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模式背后的代价

剩翼

转自：一五一十部落

采访：孙骁骥

 

中国经济的总体增长有目共睹，但关于“中国模式”是否可持续的争执，这些年来却是一刻未停。近来，“中国模式”的理论家之一阎学通在《纽约时报》刊文指出，经济上日渐强大的中国应该运用古代的“仁政”模式作为与美国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引来热议。但同时，面对“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和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也不免开始反省，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对于中国自身意味着什么样的代价和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中国近邻印度的崛起，也构建了人们“龙象共舞”的想象。据印度联合工商会发布的最新报告，目前中印每年贸易额为630亿美元，四年内将增长到1000亿美元。但是，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崛起”模式显然大相径庭，二者究竟有何不同，遵循了何种发展模式？对这些问题，数十年来长期观察中国的经济学家索尔曼，从“增长的代价”角度为我们进行了另一解读。

 

受访者：居伊.索尔曼（GuySorman），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巴黎政治学院博士。曾任法国总理顾问。著有《谎言帝国：21世纪的中国真相》、《经济学不会撒谎》等

 

几年前人们乐于谈到的经济增长现在似乎已经被环境破坏、空气污染等更迫切的话题代替了，这可以被视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吗？

 

中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我想我在这次来中国的航班上就体会到了，由于北京大雾，我们的飞机被迫在乌鲁木齐降落等待了十几小时。我觉得，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人们有时过于关注经济方面的问题了。我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第一次访问中国，之后我去过中国的不少地方。我注意到这些年关于中国的最大变化并不在于经济的层面。对我而言，自由市场的发展如果没有和自由思想的进程同步，那么经济的发展将是毫无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现在已经走到一条死路。中国目前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日本、台湾、南韩等等都做过的事情，那就是一心想着要“赶上西方”。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显然，增长终究会到达一个瓶颈。

 

有目标并不错。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一心只是想着要追赶某个目标，那么它永远只能居于第二、第三的位置，因为想要完全地追赶上设为目标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经济数据层面看上去已经没有差别了，但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创新，中国始终是落后于日本、美国等国。其实我本人一直在期待中国给世人带来一些全新的东西，不是经济数据，而是美国、日本、欧洲所不曾创造出来的新事物。这种全新的创造不是简单模仿和拷贝就能复制出来的。

 

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依靠这种经济模式，中国不太可能会走向今天的“复兴”和“强大”？

 

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特征是资本的重复堆积。这种很陈旧的发展模式是典型的“重商主义”。不得不说，“重商主义”是很有助于国家和政府迅速积累力量，但是国家力量并不等于发展。这是两个概念。国家的力量会呈现为一种干预世界事务的能力，比如中国外交上对于非洲国家的影响，与美国的博弈等等，都在“力量”的范畴。但“发展”却是另一回事。在“力量”和“发展”的天枰上，中国是有些过于看重“力量”而没有充分理解什么是发展。

 

如果将“力量”置于比“发展”更重要的战略位置，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国家有将近一半的贫困人口似乎对经济增长没什么用处。中国现在正在遭受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副作用，其显著表现之一就是贫穷。我曾经到访过中国的西部农村，那些地方的贫穷是我未曾见过的，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印度的乡村。我花了一年时间在印度做研究，但在他们以贫穷著称的乡村，虽然生活艰难，但是那里的人们却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等等，总之，社区的共同生活在印度的穷乡僻壤也是不缺乏的，而这在中国却几乎不可能。中国的农村很贫穷，但除了贫穷，一无所有。人们的唯一理想是送子女到城市工作。印度农村虽然贫穷，但他们在非经济的方面，却颇为丰富。我们也可以说印度乡村的生活实际上更加多样，在那里寺庙林立，人们凭借信仰而活，因此即使贫穷的乡村，也并非全无活力。但这些方面，从经济数据上完全无法体现。中国的经济标准完全建立在金钱上，彻底不考虑非经济领域的因素。

 

您提到了印度，关于印度和中国的比较有很多，但印度实际上选择了“小政府”这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为什么？

 

