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对历史上自己家乡出的名人,老辈们一向视为荣耀;相传诸葛亮(公元181-234)“躬耕于南阳”,对于这“南阳”是在河南南阳还是湖北襄樊,河南人和湖北人一直在争。但“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个地主份子。”这是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主任阎长贵的名言。(34)于是,已建成一千多年的河南南阳“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就成了红卫兵的革命目标。“‘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文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存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捣毁,殿宇饰物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焚烧……”(35)这是“武侯祠”有史以来的第三次破坏,第一次是元初蒙古铁骑入侵时毁于兵燹,第二次是抗战末期(一九四五年三月)国军驻守武侯祠,在激战中被前去攻打的日军炮火击毁部分建筑(五十年代修复)。这第三次破坏却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干的。 “天汉遥遥指剑关,逢人先问定军山。”公元二一九年,刘备在汉中定军山(今陕西勉县)斩曹操大将夏侯渊,遂自立为汉中王。十五年后,诸葛亮病笃,临死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需器物。”其亮节高风不输当今中共“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是,坐落在峰顶的“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份子”而被砸毁。(36) 书圣王羲之(303?-379)死了近一千六百年,从未有一个中国人想到去砸他的墓。他虽是山东人,晚年称病弃官后却长住今浙江嵊县金庭乡。他的旧居金庭观、后人祭祀他的祠堂以及墓庐一直被仰慕他的四方人士修葺维护,完好地保存至今。如今文化要革命,嵊县子孙认为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也是反动派,将王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祗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37)(一九八五年,王墓重修。) 红色风暴刮到西藏高原,成果更大。这里遍地是“四旧”,到处都是革命对象。藏王松赞干布(617-650)定都拉萨,创文字、立官制,迎娶唐文成公主(?-680),并引入中原先进技术文化。他死后,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他们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生守护。但如今讲阶级成份,松赞干布是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大地主头子的女儿,都是大坏蛋。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清官”已被批臭,包公(999-1062)当然逃不脱。一千年来,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不过,“破四旧”的人们辛辛苦苦将石砌的地宫拆穿,却什么也没掘到。原来公元一一二九年金兵南侵时曾破坏包氏陵园,以后重修包墓时误把包夫人墓当成了包公墓。唯有守墓人把包墓的真实所在记在心里,以口相传了八百年。直到文革结束,一位七十多岁的守墓人说出真相,考古学家们才找到了包墓。(38) 八百年前的民族英雄岳飞(1103-1142)虽为昏君、奸臣所害,但他曾经镇压过江西农民的起义,所以也是牛鬼蛇神。岳飞老家河南汤阴县几百年来香火不曾断过的岳庙,如今自然是头号扫荡对象。接受了毛泽东思想的汤阴县中学生,不以岳飞为荣,反以为耻。他们开到岳庙,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代传下的碑刻“横扫”殆尽。(39) 当年岳飞父子在杭州风波亭被害,所以历来的杭州人也视岳飞为家乡的英雄。当今的杭州革命青年也要革命,也把岳飞当做阶级敌人,不仅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一九七九年重修) 成吉思汗(1162-1227)建立蒙古国,西侵欧陆,涂毒生灵,与中国本不相干。他死时,国号并不叫“元”,中国更不是那帝国的一部分。他是英雄是罪人,都与中国无关。既然成吉思汗也是帝王将相,便将他的陵园砸了个稀烂。 明太祖朱元璋(1592-1549)本是江苏人,因幼时随父逃荒到安徽凤阳,遂自认为凤阳人,并在凤阳建了皇城。明末陕西人李自成杀到凤阳,烧了皇城,掘了朱氏祖坟。但他只有大刀长矛,破坏得不够干净。文革时代有拖拉机,可以把巨大的皇陵石碑拉倒;有炸药,可以把石人石马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二净。(40)这才算彻底革了朱皇帝的命。 海瑞(1514-1587)早被《人民日报》批倒批臭。红卫兵不远千里赶到海南岛的天涯海角,砸掉他的坟,挖出他的遗骨游街示众,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 明朝一代名相张居正(1525-1582),任内改革吏治,推行“一条鞭法”,应是湖北江陵人氏的光荣。如今江陵的红卫兵只认革命不认祖宗,砸毁了他的墓。 明末抗清英雄、兵部尚书袁崇焕(1584-1630)被中了离间计的崇祯帝以通敌罪冤杀、弃尸于北京城南菜市口。