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来回答灵儿的第一个问题了:
“唐代诗人喜云游,联想到当时很多诗人仕途并不如意,想请问他们云游的经费一般靠什么支持?是否当时物价低,即现在所谓的穷游;或有政策对云游特别鼓励?此问题希望有典为证:)”
呵呵,这可是个实打实的硬问题,不好接。我讲了两年唐诗,多少读过一些东西,但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没怎么读到。这几天又翻了下手中几本关于唐代风物方面的书以及一些诗人传记,也没找到直接的材料。所以,我只能就我有限的阅读来说说我的看法。
先说说你提到的“唐代诗人喜云游”。这话要细说,其实也是很复杂的。唐人的所谓壮游,既有个人行为,如李白、杜甫青年时代的远游,也有的是出于科举和做官的需要。在唐代,士人做官往往注定一生或半生的漂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元和四年,即公元809年正月,古文家李翱(韩愈的从侄女婿)与妻儿自洛阳上船,到七千五百里外的广州,出任岭南节度使的掌书记。他走了大半年,六月到了广州。这一路旅程,他记载于《来南录》中。文中可见:
自洛州下黄河、汴梁过淮至淮阴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顺流。 自淮阴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 自邵伯至江九十里。 自润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 自杭州至常州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惊滩,以竹索引船,乃可上。 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陆道。谓之玉山岭。 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顺流。谓之高溪。 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 自洪州至大庾岭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谓之漳江。 自大庾岭至浈昌一百有一十里。陆道。谓之大庾岭。 自浈昌至广州九百有四十里。顺流。谓之浈江。出韶州谓之韶江。
而这还不是他的第一次远游,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到长安参加进士考试,从汴州到长安,就走了一千二百多里地。像李翱这样的经历,在唐代文人中太普遍了,尤其是做官以后,如初唐四杰中的骆宾王,当过宫中宿卫,去过西域戍边,到了天山,又南入蜀中,到了泸州一带。最荒凉壮丽的地方和最繁华锦绣的地方都去过了。又如王维,王维出使过塞上,又到过岭南。想想这都是什么活动半径,这样一群人,想叫他们眼界不开阔都办不到。这种为做官而奔波的经历,就是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中所说的“宦游”。形成宦游的主因是,唐人不能像汉代官员那样,可以留在自己的故乡做官,而需遵守“本籍回避”的规定,到外地或京师任官。此外,唐人还需到京城考科举和参加铨选,每任官的任期又短,再加上贬官(想想那些唐代诗人的贬官经历和诗作),往往三四十岁,还是基层文官,但足迹已遍大江南北。宦游期间,他们一路住的是官驿、官舍,费用,应该是官府出,赖瑞和先生的《唐代基层文官》一书(我上面关于宦游的描述,全都出自该书)中把这种宦游最后概括为“‘有补贴’的公务旅行”。唐代中后期,还有很多诗人到各地节度使那里入幕,从常理推测,他们既然是那些节度使所礼聘的,那么一路的费用也应该是由后者来出。
宦游之外的游历,那可能就要靠家庭的财力支持了,如蜀中陈子昂,到京师后能用绸缎换下索价百万的胡琴,家资富饶可以想象。又如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说到“曩昔东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馀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这个财力也非同小可。又如杜甫,青年时代也一直是在壮游中度过的,他十九岁开始第一次离家漫游,先到山西,不久返回洛阳。次年开始吴越之游,从洛阳出发,经过开封,徐州,淮阴,扬州,苏州,杭州,直到天台山,这一趟吴越之游整整四年。二十四岁,从吴越返洛阳,应举失败,次年再度出门远游,即齐赵之游,游历河南、河北、山东,北方的大地,这一游,又是五年。经费来源是?答:家庭支持。杜甫的父亲杜闲在杜甫五岁的时候开始任官做县尉,到了杜甫二十岁的时候,擢为奉天令,二十五岁的时候,做到兖州司马,县令、司马,已经属于中层文官了。唐代官员的俸禄,总的来说还不错,读赖瑞和先生的《唐代基层文官》一书可知,即使是基层文官,俸禄也足够生活,又有禄米、职田等杂给。那么做到县令和司马,情况会更好一些。杜甫二十五岁到兖州,就是去看在那里任职的父亲。这样的家庭,也使杜甫有条件漫游。
至于灵儿说到的唐代的“物价低”,这只能说,有的阶段是这样,比如,《新唐书》“食货志”叙开元年间之富裕景象,云:“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但这种情况,安史之乱后就不复存在。所以,总的来看,唐人多壮游,经济来源有些系来自家庭财力支持,但更普遍的,恐怕还是宦游制度背后的国家财政支持。而之所以要提供这种支持,当时的朝廷有它的考虑,按照有些学者的分析,经过这样的制度设计,士人四处宦游,丧失了家乡的基业,变成了纯粹的俸禄官僚,更加依附于国家,中古那种地方势力动辄坐大的士族时代也就结束了。不过唐人也因此得以漫游天下,开阔了眼界、胸襟,助成了唐诗中的伟大气象,在我们这些后人看来,应该为之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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