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新加坡情结

白水

 

　　薛涌　博客 

　　新加坡模式不是想走就可以走的，况且讲“不能走新加坡模式”的人，往往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新加坡模式。

 
　　纪赟教授在《联合早报》发表《被中国一再误读的新加坡》，感叹普通中国人误把新加坡人当中国人，知识界对新加坡的了解也是隔靴搔痒：如2010年蔡定剑的《新加坡模式不值得中国借鉴》、2011年杨恒均的《新加坡模式为什么难以为继？》、同年信力建的《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模式》，而最近吴敬琏又有《中国不能走新加坡威权主义》。
 
　　恕我直言，这些学者大多以过去的经验或传信为依据，而没有对新加坡现实政治的深入了解。新加坡模式是否适合中国姑且不谈，但认为新加坡是威权主义和一党制，则是巨大的误解。
 
　　凑巧的是，吴敬琏那篇《中国不能走新加坡威权主义》的文章在微博中被广为转发，我也曾凑热闹，并加了句评语质问：“中国什么时候走过新加坡模式？”在我看来，新加坡模式不是想走就可以走的，况且讲“不能走新加坡模式”的人，往往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新加坡模式。
 
　　作为在美国教书的大陆人，我从来没有来过新加坡，对新加坡缺乏了解。新加坡是否是威权主义和一党制，我自然没有发言权。不过，我对大陆知识分子为什么对新加坡充满误解，也许能够提供一点自己的观察。
 
　　这学期我教一门“当代中国”，傅高义的《邓小平传》正好是教材。其中讲到1978年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时和李光耀的交往。当时邓小平已经决定打越南，东南亚之旅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向这些国家说明越南的威胁，希望大家站在中国一边。但是，中国当时还奉行着毛泽东时代的外交路线，在全球推动共产主义革命，一直积极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甚至高音喇叭还在边界那里不停地进行红色宣传。
 
　　此事最后还是李光耀向邓小平摊牌：你们不能一方面支持颠覆东南亚国家的活动，一方面又要求这些国家和你们做朋友。邓小平当即问：“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做？”此事给李光耀印象深刻，难以置信一个大国的领袖能如此虚心果决、向自己这么一个小地方的政治领袖讨教。此行促使邓小平改变了既往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政策。与此同时，邓小平重申中国政府对当地华侨的态度：鼓励他们成为所在国公民，拒绝双重国籍，欢迎他们作为外商回乡参与建设。结果，刺激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一笔外资，就是来自于海外华人（包括港台）。
 
　　不过，此行让邓小平最开眼的，还是新加坡。早年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时路过新加坡，对于新加坡的落后印象深刻。而1978年摆在他眼前的新加坡，则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邓小平因此对李光耀由衷敬佩，日后李光耀也成为中国的上宾。这种敬意是双向的。李光耀自称最佩服三位政治家：丘吉尔、戴高乐、邓小平。其中以邓小平为最。
 
　　从新加坡模式热到新加坡能提供什么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邓小平一手自上而下推动的。所谓知识分子的思想，潜移默化还是受邓小平的左右。就这样，中国一时间有了新加坡模式热。再具体而言，这种新加坡模式热有两个分支。一个是所谓“新权威主义”，一个是“新儒家”。所谓“新权威主义”，旨在探讨通过集权的方式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可能性。许多大陆知识分子认为新加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新儒家热”则主要是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在大陆一手推动的。
 
　　最初阶段的传播主要还是通过我对杜维明的系列长篇访谈。杜维明反复谈及自己在新加坡的工作。他的理论也非常简洁：韦伯说新教伦理刺激出资本主义精神，其实看看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儒家伦理同样具有新教伦理式的功效。由此，大陆知识分子有了一种想当然的印象：新加坡是以儒家伦理为根基的国家。
 
　　不管是在“新权威主义”思潮中也好，还是在“新儒家”中也好，中国人谈起新加坡，并非对新加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也全不愿费力对新加坡进行具体的了解。在中国几乎见不到对新加坡的任何研究。大家想的，还是中国自己的那些问题：能否通过集权推动改革？中国的儒家传统中有无现代化的因素？
 
　　如今，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缺乏政治改革条件下的经济改革，问题越来越多。新权威主义模式受到质疑。于是出现了纪赟教授列举的那一系列文章，似乎大家都在反新加坡模式。其实，这里的底牌全然不是新加坡。比如，当有人大呼“新加坡模式为什么难以为继”时，恐怕是因为他觉得中国模式有些过不下去了。至于新加坡在国家竞争力的排名中节节上升、最近连续四年位居世界前三，反倒似乎是个不相关的事实。
 
