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书摘

白水

白水按：去年读严耕望《治史三书》一过，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前辈学人谈治学的文章我读过不少，但从来没有哪个人能像严耕望先生这样现身说法，讲得这么细致，一生的心得全在里面，读了这本书之后，一下子就会明白，和前辈大家的差距是怎么形成的，为之喟叹良久。前几天又陆续将上次读时做了标记的部分重读一遍，仍觉极有收获，于是又花了几天的时间，将对自己有所触动的文字全部摘录了下来，刚统计了下字数，约一万五千字有余。做此摘录，也是希望以后自己能时不时地重读这一万余字，警醒自己。在这里也分享一份吧，有志于治学者，不妨一阅，若有所触动，最好还是买来严先生这本书通读。

《治 史 三 书》 书 摘

 

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

 

若是无直接有力证据，必须深一层辩论证实者，即要委蛇曲折，剖析入微，无孔不入（此谓攻，谓建立一项论点，非必攻击别人论点），有缝必弥（此谓守）

 

古人学徒方式，学生即在身边，遇有使用细致技巧处，随时指授，较易见功。……今日青年好学者若想学习前人研究技术之精微处，只有取名家精品，仔细阅读，用心揣摩，庶能体会。

 

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对于自己研究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的认识，而前一个时代更为重要。

 

秦国民杂西戎，民风强悍，关东三晋民风较秦为弱，对于秦人极为畏惧，最东齐国民风又较三晋为怯弱。而就各国民间经济状况而言，秦国最贫穷，齐民最富庶，三晋也介乎两者之间。所以当时的情形是地方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但民风则愈东愈怯弱，愈西愈强悍。以富家怯弱子弟去当贫穷勇悍的士卒，自然无法致胜。……况且秦国领有中国最佳的战马产区，所以骑兵特强。……只有赵国北境也产马，训练骑兵，所以战国后期能与秦国一抗的只有赵国，当秦赵长平一战，赵国失败，丧师四十多万之后，东方各国就已精神崩溃了。

 

通观历代，凡是能控有今陕西中北部及甘肃地带的朝代，总能居于强势，凡是不能控有这一地区的，总是居于弱势，其故就在骑兵。

 

安史乱后，北方经济残破，南方经济渐渐发展繁荣起来，宗教不能没有经济力量来支持，……

 

过去人讲佛教史只就佛教本身去讲，很少理会到当时历史的其他方面，更不说地方民情文化风尚了，所以根本想不到这一种极有意义的解释！

 

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得已研究一个朝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

 

现在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有乡有镇。镇多半商业较繁荣，故又称为市镇。……原来这种镇就是军镇，为军事而设，不是为商业或行政而设。最开始可能是五胡十六国时代，胡人统治下，设军镇以期镇压，后来形成了北魏军镇制度。军队是专门消费不生产的，所以有些商贩来推销消费品。又因为军镇多设在交通要道，而且治安比较有保障，所以慢慢形成小的商业中心，也有很多人聚居其地。在唐代，军事性质还比较浓厚，到宋代就几乎完全失去军事意义而变成现在市镇的性质了。

 

研究两个不相连接的时代就必须对中间一个时代有彻底了解的好例证。

 

仄则仄矣，不一定能精，而出了错误自己还不知道。

 

研究问题不能太孤立，只在某一小点上做功夫。至少要注意到一个较大的平面，作“面”的研究。

 

研究问题，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如此研究，似慢实快，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

 

我为研究这个问题群，自然要将这个时代的重要书籍全部看一过，始能下笔。事后估计，连看书抄材料，到撰写完成，一共大约费了三年多四年的时间，把一个广面所包涵的各种问题都仔细的探讨过，完成一部可观的大书，而且对这一时代也有个全面认识了。

 

若只研究某一个官职，或研究某一个人的经历，就不易发现材料有冲突，也不能发现某些材料有错误，因此也就跟着作出错误的判断。

 

最忌上下古今，东一点，西一点，分散开来，作孤立的研究。……这样分开做孤立的研究，外行人看起来好像博学多能，但各方面的内行人看起来，都不够成熟，不能深入，因此都没有永久性价值！

 

在一个大范围内同时注意相关联的问题群

 

盯住少数的大范围，在这范围内的各种情形比较熟习，写出论文，不但较少出错，而其能深入探讨，能创获新的成果。

 

如何才能博通呢？当然除了研究专题之外要多看些非自己研究范围的各种史学论著，例如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也要看些中国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风俗史、学术宗教思想史各方面的书。这是一法，但不是最好的最基本的方法，因为这些书是通过人家头脑所提炼出来的东西。尽管是比较有了系统，但在你的学问中没有根。最好一方面多看这些书，更重要的是就基本材料从头到尾的看，尤其在初入门阶段。

 

所谓基本材料书，最主要的是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它总是比较包罗万象，什么东西都有，这是正史体裁的好处。……问题是一般看正史的人总是以为自己所要研究的题目为主，一目十行的去翻找材料，甚至于只看某几个传、某一两篇志。这绝对不可以。看某一正史时，固然不妨先有个研究题目放在心中，但第一次看某部正史时则要从头看到尾、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一方面寻觅研究题目的材料，随时摘录，一方面广泛注意题目以外的各种问题。……只抱个题目找材料，很容易将重要的材料漏去，因为有的材料只有几个字，有的材料有隐蔽性，匆忙中不易察觉到，至于其他的问题，更就一无所得了。……当你看过这部正史后，对于这一个时代就有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也可说有个全盘了解，全盘观念，而这种了解认识观念是你自发的，不是从人家头脑中转借过来的，因此印象比较巩固，这对于以后的研究工作是十分的重要。

