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你不懂,永远不会懂中国的农村,可是对于一个从没有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来说,他也不会懂这座城;其实我们永远不能理解"家"对于别人的含义,但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北京就是家,我们二十年来真真切切所体验到的城市的消亡,让我们无已面对.这篇文写的很快,其间号啕大哭无数次,才知道在面对自己最深切最热爱的东西时,文字往往无力.
“五十年后,你们会后悔的” ——梁思成与北京
当年正值《人间四月天》热播时,班上流行着一道历史题,“梁启超的儿子的老婆的情人的太太,猜一人”,答案是陆小曼;很多人不得其解便付之一笑,他们已想不起梁思成是谁。 1972年的一天晚上,北京医院病房内,身体虚弱的梁思成躺在病床上望着漆黑的天花板,想起自己当年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求学的情景,不禁默唱起早年的校歌: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那个时候,他是大右派,是“反动学术权威“,他们一家人被赶到清华园角落里一处没有暖气的小平房里,可这些对梁思成来说不算什么,因为他知道,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而他一心想要保护的那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也已消失,他留下的只有一句话:“五十年后,会有人后悔的。”
1915年梁思成考入清华学校,毕业后1924年赴美留学入康乃尔大学,不久转学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8年3月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同年回国,在国内大学开设建筑学系,并进行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与考察工作。不知道何时开始梁思成与北京产生了深深的联系,出于对古建的热爱,他曾经盛赞这座城市为“表达了理想的古城”,它有着全世界最伟大的中轴线,长达7.8公里,而人们的生活就在这轴线的两边徐徐展开,这是空间与时间的超然,是礼制与实用的完美。那一砖一瓦,一根立柱,一处斗拱,一尊雕像,在梁思成眼里,都是活生生的存在。“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着时间上漫不可言的变迁。” 梁思成后来这样回忆:“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
也就是从那时起,北京城就开始了它消失的命运。在北京营造新城的过程中,一批批古寺庙倒下了,一座座牌楼倒下了,为了修建地铁方便,做为旧时代象征的城墙也消失了。曾经有人说北京,最美的是秋,最壮观的是门。而门消失了,北京的壮观消失了,古城的灵魂从此只能拖着仅剩一半的身躯,默默喘息着。 为保护北京城,梁思成哭了好几回。天安门外的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因为妨碍“几十万人民群众的队伍在这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于1952年被拆除,梁思成哭了;1953年,北京开始拆除一座一座牌楼,梁思成与主拆派据理力争,在会场上痛哭失声。 “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这句极“右”的话,1957年,梁思成说了。 历史真是无情,当故都将颓的时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个瘦弱,甚至还有些残疾的书生,他哪里来的勇气?文化?艺术?还是别的什么。他是梁启超的儿子,他的血脉里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东西。我始终难以想象那些令先生流下眼泪的场景,几千人的大会上,一个大建筑师,大学问家,大学者竟在众目睽睽下痛哭失声,那个照片上气质卓然的梁先生,文雅安静,他要有多大的悲痛多么伤心才会抛下一个学者的自尊呢?他的骨子里还是个书生,他热爱建筑,深深痴迷于其中,他认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伟大之处在于除了实用性本身,通过科学与美学的运用,能够实现有限与无限,瞬间与永恒之间的沟通,建筑在中国不仅主宰了美,而是主宰了进入者的精神,这种“灵”的境界,是其他艺术无法超越的。