他的一位佘姓部属冒死收殓其尸骨,并嘱后人世代为其守墓。十四年后,明朝覆亡,清军入关。清高宗乾隆修明史,袁案昭雪,而那位佘姓将官的后人继续为袁守墓,并代代相嘱,一传就是十五代。一九五二年,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世钊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对北京城内的袁崇焕墓加以保护。那时毛泽东曾批复“应予保护”(41),但如今一切牛鬼蛇神都得横扫,袁氏也不例外。他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一六四四年李自成入京,崇桢朱由检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福王朱由嵩在南京称帝,号弘光,御史何腾蛟(1592-1649)总督河南等五省军务。清军渔人得利,俘获弘光。隆武在福州登基,何总理军政,集明军及李自成余部,继续抵抗清军。隆武被俘处死后,何又辅佐永历帝抗清。一六四七年,清军打到贵州,攻陷何的老家黎平,将何氏家族四十余人押往汉阳为人质,企图胁迫何投降。何答以“为天下者不顾其家,为名节者不顾其身。”两年后,何被俘,回答劝降者:“吾头可断,心可剖,欲降不能!”并于即日起绝食。清人知其不屈,遂令何自缢。二十六年后,清廷表彰何氏“忠诚”,将其遗骸迁至黎平故里安葬,并为他建了祠。弹指三百年过去,头脑里满是毛主席语录的黎平中学生,不仅将山里古庙中的佛像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黎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蛟的墓给挖了。(42) 中国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1510-1581)的诞生地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成为“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被毁为一片废墟”(43)了。(一九八二年修复) 山东人蒲松龄(1630-1715)留下的《聊斋志异》五百篇,只讲神鬼狐仙,不讲阶级斗争,足证其反动透顶。可惜红卫兵掘开他的坟才明白,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旱烟筒、头下一迭书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亏得一位旁观者有心收藏,如今成了国家一级文物。(44) 安徽全椒县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1701-1754)的故乡。《儒林外史》专为“反动封建文人”树碑立传,作者吴敬梓也属反动文人。建于一九五九年的吴敬梓纪念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也被革了命。(45)当来客向该县革委会主任打听吴敬梓旧居的情况时,那主任竟瞪着眼睛反问道:“吴敬梓?吴敬梓是哪个公社的?” 山东堂邑(今聊城)人武训(1838-1896),早年丧父,以行乞事母,母死后继续行乞,终生以兴办义学、教育乡民为己任。当地人把武训视作骄傲,他的事迹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但他不想革命,只想教育救国,在那个疯狂年代被骂得一钱不值,江青领队,兴师动众地到堂邑武训老家调查,宣布武训是个“残酷剥削农民,甘作封建统治阶级孝子贤孙的大地主和大流氓”。在那之后长大的中学生,除听说武训是个“反动派”外,对他一无所知。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他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算是彻底打倒了武训。(46) 清朝末代丞相张之洞(1837-1909)生前用慈禧太后赏赐的钱在家乡河北南皮县办了一所中学。如今该中学的红卫兵在批斗张之洞的后代、焚烧张家书画之余,又决定刨张氏的坟。他们手执皮带,驱使“黑五类”刨开了张氏的坟。不料,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遂命令“黑五类”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的尸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47) 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清朝三千多名太监,其中以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最为豪华、壮观。附近小学校的校长和老师被学生赶去,凿开墓穴,革了他的命。但老师们费了几天才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历史学家从此又添了个疑案。(48) 各地在“破四旧”中还有许多主人不甚出名因而不广为知晓的古坟被砸毁。例如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49)不在此一一赘举。 走入二十世纪,中国人所熟悉的近代人物,大致也成了文化革命的牺牲。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的主角康有为(1858-1927)后来主张君主立宪,反对用革命推翻清朝,所以是个“保皇派”。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象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展览结束,康氏颅骨无人过问,幸得展览馆的美术工作者王集钦悄悄收进木箱,文革后重修康墓时,方得将康氏颅骨收殓安葬。