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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转:谈谈我的治学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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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 16:02:3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谈谈我的治学经过


王仲荦(1913-1986),浙江余姚人。主要著述有《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西昆酬唱集注》、《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等。


我原籍是浙江余姚,但从小生长在上海,在上海读了小学、中学、大学。

 

我二十岁前,决定学文科了。当时听课之余,接触我国古典文学,也喜欢李商隐、温庭筠这一流派的诗。要学温李的诗,首先要多记典故,世人谓之獭祭鱼,高诱《吕氏春秋》注里说:“獭,水禽也,取狸鱼置水边,四面陈之,世谓之祭鱼。”《谈苑》:“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我当时向山阴任堇叔先生请教,他教导我先拣择一部使用典故多而卷数却又较少的集子,拿来加以注释,因此我就选中了《西昆酬唱集》。作《西昆酬唱集》的笺注,仅靠《佩文韵府》是不行的,我就一部部书地翻检诗句的出处,如《毛诗》、《左传》、《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麟台故事》、《初学记》、《太平御览》、《世说新语》、《穆天子传》、《西京杂记》、《酉阳杂俎》、《庄子》、《列子》、《楚辞》王逸注、《玉台新咏》、《樊南诗文集》冯浩注、《文选》李善注、《全唐诗》等。花了不到两年的功夫,一天天的翻检,终于基本作成了。当时翻检得很详细,不但解决了注释问题,也充实了自己,打好了基础,最后料检,仍有四、五条典故找不到娘家,隔了十多年,偶然在《山海经》郭璞注里找到了。当然那时年纪轻、涉世浅,对集子中牵涉到的史实和作诗本意,都无法完全领会了解,如果当时急于出书,必然失之肤浅。所以这部《西昆酬唱集注》藏在箱底有数十年之久。“文化大革命”十多年中,卧病家居,开启旧箧,又把这部稿子拿出来,加以整理补充。1980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经过这一次的整理,自己觉得对杨亿、刘筠诸人的作诗本意,领会较深。如果在四十多年前就印成书,到今天来翻阅,一定看出很多纰漏,现在错误的地方虽还难免,但究竟少得多了。我这里得到一条经验,年轻的同志,不要太急于出书,良工不示人以璞,一定要雕刻得很完整,才把东西拿出来,供人们批评指正。

 

我十八岁结婚,由于岳父是章太炎先生的学生等关系,两家来往甚密,章夫人汤国梨先生知道我很喜欢古典文学,就把我的诗文介绍给太炎先生看,并把我推荐给章先生做学生。我本来是他学生的女婿——小门生一辈,现在我成了他的学生了。

 

我开始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和章先生自著的《国故论衡》、《文始》。并陪侍太炎先生去苏州和无锡讲学。当时有人非议他主张读经,我开始也以为读经无用,但听了几次章先生的讲学以后,我渐渐发觉章先生的主张读经,和当时保守势力的提倡读经,内容显有距离。第一,章先生继承了浙东学派“六经皆史”的说法,认为讲经学就是提倡史学;第二,认为经学也好,史学也好,多多研究,可以作借鉴;“保国性”,也就是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章先生的学问是双轨并进的。他有纯学术的著作,也有和国家民族息息相关的著作。从这一点看,也就懂得章先生为什么这样向往顾亭林,亭林既有《音学五书》这样纯学术性著作,但也有可供国家民族借鉴的象《日知录》这样的著作,双轨并进,是并行不悖的。

 

1936年夏,太炎先生逝世,我与沈延国整理并记录了章先生的遗著目录。

 

当初,我想编一部《两晋会要》和《南北朝会要》。后来听说泰兴朱铭盘先生已经编成,避免叠床架屋,我就辍笔不编这些了。因此编了一部《北周职官志》,在章先生健在时,我向他汇报过这一工作,他点点头,指示了两点,一,必须对孙诒让氏的《周礼正义》,细致地研读;二,必须广泛参考金石墓志。我听了他的话,后来在1948年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图书馆翻阅所藏的金石拓片,后来又翻阅了赵万里氏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都是根据他生前指示来做的。


