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译界泰斗之称的杨宪益先生离开我们转眼已经五年了。今年1月10日，是老人的百年冥诞，亲朋好友、报刊杂志、出版社或者撰文或者出书纪念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令人欣慰。2月9日，现代文学馆又举办了纪念杨宪益先生百年诞辰活动。
五年来，老人似乎并未走远；他欣然提笔为我的书写下“金丝小巷忘年交”这个名字时的情景，犹在眼前。当时距我首次登门老人位于后海小金丝胡同的家已有两年之久，老人痛快地接受了我定期采访，以便书写杨宪益、戴乃迭传奇般的异国婚姻和翻译事业的要求。我们已就题目讨论过多次。我开始想用的“大家”、“大师”、“文化巨人”等词语往往引起老人蹙眉摇头，直到有一天和老人聊得开心了，我突然想到“金丝小巷忘年交”，老人马上说好。我说自称“忘年交”未免有虚妄之嫌；老人却说“没有，没有，我觉得挺好。”当即用那不听使唤的右手为我尚在孕育当中的书题写了书名。
还有一次欣然提笔是我开始每周造访小金丝不久。我问老人为什么不写打油诗了？早期的私塾教育让他自小就喜欢上了旧体诗，十几岁开始写诗。虽然早期的诗基本没有留下，倒是八九十年代，退了休，闲适下来，常常信手拈来，或与朋友你唱我和，或因时事有感而发。老人曾自嘲“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我原以为，老人不写诗了是因为中风后右手不灵光了，所以自告奋勇，说若有诗意，他可以口授，我来写。没想到宪益先生说不是因为手的原因，“不信我现在就写给你看。” 说完便让护工小薛拿来了纸笔——纸是红线竖条，夹在写字板上。
窗前发财树
长大碍门户
无官难发财
留作棺材木
四行诗一蹴而就，我在一旁忍俊不禁。而客厅的大窗前确有一棵头重脚轻、枝繁叶茂的“发财树”。树是某一年老人生日，女儿买的；几年下来，客厅快容不下了，老人如是说。短短二十个字，有景有情，幽默双关，还没忘记针砭时弊。
后来我才明白，老人不再写诗，不是因为右手不灵，而是生活寂寥。他说朋友们死的死、病的病，难得一见了。
寂寥是宪益先生晚年的常态。
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正是杨宪益刚正不阿的性格决定了他晚年的命运。
（此处删节一段文字）
当时我只把那淡淡的一笑当做老人惯常的超然。今天再回望，我在那淡淡一笑的背后看到了老人的无奈与无望——又是5年过去了，“平反”抑或正名似乎变得更加遥远。
（此处删节一段文字）
1990年，已经“无官无党一身轻”（出自杨宪益作于1990年3月的打油诗：母老妻衰畏远行，劫灰飞尽古今平。莫言天意怜幽草，幸喜人间重晚晴。有酒有烟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是非论定他年事，臣脑如何早似冰）的杨宪益应意大利友人的再三要求开始写英文自传；1991年2月完成后由意大利友人翻译成意文，以《从豪门阔少/富家少爷到党员同志》为书名在意大利出版。这一书名高度精炼地概括了杨宪益1989年6月以前的人生。
1915年1月10日杨宪益出生于天津一家豪门望族，父亲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据说母亲在分娩前做过一个梦，梦中一只白虎扑进怀中。算命先生释之为吉凶参半。吉为婴儿为男婴，在经历一番艰难险阻之后会成就辉煌；凶为杨家不会再添男丁，而且这个男孩的出生会危及父亲的健康。果然，杨宪益是父亲三房妻妾中唯一的儿子，而且父亲在杨宪益5岁那年病逝。杨宪益英文自传于2002年在香港出版，书名便是《白虎星照命》（White Tiger)。
该书出过两个中文版本（《漏船载酒忆当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杨宪益自传》，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两版均为薛鸿时译），都是删节版。
杨宪益和他的英国妻子戴乃迭(Gladys Margaret Tayler)相识于1937年的牛津。当时一个是已经就读牛津墨顿学院一年，主修古希腊、古罗马文学的中国留学生；一个是刚入学圣安妮学院，攻读法国语言文学的英国女生。戴乃迭因为出生于北京，父母都是传教士，长期在中国的教会学校任教，所以她对中国一往情深，开学不久就加入了牛津的中国学会。而杨宪益正是中国学会的主席。在杨宪益的影响下，戴乃迭后来转修汉学，成为牛津取得汉学荣誉学位的第一人。