(50)远在杭州的三潭印月,碑亭里那副“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的对联是康有为撰写的,也同时被砸烂。 一九○九年建成的京绥铁路(北京至张家口)是中国第一条由中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的铁路。其主持人詹天佑(1861-1919)去世后,中华工程师学会与京绥铁路同人在该铁路穿越八达岭的青龙桥车站为他建了个铜像。几十年来,从北京来访八达岭的游人到此下车,莫不瞻仰詹氏铜像。但詹氏十一岁赴美留学,二十岁归来,显然属于毛主席划定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北京铁道学院的红卫兵觉得找不到他的墓,砸他的铜像也好。他们扛着红旗,举着《毛主席语录》,沿着詹氏建造的铁路而来,砸掉当时政府总统徐世昌颁的碑文,拉倒詹氏的铜像,打翻在地,算是革完了他的命。 在詹公的铜像凄冷地躺在青龙桥车站上时,远在南方的广东,另一位不为很多国人所知的铁路修筑者的铜像也成了革命对象。工程师陈宜禧在花甲之年从美国回到家乡后,发起倡议集资修筑民办新宁铁路。他投入变卖全部家产所得的六万两白银,并得到海外华侨鼎力支持,经十四年努力,终于建成三百里铁路。后人纪念他,铸了个铜像。他十足是个资本家,怎配树碑立传?红卫兵开到,将铜像整个毁了。 一九一一年春,林觉民、喻培伦等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受伤被捕,从容就义。清朝覆亡后,国民党人在黄花岗建烈士陵园,以七十二块巨石组成石旌,以纪念起义中牺牲的七十二位烈士。四九年中共执政后,只砸了石旌顶部的国民党党徽。现在不同了,国民党的烈士就是我们的敌人。陵园内凡有关国民党的标记全被铲除,石刻的纪念碑文也被斫得灭痕处处,无法卒读。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中华民国”是国民党的,当然反动。南京的革命便从新街口广场的孙中山铜像开始。红卫兵在铜像上张贴“勒令”,限南京市委于二十四小时内拆除。市委向国务院请示后,连夜拆除铜像。但拆迁过程中又有人要求就地销毁,不让迁走。市委书记声明按周恩来指示办事、迁移至市郊中山陵保存,才得以运走密藏。九月一日周恩来对北京红卫兵代表讲话,说孙中山“一九二四年和我们合作……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搞掉孙中山的铜像,这不好。地方不合适换个地方嘛!……他有对的有错误的,因为他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夫人从合作后,从来没有投降蒋介石……到她家贴大字报不合适。有人说她生活资产阶级化,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者嘛!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一个革命的凤凰,不能因为妹妹是蒋介石的老婆就打倒她……”(51) 宋庆龄因而无恙,但她父母是资本家,还是牛鬼蛇神,他们在上海的墓被砸。宋庆龄请廖仲凯的女儿廖梦醒把情况告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后,周指示重修,上海不得不遵命重修宋氏墓园。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耍了个小动作,新立墓碑时没照原来的墓碑重刻。原来的碑上刻有立碑的宋氏子女、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名字,而新墓碑上除宋庆龄外全部被革了命。除宋氏陵墓外,整个公墓的土地都被翻耕,成了农田。 孙中山不久,握有兵权的袁世凯逼孙让位,自己当了总统。后来又复辟帝制,给自己加冕,在国人一片反对声中当过六十天短命皇帝。他死后归葬老家河南安阳。因为是反动派的头子,他墓前的石人石马被推倒,墓则被炸坏。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首举义旗,率队攻打清政府湖广总督衙门的吴兆麟,是辛亥革命元勋。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时,他因病滞留在汉,被日本人发现,逼迫他出任伪军总司令。吴坚不允诺,被日寇软禁,病情加重,于一九四二年去世。一九四八年,国民政府在武昌卓刀泉为他举行了公葬。如今墓被砸开,破土曝尸,只因他是国民党。(今已重修的吴墓在武昌首义公园。) 辛亥炮响时在上海响应起事,奠定东南大局的李平书(1853-1927)病故后,沪各界人士集资铸其铜像。日本侵占上海前夕,市民恐日寇破坏铜像,曾将其深埋地下,抗战胜利后方掘出重立。一九六六年,铜像被横扫,不久作为废铜烂铁卖给废品回收店,转而送进了上海冶炼厂。 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52) 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国民政府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上将,当年总部设在湖北南漳县。如今南漳县张公祠的张氏衣冠冢和为纪念他而立的三个亭子均被破坏。广西贵县,“石达开纪念馆和桂东南抗日起义烈士碑被严重破坏。”(53)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在南京紫金山麓兴建“航空烈士公墓”,将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时牺牲的三十多飞行员烈士的遗骸隆重安葬入土。但后来日寇占领南京,在大屠杀的同时还捣毁“航空烈士公墓”,扬弃未及入土的烈士的遗骸。一九四六年春,国民政府举行公祭、公葬,将八年抗战中牺牲于全国各地的一百多空军烈士,以及为中国抗战献身的一位美国教官、四名苏联飞行员迁葬于此。一九六六年八月,红卫兵开到公墓,根据“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最高指示,将烈士墓彻底捣毁。