 

由头到尾读正史时，主要着眼点，是求对这一时代的全盘认识，找材料是副目的。所以要读得仔细，应该尽可能处处求懂。对于其他的书，虽然也要从头到尾的看，但可把寻材料视为主要目的，附带的自然也增加你对于整个时代的全盘认识，这样读法自然可以快写，有些处甚至可以一目十行，不必处处求懂。

 

抱个题目找材料的方法，当你做完这个题目，其他的东西所得不多，久而久之，就会发现学问的潜力太薄弱，难以发展。照我这种读书，将会使你的治学潜力愈来愈强，……不过虽然潜力厚了，是博通了，但撰写论著仍要谨守自己的专长，不可随便乱写。随便写文章，仍然不能很精，而且也可能出笑话！

 

此外我所讲的这种读书法，不仅在治学方面有其必要，而且帮助读者了解人情事理。一个闭门读书的人，对于社会世故，不可能有多少历练，但是史学家，能认真通读全书的史学家，应该与一般书生不同，只就正史而言，里面所记的人情事理太多了，我们可以从那里吸取古人经验，对于了解现在人情事理就大有帮助！

 

至于旧说不当，必须另提新的看法，尤当谨慎从事，因为破旧立新，极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异，离开事实愈遥远。这是一个谨严的史学家要特别警戒的！

 

（钱穆）撰《刘向歆年谱》，所根据的是人人所能看得到的史料，没有一条是新的史料，然而他能得出举世佩服的结论，使今古文之争顿告平息。又例如《国史大纲》，……他能从人人读得到的正史中提出那样多精悍的好看法，几十年来那样多写通史的人，不但没有一个能与比拟，而且真正是望尘莫及，才气学力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

 

我个人治史的路线也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虽然我征引史料除正史、政书、地志之外，涉及诗文、石刻、佛藏、杂著等相当广泛，也偶引新史料，但真正基础仍然建筑在正史上。

 

慎作概括性的结论。有才气、讲通识的学者，往往喜欢下概括性的结论，浅学之士也往往喜欢这样。概括性的结论，诚然最能动听，为一般人所欢迎，也能为一般人盲目接受，而发生很多的影响力。但史实只有相对的统一性，无绝对的统一性，下概括性的结论极其困难，容易夸张，而很难真的正确，虽然能为一般人所喜爱所接受，但内行人未必能接受，这样概括性的结论就很难永久站得住脚。

 

史料证据，有叙述性概括性的证据，有例证性的证据。概括叙述性的证据，价值高，但慎防夸张，……例证性的证据，价值较低，但若有极多同样例子，他的价值就增高，可能超过概括性叙述性的证据，因为例证无夸张的危险性。但若只有一两个例证，它可能是很多事例纪录流传到现在仍保存的一个，也可能是特例，而一般现象可能正相反。这就要凭作者的学力参证当时其他一般情形来作判断，所以初学尤当慎重。

 

地域不同，也只能作比较作参考，不能混为一谈。……中国地方大！在历史上同一时代中，不同地区情形差异往往很大，所以更要注意。不幸一般学人多忽视地域性的差异，有时就不免有以偏概全或张冠李戴的毛病！

 

 

二 　几条具体规律

 

【尽量少说否定话】这个道理极其明显，即无记录绝不等于无其事，自己未见到更不等于无其事。但学人们却常以不知为没有，以书籍无记载即历史上无其事。因此常常违犯此一铁的规律，而轻易的说否定话。

 

但伯氏究为一老练的史学家，在“未”字前着一“似”字，这就大大减轻了错误的责任。这不是滑头，而是谨慎，也是我们极当取法的态度。

 

不过岑先生只说“未见驿传之记载”，比说“没有驿传之记载”又好得多。

 

【不要忽略反面证据】但切要记着，同时更须注意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证据。这点极其重要，不能忽略。……有些问题，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这可说是抽样作证。

 

但为欣喜自己意见的意识所蒙蔽，无意中也会犯了抽样作证的毛病。……个性强、喜欢提概括性新见解、下概括性结论的学人，尤其容易犯这种毛病。

 

一旦看到反面的材料，就当自己推翻自己的看法，在所不惜。……直到我所能见到的史料都能作合理的解释而后已。……梁任公说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这是一个真学人应有的精神。

 

死抱着自己的看法，作无谓诡辩，只见其胸境狭隘而已。

 

还有些人阅读史料的能力实在太差，书还未看懂，就胡乱解说，尤其一般时髦学人，不引史料原文，只骋一己臆说，不但断章取义，而且不知所云，那更等而下之，不必再谈了！

 

【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但一般学人只图方便，讲中唐以前的制度，也常径用《通考》。不知《通考》所记唐中叶以前的史料已不知是第几次改编的材料了！还有些人研究中古史，引用正史，又将《通典》、《通考》乃至明清类的志书、方志中与正史相同的材料一齐排上，以多为贵，真不知所云！他们不知道这些后期的书辗转抄袭，毫无史料价值，抄得愈多，愈见其无识！

