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

酒神

（编者按：最近，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了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颁发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近些年来，茅于轼的一些观点在中国互联网上、甚至在海内外知识界中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旗帜鲜明地支持他的观点，也有人义愤填膺地反对他的观点。FT中文网今天刊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薛涌与茅于轼商榷的文章，其目的并非一边倒地赞同薛涌或茅于轼的观点，而是希望藉此展开一场冷静、理性、非情绪化的学术争鸣。我们欢迎持各种观点的学者和读者参与相关的讨论。）

 

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不久前宣布授予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自由奖”。这显示了美国保守主义对中国自由派的强力支持。茅于轼先生对此不胜欣慰：“CATO给我这个奖，说明中国在自由争取方面有了很大成功。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其中有我们的一份力量吧，所以这个奖，不光是给我，也是给中国所有促进自由的人一个鼓励。”

 

茅于轼先生对于打破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有着卓越的贡献，获得此奖当然是很可祝贺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的自由派乃至茅于轼先生本人，在本土正面临着重大的信誉危机。左倾思潮近年来的影响有扩大之势，固然和死而不僵的传统左派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自由主义者一味喊标语口号、以传统“阶级斗争”的方式宣传自由主义理念，乃至对市场经济（特别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后果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频频用“雷人”的语言吸引眼球，使之丧失了公众信誉。许多对计划经济没有切肤之痛的年轻一代，面对泥沙俱下的现实惶惑不堪，最终把计划经济时代理想化、投入了左派的怀抱。所以，中国的自由派并非仅仅是左派的敌人，他们对最近几年左派思潮的崛起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

 

茅于轼先生，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典型。近年来他的雷人之语是人所共知的。比如他曾说改革开放的财富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工人农民都不算数；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交换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等等。你到任何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去竞选公职，这么说话即使在白领的选民中也会落选。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茅于轼的这些话引起不少公愤，中国的自由派们还似乎是生活在过去“阶级斗争”的时代，觉得茅于轼是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旗手”，只有极左势力才会对之攻击。这种根据意识形态“站队”的态度，使他们难以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市场和自由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不管是茅于轼本人还是他的支持者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许多言论，即使作为标语口号，也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比如，2009年茅于轼为为庆祝《时代商报》创刊十周年题辞：“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一时搞得舆论鼎沸，至今此论的是非也没有得到澄清。从同情的立场为茅于轼辩护：他目睹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种种现实。那时商业被视为资本家巧取豪夺的手段，工人阶级则成了“领导阶级”，于是“劳动神圣”，做买卖成了犯罪。更不用说，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重农抑商传统，人们对商业的敌意根深蒂固。他这样说，不过是要帮助社会摆脱马列教条，早一点接受市场经济的价值和理念而已。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中国老百姓所面临的并不仅仅是极左势力的鼓噪。市场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市场的公正性问题。劳动创造财富，也并非是出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西方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一直把英美资本主义模式奉为自由和市场的“正宗”传统。这个传统的现代起点，大致可以说是1688-89年的“光荣革命”：来自荷兰的奥伦治亲王威廉和玛丽应邀西渡英伦，赶走了大搞君主专制的詹姆斯二世而成为英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蓬勃崛起的工商势力。再过半个多世纪，英国就发生了“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了现代社会。

 

在这一让人耳熟的故事背后，有一重大的革命性理念已经淡出了我们的记忆：“劳动创造财富”。这一理念的确立，不仅关乎现代市场秩序的生成，而且直接涉及到民主宪政中的自由。在“光荣革命”前后，托利党和辉格党在这个问题上展开了长期的意识形态之争。大体而言，托利党拥君保守，其社会基础是土地贵族。他们的政治经济理念，还是根植于中世纪的农业社会，认为土地创造财富，商业不过是交换土地所生产的果实。辉格党则针锋相对，信奉洛克的理论，认为劳动创造财富，人类的努力比土地更有价值。

 

