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主要删去部分】 ***(补1)*** 林焘先生说是与高先生同乡,原籍都是福建,却没有丝毫闽音。一上来,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漂亮,干脆,虽然没有老北京那种特有的后沉韵味儿,可听着还是舒服!对于初入学府的我来说,都是一种享受。我们这一届学生,许多人都怀着做文学家的梦想来的,没有几个是自愿学语言的,我大概就是这几个自讨苦吃中的一个。在别人听来枯燥乏味的语音,可我觉得有滋有味儿。我来自江南,不会说普通话,更发不了翘舌音。每天晚上都说梦话,说的不是常州话就是上海话。先生的这门课,我真的感到了一种引入大门的愉悦。经过自己的苦练,终于有一天,十三斋(一幢如今早已被拆除的二层矮楼)有位同屋惊奇地告诉我:昨天晚上你用普通话说梦话了!
这之后,我虽然跟林先生时常有机会见面,但真正的请益却很少,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当时我从事何种专业还没有真正确定,毕业以后又被安排到一般语言教学的岗位,主要与语法打交道。不过,也没有关系,林先生的真功夫我还是听到了不少。尤其是20世纪末,他和学兄陆俭明应一个什么语言公司的邀来日本大阪讲学,我又有机会再次聆听先生的学术报告。那时我在大阪外国语大学任教,我和杉村博文先生一起去听。才相隔五六年,先生当时却已是苍苍白发,不见一点青黑,两道原本乌黑的剑眉,也已成银白寿眉。我不禁感叹:先生老了!可是先生的声音依然那么洪亮,那么有磁性。
那次讲的内容是轻声的性质。林先生从传统的说法以及很多人的不同读解说起,然后以实验语音学研究所得数据来证明轻声的性质。林先生指出,研究证明轻声实际上不是轻音,而是短音。让一个人发轻轻的声音并不能消除四声的特征,而让人发出一个很短的声音就很难带出四声的特征,因而听觉上也就觉得和轻声一样。过去的定论应该推翻重新再认识!这对我们来说,真有石破天惊之感,对于在日汉语教学非常有指导意义。以往我们也知道,轻声有两个特点,一是轻,二是短。我们总把这二者平列起来,至多就说其中的“短”是个羡余特征。如今实验证明,短才是核心特征,那么轻声教法也要作相应的变化。在此之后,我按照先生所说的“短”这个核心去教日本学生,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不但如此,我还以为,北京音系的某些方面也要改写。联系到汉语和日语的对比,日语有长短音,而汉语过去的说法是没有,现在汉语有了短音,那么汉语和日语的对比就可以列出一个音长对比的系列。即:
日语长音“相当于”汉语普通音节 日语短音“相当于”汉语轻声音节
虽然日本的长音一般要比汉语的略长些,轻声比日语的短音又略短些,但由于汉字在日语中一般的音读都是2个莫拉(mora),相当于长音,因此即使是这样的粗略的对比,也让日本学生觉得很容易理解,很容易掌握。这就是林先生留给我的财富。
去年,闻讯林先生逝世,惊愕非常,虽则为时已晚,我仍撰律外八句祭之。内中顺便提及朱德熙先生,今录于下,再次以之悼念二师: 语学始自音韵起,受业初闻铿锵声;笙箫合奏双拍曲,朱林并称在未名; 中关燕南扣师门,欢言隽语忆师情;东瀛迎师见白发,又听音学分浊清。 ***(补2)*** 说起周祖谟先生就会想到魏建功先生,他们二位好像有师生之谊,都在音韵学上有很高的造诣。
周先生永远是瘦削的,他的衣着和面容总让人感觉这是一位清苦研读学问的学者。他讲课时笑容常驻,话音高亢,一字一顿,让所有的学生听得真真切切。我以后的词汇学基础就是在他课上打下的。我每回去他老人家那里,他总是笑容可掬,一口京腔,让人觉着格外舒服。周先生是异常用功的人,即使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国的时候,他依然孜孜于音韵绝学,著述不断,以致成为当代的大学者。他基础之广博深厚,也是人所共知,不像现在都局促于一个小天地。不然,他就不会有开辟性也是经典性的《现代汉语词汇》一书的问世。
魏建功先生是一位学养甚丰的老学者,他在音韵学某个领域里的成就,当时简直无人可望其项背。他的文章铿锵精炼,可是讲课却似乎所思不能尽言,来回反复,生怕学生不懂,有时还急得有点结巴,古代汉语的课也因此而打了点折扣。不过学生们也理解,他是真的想把全副功夫传授给我们啊!当时幸而梁东汉先生(几年后就调往家乡广州的大学)担任他的助教,才把这门课圆满地结束了。可见学问大不等于教课好,做教师有这个行当的不易。魏先生的平易也是出名的,以他当时的名声和地位,对学生却绝无半点架子,总是诲人谆谆,不厌其烦,是出了名的好好老人。魏先生还是《新华字典》的主编,有很丰厚的词汇学基础和词典学经验。可是他从不在人前言及。只是后来,我们也编写词典的时候才发现,可见先生为人之谦虚。