 

史料每经改编一次，价值就减低一次。

 

只就新旧两部《唐书》互勘一番，就可找出不少例子。《新唐书》文章写得好，但文章愈好，史料原形可能走失得愈多，所以就史料价值说，《新唐书》不如《旧唐书》。不过《新书》增补了一些“表”“志”“列传”，保存不少史料，这些处才是《新唐书》有价值的贡献！

 

古代地理书中，这类错误极多，真是无法枚举，读者不小心，或程度不够，就可能被蒙蔽！

 

【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

 

【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

若为不常见的史料，纵已查对原文，仍当注明原引者，示不掠美。

顾氏（顾祖禹）为文甚见才气，但历史考证常见粗率。

 

三 论题选择

 

【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研究具体问题，用可靠史料，下深刻功夫，一定能获得可观的成绩，而且所获成绩比较容易站得住脚，不易被人否定，也就是说较易成为定论。

 

然而一般人都比较喜欢讲抽象问题，尤其现在一般青年更似有此趋向。这或许是因为面对抽象问题，容易发议论，提意见，讲起来比较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甚至于仅获得少数资料，一知半解，也可以主观的贯串，痛快淋漓的发挥一番，满足自己丰富的发表欲。……但事实上，具体问题似难实易，而抽象问题似易实难。因为具体问题，可以肯定的说，一分耕耘，有一分收获。抽象问题，虽然原则上也是如此，但未必如此，也许自己辛苦经营，以为发千古之覆，心满意足，但他人看来可能付之一笑！

 

【问题的实用性】杨联陞兄说，假若列举一百个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日本人要占五十个或以上。……就深度言，日本学人诚然比不上中国学人，但在成绩表现方面，中国学人就显得比日本学人要落后。例如史学家，像陈寅恪、陈援庵先生与宾四师的造诣，在日本学人中诚然找不到，但次一级成就的学人，成绩表现很显著为人所重视，在日本实在比中国人多！……中国人做学问喜欢随兴之所之，不管问题是否重要，不管对别人是否有用，只就个人癖好去做，有时所涉问题与历史大势毫不相干，而一字一句的去钻牛角尖，用功极大，效果极小，自得其乐，而别人从大处看历史，就根本用不上。……反观日本学人的研究，大体上都就中国历史上国计民生方面的重大问题下细密功夫。

 

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虽然境界不高，常常出错，但他们的工作成果仍有很好价值，能引人注意，供大家参考利用，进而在国际上居有很高地位，原因是他们研究的多是关涉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专搞琐细不相干问题的比较少。

 

若是希望辛勤的著作能获取学术界较大的反应，就不能不考虑选择论题的重要性！

 

讲大问题是应该的，尤其要重视我前文所说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但也要用做小问题的方法去做。选做小问题也可以，但要注意到这个小问题是否对于某一重大问题极有关系，或是其一部分。……至于究应做重要的大问题或与大问题有关的小问题，则要视各人的才性、兴趣、环境等等之不同而各异，不能一概而论。而且偶尔作些不相干的小问题，作为自己娱乐的小玩艺，也无不可。

 

青年时代，学力尚浅，但精力充沛，小问题牵涉的范围较小，易可控制，不出大毛病，但也要全副精神去大做特做。这样可以磨练深入研究的方法，养成深入研究的工作精神，为将来大展鸿图作准备。若走上来就做大问题，大问题要写成长篇大论并不难，但要精彩则极难。自己学力未充时就做大问题，结果往往大而无当，并无实际成就，久而久之，习以为常，终至永远浮薄，不入门径！

 

对付大问题，用作小问题所用的方法，下细密功夫。

 

【自己能力与材料情况】选择论题，自然要先度量自己的长处何在……

 

临时补习，只限于辅助的知识。主要的知识基础与材料，一定要在自己固有的范围中。

 

一个论题是否能写得好，有贡献，除了自己能力之外，材料是最基本的因素。选择一个论题，先当留意关于这一论题的材料是否充分到足以圆满的解决问题，得到成果。不但如此，而且也要预先想到，自己是否有力量控制这些材料。

 

若是题目很重要，材料很丰富，这些材料不但自己能搜录得到，而且很集中在某些少数的书中，那更是个生上的好论题，研究起来必能事半功倍！

 

【检查论著目录】现在人研究问题，例必先查目录一类的工具书，看看字迹所感兴趣的论题是否已有他人做过，成绩如何，同时也查一查别人所做与此有关的问题，先看一下。当然这些都是必要的步骤，但不必费太大的功夫在这些上面。……大问题得到解决，那应该已是相当有名的论著，稍知学术行情的人，当能知晓，不必去找了。否则，你只管放心，单刀直入，向基本材料上下细密深入功夫，保证会有突出前人的成就。纵然你所作的范围内有某些小问题，别人已经解决得很好了，也无损于你所做工作的价值。

 

 

白水

四 论著标准

 

杨联陞：“充实而有光辉”

胡适：“精细而能见其大”

 