　　说这些，并非想为这些中国知识分子辩护，而是希望凸显他们的狭隘。中国人有着普遍的大国心态，在经济贫弱时还知道收敛，如今成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世界老二则信心爆棚，骨子里只把美国放在眼里，连日本都是“小日本”，哪里还有闲工夫关心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城市”？
 
　　我曾提出中国的住房问题应该参考一下新加坡的组屋，立即被网上的口水淹没：新加坡那么个小地方，怎么可能为中国提供模式？其实看看世界史就知道，推动现代化的一些最基本的制度，大多是在佛罗伦萨、威尼斯、阿姆斯特丹这类“小地方”创生的。最后的崛起大国，无不从中受益。难道大英帝国的崛起，不是得益于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对伦敦乃至英国的财政改造吗？连在“光荣革命”中攫得英王王冠奥伦治亲王，都算是位荷兰人。
 
　　新加坡在1959年时人均GDP只有400美元，如今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则达6万美元，比美国都高，而且社会稳定。中国是GDP的世界老二，新加坡是国家竞争力的世界老二。中国怎么可以不把新加坡放在眼里？
 
　　在我这个不了解新加坡的人眼里，新加坡给我的一个最大惶惑，恐怕集中在李光耀身上。许多中国人想当然地把李光耀视为中国人。殊不知，懂几国语言的李光耀，在1955年参加立法议会选举时还被对手攻击不会中文读写、没有能力代表华人选民。1978年与邓小平会面时，一来因为中文不够流利，二来要表明自己并非中国人，他只讲英语，通过翻译与邓小平沟通。
 
　　我在美国见过许多四五十岁的马来西亚华人，大家都讲很地道的中文，很守老派中国人的规矩，让我对南洋华人社会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之精心暗暗吃惊。相比之下，相当于他们父辈的李光耀，至少早年的中文还是相当生疏的，想必他是个相当西化的人吧？如果看他的传记，他的成长期几乎完全被英语教育所塑造的，学养恐怕更多地来自英国普通法的传统。新加坡的许多成就，恐怕也是来自英国法治的传统。这些恰恰是中国人非常陌生的东西。连对新加坡倾心的邓小平，恐怕也没有碰到皮毛。
 
　　大国心态的危险，在于永远是以己度人，以自己的思想框架解读新东西。这样，新东西马上就变成了旧东西。所以，新加坡模式虽然在中国曾经热闹一时，却没有带动对新加坡的研究，也没有激发人们对这个以法治著称的城市国家的司法传统的兴趣。大家感兴趣的，还是“新权威主义”、“新儒家”，其实是在那里自言自语。这也难怪，当今中国知识界比起80年代来虽然享有巨大的资讯优势，但在思想上几乎没有任何进步。他们对外面世界的无知，并不仅仅限于新加坡。
 

 

 

 

剩翼

呵呵，一看就是薛涌的东西，说了半天只说新加坡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一句也没说新加坡到底是个什么，甚至连新加坡为什么不是这个不是那个都没说，只是重复好多遍她的确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我得到的最后一点印象就是李光耀说不好中文。这位先生的东西我向来不爱看，就在于此。

白水

原帖由 剩翼 于 2013-3-18 20:49 发表 呵呵，一看就是薛涌的东西，说了半天只说新加坡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一句也没说新加坡到底是个什么，甚至连新加坡为什么不是这个不是那个都没说，只是重复好多遍她的确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我得到的最后一点印象就是李 ...

 

呵呵，新加坡是什么，本来就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啊，这篇文章的评论重心，是中国人，你再仔细看看。

剩翼

呵呵，纵然如白水兄所说，文章却是从新加坡模式入手大言中国人不懂新加坡模式等等，可又不知道他所说的新加坡模式和列举的几位专家以及国人认为的新加坡模式有何不同，如同我写一篇文章，只说万有引力定律不对，你们都理解错了，这当然也有可能，不过我却不说它如何不对，反正告诉你好多遍它不对，你错了，然后就证明了它的确不对，或者你们的确理解错了，这文章能服众么？这与扣大帽子又有何异？

 

换言之，假如文章作者连他的基本论据都无法支持，又怎么能证明中国人有新加坡情结？更怎么能证明这种情结不该有？

铁西

关于新儒家的例子还是准确的。李光耀是在新加坡经济起飞之后才倡导华文教育，并延请新儒家讲学的，杜维明的宣传却是倒过来：是儒家伦理推动了东亚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在中国大陆影响很大，以至今天还有很多人在搞孔子ＭＢA。

天马

原帖由 白水 于 2013-3-18 17:44 发表  　　薛涌　博客 　　新加坡模式不是想走就可以走的，况且讲“不能走新加坡模式”的人，往往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新加坡模式。 　　纪赟教授在《联合早报》发表《被中国一再误读的新加坡》，感叹普通中 ...

