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舞云兮楚人狂——楚文化之前世今生

张文韬

凤舞云兮楚人狂

——楚文化之前世今生

 

 

 

 

楚文化的历史根源及形成发展

历史根源

【概述】

对于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假如说“光辉灿烂”，诚然正确，可惜未脱俗套，全无传神之妙。也许，只有借用《文心雕龙》评楚辞的话“惊采绝艳”，才足以当之。　楚人的国祚大致与周人的国祚相等，也有约八百年之久。楚人的创业精神比周人的创业精神更为卓绝，“筚路蓝缕”这个形容创业惟艰的成语正是楚人的典故。至于楚文化，则不仅不比周文化逊色，而且可以与时代大致相当的希腊文化竞辉。

楚，又称荆、荆楚，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诸侯国，国君为芈姓（普通话拼音读作mǐ），熊氏。最早兴起於古荆州之地的楚部落，灭於秦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南、湖北全部、重庆、河南、江苏、江西部分地方。
   楚是三苗人在长江中下游建立起，它在周朝初期曾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战争。楚国由周成王封熊绎于楚地开始，居楚地丹阳（今湖北秭归，有争议），从一个附庸小国逐渐变成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强国。前704年，楚君熊通为武王，有地千里。因其地处中国南方，故而楚国与中原的华夏各诸侯经常发生战事。通过战争，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楚国先后吞并了六十多个较弱小的诸侯方国。在春秋时代，楚语和中原语言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楚国的官名和其他诸侯国不同：楚国宰相叫令尹，司马叫莫敖。除此之外，《左传·宣公五年》还记载春秋时代楚语的两个特殊词语： 於菟wūtú（上古汉语发音为 aa-laa）为“老虎”（有人怀疑可能和缅甸语 ''kla''“老虎”有关）谷为“哺乳” 。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两个词的意思，是因为令尹子文名字叫做斗谷於菟，《左传》对他名字的原意做了解释。《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一句话：“楚言而出”（今译：“他们讲楚语就撤退了”），证明当时的楚语和中原的语言不能通话。 在战国时代，屈原楚辞的词汇也显示出楚国语言的特点。

张文韬

历史渊源】

   楚族源于中原，与中原华夏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楚文明的主源应是中原文明。从地理位置而言，楚的先民长期与华夏先民居住、交往，楚先民吸收了华夏先民所创造的先进文化因素，并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别是姬周文明为基础缓慢向前发展。从统属而言，楚于西周初年被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统治。而且实物资料也表明，西周时期，楚文明的个性特征尚不明确，它还保留着相当大的中原文明特点，到春秋以后才逐渐形成既别于中原姬周文明又别于其它区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点的成熟的独特文化。

楚文明的初步兴起与其它文明一样，也应具备相应的文明诸要素，我们可以此来考察楚文明兴起的大致时间。

首先，是楚国人的始祖。屈原在他的抒情长诗《离骚》中开头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这在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史记·楚世家》说：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史记·五帝本纪》又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通史，司马迁博览群书，广采传说，对楚人先祖之考证，应该是可信的。屈原是楚宗族后裔，对祖先的认定，应该是郑重的，他本人对自己出自颛顼之后，更是充满了自豪之情。

由于颛顼是黄帝之后，亦由西而中而东而南，与东夷及周围氏族部落融合步伐加快，所以许多氏族部落均称为颛顼之后。见于史料记载，有虞氏、夏后氏、祝融八姓、乃至匈奴、苗民都说是颛顼的后裔，和黄帝一样，颛顼也是一个中华民族大家庭祖先的象征。楚族之先祖上溯至黄帝、颛顼，也是这一时代的产物，看来是符合民族融合轨迹的。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之后也。……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记其氏。、

《国语·郑语》则谓祝融之后有八姓。前者说季连之后中微，或在中原，或在蛮夷，未交代清楚。后者则说：融之兴者，其在芈姓乎?蛮芈蛮矣，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也。

点明芈姓季连部从蛮俗，建立了荆国。前已指出，楚之先祖从帝喾起，均居火正称祝融，至夏时是夏王朝的重要成员或盟国。后商人兴起，起而代夏灭夏，楚之先祖在此夏、商交替之际，分崩离析，出现了祝融六姓或八姓的四处流落的局面。芈姓季连部，就在这一背景下离开故地新郑一带，辗转至丹淅、荆山和汉水流域一带了。

