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不能承受之“怪”？——怪在没有复兴自己。

远风

QUOTE:

以下是引用木耳在2010-3-28 20:15:56的发言：

我非常同意文中其他的论述，唯独此句不敢苟同。

首先，胡适的原话不知被共产党人批得多厉害了。即使不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我们也难见这话的外延到底有多广，胡适本人不还提倡“全盘西化”么，这不是主义和说又是什么。

其次，说和做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具体到不同的人和事身上时，其所指并不是对立的，两者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譬如一个谏官如果想做好的话，他就必须敢说能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说的太多的话，那也是废话说的太多，该说的话不但不多，反而是太少。做的太少同样是这个道理，不是因为说的多了而导致少了，两者不但没有必然联系，甚至于很少直接联系。教授不论是在课堂上公开说话，还是在研究室里闷头写作，本质上都是一个法律词语：言论。不能说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就是说，在屋子里闷头写作就是做，更不能说教授该去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胡适的话是有所指的，可我们如果滥用的话，那只能导致机械唯物主义的滥觞。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第一，这话跟胡适没有直接关系。每一种言论都需要注意其现实针对性，而不能因为其在历史出现过，就一定要揪住当年的背景来印证当下。

第二，知行合一 与 说和做的关系不直接对等。言行不一的例子不必赘及。你说的不错，在不同的人和事上，说与做确实不是绝对对立的。其中情况大有不同。有人是言行一致的；也有很多人言行不一致；还有人是说了不做或不马上做，等等。你举的例子都是为了方便自己结论的，但也没关系，就说这两个例子。对于谏官而言，其职责在谏，他的说就是做。但同时请注意，如果一个谏官对要谈及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调查、充分的思考，所谓的谏就仍然是一种说，而非做。正是你所说的废话太多之意。我也同意你关于教授“不能说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就是说，在屋子里闷头写作就是做”的观点。对于真正的教授而言，台上言说及台下写作是一样的，都是做。

做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其核心在于有所作为。如果有人针对某些问题有的放矢的批评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其实就是一种做，他在力图解决问题。

而我理解的说主要在于空谈。不是乌托邦的意思，而是很多人为了满足话语快感或通过语言满足被人关注欲望的行为，是为了说而说，言说仅仅是一种形式，先站上批评高地或摆出先知先觉的姿态，指点江山，睥睨万物。至于后来的事情，与己无关。我反对这种态度。批评，尤其是片面、浅薄的批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没有任何意义。但真正的批评，能够发人深省、能够令人如冷水浇背的、能够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批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试问，如今网络喧嚣，又有多少真正的批评？这些批评中又有多少是有助于解决问题的？这些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批评又有多少被一一落实呢？我认为，在实际的社会推进过程中，做事比言说更有效，改变人们的观念不能仅仅靠言说。

此外，滥用何指？我仅仅是同意天马的一句话，你就为我担心会滥用胡适的话。在没有真正展开问题之前，这样的担心是否有些超前呢？

我们所看到的问题角度有所不同，但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你的话在某些语境下是有效的，但你没有介入我所说的语境，大概也不知道我的观点缘何而发，何以就用自己的体验来代替，匆匆作伐呢？起码你要把你观点有效的范围界定一下吧。

剩翼

呵呵，天马兄真是出手不凡，一上任的这篇东西就引来激烈的讨论，我喜欢这样的你来我往：）

这段时间太忙了，先占个位置，对这篇东西，我也有些话要说，回头整理好了发上来。：）

剩翼

“复兴你自己”的确重要。不过，要说没有复兴自己便是大学不能承受的“怪”之所在，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且不论楼主所说的中国“秩序”是否可以视为一种（严格意义上或是比喻意义上的）宗教，单说“束缚人的制度……仅仅是中国宗教的衍生产品或者直接产品”我便不大同意，此话的意义，显然是将制度因素视为所谓“秩序”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问题在于，这种如此“根本”的“秩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总不该是凭空掉下来吧？

楼主认为，“......无法更改之下，作为一个个人，能做的只有复兴自己。”这话本也没什么可说，不过除了这里面的“个人”要有所指代之外，我还想问，“复兴自己”的目的又何在呢？“每个人每天要做的，是你能否静下心去做研究。公务员，要想的是如何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态度，如何不去歧视那些需要政府帮助的人；教师，要想的是如何 提高自己知识能力和道德质素，如何帮助学生去独立建造自己的知识体系；金融人士，要想的是如何借助外国资本和技术的力量繁荣中国金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 农畜产品、粮食、石油、矿产、日化等行业都已经被国际资本控制了；政策高层，要想的是如何发展中国的产业，有了产业才能有跟产业相关的一切产业链；……学 生，要想的是如何踏踏实实地做好学问，如何多读一些书，如何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实践能力。”这些都没有错，然而，仅此而已么？莫不是说每个人都独善其身，做好自己的事业，我们的社会就会走向更文明，更进步，更民主和更自由呢？