 

 

新加坡模式、香港模式、台湾模式，其实都有着内在的逻辑。此三地都是面积小的地区，在了解其文化时，不必上来就说儒学、韦伯、新权威主义、是不是中国人等等这些其实可以专门用一堆论文来论述的东西。对于我们这类凡人，如果能把这些地区里人们都是如何生活的，政府都是如何管理的，搞清楚，再回过头来看那些关于儒学、权威等大论述，其实很多东西都一下子明白了。

薛涌先生我不熟悉，但他文章好处不在于其论点、论据本身，而在于文章让我对新加坡感兴趣了……仅此而已。正如在本科时受龙应台影响，我开始关注那些民生的东西，关注得多了，就产生两个深深影响：（1）想去香港或台湾读书，看看那些东西是不是如此；（2）透过民生看社会，所谓的“大论述”其实根治于民生的小论述。

 

过了7年，再去看龙应台部长（台湾文化部长）对香港、台湾的观察和思考，已经淡然。因为，我已经深深理解了她的思想，以及她的方法：从民生入手，实地考察一段时间，先发现问题，再组织起来一起思考，最终，你会发现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的本质源泉。此时再来论述新、港、台，你可能会从容很多、深刻很多。

附：龙应台2012年12月港大演讲：《我的香港，我的台湾 》，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59661
不过，建议看优酷视频，比看文字效果好很多：
第一部分（上）：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3MjY3NzA4.html
第二部分（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3MjcyOTE2.html

 

白水

原帖由 剩翼 于 2013-3-19 06:41 发表 呵呵，纵然如白水兄所说，文章却是从新加坡模式入手大言中国人不懂新加坡模式等等，可又不知道他所说的新加坡模式和列举的几位专家以及国人认为的新加坡模式有何不同，如同我写一篇文章，只说万有引力定律不对，你们 ...

 

呵呵，“我也具体说不清重症肌无力是怎么一回事，但你说张三得了重症肌无力那是胡扯，因为我刚跟他打了一场网球”，可以吗？

剩翼

呵呵，如果薛涌先生写这么多字只为了告诉大家中国人有点新加坡情结，那可太浪费他洋教授的好才华了，也许有人不知道中国人有此情结吧，不过反正我对此却清楚得很，罢了，谁不清楚谁看吧。反正下回看见薛先生大号，我避开走也就是了。

铁西

“说这些，并非想为这些中国知识分子辩护，而是希望凸显他们的狭隘。中国人有着普遍的大国心态，在经济贫弱时还知道收敛，如今成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世界老二则信心爆棚，骨子里只把美国放在眼里，连日本都是“小日本”，哪里还有闲工夫关心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城市”？”新加坡是否也只是作者的一个例子？除了美国，中国知识界是否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经验和知识都缺乏真正的热情？像当年鲁迅借助日语和德语翻译东欧小国的文学，而今天的改革者只把美国和美国话语作为参照。即使像“儒家资本主义”这样切近的话题，如果不是哈佛教授而是新加坡本土学者提出，可能也不会在中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包括与之对应的韦伯命题也是经由帕森斯而成为美国的现代化理论，然后才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视野占据重要位置）。说作者是在批评“中-美国”这种世界视野，应该不算是过度解读吧？

白水

原帖由 铁西 于 2013-3-19 21:37 发表 “说这些，并非想为这些中国知识分子辩护，而是希望凸显他们的狭隘。中国人有着普遍的大国心态，在经济贫弱时还知道收敛，如今成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世界老二则信心爆棚，骨子里只把美国放在眼里，连日本都是“小日本”，哪里还有闲工夫关心新加坡这么一个“小城市”？”新加坡是否也只是作者的一个例子？除了美国，中国知识界是否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经验和知识都缺乏真正的热情？

 

对。前两天在对沈志华的一篇访谈记录里，也看到沈说：“美国在这点你不能不佩服，搞什么的都有，非洲的，各个角落人家全都研究透了，这才是一个大国，小国就不行，你到日本去看看去，日本很强大，很不错，但是你找找有没有法国专家、苏联史专家的？全国找不出两个人来。”在沈的眼里，不但日本，中国也不行，日本好歹还下大功夫研究中国，中国连这个反向功夫也没有。甭说像日本、新加坡，就是前苏联，自从它垮台解体后，都没多少人愿意下大功夫去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