《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受到周王室的重视，给予“子”(商周时期，已实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的封号，臣属于周。《裴解》引刘向《别录》记：“鬻子，名熊，封于楚。”

所以，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子让之。”夔是季连的别支，后来不祭祀祝融与鬻熊，楚人先谴责，后除灭。正因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关于他的传说也很多。如《楚宝》戴：“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

鬻熊既是周文王之师，当有许多言谈轶事，故后又辑成《鬻子》一书传世。《汉书·艺文志》就载有《鬻子》二十二篇，并加注说：“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始祖。”道家源于楚国，相传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驱，《汉书·艺文志》就把他列为“道家”。这样看来，鬻熊不仅是楚国的缔造者，又是道家学说的开拓者，是楚国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到熊绎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熊绎与鲁、卫、晋、齐等姬姓国或姻亲国一样，“俱事成王”。

楚自鬻熊至熊绎受封的阶段，文献均记其“居丹阳”，而非“都丹阳”，加上又无相应的考古学资料相印证，当时丹阳只是一个地名，而非都城，也无城邑的建制，大型礼仪建筑也尚未发现。就是怀疑为楚国制作或断为楚国所有的青铜器，不仅未见于考古发掘，即使是传世品中也一无所见，文字就更不用说了。此时，楚“辟在荆山，筚路蓝缕”，可见生产力之低下，其生产关系也只能是以较单纯的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楚的社会形态自然也比较原始。

    熊绎受封是楚立国之始，他五传至熊渠之间的事实史载不详，也无明确的考古资料面世。看来，楚即使立国，也未必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文明时代。但到熊渠时，楚有了第一次扩张，它应是楚经济、军事实力有较大增长的反映，青铜兵器应该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湖北当阳赵家湖西周晚期楚墓中出有少量铜器，并有极少量的传世铜器遗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楚青铜冶铸业的兴起。这一时期已有少量疑为楚城邑的遗址发现。而且楚的社会形态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完成了由部落联盟集团的氏族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过渡。

由于在西周早中期，楚国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地域，且主要是在中原姬周文明的影响下发展，因而，楚人统治区内的文化面貌接近于中原姬周文明的风格，是时，楚文明虽处于襁褓中，但其个性特征开始孕育。西周早期，随着楚人第一次扩张军事行动的开始，楚人有了进一步与外围蛮夷文化接触的机会，华夏文明与蛮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继承华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时，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识对其进行改造。楚文明就在这种既坚持主源又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初步兴起了，这一过程可持续到春秋初年。也正是在一种特殊的多民族环境和共存意识中奠定了后期楚文明多元的特征和鲜明的个性。

熊绎及其后代是江汉流域最早的开发者，他们的创业史是艰苦卓绝的。《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 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川I，以事天子。”荆山， 在今湖北省西部，汉江两岸。《左传》宣公十二年：“楚自克 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 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于胜之不 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日：‘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两言“筚 路蓝缕”，皆指楚国熊绎至熊仪(若敖)、熊胸(蚧冒)等十余代君王。可见楚国在建国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都过着艰 苦奋斗的穷日子。国君带领臣民跋涉山林，开辟疆土，甘苦 与共。面对周边各国存在的威胁，尤其是面对北方周朝军队一次又一次的南侵，楚人振军经武，保持警惕，枕戈待旦。 楚国君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特别注重以先王艰苦创业的事迹对臣民进行传统教育，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寻 求内部稳定和对外发展。

张文韬

此后楚又历熊艾、熊（dan）、熊胜、熊杨等几代国君，一直传到熊渠。

熊渠，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由于他功绩卓著，楚国后人也是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的。如《韩诗外传》说：“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史记·龟策列传》甚至还说，连后羿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他向周围地区的开拓，大致执行的是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山、荆山发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此外，西南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史记·楚世家》称熊渠在江汉地区甚得人心，“蛮夷皆率服”，可见熊绎以后历代，为了站稳脚跟，对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有丝毫怠慢疏忽。熊渠承继国君后，国力增强，后方稳固，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攻打邻国，开拓边境。

