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彬彬向文革受害教师道歉

罗勒

这几天很热的一个新闻事件，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给主席戴红袖章的宋彬彬向文革受害教师道歉。这个事件在六年前我曾经关注过，关注的原因恰是我的母校北师大实验中学（原北师大女附中）在90周年校庆时，将宋彬彬列为“知名校友”，以表彰她在地球化学专业领域的成绩。在了解过宋彬彬和母校在文革初期那段血腥残酷的历史后，我对母校曾有过深深的失望。然后就是前几天看到的这条新闻。现将道歉原文和另一篇叙述事件过程的文章链接贴在这里。

http://money.163.com/14/0113/16/9IFUI06000253B0H.html

http://zhenhua.163.com/14/0114/14/9IIAQIO5000464NR.html

罗勒

首先，我觉得应该为学校和当事人此举鼓掌。只有当事人站出来直面历史，才更有可能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比如，在人们盛传的更名“宋要武”和那篇宋要武署名的社论，原来都是假的。你可以说是宋彬彬说谎为自己辩护，但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她是当着当年的老师和同学之面讲的这番话，有没有改名，有没有写社论，老师和同学自然是清楚的。同时，这么多年，她本人背负的压力也可想而知。作为一个文革的符号，她所遭受的指责和非议已经远远超出她个人所应承受的分量。我不是说她没有过错，没有过错也不至于道歉。只是我觉得在所有的“宣传”背后，可能真相是另一个样子。可能这也是我们在评论别人的时候难以想到的。

其次，我觉得学校能够为当事人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也是值得肯定的。“再不道歉，可能就没机会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施害者和受害者都在渐渐地远离历史，曾经八九点钟的太阳也已两鬓星星了。随着一个个生命的逝去，我们还有没有接近历史真相的可能？如果没有真相，又何来反思？所以如果当年的“宋要武”是一个标志的话，是不是今天的道歉也可以鼓励更多的人站出来，讲出当年的往事。在我们的历史上，很多重要的转折都是从星星之火开始的。当民间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之时，它一定会推动上层的一些转变。所以真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道歉，反思。比如那些直接施暴于卞校长的女学生们，你们现在又在哪里？

最后，还是感动于老师的宽容与原谅。“丁东红说，母亲经常提起那些批斗她的学生，有的不止一次的提起，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在丁东红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很多问题宁死不屈。唯独这个问题，特别宽容。” 看到这段话的时候，真的想流泪。也许爱与宽恕，才是给这世道人心疗伤的良药。

白水

 

这个事儿这几天在微博上也是个热点话题，见到过有几篇长文谈这个，但我都没点开看，罗勒如有兴趣，不妨找来看看。这里松涛书院“郭沫若和秦始皇”那个帖子后面也说到了这个。其实文革这个事儿，如果要深挖根源，可以往上挖到很早，看看韦君宜的《思痛录》中写到的延安整风，看看戴晴笔下写到的王实味的遭遇故事，对后来发生文革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如韦君宜的《思痛录》里，说到1943年，延安整风抓“特务”运动时，某抗大分校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二十几年后，“文化大革命”，这名副校长也全家惨死。

白水

原帖由 罗勒 于 2014-1-15 23:56 发表  比如，在人们盛传的更名“宋要武”和那篇宋要武署名的社论，原来都是假的。你可以说是宋彬彬说谎为自己辩护，但我相信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她是当着当年的老师和同学之面讲的这番话，有没有改名，有没有写社论，老师和同学自然是清楚的。

改名宋要武的事儿，有当时的报道等形成的证据链，现在就凭宋一个人的自辩，就断言是假的，这似乎不妥。别忘了更名事件中的另一主角是谁，当时有谁敢造他的谣？有没有改名，有没有写社论，老师和同学怎么就“自然是清楚的”呢？如果自然是清楚的，那还需要宋专门来说这事儿吗？我这样讲也不是断言宋在说谎，只是觉得你接受她的一家之言也未免太快了，而给出的理由，“老师同学自然清楚”说，似乎不那么有说服力。

明煌

宋彬彬的道歉遭卞仲耘丈夫拒绝

白水

原帖由 明煌 于 2014-1-19 19:15 发表 宋彬彬的道歉遭卞仲耘丈夫拒绝

明煌配的截图我删除了，对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可自行上网检索。

冰问

關於這個話題，也看到一些相關得文章，有兩篇覺得有些認同之處，轉帖如下：

       