楼主也谈到话语权的问题，话语权重要，太重要了，不过还有一样东西比话语权更重要，那就是“争取话语权”。在我看来，萧翰一类学者所争取的“话语权”，倒还不是楼主所说欧美国家在国际社会上掌握的话语权，而是单就我们一国之内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权。知识可能丰富你的话语，但无论你掌握多少知识，也不可能就此为你带来说话的权力。

楼主所构想的每个人尽职尽责地“复兴自己”的社会图景固然美好，但我想必须明确一下，其间必包含复兴自己的人本精神和公民意识，而这里面无疑就包含着要求属于自己的话语权，萧翰先生的作法有些我也不太认同，比如讲一个学期讲不完自己的课之类的，但萧翰先生的主张我是基本同意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他告诉我们，话语权你自己不去争取，没人会施舍给你。既然楼主认为“公务员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服务态度”都是顶顶重要的，那么作为一个参政议政的公民，要求自己的话语权，要求本应属于自己的天经地义的权利，也同样是顶顶重要的。

木耳

QUOTE:

以下是引用白水在2010-3-29 0:12:44的发言：

“在看到中国停滞时，他们也更感觉到自己的运动。英国人在看到中国任何人除了做社会希望他们就地能做的事之外无法从事任何其它事情时就明白了个人积极性的重要。当他们看到中国唯一的人的实体就是整个集体时，就认识到西方人的力量。当他们了解在中国无人能超越规定给他的位置，否则就会影响已定的等级体系时，也就测定了在他们国内竞争所起的作用。他们在猜测商人在那里受到何种程度的蔑视时，也就量出商人对他们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总之，他们更为理解个人主义、竞争与革新就是他们的财富和强盛的动力。”（624~625页）

离社会越近，越觉得加黑的这句话的分量。

一个满清年迈的大臣，只要他有足够的理性，估计是很难接受英人的那些新鲜事物。在专制的等级社会里，不但接受新事物有风险，而且人老了，还管那么多干什么。接受的话，只是培养别人，自己可就得下台了。

最后呼唤白水把所有的部分都贴出来，读起来很过瘾，趣味性不差《明朝那些事儿》，而文笔则又胜出多矣！

白水

这几天在翻读刘瑜的《民主的细节》，颇受启发，各位也不妨看一下。

白水

QUOTE:

以下是引用木耳在2010-3-29 20:13:05的发言：

离社会越近，越觉得加黑的这句话的分量。

一个满清年迈的大臣，只要他有足够的理性，估计是很难接受英人的那些新鲜事物。在专制的等级社会里，不但接受新事物有风险，而且人老了，还管那么多干什么。接受的话，只是培养别人，自己可就得下台了。

最后呼唤白水把所有的部分都贴出来，读起来很过瘾，趣味性不差《明朝那些事儿》，而文笔则又胜出多矣！

文章是1996年写的，后面又引入了俄国使臣在康熙时代访华见闻的材料，当时对中国近代化历程有一个非常宏大的思考，文章没有写完，录入电脑的只是一小部分。

木耳

QUOTE:

以下是引用远风在2010-3-29 8:31:28的发言：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第一，这话跟胡适没有直接关系。每一种言论都需要注意其现实针对性，而不能因为其在历史出现过，就一定要揪住当年的背景来印证当下。

第二，知行合一与说和做的关系不直接对等。言行不一的例子不必赘及。你说的不错，在不同的人和事上，说与做确实不是绝对对立的。其中情况大有不同。有人是言行一致的；也有很多人言行不一致；还有人是说了不做或不马上做，等等。你举的例子都是为了方便自己结论的，但也没关系，就说这两个例子。对于谏官而言，其职责在谏，他的说就是做。但同时请注意，如果一个谏官对要谈及的问题没有足够的调查、充分的思考，所谓的谏就仍然是一种说，而非做。正是你所说的废话太多之意。我也同意你关于教授“不能说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就是说，在屋子里闷头写作就是做”的观点。对于真正的教授而言，台上言说及台下写作是一样的，都是做。

做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其核心在于有所作为。如果有人针对某些问题有的放矢的批评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其实就是一种做，他在力图解决问题。

