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里春秋，词里古今——大师们和诗词的过去曾经

西贝惑

我们应该骄傲，因为他们，更因他们所阐述的传统文化。骄傲的意思是，铭记。他们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因为传统通过他们而在我们这里鲜活起来。一切都在这么近的面前展现着那么远的景观，虽没有波涛汹涌的动魄，但大海的魅力正是表面风雨后的平静深远。在他们面前，觉得自己那么渺小。但这渺小并没有让我们感到自卑或是绝望，反而激发了我们攀登上巨人的肩膀，将世界看得更清晰的勇气。那么前进吧，攀登吧，不甘寂寞平庸的勇士，当你累的时候就来听听这些大师们的话，看看大海的平静。这平静里有大的波涛，这话里有大的智慧。——西贝惑 2014年12月8日

在花莲听杨牧讲诗/郭玉洁

壹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 《诗经·秦风·蒹葭》

两点差十分，系办助理推门进来，摘下石英钟，装上电池，时针分针拨到正确的方向，像两支张开的手臂。东华大学每个教室的钟都好些年未曾走动，行政人员懒于看顾，老师学生也不甚在乎，这天在302教室，石英钟“咔嚓”了起来。两点，一位老人走进教室。他步子徐缓均匀，一步一步，走到讲台坐定，抬头正对着那面钟。

上课之前，我已听过很多关于杨牧的传言。他是著名诗人，听说也离诺贝尔文学奖不远，人们提到他，语带尊崇。又听说，他是处女座，细节处诸多讲究，一张桌子用来写诗，一张桌子写论文，散文则放在左边第三个抽屉。小道流言，又传说他“个性别扭”，不好相处。为杨牧作传的作者张惠菁前来采访，正逢他即将离开花莲回到华盛顿大学，有学生前来相送，情绪伤感似乎将要落泪。杨牧等学生走后，关上门说：“我就是不想看到学生哭。”另一个故事是，花莲诗人陈克华，也是一位眼科医生，为许多作家看诊，杨牧也在其中。一次他写文人轶事，纵论作家们的眼睛，说到杨牧有青光眼。从那之后，杨牧就换了眼科医生。

此刻坐在讲台上的杨牧，戴着眼镜，灰白的头发干净、一丝不乱，脸上虽有皱纹，却和皮肤的肌理一般细致，颧骨上还有午睡方醒的红色。若说诗人，似乎有点太普通了，他更像一辈子活在书斋里的儒雅老者。他打开手中的名单，用手指点着往下数，又抬头数了数教室中的我们—U型的桌边疏坐十五人。杨牧开口说话，声音衰弱，中气不足：“我希望人数不要太多，最好在十一个人之内。”他手臂微微摆动，做着不灵活的手势，似乎在尽量避免消耗动能。

这门课叫作“中西诗学比较”，是诗人、学者杨牧从美国华盛顿大学退休后，回到花莲开的第一堂课。接下来，他解释课程，“中西诗学比较”，不是真的要比较“诗学”—当代文学研究中，“诗学”沿袭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被解为广泛的美学理论，不，不是的，这堂课不讲理论，而是读中西原典，中文读《诗经》，“把两三千年前的东西拿出来，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英文读叶芝1。因此这堂课又有一个副题叫“古典与现代”。

杨牧请一位同学朗读《秦风·蒹葭》。四言诗重复回旋，五言句变换节奏。必得朗读，全心体会，时间延进以音乐叮咚，空间则铺开迷蒙图景，这首原本烂熟至俗的诗，突然展现美的本质：令人静默，久久不语。

1950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翻译的《英译诗经》出版。在这本书中，高本汉把《诗经》中的诗歌编号，《周南·关雎》是No.1，第一首。在课堂上，杨牧使用了这个编辑方法，这样的编法让他想到《圣经》：“在我看来，《诗经》和《圣经》是一样的。”因此，《秦风·蒹葭》就是第129号。

字辞易解，没有太多要讲的，杨牧微微抬头，看着教室里某一个虚空的点，像是怔住了。他想起读花莲中学时，有一天老师说，今天不要上课了，“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首诗给我们看，就是《蒹葭》，”他回忆着，“老师用广东话念了一遍，那时候似懂非懂，完全不确定，这是男的还是女的，什么都不确定，和数学老师教的都不一样，可是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诗。”这是杨牧第一次读到《诗经》。二十岁时，他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由父亲的工厂印刷，妹妹校稿，书名就叫作《水之湄》。

杨牧从虚空中收回眼光看着我们，仍然是沉思的，似乎不确定能否将当年《蒹葭》所触发的震撼传递给今天的学生：“二十年前，有一种理论是文学死了。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谣言—这真是一个蛮大的谣言，你们比较幸运，现在已经没有人这样讲了。”

贰

在岛屿上，中央山脉耸起，纵贯南北，把台湾岛分成东西两半。西部面向大陆，是开阔平原，福建移民越过台湾海峡，登陆开垦农地，通商、修建工厂，西部向来是汉人聚居之地、台湾经济的重心。而东部的高山雄踞之下，平地狭窄，不利耕作，居住的多是原住民，刀耕火种，迎向浩瀚的太平洋。

因此在台湾人心中，西部是“前山”，东部是“后山”。花莲就在后山，是山水壮丽的度假胜地，也是经济不发达的偏乡。

1940年，杨牧出生之时，更是如此，“那是一个几乎不制造任何新闻的最偏僻的小城”，他在文章里写道。一个没有新闻的小城，沉睡于层层叠高的青山之下，靠着太平洋，“站在东西走向的大街上，可以看见尽头一片碧蓝的海色”。

杨牧原名王靖献2，祖父是菜农，父亲两兄弟在花莲开一家印刷厂。当时台湾作为日本第一个殖民地，已被统治了四十五年。他记得自己坐在榻榻米上，榻榻米有一股稻草的味道，在太阳光下飄着浮着，“那时不少张三李四已经改名为渡边田中，夏日里喜欢穿一条相扑大汉的白色丁字裤在廊下乘凉，以不标准的破碎的日语互相请安。”

在他记忆里，花莲的日本人不多，只记得冬天的上午，寒气弥漫着太平洋的涯岸，峻岭俯视，峰顶积着白雪，他看到一个带长刀的军人，穿着军大衣在街上沉默地迈步，脸上似乎也是没有表情的，只是唇上的小髭带着一种寂寞的傲气。

当时日本正节节败退，1944年夏秋之交，美国飞机出现在台湾上空，一开始所有的轰炸和扫射都集中在北部和西部较大的城镇，有一天，轰炸机到达了花莲港口，杨牧随家人坐火车往南边去避难，再回来时，日本人走了，台湾“光复”。

政权更迭，年少的杨牧并无所感，他只知道学校里多了很多南腔北调的老师。有的老师乡音之重，三宣其令，无人能懂。他记得，中学的老师分为两类，比较严峻的兄长型的是台湾老师，另一类就是漂洋过海的外省老师，他们比较放松，“有时带着难言的落寞的神情”。在这些外省老师那里，他受到了最早的文学启蒙，包括粤语念出的《秦风·蒹葭》。

另有一位胡老师，是湖南湘西人，闲时谈天，他跟杨牧说，“赶尸”是真的。胡老师说得天花乱坠，杨牧听得张口结舌。为了转移话题，他说：“湘西出了一位大作家，对不对？”老师吃惊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留在大陆的作家，因为“附匪”已被国民党禁了。但是图书馆的管理老师看杨牧每天借翻译文学，惋惜他没有机会读中国小说，于是从上锁的柜子里拿出一本薄薄的书《八骏图》，叮嘱他不必登记，也不要转借别人。第二天，杨牧去还《八骏图》，管理员从柜子里拿出了《边城》。

1950年代的台湾，国民党宣导“反共文学”，文坛肃杀，诗歌最早出现新气象。纪弦发起“现代诗”运动，主张学习西方，“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余光中则提出“新古典主义”，几大流派各有代表人物，论战迭起，创作旺盛，是台湾现代诗的高峰。

在这样的风潮里，十五岁的杨牧，写下第一首诗。

二十四岁的杨牧回溯道：“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写第一首诗的？怎么写的？是什么力量压迫我、促使我的呢？我仿佛看到子夜以后满天的星光，感觉到夜露的寒冷，听到子规的啼声。我仿佛看见莲花池里的绿萍，看到鲢鱼游水，看到青蛙和长嘴的彩色鸟。仿佛很多江南的马蹄和酒肆和宫墙和石板路召唤着我，仿佛看到宋代的午桥和拱门，红漆的拱门。”

四十七岁的杨牧则把这个神秘的时刻归于一次大地震，“大地一摇，摇醒了蛰伏我内心的神异之兽”，他目睹一个雕塑家如何将一块木头变成神像，这雕刻的过程，就是创造，而创造是多么迷人，“我将以全部火热的心血投入一件艺术品的工作……一个不能向任何人倾诉的秘密在我内心滋长，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微弱地负荷着，在那遥远的时代，我知道我正在迟疑地向我的童年告别。”

十五岁的杨牧，开始写诗。他把作品发表在自己和学长办的刊物《海鸥》上。高中毕业之后，他考入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年少诗人的轻狂，他是有的，在和好友的通信中，他们都自称“寡人”（杨牧写道：“寡人欲报考历史系，足下以为如何？”），然而无论是花莲，还是台中，都不是台北。台北，是一切热闹发生的地方，新锐的潮流，遽起的名声。杨牧没有加入任何诗派，也没有参与论争。在诗人们的聚会中，他是“一连打翻三次烟灰碟而不色变的青衫少年”。他敏锐善感，又朴拙固执。敏捷应对外界变化，并非他的特长。无论是年轻时过多的感伤和堆砌，或是中年追想的神启时刻，他站在潮流的边缘，勤奋阅读、写作，诗情在内心孤独生长。