如有必要，须曲折辩论，达到论证的目标，但步步谨严，如做数学，无一步虚浮，这就比较更难，也更见作者功力，在充实的论著中又有其较高地位。凡是内容充实的论著，不论其问题大小，主要在一“精”字，虽然是小问题，而做得很精审，仍然是内容充实的论著，有其颠扑不破的价值。不过精审充实仍只是有价值论著的基本条件，不具备此种条件，根本不能跻入著作之林。

 

“光辉”比较难以具体说明，不过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认识：第一要有见解有识力，工作成果要显出有魄力，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不敢言，而同时须兼顾基本条件——精审充实。……若论题甚小，规模也很小，但工作精审，在精审之中能透出作者之有超人识力，此亦光辉之一面。……充实的工作做完之后，也要能站在材料的坚强基础上，凌空的笼照全局的说几句话，此亦为显现光辉面之一法。第二要工作规模恢宏、组织严密，且有创获。……一部大规模的专门性论著，一篇短小精干的专门性论文，皆可透显作者是否有恢宏的意境，通豁的识力，以臻于“光辉”的境界。

 

不从大处着眼，就往往走上小路，钻牛角尖，不能脱困而出，结果成绩琐碎，不成大体系，自亦不能显现其光辉。不过此类论著仍较大而化之不切实际者为佳，因为这种著作是充实的，仍有其长久价值，不过境界不高耳。所以写论文局促于琐碎材料，为其所困，固不好。专门表现有魄力有才气，能言人所不能言，能说人所不敢说，但脱离材料的支持，更要不得。惟天资过人，识力特强，学力亦深厚者，往往数语可笼照大局，虽未提出具体坚强的史料佐证，但学力深厚的读者自可默会胸中，知其确然慧解。惟此亦当慎之又慎，……宁可自谓笨拙，不能自恃聪慧过人，因为聪慧似可恃而实不可恃！

 

“聚小为大”，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

浅尝即止，工作永远浮在表面，不可能得到高度的成果，纵然能凭着聪明才气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但也只停留在“意见”“看法”的阶段，不能算是真正的结论。

锲而不舍的深入工作，往往可以显现奇迹，连自己也不能料想得到！

 

 

五  论文体式

 

论文写作，不仅为作者表达意见，尤当考虑读者领受之便利。

 

若写研究性论文，则当因题目内容而异，因材料情况而异，因自己研究与写作详略深度而异，以及因准备供给何人阅读而异。

 

尤当要多加小标题，多作小结论，以便醒目，使读者易于把捉你的要点。

 

如果能注意简练，能多加小标题，多作小结论，最后有总结论，对于读者就方便得多！

 

若论题写作所用材料非常繁琐，需要得到的小结论也极多，必须解决那些小问题，得到很多小结论，然后才能连贯起来成为大结论，则用纲目体，不但较方便，而且绝对必要。

 

 

六  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

 

学术文仍当注意章法与文句的锻炼

 

通论性的文章当以作者自己转述为主，尽可能少抄原料，除非原料极其重要而且原文本极简要不繁，这样可使行文简练，使读者易于领受。至于专门研究性论文，则相反的以录引原料为原则，自己转述只作辅助，而且只限于不太重要处。

 

如有少数长注，可另标作“附考一”“附考二”……附列于章节之后

 

 

七  论文撰写与改订

 

史学论文最重要的是搜录材料，等到材料搜集得很完备时才开始撰写，这样一气呵成。写成之后，只能续作补订，若要大改，就很麻烦。……写文章也是如此，运用材料作实证的文章更是如此。若是写成后发现反面证据，改动势必较多，更是牵一发动全身，就很困难。尤忌找到一点材料，有了一点意见，就抢急捉笔，将来材料增加了，再来修补……。若是须要严密组织的论著，就一定要将所有材料尽可能的搜集齐全始能动笔。

 

最好初稿写成之后，打铁就热，马上审核补充。因为由排比材料到初稿写成，脑海中对于此问题已有深度了，再进一步不难。若写成初稿就搁置下来，那末你的脑筋慢慢从问题曲折中退了出来，对于材料也生疏了，以后再去审核补订，就较困难。所以要即时再追下去，直到当时自觉已不能再改进了，才放下来。

 

文章之贵能仔细精改。若自恃才学，写学术论文也率笔一挥，不加复核与改订，即匆匆刊布，那种文章必然漏洞百出，或显得论著松懈！

 

文章改订，要在未发表之前。一经发表，改订的机会就很微。因为时过境迁，不但兴趣消失，而且可能为其它工作拖住，不能再顾……

 

凡论文重印，几乎例必改订

 

 

八  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

 

一个人在学术上的成就，通常总是要有主观条件与客观环境两者相配合。

 

我相信这个社会虽然不是绝对的公平，但还是有相当公平的，真正能先充实自己，做人正常，大都不会被埋没！

 

钱宾四师在小学中学教书，每周授课时间，有时多到三十几小时，仍能做出超人的成就

 

做学问要想有较高成就，最好能先有抱负、有信心、有计划，这是努力途径的起点。

 

至于材料，纵然记忆力好，也要抄录，能记得的究竟有限

 

史学则十之八九要靠努力，……史学必须经过长时间持续坚强的努力始可能做得到，没有远大志气，如何能长时间持续坚强的努力！

 

实行的步骤，第一要有较长远可行的计划。

 

就我个人而言，为学志趣经过几次变迁或修正，但每一个阶段总有一个目标与计划。

 

