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技艺》书摘
【法】马克.布洛赫 著
张和声 程 郁 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译者的话
【由古知今 由今知古】
陈寅恪:“寅恪侨寓香港,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归正首丘……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及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四十年,从无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陈述辽史补注序》)(译序,P5)
史著之动人,需有情怀在,陈著如此,它著亦如此。
陈寅恪《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
导 言
对一个作者来说,至高无上的评价,莫过于赞扬他对学者和学童都能以同样的口吻说话。然而,“纯真”是何等崇高的境界,臻于此道者实在寥若晨星。(P7)
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或者说要察觉到,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于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P10)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话。如果说历史学是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那么文学研究则是以人类的精神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后面的话也全都同样适用于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史研究,它本身就是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交叉的产物。历史学不必排斥诗意,文学史研究岂不更不应离开诗意?
历史包罗万象,任何一个繁琐的枝节问题都可能虚耗人一生的光阴,如果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给一种娱乐罩上令人难以信服的真理外衣,那么,理所当然要被斥为滥用精力,滥用精力则近于犯罪。(P11)
★这并非反对细节研究,注意,它批判的对象是“如果其目的仅仅……”,反对的是为了细节研究而研究,反对是没有情怀和大视野的细节研究。
正统的实证主义认为:一种研究的价值必须以它是否能促进行动来衡量。我想,今天是不会有人以这种口吻来说教了吧。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在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究最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实际效益。否认人们追求超物质利益的求知欲望,无疑会使人性发生不可思议的扭曲。(P11)
★“正统的实证主义认为:一种研究的价值必须以它是否能促进行动来衡量。我想,今天是不会有人以这种口吻来说教了吧。”呵呵,今天这种说教还比比皆是。
当然,不容否认,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而且,就历史学而言,不正是这种情绪使我们感到更特殊的压力吗?因为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P12)
★ 同理,文学研究的意义何在?它能指导文学创作么?有没有文学研究界外的人有过这样的疑问?文学创作者对批评群体的嘲讽,也时或可见。我们安身立命之学的意义又在哪里?
★ 再往深了一步说,这实际上涉及到很多学科的学术活动之意义所在,涉及到学术究竟在人类的生活中有何存在的价值。文学研究者要面对这个问题,语言学研究不也要面对。木兰在一个帖子里说:“要想把一门语言,包括母语和外语,真正学得精透,不是只注重听说重交际少学语法忽略其语言理论,正好相反,应该是在大量的、充分的、最新的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成果指导下才有可能实现的。”对这种说法,我强烈地怀疑、反对。学术研究自有其价值,但如果拔高到了对现实活动“只有……才”这么高的指导意义,它经得起实践的追问和考验么?
每一门科学本身,仅代表了知识海洋的一点一滴。……无论你从事什么专业,为了了解和正确评价自己的研究方法,就必须看到它们与其他领域同时代的发展趋势之间的关系。方法论是一种专门的学问。(P18)
第一章 历史、人、时间
从两千多年前人们第一次说到这个词以来,“历史”的内涵已有极大的变化,一切有生命的辞汇无不如此。如果科学每前进一步都得造些新名词的话,那么待命名的东西真要成千上万了,学术界得为此虚耗多少光阴啊!(P19)
★ 术语名实之间的张力。
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 从本质上看,文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的心灵……
要正确无误地衡量人类的行为(谁能够完全认识自己不知如何表述的事物呢?),必须有极为精致的语言……(P23)
站在遥远的过去来解释当前,这对以过去为研究主题的人极有吸引力,这种做法已使我们的研究处于催眠状态。
★ 文化决定论?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
追寻历史的起源甚至为价值的判断服务。……在许多情况下,“起源”这尊守护神只不过是真历史死敌的化身,或是一种判断癖。(P27)
问题已不在于耶稣是否先被处死然后复活,而在于为什么从古到今会有这么多人相信“受难”和“复活”。(P27)
一个教义包含着人类环境的所有问题。(P28)
任何研究,在追溯人类行为起源是,往往潜伏着同样的危险:即将祖先与原因混为一谈。(P28)
一旦触动感情之弦,就无法用以数字计算的编年法来划清过去与现状的界限。(P32)
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东西,否则,人或社会这类名称就毫无意义可言了。(P35)
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P36)
