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

木耳

原帖由 剩翼 于 2012-4-16 21:17 发表 呵呵，你到底看没看我说的话？再说一遍好了，你看清了人家文章再说话好不？人家说企业家创造财富，工人则未必；交换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你说人家把企业家创造财富和劳动未必创造财富连在一起说别扭，这是你所 ...

 

第一，“交换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是茅老说的么？恐怕是剩翼兄的发明吧。

第二，我什么时候把两者连在一起了？

木耳

原帖由 剩翼 于 2012-4-16 21:18 发表 喂喂，“那企业家创造财富又是什么状态呢？ 他这话要是单说肯定没问题，这么两个连起来说总感觉怪怪的。”——这话谁说的？？？？

 

这话能证明我把哪两个连起来说了？我要是把企业家换成公务员放在这里不行是么？

木耳

原帖由 剩翼 于 2012-4-16 21:17 发表 一再让你看清楚再说，你都没看清楚人家说什么，叫人家怎么回答你提出的这些驴唇不对马嘴的所谓问题？

 

如果没看明白我的问题，我不妨换个问法，商业创造财富，企业家创造财富，交换创造财富，是什么状态呢？任选一个回答就行。

剩翼

呵呵，算了，我正事多得很，不和你说了，好自为之吧。

木耳

原帖由 剩翼 于 2012-4-16 21:30 发表 呵呵，算了，我正事多得很，不和你说了，好自为之吧。

 

谢谢：）

酒神

【编者按】茅于轼与薛涌先生在FT中文网就劳动、财富、自由主义等问题的争论，也得到了一些其他学人的参与，我们将发表其中的一些文章。本文作者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访问学者黄明涛（需注明的是，本文写于薛涌先生发表《敬答茅于轼先生：劳动是第一产权》之前）。FT中文网编辑部欢迎国内外学人就此议题继续发表意见。

 

茅于轼先生获颁弗里德曼奖，在当下颇具有象征意义。对一个徘徊在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与固化权贵资本主义这两难之间的中国而言，在公共话语中增加一点有关自由主义的内容是极为必要的。其实，当下所谓“左”与“右”的争议是个假命题，真正摆在中国面前的，是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的选择，而好的市场经济则毫无疑问要从对自由的相信与坚持开始。

 

先扯一点题外话。这次颁奖给茅于轼先生的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是一家致力于推进自由思想、理论与政策分析的独立研究机构，或者习惯所称的智库。“独立性”是很重要的概念。正如加图研究所在其官网上介绍的，超越党派性并提供独立的视角是其始终坚持的研究原则，因此其资金来源是与美国政府无关的，而是依赖范围广阔的社会捐赠。“加图”这个名字或许对中国人来讲还不太熟悉，但是18世纪一本名为《加图来信》（Cato’s Letters：Or, Essays on Liberty, Civil and Religious, and Other Important Subjects）的论文集则是影响了美国建国一代伟人的精神导师式的著作，这本书（实际上是John Trenchard和Thomas Gordon两个英国人于18世纪上半叶所发表的一系列政论文章的合集）所系统阐述的以维护个人自由权利和有限政府等为中心的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理念，是几十年后北美革命与美国联邦宪法精神的滥觞。加图研究所愿意以加图来命名，彰显了其推荐自由之理念的志愿。

 

加图研究所与弗里德曼评奖委员会将今年的奖项授予茅于轼先生，是因为他对于“个人权利与自由市场”的积极推动（加图研究所官网颁奖介绍文），而茅先生则因为在保护企业家和富人的语境下所说的几句的话遭致不少非议。例如薛涌先生在《茅于轼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误区》一文中，尤其表达了对“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的观点的反对，并且说“到任何一个健康的民主国家去竞选公职，这么说话即使在白领的选民中也会落选”。

 

薛先生其实可能还有所保留，美国选民哪里是容不下歌颂富人这么简单，占领华尔街的那群抗议者几乎对整个资本主义体制都嗤之以鼻。但是，拿这样的例子来试图说明中国的问题，有些驴唇不对马嘴。（转者按：此论剩翼兄之前的帖子曾经部分涉及，剩翼兄偏重于逻辑方面的问题。）

 

在这个经济萧条的年底，笔者见到的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对他们国家的体制和政策有意见，而且法学院的学生居然对我表示，如果有机会重写宪法，绝不会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些不满与质疑全部是在一个自由与法治的传统已经坚不可摧的国家里出现的。在美国，绝对不会发生通过“打黑”方式大肆掠夺民营资产的事情，政府也从来不敢在经济危机时拿企业家阶层来垫背——法律与政治文化都不会允许。但是这些在当下中国都是已经发生、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件。企业的经营自由权、财产权、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等一系列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在很多国家早已不是问题，但却是当今中国最最“清晰而即刻”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拿当下西方的论点来分析中国问题时，尤其需要小心。

