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无法重复,历史不好假设,但是历史并非不能假设。为了从今日的时空奔向更好的明天,人们有必要以史为鉴明得失知兴。因此,就历史与现代性的关系来言,或者说,以今天主流的现代文明的标准来回观历史的话,必要且很有意义。
当然,对大历史的宏观提问,并希冀得出一个笼统的回答的做法,注定显得不够谨慎和深沉。
但是,勾勒这样一幅似是而非的模糊图景,对于进入一个更为细致深入的历史思考来说,尤其之于年轻者,或许是一个必要且有意义的阶段。而且,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舍弃绝对流变的诡辩主义,对大历史相对模糊的比较,应该至少能够在一个或多个比较宽阔的领域或者角度,得出一个有益的结论,即基本能够反映历史的总体进程,并不违反人们的主流认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当然,这样宏大的比较注定模糊地带很多,而模糊地带的中心必然是争论最激烈的地方。
就文明比较这种必然没有结论的话题而言,个人认为以现代文明为标准,民族无优劣,地理有不同,文化有高低。笼统地讲,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都有好有坏,西方文明中很多卑劣的东西比中国更泯灭人性逆反文明,但是西方文明更富有导致现代文明的有益因素,而这种有益的因素要多于中国文明,更多于儒家文明。儒家文明主要是伦理文明,在回避逻辑分析、压抑人格平等、强化义利冲突、蔑视法治思维等几件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事项上,具有相当强烈的狭隘色彩。而科学理性、契约平等、商业进步、民主法治等等,是西方现代文明形成的最主要动因,也是今天现代文明的中流砥柱。这些因素,恐怕从儒家文明当中都不太容易产生。当然,西方现代文明的形成也是文化交流的结果,但文化交流中不同文明的影响指数仍有区别。
就国民性而言,在水云间也讨论过多次了,鲁迅并非首创者,更乏学理分析,而主要得益于政治宣传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这种影响基本徘徊在人文或者说人们的感性领域,大概一直也没怎么进入过社会科学的视野。究其原因,套用马克思的理论的话,这种概念实在太过唯心主义,虽然唯心主义具有很大的魔力,但终究不够科学实际。
当然,对国民性的批判并非没有价值,就像儒家文明不仅创造了灿烂的中国文化,还使中国在一定时期内曾经领先于世界一样,两者都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甚至在未来的不可捉摸的惊人力量,不过,这样的共识貌似不需要进一步条分缕析了。
ps:对于第二个问题,大约实在需要进一步明确一下问题。不知道楼主指的是弃医从文这种个别事件还是成规模的现象。如果是现象,起样本数是否有说服力?是否考查过这样的人群在总体从文人群中的比例?是否比较过弃理工农商军而从文的人数在总体从文人群中的比例?以及弃理工农商军与弃医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