这和印度的殖民历史有关。实际上，如果没有英国人的统治，那么印度作为一个整体国家的概念就根本不成立。历史上的印度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更像是散布的一些“部落”。现代意义上独立的印度迟至1947年才开始它的历史。至今，印度各个邦所通行的语言各不相同，各个地区都拥有较多“自治权”。由于殖民统治的历史，现代印度政府继承了英国官僚体系的特征，因此中央权力比较小，政府力量很弱。这和中国不同，从古代开始，中国的中央政府机构就一直掌握着集中的权力。但印度政府权力弱小的结果，就是它所能做的事情也就越少。印度很多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那是因为人们不习惯把钱交给政府支配，政府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造就了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或者说模式。这样的国家模式也造成了印度的商业模式是面向国内市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作坊”模式。

 

印度的“野心”也和中国不同，现在的印度政府，当然积聚了一定程度上的力量。但是他们的“野心”其实仅限于成为在南亚地区的一股主导力量。但中国的传统导致了“大政府”伴随这个国家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这种传统也会让中国具有比印度更大的国际力量和影响力，也可以说有更强烈的大国“野心”。如果你和一位印度的学者或政客谈论建设印度“大国”，他们根本不感兴趣。如果你看看印度和中国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事情，就会发现二者明显的不同。有不少印度经济学者把他们的理论建立于对个人幸福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阿玛蒂亚?森就说过个人幸福先于GDP增长这样的话。幸福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还取决于诸如社区建设、言论自由、地区民主等等指标。因此，幸福程度，成为了印度的目标之一。当然，我无意于比较中印两国的模式优劣，我只能说，二者情况完全不同，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

 

但民主体制并没有彻底消除印度的腐败？

 

中国和印度的腐败并不相同。我将印度式的腐败称为“小规模腐败”，因为中央政府较弱的缘故，权力分散到地方，行贿者必须找到相应的地方官员进行贿赂。也就是说，你得向官员们塞很多装着钱的信封，但每个信封都很小。和印度一样，中国的腐败情况也很糟糕，但中国的腐败更为集中，这和政府的形态有关。举个例子，假如一家西方企业想要进入印度市场，它也许得向上百个相关人行贿，而且这些人是否能起到作用还很难说。但在中国，如果有办法找到三四个“关键人物”，并对他们行贿，你会发现问题立刻迎刃而解了。这也是为什么欧洲的公司更亲睐中国而不是印度，虽然行贿的总成本或许大致相当，但是中国的腐败显然更有效率。这是两种腐败最明显的不同。

 

尽管中国为经济增长付出了很重的代价，但依然有不少西方人在赞美中国的经济模式，这应该怎么理解？

 

确实在欧洲和美国有人是赞美“中国模式”的，但这当中有大部分是跨国企业的商人。他们甚至希望能在欧洲推广这种模式。这对他们的生意将更有利，因为这种模式更讲效率、主要人物更有决定权、任何计划都不用很长时间讨论、也不用考虑环境因素和麻烦的NGO监督。如果从纯商业盈利的角度来看，我也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这种吸引力不仅仅意味着商业成本的低廉，而更是体现为一种商业效率。如果一个生意人完全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中国当然是最佳选择，因为在这里除了生意你几乎不用考虑别的问题。

 

学者当中也有一些人患上了这种政治上的怀乡病。自从18世纪以来，“开明专制”一直是欧洲政治学中的一种思潮，但我对此并不认同。与民主制度相比，开明专制或许在效率上会更有优势，民主制度实际上也不能帮我们解决所有问题。民主制或许没那么有效率，但如果考虑到人们的幸福感，我不得不说民主制会为此提供一个答案。回到刚刚我说的印度，那里有不少穷人，但并不是都过得很不幸福。民主体制提供了那里的人们选择的自由。选择何种生活，说出自己的心声，甚至是想要生几个孩子这样的事都可以说是个人幸福的一部分。民主无疑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说，人们对于中国模式的争执其实是看问题角度的区别，是效率还是个人幸福。

 

