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 难 的 父 爱 ——《背影》的“感动”问题 卢建红 (广东财经大学 广州 510000) 内容提要:作为表达“父爱”的代表作,朱自清的散文《背影》自发表以来感动了数代中国人,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但近年来有关《背影》应否退出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热议却表明经典文本带来的“感动”并非一成不变。本文回到文本写作和阅读的历史语境,将“感动”作为一个问题,通过讨论《背影》 之“感动”的历史性和建构性,进一步探讨经典文本写作和接受的复杂性。 关键词:《背影》; 朱自清; “父爱”; “感动”; 中图分类号:I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62(2014)01-0070-04
曾经,“鲁迅作品(从中学语文课本)大撤退”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但围绕这一“莫须有”的问题引发的争议却十分热闹,远没有尘埃落定。既然我们对文学教育“为何”及“如何”的理解没有达成共识,那么,对什么样的篇目应该选入教材和读本就肯定会异议不断。有意思的是,与鲁迅的作品相比,在对朱自清散文《背影》的争议中却呈现了网民少见的“共识”:绝大部分网民以“感动”为由,反对从中学语文课本中删去《背影》( 丁启阵 ,2010)。然而如果说 文学作品就是作用于人的情感,就是为了“感动”人,那么在那么多令人感动的作品中,《背影》的独特性在哪里?为什么大家对它带来的“感动”情有独钟?而今天的年轻读者又为什么不再容易感动?( 孙绍振 ,2003) 这不仅是《背影》一个文本的问题,也涉及朱自清其它文本,以及其他作家如郁达夫、巴金的某些代表性文本(如《沉沦》与《家》)。 因此,我们应该将“感动”作为一个问题,进一步探讨经典文本写作与接受的复杂性。 一、被建构的“感动” 1947 年,《文艺知识》的编者问及朱自清为何写《背影》(它写于 1925 年 10 月),朱自清回答说:“我写《背影》,就因为文中所引的父亲的来信里的那句话。当时读了父亲的信,真的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叙的那一回,想起来跟在眼前一般无二。我这篇文只是写实,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 朱自清 ,1947) 朱自清父亲信中的那句话是:“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所谓“大去之期”就是“死”(朱自清的父亲其实死于 1945年,朱自清死于三年后的 1948 年)。可以说,对父亲之死的想象促发了朱自清的回忆,使他写下《背影》。《背影》以“父爱”感动人,这似乎已成共识和定论,然而应该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父爱?“我”(儿子)是如何理解这种“爱”的?读者呢?要讨论这些问题,必须先回到文本,回到文本的“形式”。 作 为 散 文,《 背 影》当 然 是“ 写 实 的”。但“ 写实”≠“现实(真实)”。如作者所言,《背影》写作的缘起是父亲信中的一句话,但是文章却并没有叙述父亲的一生,而是回忆八年前(1917 年)的父子分别场景中父亲的“背影”。回忆,本来就是一种选择性的叙述,回忆的内容是被选择的,与回忆者处身的“现在”有直接的关联。《背影》中存在着三种时间:1917(父亲“背影”呈现的时间)、1923(最近一次见父亲的时间,之后父亲对“我”越来越好)、1925(作者回忆与写作的时间)。从时间上看,《背影》没有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而是先言及 1923,然后倒叙至 1917。换言之,《背影》虽是“如实道来”,但已经是一篇以“今 昔对照”为内在结构的“创作”了。“创作”当然是有主观意图的,但这个意图不一定会被作者提及或完全道出。即使作者本人出来就 文本现身说法,也不能顺理成章被视为文本的权威阐释。因为文本的意义总是大于作者本人的阐释,并随时间和读者的变化而变化。