工作要诀

 

勤。这是学术工作者所应具备的起码条件，不能勤，根本谈不上做学问。

 

论著写作，基本功夫在平时阅读思考与抄录。而临时勤于检查也极重要，有时复查已录材料再次精读，有时因已录材料而联想其他材料，有时为问题的联系而临时翻查，总之有种种必要，须不惜时间，不怕麻烦的检查，纵只一两字，也不能马虎，轻易混过！

 

必须在阅读的同时，选择与自己论题目标有关的内容动身抄录，记忆反居于次要的辅助地位。内容简短或极重要，就是须节录原文。内容太长或次要，就当摘录要点。在摘录的同时，就要考虑到此条的作用，以一两字识之，或在原文重要字句旁作一记号，以便将来应用时触目即知其用处。

 

常有人说某人学问极好，可惜不写作。事实上，此话大有问题。某人可能常识丰富，也有见解，但不写作为文，他的学问议论只停留在见解看法的阶段，没有经过严肃的考验阶段，就不可能是有系统的真正成熟的知识。一个人的学术见解要想成为有系统的成熟的知识，就必须经过搜集材料，加以思考，最后系统化的写作出来，始能成为真知识真学问。因为平时找材料用思考，都是零碎的，未必严密，也无系统。要到写作时，各种矛盾，各种罅隙，各种问题，可能都钻出来了，须得经过更精细的复读，更严密的思考，一一解决，理出一条线索，把论断显豁出来，这条论断才占得住。否则只能算是个人看法而已，不足称为成熟的学问。所以写作是最精细的阅读，最严密的思考，也是问题研究进程中最严肃的最后阶段，非写作成文，不能视为研究的终结。

 

一个人在三十五以前，至迟四十岁以前，若不常常写作，以后就不大能写作了。……不但要即青年时代开始训练写作，中间还得常常写作，搁笔太久，再从事写作，有时会感到下笔凝滞。

 

一时或短时期的勤，几乎人人可以做到，但一时短期的勤实无济于事，最要紧的是长时间永恒的勤，这就不易做到。

 

年轻人，精力旺盛，每天抽出两小时读书，绝不困难，只要减少无谓的交际应酬与消遣，便可做到。

 

有了坚强的毅力，无比的耐性，问题也一定会获得解决，很少白费功夫！

 

与别人讨论问题，要态度温和，绝不可采取敌对立场，……，意气用事，文过饰非，纵可争狠于一时，终当暴白于异日，强辩饰非，只见其识见之隘陋，度量之不恢宏耳！

 

慢工诚然不一定能出细活，但细活则必定出于慢工，草率抢工完成的东西，决不会好。……事实上，我写论文，除了应酬之作，凡是正式论文，自起意到写成，大约至少在四五年以上……作广面的全面的研究，同时注意很多问题。准备时间虽长，一旦准备充分，就有很多论题可写。

 

论著初成，必尚多问题未考虑周全，致有小漏洞，至少在撰写方面尚不够精炼，有可改进处。

 

文科研究，一定要一点一滴的都通过自己的脑海。就是材料，也必须自己去看。因为同样看一卷书，程度不同，所了解的深度也不一样，也许有极重要材料，程度不够，往往就看不出来，所以我不想假手于人。

 

即如这本小册子，不是严肃的学术论著，但我也准备在初稿写成后搁置几个月才付印，以期能随时有所改进！

 

 

九 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一个人学问成就的深浅，可以从他的生活修养中看出一些端倪，因为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对于学术工作影响极大。

 

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尤其是史学，若只在学术工作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尤当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

 

对事对人，我觉得宁滞毋敏，宁可迟钝一点，不要太敏感，多疑虑。

 

不计较即无萦于怀，不影响自己情绪，不浪费心力时光，这对于身体健康与学术工作都大有关系。……史学有较大成就，总得在五十以后，至少近五十岁，最好能活七八十岁，而且身心健康。

 

陈（寅恪）先生虽是个谨严的史学家，生活修养所表现的性格也是最标准的“学术人”，但另一方面仍不脱才子文士的风格，不是个科学工作者，所以虽有大志而似无具体计划，也不会能耐烦的去做一个有组织的大工作。

 

一个人的心力时光分散到多方面，各方面的成果也势必都大打折扣。

 

在学术工作进行中也不能以求名为目的，若以求名为目的，则其学术成就必极有限度。

 

天下没有个勤奋的人会找不到饭吃，只是物质生活有好有差而已。

 

为了学术成就，名利权位，皆不能分心争取。而权位两者，不但不能争取，而且要绝对避而远之，……因为行政工作不但分散了心力与时间，减少了学术工作量，而且因为关心的范围增广，时间零碎，精神不集中，就很难长时间安静下来，深思穷追，如何能深入学术奥壤，探得灵珠！

 

就内在的兴趣与工作方向言，要坚定信心，不要见异思迁，自己既打定主意要向这方面发展，就要坚定自信，不要又逐时尚而动摇，更不可看见他人研究其他方面问题多所创获，而欲跟踪冒进。

 

一到渐露头角，小有名气，外面将有不少的诱惑力向他招手，这时能坚定不移，宁坐冷板凳，不被诱引入外务之歧途，不出锋头、任行政、争取名利权位者，千百人中盖一二而已。

 

