外出版、展出和放映，但是不要抱有希望它能被本国的观众看到。它让你成为自己家中的流放者，很多时候，你生活在这里，描述这里的一切，你周围的人却对此一无所知，国家已经制造了足够多的噪音，让你的声音轻易地淹没其中。
很少有人能逃避这样的诱惑。如此广阔的听众，如此丰厚的报酬，如此不可思议的自我展现机会。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不再需要孤军奋战，不需要顾影自怜，它可以站在权力中心。而且他们也无需过分自责，他们不是在为一个特定的政权服务，他们是在为整个中华民族服务，十三亿人需要表现自己的自尊与自信。“这是中国人民的大事情”，张艺谋喜欢这样说，他导演了奥运会开幕式。
甚至面对西方的焦虑感也减弱了。艺术家与知识分子，曾经觉得一切理论、视角、技术，都是借自别人，我们只是模仿者。但现在，中国的规模和富有，给他们安慰。或许，我们从来与众不同，我们不需要追随别人，我们可以创造自己的方式。一场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再没有哪个艺术家有这样的表现机会。尽管有一位又一位的领导提出的建议，但他们也给你调动资源的无限能力，审查、规模还有新技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
如果你是被国家与市场都选择的艺术家或是知识分子，你会比二十年前得到得更多，国家的赞助，国内市场、还有国际的赞扬，都是从前不能想象的。但获得越多，也更怕失去。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官方作家与学者的表现，表明一些根本的东西的确失去了。
但这不意味着他们真是国家主义的拥护者——人人愿意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放弃个人立场与利益。“我假装工作，你假装付钱给我”，这是东欧国家在七十年代的流行说法。而现在的中国呢，很多人遵循着“我假装爱国，你要给我真正的好处”。人人都是交易者，立场、信念、思考、赞叹，都是可以用来交易的。一个富有、强大的国家，是一台充沛的提款机。有人大谈国家的长治久安，却一心掘取利益；教授们把学生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像争取商业项目一样对待研究课题；那些上街高喊爱国口号的年轻人，则很高兴他们有机会在公共场合公然表达的自己的情绪……除去短暂和具体的利益，人们其实什么也不相信。也正因此，人们有时拼命寻找一些更为辉煌和辽阔的东西，好在那一刻超越卑微的生活。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们只是这一连串的交易者中的一环。一个交易者应充满了风险与成本意识，他不能直接而畅快地表达自己所想一切，不能不顾后果去尝试、去想象、去刺穿，他们仰慕并畏惧强者，对弱者缺乏同情，他们过分灵活，什么都相信。这种精神构成了当代中国的精神内核，这是我们想让世界了解的吗？连我们自己都不愿意面对这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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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光

