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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想] 台湾《立报》:哲学家与总统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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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5-21 09:49:3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哲学家与总统的对话--左翼、进步、全球化等概念的重新省思(上)

 

     

 

访谈 图鲁昂Nicolas Truong   翻译 林深靖

 

56日,欧兰德(François Hollande)当选法国总统。自密特朗于1981年当选以来,社会党睽违政权已久,左翼的声音相对消沉。欧兰德带领左翼重新取得执政权,究竟他本人有哪些新的理念或作为是可以被期待的?本篇访谈完成于总统大选第一轮和第二轮投票之间,与欧兰德对谈的是法国大哲艾德嘉莫罕(Edgar Morin)。莫罕的著作涵盖科学、哲学、社会学,是近30年来最受瞩目的法兰西知识分子之一。

 

何谓左翼?

 

问:首先,请问你们怎么看待「左翼」这个概念?

 

莫罕:对我而言,首先要回到19世纪的三个左翼源头,亦即无政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历史上,这三个概念曾经有过撕裂和冲突。共产主义的理念消沉了,或退化为史达林的版本,毛泽东的版本;社会主义则朝向「社会-民主」的趋向,并逐渐枯竭;至于无政府主义,它一向相当孤立,被挤迫到激进左派的一个小角落。于今,我们要谈左翼,必须重新消化这三个源流,并将它们重新连结起来,以利于寻求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寻求更美好、更具有博爱精神的社会。除此之外,我还要增加第四个源头,一个比较新的源头,也就是生态:我们的未来有赖于大家共同努力来维护大自然以及我们人性的自然。

 

    欧兰德:你所提到的这三个源头的确曾经受挫、枯竭,但是,于今仍然鲜活。相较于19世纪的年代,当前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于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它有机会取得执政的权力。当它有机会取得国家最高权力以实践其政治承诺,或是在地方取得当政机会,它的责任就更为重大。左翼必须要有广阔的视野,除了成就共和的企图之外,必须敢于展开更大的征战:让民主比起市场更为强大,让政治的确可以重新取得对金融的控制,同时也可以掌握全球化的走向。

左翼必须开大门走大路,想像新的政治的可能。我认为,「进步」还是可能的,进步的未来,对于未来的世代而言,毕竟还是实践的源泉。人性还是在发展当中。我们不仅要有能量去诠释历史,同时也要能够创造未来。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视野之下,我展开竞选总统的计画:我自己定位为承继者,同时也是创新者。

 

问:关于密特朗这位前社会党总统,在他任内(编按,1981-1995,当时法国总统是一任7年,后来才缩短为5年),死刑取消,雅皮(yuppies)崛起,新书不二价,贝纳塔皮(编按,Bernard Tapie,当年是商人从政成功的典范)取得胜利......究竟所谓「密特朗主义」,究竟是让左翼更为明亮,或更为黯沉?

 

    莫罕:密特朗主义曾经为许多人带来巨大的希望。他任内做过重大的改革,譬如取消死刑,完成欧胡劳动法规的立法(编按,lois Auroux,是法国最重要的劳动权利法,密特朗上任第二年通过)......不过,整体而言,他的功业,评定起来,还是众说纷纭。他还是有软弱、挫败和不足之处。欧兰德,你自己怎么评量左翼当权时的政绩?自1981年以来,左翼政权的确完成一些重大改革,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不也促使法国社会屈从于新自由主义,于今你所指控的金融资本主义,不就是在这段期间发展出来的吗?

在历史上,「人民阵线」(编按,Front populaire,是1930年代的左翼政党联盟,于1936-38年之间取得执政权)当政时是一个很精采的时期,但是这个政权在当年也没有勇气或能量介入西班牙,如果它当时能够更加积极,那么,或许有可能阻止纳粹主义的崛起。

 

从旧世界走向新世界

 

    欧兰德:请不要用那么严苛的眼光来看待1980年代的左翼政权,它毕竟曾经促成我们国家的现代化,让我们更能适应现代的世局,让我们得以在当时控制通货膨胀,重新恢复经济的增长。也多亏了1980年代的左翼政权,让我们得以维持应有的国际地位。不过,不容否认,欧洲的建构让左翼身陷危境,因为,整个欧盟的成形,比较像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不是一个巨大的计划。这样的欧洲,在民众的眼中,代表的只不过就是自由主义。左翼为这个错误付出过代价,它必须为此做出修正。

左翼必须能够为人民带来大希望,但是不能只看到重大的历史时刻。左翼的使命,不是每20年就带来一些重大的改革。我宁愿从长期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左翼。做为总统候选人,我不是只为了要干掉右翼,引进一些新的政治、社会改革,然后交出位置。我要的是带动社会的长程转变,并期待能够说服左翼之外的选民。

我的责任,是做一个引领社会走出危机的总统。这意谓经济、能源、生态,乃至世代的概念都要转型,让年轻人得以在这样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完成它自己设定的使命。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左翼都必须了解为何而战。它必须要能够促成旧社会转变为新社会,促成旧时代走向新时代,让法国可以昂首进入21世纪。

 

莫罕:或者,是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转型,是从那个让我们盲目、无力的政治逻辑,转向新的政治逻辑。

 

欧兰德:是的,这正是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新的政治逻辑要带动转型,在所有的面向都需要这样的转型。不是将问题孤立出来,而是要看到,并且知道这些问题是否需要一并处理。要从中织造连结,交错比对,思考复杂性(complexité)。「复杂性」这个字眼不就是你最喜欢使用的吗?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需要长远的眼光,同时也需要一个可长可久的政府形式。

 

超越增长/衰退的贫乏轮回

 

问:左翼是否需要和「进步」、「成长」这些概念紧密连结,或者根本对其质疑?

