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小说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其结果是喜忧参半:一方面,很多小说以自己的“快餐”版——电影、电视风靡一时,获得了更广阔的受众;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很多妙处生生地被大屏幕过滤掉了,失去了原味。不过,不管我们喜不喜欢这种现象,争论这种做法有没有意义是徒劳的,因为小说改编为影视是大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能做的,是想想如何在改编的过程中尽量保留小说的意味。 首先,不论一部小说是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还是限制叙事,它在评论方面都比电影更容易。因为不论叙事者是谁,他都可以在叙述的过程中对一件事情很方便地发表评论。比如上课时提过的贾宝玉的出场诗的问题。实际上在这里我们看到叙事者与作者是有一定程度的分离的,在这里叙事者更像是所谓的“世俗眼光”,也就是说,作者未必同意叙事者的言论,读者也未必同意,但是以世俗的眼光来看,贾宝玉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这种评论更加凸显出了贾宝玉面临的社会压力,让他的反叛意识更显得可贵。但是,这些东西拿到影视中就失去了。 可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评论也可以保留。比如在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叙事者是尼克,他几乎是整个故事的一个旁观者,只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在影片的结尾,导演用他的口吻,使用了画外音的手法来作了一段评论:“我很好奇盖茨比第一次看到黛西家码头上的绿灯时,心里在想些什么。他花了好大的力气才走到这里,而且他曾那么接近梦想,仿佛一切触手可及。他不知道,其实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梦想。”这段评论合着一段优美而又怅惘的音乐,乐声中,影片圆满结束,并且被推向了一个新的思想高度。 其次,小说在人物心理刻画方面更自由。这个很容易理解,小说随时可以来一段心理描写,而影视作品中就很难,要直接描写人物心理就只能让人物自言自语,但是自言自语用的太多又很做作。有时,小说中的人物还可以心中无限感慨,但是表面上又欲言又止,这种感觉放到影视中就恐怕得完全演员的神情来传达了,不过这种传达未必是准确的,一来演员的演技有高有低,他们的传达未必到位,即使到位了,观众能不能读出来又是另一回事了。 《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晴雯死后,宝玉在园中祭奠,这时黛玉过来,两人一起想出了两句诗:“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这时小说中是这样来描写黛玉的心情的:“黛玉听了,忡然变色,心中虽有无限的狐疑乱拟,外面却不肯露出,反连忙含笑点头称妙,说:‘果然改得好。再不必乱改了,快去干正经事罢。……’”这个细节其实很重要,读者读到这里很容易就能体会黛玉为何会因为这两句诗心神不宁。黛玉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这两句诗既是写给晴雯的,也是写给自己的,这诗文好像可以预言自己和宝玉的结局。这一点虽小,却很重要,即表现了黛玉的多愁善感,又为后文买下了伏笔。但是如果我们是电视剧的编剧,这可真的要了我们的命了:这个细节不能舍弃,但是又不能令黛玉开口说话,怎么办才好?我看了87电视版,发现编剧是这样处理的:晴雯死后,宝玉在园中祭奠,黛玉出现,说道:“好新奇的祭文!可与曹娥碑并传的了。”说着过来放下一枝花,拜了一拜。宝玉一边说着:“你都听见啦!”一边把祭文递给黛玉瞧,黛玉念道:“红绡帐里,公子多情;黄土垄中,女儿薄命。”接着一面说:“这一联意思好,只是咱们窗子上都糊的霞影纱,何不说'茜纱窗下,公子多情'呢?”一面把祭文递回给宝玉。宝玉点头:“对,对极了。你平日里待晴雯就好,这片祭文就算是你作的吧,改作‘茜纱窗下,小姐多情;黄土垄中,丫鬟薄命’怎么样?”黛玉轻轻摇了摇头:“她又不是我的丫头。”宝玉想了想说:“有了,就改作‘茜纱窗下,我本无缘;黄土垄中,卿何薄命’,怎样?”黛玉没有回答,两人相视无语。宝玉把祭文烧了,接下来,暂且无话。到了第30集,有这样一个镜头,黛玉坐在桌前,把这两句诗写在一张纸上,怔怔地看着出神,这时紫鹃进来,说道:“姑娘,宝玉病了,快去看看吧!”看到这里,我真的佩服那位编剧,这里黛玉把诗文写下来回味,足见她听到诗文时所受的触动。虽然只是一个镜头,虽然用了一种迂回的手法,但是黛玉的那种不详的预感就完全可以表现出来了。 再次,小说中的视角多变。小说可以交叉运用上帝的视角、主人公的视角、旁观者的视角,作者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影视中可以一定程度上做到这点,比如镜头的运用,但是跟小说相比多样性有限。不过影视有时可以通过演员的合作,在同一幅画面上同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比如刚刚我提过的祭晴雯那一段,在小说中是写一段宝玉再写一段黛玉,就像打网球一样,两个人接替上场。电视剧中可以看到黛玉评论祭文时,宝玉在一旁神情无比失落,这对气氛和情绪的渲染是很有帮助的,这里就如同打保龄球,两个人各自一条球道,可以同时出手。这种方式虽然不同于小说,但是又有一种不同的味道。 我想到的就这么多,希望大家集思广益,能够发现甚至想出更多的手法来帮助小说更好地改编成影视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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