这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和政治层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要知道，托利党人并非反对商业。比如东印度公司，一直就在托利党的羽翼之下。不过，因为他们把土地视为财富之本，即使经商，其着眼点也在于抢夺土地，然后建立垄断。市场经济就成了一场零和游戏：我赢就是你输。毕竟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我多拿了五十英亩，别人就少了五十英亩。辉格党认为劳动创造财富，而劳动的潜力是无限的：人口可以增长，人可以更努力、更聪明。所以，市场竞争完全可以走出零和游戏，垄断则往往妨碍人的聪明才智的发挥。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资本，也一度成为辉格党人攻击的目标。

 

在政治上，英国自中世纪以来一向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王把土地封给贵族，从后者那里换取服务。所以，认定土地创造财富的托利党人，总对国王的赐予感恩戴德，非常尊王，进而认为老百姓没有权利抵抗君主专制。最保守的托利党人，甚至在“光荣革命”之后还认为詹姆斯二世仍然是合法国王，无人有权废除。劳动创造财富，则颠覆了托利党人的政治理念：既然财富来源于劳动，而劳动者又是老百姓，那么人民就成了国家的根基，就应该享受基本的宪政权利。自此之后，不管经济学里的劳动价值理论演化得如何复杂，尊重劳动的传统，在西方自由主义中一直没有断绝。亚当.斯密就是位特别强调劳动价值、为劳工说话的经济学家。几年前，当茅于轼大谈工人农民都不算数时，《时代》周刊几乎把中国工人奉为“年度风云人物”。可见，即使站在英美这种“正宗”的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立场上看，如此看轻劳动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

 

另外还需要指出，交换固然创造价值，但盲目崇拜交换，也属于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误解。辉格党人当年在反对东印度公司垄断性的“交换”时特别指出：从印度进口的大量纺织品，不过是倒来倒去，破坏了英国纺织品的市场，使英国的劳动贬值，害远大于利。其实，即使在有强大重农抑商传统的中国，明清时代商品经济之发达也是有目共睹的，乃至以彭慕兰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把那时的江南和工业革命前夜的英国摆在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他们的一个基本谬误，是把前近代的商品交换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混淆。资本主义的动力不仅仅来自于交换，还来自于资本革命性地改变了生产过程，进而使劳动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

 

中国的自由主义如果要有前途的话，就必须澄清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当今这样的转型期，和英国“光荣革命”时代颇有些可类比之处。当改革开放在中国起步时，土地、资源、资本，几乎无一样不是国有。中国的经济起飞，首先也在于老百姓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提升这种劳动的价值，保证伴随这种劳动而来的权利，是走向市场与自由的基础。当茅于轼看到文革时期中国人辛辛苦苦地挖防空洞时，自然会说：这是劳动呀。这样的劳动未必创造财富呀。但他忘记了，当时也并非没有交换，比如供销社等等，但很难创造什么财富。当一个制度让劳动无法创造价值时，一个自由主义者本能的反应不应该是“工人农民都不算数”，而是去质疑这种制度究竟出了什么毛病。毕竟，市场秩序最为优越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能够让劳动创造更多的财富。在这一点上，恰恰是茅于轼先生背叛了自由主义的原则。最近他关于“印度的民主还不如没有”的言论，和他轻视劳动的观念也一脉相承。

 

人是劳动的动物。当我们连劳动也不尊重时，还谈什么尊重人的权利呢？评价一个思想家，最终还要看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中国自由主义的悲哀在于，公开倡导放弃“劳动创造财富”这种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人，成为自由的旗帜。但愿“弗里德曼奖”不要把这面旗帜插在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使人们对之的正常批评更难以展开。

 

2012年04月10日

[ 本帖最后由 酒神 于 2012-4-13 21:22 编辑 ]

酒神

非常感谢薛涌教授对我获奖（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的祝贺。薛涌也对我提出了批评（见FT中文网刊登的薛涌《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希望我对此做出回应。

 

薛涌的批评大概有三点，下面逐条来讨论。

 