他们干得比当年日本人还彻底。烈士的骸骨全部被丢弃失散,以至后来重修时所有的坟都成了衣冠冢。(54) 原国民党师长张辉瓒一九三一年在江西被红军生俘后处死,遗体后被运回家乡湖南,埋在长沙岳麓山。蒋介石题墓碑“魂兮归来”。中共执政后在墓前钉一木板,写明其反动经历。但红卫兵认为张某太反动,留作反面教材也不妥,砸烂了他的墓。 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原西北军首领杨虎城将军,虽因此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55)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时,外国租界的法院仍执行中国政府的职权。法院刑庭庭长郁曼陀坚不与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合作,多次接到附子弹的恐吓信后仍坚守岗位,终于在一九三九年底被暗杀。抗战胜利后,在他的家乡浙江富阳县建立了“郁曼陀先生血衣冢”。一九五二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了有毛泽东签名的“烈属证”。现在,血衣冢被荡平,碑石砸断后不知去向。 国民党军人戴安澜将军一九四二年三月率兵赴缅甸,与英、缅军协同对日作战,曾救出英军一个战车团,五月间战死时仅三十八岁。同年十二月他的遗体运回中国时,毛泽东送了挽诗,周恩来送挽词“黄埔之英,民族之雄”,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两位正副总司令合送了挽联。一九四七年,国民政府将他的遗骸自贵州迁葬安徽芜湖市郊,与其家乡无为县隔长江相望。一九五六年中共更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可才过了十年,戴氏墓园就被砸了。(56) 杭州人文荟萃,也是众多历史人物的的长眠地。如今“大革文化命”,埋在杭州的历史人物的墓几乎都被砸烂平毁。传诵千古的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作者,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就在被毁之列。公元一四四九年,外族入侵,明英宗亲征被俘,大臣于谦(1398-1457)拥立景帝,主持抗敌,胜利迎还英宗。后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谋反处死,归葬老家杭州。他一向被视为忠烈英雄,如今却因他曾镇压过农民起义,也被刨了坟。除此之外,清末革命家章太炎、先烈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作了牺牲。(57) 资本家的命不可不革。福建华侨富商陈嘉庚(公元1874-1961)回故乡厦门办学数十载,出资办了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农林、商科诸学校,统称“集美学校”,国人称是当代武训。他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以巨款支援孙中山革命;三十年代又积极募捐支援国内抗战。但他是个资本家,他办的学校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立王国”。校园被关闭,校产被瓜分。陈氏族亲近千人被强迫迁居闽西山区。他的墓及纪念碑石雕均被砸。(58) 地主份子更逃不脱。前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祖父杨定九是四川潼南县的大地主。一九五八年全国平坟时,他的墓受杨尚昆荫庇而逃过一劫。一九六六年初,杨被毛泽东定为“反党分子”,不再是“中央首长”。他那地主祖父的坟也就被家乡的红卫兵挖开平毁了。红卫兵战绩辉煌,掘出了“金银器皿四十七件,珍珠玉器七百三十二件。”(59) 近代“反动文人”的墓都在被砸之列。二十年代诗人徐志摩,一九三一年因飞机失事死去,埋在老家浙江海宁县东山麓,因其盛名,徐墓一度是当地名胜之一。中共进城后,徐即被指为“鸳鸯蝴蝶派”、反动文人,著作悉予封存。如今墓园当然被革了命。一九八二年重修徐墓,费时月余才在一块荒地里找到已被砸断了的墓碑。(60)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蒋介石要发表一个《告全国国民书》,让军委政治部的郭沫若起草,三天内交卷。郭把这事交给了名画家傅抱石。所以,全国人民读到的那份蒋介石“抗战文告”,其实出自傅抱石之手:“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男女老幼,一致团结起来抗战……”。(61)傅氏一九六五年病逝南京。一年后,他的墓被红卫兵彻底扫荡。 几年前去世的名画家齐白石是湖南人,葬在北京西郊湖南公墓。江青对红卫兵咒骂他之后,公墓附近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用镐头、铁锹砸毁了他的墓。但死于五十年代的名画家徐悲鸿并未被批判攻击,他的墓是红卫兵在情况不明的混乱中连带着砸毁的。周恩来说是“被坏人捣毁”,(62)实在是冤枉了红卫兵。 上海作家靳以死于一九五九年,安葬在万国公墓。为肃清其流毒,红卫兵刨开他的坟,抛撒其骨殖,算是完成了革命任务。靳以有幸,骨殖被一位不知名的有心人收集起,送到公墓保存了下来。同为上海作家的巴金叹道:“可是我哥哥李林的墓给铲平后,什么都没有了。”(63) 原苏北农学院院长冯焕文一生从事畜牧学、果树栽培研究,著述三十余种。一九五八年去世后,归葬老家江苏宜兴。今被追认为“反动学术权威”而惨遭掘坟、砸碑、焚尸之灾。(66)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一位死去不久的副所长,命运与冯焕文一样。他的骨灰被从八宝山公墓取出,当着许多学者的面,砸碎后浇上汽油焚烧。 中共早期领导人、原北京大学学生领袖高君宇(1896-1925),生前与女作家石评梅热恋。