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我的读书生活

白水

　　我从八岁发蒙起，即使是在行军、作战中间，也不能两天三天不打开书本的。但一直到四十七八岁，也可以说不曾读过一部书，不曾读通一本书。因为我的读书生活是这样的矛盾，所以写出来或者可以作许多有志青年的前车之鉴。

　　我不断的读书，是来自对书的兴趣。但现在我了解，兴趣不加上一个目的，是不会有收获的。读了四十多年的书，当然涉猎的范围也相当的广泛。但我现在知道，不彻底读通并读熟几部大部头的古典，仅靠泛观博览，在学问上是不会立下根基的。这即是我在回忆中所得的经验教训。

　　我父亲的一生，是过一生没有考到一个功名的人。我父亲要我读书的目的，便是希望我能考功名。这一点曾不断引起我的反感，也大大的影响了我童年的教育。一发蒙，即是新旧并进。所谓“新”，是读教科书，从第一册读起，读到第八册。再接着便是“论说模范”。接着，就读“闱墨”。所谓闱墨，是把考举人、进士考得很好的文章印了出来的一种东西。在这上面，我记得还读过谭延闿的文章。

　　所谓旧的，是从《论语》起，读完了《四书》便是《五经》；此外是《东莱博议》、《古文笔法百篇》、《古文观止》、《纲鉴易知录》，后来又换上《御批通鉴辑览》。除《易知录》和《辑览》外，都是要背诵，背诵后还要复讲一遍的。

　　上面新旧两系统的功课，到十三岁大体上告一段落。这中间，我非常喜欢读诗，但父亲不准读。因为当时科举虽然早废了，但父亲似乎还以为会恢复的。而最后的科举，是只考策论，并不考诗赋。有一次，我从书柜里找出一部套色版的《聊斋志异》，正看得律津有味的时候，被父亲发见了，连书都扯了烧掉。等到进了高等小学，脱离了父亲的掌握，便把三年宝贵的时间，整整的在看旧小说中花掉了。这也可以说是情绪上的反动。

　　十五岁进了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还是那样的糊涂。当时我们的国文程度，比现在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国文程度，大概高明得很多。尤其是讲授我们国文的，是一位安陆的陈仲甫先生，对桐城派文章的功力很深，讲得也非常好。改作文的是武昌李希哲先生。他的学问是立足于周秦诸子，并且造诣也很高。他出的作文题目，都富有学术上的启发性。两星期作一次文，星期六下午出题，下星期一变卷，让学生有充分的构思时间。他发作文时，总是按好坏的次序发。当时我对旁的功课无所谓，独对作文非常认真，并且对自己的能力也非常自负。但每一次都是发在倒二三名；心里觉得这位李先生，大概没有看懂我的文章；等到把旁人的文章看过，又确实比我做得好，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好多次偷流着眼泪，总是想不通。

　　有一次，在一位同学桌子上看见一部《荀子》，打开一看，原来过去所读的教科书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段话，就出在这里，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便借去一口气看完，觉得很有意思。并且由此知道所谓“先秦诸子”，于是新开辟了一个读书的天地，日以继夜的看子书。

　　因为对《庄子》的兴趣特别高，而又不容易懂，所以在图书馆里同时借五六种注本对照看。等到诸子看完后，对其他书籍的选择，也自然和以前不同。有过去觉得好的，此时觉得一钱不值；许多过去不感兴趣的，此时却特别感到兴趣。

　　此后不太注意作文而只注意看书，尤其是以看旧小说的心情来看梁任公、梁漱溟和王星拱(好像是讲科学方法)，及胡适们有关学术方面的著作。到了第三学年，李先生有一次发作文，突然把我的文章发第一；自后便常常是第一第二。并且知道刘凤章校长和几位老先生，开始在背后夸奖我。我才慢慢知道，文章的好坏，不仅仅是靠开阖跌宕的那一套技巧，而是要有内容，就一般的文章说，有思想才有内容；而思想是要在有价值的古典中妊育启发出来，并且要在时代的气氛中开花结果。我对于旧文章的一套腔调，大概在十二三岁时已经有了一点谱子；但回想起来，它对于我恐怕害多于利。