他决定，诗将是他表达世界本质的唯一方式。“我明白了，是从这里到那里的关系，是这里和那里的对比，冲突，调和，于是就产生了诗……诗于你想必就是一巨大的隐喻，你用它抵制哀伤，体会悲悯，想象无形的喜悦，追求幸福。诗使你现实的横逆遁于无形，使疑虑沉淀，使河水澄清，仿佛从来没有遭遇过任何阻碍。诗提升你的生命。”

当时的台湾，为了表明自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中文系、历史系都倾向保守，专治古典，古典之中，又特重“小学”，不接受现代诗。杨牧选修《昭明文选》，第一堂课就听到老师说：“这个年头啊，有所谓现代诗这个东西，完全是胡说八道，我看班上有人就是搞那个的。”老师在讲台上说了十五分钟，杨牧收拾书本，站起来离开了教室。

新思潮与新创作，都发生在外文系。最有名的，是1960年台大外文系的学生白先勇、陈若曦、王文兴、李欧梵创办《现代文学》，和“现代诗”一起，成为台湾战后文学的第一波浪潮。杨牧也从东海大学历史系转到了外文系，他读加缪、英诗，而他最喜欢的，是浪漫主义诗人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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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惑

同时，杨牧仍然到中文系修课。东海大学中文系有一位大学者徐复观，他被称为“新儒家四杰”之一，曾写过《两汉思想史》等著作。徐复观用近十周的时间，讲解韩愈的《平淮西碑》、《柳州罗池庙碑》，仔细辨析字句、文法、结构。这对杨牧的写作风格影响极大，多年后他为师友写悼文，虽是白话文，行文结构，却是韩柳文的气势。“中文要写得好，别无他法，就是读古文。”他说。

年轻的杨牧一边翻字典读英诗，一边抄写李商隐的全集。读英国文学时，他在书缘写下中文里雷同的字句，读中国文学，则以英国文学附丽。从一开始，中英文就并列交错在他的写作中。

叁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枌。

—《诗经·陈风·宛丘》

在《诗经》中，这并不是一首有名的诗。有人解为讽刺诗，有人解为情诗，但都牵强。杨牧想象，这是一个舞台，有人击鼓，有人击缶，另有一人无论冬夏，手持缤纷的羽毛跳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陈国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楚国，同样巫风盛行，举国痴迷歌舞。也许，这就是一个迷狂的舞者。

杨牧问：“林怀民，云门舞集，你们知道吗？”1962年，杨牧赴爱荷华大学读写作班，白先勇、余光中、叶维廉、陈若曦、王文兴、林怀民都先后到达，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传奇的爱情也刚刚开始。台湾文坛璀璨的星空，年轻的人们发展各自的性情，“有一次一群人走着走着，林怀民冲到一根电线杆前面，绕了一圈。”杨牧干笑着。他是数学家一样的诗人，喜欢喝一点酒，但不过量，写诗时则一定不喝，理性、内敛，情感变化再三检视，表达时几度徘徊。《陈风·宛丘》中手持羽毛无论冬夏的舞者，让他想起林怀民的激情率性，他陌生的反面。

1972年，林怀民回到台湾，创办云门舞集。1993年《九歌》上演，用现代舞表现《楚辞》，阳刚健美的男舞者在舞台上几乎全裸。杨牧坐在台下，觉得这很不对，《九歌》里不是这样的，楚国的男巫、舞者怎么可能是裸体？他写信给林怀民，向他指出这一点。但是，“他居然一直都没有理我，后来的演出也没有改”。

杨牧又想到了白先勇。他说：“白先勇就是学张爱玲啊。”白先勇和另外一个小说家郭松棻对坐，郭松棻说，先勇，你写的是通俗小说。“白先勇也不生气，就笑。我赶快说换个话题。先勇的风度很好，换了其他的朋友，百分之八十会生气。”

年轻的白先勇以《台北人》出名，后来难有佳作，晚年找到了另一项志业：推广昆曲。在美国时，他就常随一些怀念中国的老先生唱昆曲，白先勇特别兴奋，杨牧说起来却皱眉：“我始终不大喜欢。你们有人喜欢昆曲吗？”

有三两个人举手。

杨牧问：“为什么呢？”

有人答：“因为……昆曲是一种完美的艺术。”

杨牧说：“对，就是这样，我觉得，也太美了。”年轻时杨牧着迷的是古希腊史诗和悲剧，他读比较文学，“想把中西文化都解决掉”，关于戏剧，他想的是几代中国文学研究者挠头苦思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史诗和悲剧？可是，最终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只写了一篇关于《桃花扇》的文章，其他统统没有研究，也不再感兴趣了。

课堂上有这样小小的漫谈，尽管时间总雷打不动（两点上课，三点半休息，五点下课）。杨牧身后，午后的晴空下，窗外几只鸽子一直在咕咕咕咕地叫，扑腾着翅膀。这堂课，这几年在台湾的生活，又把我带回了文学。在话语纷繁的时代，能够沉静地读诗、谈诗，杨牧说，“阅读的乐趣大过了研究的乐趣，文学应该这样才对。”

肆

1965年，杨牧收到徐复观的信，要他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拜见陈世骧。

陈世骧是海外汉学界的泰斗，他中英文俱精，曾与人合译《中国现代诗选》，1936年在伦敦出版，是中国现代诗介绍到西方的首例。1940年代，陈世骧赴美国，协助筹建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比较文学系，是早期漂洋过海的汉学拓荒者之一。1950年代初，陈世骧首先将新批评运用在中国古典诗歌，以一万多字，评析杜甫的五绝《八阵图》，成为文学批评的经典。1971年，他第一次提出，与西方文学并列时，中国文学的荣耀并不在史诗，它的光荣在别处，在抒情的传统里。从此，“抒情传统”就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此时的杨牧，即将从爱荷华大学写作班毕业，他除了必修的创作和翻译课，又选修了古英文、现代美国诗、比较文学等。朋友们暑期去纽约打工，赚下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但是在唐人街的中国餐馆转了一周，杨牧断定端盘子、洗碗碟不是理想的工作。很快有人找他翻译一本书，同时被邀的，还有张爱玲、於梨华。每天译书、写作、散步喝咖啡，他已放弃了大学时最爱的诗人济慈，专心精读叶芝全集。杨牧认为，这位最后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三十五岁之前，并没有超越拜伦、雪莱、济慈，但是三十五岁之后，却“扩充深入，提升其浪漫精神，进入神人关系的探讨，并且评判现实社会的是非”，从而超越之前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认为自己是写诗的，又不是做学问的，去见陈世骧做什么？

但他还是去了，带着两本自己的诗集，一路询问，准时站在陈世骧的办公室门前，敲门却无人应答。此时的杨牧仍有年轻诗人的傲气，觉得自己比张良还委屈。陈世骧来了，一手握烟斗，一手抓着一把信。在追悼陈世骧先生的文章里，杨牧仔细地描写了这次见面，他说，陈世骧先生并没有为迟到表示歉意。他捧上诗集，陈世骧随便看了一眼封面，开始拆信，不发一语，把杨牧丢在一旁发呆。杨牧的张良之情又油然而生。陈世骧读完信，拾起诗集，仍然不发一语，专心读了好几十页，忽然脸上有了新的表情，说了些称赞的话。二人谈论起来。杨牧说有意读比较文学，大讲对史诗和悲剧的看法，“这时，陈先生已经变成一位笑容满面的长者，快意地吸着烟，不时大声追问我的论断，又引述中西材料为我的畅言做修改，最后说，史诗和悲剧在中国文学传统里不曾发展成型，正是我数十年来时时思考的题目”。

1966年，杨牧从爱荷华获得硕士学位，他收到了哈佛大学、伯克利和爱荷华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陈世骧写信给他说：“放弃哈佛，到伯克利来！”

陈世骧的家在一座山坡上，是一座西班牙式的楼房，松树环绕，号为“六松山庄”。这里经常有很多留学生高谈阔论，有时，他们会谈到张爱玲。1969年，在夏志清的推荐下，陈世骧聘任张爱玲，作为“中国当代语言计划”的研究人员。张爱玲的办公室，就在杨牧隔壁。同在陈世骧门下行走的刘大任说，张爱玲是中国研究中心的“灵魂”，因她通常黄昏将近夜晚时出现，挨着墙壁行走，早上离开，有如女鬼。陈世骧羽翼下的学生不乏张迷，但也有人嗤之以鼻，小说家郭松棻说张是“姨太太文学”，杨牧也不喜欢，谈到张爱玲时称“那婆娘”。

1960年代的伯克利，是左翼圣地，反越战争民权的中心，也是嬉皮灵药文化的首都，各类议题的政治斗争与思想交锋热火朝天。随后，在美国的台湾青年，又掀起“保钓运动”。左翼的金戈铁马中，张爱玲的儿女情长被看轻，也并不奇怪。杨牧并非各类社会运动的热心参与者，他单纯是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语言的草创期，粗率不葺，只有湘西的沈从文，是个大作家。

杨牧在阅览室有一个固定的座位，他每天坐在那里，窗外隔着马路是英文系的大楼，再远些是总图书馆，更远是钟塔和山。他研究古英文、中世纪欧洲文学，他读《诗经》、《离骚》、《文心雕龙》、唐诗，学了德文、日文和希腊文，又对古希腊文学骤然产生狂热兴趣，几乎想要放弃英国文学，专攻古希腊文学。陈世骧敲着烟斗笑着说：“靖献，生也有涯……”

在伯克利，有两位流亡学者，每周四杨牧都与他们聚集谈天。一位是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他曾有一首长诗，描写三人在一起谈天的故事。另一位是西方汉学界的怪杰卜弼德(Peter B. Boodberg)。卜弼德是流亡的旧俄世家子弟，精通十多门语言。他曾写过一篇长文分析《康熙字典》二百一十四个部首，文章用英文写成，但是分析部首时常用其他文字注解，有时是希腊文，拉丁文，有时是俄文，德文。他说，三千年的中国文字传统，含涵深远博大，唯有用整个欧洲文明的三千年文字传统，方能注解清楚。

