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母语的人民

白水

 

作者：黄章晋

　　一直有这样的念头，我将来退休，要当一段时间作家，至于写什么，并没有
想清楚，去年的一天，无意中看完一位长者自传，便给自己一个任务：至少要把
这未完成的作品改写出来，让更多人看到。

　　这本名叫《换骨记》的自传，无书号无定价，其实就是印出来散给亲朋好友
的自我安慰。我得到的这本，是三四年前父母亲寄来，当时似乎还有一层嘱托，
看它是否有正规的出版价值。我只草草翻了几分钟，就得出结论，没有任何出版
价值，然后，它就在书堆某个角落里躺着，直到我无意中翻起。

　　作者是我父母当年在新疆兵团结识的湖南同乡，粗略算来，迄今已四十年，
当时环境下，两家关系胜亲戚，他比我父母年长一辈，自然我一直拿他当爷爷看。
他系因前国军中校而服刑新疆，又是刽子手曾国荃后人，成分已经不能再坏，所
以，我最早的印象里，他总是满脸微笑而很少说话，后来才逐渐活跃并有机会展
示其极好的旧学底子。和我家同时迁回湖南后，老先生转向曾国藩研究，海内外
常有论文发表。

　　我对《换骨记》的失望，首先是很想知道他们当年服刑新疆时的经历。这段
历史不见于文献，你能看到的，只是王震率领的转业大军和知识青年如何先后扎
根建设新疆。而我不但很早就从长辈、老师那里听到犯人建设新疆的只言片语，
周围还有大批人被称为“新生人员”或“新生人员子女”，甚至还有“新生连队”
这个词，不难猜测，其中有过一段滤掉的历史。然而，我按目录直接翻到《换骨
记》关于新疆的部分，在这本近十万字的书中，这部分只有短短几页，很快就跳
到家庭团聚、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了，而其间的时间跨度实际上长达18年！

　　尤让我失望的是，这部分之后就是最后一章《尾声：姓“国”乎？姓“共”
乎？》，基本是对此后几十年极其粗线条的勾勒和生世感怀，大抵叹息他参加国
军实系日本侵华在即的报国之举，而抗战胜利后他不但未参与内战，还一度心向
共产党，更曾与地下党合作参加起义，奈何却顶着国民党的帽子受罪一生，家破
人亡、几度辗转阎王殿前，谁曾想，风水轮流转，国民党又成我党国争取对象，
连战访京竟成党国一大喜事，“看来，我是既姓‘国’又姓‘共’了。”

　　老实说，从他身上，我多少再次看到我的另一位长辈的影子。这位今天还在
新疆的长辈，与他所不同者，是其在新疆就地起义就地坐牢。十多年来，这位长
辈每来信，必附一份他在各类统战刊物上的诗作。读来颇像党的离退休老干部写
就。唯一的区别，也许就在于这种老干体诗的前两三行——我本少年热血投笔从
戎，奈何国共兄弟彼此战场弯弓月。接下来的感慨，则与党内老干部别无二致，
比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颠倒是非，幸得党中央英明，拨开乌云重见天日，国家
蒸蒸日上，本人虽蹉跎青春，但夕阳晚景无限红……其对改革开放的欣喜欣慰，
对党国英明神武的颂扬，尤在偶尔还发发牢骚的中共老干部之上。

　　也难怪，他现下的待遇确实与党的老干部别无二致。两年前我去拜访，他正
住院，很是开心地告诉我住的是老干病房。老先生年过八十，无论眉宇、身板，
都是一副为我党打下江山的老将军范儿，绝对看不出他从20来岁到快退休的岁月，
都在监狱和煤矿井下度过。

　　说来这位长辈人生反差颇大。据说当年军校毕业回乡，一身美式军服玉树临
风，引提亲者无数，但乡下庸脂俗粉显然不入他眼，他声称如若娶妻，要么日本
女人要么大户人家独生女。又据说，他打麻将骨牌从来只赢不输，因为牌桌上的
小姐太太们都愿把钱输给他。看他今天的派头，想来此说不虚。

　　我家亲戚中，有这种强烈身份错觉的不止这一位，甚至还有更离奇的。在我
看，无论是他们，还是《换骨记》作者，按理，都受过完整旧式教育，甚至还留
洋，断不该在陈述自己一生时，完全在“政协体”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
史问题的决议》的套子里打转儿。相比之下，正牌儿的我党干部在《炎黄春秋》
中的回忆文字，都明显要更平实更少党化色彩。