魏、周二师跟55级语言班还有另一段值得怀念的因缘。1958年,我们55级语言班为了给国庆献礼,日夜开工编写《汉语成语小词典》,这个工作得到了魏建功、周祖谟二位先生的指导。两位先生每天审阅我们送去的初稿卡片,一张张批改指点,面授加上笔授,给同学们树立了辞书编写的范本。这样的收获是任何课程难以达到的。虽然当时我只是个无名小兵,而且有病,承担的任务不多,但这个经历,不但种植了兴趣,也为我日后编写多部词典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这部词典以后成为商务印书馆与《现代汉语词典》并列的看家书,每年印刷几十万,封皮上赫然写着“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语言班编 魏建功 周祖谟 审订”。很可惜,1996年开始,商务买断了书版,这些名字从此在封面消失。在我毕业20多年之后,我有机会主编《成语用法大词典》(大连出版社),此时又承周师提携,欣然为该书题写了书名,留下了永远的纪念。 ***(补3)*** 袁家骅先生和岑麒祥先生,都是跟高先生一个教研室的。我跟袁先生比较熟,经常跟他聊天。其原因有四:一是同为江南吴语人士,乡音相通。二是我喜欢方言学,喜欢在音标中游冶。三是袁先生的为人极其谦谦君子,脸上总带笑容,永远是没脾气的样子。四是我们还有共同的语言:太极拳,总要约我找时间“讨教”拳艺。上课的时候,袁先生一口浓重的方音,让许多人如入五里雾,可是我却听得清清楚楚。我佩服先生,就像现在已高寿101的周有光先生,与人无争,处事无怒,仿佛就是弥勒再世。至于袁家骅先生主持编写的《汉语方言学概论》则是开山经典之作,只要我一翻看这部书,先生的身影就会浮现眼前,觉得分外亲切。先生去世后,我和友人曾一起去看望师母,师母还在为翻译出版一部语言论而苦恼。可惜我帮不上忙,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只觉得自己太无能。
岑先生,是法国留学归来的,跟王力先生一起从中山大学调来的。先生所学极有根柢,兢兢业业,持重老成,撰述甚勤,却不善言谈交际。讲课时带着浓重的广府话口音,有些拘谨,我们听讲时总要转换一阵子。上他的语言学史是最为吃力的,不仅因为口音和口才,最主要的可能是,离着印度欧洲和美国都太远,过往的事情都似乎飘在空中,对我们有点隔靴搔痒。不过没有这门课,我们也许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从此至少知道水有多深。我跟先生还有一次隔世交谈的机会,那就是外来词。我在《汉语外来词》中评论过先生的《汉语外来语词典》,确有些不敬,但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 ***(补4)*** 几乎谁都没想到叶蜚声先生会被母校派到澳门东亚大学去支教,而且以后又听说担任了东亚大学中文系主任。谁也更没想到,老叶会如此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我们都知道他从未担任过什么领导,以他的随和与厚道,怎么能领导起一个亟待发展的系呢?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老叶真的以全副力量忘我地去拼这份工作,连鸡毛蒜皮都亲力亲为,以致劳累过度,回母校不久便倒下了,再也不能起来跟朋友切磋学问,侃侃大山了。老天真是不公! 我记得,在此之前武彦选已经因心脏病去世。武彦选老师好像也是研究生留校,是不是跟老叶同一届,记不清了。老武很随和纯朴,喜欢穿一双老式布鞋,不爱张扬。我们认识,但没有什么机会在一起讨教学术。但他这来自农村的形象,我却始终不能忘怀。 ***(补5)*** 徐通锵先生长我六岁,当然是我的学长。我入北大的时候,好像他也刚毕业。我一直以为他那时正在做高名凯先生的研究生,却不料,他已经是高先生的助教。那时候辅导我们的是石安石先生,如果早知道他当年也担任此职,那就把“徐先生”或“徐老师”叫到今天了。当然,从学问上看,他也确实可以当此一名。