　　《史记·楚世家》：

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

 周厉王时，对周边“荒服”地区，不断攻伐，荆楚亦不例外。《史记·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臣服于周。从熊绎至熊渠(约公元前1027椙?63年)的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与中原各诸侯国一样，逐步摆脱周王室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时，楚国虽然以丹、淅至汉水上游为根据地，但其势力已渐南下，并扩大了对周围地区的统治。熊渠所确立的战略发展的重点在南方，企图先在长江流域确立一强国地位后，然后北上争雄，决心走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道路。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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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自熊渠后，又经历了熊红、熊延、熊勇、熊霜、熊绚、熊鄂、熊仪等数位国君。

进入东周，周平王东迁，正值楚国君若熬(熊仪)二十一年。若敖在位二十七年，于公元前764年卒。卒后其子霄敖(熊坎)立，在位只六年。霄敖死后，其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在位十七年，至公元前701年卒，其弟熊通杀虫分]冒子而代立，是为楚国历史上著名的楚武王。

蚧冒之弟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在楚国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春秋初期的一件大事，它宣告了一个南方大国的崛起。熊通即君位后，一方面利用先君“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有利形势，着力经营，增强实力；另一方面谨慎地向周围开拓，以巩固后方。熊通攻占这些方国后，又大力开辟南蛮之地，国力大大增强。中原国家对此极其惊恐，公元前710年，郑庄公与蔡桓侯在邓(蔡地，今河南漯河市东南)相会，讨论对付楚国的计策。邓之会，反映了中原国家对楚国日益强盛的惴惴不安的心态。熊通在后方立住脚跟后，就决心扑向汉东，解除“汉阳诸姬”对楚国的威胁。经郑重考虑后，他首先把进攻目标指向随国。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三十五年)，熊通率军攻随，驻于随地瑕。随侯指责熊通攻随无礼，熊通回答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史记·楚世家》。)随侯答应为之周旋，熊通见随无可乘之隙，便收兵回国了。对熊通的尊号(王)要求，随侯果然向周王室作了转告，结果遭到拒绝。

　　熊通得知周王室不肯尊他为王的消息，愤怒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今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于是自立为王，称为楚武王。这年为楚武王三十七年。另据《左传·桓公八年》载，这年夏，楚武王在沈鹿会合诸侯，黄、随不来参加。楚武王一方面派蒍章前往黄国进行指责，另一方面又亲率军以攻打随国。经速杞(随地)一战，随军溃败，随侯逃跑。同年秋，楚迫随订盟而回。随不参加沈鹿之会当然是秉承周王室的意旨，后被楚国打败，不得不屈服订盟，说明随侯已被迫尊熊通为王。这样，熊通先在沈鹿会合诸侯，尊王之举得到诸侯的支持；后又用武力打败随国，迫使姬姓国随侯的承认，熊通的王位地位也就合法化了。

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创县制，设令尹，置陈兵之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改革。又三次领兵攻随，威震东周王室，多次出兵征战，慑服汉东诸国，开拓江汉，扩大了楚国疆域，为楚国的崛起，立下了不朽的功劳。楚武王不愧为楚国奠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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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武王之子文王建都于郢，国势更加强大，江汉一带的小国都畏惧楚国。到文王之子楚成王即位，已经“楚地千里”。 楚文王定都郢后，表明楚国已牢固地控制了江汉地区。为承继楚武王“欲观中国之政”的意愿，立即全力北进。当时汉东道路已被打通，楚文王的主攻方向是在汉北，以直接叩开北通中原的大门。公元前688年(楚文王二年)，楚文王领兵攻申。申，姜姓国，周宣王所封，是原西周王朝控制荆楚的重镇。攻申必经邓。邓在今湖北襄樊市北，是楚文王的母舅之国(楚武王夫人邓曼是邓人。）但它与楚近邻，当时征服邓更有直接意义。邓人对此是有警觉的，如骓甥、聃甥、养甥等三位大臣就力主乘机杀掉楚文王，说：“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左传·庄公六年》。)邓侯不听。楚文王经邓攻打申后，回归时果然又攻打了邓国。楚文王这次虽未灭申、邓，但楚国势力实际上已伸入南阳盆地。楚文王的定都郢与北进，为后来楚国北上争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676年(楚文王十四年)楚文王卒，其子熊瞦立，是为堵敖(杜敖)。公元前672年，堵敖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在随国的帮助下，袭杀堵敖而代之，是为楚成王(《史记·楚世家》。