       賈選凝：一句道歉不能令人心安

“道歉”是最近热度很高的词。先前在内地院线饱受争议的《私人订制》迟了一个月才来到香港。我在此无意于去评价这部作品，只想梳理一下那个影片结尾在观影中带给我的错愕。电影的最后一段是“道歉”，导演借角色之口告诉我们：“我们要道歉，我们每个人都要道歉。”这份“歉意”从身边一草一木开始，于是四位主角向大自然诚挚悔过，仿佛他们才是雾霾、林毁、地陷和水污染的罪魁元凶——而不是监管不力的当地政府部门，不是漠视有害物质荼毒环境的无良工厂——倘若山川河流心下有知，不知会否对这场致歉哭笑不得。

能够面不改色地镇定道歉，是因并没有经受真正伤筋动骨的痛楚。正因不够重、不够痛，才能把关乎生存环境的严肃反思放在一套嬉笑怒骂的影片结尾，轻快吐露。其实，为自己根本承担不了的大命题致歉，远比为自己能够弥补的小过错去以行动付诸歉意容易。前者只是轻巧姿态，反而后者需要实际付出。所以那段“道歉”出现在《私人订制》里并不合适，中国的生态污染问题牵涉整个机制从上到下环环相扣的漏洞与不作为，四个片中人显然并无能力为这么复杂的状况负责，“道歉”就成了一种轻浮而廉价的姿态表达。

再来是近日备受讨论的“文革道歉”。我这一代人，没有真正亲历过文革的历史语境，因而其实在红卫兵道歉的议题上本无资格发言。但令我对这波道歉风潮生出惊动的，是一段TVB的电视新闻。新闻里，摄像镜头对准了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当年的师大女附中）。时移世易，在那场“道歉会”举行之际，记者在学校做了街访。根据受访者的回答来看，大概TVB记者提问的内容是，学校是否会在课堂上与学生进行相关讨论。一个模样斯文乖巧的女生回答：“文革的时候，属于就是一种错误吧，当时的学生也不是有意的，学校可能觉得不会刻意太讲一个错误吧。”而一个戴眼镜看起来颇伶俐的男生则用一种孩子气的老成轻描淡写回应：“已经过去了。”记者追问：“所以呢？”小男生回答得令人讶然：“所以不用知道。”话讲出口，或许也觉不妥，追加一句：“可能课下要理解一些。”

接下来受访的是一位母亲。记者大概是问她是否认为孩子有必要了解那段历史。这位女士以家长的身份表示：“如果是客观的历史，历史书上有的都应该学习。”记者追问一句：“书上没有讲的呢？”母亲回答：“他们可以知道，但是现在不好判断对和错。”整段新闻看下來，我感到一种巨大的错愕——就在当年那些校友回到母校落泪忏悔的同一时刻，正身在这所市重点名校里就读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对那段属于这间学校的历史，态度如此淡漠。

如果那样感性而动容的歉意，甚至都难以触动今天正在“实验中学”学习和生活的年轻孩子，去对自己学校的历史多一份好奇与观照、多一些讨论与理解，那又何谈带动更广义的公众反思呢？更可怕的是，这所中学所聚集的，恰恰是成绩优秀的精英学生，也就是说他们未来，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代国民中最优秀的那班人。但如果他们年少时对“文革”历史的认知仅限于模棱两可的“就是一种错误吧”或是“已经过去了”乃至于“不好判断对错”，而不知“错在哪里”更不知“过去为今天留下哪些教训”，那么他们长大成人后，会有意愿去主动走进那段距离他们的成长十分遥远（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吗？会愿意去细致地辨别那个时代的善与恶、去理解漠视人权的极权体制曾为他们的祖父母带来怎样的伤害、去体谅人性良知在失去理性的岁月里曾多么不堪一击吗？

他们会吗？如果他们不会，那么今天的“文革道歉”就只是上一代人安放良心的赎罪券。赎罪过后，如何让下一代懂得这份歉意的来龙去脉？如何将对历史的反省接续传承下去？

与历史相关的“歉意”不该只是一时动情，甚至不该止于当代的公共反思，而应是一份融化在代代国民血液中被薪火相传的警醒。“道歉”既不是用来淡化个体生命轨迹中道德瑕疵的工具，也不是柔软的愧疚与眼泪就能建立起的反省。它本是一种怀有自我鞭挞的情感，因为有痛的内核，所以催育出质地坚硬的理性——过往已无法补偿，而鉴往知来更需要勇于检视当下每时每刻的果敢。所以我会认为，“道歉”很艰难很坚硬，千钧之重如鲠在喉，终于讲出口时，眼泪已被无数次啃噬内心的理性拷问所风干，因而才能平实、具体，而不煽情空泛。