　　我对于线装书的一点常识，是五年师范学生时代得来的。以后虽然住了三年国学馆，但此时已失掉了读书时的新鲜感觉，所以进益并不多。可是奇怪的是，在这一段相当长的读书期间，第一，一直到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底为止，可以说根本没有看过当时政治性的东西，所以对于什么主义，什么党派，完全没有一点印象。

　　我之开始和政治思想发生关涉，是民国十五年十二月陶子钦先生当旅长，驻军黄陂，我在一个营部当书记的时候，他问我看过孙文学说、三民主义没有?我说不曾；他当时觉得很奇怪，便随手送我一部《三民主义》，要我看，这才与政治思想结了缘。第二，我当时虽然读了不少的线装书，但回想起来，并没有得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是因为当时虽然有好几位老先生对我很好，但在做学问方面，并没有一位先生切实指导过我。再加以我自己任天而动的性格，在读书时，并没有一定要达到的目的；也没有一个方向和立足点；等于一个流浪的人，钱到手就花掉；纵然经手的钱不少，但到头还是两手空空。

　　从民国十六年起，开始由孙中山先生而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论等等。以后到日本，不是这一方面的书便看不起劲，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时候，组织了一个“群不读书会”，专门看这类的书，大约一直到德波林被清算为止。其中包括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连日译的“在马克思主义之旗下”的苏联刊物，也一期不漏的买来看。

　　回国后在军队服务，对于这一套，虽然口里不说，笔下不写，但一直到民国二十九年前后，它实在填补了我从青年到壮年的一段精神上的空虚。大概从民国三十一年到三十七年，我以“由救国民党来救中国”的呆想，接替了过去马恩主义在我精神中所占的位置。从日本回国后，在十多年的宝贵时间中，为了好强的心理，读了不少与军事业务有关的书籍。

　　这中间，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十分怅惘的，即是民国三十一年军令部派我到延安当联络参谋，住在窑洞里的半年时间，读通了克劳塞维兹所著的《战争论》，但又从此把它放弃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同生的一骂!近年来，我每遇见觉得没有什么书值得去读的人，便知道一定是以小聪明耽误了。

　　这部书，若不了解欧洲近代的七年战争及法国从革命到拿破仑的战争，以及当时德国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背景．是不可能完全了解它的。在延安读这部书，是我的第三次。这一次偶然了解到它是通过那一种思考的历程来形成此一著作的结构，及得出他的结论；因而才真正相信他不是告诉我们以战争的某些公式，而是教给我们以理解、把握战争的一种方法。

　　凡是伟大的著作，几乎都在告诉读者以一种达到结论的方法，因而给读者以思想的训练。我看了这部书后，再回头来看杨杰们所说的，真是“小儿强作解事语”。当时我已写了不少的笔记，本来预定回重庆后写成一书的；但因循怠忽，兴趣转移，使我十多年在军事学上的努力，竟没有拿出一点贡献，真是恨事。但由此也可知道对每一门学问，若没有抓住最基本的东西，一生总是门外汉。

　　我决心扣学问之门的勇气，是启发自熊十力先生。对中国文化，从二十年的厌弃心理中转变过来，因面多有一点认识，也是得自熊先生的启示。第一次我穿军服到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看他时，请教应该读什么书。他老先生教我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我说那早年已经读过了；他以不高兴的神气说，“你并没有读懂，应当再读。”过了些时候再去见他，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他问：“有点什么心得?”于是我接二连三的说出我的许多不同意的地方。

　　他老先生未听完便怒声斥骂说：“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这一骂，骂得我这个陆军少将目瞪口呆。脑筋里乱转着；原来这位先生骂人骂得这样凶!原来他读书读得这样熟!原来读书是要先读出每一部的意义!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一生的人。以后同熊先生在一起，每谈到某一文化问题时，他老人家听了我的意见以后，总是带劝带骂的说，“你这东西，这种浮薄的看法，难道说我不曾想到?但是……这如何说得通呢?再进一层。又可以这样的想，……但这也说不通。经过几个层次的分析后，所以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受到他老先生不断的锤炼，才逐渐使我从个人的浮浅中挣扎出来，也不让自己被浮浅的风气淹没下去，慢慢感到精神上总要追求一个什么。为了要追求一个什么而打开书本了，这和漫无目标的读书，在效果上便完全是两样。