 

至于劳动究竟能不能创造财富，李华芳先生已经在《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一文中对薛涌先生进行了一定的回应。我只想再补充几句，洛克的劳动分析方法主要是其财产权的论证过程中的一个步骤，并不是在今天的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语境下展开的，而且与“究竟是企业家还是劳动者创造了财富”这个论题完全不相干。洛克不认识马克思，也不会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简单二元划分这一范式下讨论财产或劳动的问题。

 

如果要说“保护富人，穷人才会变富”这个观点，也不是茅先生所首创，至少20世纪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哈耶克早已在《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中予以详尽说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看。

 

我在这里大致复述一下哈耶克的观点。自由从来不是被所有人以同样程度所享有的，那些具有知识、经验、创造力与冒险精神的人一定是最早从自由市场中获利的人，就如同从言论自由中获利最多的可能是最最先锋的艺术家与异议者，而普通人则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自由权无法被所有人以同一种方式运用、并且更不可能达成同一种结果（例如贫富差距）这一事实本身与自由权的珍贵完全是两个命题。如果自由权被积极运用的只是小众群体，于是就取消这种自由，那么其结果只能是所有人最终都失去自由。自由权提供了一种试错和创新的机会，而社会总体最终会从由少数人的创新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中分享利益，只是分享的程度也不会绝对平均而已。

 

人类对于平等的热爱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正如不应当用自由的理论来解释平等一样，也不应当用平等的主张来混淆自由的精神。在具体的社会政策层面，一定是自由、平等、公义等等各种要素的综合考虑，至于稍微倾向自由一点或是稍微倾向平等一点，则是因地制宜的问题。但是如果人类不能接受自由将带来的差异化、多元化，那么自由确实不如平等来得酣畅。

 

回到当前中国的情境中，真正值得探讨的命题是：我们真的对市场经济与企业家的首创性有着坚定的认识吗？还是市场经济与企业家阶层（我当然是指民营企业家）处于权贵资本与对毛时代平均主义之幻想的前后夹击当中？（顺便说一句，30年前的中国社会结构根本不平等，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在一个法治不健全和对财产权没有稳定预期的地方，企业家或富有阶层（缺少权力保护或不愿与之合作的那部分）是一个最容易想到的谴责对象和祭旗之物，就好比曹操杀了军中粮官以换取“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支持”一样。

 

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改革所遇到的问题是缺少法治的护航，至于法治的困境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关系，或者后者要负怎样的责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有一点很重要，自由主义思想在权贵资本主义面前的无力与挫败只能通过更广泛、更持久的自由主义启蒙才能克服。

[ 本帖最后由 酒神 于 2012-4-18 09:39 编辑 ]

酒神

一

薛涌先生发表于FT中文网的《敬答茅于轼先生：劳动是第一产权》一文，对我《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一文中的一些看法做了回应，本文是对薛涌先生回应的再回应。

 

薛涌写道：“如今我提出这个问题，竟让李先生这位有机会到美国读研究院的自由主义者有喜感，这难道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悲哀吗？”首先，我常常怀疑自己是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假如自由主义被狭隘理解的话，我很可能就不是。其次，我一个人觉得有喜感，薛涌突然就逻辑跃进到了中国自由主义的悲哀之结论，是不合适的。小子何德何能，一人愚笨竟能累积中国自由主义。我认为这种论证方式是要不得的，可以不同意观点，但不该肆意夸大。

 

我很感谢茅于轼老师以谦谦君子之风，为我展现了如何进行辩论的范例。我对薛涌先生的言辞唐突之处，我先道歉。薛先生从年纪而言是我的师长辈，先不敬是大不敬，所以对于“穿越的喜感”这种轻佻之词，望薛先生以我年少有戾气之故原谅之。

 

二

下面是我的回应。我在《茅于轼、弗里德曼奖与中国自由主义》一文中主要是澄清几种关于茅于轼获得弗里德曼奖的误解。其中对薛涌文章的主要批评是其断章取义，并且曲意误解了茅于轼老师关于“商业能够创造财富、劳动则未必”一说。薛涌之前的辩驳将后半句理解成了“所有劳动都创造财富”，这不仅与茅老师的意思不同，也误解了洛克关于劳动的说法。

 