楚成王初立，由于齐国强大，楚国采取了尊周亲诸侯政策。“(成王)初即位，布德施惠，结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史记·楚世家》。)楚国这一策略，不仅取得了与齐等华夏之国抗衡的合法地位，而且以奉周天子之命为由，大力攻伐不臣之国，开拓疆城。

公元前656年(楚成王十六年)春，齐桓公为遏制楚国北进，亲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军队南下攻楚。他们打败了楚的与国蔡国后，即挥师突入楚境。面对气势汹汹的八国军队，楚成王、斗子文毫不惧怕，沉着应战。齐、楚双方一方面在对峙，另一方面亦在寻找妥协的办法。这年夏，楚成王派屈完到齐等国军队驻处进行试探。齐桓公企图压服楚国，当屈完来时，即陈八国之军，“与屈完乘而观之”，并恐吓道：“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答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齐桓公权衡得失，只得与屈完盟于召陵。召陵之盟，是齐、楚双方经武力对峙之后达成妥协的产物。楚成王、斗子文在齐桓公亲率的八国军队面前，沉着镇定，文武两手，以战逼和，充分展示了突出的政治、军事才干。

召陵盟后，楚国继续北上东进，与齐国争霸。

　　公元前654年(楚成王十八年)夏，齐桓公率齐、鲁、宋等国军队攻打郑国，围郑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以惩罚郑之不盟首止与亲楚行为。同年秋，楚成王亲率军北上攻围齐之盟国许(今河南许昌)，救援郑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许以救郑”之举。由于其他各国也出兵救许，楚成王也就退兵了。但他并未回到郢都，而是驻兵武城(今河南南阳市北)，观察动静。许僖公恐惧，在蔡穆侯带领下，赴武城向楚成王请罪。面对楚成王咄咄逼人之势，齐桓公也就全力攻郑，以阻止楚国北上。郑在齐等中原国家打击下，只得向齐请和。公元前651年(楚成王二十一年，齐桓公三十五年)，齐桓公与诸侯盟于葵丘，郑、许均被迫与盟。在此形势下，楚成王并不急于与齐桓公正面争夺，而是继续东略，迂回打从，以削弱对方。

　　公元前649年(楚成王二十三年)，楚成王以“黄人不归楚贡”(《左传·僖公十一年》。)为由，攻打黄国(今河南潢川西北)。第二年，又出兵灭黄。灭黄之后，又继续东进，于公元前646年(楚成王二十六年)，攻灭英、六。至此，楚国势力已推进到淮河中游一带。

　　公元前645年)，楚成王以为徐国亲齐亲中原诸国，即兴兵讨伐。齐桓公急忙会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盟于牡丘(今山东聊城东北，当时属齐地)，决定救徐。各国国君“次于匡(今河南睢县西)以待之”，由鲁大夫孟穆伯率各国军队前往救徐。《谷梁》说：“次，止也，有畏也。”可见，各国国君是被迫前来抗楚救徐的，自己却不敢亲临前线。正面抗楚不利，同年夏，齐等国军队又攻打楚之与国厉(今湖北随州东北)，企图抄袭楚国后方，以解徐之围。同年冬，宋乘曹军远出，袭其国，楚于是乘机大举进攻，败徐于娄林(今安徽泗县东北)。齐桓公以八国之众不敌长驱直入之一楚，足见楚成王大胆果断，齐桓公已不能与之匹敌。同年，齐管仲卒。公元前643年(楚成王二十九年)，齐桓公卒，齐国霸势转衰。

　　楚成王与齐桓公争霸，历时十余年，结果楚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其原因除了客观上因管仲先死、齐桓公力竭，齐国已力不从心、明显地走下坡路外，主要的则是楚成王、斗子文审时度势，谨慎谋划、奋发进取的结果。楚、齐争雄的历程，充分地显示了楚国后来居上、蓬勃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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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38年，宋、楚 两军战于泓水(在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大败，宋襄公受箭 伤，次年身亡，宋国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陈、蔡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求救于晋，晋、楚两国爆发城 濮之战。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晋国 打败了强大的楚军，挫伤了楚国北进的势头．为周王室一吐几百年郁积的怨气．晋文公重耳也因此一举而跻身“春秋五 霸”之列。楚国虽遭此败而元气未伤，仍然不断攻城略地。