《北周职官志》后来将西魏北周两朝的典章制度穿插补充进去,就改名为《北周六典》。

 

写《北周六典》,不仅要搜集有关北周的资料,因为北周是仿《周礼》六官的,《周礼》的研究,幸亏有一部孙治让的《周礼正义》,这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但是《周礼》以外,《左传》、《国语》等著作,有关周官部分,都得搜集。除了周官以外,北周还采用汉魏官制很多,还得找出它的娘家来,看看四十万字一部小书,触及面非常广,这就不得不投入很多的劳动进去了。

 

1935年,又起草了一部《北周地理志》,这是与《北周职官志》密切相关的姊妹作。

 

《北周地理志》写作时,困难更多,当然我主要依靠的是《魏书·地形志》和杨守敬的《隋书·地理志考证》,但是魏收写《魏书》时,是根据东魏的版图来写的,关西的郡县,只据孝武帝永熙旧籍,西魏添置的郡县,一概不录,资料残缺太多了。《隋书·地理志》本名《五代史志》,但对梁、陈、周、齐的州郡废置,还是非常简略。《魏书·地形志》里记载的北方州郡县,在《隋书·地理志》中消失不见了,在什么时间废掉的呢?无材料作依据来加以说明,我还是采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一个郡一个郡地解决,一个县一个县地解决,郡县次第解决,州也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都是我二十多岁时候着手搞的,这两部稿子开始编写的时候,是极不成熟的,我记得抗日战争开始,《制言》在上海复刊,向我征稿,不交吧,压力很大。便从《北周地理志》材料中加以提炼,稍加组织,写成了一篇《北周总管府隶州考》,结果受到的挑剔多于赞誉。但这对我却是一种推动力,也就要求我把这两部书进一步的充实。我有一个特点,每处逆境,遇到不称心的时候,我的要诀,就是“沉下心来”。和著作接近一点,和外面疏远一点,心就平静下来了,写作也就推进一步了。《北周六典》和《北周地理志》这两部姊妹作,从初起稿到写定,前后的距离也有四十多年。

 

建国前,我曾先后辗转于上海、江浙、昆明、重庆、南京、青岛等地,如在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青岛山东大学担任过讲师、副教授和教授。我有一个不旧不新的箱子,里面装些替换的衣服,另外就是上面说的《西昆酬唱集注》、《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三部书稿,它们跟我真是走遍了天涯海角。

 

建国后,我从1952年起,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担任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课程,由于我一口南方音,北方同学听课感到困难,于是开始编写一部讲义,来补救这方面的缺憾;但不尽符合教材要求。以后就索性放开手花了五、六年时间,写成《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这部断代史。

 

“上册”于1961年7月出版,1966年6月以后,就成为“放毒”的史书,它的寿命只有五岁就天折了,我当时很泄气。我把宝贵的青春和精力白白浪费了,真是感慨万端,决心不再搞它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我把这部稿子,放在木箱底,从没有去触动它。由于没有触动,所以推崇武周女皇的议论,儒法斗争等等奇谈怪说,没有倾注到我的著作里来。

 

“四人帮”粉碎后,1976年冬,上海人民出版社即来信表示要重印我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并且出版《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下册),我觉得很为难。因为这部书是在1952年着手编写的,在这二十五年之间,历史学界对这段历史的许多重要问题,争论甚烈,进展甚快,我不能把二十五年前着手编写的旧作,原封不动地重新印出来,因而势必要大加修订。我征得同意后,决意抽出两三年的时间,重新写定。并把原书改写成为《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书。1979年5月,我写定了《魏晋南北朝史》交给出版社,这年12月,书就印成出版了。《隋唐五代史》也费了三年半时间,在1983年7月写定交给了出版社。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写作宗旨,我已在两书的《序言》里,详细加以说明了,这里只讲两个问题。