这两番歉意，背景天差地别，却都太过简化了“道歉”的内涵。表达“歉意”所需要的不只是“一次性的”感性陈述，而是能够绵延下去的理性动力。

我宁愿《私人订制》不要画蛇添足地以一段环保概念宣传片收尾，因为如果创作者真有心践行环保观念，以其财力，完全可以成立一个生态保育基金会，去针对雾霾在民间发起能源减耗行动；或是以专门拍摄纪录片的形式，敦促基层监管部门正视“地陷”，缩短对辖区内地下设施的排查周期，严格把控道路施工的层层权责……我也宁愿那20多位“老三届”不只是回到母校共同参加一次“道歉会”，而是能与在校学生乃至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一起进行分享会，让未来将从这间学校走出去的年轻人懂得——“文革”究竟错在哪里？而那场“错误”里又裹挟了怎样的权力机制与个人幻想？——如果真有这样一处进行分享与讨论的空间，想必学生的家长、以至他们家长的父母，都能提供一种自己对历史的看法……

好的“致歉”，不为个人表态，而为众人记取。好的“歉意”，也不只是安顿上一代的愧疚，更能教会下一代莫失莫忘。

（原文附圖，參見：http://dajia.qq.com/blog/345083071424867）

冰问

      关于道歉和真相的思考

——读《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

应特别注意，和解进程不能限定在一个狭小的社会阶层中进行。任何和解过程必须建立在深层和广泛的全社会的基础上，不同的阶层利益和价值标准都要发挥作用，并在和解的过程中，创立一种尊重人类差异性和人权的文化——这就是作为暴力文化对立面的一种和平文化。——安德鲁·格瑞比

这几天宋彬彬的道歉成了热门话题，加之前段时间陈小鲁的道歉似乎有一种要掀起对文革错误和罪行的道歉之风。对这样的道歉有没有意义，我想意义是有的，它说明对文革错误已成一种共识，无论左右都通过这种道歉的形式否定了文革的正当性。这似乎是陈、宋等人道歉唯一能看出来的意义。

在我看来，道歉与忏悔不同，虽然两个词都有请求对方原谅的意思，但忏悔更多的是忏悔者自身寻求内心能安的一种感情——获得心灵安宁比获得受害者宽恕的意愿更强烈，而道歉则更多的是出于礼节性的姿态。

我一直对近些年来这种刻意的“文革道歉”有一丝不详的感觉，虽然原因并不特别明白，但心里却直犯嘀咕。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文革就被否定了，当时对文革的定性是“十年浩劫”“十年动乱”，“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记得我当时在上中学，我们写作文的开场白经常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十年浩劫……”而结尾常常是“要把被文革损失的时间夺回来”“为四个现代化奋斗”，云云。“伤痕文学”就是当时文学、艺术、电影的主要内容。前不久央视播放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就是那时的作品，如果今天说播放这类电影就是否定文革的一种姿态，那不更说明当时就已经否定了文革了吗？同样，现在以道歉的形式否定文革的正当性是不是多少有些滑稽呢？

或许是由于受当时的客观环境所限，官方似乎采取了否定但不深究文革问题的方式，而民间也似乎对未来寄予了很大希望，记得当时经常说“向前看”（后来被戏称为“向钱看”）。

实际上，当时以至今天，文革都是负面的形象，人们对文革这个词的用法本身就是对文革的一种否定。问题是，在文革已经被否定很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反而要重新面对这个问题。当然，有人会说正是由于对文革的揭批不彻底，对文革的定论留有尾巴，所以文革得以死灰复燃。对于这种说法，我不反对，但这种说法也无法证实，在我眼里还多少有些逃避现实。

我认为，文革问题重新成为问题并不是由于对文革的批评不彻底，而是许多人并未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或者说一些人感到了不公平和失意，比如，国企下岗工人等。这些人，成为牺牲品会产生被抛弃的心理，虽然他们的实际生活比文革期间好得多，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无论相对还是绝对都很不幸。老会使人怀旧，失意会使人消沉，对现实的不满会促使他们从过去找到某种心理平衡，因而有些人从文革中找到了寄托、安慰甚至激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公平的诉求是文革问题重新成为问题的原因，虽然那时候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薄氏不过是利用了这种情绪，然而他就给中国添了那么多麻烦。

当然这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一定还另有原因，但这个原因表面看得到，能被人理解。

另外一点，追求真相是否真的是必须的、有益的？如果历史真相令我们无法面对，我们是否一定要找出真相？对此，过去我们一直都是确信无疑的，即真相是和解的前提，人们常说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但这个定论性的观点真的不容质疑吗？

针对这个问题，英国作家安德鲁·瑞格比在《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里有一段话：

“有一种观点认为，让个人讲述痛苦的往事予以公开承认是医治过去创伤的最好办法。而且，如果这个过程发生在引起往回忆的环境中，人们就应该学会在记忆中生活。这种方法消除集体或民族性苦难记忆，除非这个社会或民族认真面对它过去的痛苦，否则过去的鬼魂将再度缠绕他们，并阻碍未来的发展。根据这种观点，如果为后代着想的话，作为现在的我们就必须揭开过去的痛苦记忆，否则，我们就会重复导致昨天苦难的同样错误。”