　　我未见过比这更荒谬的事情。所以，我随意翻了几页《换骨记》，就把它丢
到一边。

　　然而，到某一天，真正从头看完《换骨记》，我不由为自己的轻狂和缺少对
一代人的同情理解而悔恨。老先生的文字对新疆着墨不多，确实有体力精力不济
缘故，毕竟他写此书时，已盲一目，且只余0.1的视力。更重要一个原因是，相
比他被发配新疆前的经历，新疆确实不值得他花费太多心血，毕竟新疆余生，即
使算不得天堂，至少也是脱离苦海。

　　它实在有其独特的文献价值。

　　我相信他越近开头写得越细致，确有他刻骨难忘的因素。比如“镇反”期间，
他被捕却阴差阳错躲过“先按照人口的千分之一杀掉一批”。有两个细节让我难
忘：一个，是他在外地被昔日的老熟人立功举报，结果他关押了十个月而错过
“镇反”高潮，但那位举报他的“恩人”却因回乡赶上镇反而被枪决。另一个，
是对“轧子室”的描述，该室得名于一种靠在墙边的刑具，系对半锯开挖出许多
小洞的原木，被关押者双腿夹在圆洞中，稍动一下必皮开肉裂，生不如死，一少
年当不得痛楚，便以拳头自碎睾丸求死。

　　我几乎没有看过“镇反”对象的详细亲历文字。毕竟，“镇反”属于杀敌人，
至多错在扩大化，它得到的关注远不如造成大批“自己人”死亡的大饥荒、文革。
此间的死者，只在近些年才作为一个数字被人提起。

　　老先生死罪得免，活罪难逃。1951年因“历史反革命”获刑12年，其间两度
摸到阎王殿大门。一次是大饥荒时服刑甘肃安西县双塔堡水库，另一次是被押送
徒步穿越沙漠的极度干渴。

　　双塔堡水库离著名的夹边沟不算太远，外间鲜知其名，但这里的惨剧就规模
而言，则远超夹边沟。关于双塔堡水库，网上可查到的寥寥相关文字称，发配至
此的右派，比发配到夹边沟的更不幸，因为这里的主力是“叛乱者”，环境、条
件极为恶劣，连房子都没有。也许正因这里多系久经考验而幸存的反革命，与夹
边沟那些突然被打入深渊的右派相比，大都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比如老先生此
前就曾在宁夏西北的西大滩潮湖农场锤炼过，故双塔堡水库总体死亡率要低于夹
边沟。1958年一万八千名各种人犯被押送至此，1960年水库完工，约万人埋骨异
乡。作为亲历者，老先生对此间犯人如何生产、如何生活、如何被管理，如何应
对恶劣环境，以及无时不在的饥饿，写得极为细腻。它该是那一万八千人留下的
最翔实文献，如果不是惟一的话。

　　《换骨记》中关于饥饿的描述，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61年抵达新疆之时。他
们在终点被卸下火车，沿铁道步行，突然有人凭第六感跳进一垃圾箱，果然发现
有堆西瓜皮，于是大伙冲上去把西瓜皮抢得干干净净。当然，老先生没有去——
就像在双塔堡水库，一位中暑的同伴昏厥呕吐，众人立即围上去吃光了呕吐物。
按老先生的话说，是人的尊严让他挡住诱惑。

　　老先生与家人1950年分离，1965年，也就是老先生刑满释放3年后，才获准
家人户口迁往新疆团聚。老先生系狱时，太太带着3个孩子，肚还怀着一个，15
年后重逢，仅长女幸存。老太太也不容易，出身书香门第，15年间靠洗衣做保姆
维持生计，40出头再见夫婿，已是身体弯成九十度，轻得只有一把骨头的半埋人。

　　书中一位与他同由湖南而辗转新疆的人物，也是当年我父母的朋友，邵阳人
氏，无妻无子亦似无亲人，1980年前后去世。那时物资渐丰，逢年过节到我家造
访，他很是舍得买糖果给我。据说，死后停尸太平间，晚上竟被老鼠咬去耳鼻，
当时众议其身世孤苦让人怜。但看过此书方知，相比当年饿死后或被野狗或被同
伴刨出吃掉的难友，他毕竟赶上了几年丰足日子，死可瞑目。