 

    莫罕:自从孔德赛(编按,Nicolas de Condorcet1743-1794,法国哲学家、数学家、政治学家,法国大革命的核心人物)以来,「进步」似乎就成为历史的自动法则。这个观念已经过时。我们也不能把「进步」视为由科技火车头拖动的一个车厢。我们认同「进步」这个概念,但理应用另外一种方式,不是将其视为无可避免的自动机制,而是必须依靠意志和意识去推动的产物。「进步」时常和科技、经济发展、增长等用语混同,被置处于人世现实量化的概念中。于今,我们面对增长的危机,面对科技发展所衍生的危害和灾难,面对过度放纵的消费主义,难道不该与这种无止尽增长的迷思决裂吗?日本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即使在危机之前,其年度增长也不过1%

尤其,我们应该超越增长/衰退这种贫乏干燥的轮回,而从另一方面去推动绿色经济、社会经济、团结经济的增长......并且与此同时,想办法让那些琐碎无意义的生产日趋衰退,这类产品效果虚幻,依靠的是广告大力吹捧;要让那些一次性使用的产品衰退,这些产品的易丢易坏易过时,其实是被缜密规划的;此外,也要想办法取消中间商的剥削诈取,譬如许多超市给生产端极为低廉的购买价,转手之间却以高价卖给消费者。我们要促成流通通路的短缩......

 

    欧兰德:「进步」不再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其理念毕竟十分丰富。我是一个献身于「进步」的斗士。政治行动必须让人类整体可以往前迈进,必须让每一个体都可以期待改善其命运。我拒斥任何阻挠科学、社会、生态进步的概念。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相信所谓自动增长这种东西,不能相信有一种自动的机制带动增长,不能相信市场的力量或者国家力量介入,就可以提高购买力和生活品质。卢骚(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哲学家、政论家)早就告诉我们,科技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不能相提并论,经济的进步和人性的进步亦然。我们战斗的目标是要促成进步,是人性的进步、也是团结理念、世界观的进步。

也就在这里可以做出「商」与「非商」的区别。我们必须清楚,并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拿来交换,拿来标价。左翼的角色就是要让「商」这一块有效率而且又竞争力,不过也要同时发展「非商」这一块。至于在增长/负增长之间,我还是倾向于更高度的增长,即使我们心里有数,在未来10年,最好的增长率也不过就是2%2.5%,也就是说,是我们所知道的「黄金30年」时期的一半,与1974年那个年代相比,更是只有3分之1。重要的是,要让这个增长有更丰富的内涵,也就是包含了就业、人民活动能量、财富分配以及生态的内容。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部门,我们宁愿其衰退,因为它们是浪费的根源。在这里,科技可以协助我们。譬如,只要对抗那些危害我们健康的种种因素,就是减少我们的集体开销,节省下来的经费可以投入其他团结经济的部门。素朴简约不必然是繁荣昌盛的反义词。简约不是对财富的掠夺,而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享有的自由。

 

这是一个「过度」的年代

 

     问:谈到全球化的问题,你们认为应该加速全球化,或是开始推动「去全球化」?

 

    莫罕:竞争是自然的事物,可是商场上过度的竞争导致企业千方百计用机器取代人力,或是制订严苛的劳动条件来压迫劳动者。过去,工会对于经济剥削展开斗争,如今,由于生产力和效率等概念的异化、转移,经济剥削更是变本加厉。因此,必须有一种政治促成非人性经济的人性化。对于科技的发展,必须有人性的、伦理的、政治的控管。关于全球化,当那些我们称之为「低度发展」的国家可以因而改善其生活品质,我们当然为之庆幸欣喜,而在这里,全球化中的工厂迁移自然扮演有利的角色。

然则,面对过度的迁厂以及我们本身产业的荒漠化,有些保护措施还是必要的。因此,既要「全球化」,也要「去全球化」。举凡带来合作、互利交换、文化发展和共同命运的全球化,我们都支持其继续发展;但是,在此同时,我们也要关照本土的价值,找回维系生命之所需的农业,维护民族生产的自主性。我们必须在「全球化」/「去全球化」的轮替或对立之外,找到属于我们的立场。

 

    欧兰德:关于全球化议题的论辩,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当中铿锵已久。虽然我们今日面对的是全新的社会条件:科技日新月异,资本主义经历重大波折,而昔日的质疑和挑战,于今依然存在。政治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去定义科技发展的筹码及其界限。所谓伦理,并不是仅仅建构于个人的信念,我们必须一起来辨识哪些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辨识和决断,不应该交付给少数菁英,而应该要求公民的参与。

所谓全球化,它并不是物理法则,而是一种政治的建构。过去有人做出决策和经营,现在就可以有另外一些人来改变它。我认为,真正的政治应该要对抗赌场经济和金融投机,要捍卫劳动者的尊严,而即使有竞争,这些竞争也应该建构在环境和社会的准则之上。

我们所生活的年代是一个「过度」的年代,过度的分红,过度的利润,过度的贫困和过度的不平等。政治的任务,就是去对抗这些过度,这些风险,这些威胁,降低不确定性。我们必须团结一致,重新找回一些重大的价值。但是所谓团结一致也不能危害到歧异多元。我们必须激发公民对我们的信心,同时也要让公民对他们的自主能力有更大的信心。(下期续)

 

 

[ 本帖最后由 铁西 于 2012-5-21 10:0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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