最初，卜弼德看不起杨牧，他认为比较文学不成其为学问，不过是巧立名目。杨牧选修了他的一门课，写期末报告时几乎精神崩溃，自认“读中国书以来，从未如此苦过”。结果，报告仍被卜弼德批得体无完肤。有了这次经验，杨牧心想：“以我的乡下人脾气判断，觉得卜弼德先生既然对我的研究如此苛刻，我非再碰碰他不可，要使他知道我们念比较文学的并不是完全不理中国的文字小学。”

不久，杨牧的博士资格考试委员会筹备成立，他向陈世骧说，希望卜弼德先生考他一门。卜弼德十分严厉，点上雪茄烟，问他：“刘勰说屈原赋‘金相玉式’是什么意思？”杨牧心知卜弼德意见与他不同，但还是好胜，当场顶撞起来，卜弼德气得不得了。口试虽然通过，杨牧仍悻悻然良久，觉得这个脸丢大了，非努力雪耻不可。于是，在博士论文委员会成立时，又执意邀请卜弼德加入。

1970年，杨牧把博士论文全稿寄给卜弼德，卜弼德回了一封用绿墨水写的长信：“读完你的论文，我总算相信中西比较文学是一门可以研究的学问。”杨牧非常高兴，他听说卜弼德数十年来很少写那么长的信。但是他又听说，卜弼德用绿墨水写，是因为绿墨水不能复印，而且容易褪色，因此有朝一日，他所写的都会烟消云散。杨牧听完，又觉得怅然。

1971年陈世骧先生去世，在追悼会上，卜弼德激动地抱住杨牧的肩膀说：“在伯克利的时候，我对你很严厉，我要你知道，诗人是诗人，学者是学者，诗人要变成学者，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他又说：“中国文学还是要你们中国人努力去开拓。”

在伯克利的四年，也许是杨牧最重要的一段时间。他曾放言说《诗经》不好，陈世骧大怒，说：“小子浅薄，不识古人深厚！”他亲自教授《诗经》，最后，杨牧以《诗经》为研究对象，完成了博士论文。陈世骧和卜弼德教他认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认识文字的历史，同时，他在悼念陈世骧先生时写道，古典文学使他学习谦冲忠厚的人格，“诗教是可能的”。

传统的与现代的，杨牧以此为题出版了一本书。晚清以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大命题，一个古老文明遇到来自西方的强势文明，被迫改变、扭转方向。在“落后挨打”的逻辑下，一代代文学研究者痛心疾首，追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史诗和悲剧？杨牧也是如此，最后他放弃了。这终归是一个伪命题。换一个角度，人们也可以问：为什么西方没有出现昆曲？文明的发展不遵循同一条路径，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杨牧脱去背后的价值判断，平等而精深地理解不同文明。传统的与现代的，不再是论文题目，它就深刻地盘错在生活的细节，熔炼出新的语言，广博、开放的文学世界。杨牧成为了世界诗人。

伍

那年晚夏我们一起对坐：
你的好友那美丽温柔的女子
和你与我，谈话。
我说:“一行往往必须好几小时；
可是我们来回拆补的工夫徒劳
假使它看起来不像当时顷刻即有。
那就不如双膝跪倒
厨房里洗地板，或像老乞丐
且敲石子无论风吹雨打；
因为要将上乘的音质整体展现
比作那些工更加劳累，然而
总被当作游手好闲，被吵闹的
银行员，教师，神职人物之类—
殉道者称之为世界。”

于是这时候
那美丽温柔的女子(为她
许多人将因为发现她的声音
如此柔美文静而怔忡于心)
回答:“生为女人应该知道—
虽然学校里不教—知道
我们必须努力促使自己美丽。”

（叶芝《亚当其惩》节选，杨牧 译）

从伯克利毕业后，杨牧留在美国，教美国学生《诗经》、《离骚》。有时他回台湾，教英诗、莎士比亚。行政事务缠身时，无暇作诗，他就翻译。他曾翻译了一本《英诗选译》、《叶芝选集》、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作为上课的教材。这首Adam's Curse，有人译为《亚当的惩罚》，杨牧译为《亚当其惩》，是在模仿《诗经》的句法。

亚当和夏娃被贬出伊甸园后，上帝惩罚夏娃生育之苦，亚当则要终身劳作。叶芝在这首诗里写道，诗人如同工匠一般，来回拆补，将上乘的音质呈现，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却要让人读起来像神灵附体偶得佳句。杨牧反复讲解，到下面几句，突然抬起头，有些困惑：“我听有的学者说叶芝是大男子主义者，因为他这里说维持美貌是女性的职责，是不是呢？我觉得好像不是。你们觉得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他应该是一种赞美。”同学A说。

“我也觉得不是。”同学B说。

我忍不住举手：“我觉得是。诗人认为维持美貌是女性的职责，当然是啊。”

杨牧有点惊讶：“你这样认为？我觉得应该不是。”

我心里想，我觉得是的，但我仍然喜爱这首诗，它让我晕眩和喜悦。

当代读者无法逃离这样的矛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认为，意识形态批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毁了文学。学者们拆解、重构，运用理论话语，唯独忘记了美。布鲁姆的提醒是有益的，但是文学作为人心、社会的镜与灯，又不能忽视其中的偏见。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为叶芝对诗人工作的描述深深赞叹，但是作为女性，我随即直面男性的眼光，意识到自己的性别，愕然不已。

选修的同学最后留下了十个，有人本科读英文，有人来自马来西亚，但多半仍是中文系出身，杨牧说，你们读英文诗不会输给那些美国人、英国人、苏格兰人，因为你们已经读了这么多中国文学。美国记者何伟在涪陵教书时，有同样的评论。中国实在是个诗的国度，华人诵诗的传统，对诗的修养，是无愧于任何文明的。

[ 本帖最后由 西贝惑 于 2014-12-8 23:41 编辑 ]

西贝惑

在课外，杨牧安排每个同学半个小时的面谈时间，以弥补他出外旅行缺的课时。“半个小时就好了，不要让我太累。”他记下每个人的时间，一边抬头叮咛我们。那天下午，杨牧准时出现在办公室，隔着一张书桌，我们散漫地聊着，和上课时一样，口头表达不是他所擅长的，只泛泛地讲道，二十年前，他曾到过中国大陆，也认得我母校的老学者们。我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北方》，在北方的平原上，他想起自己的老师陈世骧，就来自这里。同行的外省诗人，如郑愁予，免不了经历亲人重逢、情绪起伏的场面，杨牧却感觉淡漠，他觉得这里的山水文化破坏得厉害，不是书中的中国，学者的不能自由发言，也令他失望。

这些他都没有讲，只温和又浅浅地，问我是否读过《一首诗的完成》。我说读过。这是他写给年轻诗人的十八封信，我记得书中一个细节，是杨牧年轻时第一次读李商隐，一边读一边抄写，从午后直到深夜离开，觉得繁星虽美，古典诗歌更美。

他点点头，说抄写是一个好方法，我在美国教《诗经》，有的美国学生一个学期下来，就抄写了整本《诗经》。

我说，大概也比较利于记诵。

他又露出了那种表情，似乎满腹精妙的想法，无法口头表达，只淡淡又若有所思地说：记不下来也不要紧的。

那什么要紧呢？在《一首诗的完成》里，他写到有一年冬天，独自开车在公路长驱，突然遭遇一场风雪，杨牧把车停在路边，等风止雪霁，眼前层云舒卷，散开，消逝，下面是一片幽深广大的山谷，更远处是点缀了无尽白雪的蓝色山脉。他在心里搜索合适的诗词句子，“帮助我形容眼前的爱和美，让我把握那一刻的发现”。搜索着，他突然感到一阵惊悸，瞬间觉悟：应该以全部敏锐的心灵去体验，必须于沉默中向灵魂深处探索，而不是搜寻有形的文字。古典诗词应该拓展、而不是替代人的想象力和体验，若博闻强识缺少了转化融会的能力，就会变成束缚。

杨牧看着钟，半小时过去了，下一位同学已经等在门外。

陆

难以相信，杨牧经历的是这样风云激荡的年代。美国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台湾学生的保钓运动、民主运动、乡土文学论战、民主化浪潮……像当年现代诗论战不曾沾身一般，时代的浪潮时或激动着他的内心，但他远远地观望着。

在伯克利读书时，他每天经过红砖广场，目睹学生们的抗议。他看到军方在校园大门摆了一张征兵的桌子，鼓励男生去登记。有一天，几个愤怒的学生走上前把桌子抬起来，扔到校外的街心。每天中午，广场上都有人在演说，反复阐释不当兵的道理，学生坐在红砖地上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听着。那时广场一端正在修建一座表演厅，中午工人也坐在那里吃三明治听越战的呼声，三年后建筑物落成，工人都变成了反战专家，和学生联手对抗警察。

教授中世纪文学的教授Alane Renoir，父亲是法国著名导演，祖父是印象派画家。他上课声嘶力竭，有时装疯卖傻，很像杨牧印象中中世纪文学专家的印象。有一天Renoir讲了一个故事，“二战”初期，希特勒的坦克大军征服荷兰时，一位荷兰籍的中世纪历史学家正在伦敦休假，虎口余生，伦敦记者请他发表谈话，对祖国沦亡之事稍做评论。这位学者拒绝发言，说：“我研究的是中世纪历史，不是现代史！”杨牧认为，这个故事很可能是Renoir编出来讽刺中世纪文学学者的，意思是学者不能不问世事，必须介入现实。

伯克利所见所闻，让杨牧觉得，知识分子不能留在书斋，应该介入社会。可是如何介入？他选择了自己擅长的方式。1970年，他和林衡哲编辑“新潮丛书”。1976年，他和几个朋友共同成立了一家出版社“洪范书店”，以《尚书·洪范》得名，取“天地大法”之意，出版纯文学书籍，这家出版社今天仍然存在。1980年代，杨牧应高信疆之约，在《中国时报》开专栏，写些评论的文章。有时针贬时弊，有时介绍新知，总体而言，这些文章敦厚蕴藉，不做惊人之语。