我和中国的经济学者樊纲曾经有过一个有趣的交流。他对我说，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延续现状而不进行任何改变的话，中国至少需要经过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完全吸收占总数90%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工业部门，到那个时候，中国会拥有和现在的欧洲大致相同的人口结构，也就是说九成的人在城市工作，另外的少部分人在农村工作。当然这个设想很美好，但是中国农村的人口需要等待五十年时间才能融入城市现代化的进程，换句话说，说农村人融入城市的情况其实并不理想。我想说的是，这是中国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但从另一面看，这也说明人们在关注经济数据的同时忽视了对于农村地区和贫穷问题的关注。

 

关于经济数据。不少中国人都在质疑统计数据的真实性，您如何看？

 

作为经济学者，我知道数据的重要性。但数据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比如，“人均GDP100美元”这个数据，假设它分别出现在印度和中国，那么其对普通人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我选择亲往一些比较偏僻、贫穷的地方，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农村，了解当地人们生活的真实状态，尤其是经济生活之外的状态。再重复一遍，数据在不同的地方其意义也不同。中国可能在理解贫穷的意义上还做得不够。我们知道，在美国，甚至是纽约，也存在很多穷人，但贫穷在那里的定义不是简单的说，一个人买不起车就叫贫穷，而是可支配收入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才叫贫穷。而当一个人处于贫穷的标准线之下，这就意味着他自动拥有了另一种权利，一种得到别人救助的权利。

 

当然，我只是做一些很个人化的思考，并没有完整地研究中国问题的打算。但关于数据的可靠性问题，我还是有几句话想分享。中国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过，其实政府发布的数据也并非完全不可靠，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这些数据，包括通货膨胀数据也是这样。关于数据，茅是专家。一方面，政府会出台相关的数据，另外一方面，人们会对经济的情况有自我的体会。比如当蔬菜涨价了20%而政府宣称涨价幅度只有3%的时，数据已没法掩盖现实。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和难以预测使得商人们越来越希望在中国快速赚到一笔钱，随后可能会将资本撤离。人们都很聪明，因此不会有大型、长期的资本进入中国。

 

原刊《周末画报》

古小即

似乎可以和这篇文章对照着读。

 

部分从业者失去底线致公众面临道德焦虑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29日03:01 中国青年报

 

　　拿出经济发展的“成绩单”，中国风头一时无两：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10年来增长近13倍，财政收入年均增幅近20%，人均GDP达4400美元。全球经济一片肃杀，中国个人或家庭资产超10亿美元的富豪却飞跃至146人，专家说，明年中国还将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

　　但是，普通人的幸福感并没有因挣钱而改善。今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一些忙完挣钱的中国人环顾四周，开始追问：为什么竟有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丢了良心？

　　名牌牛奶中出现致癌物；地沟油上餐桌；有农民把 “瘦肉精猪”卖给全国最大的“屠户”，端上家家户户的餐桌；一些医生“推销”检查、手术和高价药；医患矛盾频发，有病人挥刀砍向救治自己的女医生……

　　“良心”或道德之辞，以前只用来拷问市场中的“部分无良奸商”，现在却因和每个人的利益相关，而引发了难以回避的公共焦虑——人们每天都要吃饭，永远不能避免病痛、变故和老去。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的面貌越来越光鲜，很多人却回味起多年前的“朴素心境”：那个温暖良善、合作共生的世道去了哪里，为什么很多行业的从业者都失去了道德底线？

　　经济发展必然导致职业伦理的滑坡吗？

　　温家宝总理今年也多次提到道德。他说，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为何人们对道德底线失去敬畏

　　“瘦肉精”阴魂不散，今年3月再一次“发威”，这次涉事的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双汇公司。至此，人们才从养殖业专家那里知道，在国内使用“瘦肉精”是行业潜规则，其踪迹绝不止于双汇，产销链更是遍布全国各地。

　　利益驱动是农户给猪打“药”的根本原因。沈阳“心连心”养猪合作社秘书长郭勐告诉中国青年报(微博)记者，品种、饲料的蛋白水平和良好的喂养方法是提高猪瘦肉率的正道，但很多养殖户不舍得花钱买好的猪种，只饲养当地的土猪，靠出栏前“吃药”——肾上腺类神经兴奋剂，让其“健美”——这样的猪屠宰后脂肪层极薄，瘦肉丰满，肉色鲜红，能达到屠宰场标准，卖上好价钱。