两人的相识、相恋，成就了一段广为美谈的异国婚姻：他们于1940年回到战乱中的祖国，在大后方重庆、贵阳、成都等地任教，颠沛流离，生活困顿；1949年婉拒了时任国民党教育次长杭立武的赴台邀请，放弃了当时一票难求的赴台机票；文革中两人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双双入狱四年，唯一的儿子因受父母牵连遭受迫害精神分裂，最终以自焚结束了年仅36年的生命；他们饱经磨难却始终不离不弃，相扶相守，出狱后又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两人珠联璧合，翻译了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学经典：他们的译著从屈原到鲁迅；从《史记》到唐代传奇；从《儒林外史》、《红楼梦》到巴金、沈从文；几乎涵盖了全部中国文学史，为中西文化交流构建了一座不朽的桥梁。1980年代，受英国“企鹅丛书”的启发，杨宪益还创办了“熊猫丛书”，专门出版高品质的平装中国文学译著。
我初识二位大名是1970年代末，当时改革开放的浪潮正风起水涌，“大革文化命”的废墟上，一个文学的春天，在乍暖还寒的季节破土而出。不仅新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各类中外古典名著也重新出版，英语的原著和中国文学译著也开始走进书店……
那是一个令人激动、让人目不暇接的春天。各种文学名著，把我一次次拉进书店。作为一名‘77级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我囊中羞涩，只有压缩伙食费，才能捧回几本心爱的书。就这样，我与英文版《红楼梦》不期而遇了。它的精美印刷，丰富插图，一下子就让我爱不释手。尚未读过中文版的我，手捧三卷本英译《红楼梦》走进了杨宪益、戴乃迭的翻译世界，从此成了他们的“粉丝”，尽管当时“粉丝”一词尚未提高身价，走出食品的行列。
1980年代在北京读研究生时尝试着翻译了数首舒婷的诗，并冒昧地把译稿寄给戴乃迭先生求教。没想到两星期后就收到了乃迭先生的回信，对我不仅鼓励有加，还在我的译稿上用红笔做了详细点评，令我深深感动。
一直仰慕他们，却未曾谋面。去国多年，我也始终通过西方媒体关注他们。
杨宪益
Fu Jingshe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1989年在大洋彼岸读到杨宪益的消息；1999年，还是在异国他乡读到戴乃迭辞世的消息。直到2007年的春天，我才有幸走进小金丝胡同6号。这是杨宪益老人最后的寓所——他在乃迭夫人去世后要求搬出外国专家专享的友谊宾馆，2001年“独身宛转随娇女”，与小女儿杨炽一家住进后海湖畔、银锭桥边、老北京风貌保护区内的一座老式四合院。
导师巫宁坤先生的女儿回国探亲，受父亲之托前去探望杨宪益先生。已经“海归”的我欣然陪同前往。
当时，93岁的老先生已经同病魔有过几次交锋，右手、右腿都已不听使唤。坐在绛红色沙发椅上，老人同我们一一握手，并一再道歉，腿不好，不能起身。
我坐在老人身旁，环顾着洒满阳光的客厅，古旧得辨不出颜色的条案，书柜里满得要外溢的外文书，墙上的字、画，无不散发着古朴与宁静。
朋友说杨家早已不再高朋满座，觥筹交错。老人常常就这样坐在沙发椅上，读读报纸，看看电视。尽管老人眼睛里透着淡泊，言谈举止超然，我心里却有些不平。这就是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做出卓越贡献，为“抗美援朝”捐过飞机，为故宫博物院捐过上百件珍贵文物，为国家保住了四千多片商朝甲骨的杨宪益先生的晚年生活吗？友人王世襄（1914-2009，著名文物鉴赏家、收藏家、文化风俗专家）的题字“从古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悬挂在客厅一侧的高墙上。先生自是名士，先生堪称圣贤，但晚年的寂寞也未尝不是一种无奈。
我对先生的景仰，对先生的爱戴，在那一刻凝聚成一股强烈的愿望：我要陪伴先生，了解先生，我要写写杨戴的传奇爱情和他们戏剧般的人生。于是有了我每周造访小金丝的难忘经历。
