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如何看待行贿者？”；“为何觉得行贿可以原谅？”

冰问

如何看待行贿者？

八十年代末开始，有机会看香港电视，对于廉政公署的广告印象深刻。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张惊恐的脸：一个生活优越的中年商人，正在和家人吃早餐的时候，门铃响了，商人的脸上充满了惊恐，妻子打开门，门口站着的是拿出廉政公署证件的调查员。当然，印象最深刻的，是宣传片最后的那句：香港，胜在有ICAC（廉政公署的英文简称）。

 

开始看港产片，发现里面很喜欢提的一个词，就是去廉署“喝咖啡”，而且显然这不是受欢迎的款待，九十年代中到了香港，开始在电视台工作，才知道，原来“喝咖啡”就是被请到廉政公署接受调查的意思，据说，到了那里，廉政公署的调查员会端上一杯咖啡，和你慢慢聊。而且行贿受贿在香港，是同样严重的罪行，因为如果没有人敢送钱，那就不存在收钱受贿的问题。

 

十年前参加过一场记者会，内地宣布，出售盗版软件和光碟还有仿冒商品是违法行为，我举手问了官员一个问题：那买的人呢？被告知，还没有考虑对购买的人采取法律行动。其实当时我是舒了一口气，因为必须承认，在北京常驻，买盗版碟看电影打发时间，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也有担忧，觉得这样的措施，一定打击不了盗版，只要需求还在那里。

 

而在香港，打击盗版软件的时候，对于使用者同样严厉。购买盗版软件也是非法行为，所以让买卖变得非常地下：我还曾经想要贪一次便宜，结果先在商店付了款，然后店员告诉我说：上天桥，右拐，会看到一个黑衣服的人，把收据给他，就可以收货了。听上去就好像在做毒品生意，让人充满了罪恶感，所以最后，当我走上天桥，最终还是没有去找那个交货人，那笔钱，也算是自己交了一笔学费，再次提醒自己，一定要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观念的转变，是因为法律的威慑。和一名前廉政公署专员聊天，他说，要反贪，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变人们的观念，让所有人都明白，行贿受贿是一种罪行。而在他看来，香港的反贪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从源头抓起，从一开始就把送钱的行为和收钱的行为看得一样严重。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商人举报官员收了自己的钱，如果只是处理了官员，放过了商人，那么这个商人还会再向其他的官员送钱。

 

听土生土长的香港朋友讲述六七十年代的香港，那个时候，贪污是生活的一部分。去公立医院看病，如果不给清洁阿婶所谓红包，那可能连一杯水都喝不上，想要做一门小生意，那就需要准备一笔钱打点警察，更不要说去政府部门办事，如果不送钱，即便不是受到刁难，也会迟迟办不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城市之一。这让人看到希望，只要社会有共识，贪污是阻碍社会公平发展的，贪污是一种犯罪，那就有采取行动对抗贪污的基础。

 

在内地，官员受贿，是民众深恶痛绝的事情，认定违法，也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对于送钱的人呢？如果送钱的人是大家眼中的普通人、小市民，是不是不但不觉得这是罪行，还会觉得这是一名受害者，因为官员或者其他手头握有资源的人的贪心，才会逼着自己送礼送钱，而且，别人都这样。

 

会不会这样想呢？

为何觉得行贿可以原谅？

还记得是06年，香港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所大学的教授，发现自己的信箱里面有一万元现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博士生放的，希望教授能够把考题和试卷卖给自己。当然，教授报警，这位来自内地的学生最后入狱，行贿在香港，和受贿一样，同样也是严重罪行。

 

这件事情在香港引发很多议论，尤其是在校园里面，香港土生土长的学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不是不敢这样做，而是连想都没有这样想过，想不通为何有人敢于这样公然挑战法律。原因很简单，用廉政公署前官员的话来说，就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知道，行贿是不对的，不应该做的事情。

 

倒是一些来自内地的同学同样觉得不可思议，认为这个教授过于的不近人情，居然举报了，是不是害了这个学生。因为如果对内地如果有所了解，都知道在高校里面，学生这样做，是一种潜规则，即便是不接受，也不需要如此绝情。

 