1985年，他写了《赃》一文，批评“教育部”正在酝酿推出的《语文法》：“有一个朋友来信，责问我当此天下滔滔之际，遇到这么一件和文化命脉有强烈关系的问题，奈何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确实是觉得说不出话来，有点想学鸵鸟将脑袋藏在沙堆里，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觉得很不好意思，也不是为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而是为这时代之粗暴野蛮感到俯仰惭愧。或者当我不要学鸵鸟的时候，忽然又想起这传说中的‘语文法’，辄陷入一种包含了愤怒和悲哀的休克状态，因此也就没有话说。”

这篇评论，报社没有发表。杨牧觉得自己与报社两相不能忍耐，停掉了专栏。

诗人与社会参与，始终悬在杨牧心中，是一个问题。1986年，他在写给年轻诗人的一封信中写道：“如何以诗作为我们的凭借，参与社会活动，体验生息，有效地贡献我们的力量，同时维持了艺术家的理想，而在某一个重要关头，甚且全身而退，不被动地为浩荡浊流所吞噬，或主动地变成权力斗争的打手，为虎作伥，遂失去了当初所谓参与的原意？”社会责任固然要有，但是它有时会侵蚀诗歌，杨牧写道，白居易在主张诗的讽喻功能时，竟因此贬抑李杜的诗歌成就。反复思量，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掌握尽量多的文类，处理不同的题材，如宋代大诗人欧阳修一般。这是一种挑战，一条危险的窄路，不过，“你既然是诗人，也是一个弘毅的知识分子，你怎么能置身度外”？

1980年，“美丽岛”审判期间，发生了“林宅血案”。有人闯进政治犯林义雄家里，杀死了他的母亲和双胞胎女儿，此案至今未破。杨牧在美国看到这则消息，写下了《悲歌为林义雄作》，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直接、这么大声的诗，同时，这也是一首坏诗。四年后，杨牧收到一封年轻人的信。当时他在台大教课，期末监考时，学生在答题，他在讲桌上写下《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这首诗像杨牧所有杰作一样，往复回旋，音韵动人。想获得答案的人要失望了，他只是沉思、想象，描摹一个愤怒的年轻人，字句在极小的范围内摆荡，回声却成为一个恢弘的宫殿。

他常常想到叶芝，这位爱尔兰诗人，钟爱革命者毛特·岗，为她写下许多情诗，包括著名的《当你老了》。但是毛特·岗拒绝他的求婚，嫁给了另一位革命者约翰·马克布莱少校。马克布莱死后，叶芝两次向毛特·岗求婚，都被拒绝。1977年，杨牧写下《右外野的浪漫主义者》，在文中书写叶芝，屡屡自况。

他说，叶芝是一位寂寞的人，被排斥的右外野手，孤独站在局外，嚼着地里扯出来的青草，看他的朋友们在局里商议厮杀，以血肉创造“可怖的美”。“我相信叶芝对爱尔兰的爱绝不下于马克布莱少校他们，可是他选择的竟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柒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主孔阳，为公子裳。

—《诗经·豳风·七月》节选

《豳风·东山》，是《诗经》中一首重要作品。士兵跟周公东征三年，终于能够回家了。杨牧要我们想象这是一部电影的镜头，士兵离家越来越近，他在旅途露宿，他想象家中荒芜，生了各种虫子，他想象妻子在家等待，他回忆起新婚之时，鲜衣亮马，当时如此美好，现在如何呢？—也许唱到最后，他已经到了家门口。

诗中“熠燿”一词用了两次，形容宵行（萤火虫）和仓庚（黄莺），“可见以前的诗人是不怎么讲究的，不像现在这么累，不能重复……所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兴奋了，当时文字还在形成中……最早编一本字典得有多难呢？”他沉吟，“有一次一个德国记者问我，中国有没有编过大字典？我气得要命，我们编字典的時候，你们德国文学还没有呢。”我们很少看到杨牧这样动感情，笑起来。他却很认真：“真的，德国文学最早是马丁·路德，之后几百年都没有，直到歌德，19世纪……18世纪好了，给它算早一点，我们《尔雅》、《艺文类聚》，早就有了。”他说着，微微地喘起来。

一个同学嘎嘎笑起来：“老师，你真的很气耶。”

杨牧缓慢地，不知如何应对：“啊？”半晌之后，翻书道：“我们来看下一首。”

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同学，用粤语朗读《豳风·七月》。语音铿锵，跌宕更甚。这首《诗经》中最长的诗，写的是周朝农作生活。

诗中出现了两种历法，“七月”、“九月”，是夏历，类似农历，“一之日”、“二之日”，是周朝的历法。“有人说，这里面怎么有两个历法？为什么不可以有？我们现在不就用两个吗？还三个呢。”杨牧说的是台湾目前既用西元，又用农历，又用“中华民国”纪年，他持续着一种不以为然的表情，“不要怀疑文本，才是好学生”。

虽然以时间开头，却又不是顺序叙事，诗歌内部时间交错，重复的频率也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呢？杨牧想象，也许是大家坐在一起轮流唱，“第一个唱的人，也许是玉洁，她天份很高，两个历法都上来了，唱了十一句。第二个被点名的人，一时没有准备，就重复了前面两句，然后才开始唱自己的。第三个人，已经有所准备，就重复了一句。”

今天人们没有耐心、也难以读懂这首诗，一方面是古文犹如外语，另一方面，在剧烈的现代化进程中，农业生活相去已远，我们不清楚荒年果腹的野菜，也不了解丰年酿酒的喜悦，不了解荇菜浮于水面、花开金黄色，也就无从联想“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的画面，是如何令人“辗转反侧，寤寐思服”。

在这个课堂上，我们耐心查阅字词含义，慢慢咏诵，以古老的阅读方式，看到两千年前人们的生活，悲哀与喜悦，歌与诗，原来与今天相通。朱熹注《诗经》，尽管常引向讽谏，有些无聊，但是字词解释极其详细，杨牧说，朱熹这个人很可爱，为了让大家读《诗经》，苦口婆心。如此说来，杨牧老师在课堂上，也是如此苦口婆心，让我们理解《诗经》的美。

从伯克利毕业之后，杨牧一直在教书。他每年重读《诗经》、《离骚》，仍有新的体会，他说，这是没有终点的诗，结局是开放的。

1991年，他参与创办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1994年，故乡花莲创办了东华大学，杨牧担任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2013年，他从华盛顿大学退休，73岁的他，仍然在教授《诗经》和叶芝。他小心地调和、安排，固执笨拙，却保护了内心的完整与自由。外部世界天翻地覆，他静立在树下，忖度风吹叶落时宇宙的秘密。

春天，在太平洋边的小城，师生们朗读杨牧的诗歌。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前来访问，他正在将杨牧的诗翻译成瑞典文。此前不久，杨牧受邀到北京演讲，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说，难得有这样博学的诗人，杨牧的写作，让我们知道尊重知识，知道写诗有一种精神系统在里面，而不是一触即发的行为。

会有更多的人们认识杨牧、会有更多的赞誉来临吗？他仍低调行事，不在任何风潮中心，一直地处边缘（花莲、台湾、美国……该如何定位一个在美国的中文诗人？）使他的名声与成就不相匹配，而且，互联网时代来了，对纯文学是福是祸尚未可知。在这时，为何要读杨牧？台湾作家陈文芬这样回答：杨牧的诗歌有关雅言与口语、现代与传统，“从一个大师身上，我们可以谈论文学历史的问题”。

[ 本帖最后由 西贝惑 于 2014-12-8 23:42 编辑 ]

西贝惑

风起的时候

风起的时候

廊下铃铛响着

小黄鹂鸟低飞帘起

你依着栏杆，不再看花，不再看桥

看那西天薄暮的云彩

风起的时候，我将记起

风起的时候，我凝视你草帽下美丽的惊惧

你肩上停着夕照

风沙咬啮我南方人的双唇

你在我波浪的胸怀

我们并立，看暮色自

彼此的肩膀轻轻地落下

轻轻地落下

黑衣人

飘去，飘去。在我眼睫之间

小立门外，忆忆涛声

黑衣人是云啊！暴雨之前

我把挂在窗前的雨景取下

把苍老的梧桐树取下

把你取下

孤独

孤独是一匹衰老的兽

潜伏在我乱石磊磊的心里

背上有一种善变的花纹

那是，我知道，他族类的保护色

他的眼神萧索，经常凝视

遇远的行云，向往

天上的舒卷和飘流

低头沉思，让风雨随意鞭打

他委弃的暴猛

他风化的爱

孤独是一匹衰老的兽

潜伏在我乱石磊磊的心里

雷鸣刹那，他缓缓挪动

费力地走进我斟酌的酒杯

且用他恋慕的眸子

忧戚地瞪着一黄昏的饮者

这时，我知道，他正懊悔着

不该贸然离开他熟悉的世界

进入这冷酒之中，我举杯就唇

慈样地把他送回心里

选贴杨牧先生诗歌三首，以飨诸君。

[ 本帖最后由 西贝惑 于 2014-12-2 00:50 编辑 ]