公元前641年(楚穆王十二年)，楚穆王卒，子旅(侣)立，是为楚庄王。

　　楚庄王即位年轻，外有劲敌晋国虎视眈眈，内有贵族野心勃勃，随时蓄谋叛乱，可谓内忧外患，形势极其严峻。但他充分施展自己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过人才能，将楚国实力推向一个顶峰，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北伐陆浑戎至于洛阳，直抵周天子都城洛邑附近，在周王室边境陈兵示威，“观兵于周疆”(《左传·宣公三年》。）周定王惶恐不安，派周大夫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在接见王孙满时，问九鼎之大小、轻重。九鼎相传为夏禹所铸，象征九州，夏、商、周奉为传国之宝，是天子权力的标志。楚庄王问九鼎，意在“示欲逼周取天下”，由自己取而代之。王孙满见楚国国势炽盛，只得委婉地答道：“在德不在鼎。……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一方面以“楚国折钓之喙，足以为九鼎”，表示蔑视；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取代周王室条件还不成熟，便退兵了此后，楚军锋芒益锐，所向 披靡。在春秋战国之交，相继灭陈，灭吴，灭蔡，后来又灭越，成为席卷南土、问鼎中原的极强盛的国家。

楚国兼并的 小国，有案可稽的，也在五六十个以上，多在今湖北、河南、 安徽、江苏等地。《战国策·楚策一》：“楚，天下之强国也。 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楚国之疆域，虽然时有 得失损益，“但在其鼎盛时期，据考察其地跨今十一省，兼县三百余，为战国时代最大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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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疆域演变图

凤舞云兮楚人狂——楚文化之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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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战国时期，楚国国力基本处于下滑状态，期间虽有几次跳跃，但趋势始终未变。

公元前400年(楚悼王二年)，楚抢先一步，与韩、魏争夺郑国地，三晋立即联合起来反击。楚国为了摆脱被动地位，接着连年攻周攻郑攻韩。公元前393年(楚悼王九年)，魏为打击楚国攻郑，楚不示弱，亦于同年攻韩。过两年，即公元前391年(楚悼王十一年)，三晋联军大举攻楚，连败楚军于大梁。楚国势孤害怕，只得向秦国求援，三晋才停止了攻击。

公元前388～382年，悼王以吴起为令尹，实行变法。吴起塞私门之请，壹楚国之俗，使封君三世而收爵禄，贵人往实广虚之地。裁汰不急之官，禁游客之民，养选练之士，要在强兵。于是南平百越，扩境苍梧，北并陈、蔡之地，迁陈、蔡于楚之西境。诸侯畏楚之强。楚贵族屈宜臼等强烈反对变法，斥责吴起为“阴谋逆德，好有凶器”这人，认为变法“是变其故而其常”，并谓悼王支持变法是“逆天道”。

公元前381年 ，魏、卫攻赵，赵求救于楚。楚师攻魏以救赵，战于州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饮马于大河。楚悼王卒。反对变法的诸贵族攻吴起，射吴起并中王尸。太子臧继立，是为楚肃王。按楚律，“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使熊臧尽诛射吴起而伤王尸的贵族，坐射起而夷宗者70余家。

楚肃王即位后，完全废除了吴起推行的新法，吴起变法失败。

 在此期间，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秦国国力得到飞速提升，成为诸侯国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于是，“合纵连横”登上历史舞台。

张仪的连横策略，对魏及其他关东诸国构成了严重危胁，为诸国所普遍关注。公元前320年、319年，齐威王、魏惠王先后去世，秦又西攻义渠(西戎)东攻韩，咄咄逼人，在这种情况下，魏将公孙衍(犀首)倡导实行合纵之策，以对抗强秦。公元前318年(楚怀王十一年)，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共同伐秦。由于楚国实力最强，各国推楚怀王为纵约长，进行全面协调行动。五国军队一接触秦军就败退了。随着战争失利，作为实际上主事之国的魏、楚急着求和，终于导致人心涣散，五国伐秦也就彻底失败了。这次合纵活动流于破产对楚国今后的争夺，也带来消极的影响。