首先是我说了“企业家创造财富，工人则未必”。当然，财富是企业家、工人（甚至还有政府等）共同创造的，缺了谁都不行。但在中国的条件下，一直只说工农创造了财富，很少说企业家也创造财富，甚至还灌输企业家是剥削者的说法。这很需要纠正。

 

工人的劳动未必创造财富是不错的。只要看改革前，工人农民累得要命，不怕苦，不怕累，战天斗地，但是财富没有创造出来。原因是没有市场，特别是没有企业家。工人农民的劳动用错了地方。而改革后我们的劳动减少了，财富反而增加了。关键的一点是有了企业家组织生产要素，用低成本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并销售到最需要的地方去。这些都不是工人农民做的事。

 

薛涌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没有必要再去讲市场如何重要，要讲的是劳动的重要性，鼓励诚实的劳动。但是在中国很不相同。中国的市场制度还摇摇晃晃，不解决建立市场的根本问题，劳动还可能被滥用。大炼钢铁，轰轰烈烈，误用劳动的场面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在中国需要强调的不是劳动如何重要，而是市场和企业家如何重要。薛涌批评我有失片面，我愿意接受。这个片面是中国的环境造成的。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中，更应该强调的是市场和企业家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劳动创造财富早已强调过了。需要让大家知道的是市场和企业家的作用。

 

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大原因是我们有伟大的劳动者。这个优势世界上那个国家也比不上。我在为苏洪涛写的书作的序言中特别对此作了展开。我也强调劳动必须在市场的环境中才能够创造财富。而中国时时刻刻都有回到计划经济去的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着重强调市场的作用。

一个例子就是关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争论。大多数人还认为设一条耕地红线总比没有好。如果真的如此的话，光有耕地是不够的，还需要劳动力。于是也要规定用多少农民去种粮。粮食还要用化肥，所以也要规定必须生产多少化肥。生产化肥还要用电力，于是也要规定必须分配多少电力给化肥生产之用。这不是转向了计划经济吗？这说明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还是完成远未完成的市场化建设。这是大多数国内经济学家的看法。

 

薛涌批评涉及的第二点，是“交换创造财富”。这并不是我的发明。现代经济学就是这样讲的。我不过用了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经济学中供应线和需求性交叉中的三角形面积，就是交换所创造的财富。而且GDP作为财富生产量的指标也是从交换统计出来的，不是统计劳动量得到的。当然，交换的背后有劳动的创造。但是劳动最后表现为财富，必定是通过交换。我完全没有蔑视劳动的意思，我要补充的是光有劳动不会有财富。劳动必须结合交换。因为交换指明了劳动该用在何处才能生产出财富来。

 

最后，是不是“保护富人穷人才会变富”？我仍然认为是对的。富人和穷人都应该受到同样的保护，才能有普遍的收入上升。特别要防止在一个穷人占多数而且有普遍仇富心理的情况下，政府采取“打倒富人”的政策。这种政策对政府最有吸引力。“打土豪，分田地”往往是很得民心的，它牺牲极少数人的利益，获得极大多数人的赞同。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就是这样起来的。穷人确实痛快一时，社会变得更公平了。可等事情冷静下来后，社会上就没有富人了。社会提倡穷，穷人可提拔，可以入党，参军。三代穷人是最可靠的；和富沾一点边的人都会受排挤，靠边站。任何个人有一点致富的行动或想法，立刻受到批判。国家变成了穷人国。

 

我认为一个社会应该鼓励大家致富，要向富人学习（当然不包括靠歪门邪道致富的人），致富光荣，这是正常社会应有之义。富人也要同情穷人，帮助穷人。这是一个和谐社会所应有的人际关系。可是中国在解放后的三十年就是实行的仇富教育。每次运动都要忆苦思甜，把仇恨集中到富人身上，把他们描绘为剥削者或阶级敌人。然后向他们展开斗争。不少“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子女在文革时被活埋，仇恨从哪里来的？就是这样教育出来的。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还有个别地方利用这种不正常的手段获取民心。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今天我们要强调：和保护穷人一样地保护富人。也就是人人平等，人人都享有人权，这方面没有贫富的区别。

