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讲与读书 我这题目里的“听讲”,说的就是只靠耳朵听别人讲经说史,如听评书,听故事,听说古,听戏(宋·吴自牧《梦粱录》:“杂剧全用故事……”清·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诸宫调者,小说之支流,而被之以乐曲者也。”《戏曲考源》:“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故,听戏也是在听故事),以及听讲座,皆在“听讲”之列。而“读书”,就是指自学,指自己为探求某个问题、某种学问去搜寻有关书籍,坐下来认真地读,去钻究。 听讲者多,读书者少!听,易;读,难。听,简便;读,费心。再说深点儿,听别人讲,还能带很大娱乐性,能在消闲中开心取乐。而坐下来读书,乃至扎进书堆里翻检查阅,是苦差事,是令常人感到枯燥之务,非个中人是难得乐趣的。世俗之失,正在于趋易避难,喜听而厌读!更糟糕的是听而信之,根本不知去找书核对那说的人说得是对还是错!听说书的或电视里什么“学者”讲皇上“登基”,就认为皇帝即位是“登基”。翻烂二十五史,也只有“登极”而没“登基”的皇上!即帝位,是登上最极高的位置上。而“基”是啥?基础、奠基的“基”,是最下层!当皇上不是登上极位,反倒跑最底层去了?听人大讲女子“三从”是在家没出嫁时听从爸爸的话,嫁了人就得听从丈夫的话,丈夫死了就得听从儿子的话,便信以为真。面对这种对“三从”的歪讲,只要知道查查《辞海》,也能明白。它典出《仪礼·丧服》,实际上说的是周朝时妇女没有特别的丧服,没出嫁时,遇见丧事,就随着爸爸,穿她爸爸应穿的那种丧服;嫁人后,遇见丧事,就穿跟丈夫同制的丧服;夫死,遇见丧事,就穿跟儿子同制的丧服——这跟听爸爸、听丈夫、听儿子的话,顺从父、夫、子的歪解,别如天壤!贾母是寡妇,要是她得听从儿子贾政的,就应帮贾政把贾宝玉打死了!她还敢制止儿子打孙子吗? 听一般的讲故事(包括戏的故事),信其情可也,把它当真实的史就错了!信诸葛亮“借东风”、玩“空城计”;信蒋干在赤壁之战前过江,还“盗书”;信硬把杨延昭与杨文广的父子关系,变成祖孙关系,中间胡造出来“杨宗保”和“穆桂英”,成了杨文广的爹和妈;信有个“郑子明”跟赵匡胤、柴荣是把兄弟;信《二进宫》的“国丈”叫“李良”,还篡了位;信什么“佘太君”还“百岁挂帅”……是听讲而不读书的大谬处!这些民间传说、故事、小说里的人情世故,出于生活间的人情世故,知其情,感其情,同其情,是正常的。但“情”非“史”!情为文之胆,实乃史之魂,唯听讲,以文乱史,不可说也! 正规点儿的讲座呀、电视里的“讲坛”呀,是讲学问,但也不能只听不读。一个人讲的,即使史料、文义都讲得正确无误,也不可能把相关史料都介绍出来,对文义的观点也只是讲者的一家之言。要想真对某学问做更深、泛的了解,还得自学!老老实实去读书,才会得出自己的心得、结论!只靠听讲,终归是所得肤浅。倘若那讲的主儿把古书内容讲错了,就更甭说了——以讹传讹,影响恶劣。有那么位讲者,在讲座中竟说和珅把《红楼梦》收入了《四库全书》! 由重听而不重读,我又不禁发一感慨:摆在那儿现成的古籍原著,没几个看的;正经的学术研究专著,因为没几个人买,连出版都难!而讲故事似的讲史说经,却人争听之!那句“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诚可引以喻听讲之众多;那句“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诚可引以喻读书之人少了!俗风若比,奈何,奈何!而最可叹的是这种趋听厌读之风,竟在民间传衍上千年,至今不替!敦煌发现的变文,是以故事讲内典,宋代兴盛的一些平话是以故事讲史。这“讲”虽有传播经史的作用,但终非原经原史。世人倘只以听讲当成学习传统文化的途径,不亦惑乎! 听讲结合读书,才是承传中华文化的正路吧?听讲结合读书,才可辨明所听的真伪:听讲结合读书,才能真增广学问;听讲结合读书,才会开发思路,得出自己的见解;听讲结合读书,就能有自信,避免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也会不迷信什么“专家”、“大师”,更不怕别人抬出他们认为的“专家”、“大师”来拍唬你了!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0-29 14:48:35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