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 今年十月十日,我在上海去厦门的动车上,一路看见不同的屋子和厂房,看见渐渐衰败的树木和农田,看见远云绕着远山远去,看见铁路两旁被积水淹没的道路,看见各种蔬菜大棚反射着阳光,高速公路上飞驰的汽车川流不息地后退。
安静地眺望风景消逝,翻开好书来阅读,这是乘火车旅行特有的惬意。车厢是一个相对狭窄而安静空间,在一座城市和一座城市之间移动,给旅行者带来了不断翻新的感受。
在火车上,贴着地面旅行,内心被各种景物填满,同时又被各种景物的消逝所触动。
可惜一路上手机不断响起,各路记者正在为诺贝尔文学奖即将揭晓而奔忙,请我预测今年谁会得诺贝尔文学奖。
去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奖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官方和民间都忙于用现成的绳圈套在作家的脖子上,企图把他扯在半空,作为一面旗帜或者成为一个祭品。但不管是旗帜还是祭品,那个被抽象化的“莫言”都只是一个“稻草人”,而不是“莫言”本人。不同角度有不同“莫言”。“作家莫言”曾说,他们在谈论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人。“作家莫言”和人们一起在谈论“莫言”这个符号——用语言学术语来说是一个“能指”。而语言学术语上称为“所指”的莫言本人,早已混进人群里失踪了。作为一位著名的作家,莫言在这个浩大、喧嚣的文化事件中被“失踪”,是中国当前文化的特有现象。当各种争论、各种批评、各种声音尘埃落定时,什么也没有剩下,只是在书架上搁浅着没有多少人读过、更多人只知其名不明其内容的莫言作品集。
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是因为中国多事,对莫言现象的狂热话语消费很快就沉寂下来。一年转眼就过去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新人”爱丽丝·门罗又已经被揭晓。
爱丽丝门罗是一位年逾八旬、已经宣布封笔的老奶奶,住在加拿大克林顿小镇上。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时,爱丽丝·门罗只有唯一中文译本、短篇小说集《逃离》在销售。十几天过去,爱丽丝·门罗立即被冷淡下来,记者们采访各地书店发现,即便得到“诺贝尔大神”的加持,爱丽丝·门罗作品的销售量也无法跟村上春树匹敌,更没有出现去年莫言获奖时相关著作铺天盖地的喜人景象。一旦长期期待的事物降临,叶公好龙的后辈们立即就发现了真龙的种种坏处,人们宁愿真龙还是存在于虚构中、期待中,而不希望真龙出现在人们面前,这是一种变态的焦虑美学。
销售量是图书出版的一种重要评估方式,但不应是唯一的评价尺度。以市场销售量来评价爱丽丝·门罗这类作家,并非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的惯常标准。近十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在中国的销量,没有一位能跟日本作家、一直在诺贝尔文学奖呼声榜上炙手可热、然而一直名落孙山的村上春树先生竞争。莫言在严肃文学创作中已属销量不菲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的作品在销量上也无法跟村上春树相提并论。即使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作品今后的长期销量,在中国图书市场也会败给村上春树。
这并非新世纪的怪异现状,而是身边的现实。中日关系持续微妙变化着,一点都不妨碍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在中国“大麦”,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这部长篇小说的几个中文版合计销量超过400万册以上,以中国低迷的原创小说市场量来看,这是一个天文数字。在日本国内,这本小说从1987年出版到2009年的销量已经突破1000万册。“村上春树”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很多“小知”青年连“村上春树”名字的正确写法都没搞清楚,不少人误以为是“春上村树”,但这不妨碍他们的热烈追捧。
“村上春树”这四个字营造出来的气氛:委婉、凄美、感伤。这四个字还构成了一种动感语言,“村上”和“春树”可以互相修饰。作为一个完整的四字句子,可以展开而想象成一幅意境悠远的中国山水画,还具有日本文化中那种飘逸的、很难留住的易逝伤感。一种兼顾现实与非现实,存在与非存在的意境,在这个名字中强烈地体现出来。最能体现“村上春树”这个名字优点的小说题目是《挪威的森林》。“挪威”这两个字透露出来的异域风情,这是这款风味产品的迷人添加剂。如果作者名字改成“村上秋树”,就会变得土气。“挪威的森林”改成“日本的森林”呢?小说题目特有的异域气息就荡然无存。如此“歪歪”组合,这本书就不一定如此风靡了。
“异域风情”是消费主义时代中小资文化的核心机密之一。有些青年作家已经破解了这个密码,取笔名时直接模仿,还有人干脆取英文名字,把自己从土特产“置换”成舶来品。带着异域气息的名字,在中国大小城市风行一时,人们的嘴巴里划过这些词语的痕迹,如同被咒语击中一样神情恍惚地走过大街小巷。
土产作家“莫言”配上《丰乳肥臀》,是一种“乡村欲望叙事”;“莫言”与《生死疲劳》结合,则是“民族苦情叙事”。