我想这段话在中国一定会有很多支持者，这似乎就是人们寻求真相的原因和感情所系。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安德鲁·格瑞比接着说：“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上述看法，有的人宁愿回避往事，对过去沉默不语。当一切成为往事的时刻，忘却过去的痛苦，继续生活下去，这应该是更好的处理方式。1975年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处理了佛朗哥时期遗留的问题。”

当我们揭露真相可能造成很多人不得不面对一些自己根本无法面对的实事时，揭露真相的正当性就面临挑战。比如文革已经过去几十年，文革参与者在当时又非常多也非常广，如今他们很多都年事已高，社会进步带来的人际交往也越来越难以厘清，这时候以寻找真相的名义去揭开历史的疮疤，难免会出现“有人突然发现在自己的公公婆婆或者岳父岳母也就是自己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原来迫害过人”等尴尬且难以面对的情况。

事实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依据，在1991年原东德采用了公开档案的方式揭露极权统治时期的真相，这种情况就非常严重。安德鲁·格瑞比说：“公开档案也可能出现使无辜的人遭受痛苦的危险（确实如此），仅仅根据一些捕风捉影的证据，大量德国人就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耸人听闻。另外还发生了自杀事件，一些人的生活和人际关系遭到彻底毁坏。”我们中国有着更深厚的复仇文化，同时我们中国人也缺少宽容之心，因此我想，伴随揭露真相的过程会有各种流言蜚语、羞辱和谩骂，甚至暴力冲突，这些情况将会比德国的情况更严重。也许，这几天关于“道歉”的话题及相关讨论，这一情况已经非常令人担忧——人们嘴上说的是要真相，其实心里想着的是清算，或者仅仅是因对现实不满而借机发泄。

如果追求真相的过程会伴随这些问题，那么追求真相也将可能演变成为一种新的迫害，由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和利益错综复杂，这种新的迫害难免成为一场灾难。安德鲁·格瑞比在书中引述了前波兰团结工会活动家和思想家亚当·米赫尼克（米奇尼克？）的一段话：“首先清洗昨天的敌人、旧政权的同伙，接着清洗反对党——现在反对复仇思想的人。最后清洗那些拥护者。复仇和怨恨的心里不断膨胀，报复的机器一旦开动就不能停息下来。”表达了这种担心。

在有关真相与和解的问题的思考中，许多人比较喜欢用南非的真相与和解运动作为参考，我个人以前也是一样。但在对这类问题作了较深的思考以后，我认为南非的经验未必适合我们。由于南非的情况受害者和加害者有着明显的界限，即黑人与白人，而我们国家则没有这一特点，受害者和加害者非但没有明显的区分标识，而且，有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者，或者同一家庭既有受害者也有加害者。再加上，南非真相与和解运动是在黑人登上政治舞台以后随即展开的，而中国，文革亦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显然，从复杂程度方面看中国的问题要比南非的问题更艰难，也更需要政治智慧，甚至更需要借助时间来治愈创伤。也就是说，暂时搁置对过去的真相追究，把真相留给时间、留给后人也不失为一种选择。这一点，西班牙的经验也许更值得我们借鉴。

不是要怀疑揭露真相的正义性，而是说如果揭露真相会导致新的伤害的是时候，揭露真相的正义将与回避可能出现的新的伤害的正义产生冲突。如何看待和面对这种冲突并没有一定之规。这一困境却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智慧，同时也挑战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和未来的勇气。

总之，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困难且不可轻易触及的事情，至少我们得有触及这一问题的准备，包括对可能产生的风险的应对。

（原文參見：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107265）

白水

原帖由 冰问 于 2014-1-21 21:48 发表 關於這個話題，也看到一些相關得文章，有兩篇覺得有些認同之處，轉帖如下：              賈選凝：一句道歉不能令人心安“道歉”是最近热度很高的词。先前在内地院线饱受争 ...

难得一见的好文章！

罗勒

谢谢冰问的分享！看到第一篇的时候，我在想，如果那个被采访的学生是我，面对镜头，我会做出怎样的回答？我的同学们呢？说实话，我说不好。第二篇文章非常受教，“不是要怀疑揭露真相的正义性，而是说如果揭露真相会导致新的伤害的是时候，揭露真相的正义将与回避可能出现的新的伤害的正义产生冲突。如何看待和面对这种冲突并没有一定之规。这一困境却考验着我们的政治智慧，同时也挑战我们如何面对历史和未来的勇气。” 可什么时候才是揭露真相的恰当时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