　　自卅八年与现实政治远缘以后，事实上也只有读书之一法。我原来的计划，要在思考力尚锐的时候，用全部时间去读西方有关哲学这一方面的书，抽一部分时间读政治这一方面的。预定到六十岁左右才回头来读线装书。但此一计划因为教书的关系而不能不中途改变。不过在可能范围以内，我还是要读与功课有关的西方著作。譬如我为了教《文心雕龙》，便看了三千多页的西方文学理论的书。为了教《史记》，我便把兰克、克罗齐及马伊勒克们的历史理论乃至卡西勒们的综合叙述，弄一个头绪，并都做一番摘抄工作。因为中国的文学史学，在什么地方站得住脚，在什么地方有问题，是要在大的较量之下才能开口的。我若不是先把西方伦理思想史这一类的东西摘抄过三十多万字，我便不能了解朱元晦和陆象山，我便不能写“象山学述”。因此，我常劝东海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定要把英文学好。

　　当我看哲学书籍的时候，有好几位朋友笑我：“难道说你能当一个哲学家吗?”不错，我不能，也不想。但我有我的道理：第一，我要了解西方文化中有哪些基本问题，及他们努力求得解答的经路。因为这和中国文化问题，常常在无形中成一显明的对照。第二，西方的哲学著作，在结论上多感到贫乏，但在批判他人，分析现象和事实时，则极尽深锐条理之能事。

　　人的头脑，好比一把刀。看这类的书，好比一把刀在极细腻的砥石上磨洗。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我没有收到正面的效果，即是我没有成为一个哲学家。但却获到了侧面的效果：首先，每遇见自己觉得是学术权威，拿西化来压人的先生们时，我一听，便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是假内行，回头来翻翻有关的书籍，更证明他是假内行(例如胡适之先生)。

　　虽然因此而得罪了不少有地位的人，使自己更陷于孤立，但这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许多人受了这种假内行的唬吓，而害得一生走错了路，甚至不敢走路，耽搁了一生的光阴、精力。其次，我这几年读书，似乎比一般人细密一点，深刻一点；在常见的材料中，颇能发现为过去的人所忽略，但并非不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因为我这付像铅刀样的头脑，在砥石上多受了一点磨洗。

　　在浪费了无数精力以后，对于读书，我也慢慢的摸出了一点自己的门径。

　　第一，十年以来，决不读第二流以下的书。非万不得已，也不读与自己的研究无关的书。随便在哪一部门里，总有些不知不觉的被人推为第一流的学者或第一流的书。这类的书，常常部头较大，内容较深。当然有时也有例外的。看惯了小册子或教科书这类的东西，要再向上追进一步时，因为已经横亘了许多庸俗浅薄之见，反觉得特别困难；并且常常等于乡下女人，戴满许多镀金的铜镯子，自以为华贵，其实一钱不值；倒不如戴一只真金的小戒指，还算得一点积蓄。这就是情愿少读，但必须读第一流著作的道理。我从前对鲁迅的东西，对河上肇的东西，片纸只字必读。并读了好几本厚的经济学的书。中间又读了不少的军事著作；一直到民国四十一年还把日译拉斯基的著作共四种，拿它摘抄一遍。但这些因为与我现时的研究无关，所以都等于浪费。我一生的精力，像这样的浪费太多了。垂老之年，希望不再有这种浪费。