我和通锵兄是在不言不语间认识的。55年那会儿是五年制学生的第一次招生,学生多,可阅览室的座位少,基础建设没跟上。于是学生们就流行抢占座位的把戏,早早儿地把书包放在座位上,然后再回食堂去吃饭。我几次见到通锵都是在文史楼四楼的阅览室,有时很巧,两个人就坐在斜对面,知道是一个系的,但不知道彼此姓甚名谁,几乎就没有打过招呼。冬天的时候他总披着件老棉袄。有时他不在,偷瞥一眼书不但厚,有的是外文原版,旁边常放着一个饭盒。有时他回去吃晚饭,就把书本放在桌上,省得回来以后找不到座儿。只要我去阅览室,几乎总能见到他。我由此推想,他是个三点一直线的“研究生”,宿舍——图书阅览室——食堂。那时我就很佩服他,能做“研究生”,以后又是高先生的助教,在我这个初入门的学生看来,这些帽子已觉得高不可攀。而他的勤勉与艰苦,更在这佩服之上添加了某种感情色彩。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认识的起点。而他学问的基础大概也就是从文史楼苦读筑成的。 真正跟徐通锵先生熟悉,那是我毕业以后,而且跟叶蜚声先生有关。徐、叶二位同是一个教研室,又是当时理论最新的教材《语言学导论》的共同作者,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就非同一般。通锵是叶家的座上常客,随便一如自家屋中。因为我常去叶先生家,在叶先生那里又时常常可以见到通锵,再加上一些学术会议,我和通锵兄才慢慢熟悉。在我印象中,通锵总是穿着落后于时代的服装,一进门,那一脸的笑容,在一副旧式眼睛之下,显得真诚随和而有趣,一口宁波底层的普通话,颇有点特色,可也立刻冲垮了许多门槛。有一次,通锵先来老叶家,我也正好在座,不久王理嘉先生来了,见着通锵就“老头、老头”地称呼。那时我很奇怪,还以为听错了。后来才知道确有这一雅号。由此可知,他为人的随和,以及在同事中的人缘。但是,我们的交往还是不多的,原因可能是我所弄的现代汉语跟他研究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总有些距离,没有真切感到求教的需要吧。现在想来,真有些后悔,错失了学和问的机会。 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末,有一次,吕必松先生主办了一个十人左右的小型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地点是在小小的清华园饭店,谈80年代的现代汉语研究。通锵和我都是在邀。在那次会上他做了一个惊人的发言,提出汉语是语义型的语法。一下子把不少人都打晕了:你这是说什么呀?是不是在讲外行话?具体论据到底是什么?站得住站不住?当时很多在座的同道似乎对此都有所保留,而他似乎也没有说得很清楚。至少我就是这么想的。说实在,在我们这些搞现代汉语语法的人看来,通锵只是客串,不必认真。没想到,一两年之后,他就明确以“字本位”命名发表了陈述更为清楚的论文,引起了一片轰动。许多人纷纷表示反对,而当时我对此也曾表示不甚赞同,觉得汉语中语素是的确重要,但何必把原本是文字单位的“字”扯进来。对他这个理论的认识,还是到了国外。
说来话长,80年代正是文化语言学的高潮,很多人都从词汇和语法角度去论述。我当时却总觉得这些角度太传统,应该发掘一下词汇和语法背后的东西。那背后是什么呢?在经过多年语法教学之后,传统的英语语法学习必须先从语音学习开始这一习惯做法某一天突然触动了我,启发了我:印欧语的语法因为有丰富的形态变化,所以必须从语音开始,那汉语呢?是不是也该如此?于是我从汉语语音的文化性开始入手,越思考越觉得语音的重要性。几年以后,我终于理出了头绪,也终于大着胆子提出这样的观点:“语言中最有关键意义的是音节构造,在汉语中尤其是音节的声调。音节构造是整个语言文化的生长点。”“……汉语的孤立特点或非形态特点的根源或许可以归结为区别意义的声韵调音节结构。”“也许可以说,汉语的音节、汉语的声调在语言文化中是最具有意义的。汉语汉字在形式上甚至是可以说是一种声调文化及其衍生。(具有声调的音节)是汉语的‘根’。”(《汉语文化语音学虚实谈》,载《世界汉语教学》1992年4期)这个思想诞生于国内,这篇文章也是我赴日本任教之前完成的。我至今后悔,当时怎么没有想到这个想法跟“字本位”是相通的,怎么没想到去向通锵请教,跟他长谈?那时候只是满脑子的想着“文化”一词,没有更多地联系语法和周围同行的相关观点,从而错失了及时深化的机会。可见,还是在理论修养上与他有不小的距离。
1992年秋,我赴日本任教,远离漩涡中心,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看法。由于我的原点和通锵的原点几乎同一,又由于我正在思考汉语内部的相关性,因此就容易体认到字本位理论的价值,虽然我至今并不同意“字本位”的提法。就在20世纪即将告别的时候,我在一篇回顾百年语法研究的文章(发表于香港)中把“字本位”理论作为20世纪中国学者的一大创造。这个观点大概很冒犯了一些人,可是,我觉得公正地而不功利地评价被传统或多数所忽视的一切,这应该是我们在汉语学评论上应有的责任。如果通锵敢于冒大不韪、敢于为天下先,我为他说几句公道话又算得了什么!随便别人说去吧!