　　而“瘦肉精”还不是猪吃进去的唯一的“料”。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一些养猪从业者、饲料供应商和专家那里了解到，重金属和抗生素也是猪粮中不能缺少的“配料”。

　　吉林省商务部门一位干部告诉本报记者，他去农村调研时看见，农民屋后养两只猪、种一畦菜，自家吃，猪栏里的几十头猪“是用来卖的，自己不吃”。

　　为何农民心知不该，还昧着良心给猪喂“药”？

　　在一位熟悉中国农村的北大法学学者看来，某种程度上，这与城市化带来的人的“陌生化”有关。在物资匮乏，物流不畅的年代，猪的宰杀、售卖最多辐射一村一镇，真要出了问题，很快会受到惩罚。在不正当的利益与严重的社交后果面前，农民自然不会，也不敢昧着良心挣钱。

　　然而，迅速扩大的产业链和相关产业政策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被拉远了。目前我国实行“定点屠宰”政策，只有部分获得市场准入的屠宰场可以宰猪。一位养猪人士告诉记者，屠宰企业由此控制了市场话语权。他们通过加工、分装、热链等程序获取利润并迅速扩张，这类企业跨市、跨省甚至跨国销售，在扩张市场的过程中“跑马圈地”，仅通过猪贩子搜罗猪源。在这个过程中，全链条可追溯体系没有跟上，养殖者和消费者也几乎不可能见面。

　　上述法学人士表示，当责任无法追溯、生产者也难以与消费者对接的“陌生化”情境中，实实在在的利益驱动力显然大于虚无缥缈的“良心”，“农民会想，家家都这么挣的钱，我干吗闲操心？”

　　喂“药”的农民只是食品安全问题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在诸如“瘦肉精”等高科技含量的非法添加物链条上，如果没有研究者、制造者、销售者等一系列专业人员，使用者“想挣钱也没机会”。但相应的监管和惩罚机制长期没有跟上市场阔步前行，导致这一系列“昧着良心”的行为没有责任，没有底线，没有敬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者薛兆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卸责、偷工减料、做手脚或者敲竹杠等行为，不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而是所有人类交易中都难以回避的。

　　在经济学最经典的交易成本理论中，人们为让交易行为避免此类障碍，设置了多种约束、监督和惩罚机制，称为交易成本。一项上世纪70年代的研究就表明，由于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美国经济整体交易成本在一个世纪之中上升了一倍，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46.66%。

　　“瘦肉精”事件后人们才发现，当经济发展带来的专业化和分工化遍地开花之时，社会为食品安全付出交易成本还显得微薄：当初双汇号称“十八道检验”可以让消费者“十八个放心”，结果这些检验中根本无法检测单一品种的“瘦肉精”；有的地方“生猪尿检”就是“走过场”，有的“尿检”甚至用人尿冒充，每头猪花两元就能买到三大证明；一位基层官员表示，多次食品安全“专项行动”轰轰烈烈，下面也会相应地落实并写成详细汇报，“其实下去转一圈，小贩们在里面放了什么，根本没法查。”

　　新的利益机制必须再造

　　和食品安全链条相比，医患之间的距离更近些。然而，这些面对面交流的人们无法同心协力。

　　医患的共同敌人是病魔，本应并肩战斗，但现在双方彼此对立，在医疗过程中不得不付出大量额外的成本：患者对病情毫无相关知识，只能依靠医生，可他们担心医生只考虑挣钱，总给患者开“大检查”、“大处方”，甚至不拿红包就不好好干活，于是他们带着录音机、摄像机去看病；医生对患者本应全力以赴，但“医闹”“打人”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让他们在诊疗过程中宁可顾及程序正确而不愿承担“尽全力”带来的风险，“能争取做到10分的，做到8分就行”。

　　“假设一台肿瘤手术切除到10分最完美，但创面较大、风险也大，切除到8分算是合格，那么大多数医生会选择8分。”哈尔滨儿童医院心胸外科医生李清晨告诉本报记者，医生给病人诊疗要权衡利弊风险，尽量保守形式，防止“合理而不合规”的现象发生。

