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郭欣的日志
与我关系近一些的人大约是知道这件事的:我读硕士期间,第一次的人权演说,是分小组做报告,我与三个法国人一组。为了让这次演说不丢脸,我提前准备了三天,每天对镜比划,梦里都背着稿子。然而上台前两分钟,其中一个法国人走过来说,我们临时改变了报告结构,两个人就足够了,你的那部分用不着了。我呆了一下,然后问,凭什么?他说,你们中国人不配谈人权。
当时台下有将近百人,在这个时刻掀桌吵起来,是不识大体的,于是我按捺到结束后。在数名法国人万恶的嘴脸下,我竭尽全力的反击,我站了起来力图用我所知道的一切来解决一切,然而在他们层层叠叠的从社会到民生的问题中,我发现自己的反驳是如此空洞。最后我扯着嘶哑的喉咙说,那么最少,我也应当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对方诡异的笑了,问,在中国你有吗?
回了家我将自己捂在被子里痛哭了一夜,而之后的一年,基本都是一样的,每隔几天,我的法国同学就会带着报纸上他们理解不了的新闻来找我,矿难,血汗工厂,逼走谷歌,每次上课都像吵架,吵架,思索,回家痛哭,这样的循环持续了一年,而这一年中,我已经学会在每次看到报纸上有与华不利的消息时马上放下手中事情准备次日的吵架,已经可以淡泊一切在台上做出中肯的演说,然而有些问题让我越吵越困惑。在长夜里,我一次次思索,一次次陷入绝望,又默默祈祷,为了战胜内心的软弱。
现在我的工作已经可以用文化掩人耳目,远离那千夫所指的人权讲台,但我在见到这个奖的事情时依然条件反射的一激灵,我在想,如果我仍要讲,我该以什么心态讲,该讲些什么。
在今天的法媒报道中,关于奖项一笔带过,而大篇幅如看笑话般描写的是外交部的反应。我们中了圈套,我们号称的大国风范,在这个诺奖前瞬间矮下来,像一个怨妇计较纺布上跳出来的线头。北岛早在九十年代一次采访中就说,诺贝尔奖只不过是十八个人选出来的一个奖,奖金多点,名声大点,它只代表十八个人的看法,而且被种种因素左右。更何况,我们本身就没有资本来证明自己的绝对正义。
中国的国情摆着,人多,社会资源少,权利自然是会少一些的,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缺失的是哪些。上面有诚意改善,下面并不会揭竿而起。但当所有口号与所有现实都不对应的时候,当对暴力对口号厌倦时,当我们只能试图以言论来维护最后一点点人的尊严,言论自由呢?王小波说过,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还有,就是一个话多一些的人能被判刑的年代。
在巴黎的圣米歇尔喷泉,我见到过民众聚集起来为一名被误判死刑的无辜者举旗呐喊,见到他们声讨房屋政策,财政预算,就在最近几天,全民将为抗议延长退休年龄的法案无止境的罢工下去直到政府妥协。人权只要人民不将它上交,那就不是政府的权利。有天看见电视上那名无辜者终于在民众声音中洗回清白被释放,冲向妻儿,那情景感人至深。
我不是被洗脑,是真的吃了苦头,最初找工作时一系列正常的国际组织包括国际劳工观察,无国界记者组织等,我经过了很多面试,但往往是在最后一关,我让大陆的同学帮我打一下官网,却打不开,我便明白了,拿了工作,回去就是坐牢。我很讨厌这阴影一直跟着我,我无意反动,却被假设成反派。我只是想做一个能够自由为中国说话的人,而中国给不了我首要的自由。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事实上,我们连调查权都没有了。你怎么能指望一个在国内连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听不到的人合理的反驳西方思潮,你又怎么能指望一个完全不认识诺奖得主的人来判断此事的对错?我们想听到真话,因为据了理才能力争,不想停留在被和谐状态,因为世界没有我们想象中和谐,仅此而已。
小波还提过一个现象,在内蒙古草原上,绝不能有驴。假如有了的话,所有的马群都要炸掉。我并没验证过,但这命题很有意思——驴看到了马群,以为见到了表亲奔了过去;而草原上的马没见过这种东西,以为来了魔鬼,自然吓得一哄而散。结果就是,马永远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马也会痛苦,但马认为自己的权利只应是牧马人赋予的权利。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牧马人的权利由谁赋予?牧马人的行为由谁控制?没有人,于是民主变成了闺房游戏,牧马人高居酒池肉林,牧马人对其余牧驴人的意见充耳不闻,甚至封堵草原上所有的路。最后马群成了愚蠢的马群,它们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当那只其实只是长相不太一样的驴被囚禁时,它们甚至没有权利站出来为它说句话。
弗洛伊德对受虐狂的成因有这样一种解释:人若落于一种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就会将这种痛苦看做是幸福,用这种方式寻求解脱,这样,他的价值观就被逆转过来了。有些人不仅被逆转,而且一听到别人说自由,体面,尊严等是好的,马上就怒火万丈。这次一样,我看到诺奖又牵扯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时,便明白那些气焰万丈的受虐狂又出现了。它只是一个奖,它亡不了你,正如他只是一个人,他颠覆不了整个政权。
当然,我还是很反对无故反党的组织的。几年前在白宫,有个邪教组织领袖过来找我,问我,你有没有入党?我说没有,他问,有入团吗?我说忘记了,他说,那少先队,少先队你总该入了吧。我点头,说,不过早就退了。他一拍大腿,说,孩子,你那个退,不是真正的退,自打你宣誓进去那一刻,他们就在你额头上打下了一个邪恶的印记……他说的绘声绘色,让我觉得脑门上真火辣辣地疼了那么一阵。一个国家能把自己的子民逼出神经病,也真不容易。
我写了很多该停笔,假如这些隐忍着不激进的文字也会被和谐,那么我明白整个中国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借北岛的诗,稍改做结: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能做一个不和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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