薛涌回应的主要意思是，茅于轼主要聚焦在反对计划经济，而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权贵市场经济，所以茅于轼之前很有意义的传播推广自由主义的工作现在已经“至少部分”不适用了，其中这“不适用部分”包括关于财富和劳动关系的说法。所以薛涌提出了“劳动是第一产权”。薛涌主要是要强调劳动价值在自由市场中的意义，认为不能贬低劳动创造财富的重要性（尽管我实在没有找到到底是谁贬低了劳动）。（转者按：也是剩翼兄的观点之一，请木耳兄考虑。）

 

薛涌对我的回应是认为我的一个说法不妥，因为我说他大谈洛克和辉格党“有穿越的喜感”。这话辨析下去很容易陷入意气之争，我就简述重点。薛涌旨在论证中国情况已经变了，薛涌眼中茅于轼推广的那种“自由主义”已经不适合了，为什么呢？薛涌的论据是洛克和辉格党以及英国史更能说明问题，其中的关键例子就是“劳动”。

 

我认为这种论证是有问题的。17世纪的洛克提出的思想里当然有一些基本的原则值得尊重，在经过数代中国学人咀嚼之后，已经成为常识性的理论。尽管经常有被忽略的嫌疑，但大部分是因为后来的研究者自身的问题。简言之，如果认为中国今天的问题，或者中国今天的自由主义的困境，只能到洛克那里去找答案，那可能就是对中国的自由主义了解不足所致了。

 

自由主义需要理清是对的，但臆测茅老“几乎不可能有机会去研读洛克和辉格党”就步子太大了。我同意薛涌说的“讲自由主义已经讲了三十多年，我辈有着茅老那代人当初无法想象的研究条件，但在关于市场经济和自由秩序的讨论中却几乎鲜有提到洛克者，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失职”。但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薛涌说的“这代人”。而且，事实上薛涌的说法不仅忽略了洛克在中国自由主义讨论中一直存在的身影，也忽略了跟薛涌同时代的人的努力。比如说，即便不提及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关文运和叶启芳等人的译介，至少也可以不忽略冯克利老师所译之拉斯莱特的《洛克<政府论>导论》，这毕竟也是跨入21世纪后才出的作品。如果我记得不错，冯克利老师略长薛涌几岁，但也算同时代人吧。而观察得出中国三十年“关于市场经济之讨论鲜有提及洛克”的结论，就更让人吃惊了。Google学术至少有500本书符合“洛克”与“市场经济”的描述，中国知网关于“洛克”和“市场经济”的文章超过千篇，这可能还忽略了政治学和法学对洛克的讨论，“鲜有提及洛克”这样的结论应该归咎于作者没有做过基本的调查，或者受到自己的阅读经验限制所致。对于评论写作来说，这种说法显得不专业。

 

我和薛涌对洛克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分歧，毕竟洛克的书虽然版本繁多，但好歹是用英文写的，我觉得挺清楚明白的。洛克的确没有大谈自然状态下劳动不创造价值，洛克说的自然状态也的确和霍布斯不同，两人的核心假设区别是“自然状态下有无私人财产的概念”，霍布斯当然不承认，所以才有“丛林状态里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洛克承认有，因为自然状态时物产丰富但人很少，不到“稀缺”程度故而没有竞争也没有交易。此时改变事物使其脱离自然状态的劳动并不创造财富，因为当下就为了生计给消耗掉了，没有剩余。所以我看不出我和薛涌对洛克的理解有什么分歧，劳动确权是对的，但自然状态中是无意义的。随着人类慢慢繁衍生息，为了保护“私产”走入社会契约，扩大交易而采用货币，保护产权而建立共识基础上的政府，洛克的看法如此，薛涌的转述大致如此，我也认为洛克是这样的。这个不是本文要争议的重点，正如我之前就提出的，对洛克的研究要转入更细致的讨论，大而无当的评论是没有必要的，这也显然超出了评论者的能力。

 

三

不过对薛涌与茅于轼关于“劳动未必创造财富”作为市场规则之基本预设问题，倒是值得多说几句。有一种论证方式背后隐藏着一种“极化思维”，就是非此即彼的逻辑，这种“极化思维”可能有害自由主义，我觉得很有必要指出来。

 

针对茅于轼关于工人、农民和企业家如何创造财富的论述，薛涌表示了争论。茅于轼的观点是，改革前缺少企业家去沟通市场，所以工农劳动没有创造财富，改革后企业家组织生产要素，财富极大扩展。薛涌的观点是，改革前工农劳动的财富没得到承认，改革主要是确立了劳动的所有权或产权，而不是茅于轼说的有了企业家。接下来薛涌认为可以将劳动作为第一产权，这样如果所有人都劳动，都可以得到承认，那么就可以不区分企业家和工人农民。

 