在此刻的中国，你可以读到任何东西，但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存在，我们有了互联网，但它没有带来太多的改变。
戴晴这样说。二十年前，她在中国无人不知，一个勇敢、富有才华的新闻记者，不懈的社会活动家。她对寻求真相抱有异乎寻常的热忱，她追寻王实味、储安平的命运。他们都因拒绝在意识形态面前放弃个人的正直和独立的思想，而被淹没在扭曲的历史烟尘中。她编辑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三峡工程的重要文集，提醒人们注意它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她也体验过牢狱之灾。
在过去二十年中，她仍勤奋写作，投身环保活动，但年轻一代已经很少知晓她了。她最近出版的关于张东荪的传记，只能在香港与台湾发行。她当年倾力反对的三峡工程，则一步一步、不可阻挡地成为现实。在此刻中国的公共空间，她的声音消失了。它不是来自于直接的压力与限制，而是让你淹没在更多、更杂乱的信息中，它让你的言论无法转化成有效的行动，而使言论仅仅沦为一种姿态，听众们则变得厌倦、以至于反感。
三峡工程再恰当不过反应出这种新的现实。一九九零年代初，富有正义的学者们仍极力表明自己的反对，即使一向被视作像皮图章的全国人大都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表明自己的否定立场。但引人争议的工程最终还是在政治权力的主导下通过了，不同意见的专家被剔除出顾问名单。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巨大的移民工程、环境的隐患，吸引了新闻记者的注意，他们见证、描述了大工程下的个人悲剧。他们甚至也揭露出，工程所需的投入比当初计划得要多得多，带来的经济前景则不似当初描绘的美好。但工程已经开始，它有了自身的逻辑，很多组织和个人，都依赖它获取现实利益。而且它是因政治原因而起，终止它则意味着某种政治决策的失误。新一代的政治人物既不愿意冒险去否定上一代的遗产，也不愿意承担未来的历史责任。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当三峡大坝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时，没有一位高级别的官员出现在现场。
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停顿大坝继续生长。它变得越高大，质疑的声音就愈显微弱。而当抗议只能停留在表层现实，不能进入深入的分析，或通过已有的组织转为行动时，抗议就变得雷同，让人厌倦，公众转而寻找更新鲜有趣的东西。抗议者也身陷无力，而只能更加强调自己的姿态。贾樟柯二零零七年的电影《三峡好人》像是无力情绪的隐喻——错误难以被纠正，一切都已发生，我们最后能做的仅仅是将抗议转化成审美经验。
三峡工程不也正是过去二十年中国社会的隐喻吗？所有的异议声音，都将被某种方式吞噬和挤压掉。这个过程不是一九五七年百花齐放之后的万马齐喑，也不是一九八九年之后的肃杀冷漠，而是让你缓慢地自我放弃，不可救药地被边缘化。
如果说戴晴仍因昔日名声和活跃，仍因居住在中国，而被视作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那么这次在法兰克福书展中与她同时倍受争议的贝岭，则更少为人知。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他编辑的《倾向》。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我坐在北京大学东门外一条小巷中的一间咖啡馆里发呆。临桌一个瘦弱的男子正从书包里拿出那几本书，这不是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他正在说服咖啡店的老板能够代卖，这多少有一点点风险。我记得当时随手翻阅过，却没有购买。我和朋友们在兴致盎然的谈论去做一个网站。对我们来说，硅谷是这个时代的中心，即使你热爱写作，也该去思考数字年代的商业规则，或是创办一本像《连线》这样的杂志。《倾向》仍在谈论思想、文学、甚至是流亡作家，它显得太陈旧了，似乎和这个充满希望、机会蜂拥而来的中国社会脱了节。我们都还年轻，希望自己迅速富有、著名、被人喜爱，从硅谷到中关村，一些青年人已经展现了他们直线式的成功奇迹。谁想成为一个愁眉苦脸的流亡作家？
这六十年的中国真是个奇妙历程。前三十年，人们经历了奥威尔的噩梦。他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信息被掩盖，真理被隐瞒，文化受控制。如今奥威尔的噩梦尚未完全醒来，赫胥黎的梦魇又叠加了上来，不需要努力的禁书，没有人愿意读书，汪洋如海的信息吞噬了人们的思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我忘记是怎样逐渐知道贝岭的，或许是因为我实在没有能力让自己在新经济浪潮中变得成功和富有。我买到了能买到的所有《倾向》，还找到了他编辑的哈维尔的文集。我喜欢他语言的紧张感，尽管这大有模仿苏珊·桑塔格之嫌。我也得知他创办的中国流亡作家的笔会，我的几个大学时代的朋友也是其中的会员。但对于他们，我似乎总保持着某种距离。似乎是在潜意识里担心自己也会被驱赶到一个边缘地带。他们用中文写作，声音却无法被中国公众听到。与画家或是电影导演不同，他们的语言是地域性的，只有很少人的作品有机会被翻译成别的语言。读一首北岛的英文诗，和看一部有英文字幕的张艺谋的电影，完全是两回事。他们唯一抵达中国公众的方式是网络，但这经常变成了一个滑稽剧场。对中国现状的批评，经常滑向了习惯性的嘲讽。因为中国的问题太多了，所有的问题似乎都遵循同样简单的逻辑，而它们很难因为批评而改变，所以这些嘲讽和批评就不得不一次次重复，直到有一天变成了烦躁的谩骂。