　　此前，我不知党国1959年颁布的特赦令原来并不只是对那些战犯有效，按政
策，老先生已服完三分之二刑期，当获自由，但他真正被“落实政策”，是特赦
令颁布28年后的1987年。而按1977年的政策，他不但可平反“错划”，还可解决
县团级待遇。书的末尾，相当篇幅是他为落实政策和待遇，上访求告，四处碰壁，
受尽冷眼终至绝望。说实话，这些文字读来更让人心酸。

　　苏联有个冷笑话：苏联公民享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死后被平反昭雪的权利。老
先生和我的一些长辈们的遭遇，无非是一种相对皆大欢喜的中国版本。我知道，
我站在时间这头的看法，其实是饱汉不知饿人饥，但老先生苦苦上访，我无法不
将之视作被猫玩到半死的老鼠，生机复见后却把猫当成保护者。

　　如果，老先生当年像我那位长辈一样及时落实政策，二三十年优渥的“县团
级”待遇下来，是否会自觉以老干部自居，忆及当年，笔下是否还有沉痛，甚至
是否还会有这样一本《换骨记》，我不敢以常情度之。

　　我大体能理解，经过此番历练的人，几乎绝难以平实纯粹的文字细叙自己的
经历。毕竟这等被改造对象，并非只是身受苦役，甚至，苦役不过是让被改造者
明白，自由与否，存活之念，皆在全身心向组织靠拢一途。

　　《换骨记》中提到过无法忍受苦役和精神摧残的抗争者，有人愤而写下一首
《我的斗争》，私下传递：“血肉凝成的唐来渠，把我们的青春葬送。一切勇敢
的人，起来，罢工！这就是斗争。”此人命运如何，不必多言。

　　可以想象，活下来的人，在超强度的意识形态灌输下，倘其内心尚存一寸抵
挡与拒斥的自留地，则不是被自己的“同犯”（犯人之间既要表现出认罪悔改的
积极态度，又无资格彼此称同志，故以“同犯”互称）斗争而死，便是自绝于人
民。几轮汰洗，求生本能必会让幸存者在语言上被完全组织化。

　　老先生在宁夏西大滩潮湖农场时，兼过墙报任务和劳动现场的宣传任务，当
时那种受重视和被视为先进的成就感，想来当极为深刻，以致半个世纪后，老先
生对自己写的一些快板书依然记忆犹新。兹照录两条：

　　其一
　　李振涛，呱呱叫，抓紧装土不伸腰。
　　王贵本是飞毛腿，背起土来跑得快。
　　突击组长吴天保，掌握劳动有高招，
　　他言道，背土不但要快跑，还要背篓装得高；
　　跑得快，装得高，多装快跑讲实效。
　　其二
　　一分队，学榜样，调动人马摆战场。
　　大小组长来带头，争先快跑和多装。
　　一组本是好劳力，个个脸上透红光；
　　二组、三组不示弱，准备加油干一场。
　　你若问，干得最好是哪几个。
　　等会我，一个一个来表扬。
　　同犯们，今天我们向站领导表决心，
　　流动红旗我们十中队要不要？

　　不过，老先生的努力从不曾被组织承认过，为减刑立功，他努力劳动，努力
宣传，努力做同犯思想工作，不但未获任何减刑机会，似连劳动和学习积极分子
亦不曾获得。

　　他曾为之歌颂过、赞美过、幻想过的潮湖农场，在留下几十页细致描述后，
不得不以几段话匆匆结尾，因为荒漠辟出农田，虽历时两年终于完工，但1955年
播种，收获不及种子的十分之一，这一万亩农田终因盐碱化而废弃。

　　我终于能体谅那些向组织积极靠拢，或欣然或悲痛的文字，尽管这类文字与
描述生之痛苦的文字，经常相伴出现，互相牴牾。我想，作者可能根本无法意识
这种矛盾，更一生无法找到适当的语言，来缝合这种撕裂感。在我看，它文本上
的失败，却真实呈现了这些人精神上的痛苦与分裂。