西贝惑

查阅有关诗经的信息，无意间查到杨牧先生的资料。读完这篇文章，眼潸潸然。特此转来，与诸君分享。

希望大家安好，内心多平静，大家如此，吾辈何忧可烦心。共勉共勉。

木兰晓芙

长篇转载，西贝君辛苦！很喜欢杨牧先生，想起叶嘉莹先生，两位前辈都令人景仰。

西贝惑

原帖由 木兰晓芙 于 2-12-2014 08:43 发表 长篇转载，西贝君辛苦！很喜欢杨牧先生，想起叶嘉莹先生，两位前辈都令人景仰。

看此文，虽未涕泗横流，但潸潸然却不夸张。

叶嘉莹先生也很喜爱和敬佩。

一直觉得那些坚持研究宣扬传统诗歌文化的学者是我们的财富与至宝，只是，现在热于炒作，冷于爱护。

木兰老师提到叶嘉莹先生不妨将我看到的文章也一并转过来，以飨诸君，如下

西贝惑

 9月20日是个星期三，我接到系里通知，说上午要开个学术方面的会。到了会议室，才知道学校请来了叶嘉莹先生，安排和我们系的教师座谈。我赶紧又跑回家，取来年初买的她的新书《叶嘉莹说词》，我想请叶先生签个名。说实在的，我根本没有想到，时隔二十年之后，能在海南见到叶先生，能再次聆听她令人迷醉的讲诗说词。

二十年前，我在南开读书。那时的青年学生，衣衫不整，浑身土气，目光在茫然中透出求知的焦渴，说话于热烈中流露天真的蒙昧。我们的校园，也是一片劫后余生的颓败残破，有些教工还住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搭起的防震棚里。我们的老师呢，在很多方面跟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还要不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政治运动整怕了，说话的内容不敢越教科书雷池一步，说话的声音细微颤抖总要拖曳出惊恐的余韵，挺胸走路的不多，衣着清雅的不多，注意仪表风度的就更少了。年轻一点的老师，自以为解放了，但他们的骨骼、动作和气质已经让多年的运动定型了。当时给我们上课的一位老师，讲课激情澎湃，辅之以固定的手势：右手四指并直，拇指挺立，向正前方用力砍去，随即手腕一转，象大刀砍到水面的刹那变成了舀水瓢。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把这门课砍尽舀完。原以为只此一例，谁知后来还有老师也是如此，说话的语气腔调昂扬僵直，缺乏温情，没有个性。这种声音现在基本上没有了，要听得找以前的音像资料。

就是在这个时候，叶嘉莹先生来了。她那时尚未退休，是利用假期回国讲学。她首先来到了南开。我第一次见到她，用一句老话说，真是望去“俨然若神仙中人”。当时叶先生五十多岁，穿或黑色或深蓝或白色的长裙，配一条和裙子花色协调的披肩，荷叶式黑发讲究而不刻意，白皙的面庞略施淡妆而了无痕迹，一派天然中透露出高贵，优雅从容中有一丝矜持，让你崇敬而不敢亲近，敬佩而不敢有所请益——毕竟我们太蒙昧了。她在校园中款款而行时，不要说女教师，就是年轻的女学生们都有自惭形秽之感：叶先生竟这么年轻，优雅！而当她走上讲台，缓缓开口讲话时，我们都呆了，天下竟有如此美妙的嗓音！

她吟花，我们看见花在摇曳绽放；她咏水，我们眼前有水回环流荡；她说雾，我们觉得四周一片片岚霭迷茫；她唱风，我们能感到秋木枝叶在寒气中颤动飘扬；她念到黄鹂黄莺，我们好象听到真有鸟儿在窗外鸣啭欢唱…… 她说话的声音像水晶，像珠玉，像钻石，晶莹剔透，温婉圆润，光明华丽；她的声音即使最苍凉时也有一种童音般的清脆，最欢快时也有若隐若现的悲伤；她在春天的词里吟咏生命的凋零，在秋天的诗里赞颂人生的悲壮；她能从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读出英雄豪杰的家国之思，从酒徒贰臣的狎妓纵酒，体会忠臣志士的天下情怀。她说话时手臂随语调变化而摆动如水波，手指自然弯曲宛若京剧演员那样的兰花指，优美雅致。她写在黑板上的字就是书法，行云流水，深得王右军之潇洒风神而有苏轼的从容沉着（这次她给我签的名，书法还是那样潇洒秀美）。她从来没有讲稿，要讲的所有诗词都烂熟于心，脱口而出毫无滞碍。这一切好像都体现着诗的生命的自由流畅。诗是有生命的，而且生生不已，她一再说。当你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诗中时，你体会到的就不仅仅是那些字面的东西。字面下的精神，就是中国诗歌的精华所在，就是中华文化的伟大秘密所存。这需要有人来承担，来承传。而这个承担承传的具体实践，就是吟诵诗词以体会其中的生命意义，最终转化为你的人生态度和行为，进而于潜移默化中影响下一代。

叶嘉莹先生近六十年来竭其所能，尽其所有，在海外讲，在台湾讲，在大陆讲，给博士讲，给大学生讲，给幼稚园儿童讲，她讲的一直是同一个内容：中国古典诗词。她就是要通过终生的努力，在一个弃传统文明如敝屦的粗鄙时代，肩负起承传文明的悲壮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叶先生是更上一辈那些杰出学者如陈寅恪先生、梁漱溟先生的真正传人。这天下午，叶先生给学生作报告，她坚持要站着讲。我立即就想起了1986年初，在北京有幸听梁漱溟先生讲课的动人情景。当时梁先生已经九十三高龄，他也是决不落坐，一直站着讲完。梁先生也同样获得了台下上千名全国各地来的中年学者、青年学生暴风雨般的掌声。梁先生还以梁启超先生的名言自励，朗声说，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这句话又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二十多年来，叶先生几乎讲遍了中国所有主要的大学，聆听过她的绝妙好词纯美声音的大学教师大学生，当以数十万计。他们当中也许没有多少人因此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诗词发生更多的兴趣，甚至也没有几个人能进而成为叶先生事业的继承者。但我敢肯定，只要听过叶嘉莹先生一堂课，他们终生不会忘记。而对有幸见过她的人来说，无论男女，自觉不自觉，都会把叶先生的气质风度仪表举止，当作镜子和效法的榜样。至少，她会让你明白，什么是自以为先进时髦的嚣张恶俗，什么是浑然不知历史世事的粗鄙野蛮，什么是搔首弄姿的小家碧玉，什么是摆谱拿大的人模狗样；什么，才是真正的典雅，高贵，温婉，优美，善良。

叶先生鹤驾在海口只停一天，又风尘仆仆去别的地方讲课了。当代大学生从小没有接受足够的古典文化教育，在叶先生看来，这造成了终身的缺憾。要他们重新补课，效果很有限。正是有感于此，叶先生下决心从幼稚园儿童开始，给他们教古诗词。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皇家学院院士，南开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多所大学的名誉教授和兼职教授，如此身份而愿意从事儿童教育，她图什么？

叶先生必诵屈子辞作答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结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群芳之芜秽！……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她初回国时写的一首诗，在课堂上给我们吟诵过，其中两句我还记得：“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2000年9月24日写于海南师范学院

西贝惑

流光容易把人抛（品读经典·叶嘉莹古典诗词系列②）

——品读李商隐的《西溪》

叶嘉莹

《 人民日报 》（ 2014年06月17日 24 版）

西溪

李商隐

怅望西溪水，潺湲奈尔何。

不惊春物少，只觉夕阳多。

色染妖韶柳，光含窈窕萝。

人间从到海，天上莫为河。

凤女弹瑶瑟，龙孙撼玉珂。

京华他夜梦，好好寄云波。

《西溪》，真的有这么一条水叫西溪，这首诗是李商隐在四川柳仲郢的幕府中任职之时所作的。根据历史上记载，李商隐有一封信写给柳仲郢（《谢河东公和诗启》），他说：我于日前偶然出城，偶然到了西溪，偶然有所感触，我就写了一首诗，没想到被您见到了，我很惭愧。我这首诗只是偶然的感兴，没有特别的意思。但柳仲郢觉得他写得很好。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孔子站在一条水上感叹光阴和生命的流逝，像这条水一样，“逝者如斯夫”，像这样的，“不舍昼夜”，就这样消失了。李商隐呢？他一生依人幕府，很不得意。所以他说：来到城外，“怅望”西溪水。他不仅是“望”见流水，而且是在望见流水的时候有一种惆怅的感觉，所以是“怅望”。使他惆怅的，不只是这条水的流逝，而且是“潺湲”的水声。“潺湲”是水流的时候发出来的那种声音。如果说流水像人的生命，就这样流过去了，那么你在流过去的时候，不管是溪水、河水什么水，如果它完全是平的，它就没有很多声音。如果水底是不平的，有高低有石块，这个水就会发出潺湲的流水的声音。所以“我”看到西溪的水，西溪水不只是流过去，而且是带着这种潺湲的声音流过去了。

第一个，为什么流水就东流不返了呢？“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情。时光长逝不返地流过去，已经是无可奈何了，何况你还带着这潺湲的呜咽的声音，经过了这么多曲折，这真是无可奈何。所以“我”怅望西溪水，我听到潺湲的水声，我对于这流逝是无可奈何，我对呜咽、潺湲的声音也是无可奈何。这就是李商隐。李商隐的诗之所以好，就是他感觉非常敏锐，而且他能很细致地把他的这种感觉叙写出来。“怅望西溪水，潺湲奈尔何”，就是这两句，它有很深曲的意思在里边。

“不惊春物少，只觉夕阳多”。以前我就讲过，李商隐的诗总是有很多层次的转折，推出去拉过来再推出去，中间翻几遍的转折。比如《昨夜》，他说，“（我）不辞鶗鴂妒年芳，但惜流尘暗烛房。”“鶗鴂妒年芳”本来是一件可悲哀的事情，《楚辞》中说“恐鶗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离骚》）。鶗鴂好像是嫉妒这一年的芳华，所以它要叫，鶗鴂一叫，就使得春天的花都落了，这本来是可悲哀的事情了，是春天的消逝，是百花的零落，但李商隐说“不辞”。“我”对于这种悲哀，我宁可承受不逃避。因为我有更深一层的悲哀，是“但惜流尘暗烛房”，我只是悲哀，“惜”就是惋惜，我真是惋惜，这么光明的蜡烛，而且是在烛心，一条伸到里边的蜡烛的心燃烧发出来的那种光明，为什么尘土把它遮暗了呢，这才是可“惜”的。人生的无常，“鶗鴂妒年芳”，鶗鴂鸟要叫，春花要零落，人生是短暂的，我都承认都不推辞，但是为什么我那从头到尾是中心的燃烧才发出来的光明竟然还被遮暗了呢？这就是李商隐，我不惜不辞“鶗鴂妒年芳”，我只是惋惜那“流尘暗烛房”。所以李商隐诗的好处是它总是千回百转出来的。他总是退一步说，“我”承受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痛苦我都承受，然而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