　　张仪“诈楚”，楚怀王大怒兴师伐秦。公元前312年(楚怀王十七年)，楚、秦间的大战全面展开。在北线，齐见楚、秦开战，以大局为重，联宋攻魏；在西线，楚出动两路大军击秦，一路兵出丹阳，在商於前线与秦军对峙。另一路以十万大军驻汉中。秦用计在丹阳大胜楚军，又攻楚之汉中，取地六百里。楚怀王见西、北两线俱大败，十分恼怒，立即调动全国军队举行反攻，在蓝田大战，结果又被打败。韩、魏乘楚受困，出兵南下袭击。楚军只得向秦请和。丹阳、蓝田之役，是楚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楚国国势已明显衰弱了。楚国对外政策的失误及楚怀王的昏庸无能，是造成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秦先得巴蜀，现又取汉中，与本土联成一片，国力大大增强，对楚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楚国只能穷于应付，完全丧失了主动进攻的能力。之后秦屡屡攻楚，楚国已无力反击。到了楚怀王被骗入秦，楚国便由盛而衰，直至灭亡。

公元前284年(楚顷襄王十五年)，秦昭王分别与魏昭王、韩厘王会晤。燕昭王则亲赴赵国与赵惠文王会晤。这样，由秦、燕发动的五国合纵伐齐联军组成，攻占了齐都临淄。楚国担心齐国失败后对楚国不利，放弃了原来与秦等联合攻齐的策略，派淖齿单独采取行动，转而救齐。但淖齿违背楚国意图，反而杀了齐王。楚国在关键时刻出兵相救，不失为一正确决策。然而楚国出兵不多，战略意图又不十分明确，没有收到存齐强楚的效果。六年后齐虽然复国，但损失惨重，从此国势大衰，再也不是秦国的对手，秦、齐对峙的局面也就宣告结束。秦在征服三晋的同时，开始把进攻的矛头转向楚国。

公元前281年(楚顷襄王十八年)，面对严峻形势，楚顷襄王欲以伐秦。秦获知后，立即在公元前280年(楚顷襄王十九年)对楚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楚国被迫割地给秦。同年，楚国为了摆脱秦从巴蜀方面的威胁，攻旧巴国。秦因而更加疯狂地对楚国进行报复。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二十年)，秦分兵两路攻楚，攻破楚国的别都鄢，楚军主力受创。后又攻陷了楚都郢，楚顷襄王兵散。

鄢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激烈而又残酷的战役之一。鄢城沦陷导致楚国北边门户洞开，使数百年经营的都城毁于一旦。从此楚国本土丧失殆尽，楚国更加衰弱下去，直至灭亡。

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元年)，，楚考烈王任黄歇为令尹，封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黄歇的封地与鲁境接壤。第二年，黄歇乘秦、赵对峙、齐国无力干预之际，发兵攻打鲁国。黄歇于公元前255年(楚考烈王八年)，又发兵攻打鲁国，于次年灭鲁。

在各国衰落之际，楚国竟能一举灭掉历史悠久、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也应是战国后期一件大事。但如从当时各国形势看，楚灭鲁，也只是黄歇善于应变的见机而为之举，并非楚国国势的强盛。黄歇一味打击齐、鲁政策，已极大地激怒了齐国，齐、楚关系紧张。因此，黄歇的攻鲁灭鲁，并未给楚国带来好处，反而与齐结怨，使自己陷于孤立被动，倒是战略上的失算。

公元前241年，，赵、楚、魏、韩、燕五国合纵抗秦形成，组成了五国联军，对秦主动出击。秦出兵，五国兵退。当时秦国已锐不可挡，战国时期最后一次的合纵抗秦，就这样失败了。

　公元前227年(楚王负刍元年)秦败楚后，立即把攻楚亡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公元前225年(楚王负刍三年)，秦派二十万大军攻楚，遭到楚国有力的抵抗，惨遭失败。秦王政只得亲字请王翦复出。公元前224年(楚王负刍四年)，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大败楚军。公元前223年(楚王负刍五年)，王翦、蒙武继续进攻，攻入楚都寿春，虏楚王负刍，楚亡。