在这个喧嚣浮躁的社会，每周一次，与老人对坐，如清风拂面。
我们谈读书无禁区、思想无束缚的年代；谈他的私塾教育和我少时的文化饥荒；谈他学生时代的博览群书和现今的应试教育；谈他众星捧月的童年、少年却没有被宠坏；谈他从豪门阔少到党员同志；我们谈文革反思，谈’57，谈’风波，谈“三顾茅庐”和“七擒孟获”。
“三顾茅庐”大概是老人给我讲的最早的故事。
（此处删减一句话）。尽管他的声音表达了目睹或亲历了那场运动的大多数人们的心声，但随之而来的“清查运动”——党员人人过关，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迫使多数人不得不违心地放弃了自己的思想。但杨宪益拒不“悔改”，主动要求退党，于是有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的“三顾茅庐”。
英若诚于1989年10月两次登门杨家，力劝杨宪益重新考虑退党申请，一再指出，只要公开认错，党就宽宏大量，不再追究他的言论。但仅有四年党龄的杨宪益坚持原则，始终认为自己的言论无错，错误仅在于违反了党的纪律，说了一个共产党员不该说的话，所以愿意“咎由自取”，主动退党。
1989年12月5日，英若诚再次登门，苦口婆心，表达党的宽容与挽留。最后，英若诚说：“我可是三顾茅庐了。”杨宪益答，“你得七擒孟获。”两人自是心照不宣。
随后，杨宪益于1990年3月被“开除出党”，因为伟大的党岂能允许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主动退党。
我们也谈文学，谈翻译，谈他如何“平生厌读《红楼梦》”，我为何不喜欢简·奥斯丁；他最终以翻译《红楼梦》闻名世界，而我最早付梓的文字是翻译关于奥斯丁的文学批评。
我给他看我去牛津寻找他和乃迭足迹所拍的大量照片，让他想起撑篙荡舟察威尔河的美好时光。给他看我在墨顿学院档案馆里搜到的1936年墨顿新生的集体照——44个西装笔挺、英姿焕发的小伙子中只有一张东方面孔；他早已不记得还有这样一张照片。
我告诉他在大英图书馆读到许多乃迭给亲友的书信，那是记录中国生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他赞叹乃迭很会写信，也很能写信。
我惊叹他把一尺多厚的《资治通鉴》翻译手稿轻易送给了国外汉学家，他说没什么，汉学家也想翻译《资治通鉴》，我 的译稿对他也许有参考价值。
我们谈他和乃迭的四年牢狱，他说没什么，自己没受什么大罪，狱友们也对他很尊重。“若在外面，也许早被打死了”，他说。“倒是乃迭不易，四年单独监禁，出狱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自言自语。”
我们谈他和乃迭的永恒爱情，从诗情画意到颠沛流离，从领袖座上宾到政治阶下囚，谈他们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却始终如一，不离不弃。
我们谈当代人的爱情短暂，婚姻易变；谈当代社会的物欲横流，理想缺失；甚至谈我自己的人生惶惑……我们就这样，天南海北，想到什么聊什么。久而久之，似乎变成了朋友，忘了我要写书的初衷。
然而，有一天老人失声了。我们的交流只能通过眼神和手的触摸。又一天，老人走了。
我过去三年的人生轨迹改变了。我不再每周一次沿机场高速从北五环奔二环去造访小金丝胡同。我开始奔波于伦敦、牛津；北京、南京。
我开始从旧书市场上淘书，搜集所有外文出版社早年出版的杨戴译著和熊猫丛书。
我在记忆中回味自己的好运，感恩忘年交的缘分，搜寻那个把我从大洋彼岸引领进小金丝胡同的无形的线……它始于儿时对书本的饥渴，后来对知识的追求，再后来对于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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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1 19:1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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