“不惊春物少，只觉夕阳多”。什么叫“春物少”，因为百花都零落了，“狂风吹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这是“春物少”了。但这个，我们放它过去。我不是为春天的花草的零落，花的凋零而惋惜。“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我不是惊讶于春天的景物减少了。因为“一片花飞”，“风飘万点”是必然的，“我”只是觉得可惋惜的就是“夕阳多”，这么快就到了日暮黄昏了。李商隐的诗句蕴含两层深意。“我”“不辞鶗鴂妒年芳”，“我”可惜的只是“流尘暗烛房”。“我”不以春花的零落减少为可惜，只是觉得这么快就到了夕阳日暮。

“色染妖韶柳，光含窈窕萝”。但是西溪的风景毕竟还是美的。妖韶的柳树啊，这么美艳动人，春天把它都染绿了。“光含窈窕萝”，婉转的细长的爬上去的袅娜的这盘藤的植物，都在春天的这个光影之中。意思是虽然是春物少了、夕阳多了，但是西溪的潺湲的流水旁边，还是有那美丽的柳树、那缠绵的爬藤，所以“色染妖韶柳，光含窈窕萝”，还是两层的意思了。

“人间从到海，天上莫为河”。“人生长恨水长东”，人间自是长恨，流水自是长东，人间是无可挽回的，人间就是这样的。但为何天上也有银河的阻隔呢？人间任凭它东流到海，可是这天上就不要再有银河的阻隔了。

“凤女弹瑶瑟，龙孙撼玉珂”。人间真的没有美好的事情吗？他说在“我”想象之中，应该有一个美好的境界。“凤”跟“龙”是对的；“女”跟“孙”，一个女和一个男是对的。如果有像凤一样的女子，弹那样美丽的琴瑟，有像龙一样的男子，身上佩带着佩玉的鸣珂，那是比喻很高贵的地位。“我”在京华有过这样一个梦，是“京华他夜梦”。“我”是梦想，“我”梦之中应该有这样的事情。“他夜”的“他”字可以指以前曾有的事情，也可以指将来可能有的事情，可是这是一个梦啊，是“好好寄云波”。“我”希望把“我”这一份感情，把“我”这一份怀念，把“我”这一份向往，能够如此珍重地寄给“我”所怀念的京华。怎样寄去呢？“我”就随着天上的白云，随着地上的流水，去传达和希望“我”所怀念的那样一个美好的境界。

西贝惑

一.来自《天津日报》

　　■印象：寸心如水

　　有的人，你与他经常见面，却很难留下什么印象；

　　有的人，你与他只是偶然相遇，却让你从此挥之不去。

　　叶嘉莹，就是这样静静地向我走来，娓娓地与我交谈，整整３个小时，她竟然没有喝一口水。在南开大学她的寓所里，深秋的夜晚，灯光柔和地映着她恬静开朗的容颜。镜片后面那双深邃的眸子，在她清晰凝练的讲述中，闪烁着飞扬的神采。

　　我对她说：“我们今天不谈诗词，只谈人生，好吗？”

　　她说：“如果我要讲故事，８０岁的人有太多的故事了！”

　　是的，生于１９２４年的叶嘉莹，是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自幼便饱读诗书。然而她的一生又充满了悲欢离合、死生苦难，少年丧母，青年丈夫遭遇祸患，人到中年又痛失爱女……

　　当叶嘉莹真正开始讲述她的人生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对于叶嘉莹来说，诗词就是她的人生，而她的人生中又怎么可以没有诗词！诗词如同她的血液，早已流遍全身，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了。

　　可是，千曲百折之后，为什么在她的脸上竟然找不到一丝沧桑的影子？为什么在经历了那么多常人难以承受的打击之后，她却依然初衷不改、爱诗如命？当有学生问她：“在当前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学习古典诗词还有什么用”时，她说：“我以为，学习古典诗词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你的心灵不死。”

　　心灵不死！这就是她一生遭遇不幸、却一生执著于诗词的最好答案。

　　“拼将眼泪双双落，换取心花瓣瓣开。”

　　“一世多艰，寸心如水……历尽冰霜偏未死。”

　　当我一一细读了叶先生在其著作《叶嘉莹作品集》中所写的数万字的前言和序言之后，她心灵的历史便超越了她人生的故事一点点在我的眼前展现———

　　父亲和伯父对叶嘉莹实施的教育理想是“新知识，旧道德”。这样，使她一方面汲取着诗词、歌赋、数理、英文的滋养，一方面又要严守着旧道德对于妇女在精神上的摧残与约束。加上她天性中那种喜欢梦想、注重内心感受、不愿在外人面前流泪的性格，在人生一个又一个灾难面前，她便只能独自“深宵忍泪吞”……

　　叶嘉莹，一个诗一样的女人，有着最清纯热烈的情感，最灵动敏捷的才思，却被无情地禁锢在旧道德观念的束缚中。能慰藉她心灵的，惟有诗词。诗词成了她精神悲苦时能够顽强撑下去的精神支柱！

　　她的人生，最最充分体现了中国女性生命中的韧性，任凭千摧百折，任凭万般磨难，依然不改其韧、其柔、其真。

　　她的生命，有如穿越古典文化通向现代文明的河流，无论是高山峻岭还是激流险滩，永远是诗意飞扬，潺潺流淌……

　　■

　　诗歌感发的生命

　　去年９月的一天，叶嘉莹终于一偿多年夙愿，和台湾诗人席慕蓉一起回到了东北的叶赫镇旧址寻根。叶嘉莹出生于北平的一个书香世家，祖上是叶赫那拉族人，与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同族。席慕蓉在叙述当时情景的文章《有一首诗》中写道：“叶赫那拉部族的后人叶嘉莹教授千里迢迢终于寻到了原乡，站在承载着先祖昔日悲欢的东北城旧址之上，一切也几乎都消失了。放眼望去，秋日午后，四野只有无穷无尽的玉蜀黍田，远方的一条河流，天边的一轮红日，以及，心中的一首诗。”

　　辞别了原乡旧址，又要告别自己从出生到成年、生活过２４年的北京老宅。今年年初一个冬日的傍晚，叶嘉莹最后一次回到了北京察院胡同一幢即将拆除的老宅。望着老宅里熟悉又陌生的门与窗、院与墙，仿佛又听到了七十多年前那个天真聪颖的小姑娘背诵唐诗的声音，这声音犹如饱蘸墨汁的笔尖，只需在宣纸上这么轻轻地一抹，往昔的岁月便立刻浸染开来……

　　叶嘉莹的父亲叶廷元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当时在一家民航公司任职，母亲毕业于一所师范学校。叶嘉莹是家里的长女，小时候和两个弟弟一起，在家里接受了旧式教育的启蒙。童年时代的叶嘉莹不仅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名篇，还背诵了大量的古典诗词，从１０岁开始她就学着自己作诗了。

　　“我小时候在家里启蒙时读四书，先是《论语》，父亲给我请了一个老师，就是我的姨母。我父亲和伯父不仅喜欢诗，而且喜欢吟，大声地吟。我伯母和母亲就拿本《唐诗三百首》轻轻地吟。”她就是在这样的诗风诗雨中沐浴长大的。

　　１９３７年，卢沟桥的炮声打碎了叶嘉莹多愁善感的少女梦。父亲随民航公司仓促南迁，她只能与母亲和两个弟弟相依为命。１７岁那年，母亲患病去世，战乱中父亲又音讯全无。她一边写着《哭母诗》，一边带着弟弟们吃酸酸臭臭的混合面，穿着自己补上补丁的棉袍去上学。

　　叶嘉莹在她著作的一篇序言中说：“我是一个对于精神感情之痛苦感受较深，而对于现实生活的艰苦则并不十分在意的人。我在艰苦的物质生活中，所想到的乃是《论语》中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还有古人所说的‘欲成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烈火中锻来。’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

　　■没有爱情故事

　　常有记者问叶嘉莹，讲讲你的爱情故事吧！她总是笑着说她没有爱情故事。真的吗？你学了背了那么多的古典诗词，讲课时讲得那么精彩，而古典诗词中很大部分都是关于爱情的歌颂，难道对你就没有影响吗？是的，叶嘉莹讲爱情诗词讲得很美，可是她个人的情感生活却与诗歌无缘。

　　高中毕业后，１８岁的叶嘉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攻读古典文学专业。带着梦想、才情和骨子里的韧性，她走出了自家庭院封闭的空间，见识着外面的世界。这时，她认识了对她一生有着深刻影响的教授顾随先生。“顾先生讲课不是引经据典，而是诗歌感发的生命。这个太宝贵了！”于是，每每上顾先生的课她都拼命地记笔记。后来她在海外漂泊多年，很多东西都丢了，惟有这几大本笔记她一直珍藏着。几十年后，叶嘉莹将这些笔记交给顾先生的女儿、河北大学的顾之京教授整理编辑，为顾先生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财富。

　　２２岁时，叶嘉莹经人介绍认识了她后来的先生，那是她一位中学老师的弟弟。他们在上海结婚，先是生活在南京，后跟着在国民政府海军任职的丈夫辗转去了台湾。

　　１９４９年末，大女儿只有４个月的时候，一天破晓时分，叶嘉莹的丈夫因受到当时台湾白色恐怖的牵连，突然被人抓走。第二年６月的一个早晨，抱着怀里吃奶婴儿的叶嘉莹也和她当时教书的彰化女中的其他老师一起被抓了起来。