 

但是另一方面，平等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收入差别既不能没有（不能吃大锅饭），也不能过于扩大。现在不但在中国，也在美国等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已经太大了。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努力克服。所以我说了“为富人说话”，也说了“要为穷人做事”。为穷人做什么事？就是帮助他们致富，减少贫富间的收入差距。

 

2012年04月13日

酒神

(编者按：FT中文网4月10日发表了旅美学者薛涌写的《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一文，希望就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奖”一事，展开一场冷静、理性的学术争鸣。文章发表后，收到不少反馈。美利坚大学研究生李华芳认为薛文有疏失之处，社会上对茅于轼也有不少误解。故此我们也发表李华芳的文章，并欢迎进一步的商榷和争鸣。)

 

茅于轼获得2012年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弗里德曼推进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的消息，引发了诸多争议，本文试图澄清一些显而易见的误解，并解释茅于轼获得这一奖项对中国的积极意义。

 

一、什么是“弗里德曼奖”？

 

大部分误解是由于未仔细阅读“弗里德曼奖”的说明及茅于轼的获奖理由所致，所以从该奖项开始介绍，呈现更多真实的细节，会助于澄清部分误解。该奖项全称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推进自由奖”，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2001年同意加图使用他的名字设立这个奖项，旨在奖励那些为推进人类自由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个人。

 

奖项是两年发一次，2002年是头一次颁奖，发给了英国经济学家鲍彼德（Peter Bauer），其后的获奖者包括2004年的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2006年的爱沙尼亚前总理马特•拉瓦尔（Mart Laar）、2008年委内瑞拉的学生运动领袖郭学权（Yon Goicoechea），以及2010年伊朗作家、记者甘吉（Akbar Ganji）。茅于轼是今年的获奖者。

 

从上面可以看出，“弗里德曼奖”的重点是奖励推进自由的个人，而并不局限于这个人的身份，不论他是经济学家、政治家还是作家。从上述获奖者也可以看出，推进自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是通过表现政治上的领导力，也可以是通过发表文章针砭时弊，还可以是通过普及学术推广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理念等。

 

二、争议茅于轼

 

对于这个奖项的介绍，实际上能打消大部分围绕茅于轼获奖的争议，因为这些争议实际上是对奖项不了解所致。

 

比如说，第一种批评意见来自学术界，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界。这种声音认为，茅于轼对经济学的进展没有贡献，所以发奖是发错了。但其实这个奖项和学术进展本身关系不大，属于打错了靶子。我个人能力有限，无法评价茅于轼的经济学贡献，但我认为即便是评价一个人的学术贡献，也有两个必须要考虑到的约束条件。首先，茅于轼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所做出的贡献，应该和当时的经济学水平相互对照，以便考虑到其提倡的经济学数理化的影响和意义。

 

其次，在学术评价中始终存在关于评价标准的争议。顶级期刊、影响因子、引用率等我并不反对，只是好些“知识贩卖所的伙计”自己也不过是贩卖些陈腐的东西，硬要来指责做普及工作的没有自己“陈腐”得高级，倒是个挺有意思的研究课题。以推进个人自由的效果而言，就目前的中国来看，前沿研究重要，但普及工作也并非可有可无。两者实在是应该齐头并行的。

 

如果批评普及性的工作能推进对前沿研究的进展，那么这种指责大概还有些道理，否则就未免有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心理了。另外一个值得细说的问题是所谓茅于轼的普及工作出了问题，实际上并不推动自由，那么这样的指责或许也具有一定的“正当性”，但稍后我将指出，在此问题上的误解，多数是以讹传讹所致。

 