对于一个异议作家，这真是个让人沮丧的游戏。最初你持有对现实的批评态度，是个自由派，但在某一刻你或有意或无意触碰了某个敏感边界，然后你被贴上了“异议”的名称。然后你的名字在公开出版物上消失了。它不仅是政治压力的结果，也因为出版社与媒体的自我审查。他们只能寻求在海外华人的出版物或是网络上表达意见。它感觉自己的表达空间被迅速压缩和抽象，然后不由自主焦躁和压抑，还有一个作家被读者遗忘的恐惧。只有很少的人能在这新的现实中，重新寻找自我，探索写作的意义。大部分人则在海外中文出版物和网络空间上，加倍表现自己的愤怒，他们开始沦为自己姿态的俘虏，他们原本的丰富性和延展性被抽干了，他们“异议”的身份逐渐强烈，而“作家”与“知识分子”的身份减弱。但他们中的很多都是自省之人，他们知道自己陷入了心理危机，于是很多人转而寻求更强大的精神慰籍。在过去的十年中，异议知识分子大规模投身基督教，多少像是这种心理危机的反应。这真是黑色的幽默，在中国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十年里，中国最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最热衷的活动是登山，而且是集体性的，倘若一场雪崩到来，很多企业可能一下子陷入困境。而在中国问题变得日益复杂的十年里，自由知识分子则大谈基督教。八十年，朱利安·本达把那些投身于激烈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之中的潮流，称作“知识分子的背叛”，而如今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突然性、不加分析地拥抱，是另一种背叛吗？
用背叛似乎太残酷了。在中国成为一个异议者从来充满风险。“在我们的文明中只有两种异议者：天真的英雄和标新立异艺术家”，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兹蒂曾写道，“他们都注定变得无关紧要。”在米克洛斯写下这些文字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一九六零年代中期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它和普通人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我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放弃对政权的挑战。这里有可口可乐、牛仔裤，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羡慕这里甚至还有摇滚乐演出。
专制政体、意识形态控制并未改变，但比起仍旧严酷的其他共产主义阵营国家，匈牙利像是个天堂，它更富有、也更自由，人们说它是“牛肉汤共产主义”。但只有敏锐如米克洛斯才会大声指出，这是天鹅绒监狱。监狱的铁栏杆虽然套上柔软的天鹅绒，但它仍是监狱。
艺术家与知识分子也获得了某种新的空间，但一种新的危险也随之到来。他们主动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和现有政治权力不仅达成妥协，甚至相互依赖。在这种情况下，异议者遭遇的挑战，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压迫，也来自他的同行、他的读者与观众。他们担心他的挑战，会破坏掉既有稳定的局面，危急他们的个人生活，担心他们已享用到的稳定和富足再度失去。这种焦虑，会转变成怨恨和疏离，他们远离这些异议者，拒绝给他们支持甚至注意力。“绝望的无政府主义是他们保持个人独立的唯一方式。”米克洛斯评论说。
权力对比的失衡、沟通渠道的堵塞，是催生无政府主义者的温床。除去姿态，他们无可依靠，然后他们又被姿态吞噬。戴晴与贝岭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中心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而是因为他们的姿态。比戴晴和贝岭更不幸的是四川作家廖亦武。自从他二十年前写了一首触犯政治忌讳的长诗以来，他坐过监牢，四处流亡，坚持他独特个人风格的写作——关于中国底层人物命运的访谈。他的作品出现在纽约的《巴黎评论》这样的精英读物上，翻译成英语和德语，他也是这次法兰克福书展被邀请的作家，但却像之前的几次尝试一样，他根本出不了国门。
“似乎只有通过这样的事，我们才能被外界所知。”他不无绝望地说。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出版物上，除去朋友的小圈子和一个更小的国际市场，没人知道他的努力。即使人们谈起他说，“异议”的标签也会掩盖对他作品的理解。很多中国人，包括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并不喜欢他们表现出的对抗感。当他们变得著名时，往往使这个政权陷入窘态。人们觉得似乎自己刚刚开始分享一个国家的强大给个人带来的荣耀，这些异议者就要在这些荣耀上抹黑。一种奇特的心理已经形成，人们可以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保持惊人的容忍和耐心，却对质疑者毫无耐心，担心他们说出的任何话，都会影响整体的荣耀。
但是一个丧失了异议者，或仅仅把异议者推入绝望的国家与社会，最终会陷入可怕的迟钝与僵化，失去自我纠正的机制与动力。此刻的中国不正陷入一种内在的僵化吗？整个社会看似活跃异常，但仔细探究下去，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个体都遵循着同样的单调逻辑。整个中国担心焦虑于自己在世界的地位，希望除去向海外输出工业产品，还能传播自己的文化。但文化本是自由生长出来的，是不同观念碰撞而出的，是人们诚实的感知世界的结果。无法如建造大坝、工厂一样，去塑造教授、培养作家。
对异议者的排斥，像是给我们的思想套入了牢笼，不可触碰的禁忌四处标明。思想和想象力，随之扭曲变形。它也窒息了自我对话的空间。当我们焦虑于不能与世界对话，总是被西方被误解时，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内部从未进行真正的对话，我们不尊重自己的艺术家和思想者，以及自己社会的创造力。人们利用艺术与思想，却从不尊重它，更没兴趣给它创造自由生长的空间。当我们越进行这种自我毁灭时，越对自己缺乏信任，却渴望外界、尤其是更强大国家的认可，越虚张声势地希望向它们输出些什么。
但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这个国家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有如此惊心动魄的近代革命，有那么多活生生的、包含人间悲喜剧的个人经验，有那么多彼此交织的矛盾，倘若能够自由呈现与探索这些历程、这些矛盾，这些压抑、自由和荒诞，它将是人类多么重要的精神财富。但我们却漠视这一切，禁止一些勇敢和富有想象力的人去探索。而在一次次禁止之后，一场更大的内在危机到来了，最有才华的人主动放弃了这些探索，因为它知道这些探索注定困难重重，充满了莫名的危险。他开始只在规定的路径上、以被认可的方式来前进。于是，一种致命的平庸最终裹挟了整个社会，其中最杰出的头脑，也不过是为西方的价值系统提供了某种中国经验和案例，他们展现不了独特的方法、思想以及事实。