　　后虽因查无实据，叶嘉莹被释放出来，但从此却失了业。失业便失去了生活来源，丈夫又没有音讯，在举目无亲的台湾彰化她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她不得不到高雄暂住在丈夫的姐姐家。姐姐家只有两间小卧室，姐姐姐夫住一间，两个孩子和奶奶住另一间。２５岁的叶嘉莹只好等人家都睡下之后抱着吃奶的女儿在走廊上打地铺。第二天一大早还要赶在别人起床之前起来，中午怕孩子吵到别人，她只能冒着亚热带４０多摄氏度的高温，抱着孩子到很远的大树底下暂避。她在诗中写道： “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己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为了生计叶嘉莹四处奔波，那时公立学校不敢聘她，最后总算在一所私立学校谋到了一个教职，便带着女儿搬到了学校。有时，她讲课的时候，不得不把年幼的女儿也带到课堂上。下课后再点个小煤油炉做饭。即使这样，叶嘉莹留给学生们的印象，除了不足一百磅瘦嶙嶙的身影外，没有过一丝悲伤。４年后，丈夫虽然放了出来，但久被囚禁而形成了动辄暴怒的性情，给叶嘉莹原本劳苦的生活又添上了一层精神上的阴影。

　　这层阴影一直伴随着叶嘉莹的生活，直到后来到了加拿大，白天她要给学生上课，晚上还要为第二天讲课查英文生词到深夜，她甚至没有时间理会丈夫的暴怒，上有年近八旬的老父，下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女儿，她总是咬紧牙关承受一切折磨和痛苦。在梦中她觉得自己已经是遍体鳞伤处于弥留之际，她梦见母亲来接她了……在最最痛苦的时候，她被逼出了一个摆脱苦难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的感情精神完全杀死”。

　　■天生是教书的

　　“我这个人天生是教书的！”叶嘉莹的教书生涯始于１９４５年夏季大学毕业之后。她对古典文学的热爱也深深感染了学生，她的讲课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一段时间里，她在北京竟然同时教了３所中学的５个班的国文课，一周有３０个小时之多！到台湾以后，作为教授，她又同时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３所大学任教。从诗选、词选、曲选到杜甫诗、苏辛诗，她讲得神采飞扬，学生们听得如醉如痴。当教育电视台开播时，她成为教授古典诗词第一人。在台湾她成了无人不知的古典文学大家。

　　她讲起课来不仅可以３个小时不喝水，而且还很有站功，即使现在近八十岁了，仍然可以站着讲上３个小时。凡是听过叶先生讲课的人，无不为她专深的知识和心灵的境界而钦佩和吸引，更为她呈现出的那种从小受过的古典文学教养的优雅和沉着的气质而赞叹。

　　机遇加上才华的储备，１９６６年，作为教授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叶嘉莹应聘走上了美国哈佛大学的讲坛，由此开始了她将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推介到世界的旅程。

　　在美国哈佛大学和密西根大学教学两年后，叶嘉莹回到台湾，后又转赴加拿大，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聘为终身教授。除了教研究生外，还要教中文一窍不通的本科生。为此，她不得不重拾已搁置多年的英文。每天她都要备课到深夜两点多，把第二天要讲的诗词翻译成英文，并用英文讲解。这不仅要看许多的英文材料，还要查找记忆大量的英文单词。那时她已４５岁了，有的看不懂，有的记不住，一次不行就十次，她常常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图书馆里。凭着不懈的努力和极高的天分，她终于可以用英文讲授古典文学中那些优美的诗词了。同时，英语也给她打开了另一扇门窗，使她可以用另一种眼光审视和提升中国古典文学的艺术品位。每当她讲到杜甫的《秋兴八首》中“每依北斗望京华”时就禁不住涌上心头的缕缕乡愁。她在哈佛时曾写过一首词，其中写道：“从去国，倍思家，归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飘零惯，如此生涯未有涯。”

　　■一生漂泊，万里孤行

　　１９７４年，叶嘉莹终于盼到了重回祖国大陆的时刻，将近三十年的分别，她再次踏上了多少次只在梦中出现的故乡土地。她一口气写了２７００字的长诗《祖国行》：“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没想到的是，正当叶嘉莹的著作逐渐问世，名声波及海外，她经常穿行于北美、港台各地，是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事业如日中天，两个女儿也相继成家立业之后，人生中的第三次打击突然而至。１９７６年，叶嘉莹趁开会的机会刚刚去多伦多看望了结婚３年的大女儿和女婿，然后又飞至美国费城的小女儿处，只是数天之隔，她就接到了大女儿夫妇因车祸遇难的噩耗。

　　仿佛一个霹雳当头炸响，心里疼痛得肝脾五脏都在抽搐。她把自己关在家里，什么人也不敢见，只在夜深时分一个人用泪水写着一首又一首《哭女诗》：“噩耗惊心午夜闻，呼天肠断信难真。何期小别才三日，竟尔人天两地分。”“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叶嘉莹说：“写诗时的感情，自然是悲痛的，但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但整个心情仍然是悲苦而自哀的。”

　　１９７７年，叶嘉莹再次回国，她走遍了祖国从南到北的山山水水，当她听到导游也在一首首地背唐诗时，她心中的诗情再次掀起了波澜，她深深地感到祖国的诗根仍在，诗歌不死。

　　１９７８年她写信申请回到中国内地教书，先在北京大学，后应李霁野先生的邀请来到了天津南开大学。当时听过她讲课的南大学生回忆说：“叶先生不用讲诗，她站在那就是一首诗。”

　　１９８９年，叶嘉莹获得了加拿大皇家学会授予的院士头衔，成为皇家学会至今惟一的中国古典文学华裔院士。她还从自己的退休金中拿出１０万美元，为南开大学古典文学专业建立了两个基金，创办了南开大学古典文化研究所。又从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华人处筹资，建立了研究所的教研大楼。

　　 “我是一生漂泊，万里孤行。多年来我就是这样，自己出钱出力，一个人提着行李飞来飞去，家还在温哥华，但我在世界和中国各地讲学。”问起她讲学过的高校，海外的不算，仅中国内地，叶嘉莹一口气就说出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新疆大学、武汉大学等几十所大学的名字。

　　采访将要结束时，叶嘉莹说：“我时常记起我的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我当时对此并无深刻的了解，但如今当我经历了一生的忧苦患难之后，我想我对这两句话确实有了一点体悟。一个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狭隘与无常以后，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正如叶嘉莹写的一首诗：“构厦多才岂待闻，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二.来自央视

　　央视《大家》播出节目《穿越生命的诗行：叶嘉莹》，以下为节目内容。

　　[开场白] 1948年的春天，叶嘉莹先生离开北京，开始了一种她自认为是被动的生活。去台湾，去加拿大，甚至连结婚都不是她自己的选择。她说把我放在哪儿，我就自生自灭地去成长。而晚年她又开始了一次新的漂泊，而这一次却是她主动的选择，因为她有了一种新的使命感。

　　字幕：

　　她一生的理想就是为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延续中华传统文化。——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

　　嘉莹曾经送给我一本书，是给小孩子们读的诗选。我觉得很有意思，也非常欣赏。——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

　　我认识叶教授，最初是因为在美国看台湾的报纸杂志时，看见叶教授的一些文章。——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

　　叶嘉莹先生是我很尊敬的，她是妇女里头杰出的人，我称她为“当代的李清照”。——著名楚辞研究学者文怀沙

　　我敬佩叶先生的学识，尤其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上，也敬佩她崇高的品格。—— 红学家、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

　　北京 1924-1948年

　　记得年时花满庭，枝梢时见度流萤。

　　而今花落萤飞尽，忍向西风独自青。

　　解说：走遍世界各地，叶嘉莹的心中总有一个地方，让她不能忘怀，那就是她生活了24年的北京，以及北京那座叶家居住过200多年的老四合院。

　　叶嘉莹：右边一拐就快到我们家了，就快到我们的老宅。就是这里，停在红车后面吧，你不能过去，但是你要停下来，这个前边的这个楼，就是原来的我们家。这原来是个小胡同，现在准备建一个商品楼。

　　主持人：一个商业大厦是吧？

　　叶嘉莹：我想是，所以他们非拆不可，拆了，他们才能赚钱。有东西厢房，有五间北房，然后两边有耳房，然后过一个小胡同，东院是我们的厨房，再后面去就是后院，从我们这走，就是后院。

　　主持人：这条路原来还是这样是吧？

　　叶嘉莹：这条路现在没有怎么改变，不过我小的时候，这马路是土路。我伯父、我父亲甚至于我伯母、我母亲，都喜欢诗词。我外曾祖母，我小的时候，她也是80岁左右了，还有一册诗集，我的外曾祖母。

　　主持人：自己写的？

　　叶嘉莹：对，她自己的作品，后来印出来的。那我小的时候，学诗词没有特别什么请一个老师来教，那就是我没事就背，就是《唐诗三百首》。

　　主持人：家里的要求？

　　叶嘉莹：家里也没有说很严格的，说你每天背几首诗，反正喜欢背就背。

　　主持人：您那时候也喜欢背？

　　叶嘉莹：我喜欢背，所以我没事就背。我家里人常常跟我说一个故事，说我小的时候，大概有三四岁吧，现在很多我的学生教他们的子女背诗也是，来了客人就说，背几首诗，小孩子会背诗。

　　主持人：在客人面前背？

　　叶嘉莹：在客人面前背书，所以我小的时候家里有客人来了，家人就叫我背书，他们说我就背了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里面有一句说是：八月蝴蝶黄，双飞西园草，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他们就开我的玩笑，说你几岁就坐出红颜老了吗？

　　主持人：您从小喜欢诗词，可以说跟这种家学、国学的功底有关系？

　　叶嘉莹：我伯父跟我父亲，甚至于我伯母、我母亲也都吟诗的，不过男士们吟诗就比较大声的读，女性的读诗就是小小的声音、小小的声音读。

　　主持人：您经常会听到他们吟诗、读诗？

　　叶嘉莹：当然，我们家不是有个院子吗。他们在院子走来走去的时候，就会念几首诗，特别我最记得，如果天下大雪的时候，我父亲喜欢念，说：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穷心里事，同上酒家楼。