 

中国的古史,如《尚书》除《禹贡》篇外,大多是政治史,《左传》前人名为“相斫书”,当然近乎一种诬蔑,但它专讲政治和战争经过,却是实情。司马迁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史学家,他写了很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的传记,并且写得栩栩如生。此外,他的八书都是和经济文化有密切关系的,《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除了文化、经济以外,还介绍了当时的风尚习俗。班固的《汉书》,《食货志》重经济;《地理志》重地理沿革,也牵涉州郡物产;《艺文志》记录了文化的积累;《儒林传》着重学术的传授;《货殖传》、《游侠传》也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发展。班、马的优点,都是全面介绍当时社会。不管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都全面介绍,这样才能看到祖国的伟大。我们今天写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我认为应该继承我国史书的优良传统,全面地介绍出伟大祖国的风貌,不但要把政治史、经济史讲清楚,也要把祖国优秀的文化介绍出来。

 

在建国前,有人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看作是中国史上的黑暗时代,认为它一团漆黑,社会经济停滞不前,我本人也曾受到过这个看法的影响。后来我这个看法改变了。诚然,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货币近于废弃,这是由于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而造成的,但不等于说这个社会的进展就裹足不前了,这个社会的文化就不再向前发展了。相反,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经学思想、哲学思想、宗教思想,史学著作、地理学著作,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杂仗等等,以及科学技术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拙著《魏晋南北朝史》,文化部分的字数几占全书文字的四分之一;《隋唐五代史》共一百二十万字,文化部分,几达五十万字。重点写经济部分,强调农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尤其强调文化的发展,借此来冲淡政治、军事方面黑暗面的影响,我想是有此必要的。当然由于我的水平所限,文化部分内容不但还有疏漏的地方,而且大半借用了前人和近代学人研究的成果来作一般性叙述,写来也浮光掠影,不够深入,这是应该深自谴责的。

 

其次,是内容的净化问题,过去对这方面注意不够,造成不良影响。这次改写,凡是太恐怖,太野蛮的行为,如隋末的朱粲,如唐末的秦宗权、孙儒这一类人的暴行一概不写。有关黄色的故事,如隋炀帝戏陈夫人等事,也接受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意见,不再提及了。

 

1962年,国务院调我去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山东大学主持标点南朝五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南史》。当时武汉大学唐长孺教授主持北朝史点校工作,南朝由我负责,中华书局内部开玩笑,称为“南王北唐”。实际唐长孺教授的学问胜我百倍。

 

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教师参加点校的有张维华教授、卢振华教授和我。我的《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已出版,对于南北朝的典章制度,职官地理,比较熟悉,所以我被指定点校有“志”的《宋书》和《南齐书》。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校了宋本、三朝递修本、南监本、北监本等,还采用了张森楷、张元济等人的校记,又增加了用《册府元龟》来参校,尽管标点上还可能会发现一些小错误,校勘的质量却是较有保证的。

 

第一次点校工作,从1962年冬开始,到1966年结束,我点校的《南齐书》和张维华教授点校的《陈书》都已经定稿,《梁书》也快结束,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就被学校电召回校了。

 

第二次点校工作,是在1967年,北京来电话并派人和我们联系,当时我和张维华教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不准前去,只准卢振华教授一人前往,不到几个月,卢振华也回来了。

 

第三次点校工作,从1971年7月开始,到1976年。卢振华教授大腿骨折,卧床不能行动,张维华教授已退休,只有我一个人前去。我和中华书局编辑部商量,把《南史》点校工作委托卢振华教授在济南进行,由我在北京定稿。我点校《宋书》的工作,则在北京进行,到1975年,《宋书》点校工作基本完成,1976年,《南史》的点校也基本定稿。3月末,我因病住进同仁医院(当时改名工农兵医院),4月5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人民悼念周总理的运动,人心之激动,场面之壮阔,感人至深。我病卧在医院里,那么想,有这么多好样的人民,中国的政治局面是不会坏下去的,中国是不会亡的。住院近两月,出院后,又在中华书局两月,我负责的工作基本结束了,我也就回济南了。