而我理解的说主要在于空谈。不是乌托邦的意思，而是很多人为了满足话语快感或通过语言满足被人关注欲望的行为，是为了说而说，言说仅仅是一种形式，先站上批评高地或摆出先知先觉的姿态，指点江山，睥睨万物。至于后来的事情，与己无关。我反对这种态度。批评，尤其是片面、浅薄的批评，不是太少，而是太多，没有任何意义。但真正的批评，能够发人深省、能够令人如冷水浇背的、能够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批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试问，如今网络喧嚣，又有多少真正的批评？这些批评中又有多少是有助于解决问题的？这些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批评又有多少被一一落实呢？我认为，在实际的社会推进过程中，做事比言说更有效，改变人们的观念不能仅仅靠言说。

此外，滥用何指？我仅仅是同意天马的一句话，你就为我担心会滥用胡适的话。在没有真正展开问题之前，这样的担心是否有些超前呢？

我们所看到的问题角度有所不同，但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你的话在某些语境下是有效的，但你没有介入我所说的语境，大概也不知道我的观点缘何而发，何以就用自己的体验来代替，匆匆作伐呢？起码你要把你观点有效的范围界定一下吧。

呵呵，我驾驭文字的水平还比较低，语气上面往往过于恣肆，这点还望多多包涵。就我上面的帖子而言，应该说针对得是那句话本身，而不是诛老师之心。不过对于老师的这个帖子，仍有些地方需要探讨：

第一，“揪住当年的背景来印证当下”好像没有多大错误性可言，毕竟追溯一种思想的源头及其背景，然后再将之比对于当下，总有助于对当下问题的理解。

第二，首先，老师说本真的目的在于反对空谈提倡脚踏实地，这个观点我自然赞同。但是用“说的太多，做的太少”近乎口号似的语言来概括，却有可商量之处。正如老师也同意，大家提倡真说，提倡“有的放矢的批评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那么我想大家也肯定都反对作秀，反对那些做作、虚假工程、政绩工程，这些劳民伤财的事貌似还是少做一点好，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中国当前的社会“做的太多，说的太少”呢？

       其次，老师认为“在实际的社会推进过程中，做事比言说更有效，改变人们的观念不能仅仅靠言说”，但“做事比言说更有效”不好证明，很多例子也可以表明言说比做事更有效，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救亡历程貌似即可管窥一斑。至于“改变人们的观念不能仅仅靠言说”这句，的确很正确，但也难以充分证成“做事比言说更有效”，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改变人们的观念不能仅仅靠做事。当然，我这么分析也没有说老师错误的意思，只是说老师论证了一个侧面，而没有述说另一个侧面。而我觉得，有必要述说另一个侧面，否则在不能充分接近老师思想的情况下，就有可能产生误读。

第三，我当然不是指责老师滥用了，我说得也只是如果，可能确实没有必要，因为老师的确没有这个意思。我的论述更也是针对得这句话本身，不过借了老师的帖子方便评论，只是我上面所说的这种不全面论述（当然并不错误）的有可能生发的结果之一。

第四，我觉得老师最后一段的论述有点让我难以适从。一方面，老师要求我进入您的语境后再做切中的评论。这点我的确需要道歉，我经常看到句子后即匆忙以自己的体验开始劈空造论了。另一方面，老师又要求把我观点有效的范围界定一下。事实上，老师对这句话只是做了一个赞同的表态，至于该话有效的范围并没界定，在这种情况下，我确是难以进入老师的语境了。如此一来，我也就不知从何界定我的观点有效地范围了，那么我不着边际的挞伐貌似也清幽可原哈[em01]

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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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白水在2010-3-29 23:13:28的发言：
这几天在翻读刘瑜的《民主的细节》，颇受启发，各位也不妨看一下。

恩，前些日子在百度上搜索名人博客时读过几篇，确实挺新颖有趣和实用。

小毛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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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白水在2010-3-29 23:13:28的发言：
这几天在翻读刘瑜的《民主的细节》，颇受启发，各位也不妨看一下。

绝对赞成，此书极佳~

天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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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白水在2010-3-29 0:12:44的发言：

看到这几句，不禁一愣，这些说法的出处是？

我的原文是：“马葛尔尼单膝向乾隆下跪时，奉送了英国出产的瓷器，乾隆盛怒：你们XX国家的瓷器还敢送给我？你不知道你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吗？——这里的关键是马葛尔尼在晋见乾隆时没有拿宋瓷与英国瓷器作比较。之后，他从北京一路南下，看到了中国之盛美，比较了英国之糟糕，方知中国的科技领先度，不只一点点。”

恩，可能我的记性不太好吧，将以前看的资料整理成我的逻辑，再说出来之后可能有些令人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