　　对试图寻找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人来说，此种人生注定无法摆脱痛苦与分裂。
连战跨过海峡与宿敌握手，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也就是个重大新闻而已。但对
老先生来说，却是最后岁月一抹肯定其人生的神光，其经历一生荣苦皆不脱到底
是“共”还是“国”，全书以此结尾，一生纠结，无力思索，更无答案，最后，
只能搬来一句中国式的捣浆糊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号：“看来，我是既姓‘国’
又姓‘共’了。”

　　只能是捣浆糊。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里，他
的一生大抵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他们这代人重述历史，只能取自我辩护姿态，而
且“履历合法化”的辩护词无非如此：参加国军是为了抗战，内战时厌恶内战且
没上战场，最后时刻还光荣参加起义，被新政权改造时，态度一直积极良好，改
革开放的政策从来坚决拥护……

　　寻求人生意义和价值，终需依附于某种思想或价值体系，在老先生能找到和
依靠的资源中，只有此种解释，才能赋予其命运的合理性与人生的正面价值，哪
怕老先生因此无一字提及曾两次在抗战受伤——不抢风头显然是种得体的姿态，
——否则何以面对自己的一生？近世中国人很现实，失败者没有同情，更没有自
我价值安放的空间。

　　其实，我那位全然以老干部自居的长辈，何曾不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何曾
不知道这种悖论，但为什么要在精神上跟自己过不去？宁愿选择遗忘，是最好的
自我精神保护。

　　伟大如钱学森，亦不能免俗。其人生价值的最大化阐述，恰是今日座标下的
伟大爱国者形象。他曾寻求移民美国的事实，“溢出”这个叙事框架，只能假装
不存在。就如《换骨记》中曾谈到，内战爆发时，老先生曾想在国共之外另走第
三条道路，追随李济深路线。能有这几句语焉不详，大抵是因为今天的话语体系
里，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尚可在统战范畴内找到位置。

　　无论如何，老先生有古拉格群岛的经历，但绝不可能有类似《古拉格群岛》
的作品。没错，中国固然有古拉格，但绝不会有《古拉格群岛》，不会有《日瓦
格医生》等苏联同类作品。此事非关勇气与道德，而关乎思考和认识能力。

　　中国与苏联不但有过相同苦难，且同在苦难后集体舔舐过伤口。在苏联，为
“解冻文学”，在中国，为“伤痕文学”。两者虽相似之处不胜枚举，但风格之
异显著，高下之别立判。“伤痕文学”可视为官版语言的反向自然延伸，极为抒
情、情感浓烈、爱憎分明、沉重忧伤，而苏联“解冻文学”常见的历史批判的力
量、理性思考的沉淀、宽恕与同情的情怀、细腻温情的深沉，则几乎看不到，
“伤痕文学”甚至只能勉强算“解冻文学”的幼稚抒情版。

　　这是思想资源的匮乏和语言的贫乏，甚至，你也可以直接说，“伤痕文学”
时期的汉语，几乎就是一种完全不能胜任文学功能的工具。

　　经过前三十年的改造，语音基于北京方言的普通话、书写表达标准来自延安
窑洞的、经不断革命化提纯的官方现代汉语，以中央对地方、国家对个人、现代
对传统、标准对非标准、正确对异端的强力，独占一切现代传播工具，横扫一切
公共空间，变成公共交流和表达的惟一格式。

　　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曾如此高效地消灭一种活着的
语言，推广一种人造语言：全体国民长时间被组织集中学习，每天开会听报告、
谈心得、做检查、大批判……一切个人的时间、空间被尽可能挤占压缩，这种包
裹着特定思维方式、历史观、道德观、世界观的语言系统逐渐深植于每个大脑。

　　它不断侵入和挤占个人领域的表达和思考，完成了对全民感知和表达能力和
模式的重塑和同化。成功实现了全民语言贫乏化和空洞化。作为思想的工具，表
达的工具，语言的宣教化，不但使人们难于表达与官方意识形态无关的情感、趣
味、审美，甚至难于灵敏地感受它。

　　这种语言的丧失创造力，宣教本身就是个最好例子。——你甚至不难发现，
《人民日报》今天的语言远不如文革时期鲜活。“会战”、“战役”、“春风”、
“高潮”之类修辞，首次出现是语言创新，泛滥在今天，则是僵尸。今天宣教语
言之贫乏，从上到下，甚至语言模式只有清一色的“三个代表”、“四个坚持”、
“五个绝不”、“六个确保”……。