我同意这种对企业家的解释，但对于是不是要将劳动作为第一产权，我有所保留。因为现有的学术论证中，并不需要将劳动作为第一产权来解释企业家行为。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对企业家的认识是，这是人所具有的一种才能，因此这种企业家行为在适当的条件下就可以表现出来，例如革新技术、扩展市场和创新制度，都是企业家行为，本身并不需要从劳动作为第一产权的角度来解释。当然我也不排除薛涌这种解释。只是觉得大部分与中国改革一起成长的人，都容易感知到，确立产权和有了企业家是一体两面、根本分不开的事情。没有产权激励不会有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对制度的突破，也根本不会从全民所有制转向承认私人产权。

 

薛涌认为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有没有市场的问题，而是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的问题，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不公正”的市场。薛涌的观点是这种不公正主要来自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竞争，这种竞争的最大受害者是普通老百姓。所以现阶段的问题主要是判断到底对私产的侵害发生在富人还是穷人中？应该先保护哪里？薛涌认为茅于轼说的先保护富人不是紧要的事（尽管茅于轼说的是不管穷人富人都要一起保护），而是应该先保护穷人。

 

我以为不管是从洛克的角度，还是立足于今天中国的现实，薛涌的看法都是有失偏颇的。我同意今天的市场不公正，但这主要是汪丁丁和吴敬琏解释的“法律和道德”的双重缺失所致。这种双重缺失带来的主要问题是政府的干预之手伸得太长，以至于不管是富人（例如黄光裕、吴英）还是穷人都未能得到充足的保护，挑起贫富之间的矛盾并不能解决中国的根本困境。相反，“让穷人认为富人才是自己贫穷的根源”，倒一直是统治者转嫁自身责任的好办法，这样一来，体制上的问题就容易被这种争论所掩盖。茅于轼多年来在传达的信息都是“政府之手”产生的问题，不管是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富人穷人问题”还是企业家问题，矛头所指均是政府干预之害。这根本不是“先保护谁”的问题，而是追问要同等保护为何做不到的问题。

 

洛克的思想的确是很重要，但或许也没有像薛涌说的那样重要，我以为洛克最重要的，对当前中国最有意义的思想薛涌并没有指出来。洛克思想里对今日中国或许最有启发性的一点，是“革命”的思想。两篇《政府论》，第一篇反驳君权神授，权威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拥有的基础上，已蕴含社会共识之紧要。第二篇解释政府之唯一目的在于保护私人产权，政府的统治必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体现为法律），而政府不过是人民委托其保护自己私产的代理人，当代理人背叛人民时，政府就应该被解散，人民就有权进行“正当的”革命。这番论述对照中国今日自然很有意义，政府必须思考的是怎么做革命才不会发生，这或许是更重要的问题。

2012年04月17日

[ 本帖最后由 酒神 于 2012-4-18 09:41 编辑 ]

酒神

实在忍不住为FT叫好，为论辩中诸位叫好！！（之前还说FT“太坏了”，现在就叫好，有精神分裂之嫌吧？呵呵，哪管那许多！：） [ 本帖最后由 酒神 于 2012-4-18 11:47 编辑 ]

酒神

原帖由 灵儿 于 2012-4-16 00:06 发表 灵儿是外行，一路看下来好晕啊，不过进入金融市场还是要花时间动脑子用人手（通俗语言啊）才能钱生钱不是吗？还是脑力劳动啊，还是劳动创造财富啊。

 

由于FT的辩论在持续，我也持续跟帖。是不是这种形式显得乱，还是新开帖子效果更好一点？

木耳

引/薛涌回应的主要意思是，茅于轼主要聚焦在反对计划经济，而现在的中国已经到了权贵市场经济，所以茅于轼之前很有意义的传播推广自由主义的工作现在已经“至少部分”不适用了，其中这“不适用部分”包括关于财富和劳动关系的说法。所以薛涌提出了“劳动是第一产权”。薛涌主要是要强调劳动价值在自由市场中的意义，认为不能贬低劳动创造财富的重要性（尽管我实在没有找到到底是谁贬低了劳动）。（转者按：也是剩翼兄的观点之一，请木耳兄考虑。/引

 

不好意思，酒神兄是在批评我的哪个观点呢？

另外不得不说，我最近在水云间已经很少直接表明我的立场了，比如韩寒跟方舟子论战到底谁对谁错。尽管我认为这样很厚黑，自己回旋余地很大，但在江湖时间长了也没办法。所以我一再表示钦佩行香子。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所以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就一些论证的方式进行再论证。

 

关于本论题的一切发言，归结起来就是茅老的发言不够周延。我既没说赞同或反对茅老的中心观点，更没说赞同或反对薛涌的中心观点。实际上，我好像很少提到薛涌，他讲了什么并不是我最关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