在以“小知”青年为核心的消费群体中,“乡村欲望叙事”或“民族苦情叙事”都太沉重了,无法跟“时尚感伤叙事”抗衡。村上春树的叙事技巧之一,是把现代迷惘青年男女关系扯出一个小小的线头,但不给你看到整个线团——甚至这整个线团根本就不存在——而留下大段的留白,给残存着一定想象力的“小知”青年去按需填补。
六年来,赌博公司又一次把村上春树放在了赔率的榜首上。中国读者太多人喜欢村上春树了,著名批评家李敬泽先生还在博文上好意地劝诺奖评委考虑一下“轻作品”在这个时代的重要性。中国媒体代表着中国读者对两万五千里外的瑞典斯德哥尔摩隔空喊话,希望十几个老学究顺应民意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村上春树。可惜,这种声音大概是传不到那十几个老头耳朵里的,即使传入他们耳朵,这十几个老顽固也是王八吃秤砣铁硬了心肠,谁也动摇不了他们骄傲而坚硬的心灵。有些批判者认为,瑞典学院这十几个老头儿一生都在为评出耸人听闻的获奖作家而搞事,他们是典型的欧洲知识精英,最讨厌群众强烈呼吁。这些“没落腐朽”的知识精英一贯自傲,连伟大领袖瑞典国王都不放在眼里,也从来没有“走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他们怎么可能简单地、轻易地就“从了”中国读者呢?上次老头儿们给了我们一个诺奖,但群众们并不领情,自己在国内就掐了起来,搂在一起滚在地上,以显示自己的武功。如果网络票选、听从群众的呼声,列为看官认为谁会得奖?显然是郭敬明郭总。无论莫言、村上春树还是爱丽丝·门罗,都统统靠边站。
在火车的行进中,我很快看完了《寻羊冒险记》。村上春树可以在现实与幻想之间的轻松转换,他似乎拥有一种语言魔力,可以让现实世界突然变得魔幻起来,同时让平凡事物出现不平凡的魔性。小说中男女们总是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思维,如《寻羊冒险记》里莫名其妙的女孩、婚姻,控制整个日本的魔法羊(有人会把这只来自中国的羊理解为一种象征么)。村上春树的小说对爱情、对生死、对未知事物,都有一种特殊的观念,而且用词特异,出人意料。在沉重的现实中,村上春树如一根轻飘飘的羽毛,带领芸芸众生白日飞升。
村上春树的“轻小说”无疑适合于这个“轻阅读”的世界趣味。我很佩服他的轻逸,也明白了为何大众如此喜欢这类轻松作品。村上春树的叙事带来了轻淡的感伤、无状的情绪、莫名的惆怅,读完之后,读者一身轻松,带着怅然若失心态,继续行走在茫茫人世间。
村上春树的好处是,他带来淡淡的感伤和莫名的惆怅,但绝不带来沉重和负担。
这就如同一款奢侈包包,虽然价格昂贵,背在身上显示出来的却是轻巧美。时尚美的本质是轻逸、而不是沉重。奢侈品散发出来的价值,是广告营销中通过靓男倩女的持续灌输,而虚拟出来的。
人们在消费奢侈品时,主要不是看中它的实用性,而是消费奢侈品是伴随而来的满足感。在时尚法则中,人们消费不是出于实际需求,而是为了满足消费的欲望。现代产品的营销魔法是创造消费欲望。“消费主义”的终极大法,是“欲望消费”,而不是“物质消费”。
这样,正常的物质交换——通过货币媒介——变成了欲望的交换。这种物质的欲望化,也许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物化”——人们心中的欲望通过物质产品体现出来。奢侈品主要是满足消费者的特殊欲望,例如炫耀性消费,自我价值认同的强迫性消费,而不再是因为产品本身的真实效用。对比村上春树,莫言的作品不能给人带来轻逸感和轻松的心情,也不能给消费者带来消费欲望的满足,不能给“小知”青年贴上鲜明易识别的标签。人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来阅读大部头的、甚至难读难懂的莫言作品呢?消费主义思潮下的欲望是猛烈而短暂的,就像一场不成功的床戏。人们并不是真的很关心梁朝伟和汤唯有没有,而是因为探究本身就产生了满足感。这种浅面的满足感,也是消费主义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人们需要不停地寻找新的消费目标,来满足这种不断消失的浅满足。相比之下,一种因为长期的阅读习惯而带来的审读阅读愉悦,只能愉悦者自己闷骚,而无法跟其他人、其他消费者交换心得。这样,在浅阅读、轻小说中所带来的迅捷的欲望交换需求,淹没了安静的、自我的、孤独的阅读满足感。这恰恰是迅捷、浅面阅读的时代病之一。
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有一个被西方认同的强烈焦虑。这种焦虑一百年来催生了复杂的心态:焦虑、焦躁、反抗、漠视、自我安慰、自高自大。国门打开三十年,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和深入,被认同的焦虑更加强烈,而作为国际上最重要的文化符号,获得诺贝尔奖是得到认同的最重要标志之一。然而莫言的获奖却让很多人感到别扭,作为一位创作量丰富,而身份定位暧昧的当代作家,他的获奖给官方和民间都造成了难堪。
莫言那些本来不怎么畅销的、让大多数读者望而却步的大部头长篇小说,在他获奖之后成为热销的商品。围绕着莫言而产生的巨大争议和分歧,主要不是从他的作品、而是从他的“道德”指向展开的。
但莫言不是一个道德的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以丰富作品为自己作了一个鲜明的个人定位,他是他的作品、他的人生、他的态度等等加起来的综合体。但是,人们却急于简化出、过滤出一个合适消化的“莫言”速食面,冲上一碗开水,就把他给泡了。
时代一直淹没在话语和事件的泡沫中,在这种泡沫里,人们喜欢制造更多的新泡沫来掩盖旧泡沫。即便是值得认真阅读、沉静思考的优秀作品,也在这种巨大的泡沫海中被泡沫化了。
轻小说和浅阅读,让整个时代轻质化,而我们的灵魂,也一直无处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