另一种批评茅于轼的观点认为，茅应该清醒认识到这是由于中国强大了，西方才颁奖给他的。这种说法本来不值得一驳，因为这是一种没有逻辑和证据的说法。所谓空有屁股坐定，脑袋却空空如也。奇怪的是，这种说法尽管非主流，但还是有一些市场，所以要再来说一说这种观点谬在何处，以便读者知悉。

 

关于茅于轼获奖是因为“中国强大了，西方才给予特殊关注”这种说法要成立，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弗里德曼奖”的所有颁奖都是因为获奖者所在的“国家强大了，西方给予特殊关注”。很可惜，这是无稽之谈，甚至都通不过第一轮检测，因为第一个获奖者鲍彼德来自英国，获奖更多是因为他在发展经济学上的贡献，英国的地位其实看起来是衰弱而不是“强大”了。而委内瑞拉和秘鲁也断然是称不上“强大”。

 

值得检讨的是，这种中西对立的二元思维曾经严重损害中国的外交利益，也在“冷战”中使美苏都遭受重大损失，已经是国际政治中极为“猥琐”和落后的思想。可喜的是，这一声音正逐渐削弱，正常的贸易和邦交思维占据了正道。开放才能拥抱全球化，“阴谋论”、“筑墙自闭”还没有被完全淘汰，主要是既得利益者害怕自由的拓展危及他们的利益，于是设置一些障碍，还将此念头表达为西方的阴谋，以阻挡中国人追求自由的步伐。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改革开放，早日打破这些障碍，茅于轼获奖正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三、自由主义问题

 

对于自由主义问题的解释，并不是这篇小文章所能解释的。不过有一种批评意见值得提及，这种意见认为茅于轼的普及工作不尽如人意，或者说其方式反倒是违反自由主义的原则、损害自由主义的声誉的。这也是上面提到过的对茅于轼普及工作的争议。

 

例如对茅于轼曾经的一个说法“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薛涌就认为这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因为英美正统的自由主义者洛克指出“劳动创造财富”（见FT中文网发表的《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

 

薛涌单方面挑战茅于轼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007年，我其实看不出两人在理念上有多大的矛盾，而往往是因为个别词语的使用被放大了分歧。我同样留意到的一个事实是，茅于轼并没有真正回应过薛涌。

 

“劳动则未必（能创造财富）”这句话引发的争议，其实与茅于轼一贯被人断章取义有关。“劳动未必能够创造财富”与“否认劳动能创造财富”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对于前者，这一论述表明有些劳动不创造财富，但与后者是完全不同的意思。所以针对后者的抨击对反对前者的观点，是风马牛不相及。有意思的是这在评论圈并不少见。

 

论证“劳动能创造财富”是洛克曾经的观点、甚至是英美自由主义传统里的观点并且被辉格党人利用过，要如何才能反对茅于轼说的“劳动则未必（能创造财富）”观点呢？在这一条逻辑链上，要证明以下几点：首先，洛克必须是全无争议的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守护者；其次“劳动创造财富”是洛克说过的，并且被英美自由主义坚持；最后，这一路传统坚持“所有劳动都能创造财富”，才能反驳“劳动未必能够创造财富”或“劳动有可能不创造财富”。

 

那就从洛克谈起吧。洛克对“劳动”是有特别的说明的，是指劳力作用于某事物并改变其自然状态，这称为“劳动”。而洛克之所以提及这个“劳动”，乃是要说明个人财产之由来的问题。在自然状态中，人们劳动但不需要财产，只是有这种拥有财产的“权利”。随着人类社会的扩展，主要是自然生长率条件下的人口增长，使得人要储备一些“多于必需”的财产，以应对风险和养育后代，“剩余”的概念开始兴起，专业分工和交换是人类扩展秩序的体现，货币成了洛克眼中社会契约的绝佳代表，而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障人的财产。

 