这种渴望理解生活的欲望,确确实实反映出历史学家最主要的素质。虽然他们的气质有时显得冷漠,但出色的历史学家无不具备这种素质。(P36)
★ 陈平原所谓“学者的人间情怀”
只有置身于现实,我们才能马上感受到生活的旋律,而古代文献所记载的情景,要依靠想象力才能拼接成形。(P36)
★ 真是一针见血,太透彻了!关注当下对历史研究的作用,说得清清楚楚。
最终,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日常生活经验,并加以必要的取舍,赋予新的色彩来再现历史。(P37)
★ 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何以历史学研究是门古今对话的诠释活动。
一位数学家的伟大,并不因为他对现实世界懵然不知而有所减色;但是,一个学者如若对周围的人、物或发生的事件漠不关心的话,那么,如皮雷纳所言,应该将他称为古董迷,他还是明智一点,还是不要自称历史学家为好吧。(P37)
★ 妙论迭出,击节再三。
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P37)
★ 随手即可以举出的例子,是顾颉刚、胡适、周作人对《诗经》的讨论,在讨论《野有死麕》一诗时,他们引入了其时的一些民歌为佐证。
有些人主要研究当代事务,有些人主要则专攻石器时代或埃及学,我们仅仅想提醒二者,历史研究不容划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P39)
第二章 历史的考察
不应夸大“现时”的优越性,……任何人哪怕稍微参与过一次大战役,就会明白,有时根本不可能在战后几小时内确知主要的战况。(P46)
尽管我们必然从属于过去,并永远只能通过昔日的“轨迹”来了解过去,我们对过去的了解还是要比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这才是我们的成功之处,确切地说,这就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P51)
★ 何其警策!!!
着手研究历史时任何人都是有目的的,开始时肯定有一种指导思想。纯粹消极的观察(假设有这种情况),决不会对科学有所贡献。(P51)
探险者清楚地知道,虽然制定了旅程方案,却未必会完全按照计划的路线走,而如果没有方案,他就会一直漫无目的地闲逛。(P52)
★ 要带着问题读书。
研究越深入,就越可能从不同来源的资料中发现证据。(P53)
假设我对圣徒崇拜者的历史很感兴趣,却对波朗德派神学家编的《圣徒行传目录索引》一无所知,由于这方面功底太浅,我必然会因此付出愚蠢而无益的代价,其代价之大是外行所难以想象的。(P55)
★ 这就是所谓的文献学功夫。自己下一步要好好读一下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
每一本名符/其实的历史著作都应包括一章自白,或在适当的地方插入几段,小标题可写成“写作缘起”,我相信,即使是外行在阅读这类“自白”时也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乐趣。(P55-56)
第三章 历史的考证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性,有些思想意识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在今天看来却感到很特殊,这是因为我们已不再有类似的思想。(P62)
合理的怀疑是获取新知的必由之路。恰恰是在思想史关键时刻,出现了这种观念。(P65)
轻视考证使人们阐释历史的尝试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大的缺陷。它不仅使人们忘却求实这一史学基本职能,而且使历史学难以不断更新,无法取得惊人的发现,结果,必然使它在陈旧的模式中徘徊不前,因为,惟有通过艰苦的资料整理工具,才能有所更新和发现。(P66)
☆ 最近嗜读的杨奎松的史著,就是很好的例子,他的书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提出很多启人深思的新见解,首先就在于对资料的大量扎实的爬梳、阅读和分析。
他们蓄意以伪造的历史迷惑无知的群/众,厚颜无耻又自以为是,在其史著中充斥着形象化的垃圾和政治偏见,而绝无半点学术的严肃性。(P66~67)
☆ 这话用来评价我们读过的某类书,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历史学越来越注重无意识的证据……(P69)
光做到辨伪还不够,必须由此深入下去,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只要资料有作伪的可能,作伪的后面必有难言之隐值得进一步分析。(P70~71)
荒唐的谎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是因为相信它就有利可图。(P75)
★ 这话意味深长……
大多数人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就像一架蹩脚的照相机。严格地说,作证就是回忆,印象失真,记忆必错。一位年老的法官早就斥责过那“随意”而圆滑的记忆。(P76)
失真的东西对某些人确实具有反常的魅力……(P76)
与通常的看法相反,人们往往对最熟悉的事物反而最难作出准确的描述,因为,熟悉难免使人掉以轻心。(P77)
可以把一次大事件比为一次大爆炸,到底是在什么条件下,才触发必然引起爆炸的最后一个分子的震动呢?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这真令人遗憾。……不过炸药的成分是完全可以分析的。(P78)
历史上最深沉的东西往往就是最确凿无疑的……(P78~79)
阿布罗斯·伯雷大主教看到的慧星尾巴与现状偶尔掠过我们头顶的慧星并没有什么差别,可他却自以为看到一套奇怪的盔甲。这说明思想受到世俗成见的束缚,视线就会模糊,证词也会失真,他所说的不是他真正看到的,而是那个时代想当然的东西。(P80)
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以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P82)
比较是考证的基础。(P83)
在每个特定的事例中比较精确地衡量出或然性的程度。(P92)
历史考证的大多数问题都是或然性的问题。(P95)
考证相同现象时的一条基本定律:“只有根据大量的相同事例才能得出结论。”(P97)
即便是最坚定的思想,也不会而且无法摆脱时代的偏见。(P98)
当今之世,弄虚作假、谎言惑众之事盛行不衰,在学校的课程中,居然没有考据学的一席之地,这实在令人可耻。
★★★ !!!