　　第二，读中国的古典或研究中国古典中的某一问题时，我一定要把可以收集得到的后人的有关研究，尤其是今人的有关研究，先看一个清楚明白，再细细去读原典。因为我觉得后人的研究，对原典常常有一种指引的作用；且由此可以知道此一方面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准和结果。但若把这种工作代替细读原典的工作，那便一生居人胯下，并贻误终身，看了后人的研究，再细读原典，这对于原典及后人研究上作的了解和评价，容易有把握，并常发现尚有许多工作须要我们去做。这几年来我读若干颇负声名的先生们的文章，都是文采斐然。但一经与原典或原料对勘，便多使人失望。至于专为稿费的东西，顶好是一字不沾。所以我教学生，总是勉励他们力争上游，多读原典。

　　第三，便是读书中的摘抄工作。一部重要的书．常是一面读，一面做记号。记号做完了便摘抄。我不惯于做卡片。卡片可适用于搜集一般的材料，但用到应该精读的古典上，便没有意思。书上许多地方，看的时候以为已经懂得；但一经摘抄，才知道先前并没有懂清楚。所以摘抄工作，实际是读书的水磨工夫。再者年纪老了，记忆力日减，并且全书的内容，一下子也抓不住，摘抄一遍，可以帮助记忆，并便于提挈全书的内容，汇成为几个重要的观点。这是最笨的工作，但我读一生的书，只有在这几年的笨工作中，才得到一点受用。

　　其实，正吃东西时，所吃的东西，并未发生营养作用。营养作用是发生在吃完后的休息或休闲的时间里面。书的消化，也常在读完后短暂的休闲时间；读过的书，在短暂的休闲时间中，或以新问题的方式，或以像反刍动物样的反刍的方式，若有意若无意的在脑筋里转来转去，这便是所读的书开始在消化了。

　　并且许多疑难问题，常常是在这一刹那之间得到解决的曙光。我十二三岁时，读来易氏，对于所谓卦的错、综、互体、中爻等，总弄不清楚，我父亲也弄不清楚。有一天吃午饭，我突然把碗筷子一放：“父，我懂了。”父亲说：“你懂了什么?”我便告诉他如何是卦的错综等等，父亲还不相信，拿起书来一卦卦的对，果然不差。平生这类的经验不少，我想也是任何人所有过的经验。

　　一个人读了书而脑筋里没有问题，这是书还没有读进去；所以只有落下心来再细细的读。读后脑筋里有了问题，这便是扣开了书的门，所以自然会赶忙的继续努力。我不知道我现在足否走进了学问之门，但脑筋里总有许多问题在压迫我，催促我。支持我的生命的力量，一是我的太太，及太太生的四个小孩；一是架上的书籍。现在我和太太都快老了，小孩子一个一个的都自立了，这一方面的情调快要告一结束。今后只希望经常能保持一个幼稚园的学生的心情，让我再读二十年书；把脑筋里的问题，还继续写一点出来，便算勉强向祖宗交了账。

白水

昨天在微信上读到的一篇文章，读后颇受益，分享。

木兰晓芙

三条门径都说得很好，确为经验之谈。“父，我懂了”，这句有些出乎意料，没想到可以用“父”、“母”这样的单音节来称呼，若是“父亲”、“母亲”，就不奇怪了。查了一下，徐复观先生1982年去世，是湖北浠水县人，也许“父”这个用法跟他的家乡方言有关，小即君也许有些熟悉。

日月光华

最近在自省知识结构与读书方法的问题，所以我读了冯胜利先生《学术人生 甘苦与共——在美国留学、工作、生活》，这是根据一个访谈节目整理而成的，中国知网可以下载。然后又重读了裘锡圭《谈谈学习古文字的方法》、李学勤《谈自学古文字》，今天又读了白水师分享的帖子。先辈的读书经验和经历总能让我精神振奋。 这两年突然觉得古典文献学、版本目录学对于一个搞古籍的人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对于一个学语言的，逻辑学又很重要。回首过去，我对自己的知识结构产生了不满，对读书方法产生了怀疑。也浪费了许多宝贵的光阴。每每看到自己的藏书，都很有急迫感。书多而未读过的亦不少。 人生总要走一段然后停留少许片刻，做一番内省式的自我检查，然后再启程。