　　他打比方说，如有患者面部多处受轻伤着急来诊，按医院规定，应由眼科大夫缝合眼部几针，再由耳鼻喉科大夫缝合耳鼻喉的几针，最后由口腔科大夫缝合口内几针。在正常的中国大医院里，病人若将这三科大夫聚齐，最快需要一个小时。如果由一名口腔科大夫“顺手”缝合所有伤口，只要10分钟——这种“效率最优”、“全心全力为患者考虑”的情况看似和谐，可一旦发生纠纷，患者状告医院，医院输定了。

　　自保无过错，这几乎已是现在中国年轻医生都熟悉的“规则”，但上海一名儿科老专家告诉本报记者，在他入行的年代几乎没有此类担心，那时候家长带着患儿半夜到医院，新婚的年轻医生也会从家里赶来，全力以赴，毫无怨言。

　　医疗行业为何人心不古？

　　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告诉本报记者，医患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目前的医疗服务机制导致的。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群体，应是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社会人”，他们提供的是诊断和用药建议的服务，这个服务的价格应由市场供需决定。然而，现在医生服务费用“少得可怜”，他们从政府那儿拿少量的固定工资，其余按项目，如开检查、开药的数量来收费。这导致双方的利益永远是冲突的——患者看病越贵，医生拿钱越多。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则指出，目前各级政府给公立医院的钱，只占医院运营所需费用的10%左右，剩下的90%是靠医院给自己发工资，“院长必须带着医生去挣钱，不然就要饿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最近更是直言，国际上仅有20%的药品经由医院卖出，而中国80%的药品由医院卖出。“医生成了最大的药贩子。”

　　在刘国恩看来，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当价格机制使得双方利益冲突时，为各自考虑是本能动机。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仅靠倡导医生加强道德修养，加强素质文明建设，是不符合常识的。“你可能改变一个医生，但改变不了医生群体生存的根本机制。”

　　庄一强告诉本报记者，在美国和香港，病情是医生决定给患者用药的唯一标准，医生群体有合理、正当的高收入。“如果在香港，一个商学院学生和医学院学生同时毕业，前者月收入1万港元，后者收入至少3万港元，一些大牌医生的月薪可达到20万或30万港元。”在他看来，拿着这样的薪水，没有医生会在意病人递上来的红包，病人如果想通过给钱向医生“示好”，“根本给不起。”如果医生收红包或拿了药品回扣，医管局和廉政公署会介入调查，一旦证据确凿，医生将被吊销执照并全行业通报。“如果香港医生敢昧着良心干事，违法成本太高。”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医生、教师、科学家，是社会三个道德底线行业的从业者。作为医生本应救死扶伤，但现在一些人对他们的信任正在崩溃。为了防止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道德滑坡，新利益机制的再造刻不容缓。

　　道德背后有一系列精密的计算

　　著名的“纳什均衡理论”奠定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础，其经典案例是“囚徒困境”：两人一起偷窃，分开招供。双方都辩称无罪，则各判1年。双方都辩称有罪，则各判8年。一方招供一方抵赖，则招供者获益，抵赖者加刑。两个小偷为防止自己陷入最不利的境地，都会选择招供——客观上带来对整体最不利的结果。

　　北大经济学者薛兆丰也乐于用这样经济学的视角看待民众关心的职业伦理问题。他表示，人类群居都不得不面对4个基本约束：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人与人之间不相信(信息不对称)，人与人之间需要协调。经济社会的各种安排现象，包括法律、道德，意识，习惯，都是为了让人类应付这四个约束，节省成本，更好地生存。因此很多既有的道德体系不是先验性地存在，而是人类为了生存进行长期选择的结果，最终目的，是节省人类整体存活的代价。

　　尽管道德有多重定义和解释，但在很多人眼里，道德多少意味着放下自己的事儿去帮助他人，扶老携幼在多数人眼中更是美德的一种。但今年发生的几件事，让人们感到了“寒心”：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两车相继碾压，路人却没有对她施以援手；人们害怕“好心人被讹”而不敢扶起摔倒的老人，在一些地方，老人摔倒之后努力大喊“我是自己摔倒的”而求助。