中国人做学问的环境并不很好，在未成名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一旦成名，又必为多方面拉扯，做这样，做那样。

 

性情轻浮急躁，不但是品德上一大缺点，也为治学大忌。……一个做学问的人，也要随时反省自己为学为人，是否轻浮急躁。如犯此病，就当极力戒除！

 

对于他人的成就——不论古人或今人——也只能采取尊重的态度，乃至佩服采用，但不能崇拜。一有崇拜心理，便易步入迷信，失去理智的判断与采择

 

 

白水

治 史 答 问

 

到初中时代，每天早餐后、上课前的一段较短时间，仍是看地理图书。

 

顾氏（顾祖禹）虽很有才气，但其书内容甚粗疏，错误很多；《一统志》（《嘉庆一统志》）虽是官修的书，成于众之人，但实甚精，往往转胜顾书。

 

终身沉酣于史籍校补，实太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可从多方面看问题，较为灵活有意义。

 

我写《唐仆尚丞郎表》，纠正《旧唐书》错误六百多处，《新唐书》三百多处，……后来写《旧唐书本纪拾误初稿》一百三十八条（刊《新亚学报》第二卷第一期；《再稿》一百五十五条，收入《唐史研究丛稿》）

 

就政治军事言，宋代虽然是中国衰弱不振的时代，但就社会经济文化言，却是中国史上一个大转变大有进步的时代，可以视为中国近古时代的开始，有别于汉唐的中古时代。

 

在上古、中古的园地里，若是功力不够，又没有选到个适当的好题目，就很可能完全落空，毫无所获，乃至兴味索然。

 

暇时经常朗诵杜诗作为消遣。我爱杜诗，是深感杜翁对家庭，对朋友，对社会人群都有一分真挚深厚的感情，而以沉郁雄浑的风格发之于诗篇，对于我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深爱其诗。以我的记忆力之差，也能背诵一百多首，往往山林海滨高歌狂吟，似有“意气风发”之概！我对于古今任何人物，只有钦佩，而无崇拜，只是对于杜翁近乎崇拜，是个例外。

 

一部《全唐诗》寓含的史料极其丰富，研究唐史，这部书无疑为史料宝库之一。

 

哲学理论对于史学研究诚然有时有提高境界的作用，不过从哲学入手来讲史学，多半以主观的意念为出发点，很少能努力详征史料，实事求证，只抓住概念推衍发挥，很少能脚踏实地的做工作。这样工作，所写论文可能很动听，有吸引力，但总不免有浮而不实的毛病，不堪踏实的史学工作者的一击。

 

每一论题大体都先有了一个结论或者意念，这个结论或意念是由他们奉为神圣的主义思想所推演出来的，然后拿这个结论或意念作为标准，在史书中搜录与此标准相合的史料，来证成其说。中国史书极多，史料丰富，拿一个任何主观的标准去搜查材料，几乎都可以找到若干这样的史料来证成其主观意念，何况有时还将史料加以割裂与曲解！

 

所谓“无孔不入”者，当建立自己论点时，要从各方面尽可能的找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与理由，来证明或加强自己的论点；当发现史料或他人论点有矛盾或不合常理处，尤其是个好的孔隙，可以钻进去作一番探寻。所谓“有缝必弥”者，已建立了自己的论点，还要看看这个论点与所用证据是否还有漏洞，可能为人所乘，被一举击破；或可能被人误会有漏洞，引起人家怀疑，故必须预先弥缝起来，让别人无怀疑余地。所以前者是积极的，是攻势，是主导方法；后者是消极的，是守势，是辅助方法。

 

上蔡置长，不置令，是为小县，非大县。

 

……，这岂不是我的话有了漏洞？所以下文又设为“或问”预作解释……，找出自己论点可能被误解为有漏洞，而预为辩解。

 

无孔不入，由史料中两种不合理的情形所引发

 

遗漏了一条重要材料，因此白费了许多转弯抹角的考证功夫。

 

用诸多史例来作统计，但发现有极少数例外，我都自己提出来，一一预作解释，或证明该条材料本身有误，不要等到别人发现这些史例来驳我的论点。或者如果材料本身就有局限性，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也要先自加以说明。……写论文，在这些方面很注意，尽可能的不遗留一个缝隙一个弱点，让人家抓住，也尽可能的不遗留一点可疑处引起人家的误会！这就是所谓的“有缝必弥”。

 

大抵研究问题，提出自己的论点，一般人通常都能努力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但对于自己论点的漏洞或可能的漏洞，通常都比较疏忽，不太注意。……只知盲目的进攻，不知稳健的防守，自己留下了明显的大漏洞，致命的大弱点。

 

不论是“无孔不入”或“有缝必弥”，都是要细心的阅读史料，严密的思考问题，否则自己论点很难真能建立起来，所提论点也很容易被人一捣即破，归于失败！

 

目录学是治史所必备的基础知识之一，校勘学是治史所必备的基本技术之一。

 

不管你治史走哪条路，对于目录学都要有相当的认识，……，近人着手研究一项问题之前，多先翻查各种目录书，作为研究的准备功夫，也就是想先掌握与此问题有关的目录知识。

只作仄而专，而且比较偏僻的专题研究，就特别需要注意目录学

 