张文韬

 这一时期楚国基本处于动荡之中，尽管有相对的稳定，也是十分短暂的。楚国政治腐败，思想保守，经济上又因国土的沦丧受到了惨重的打击，楚文明也丢掉了赖以发展和昌盛的坚实基础。楚国历史已成颓势，楚文明也随之凋敝，偶有出色成就，也是昙花一现。

    当然，楚文明并未随着楚国的灭亡而消失，在楚国被秦国灭亡后，楚文明也被秦文明所接受、改造，在楚人亡秦的过程中，楚文明得以部分恢复，随着西汉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建立，楚文明融入更广泛、更深入的汉文明之中。

而且，楚文明无论是在成熟期，还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为己所用的同时，也在对其它文明产生影响，这在其周边区域的文化遗存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响的影子。正是由于各区域文明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中国古文明才在多元、复杂文化因素的融合中发扬光大，并连续发展。

 

楚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从西周初年算起，持续了大约700年之久，直到战国 后期楚怀王时代，由于重大决策失误，才出现转折。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的时 期，也是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周王朝从衰 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通过兼并战争夺取政权。其中受益 最大的，莫过于楚国。楚国从局促于丹阳一隅的“蛮夷”之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地方五千里”的战国时代最大之 国，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不断开拓疆土所形成的大范围内 的民族融合，无疑是使楚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楚人”，非但芈姓一族，可能还不仅是苗、越、濮、巴，而是包括“九夷八蛮”，即南中国的诸多部族和民族。他们在芈氏之族的统治下，融合成被北方人称为“荆蛮”的强大的楚民族，并建立了日益强大的楚国。楚武王前后，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楚国就完成了对江汉地区许多姬姓小国的兼并和占领，造成“汉阳诸姬，楚实尽之” 的局面。后来终于统一了长江流域，吞并了吴越，并以咄咄逼人之势，不断问鼎中原．不断兼并中原各国。在兼并战争不断取胜的过程中，多民族的大融合，也就不断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实现。楚人英勇善战，视死如归，具有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即使战死疆场，马革裹尸，也视为光荣和自豪。

与刚强英武的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宽容宽厚的态度和广阔博大的胸怀。楚国吞并了如此众多的国家。纵横跨越今天的11个省，面临的具体情况肯定是极其复杂的。黄瑞云先生在<楚国论>一文中说：“华夏蛮夷濮越，文明程度相差很大，历史渊源各不相同，楚国都能加以安抚。楚国在战争中从未有过像秦军那样，动辄斩首几万，也没有见过大量俘馘的记录。”张正明先生也在其所著的<楚文化史>中说：“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即使对于蛮夷，也是相当宽厚的。”正因为如此，楚国才能够得到各民族的拥护，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在横跨大江南北的广大领域，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并且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应该说，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

张文韬

发展进程

    楚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历经孕育兴起期、成熟定型期、繁荣鼎盛期、滞缓衰退期四个阶段。

1、孕育兴起期 

由于这一时期的前大半段楚国主要处于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阶段。从社会形态上看，农奴制布满了楚国各个县邑，奴隶制相反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民族政策上，楚人把自己定位于夷夏之间，实行抚夷属夏的国策。对于所灭之国，楚人的作法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而不以俘掠奴隶为好。官制上，楚官多称尹，从中央到地方，少有例外；行政建制上，楚国首创县制，后为各国效仿；兵制上，称谓、建制也与中原多异。从经济形态上看，其经济形态原始，文化也十分落后，楚文明尚无明确的发展成就可谈。到晚期楚文明才逐步兴起，并有了初步的发展成就。因缺少较多的实物资料印证，我们也只能了解局部。 

    此时虽未发现城垣遗址及大型礼仪建筑，但已发掘了少量的村落遗址。其房屋建造比较简单，墓葬建筑也比较简单。青铜冶铸业开始初露锋芒但数量不多，形制、纹饰一如中原，铸造技术相对较为落后，不仅不如中原，甚至连南方的扬越也不如。制陶业为主要的手工业，陶器的制作同样比较简陋，器类不多见，装饰纹样也比较简洁。楚文字已经形成，但发现不多，文字的应用还不是很广。