日月光华

以下是从冯胜利先生的文章中摘抄出的，时不时会打开看看，分享如下，与大家共勉： “我并没有对自己的能力感到吃惊，只觉得你要是全身心地投入，你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人总是在所处的特定环境中了解和发现自己的。” “做学问要相信自己的直觉” “但如果你的感觉告诉你这是真的，你就要相信自己，抓住不放，直到让”真“水落石出、现出原形。” “须知为学虽贵创新，但未有不师法前贤而能名家者。” “学问就在于持之以恒和没有结果绝不罢休的精神。” “我以为，中国学者是在自己寻求和获得真理的过程中，通过对自然和人生真谛的感悟，来达到安身立命的自觉境界的。” “在渺茫的时候要看书。书不能不读。不读书就找不到想要的东西，书是医治渺茫、彷徨的良药。” “做学问一定要练就坐冷板凳的功夫。人生最珍贵的几年时光就是大学的这几年。你要是不读书，过了这四年，以后恐怕就‘过了这村没这店’了。”

西贝惑

我最近看到金克木先生关于读书读的体会，来日贴上

白水

昨晚和光华提到的是严耕望的《治史三书》，前段时间通读完后收获非常大。

西贝惑

现在人读书有个问题：书越来越多，到底该怎么读?

汉朝人东方朔吹嘘他“三冬，文史足用”。唐朝人杜甫自说“读书破万卷”。宋朝以后的人就不大敢吹大气了。因为印刷术普及，谁也不敢说书读全了。于是分出“正经书”和“闲书”，“正经书”中又限制为经、史，甚至只有“九经、三史”要读，其他书可多可少了。

现在我们的读书负担更不得了。不但要读中国书，还要读外国书，还有杂志、报纸，即使请电子计算机代劳，恐怕也不行。总而言之是读不过来。光读基本书也不行：数量少了，质量高了，又难懂，读不快，而且只是打基础不行，还得盖楼房。怎么办?就说中国古书吧，等古籍整理出来不知何年何月，印出来的只怕会越多而不是越少，因为许多珍贵古籍和抄本都会印出来。而且古书要加上标点注释和序跋之类，原来很薄的一本书会变成一本厚书。古书整体并没有死亡，现在还在生长。好像数量有限度，其实不然。《易经》、《老子》从汉墓里挖出了不同本子。《红楼梦》从外国弄回来又一个抄本。难保不再出现殷墟、敦煌、吐鲁番之类。少数民族有许多古书还原封未动，或口头流传。古书现在是增的多减的少。也许理科的情况好些，都已经现代化进了新书里了；可是新书却多得惊人，只怕比文科的还生长得快。其实无论文理法工农医哪一行，读书都会觉得忙不过来吧?何况各学科的分解、交叉、渗透越来越不可捉摸，书也跟着生长。只管自己研究题目，其他书全不看，当然也可以，不过作为一个社会活动中的人若总是好像“套中人”，不无遗憾吧?。

现在该怎么读书?看来对这个问题感到迫切的是成年人。儿童和青少年自己未必有此感觉。老年人读书能力，至少是目力和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了。所以书读不过来的问题只怕主要是从二十几岁到五六十岁以知识为职业的人的烦恼。对这些人讲读基本典籍当然对不上口径。这也许是有人想提倡读基本书而未得到响应的原因之一吧?卖得多的书未必读的人多，手不释卷的人也许手中是武侠和侦探小说或则试题答案，嚷没工夫读书的人说不定并不是急于读书，不过闲谈几句读书似也无妨。

照我的想法，同是读书人，读同类的书，只讲数量，十八岁的不会比八十岁的读得多。所以刚上大学不必为不如老教授读书多而着急。应当问的是：自己究竟超过了那位八十岁的老人在十八岁时的情况没有?若是超过了或大致相等，就可放心；若是还不如，那就该着急了。读书还不能只比数量，还得比质量，读的什么书，读到了什么。我想，教书的人，特别是教大学的人，应当要求十八岁的学生超过十八岁的自己。我教过小学、中学、大学，我自己觉得有不如学生之处，也有胜过学生之处，要教的是后者，不是前者。也许这就是我多次教书都尚未被学生赶走之故吧?甚至还有两三次在讲完课后学生忽然鼓掌使我大吃一惊的事，其实那课上讲的并不是我有什么独到之处。由此我向学生学到了一点，读书可以把书当作教师，只要取其所长，不要责其所短。