中古时代的书籍不多，几乎研究中古任何问题，都要把所有相关的古书全看一遍。目录功夫只限于后代，尤其近代学人研究这些问题的成绩了。所以治史需要目录学功夫的深浅，亦因论题性质而异，因时代不同而异。

 

古籍传承久远，往往有脱讹处，故阅读时必须随时留意比勘，以免为脱讹所误。清人治学极注意校勘功夫。

 

近年写唐代交通问题，发现《元和志》、《寰宇记》及《通典》的《州郡典》，脱讹都很多，我们运用时要随时留意，遇有可疑处，就必须仔细考量，经过审慎比勘，才能引用。……讲较小问题，愈下细密功夫，校勘法的功夫就愈大。

 

考证之术有述证和辩证两类别、两层次。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其条理，得出其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辩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

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烂，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援庵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其重要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于追摩仿学。

 

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云，“先师时常说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

 

好多精通外国语文的学人都喜欢自己著书，而不想译书，甚至鄙视翻译为程度较低者的工作。其实这是极大错误。我觉得一个人的工作，主要是向社会人群提出贡献，对于他人有些用处，不论著作或翻译都是一样。外文好的学人，与其提出一部不成熟、不订好的著作，绝不如翻译一部西方名著之有贡献。

轻视翻译也是浅人之见

 

自己学术基础尚未巩固时，千万不要乱看，一定要选择标准高的好书看，千万不能常常看品质低劣的书。……初学的人，不要乱看，以免误入邪路。当然等到你的根基已很稳固，遇到劣书，倒也不妨翻着看看，也可能有一点用处。

 

宋以后的材料多，需要考证的地方也许较少，但在组织及解释上要多下功夫，如果仍采五代以前的方法去研究，由于资料太多，不易理出头绪，而且没有组织、解释，可能只是一堆散漫的史料而已。

 

研究历史如能兼通哲学、文学及社会科学等，会使自己的态度较开朗，方法运用也可多样化，当然是很好的……。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从材料商建立新见解。

 

做学问要有潜力，先要广泛的读书，对社会科学要能相当通达，同时对中国几部大的旧书能彻底的看，基础一稳固，将来往任何方向发展，皆能得心应手

 

成都在唐末竟是全国最大的都市。唐末五代的扬州、长安都没落了，只有成都反而更繁荣。

 

中国史上寿命最长久的大都市，当推广州与成都。广州因为南洋诸国通商之故，所以能历久不衰，直到近百年始为香港所代替。成都为西南地区唯一大的盆地平原，本身物资丰富，又为西南诸少数民族物资聚散地，所以长久以来，蜀商活动范围至广，成都亦为有史以来始终保持西南最大都市之地位。

 

 

《唐代交通图考》序言

 

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盖无论政令推行，政情沟通，军事进退，经济开发，物资流通，与夫文化宗教之传播，民族感情之融和，国际关系之亲睦，皆受交通畅阻之影响，故交通发展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交通建设亦居诸般建设之首位。

 

唐蕃兵争之核心在河煌青海地区，盖地形所限，两国交通惟此为坦途也。故唐人于此极力经营，州军镇戍星罗弈布……。凉州（今武威）境域，两宋以来，久陷荒残，但于唐世，实为繁荣大都会之一，驿道两线东达长安，亦斑斑可考。

 

国人治学，不但抄袭成风，而且不知所择，可为一叹！

 

所得成果，无论规模与创获，皆大出自我预计之外。推其原故，殆亦平生治学之方式有以致之。盖余为学，既详征史料作深入之研究，又期广被于全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深入与广面本难兼顾，而余奋力为之。……特以强毅沉潜，遵行计划，深思虑，穷迫索，不畏艰辛，不求近功而已。

 

乃于古人诗文书志故纸堆中，遍识华宇山川形势，景物民情，舟车繁会，夷夏走集，僧道游化，墨客吟踪，以及关塞镇戍，政区背景，战略进退，兴亡百端，……，神游千万里，亦静坐书斋之一赏心乐事也。

 

 

 

白水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尤可叹异者，清末民初之际，江南苏常地区小学教师多能新旧兼学，造诣深厚，今日大学教授，当多愧不如，无怪明清时代中国人才多出江南！

 

先生年十八，辍学家居。自念家贫，已无受大学教育之望，乃矢志自学。首先读《孟子》，七日而毕。

 

读《曾文正公家书》，教人读书，必自首至尾，通读全文，遂即遵行，数十年不懈。

 

颉刚先生正主讲康有为，先生此文不啻与顾争议，但顾先生绝不介意，既刊先生文，又特推荐到同校任教。此种胸怀实极难得，故先生每提及此事，总叹颉刚先生之胸襟，最不可及！

 

先生认为通史必须于一年内，自古至今，一气讲授完毕，绝不可有首无尾，有失通史课程之精神。

 

每日上午习英文，阅读一部美国学人所著世界史，虽无所成，但得益不浅。

 

（《国史大纲》）《引论》一篇，陈寅恪先生谓为近世一篇大文章。

 

要眼光远大，要有整个三十年五十年的大计划，不可只作三年五年的打算。

 