　　这种僵化语言对认识和想象力的无形钳制，首先当然是公共事件，比如我们
习惯用“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指称，而民间曾广泛通用的
“苦日子”，由于无法进入公共空间而几近消亡。而像“解放后”、“改革开放
以来”之类指称，甚至从来不曾出现过民间的、非意识形态化的版本，它的约束
甚至体现为，我们试图结构它时，也会自觉以阵营、以意识形态划分。

　　官话的普及，无疑会左右人的记忆和认识能力，我留意到，在我父辈对文革
前的历史记忆和叙事，与官方版本有极大差异，但文革爆发后的部分，却总是与
至少一个官方版本高度契合。除非有极强烈而清醒的批判意识，或者干脆就是个
彻底的文盲，或者集体有强大的地方方言保护——方言强度总是与官方意识形态
输入强度成反比，否则无法逃避和抗拒官话对个人的重塑和同化。

　　或许值得一说的是，《换骨记》的作者经历超强红色语言轰炸，好在还有古
诗词的熏陶。先人留下的表达方式，使他可轻易挣脱想象和表达的枷锁，进入真
正自由之境。妻儿万里之外，遥寄书信慰离情，用现代汉语，少不了平平仄仄颂
党恩，老老实实重做人的表白，用古诗，则别有真情：

　　记取别时秋雨濛，又惊黄叶东西风。
　　年来夜夜关山月，长照相思五处同。

　　又如，同伴瘐死牢中，狱卒除下同伴脚镣时，他以占句送别，那一刻也除却
了自己精神上的脚镣：

　　乱世死生焉足论，人间谁与赋同情？
　　脚镣除下君知否，此去黄泉喜步轻。

　　“伤痕文学”的最大伤痕，在于前三十年刚刚结束，尽管有需求，人们却无
法用语言精细准确表达一切个人化的感触体验，甚至缺少足够灵敏和细微的感知
能力。生于这个时代的不幸，甚至在你若放歌一曲时，无论是何经历，是何观念，
脱口而出的，必然是红歌，区别或许只在中国红歌还是苏联红歌。

　　只有语言技能在后三十年才接受训练的人，才能因现代汉语功能的逐渐丰富
和完备，有机会成为一个具备健全感知、思考、表达能力的人。顺带说一句，非
北方方言区的南方人，通常面临特殊的困难，因为他们用于文字表达的语言，实
际并非母语，这就是为什么南方作家很难写出鲜活生动文字的原因。

　　然而，尽管官话今天被迫一点点从个人领域退出，对我们思维、情感、判断、
表达的无形惯性影响仍在。你不用与台湾或香港人深入交流，便可明显体察到这
种区别——台湾香港远不如大陆有更深厚复杂的历史素材，但他们有细腻深沉远
胜大陆的文学和影视作品。无论是感知还是表达，大陆甚至明显逊色于弹丸之地
的香港。只有一样为大陆所擅长，那就是官民一致、无所不用其极的煽情——它
是前三十年留给今日中国的一条精神阑尾。

　　这是一代中国人的宿命。《换骨记》的遗憾，自当在这个背景下同情性理解
——同情性理解，正是我们的语言和思维习惯中被成功清除掉的东西之一。

　　无疑，在我看来，《换骨记》是本远未完成的作品。而且，书中不少普通人
的经历和故事，都自有单独挖掘整理的价值。遗憾而痛心的是，《换骨记》的老
先生已经辞世，我再无采访整理的可能，但依据这个现成底本，依然可有所为。

　　前几天，无意在一位有志于文学的同事桌上看到一本保罗·策兰的诗集，我
不知此为何人，听得大致介绍和极力推崇后，非要借回一读。原因很简单，策兰
面临的特殊困境，让我想起并重新审视和理解《换骨记》。

　　策兰生于战前的罗马尼亚，但故乡战后被划归乌克兰，作为一个流亡西欧永
失故土的诗人，策兰更深切的不幸在于，他是父母均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
但母语却偏是德语，此种命运的悖论，可用他的一句话概括：“妈妈，我在用敌
人的语言写诗。”