听完这些讨论，我想，如果是我，我会怎样？当然，如果我是学生，我想也不会想用这样的方法，廉政公署的广告看得多，相关的新闻看得多，知道不要说给公职人员好处是犯罪，就算是私营公司，为了达到目的而塞好处，也会被请到廉政公署喝咖啡，甚至被法庭判坐牢。03年一名香港的娱乐记者，为了获得一部电影的独家拍摄画面，给了保安300元溜进片场，结果被判入狱三个月。

 

但是，如果我是收到钱的老师，我可能会在如何处理上有所犹豫，到底是把这当成罪行举报呢？还是把钱退回给学生，同时告诫她一番？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相信，来自内地的这位学生，可能真的不知道，在香港，行贿和受贿一样，是一种罪行。

 

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如果不收钱不报案的话，是不是未来这个学生就不再会使用这样的方法吗？难道她不明白，利诱别人犯罪，是一件无法让人容忍的事情吗？如果老师接受了，就算别人不知道，但会助长了这种罪行的蔓延，因为这个学生，未来还会继续使用这样的方法，同时，又多了一个，未来可能主动或者被动接受这种方法的老师？

 

如果知情不报，尤其在行贿本身已经是罪行的情况下，除了纵容罪行，其实自身也是在藐视法律，在法治社会，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行为付出代价，做了，就要承担后果。所以，即便会犹豫，但是我会做出和这位教授一样的选择，正如他说的：“必须维护学术的尊严和正义的原则。”

 

我写了一篇文章，并且在微博上有不少讨论。原本我以为，这是一个常识，行贿本身就是一种罪行，必须和受贿一样“零容忍”。但是从网友们的留言，包括一些内地同行，原来都有不同的看法。

 

提到的最多的理由：行贿是迫不得已，如果不行贿的，可能连基本生活都受到影响，孩子上学，去医院看病，在别人都行贿的情况下，自己不这样做，连基本服务都享受不到。

 

六十年代的香港也是这样的，公立医院的服务，去政府机构申请一张拍照，如果不给红包，就会受到刁难。但是，现在的香港已经不是这样了，不管是服务者还是被服务者，很清楚各自的定位和关系以及权利职责。为什麽香港做得到？就算所有人都这样做，错的，不会变成对的。就算不敢反抗，但如此理所当然，是不是很不对劲？

 

还有一种理由，如果行贿者定罪，那就会减少举报的机会。其实就算行贿者不定罪，如果得到了自己的利益，有多少人会去举报？如果举报是因为对方收了钱不办事才去举报，用廉政公署前官员的话来说，这样的行贿者不处理的话，那他未来就会去贿赂其他人。

 

其实举报，很多时候并不是来自于行贿或者受贿的人，而是周边相关联的人。这两天在新加坡，听朋友说起自己的女儿读书的学校，校长被调走接受反贪局的调查了。原因是有人怀疑，这位校长和一家旅行社有利益关联，每次学生外游，收费都要比其他旅行社高，而且一直找这家公司。朋友估计，举报的应该是学生家长，他虽然在去年的时候已经觉得不合理，但是只是让女儿退出学校的活动而已，并没有想到要去举报。而现在，回头再想，其实举报的好处，能够把可能的贪污罪行曝光，而曝光的结果，就是未来可以警醒其他人，不敢去这样做，而且，

让自己的女儿生活在一个更公平的环境里面。

 

我一直记得香港的一名立法会议员讲的一句话：在香港，我为何要请官员吃饭？是的，商家请客吃饭，联络感情，说到底是为了从对方那里谋取利益，这个利益远远大于他们的付出，因为官员手中有权。但是如果有一天，好像香港的官员那样，没有办法直接透过批示，给某个人好处的话，还有请客吃法送礼的必要吗？

 

所以，除了让社会具备共识：行贿受贿是犯罪，更重要是制度设计，制约权力。

白水

看了，同意最后那个结论：“除了让社会具备共识：行贿受贿是犯罪，更重要是制度设计，制约权力。”

清和

異鄉異客，其實我對香港態度複雜，但這裡很多觀念和制度，確實好得讓人大為安心，必須稱讚。

老師絕對不可以收學生的禮物，這我也目睹過幾次。

卿云

冰问是中文专业么？

卿云

水云的女生都很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