 

回顾几十年的经历,我每当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总想沉下心来,整理旧著。1968年以后,我病卧中,开始把《北周地理志》加以整理,到了1971年,总算写定完稿了。这部书的写定,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北周六典》也接着写定了。最后,《西昆酬唱集注》也在北京写定了。不久,“四人帮”倒台,天日重见,我就把这三部稿子交付中华书局。中华书局接受后,很快把我这三部书陆续印刷了出来。这三部书都是我二十几岁时起草搞的,到六十多岁,才见成书,稿藏四十多载,没有被蠹虫蛀掉,没有被作为“四旧”烧掉,也总算万幸了。

 

有朋友问我:“你以后还准备写哪些书?”我告诉他,我准备把这些年的论文编成一个集子,集名《鹊华山馆丛稿》,计划一年之内编成。此后视我的健康情况,还预备写几部书。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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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2 16:20:27 | 显示全部楼层
白水按:上面转的王仲荦先生的这篇文章,前段时间在微信朋友圈看到,颇有感触,自己在朋友圈分享了一下,也一直想着转到这里。今天动手转之前,一检索,才知这其实是1984年《文史哲》上的一篇文章,三十年前的文章,我今年才看到。刚才也在想,如果我十几年前看到这篇文章,会有今天这么深的感触么?只怕不会,那时我的兴奋点还在于各种“思想”,不像现在,开始更多地用力于文献。用力于文献之后,平添了很多感触,如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没有文献的基础,是论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的,就拿我最近用力的几个相关题目来说,梳理了一番文献后,再看一些论述之文、之作,只觉得可笑,那么多该读到的东西都没有读到,用的几条文献,还都理解错了,以讹传讹,大家都这么含混地用着,这能论出什么东西来?再一个感慨是,弄文献真难真累,就拿我眼下写的这篇东西来说,在已经做了很多前期工作的前提下,原以为是五六千的小文章,但现在两万字了还不能收工,原以为几天就能结束,但两个星期了还在整理,尤其是没有前人整理过的文献,自己从头来,那真是蚂蚁啃骨头,一个书名号,一个引号要落实,可能就得几个小时,一段历史文献,几行字,背后却是各种典章制度,涉及好几个领域的知识,有时一天只能解决一两段。这还是在有现代的网络检索技术的帮助下,还需要这么辛苦,过去的学人,哪有网络搜索引擎,工作量大十倍都不止。但每整理完一段文献,自己的知识就实打实地增加一些,所以,人要真是能老老实实地校点注释完一本书,学识绝对可以上蹿一截子。尤其是注释,很重要,光句读不行,现在很多只有句读的古籍整理之所以问题多多,就在于没有增加注释这一道关。有的人整理出的标点本,我怀疑整理者自己都看不懂,再加上编辑又不负责,因此各种粗制滥造的整理古籍就都出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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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2 16:43:20 | 显示全部楼层
这篇文章我也读过。正在开始读白水老师您推荐的《治史三书》,都强调阅读文献本身的重要性,的确深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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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2-2 16:49:27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帖由 日月光华 于 2015-2-2 16:43 发表 这篇文章我也读过。正在开始读白水老师您推荐的《治史三书》,都强调阅读文献本身的重要性,的确深有同感。

呵呵,我在贴这篇东西的时候就想到过,对这个话题,这里可能我和你最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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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5-29 22:43:46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段时间在看中华书局出的一个古籍的校注本,问题那叫一个多啊,现在的研究者做事,真没法跟过去的老学者比。今天上来,翻旧帖看到了这一篇,又重读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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