　　“道德背后也有一系列精密的计算。”薛兆丰举例说，在美国等其他国家，会用各种形式甚至是法律鼓励救助，因为如果不知道帮助他人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人的本性是会迟疑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了可能鼓励人们见义勇为的利益计算公式：“ Learned Hand Formula”——成本小于意外的可能性乘以损失程度。

　　他解释说，这个公式的左边是人们为做一件事付出的代价，右边是人如果不干这件事就会发生意外，意外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概率相乘。当这个不等式成立的时候，人们才有责任采取行动来避免意外。1986年美国曾经有个著名的案子，一位修列车的工人钻到车下修车，但列车司机不知此事，车开动时压断了工人的腿。当时的法官就按照这一准则判案：路人不知工人的状况，无责，司机不可能在做到开车之前检查所有火车下面的状况，无责，但司机在开车之前没有鸣笛警示，因此赔偿300万元——因为鸣笛这一行为的成本很低，而违规不鸣笛造成的代价很大。

　　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相似的法律，但匡扶正义的种子在萌芽。在“扶老人”现象发生时，北大副校长吴志攀公开表态：“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

　　网友把这样的语句称为“撑腰体”，并迅速传播开去，一天之内被转发数万次。

　　从毒奶粉、瘦肉精到恶化的医患关系，见义不为，这些涉及“道德”的现实，在薛兆丰看来都是人与人之间制度的问题，里面都有对利益和责任的计算。自中国有市场经济以来，利益和道德常被放在天平的两端。面对种种现实问题带来的痛苦，有人开始回味市场不发达的年代。一个房地产商把《道德经通释》当作礼物分发，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谋利是道德溃败的根本原因。

　　薛兆丰认为，逐利和道德并不是天然相悖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阐释者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人首先是自利的。但人在自私的同时，天性里还懂得同情。

　　薛兆丰表示，正是追求自身利益和懂得同情他人命运的天性，使得人会在两个不同领域内，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来谋求个人幸福的最大化：在私人领域，人们乐意为亲情和友谊作投资，因为这更有利于满足其同情心；而在公共领域，人们就在产权保护下，以双方都希望的互利为基础，从事贮藏、分工、装配、交易和运输等活动来改善生活。

　　经济学家赵晓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市场经济这个“苹果”，表面上是价格、交易；而实际上，里层是权力交易，是宪政这棵“苹果树”，至于相应的伦理，则是长出“苹果树”的那颗“种子”。“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归结为人们所看得到的显性的制度，但其实所有的法律制度和各种显性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制度是冰尖，文化才是下面的冰山。”

　　他多次撰文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而法律规范遥遥跟在后边，至于文化覆盖下的潜规则，至于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则明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最短的板”，并制约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如果这就是市场经济，那么它绝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绝不会是一个结出硕果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个你骗我、我骗你，你害我我害你的市场经济，其运行效率不可能很高。”

　　12月24日是西方的平安夜，本报记者在三里屯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看见了温馨的一幕：这是北京周边一些有机蔬菜的种植户联合售卖的市集，很多市集上的蔬菜并没有获得有机认证，但“农夫们”彼此熟识，他们把蔬菜种植的过程拍成照片，把手机号留在包装袋上卖给顾客。一个大兴安岭的姑娘捧着手中的相册告诉顾客，她卖的野生榛子、玫瑰，都是今年夏秋她和爹娘一起上山采的。

　　尽管这些食物上没有一个贴着“道德”的标签，但很多人愿意信任他们的真诚。

　　“经济的转型只是表面，更深层次的变革才刚刚开始。”赵晓说，今天中国的变革是文明的变革和转型，经济的转型只是表面，更深层次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木耳

看完两篇文章，滚动条拉到最后，屏幕中间只剩一行字，“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酒神

中国的快速发展，主要是靠投入廉价劳动力、土地和资本，通过各地方政府竞争，推动GDP发展。所以中国的发展是GDP的发展，而非以全体国人的福祉为目标的。改革开放30多年，想赶上西方国家200多年的成绩，怎么会没有问题？同时，改革开放仅仅是经济方面，其他方面的改革要远远落后，又怎么会没有问题？ [ 本帖最后由 酒神 于 2012-4-5 22:5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