可以说从理论上，洛克指出了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自然状态，在这个状态里劳动并不创造财富，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不创造财产，因为在所有劳动产出全部满足于生存的条件下，并没有必要去界定财产权。而只有当人类走出自然状态，在社会契约条件下，劳动创造的财产有盈余去交换，才使得财富集聚增加，但对洛克来说，在这里更看重的是财产权及交换对财富增加的作用，并非特意强调劳动的作用。现代英美的自由主义者对洛克的态度是转向更细致的讨论，比如洛克虽然提出早期的“三权分立”思想，但其中立法分支对财产的潜在危害与人们互信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调和等是讨论重点。

 

也就是说，在劳动与财富的关系问题上，洛克并没有说过“所有劳动都能创造财富”。洛克也不会反对“商业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这样的简短观点。薛涌花了很长的篇幅说明辉格党人的历史，借以论证自由的拓展。问题在于，这似乎与“劳动能不能创造财富”这个观点之间关系不大。

尊重劳动的传统，可能从另一个路径来理解会更明确。追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这一思想传统，你当然能看到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但斯密－马歇尔－萨缪尔森－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传统，却主要是对分工和交换的强调，这一路传统对劳动价值论当然不热衷，但也不至于走到“所有劳动都不能创造财富”的极端境地。西方经济学的主流传统也已经表明，“劳动创造财富”并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但并不表示自由主义理念放弃了“劳动创造财富”的观点。正如在鲁滨逊的世界里，劳动回归到自然状态中，并不创造财富；也如在计划经济里，劳动的价值被计划抑制而无法真正创造财富，直到市场交换极大拓展了劳动创造的财富。如果支持商业创造财富的观点，如果也承认不是“所有劳动都能创造财富”，那么这和茅于轼的观点又有什么差别呢？一下子将茅于轼的观点极端化成放弃“劳动创造财富”，到底又在反对什么呢？

用辉格党的历史来否证今天中国的现实，可能有意义，但更多是穿越带来的喜感。茅于轼所言“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应放在计划经济影响根深蒂固的中国语境中来理解，强调商业的力量，而对劳动价值论报以警惕，无论如何是不为过的。这与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理念也是契合的，看不出来违反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值得一提的是，对交易而言，经济学通常默认的前提是自愿交易。而反对在垄断前提下、尤其是政府垄断的前提下的“交易”，主要不是说盲目崇拜交易，而是反对垄断。将反对东印度公司理解成反对交易，这种理解本身是需要被反对的。

 

我就简单提及下东印度公司。所谓“英国东印度公司”原来叫做The Honorable East India Company或称 “不列颠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但它之所以能做印度贸易，是因为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给了它在印度贸易的特权。这使得该公司获得了多年的东印度贸易的垄断权。而辉格党人反对的主要是这种皇家特许垄断，对从印度“交易”来的香料和咖喱他们还是欢迎的。

 

“反垄断”和“盲目崇拜交易”，显而易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并将“反垄断”加上“盲目崇拜交易”的名头，是无论如何也不合适的。这种方法也恰恰是薛涌所反对的在普及自由主义过程中“普及出错”的方法。

 

我同意在经济学的普及中要尽量说出对的东西，尽管一个人无法保证其口吐永恒真言，却至少可以避免“断章取义”和“张冠李戴”。我也同意中国的自由主义在传播的过程中一片混乱，但是哪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传播不是一片混乱的过程。

 

自由主义的传播某种程度上只能是混乱的，因为一个开放竞争的体系注定不可能产生永远正确的思想。我还同意科斯说的中国缺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而要有一个自由竞争的思想市场，除了要挣脱来自管制者的束缚外，不要“断章取义”和“歪心曲义”恐怕也很重要。

酒神

四、茅于轼获奖的意义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加图研究所给茅于轼发奖的理由吧。尽管有诸多的争议，却没有多少人有耐心读一读获奖的理由，这多少凸显了评论界的尴尬、拙劣和不专业。

 

加图研究所开宗明义说茅于轼是中国推进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活动家，直言不讳，并影响巨大。这个83岁的经济学家以倡导公开透明的政治体制著称，也是推动中国民间社会和自由运动的先行者之一。2011年，茅于轼发表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文章，激怒了一些人。乌有之乡称茅于轼为汉奸，并要公审茅于轼，判他叛国罪。更有激进之徒到茅于轼家进行骚扰。