凌光

刚才险些才进了一塌糊涂看到的帖子，觉得他说得好有道理哦，就先转到这里。

木耳

QUOTE:

以下是引用凌光在2009-11-22 20:36:09的发言：
阿齐兹抑制不住要讲话。他说他是巴基斯坦人，他说你是中国人吧，他说“九•一一”是布什制造出来的阴谋，他还觉得毛泽东很了不起，他还说六年前去过广州，真是让他大开眼界——午夜时分，街上还是人挤人，坐在露天的摊位上吃喝、交谈，没人害怕炸弹和抢劫，他觉得这在巴基斯坦和欧洲都不可想象。如果专制能带来繁荣和安全，他宁可选择专制。“未来是你们的”，他大声说，“你们会超过美国的。”

这个人很伟大，我们论坛里就有很多他的拥趸。。。

柳下翚

帖子很好，能否给编辑一下？看着累

许知远是FT中文网的专栏作家，http://www.ftchinese.com/column/007000007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11-22 22:50:43编辑过]

凌光

QUOTE:

以下是引用木耳在2009-11-22 21:30:01的发言：

这个人很伟大，我们论坛里就有很多他的拥趸。。。

这位论坛的哥哥，这一点我还真看不出来。

木耳

QUOTE:

以下是引用凌光在2009-11-23 12:26:25的发言：

这位论坛的哥哥，这一点我还真看不出来。

以前讨论相关话题时我记得见过很多类似言语，到底是谁却不记得了。。。反正这两句话是司空见惯的话，处处都能听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