　　固然，德语之于策兰，可有敌人语言的沉痛，但作为工具，无论是抚摸内心
至苦至痛，还是抒发表达这种痛感，却绝无障碍或先天不足，毕竟，德语不是一
种与特定观念体系牢牢锁定的工具，亦从未曾与丰厚的历史文化源头与真实的社
会隔断。即使在苏联时代，俄语也不曾被整体彻底消毒改造，阉割为只有单一功
能的死语言。

　　其实，《换骨记》在另一重意味上，何尝不是用敌人的语言写就的自传。我
希望时间能给我足够距离，让我写出这种应当不下于策兰的痛感。它并非个别人。
毕竟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甚至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却于自
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生活，缺少足够的感知、表达能力；于曾经的历史，行进
中的时间，缺少记忆和和思考的能力，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是没有母语的人
民。

行香子

看完之后极为沉痛，苦难比想象中的更为惨烈。

“毕竟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甚至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却于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生活，缺少足够的感知、表达能力；于曾经的历史，行进中的时间，缺少记忆和和思考的能力，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是没有母语的人民。”

我想，至少今天的我们真的不是缺少足够的感知和表达能力，也不是缺少记忆和思考的能力，但是思想禁锢之锁链从历史那头伸来，穿过当下的琵琶骨，许多可能通向深刻的表达、批判和思考都还被出版审查制度抛在禁区的那一边，在相对自由的网络里也时时面临河蟹的追杀和五毛的举报，还能怎么样呢。像艾的雕塑那样比比中指，喊一声草泥马，然后呢。

 

白水

 

以下是引用行香子在2011-6-26 11:36:41的发言：

看完之后极为沉痛，苦难比想象中的更为惨烈。

“毕竟对整整一代中国人，甚至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使用的是自己的语言，却于自己熟悉的环境、熟悉的生活，缺少足够的感知、表达能力；于曾经的历史，行进中的时间，缺少记忆和和思考的能力，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是没有母语的人民。”

我想，至少今天的我们真的不是缺少足够的感知和表达能力，也不是缺少记忆和思考的能力，但是思想禁锢之锁链从历史那头伸来，穿过当下的琵琶骨，许多可能通向深刻的表达、批判和思考都还被出版审查制度抛在禁区的那一边，在相对自由的网络里也时时面临河蟹的追杀和五毛的举报，还能怎么样呢。像艾的雕塑那样比比中指，喊一声草泥马，然后呢。

 

 

不必悲观，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了这一步，有很多东西是挡也挡不住的。在这个前进的过程中，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悲剧发生，但我相信，一定会向前的。

行香子

 

以下是白水在2011-6-26 11:41:10的发言：

 

不必悲观，历史的车轮行进到了这一步，有很多东西是挡也挡不住的。在这个前进的过程中，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悲剧发生，但我相信，一定会向前的。

不悲观，只是对当下很愤很无奈。不愿就这么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确实是想真正做一点什么，记录，思考，表达，或者批判，就像海涅当年那样。也一直努力在利其器了，只是善其事还需有大环境吧。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6-26 12:03:05编辑过]

木耳

 

以下是引用行香子在2011-6-26 11:36:41的发言：

我想，至少今天的我们真的不是缺少足够的感知和表达能力，也不是缺少记忆和思考的能力，但是思想禁锢之锁链从历史那头伸来，穿过当下的琵琶骨，许多可能通向深刻的表达、批判和思考都还被出版审查制度抛在禁区的那一边， 

先不说自然科学，单论哲学、文学、法学等等这些中国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学科，跟外国的差别那不是一个筋斗云。水云间的论坛里不是经常有人说诺贝尔奖得不得无所谓么，真让中国文学界得了大家好意思？当然，刘翔也是有的，不过即使再多十个八个那也不是体育强国。深刻的表达、批判和思考不见得非跟禁区相连。

 

总而言之，我觉得中国很缺乏这些东西。至于缺乏的原因，却很难说清楚了。前共产党时代，也一样缺乏，不过他们沾了跑马圈地的光，而且这地是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宝地，不是现今意义上的地。当然，与政治关联密切的学科多多少少会有影响，但那顶多是民族级的，而不是世界级的。