前年,我在人民大学做了一次关于汉语内部相关性的报告,这个报告其是跟通锵的理论有许多很接近,但又很不相同。在回答提问时,我明确地表明:在中国语言学家中我最佩服的有两位,一位是我的老师朱德熙先生,他开创了词组本位的学说,这个学说在他的周严逻辑下,把汉语的特点发掘并组织得让人叹为观止;另一位就是通锵。因为他提出的“字本位”学说实际上提出了两个根本,一是作为三个交汇点单位的字,一是话题结构,这从根本上打乱了几乎凝固了的汉语语法学框架,开始了从汉语自身构建汉语语法学的另一进程。这个思想不但承续了赵元任,其实也承续了高名凯,但是在更耐人寻味的项目下融合并推进了。这个理论离开汉语实际面目应该是越来越近了。当然,我得承认,我们在一些具体方面还是有本质差异的,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敬佩与评价。
1998年,在日本的一些中国学者共同发起创办《现代中国语研究》杂志,公推我主持并筹备创刊。为此,我给通锵去信,请他担任特约编委为我们审稿,并为创刊号约稿。可惜他因为忙而没有成功。这之后我们就一直各忙各的,没有太多接触。
去秋,潘文国兄来信为他所主持的一个项目和一份刊物约稿,也就顺便谈到了字本位,谈到了我对这个理论的看法。大概就是文国的“通风报信”,9月28日我突然接到通锵兄给我发来的一封电邮。在信中他跟我谈到了他正在主编的一套“字本位”丛书,在列举了已经出版或敲定的一些书目后,推心置腹地说:“字本位理论的提出已有若干年,但影响不是很理想,究其原因,大家觉得原因之一是理论讨论得多,而解决实际问题少。”他很希望有人来弥补这个缺憾。我知道,他很希望我也参与此事,并能够在理论上有所推进。这封伊妹儿还特地附了一个附件,把他为丛书写的题为《“字本位”和语言研究》的总序发给我,让我看看。这就是发表在《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6期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在日本获得了很好的反响。我所主持的杂志《现代中国语研究》也希望能约请通锵写一篇类似的文章。但是非常可惜,我这个愿望刚刚在信中跟他谈及,他就住院了。
我在那几次的通信中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多年来研究汉语后对汉语的认识:“经过我这几年对汉语和语言学理论探讨和思考,我突然发现,现在和我最接近的理论就是您的理论。我主张没有汉语和汉语言学的个性就没有语言和语言学的共性,现在的一些理论都是建基于西方语言的,而那种认为一种语言就可以包打天下共性的认识,我是不能苟同的。”我认为“话题结构是汉语的基础结构,我还认为汉语的音节特点是汉语的一个核心。最近我的课题基本上也集中在这个方面。”这些观点与“字本位”很接近,但又不完全相同。我还说:“我很佩服您在重重反对声中的傲然独立。这使我想起了高名凯先生,高先生的许多论断其实大体是正确的。”通锵在10月4日给我回了信,他看到“对外汉语教学现在是热门,但理论、方法没有什么创新”,显然他对此很感忧虑,他很希望这方面有经验的人“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他还针对我信中所说的“音节是汉语的核心”这一观点说:“至于“字本位”的提法是否恰当,这可以讨论。音节在汉语中有重要的地位,我也是通过音节才找到“字”的,因为音节只有音,无法成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这番话让人感到一种豁达宽容,这表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气度。这封信离开他躺到住院已经不远,可是他心中依然装着11月份的丛书编委会会议,放不下他的事业。我想回北京时再与他长谈,可没有等我来得及去拜访,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了。几天以后,他就住院了。11月25日,一颗亮星在中国的天空突然陨落。我渴望与他当面长谈,然而却再也不可能了,从此成为了我永远的遗憾!
通锵的苦读,苦思,苦研,他毅然决然的变革,永远的探求而无止境,以及他的朴实真诚与豁达随和,都证明了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位历史上永记而很难再现的学者。历史将证明他的志向,证明他的学说的价值。 我曾撰下面八句七言,虽不入律,也可以此悼念之: 南腔北调论短长,字有来历创新念,一心语学探共通,鸭儿字儿成铿锵; 苦索真蒂为公益,独立寒秋志愈坚,老来变法承先志,放眼环宇一潮向。 2011-11-1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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