 

加图研究所还提到了茅于轼经常被人忽视的贡献，例如参与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创办富平学校这样的慈善机构，以及在山西龙头村实行小额贷款帮助农民等。他相信个人收入增加有助于个人自由拓展，并投身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他写了15本关于市场经济的书，其中《生活中的经济学》是畅销书，向大众通俗易懂地解释了经济学。茅于轼的作品既帮助公众更好地了解自由市场，也帮助中国政府澄清和缓和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

 

我没有全部列出加图研究所的说明，但以上这些足以说明，几乎所有的围绕茅于轼获奖的争议，都与没有仔细阅读这些说明有关。一个人坚持市场经济理念，坚持改革开放，并身体力行做慈善，以点滴惠及身边的世界，这样的人在哪里都值得尊敬。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奖”是当之无愧的。

 

弗里德曼在设立这个奖项的时候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等有幸生在自由社会，对自由的重要性反而意识不到，认为不过是理所当然。所以在飘飘然的西方世界里设立一个强调自由的奖项是极端重要的。茅于轼获奖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中窥见一斑，在尚不如西方自由的社会里，例如对个人自由、自由市场和法治的承认尚不足的社会里，一个推进自由的先行者获了奖，是具有积极正面意义的，这将激励国人立足自由，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一个更好的中国社会。

 

2012年04月12日

酒神

这个FT也太坏了吧，摆擂台让大家论辩。这让国内吵得沸沸扬扬的挺韩、倒寒的双方情何以堪啊！

酒神

最早还是因为时寒冰骂茅老，才关注了茅老（汗！）渐渐了解得多了，开始由衷佩服这位老者。尤其佩服他面对逆境的从容，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对反对他的人（甚至谩骂、人身攻击）的宽容大度，总是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与悲壮！

木耳

不懂经济学，个人觉得对“财富”的界定貌似还有分歧吧。78年前很多工人累死累活没创造出财富，难道金融危机时倒闭的那么多企业家就创造出财富来了？如果说工人未必创造财富，那么企业家也未必创造财富。何况，企业家的外涵也很广阔。所以感觉茅老有矫枉过正而用双重标准之嫌。

酒神

原帖由 木耳 于 2012-4-14 11:39 发表 不懂经济学，个人觉得对“财富”的界定貌似还有分歧吧。78年前很多工人累死累活没创造出财富，难道金融危机时倒闭的那么多企业家就创造出财富来了？如果说工人未必创造财富，那么企业家也未必创造财富。何况，企业家 ...

 

是，木耳兄分析有道理，茅老也承认“薛涌批评我有失片面，我愿意接受。”

木耳

马克思讲劳动未必创造商品，他是先定义了商品又论述了商品与劳动的关系，这显然非常科学。但马克思好像也没讲过劳动未必创造财富这类的话吧。从李华芳讲洛克的资料来看，洛克明确界定了劳动的概念，但不知道他有没有界定财富的概念呢。但不管怎么说，用非自然状态条件下的企业家来对比自然状态下的劳动，或者类似的对比，都是有失公平的。 不知道酒神兄了解不了解财富这一概念呢？

酒神

原帖由 木耳 于 2012-4-14 14:25 发表 马克思讲劳动未必创造商品，他是先定义了商品又论述了商品与劳动的关系，这显然非常科学。但马克思好像也没讲过劳动未必创造财富这类的话吧。从李华芳讲洛克的资料来看，洛克明确界定了劳动的概念，但不知道他有没有 ...

 

马克思讲过劳动创造财富。但是财富的严格定义一直有争议。我个人认为，财富应该包含商品的概念，范围要比商品大。

 

这里，我同意茅老着重强调的是市场重要性，比较之前的计划经济来的。当然，茅老这种说法，他自己承认“片面”，木耳兄认为“双重标准、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