灵儿

看完，说几句吧。今年年初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故事没有主角，只是静静地讲述每一位经历过四九变迁的受访者当年的经历。我本以为自己看完后心情会如标题般翻江倒海，很意外，受主人公们平静的叙述感染，我只是暗自感叹了几天，虽然看到了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史实”。之所以加引，因为没有亲身经历，任何史书都该被质疑。

文字方面，其实一直不是很担心。语言本为交流，就应如科学原理般，越简单易懂越值得提倡。精英语言，自有精英去做研究的。若是担心被洗脑，现在看来，倒也过于多虑。我们踏入社会前也写了不少“官文”，现在不一样只是笑笑而过，很多人甚至逆反过度，非加长版死批不可？该虑的，是如何让一部分专注某方面研究的人士，不受各种条框干扰和民间流言，真为历史留下些有用的痕迹。

另外，不赞同南方作家很难写出鲜活生动文字这一点，此观点不带我个人感情色彩。南方特有的温柔细腻正是语言文字鲜活生动的来源，作者说此话时也犯了自相矛盾的毛病。何为鲜活生动，是思想的解放，还是文字的表面？

最后顺带一句，看过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十分感慨曾国藩的气度，深深被折服。

行香子

QUOTE:

以下是引用灵儿在2011-6-26 18:17:18的发言：

看完，说几句吧。今年年初看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故事没有主角，只是静静地讲述每一位经历过四九变迁的受访者当年的经历。我本以为自己看完后心情会如标题般翻江倒海，很意外，受主人公们平静的叙述感染，我只是暗自感叹了几天，虽然看到了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史实”。之所以加引，因为没有亲身经历，任何史书都该被质疑。

 

确实，只是质疑之后呢，看史的目的在于何处呢。

 

文字方面，其实一直不是很担心。语言本为交流，就应如科学原理般，越简单易懂越值得提倡。精英语言，自有精英去做研究的。若是担心被洗脑，现在看来，倒也过于多虑。我们踏入社会前也写了不少“官文”，现在不一样只是笑笑而过，很多人甚至逆反过度，非加长版死批不可？该虑的，是如何让一部分专注某方面研究的人士，不受各种条框干扰和民间流言，真为历史留下些有用的痕迹。

 

语言却一直是我所担心的，我本身是学语言的，一开始老师就告诉我们，语言和思维及思想都是息息相关的。语言是个大框架，思维思想都被框在其中。不是说官文写不得，是天朝官话系统给人潜在的思维思想加上了镣铐。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6-26 21:20:56编辑过]

行香子

QUOTE:

以下是引用木耳在2011-6-26 17:45:37的发言：

先不说自然科学，单论哲学、文学、法学等等这些中国人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的学科，跟外国的差别那不是一个筋斗云。水云间的论坛里不是经常有人说诺贝尔奖得不得无所谓么，真让中国文学界得了大家好意思？当然，刘翔也是有的，不过即使再多十个八个那也不是体育强国。深刻的表达、批判和思考不见得非跟禁区相连。

 

这里所说深刻的表达、批判和思考不是在所谓哲学、文学、法学领域建空中楼阁，而是要直面时代，针对现实的。禁区的存在确是问题。当然，不是说国民性或传统等就不是问题了。

 

总而言之，我觉得中国很缺乏这些东西。至于缺乏的原因，却很难说清楚了。前共产党时代，也一样缺乏，不过他们沾了跑马圈地的光，而且这地是祖宗几千年留下来的宝地，不是现今意义上的地。当然，与政治关联密切的学科多多少少会有影响，但那顶多是民族级的，而不是世界级的。

 

是，所以要追问缺乏的原因。虽难说清楚，还得思考，还得追问，还得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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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耳

 

以下是引用行香子在2011-6-26 21:26:59的发言：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6-26 21:30:42编辑过]

既然说都说不清楚，又如何断定现在不缺乏深刻的表达、批判和思考呢？又如何断定现在的表达、批判和思考是正确的呢？又该拿什么去批判？

行香子

 

以下是引用木耳在2011-6-26 21:42:23的发言：

既然说都说不清楚，又如何断定现在不缺乏深刻的表达、批判和思考呢？又如何断定现在的表达、批判和思考是正确的呢？又该拿什么去批判？

说不清楚的是缺乏的原因，不是缺乏本身。现在的表达、批判和思考正确与否，要留待时间检验。拿思想去批判。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6-26 22:40:53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