一九二八年石氏病逝后,朋友按其遗愿,将二人合葬于京郊陶然亭。五十年代初,中共兴建陶然亭公园,迁建高、石之合葬墓。红卫兵认为那有违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举砸毁。(一九八四年重修)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的中共红军突围长征前,曾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下台干部”瞿秋白(1899-1935)要求和中央一道行动。可是当时他已在党内被排斥。中央局大多数人不同意带他走。党的负责人张闻天孤掌难鸣,只好看着他留下。(67)次年二月,瞿秋白在福建被俘。蒋介石曾派人劝降,被瞿严词拒绝。但他有感于党内斗争之残酷,情绪不高。他集唐人诗句书写了一阕《浣溪沙》赠送狱中的军医:“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68)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写了一篇长文《多余的话》,动机是“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他剖析自己道:“我自己忖度着,象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69)六月十八日,他用俄文唱着《国际歌》,走到一块草地,说“此地很好”,然后面对行刑者的枪口就义。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谈话时,提及瞿秋白,说:“《多余的话》我看不下去,以后宣传革命烈士不要宣传瞿秋白了,要多多宣传方志敏。”(70)红卫兵便到八宝山公墓砸了瞿氏墓碑。(71) 第二年五月,北京政法学院的红卫兵再登八宝山,并向全国告示:他们“怒砸大叛徒瞿秋白的狗墓”,“把瞿秋白的臭骨扔出了八宝山”。(72) 至此,中国历史名人的墓差不多全被扫了一遍。红卫兵渐失斗志,没劲再革古人的命。砸坟运动也就打上了休止符。 注 释 (1) 喜民著《魂系中南海》第92页。 (2)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 (3)《江海学刊》一九六二年六月号。 (4)同(2)。 (5)同(3)。 (6)《钟山》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一三四页。 (7)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国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宣传部刊印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行录》第七十八页。 (8)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日《新北大》报。 (9)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六十年代的大批判》第一六六页;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续一)第三一○页。 (10)一九八九年版《崇义县志》第五一一页。 (11)摘自《四川师院学报》一九八○年第四期。括弧内为引者所加。 (12)转引自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3)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记录,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1957~1961)第五十页。 (14)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人民日报》。 (15)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 (16)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17)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18)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和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与康生等同志的谈话,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学习资料》(1962~1967)第二○四、二二七页。 (19)《红旗》一九六六年第四期,戚本禹、林杰、阎长贵的文章。 (20)《钟山》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第七十七页。 (21)《文汇》月刊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第九页。 (22)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23)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刊印的《学习资料》(续一)第三六九页。 (24)《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记实)》第二卷第12页。 (25)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三十日《讨孔战报》。 (26)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27)一九九六年三月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28)一九八六年群众出版社《历史的审判》(续集)第二十二页;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一九六六年北京化工学院等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以下简称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12-9、12-10页。 (29)同(25)。 (30)同上。 (31)《新观察》一九八四年第十八期第十二页。 (32)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埃及副总统的谈话,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四七○页。 (33)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12-9页。 (34)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阎长贵接见邮电科学院两派代表的谈话,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12-42页。 (35)一九八九年版《南阳市志》第731页。 (36)一九八九年版《勉县志》第628页。 (37)一九八九年版《嵊县志》第461,463页。 (38)一九九二年六月一日至五日北美《世界日报》。 (39)一九八七年版《汤阴县志》第三十七页。 (40)《时代的报告》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十八页。 (4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集第四四八页。 (42)一九八九年版《黎平县志》第38页。 (43)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44)《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一一六页。 (45)《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六十页。 (46)袁永松、王均伟编著《左倾二十年(1957~1976)》第二八六页。 (47)一九九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48)一九九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美洲《世界日报》。 (49)一九九○年版《安阳县志》第八十九页;《黑龙江四十年》第376页。 (50)江苏《乐园》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六期。 (51)北化《参考资料》第三册第9-3页。 (52)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53)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一日美洲《世界周刊》;《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页。 (54)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55)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56)《了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二期第二十三至二十四页。 (57)一九九一年三月四日美洲《世界日报》。 (58)香港《镜报》月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六十页。 (59)一九六七年十月国际关系学院革命委员会批杨战斗队编印的《三反分子杨尚昆的罪恶家庭及反动言论摘编》第一至二页。 (60)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今晚报》。 (61)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6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六集第130页。 (63)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64)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第三十四页。 (65)一九六七年三月北京大学《新北大》编印的《打倒资产阶级反攻倒算的急先锋--谭震林》第六十三页。 (66)一九九○年版《宜兴县志》第八四二页。 (67)《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第二十五页。 (68)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一○一页。 (69)《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三期第二十页。 (70)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与周恩来等的谈话,一九六七年十月北京政法学院《讨瞿战报》编辑部编印的《讨瞿》第三页。 (71)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恩来接见中国科学院双方代表的谈话。 (72)同(70),第一二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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