“两汉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1）自武帝以来，凡是朝廷任命的长官都非所统辖地区的本地人，县令长不但不用本县人，也不用本郡人。（2）顾炎武说，州郡县长官自由任用的属吏，都是本地人……秦汉时代，中国刚由分裂局面进入大一统的局面，封建潜势力仍存在，而交通不便，极易引发割据观念。若任本地人做本地长官，则名为统一国家，其实在文化意识上并不统一，对于大一统的局面，甚为不利。汉制地方长官全用外地人，自不易发生割据自雄的观念。但本地民情只有本地人最清楚，规定地方长官任用的属吏必须为本地人，既可避免长官任用私人，复可使地方行政推行顺利。

 

先生教人治学，常常强调要向大处远处看，切忌近视，或规模太小。

 

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

 

一个人无论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成就。

 

新旧两部《唐书》各有优劣。《新书》体制完备，但文伤简略，往往因文害意，酿成很多错误。《旧书》叙事详尽，但因后期史料零落，比次每误，仅就我撰此《表》时，已发现谬误或夺讹不下六百条，此外问题可想而知。

 

（钱穆）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

 

钱穆：古人治学本无文史哲之分，如读《通鉴》……温公此书实已文史哲三者兼顾……

 

钱穆：学问贵会通。若只就画论画，就艺术论艺术，亦如就经论经，就文史论文史，凡所窥见，先自限在一隅，不能有通方之见。

 

治史既要专精，也要博通。只能博通，固必流于肤浅；过于专注精深，实亦难以精深，且易出大毛病，而不自知。

 

考据之作，重在实证，必须一字一句明其来历，如无明显具体证据，必当详为辩解，为之证明，但不当议于通识著作。通识之作，尤其通史，重在综合，重视章节布局，提出整体意见。就一个时代言，须综观全局，作扼要说明。就前后时代言，须原始要终，通变古今。不在一事一物之点滴考证。

 

有些大问题，只能凭作者的才智与深厚学力，提出简要的慧解，很难在有限篇幅中原原本本加以证明。只有让看书多、程度深的读者，循此慧解的线索，自己体会，获得了解。

 

《史纲》、《朱子新学案》皆为先生才学所萃、不朽之作。

 

中国人传统的治学方法，是既要精深，也要博通，而基本功夫不全在用功读书，尤要从人生修养做起，始能真正达到此一境界。

 

唐人书说，北方饮茶之风大盛，导因于禅僧学禅，务于不寐之故，可能有相当理据。

 

一点一滴的精研问题，不失史语所的规范。但意境上，较为开阔，不限于一点一滴的考证。所以每写一部书，都注意到问题的广阔面，因此规模甚大，但仍扎实不苟。

 

记得宾四师曾有一次谓我曰：“朋友的死亡，不是他的死亡，而是我的死亡。因为朋友的意趣形象仍活在我的心中，即是他并未死亡。而我在他心中的意趣形象却消失了，等于我已死了一分！”此论近似诡异，但想起来，却有至理。

 

隋文帝舍弃旧长安城，另筑新都大兴城（即唐之长安），规制的整齐，规模的宏大，都非迄今全世界任何都市可与比拟（包括东京与纽约）。……国都为四方观瞻所系，秦汉刚由列国纷争归于一统，隋代也是中国分裂三百年后的初次统一时代，首都的宏大壮丽，对于四方的向心力极具凝聚作用。一个大学为国家最高阶层的教育机关，在建筑方面实在应当要尽可能的达到高度的宏壮水准，这样也可以增高青年学子的责任感与自信心，无疑的这也是一种基本的精神教育。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余英时

 

有系统地摘录资料，自大学时代便已开始，从来没有中断，……这种日积月累的功夫最能显出的他的“恒德”，这是从清代朴学传统中发展出来的。

 

摘发别人的失误时却从无例外地隐去失误者的名字。

 

他所做的是地毯式的全面考证，而不像多数考证那样，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全面考证必须建立在两个先决条件之上：第一，事前有周密的通盘计划；第二，从计划到执行需要长时期的持续努力。……《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惊人，他在一九八四年写序言时已说“付出三十七年之岁月”，现在又要加上十一二年，则几乎是半个世纪了。

 

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要通史学，首先要懂得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

 

具体才容易客观，抽象则难免主观。

 

他所运用的社会科学甚为有限，仅在大关键处偶一着墨。但这恰好是他的长处而不是短处，因为他的研究主体毕竟是中国史学而不是社会科学。若在社会科学上求之过深过细，则不仅本末倒置，而且也必然流入牵强附会。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

 

 

木兰晓芙

谢谢分享！匆匆看了几眼，含金量很高，应该细细品读领会。“花了几天的时间，将对自己有所触动的文字全部摘录了下来，刚统计了下字数，约一万五千字有余”，“摘录”指的是自己动手打字打了15000多字？太有意义了。

白水

原帖由 木兰晓芙 于 2015-7-17 09:45 发表 谢谢分享！匆匆看了几眼，含金量很高，应该细细品读领会。“花了几天的时间，将对自己有所触动的文字全部摘录了下来，刚统计了下字数，约一万五千字有余”，“摘录”指的是自己动手打字打了15000多字？太有意义了。 ...

对，就是自己动手敲到电脑里的，相当于又读了一遍。

古小即

这个太珍贵了，虽然是摘录，但也可视为原创帖了，故加精。容慢慢读。

清和

感謝分享！想讀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