理解《背影》应该结合写作背景——作者及文本中人物的生平背景,但是这些均不能够代替文本本身,不能将文本内外的人与事直接对号入座(比如以朱自清父亲的纳妾为由指责他不值得爱,或者说儿子对父亲的这种“爱”是“不健康的”的等等),更值得细究的倒是文本与作者“写作动机”之间的不一致之处。 那么,如果“创作”不仅仅是“写实”(记录),也是一种建构(无论书写者自觉与否),那么,《背影》要建构什么,这一建构又是在什么样的心理、情感及时代背景中进行的? 二、为什么是“背影”? 《背影》文本与“写作动机”之间的不一致集中体现在意象“背影”以及因之形成的意境中(所以并非如作者所言“似乎说不到意境上去”)。“背影”作为文章的核心意象,是触发“我”的“感动”的关键性契机。以往我们读者更多看到并感动于父亲对儿子的“亲子之爱”,而往往忽略了儿子对“父爱”的感受和理解。因为文本是由“我”叙述,我们“看到”的“背影”是透过儿子的眼睛去“看”的,而儿子的“看”(包括 1917 年父子分别现场的“看”和八年后写作时的“回眸”)已不仅仅是单纯的“看”,同时亦是感知和理解。没有这种感知和理解,“背影”就只是背影,不会隐喻成“父爱”。所以感动我们的不仅是父亲对儿子的爱,也是儿子对父爱的理解和反应。这样,《背影》的写作就应被视为儿子与父亲交流和表达的尝试(实际上,《背影》发表后也确曾传到朱自清父亲那里,使得该文本成 了父子间沟通的一个途径)( 朱国华 ,1998)。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父爱”?看起来,《背影》中的父爱与传统中国父亲对儿子的爱没什么两样:永远把儿子当孩子(这体现在父亲的一系列的“不放心”的举动中,以及不顾行动不便去买橘子);不直接(用语言)表达情感,而只付诸于行动。而儿子对父亲的理解亦有一个变化过程:开始(1917 年的“现场”)是对父亲不以为然,觉得父亲琐碎、说话不漂亮、迂,但写作时(1925 年)的“我”已自认当时“聪明过分”、“太聪明”了,也就是说,八年后的“我” 已意识到当年自己并不理解父亲的爱。但即使如此,“我”的“流泪”( 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流泪是在徐州,因为家境的变故和祖母的死)也正是出现在现场看到父亲的背影时: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在这一段屡被人称道的“白描”中,隐藏着“背影”→“父爱”转变的秘密。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这“背影”的特别,那就是“难”:因为肥胖,父亲在月台上的爬上爬下都显得笨拙、艰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洒脱”)。也许正是这“难”,使“我”看到了一个与传统“威严”、“高大”的父亲相距甚远的形象,一个举步维艰的中年男人形象,而正是这种与作者过去父亲印象的“异质性”,使得“我”与父亲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似乎就是在这一瞬间,“我”获得了对“父爱”的理解。 如果说,“爱不是盲目的:它似乎带着一种特殊的惊异和价值感知它的对象”( 玛莎 努斯鲍姆 ,2010),那么正是父亲的“背影”带给“我”一种瞬间的陌生感和震惊。引人深思的是在《背影》中,这种瞬间的理解和感悟是通过我“看”父亲的“背影”达至的。这一瞬间“我”理解了父亲,理解了父爱,但父亲理解了“我”的理解,理解了儿子的反馈的“爱”吗?在整个文本中,“父亲”与“我”基本上没有“面对面”,没有正视对方,没有语言上坦诚交流,甚至没有正面的对话!也许正因为如此,当父亲的背影再一次融入来来往往的众多背影中时,“我”再度流泪。 对“背影”的两次注视(而非面对面地交流)表明,儿子对“父爱”的感悟是单方面的,父子之间的“爱” 没有交流,没有交集,它并没有消除“我”与“父亲”之间的隔膜,反而暗示了父子间距离的存在,不管这距离是年龄(代际)的、心理的还是情感的。因此可以说儿子的流泪既出于感动,也出于对(父子间)爱之隔膜的瞬间发现。这也说明,儿子的“爱”尽管托之以“眼泪”,却并非某种非理性的情感,它寻求理解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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