     其它方面的成就均不突出。此时的楚文明恰如一只雏凤正破壳而出。

 从文化性质来看，这一时期的楚文明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姬周文明的特色，同时也吸收了少量蛮夷文化的特点，时间愈晚，自身的风格突现则相对较多，沿着整个楚文明始则模仿，继则变异，终则别创的发展路径前进。此时形成的崇火崇凤好巫、开拓进取、不拘礼法、爱标新立异等特点为后来楚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成熟定型期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楚人不再担心来自中原周王室的威胁，可以从容地发展自己。楚人进入江汉平原后，由于逐步向外扩张，文化面貌因而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加上楚人在历史转折关头的独创精神，楚文明得以发生显而易见的变化，其发展成就也初步地显现了出来。

    楚人在广泛吸收和综合利用南北农业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创造了筑陂灌田的水利工程，为中国农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思陂就是我国亘古以来第一个社会性的农田水利工程。

    楚文明的建筑成就集中地反映在楚郢都的建设上，其选址和布局思想已趋成熟，宫城已独立分区，并有较完善的防御设施，外有护城河，内有城垣和瞭望台。宫殿建筑的台榭特点已经形成，台峻高，榭空灵，著名的章华台即筑建于此时，建筑材料以土、木、石为主，并开始使用铜制构件。楚宫已开始设置地室。墓葬建筑在春秋中期以前基本沿袭周王室的一套礼制，从春秋中期开始逐渐形成楚国的礼制。仍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大中型墓发现较少，墓四壁较直，少量带有壁龛。

    楚此时在南进过程中占领了铜料主要来源的湖北铜绿山古铜矿，矿井建设得到了初步发展，井、巷及炼炉建设已趋成熟，也有较完整的排水系统，选矿、冶铸技术已比较先进。青铜冶铸业除了掌握熟练的冶炼技术外，铸造技术已日趋成熟。楚人此时能博采众家之长，将扬越的冶炼技术和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生产出大量优质的青铜器，在铸造工艺上全面掌握并推广了分铸焊合技术，并且独创了失蜡法和漏铅法铸造工艺，从而使自己的铸造工艺超过中原表现出了第一流的铸造工艺水平。此时青铜器的种类大为增加，但几乎全是贵族日常生活用器，往往带有曾经使用过的痕迹，在器物形制和装饰上也不再是模仿，而是根据自己的传统，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表现了自己的风格，与中原同类器物相比已有不少变化，并开始出现独特的器物，装饰纹样大部分是中原常见纹样，但在表现形式、组合关系和装饰手法等方面有不少中原罕见的特点，其装饰中浮雕、圆雕、透雕等技法运用广泛而娴熟，同时铜礼器的镶嵌技术已开始运用，这些特点将中原铜礼器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陶器制作同样显示出了创造性，典型楚式陶器如楚式鬲、长颈壶等已经成熟。此时的陶器种类以日用陶器为主，仿铜陶礼器较少。装饰纹样比较简洁。

    楚国的音乐艺术已有初步发展，但乐器品种、数量都不多。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有编钟五十二件，其全部乐音系列可以奏出七声或六声音阶。

    楚文字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铭文中，单字数量明显增多，字体趋向修长，仰首伸脚，笔画富于变化，多波折弯曲，作美术字体状，并且出现了鸟虫书的雏形，逐步形成了不同于中原及其它诸侯国的作风和流派。

其它如漆木、竹器及丝织品、皮革、玉石器等也开始发展，铁器开始萌芽。

楚民族风俗独树一帜。楚人尚赤，建筑服饰器物均以赤为贵。各地楚墓出土的黑底朱彩漆器就是例证。楚人尚东，生之坐向、死之墓向均以东为荣；与周人的面南背北、头北脚南迥然不同。楚人尚左，也与周俗尚右不同。楚人念祖、爱国、忠君比之周人更为突出，他们习惯于用原有地名命名新地，丹阳、郢数次迁移不改其名就是为了缅怀先祖。楚人由于历尽艰辛而建国称霸，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钟仪南冠面晋，南音不改，屈原成为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都是典型的例子。

 

    本期的楚文明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向四周传播，与楚国军事力量所及范围相当，甚至更远，被其它文明圈所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