梁思成在1950年曾撰文力陈北京城墙存废之得失,那一战打得惊心动魄。 他说:“对于城墙阻碍交通的问题,只要选择适当地点,多开城门即可解决。同时在城市道路系统设计上,控制车流,引导其汇集在几条主干道上,正可利用适当的城门位置导向;北京城墙除去内外各有厚约一米的砖皮外,内心全是“灰土”,这三四百年乃至五六百年的灰土坚硬如岩石,粗估约1200万吨,堆积起来等于12个景山,用20节车皮需用85年才能运完。”而他却完全没有想到,在具有着“愚公移山”精神的中国人看来,这样的困难只不过是小菜一碟,号召一出,北京市民从四面八方扑向城墙,“深挖洞”是不可违抗的最高指示,从城墙上扒下来的砖被源源不断地运到全市各个角落去砌防空洞。 当时的建设决策者的思路是:一切以人民的名义。 那时,对人民来说,城墙不是历史,牌楼不是历史,一切都不是历史,历史是从红旗如海的天安门广场开始的。梁先生要保护故都的城墙,要保护北海团城,改革派们就告诉他,那些东西不方便人民的生活,告诉他这些建筑如何碍事,保护建筑要花钱,国家现在没有这么大的财力,然而一介书生的梁思成也许怎样都觉得奇怪,保留怎么会比建设要多花钱呢?在走投无路时他还曾写信给周总理,在信里向总理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 而周恩来的回答让先生黯然,“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
有一天,梁思成进城去瞅了瞅,发现地安门已经没有了,广安门也消失了,听说正拆广渠门,急忙赶去,发现已经只剩一个城台和一个门洞。 后来据林洙回忆,当城墙拆除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时,已经拆除了一半的西直门里竟然发现了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梁先生在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对这个小城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你看他们会保留这个元代的城门吗?”他怀着侥幸的心情说,“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照片回来给我?”他像孩子般地恳求我。“干吗,跑到那儿去照相,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出来示众吗?”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忽然我看到他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之后,他像一个挨呲儿的孩子一样默默地长久坐在那里。 梁思成被风暴打倒了,用他的话说“自己一开口就放毒”,他不懂政治,他只是一个书生,他只知道他所热爱的建筑事业;那种近乎于单纯和无知的热爱让他在那个一切以人民为本的时代无法生存下去,他只懂建筑,不懂人民。建筑是他一切灵魂的归属。我曾以为,任何人对事物的热爱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种目的,或为了身心愉悦或为了通过对事物的热爱来抬高自己,而那个年代的梁思成们,只为的是能够让国宝“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他们有着对建筑的纯粹的热爱,他们将全部生命价值都用来保护一个与自己生命全不相关的东西,并为之而斗争牺牲,这是中国读书人的执着;每每当国家混沌,人民懵懂不醒的时候,最先站起来和最后倒下去的都是这样一群读书人,对一切全无责任却最强烈地要体现自己的责任,不惜挥洒青春与热血,有时候我总想,这到底是国家的幸运还是不幸呢?
今天,当富足的人们在为北京的故宫、天坛、什刹海而津津乐道时,却忘了50年前清华园里的一个老人曾经忧伤过,为将来的人们习惯于现代化的道路和生活而忧伤,真正的历史是容易被人遗忘的,肇事者不想提,而罹难者出于感情上的种种原因不愿提,亦或是恐于肇事者的权威而无法提,就这样一直到下一次灾难的到来;今天的北京人早已忘了自己的城市曾经有过多么古朴壮观的城墙,上面可以并行八匹马,绵延数十公里而不绝。城墙连着城门昂着头从历史中走来,六百多年里他们收藏并经历了两个朝代的变更与兴衰,默默地为这个城市积淀着古都的气质与哀思。他们忘了梁思成当年曾拼死力争,提出过著名的《梁陈方案》——将古城全部保护,在城西营建新的行政中心,这样可以避免使用以老城为中心而向外扩散的规划方案在若干年后所引起的交通、人口、拆改问题,将保留下来的城墙建设成环城公园,而北京人可以在这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公园上遛鸟、散步。而这方案在被人批判、声讨了无数次后,终于尘埃消散在了北京今天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规划混乱的死结之中了。 梁思成当年在无可奈何时只说了一句话:“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五十年后,历史会证明一切。” 1972年1月的一天,梁先生从长久的昏睡中醒来,他突然想起了很多年前,那个意外出现在他面前的不速之客——解放前夕,一天晚上,两个解放军来到梁家,他们摊开一张地图,告诉梁先生中央决定要保护北京城内的古建,请他在地图上标出禁止炮轰的地区,以便攻城时避开。这使梁思成夫妇惊诧得几乎跳起来,感到喜从天降。 静默中,先生沉思着,微微扯动了嘴角。 1月9日,他在正直与寂寞中永远地逝去。
[原创]一个人与一座城
最喜欢梁思成与徽因这张在罗马的照片,一位聪明绝顶的小姐与一位气质非凡的先生,意气风发的他们安静地笑着,风度好极了。 阳光在他们身后悄悄移动,在先生安静地微笑中,到底孕育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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