借助于考据水平的精益求精,历史学将自豪地位人类开辟一条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崭新大道。(P100)
第四章 历史的分析
从长远的观点看,科学越是进步,人们就越是自觉地抛弃以人为本位的善恶观。(P104)
千言万语,归根结底,“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P105)
所谓专业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垂直状态的知识,也就是划定有限的范围来证明其合理性,也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才能证明专业化是合理的,并以此来弥补我们思维的局限和短暂生命所带来的缺欠。(P107)
科学将现实分解成部分,这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专业化犹如聚光灯,其光束应不断地互相交叉,互相聚合。假如每一个操作聚光灯的人都声称自己已洞悉一切,每一门学科都妄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那就太糟糕了。(P109)
分析首先需要适当的语言作为工具,这种语言能简明地表述事实的概要,同时又保持必要的弹性,以便在进一步有所发现时仍能调整适应。(P114)
许多社会都存在双重等级的语言,一文一白并行不悖。后者通常用于思维和讲话,在写作时就会有所取舍了。从公元十一世纪到十七世纪,阿比尼西亚人书写用古兹语,讲话用阿姆哈特语。希腊语曾是东方文化的一大语种,经常云游四方的福音传教士书写用希腊语,交谈则用阿拉米语。在中世纪的欧洲,拉丁语曾长期作为官方用语和书面语。这些书面语或承袭于已故的文明,或取之邻国,传教士和书记员必须用这种语言来表述许/多原本不是用这语言来表述的事物,便借助一整套词语转换系统来达到目的,当然,这种词语的转换难免十分牵强。(P119~120)
★ 很有意思。想到了汉字文明圈类似的言文分离……
虽然事物的存在先于命名,但命名的意义也非同小可,它标志人们达到自觉认识的关键阶段。(P122)
★ 可谓要言不烦,精辟之至!
1818年的反革命一听到革命一词就会吓得把头藏起来,而1940年的反革命却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掩饰他们的军事政变。(P125)
谈到年代分期的混乱,最近还有一种时髦的倾向,人们喜欢以世纪来标志时代,我以为这种倾向有弊无利,因为它缺乏合理的基础。(P132)
★ 葛剑雄也反复谈过这个问题,对世纪末、新世纪这一类提法极不以为然,“好像一到2001年世界一切都会不一样似的”,确实,经他这么一说,发现围绕“世纪”造出的一些概念和种种命题,的确不大经得起推敲。顺推葛剑雄、周筱赟的《历史学是什么》一书,也是小册子,也很值得一读。
应根据现象本身来划分适当的阶段。(P133)
★ 布洛赫还批评判了“以帝王、国王或政权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的做法。但我们的文学史分期,长期以来不就是这样做的么?那么,它的合理性可曾经过审慎严肃的检讨和批判?
不要去崇拜虚假的精确偶像,最精确的测定未必是最小的时间单位,而是最能反映事件本质的东西。(P134)
在同一时期和相同的社会环境中出生的人必然受到类似的影响,……即使他们的观点截然相反时也同样如此,当他们互为对立面就某一问题激烈争议时,也反映出相同的时代特征,相同的烙印来自相同的时代,从而造就了“一代”人。(P135)
有些学科如“思想史”、“艺术流派史”等早就本能地应用“代”来划分时期,由于这些学科的性质,它们特别厌恶以王朝和政府为标志的历史分期法……(P136)
★ 中国文学史?
第五章 历史的因果
为了方便起见,人们把比较特殊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前提称为“条件”,而把那些与总体作用力相异的因素归到“原因”名下。(P140)
在所谓与“条件”对立的“重要的原因”这一概念中,显然含有非常任意的成分。(P141)
在进行历史研究时,人们往往迷恋于寻找单一的原因,便错误地将原因归结于某一个,……原因一元论对历史研究都是有害无益的,历史学就是要探索错综复杂的原因,它并不害怕发现原因的多元性,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多元的。(P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