　　解说：1924年叶嘉莹出生于北京，一个富足而又弥漫着书香味道的家庭，曾祖父曾是清朝二品武官，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叶嘉莹是这个大家庭中唯一的女孩子。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叶嘉莹从小在诗词写作方面表现了出色的才能。

　　主持人：那您写词、写诗什么时候开始写的，您记得吗？

　　叶嘉莹：差不多十岁左右。

　　主持人：您的第一首诗，你还能记得？

　　叶嘉莹：我记得是一天晚上，好像是秋天，大概不是七月就是八月的十五，天上月亮挺圆的，我伯父就在那天晚上跟我说，说你背了这么多诗了，你自己去做一首吧，说我给你出个题目，就是咏月亮，就是天上的月亮，说做一首七言绝句，要用十四寒的韵，我现在已经不记得我那会儿是胡诌些什么句子，但是我好像记得，好像最后一句，好像就是说月亮很圆，什么照在什么栏杆上，就是说未知能有几人看，这个“看”字念“堪”，押平声，就是说这么美丽的月光，不知道能够有几个人来欣赏，来看。我小的时候很天真，就是写我们家里的景色，花花草草，蝴蝶什么的，就是写这些东西，写雨晴，斜阳，月光，我小的时候写这些东西。

　　主持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花前月下，或者是一种小的情感？

　　叶嘉莹：对，就是眼前一个新鲜的景物，给你的一种新鲜的感觉。

　　主持人：什么时候才感受到？

　　叶嘉莹：我其实生活上的，是从我母亲去世。

　　主持人：那时候真正感受到，生活实际上对自己内心的感受最深刻？

　　叶嘉莹：对，古人常常说，父母不在，孤露，孤就是孤单的孤，露曝露在外面，没有一个屏障的保护。

　　解说：母亲去世时，叶嘉莹只有十三岁，而那时叶家也因为战争的原因已走向衰落，父亲随公司南迁，四年没有回家，叶嘉莹带着两个年幼弟弟艰难度日，母亲去世对她打击很大，在没有人的时候，她把这种心情写进了诗里：叶已随风别故枝，我与凋落更何辞。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

　　叶嘉莹：埋葬我母亲的那天晚上，走了一天的路，原则上本来是，这个做子女的应该都是走路，一路都应该走去的。因为我母亲去世，不是在家里去世，我母亲是在医院里去世的，所以停灵就停在一个庙里，我们从庙里上午就出发了，走到我们的坟地已经都是天黑了，所以我也曾经写过，说是：辛苦最怜坟上月，惟照世人离别。就是坟，说的月亮，它所照的就是世人的生离死别。所以我写体会到人世的无常，那是我从母亲去世开始体会到的。

　　主持人：在那之后实际上您写诗，是不是在感受和风格上也会有些变化？

　　叶嘉莹：那当然了，这时候就是体会到人生很多无可奈何的这种事情。我们生活也很艰苦，就是像老舍写《四世同堂》，说是祁老先生的曾孙女不肯吃那个混合面，然后就饿死了，我们那会儿就吃那种混合面，不是杂和面，不是玉米面、小米面，都不是，不知道是什么，一些个什么谷物或者是谷皮，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就是灰灰的、黑黑的颜色，就是粉状的、粉末状，可是它没有黏性。你不用说包饺子不成，连烙饼都不成，它是散开了，一点黏性都没有，而且有一种酸酸臭臭的味道。

　　解说：面对苦涩的生活，叶嘉莹唯一的寄托就是中国古典诗词，1941年夏天，叶嘉莹考入了当时北京的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辅仁大学国文系，从此走上了终生为诗词的道路，中国古典诗词的长期熏陶，已经悄悄的改变了这个不爱说话，但性格倔强的女孩。

　　叶嘉莹：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念《论语》，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这个道是什么东西，说你如果早晨听了这个道，懂得了这个道，晚上死了都没关系了，都值得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开口去问。

　　主持人：可能您在小时候读《论语》的时候，或者读这些古典的文学作品的时候，并没有直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而是埋下了一颗种子在心里头。

　　叶嘉莹：都是给我很深的一种印象。我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怎么会是这样？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答案，那时候不十分理解，我是慢慢地从我这几十年的这个生活的经历，慢慢地体验了。

　　解说：在辅仁大学，叶嘉莹遇到了她诗词道路上最重要的一个人，这就是被称为“隐藏的大师”的我国著名的古典文学家、作家、教育家的顾随先生。 1942年，顾随先生成为了叶嘉莹“唐宋诗”课程的老师。老师对诗歌敏锐的感受让叶嘉莹着迷，这是她保留至今，当年听老师讲课时记下的笔记。而顾随先生对叶嘉莹的诗词修养也非常赏识。

　　杨敏茹：从前有一种说法，叫做升堂弟子，有入室弟子。升堂，入室，我可以说我是顾先生的升堂弟子，因为是我也跟他接近了。不够好。而叶先生作词的时候，作诗的时候，顾先生不是改，全都和。他就拿你不当弟子，就是咱们是诗朋友。

　　主持人：您给我们谈谈顾随先生，他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在什么地方？

　　叶嘉莹：我觉得顾随先生给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真正对于诗有了更深的，更高的一种认识。当然是，我从小就读诗，那是一种情趣，就是我喜欢，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念李商隐的诗，说：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我说他写得很美。我就这样很喜欢。我小时候就喜欢看天上的星星，我们大院子，在自己家里边铺一个席子在院子里，抬头就看星，可是这样的，就是一般的对于诗词的认识，可是真正认识到诗词里边的那种，应该是真正一种灵性，真是一种有灵性的，一种真正的生命，是顾先生教给我的。

　　主持人：他是怎么教的呢？

　　叶嘉莹：他并没有特别去教。

　　主持人：他怎么上课？

　　叶嘉莹：他上课很有意思了，他从来没有课本。他冬天来上课，他里边穿个棉袍，外面再穿个皮袍，然后戴一个呢帽，然后围一个大围巾，他上课站在讲台上，先把围巾解开，把帽子摘下来，把外边的皮袍脱下来，然后他就在转头，可以不说话，就在黑板上写一首诗，或者不是一首，就写两句诗，或者连两句诗都没有，就写几个字，然后就从此讲起。

　　主持人：开始讲？

　　叶嘉莹：比如他有一次他就写什么利己利他，自渡渡人什么的。其实这个不是诗，是一种哲理。

　　主持人：一种观念？

　　叶嘉莹：一种观念，他讲的是诗歌里面真正的感发的生命，我可以这样说。

　　主持人：那我就能理解他为什么写利己利他，或者是渡己渡人。

　　叶嘉莹：渡己渡人，现在还影响我的，就是我不喜欢白石词，白石，当然我现在慢慢都是改正过来，我也知道它的好处，可是我没有真心喜欢他，我想就因为我的老师不喜欢，他为什么不喜欢呢？他说这个白石词，就是，他说是“水清无鱼，白袜子不沾泥”

　　主持人：太透了。

　　叶嘉莹：这样的人就是说狭窄，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他是从做诗讲到做人的。

　　主持人：顾随先生他对您的评价是什么？

　　叶嘉莹：我到南方去结婚，临走的时候，我的老师送我一首诗：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食荼已久渐芳甘，他说人的一生，就好像你，荼是一种苦菜，荼苦，他说你食荼已久，你对于人生的这些痛苦，历练得很久了，你后来就甘于这个了，你就接受了它了，廿载上堂如梦呓，说人世之间的，你这种体会的滋味，跟你学禅是一样的，你对于人生，认识了人生的一种苦境，人生本来就是，就是这个佛教说的，这个人生都是苦海，有各种的苦，什么爱别离苦，什么什么的苦，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廿载上堂如梦呓，他说，二十年上堂讲课，如同一场梦一样地过去，几人传法现优昙，有几个人能够把法传开来，传法，能够开出来，我老师还给我写过一封信，几年来，就是这几年，说是足下，他称我足下，他信里边用文言足下，他自称不佞，他说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凡所有法，就是他所有的法，足下已尽得之，他说你都得到了。

编导手记：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70多年前的正月，北京复兴门察院胡同，叶嘉莹跟妈妈出门去做客，走了几里路，突然一阵风，吹乱了妈妈的头发，妈妈牵着叶嘉莹的小手转过头，向家里走，进家门，对着镜子，重新梳妆打扮，再出门，门口几声鸟叫声，悦耳，很像妈妈在家中小院轻轻吟诵诗词的声音。

　　在后期制作机房，我总会叫技术员猜猜叶嘉莹先生的年纪，他们说：60多岁吧？叶嘉莹先生生于1924年，中国著名的古典诗词专家，诗人，教授，今年82岁，即使我第一次见叶先生也没有想到她有那么大。

　　还有一件事，本来作为节目的结尾来说，但主持人说立意太小否掉了，就在这里说吧：南开大学有一个湖，名马蹄湖，湖里夏天开满荷花，叶先生初来南开大学，就是被这一塘的荷花给吸引的，她写过一首很好的词：“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夏天过后，荷花凋落，冬天，马蹄湖周围的花也会凋落，一天，叶嘉莹先生特意叫上她的一位研究生，去湖边，“好像还有一朵花没有落，我眼睛不好，你帮我去看看。”她要去寻找马蹄湖最后一朵没有落的花，找了半天，她们找到了那朵花，鲜艳的开着，尽管寒冷的北风在微微的吹着。

　　节目做完，有人问我：好像叶先生并没有什么大事，稀奇事让大家娱乐？我说：没有。那你要告诉观众什么？说不清，也许希望大家能有一个博爱而敏感的心灵，能有诗的情绪，感动于花开花落，落泪于天边一丝流云，像沈从文说的那句话：于清晨极静之时，听到鸟鸣，令人不敢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