话说回来，二三十岁的人如果想读自己研究以外的书，如何在书海之中航行呢?我的航行是迷了路的，不能充当罗盘。假如必须说点什么，也许只好说，我觉得最好学会给书“看相”，最好还能兼有图书馆员和报馆编辑的本领。这当然都是说的老话。我深感当初若能学到旧社会中这三种人的本领，读起书来可能效率高一点。其实这三样也只是一种本领，用古话说就是“望气术”。古人常说“夜观天象”，或则说望见什么地方有什么“剑气”，什么人有什么“才气”之类，虽说是迷信，但也有个道理，就是一望而见其整体，发现整体的特点。用外国话说，也许可以算是1890年奥国哲学家艾伦费尔斯(Ehrenfels)首先提出来，后来又为一些心理学家接受并发展的“格式塔”(Gestalt完型)吧?20世纪有不少哲学家和科学家探讨这个望其整体的问题。从本世纪初到世纪末，各门学术，又是分析，又是综合，又是推理，又是实验，现在仿佛有点殊途同归，而且越来越科学化、数学化、哲学化了。这和技术发展是同步前进的。说不定到21世纪会像19世纪那样出现新局面，使人类的眼光更远大而深刻，从而恢复自信，减少文化自杀和自寻毁灭。

从前“看相”的人常说人有一种“格局”。这和看“风水”类似。王充《论衡》有《骨相》篇，可见很古就有。这些迷信说法和人类学、地理学正像炼丹术和化学、占星术和天文学一样，有巫术和科学的根本区别，却又不是毫无联系，一无是处。不论是人还是地，确实有一种“格局”。

从前在图书馆工作的人没有电子计算机等工具，甚至书目还是书本式，没有变成一张张分立的卡片。书是放在架上，一眼望去可以看见很多书。因此不大不小的图书馆中的人能像藏书家那样会“望气”，一见纸墨、版型、字体便知版本新旧。不但能望出书的形式，还能望出书的性质，一直能望到书的价值高低。这在从前是熟能生巧之故。编书目的，看守书库查找书的，管借书、还书的，都可能自己学得到，却不是每人都必然学得到。对书和对人有点相似，有人会认人，有人不会。书也有点像字画。

从前报馆里分工没有现在这么细，那时的编辑“管得宽”，又要抢时间，要和别的报纸竞争，所以到夜半，发稿截止时间将到而大量新闻稿件正在蜂拥而来之时，真是紧张万分。必须迅速判断而且要胸有全局。许多人练出了所谓“新闻眼”、“新闻嗅觉”、“编辑头脑”。

若能“望气”而知书的“格局”，会看书的“相”，又能见书即知在哪一类中、哪一架格上，还具有一望而能迅速判断其“新闻价值”的能力，那就可以有“略览群书”的本领。因而也就可以“博览群书”。据说诸葛亮读书是“但观大略”，不知是不是这样。

其实以上说的这种“格式塔”知觉在婴儿时期就开始了。人人都有这种本领，不过很少人注意自己去锻炼并发展。要练这种“略览”又“博览”的“望气”功夫比学武术和气功还难。另外还有个补救办法是把人代替书，在人多的地方练习观察人。书和人是大有相似之处的。学学给人作新式“看相”，比较比较，为的是把人当作书读。这对人无害，于己有益。“一法通，百法通”。

西贝惑

金克木的观点也不是完全同意的，但是这不同意属于感性，而没有什么材料背景的支撑。不过，赞同的地方，真是受教。

加黑的段落为最。

不知道诸位前辈们25岁的时候在读些什么书？还有印象深刻的吗？

更加想要在我的24岁的时候弄明白的是，当我完成自己的25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和那时候的你们比一比，谁看得书有趣而自己见解又独到的可爱。真是，想想，对于24到25岁这两年的时光，充满了期待与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