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古而非复古 坚守而非保守 ——章黄国学研究与教授中的使命意识、独立思想和严谨学风 王 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爱国学者在以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为强国之道的同时,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怀疑和否定;一个世纪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认识了东西方文化的互补性和世界文化多元化价值取向,学者们提出了重视建设中国本体文化即传统文化的问题。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思考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以使它更好地为现化化建设服务,更好地走向世界,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国粹派”的代表人物是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他们当时对国学的研究和教授活动,现在有了予以重新认识的必要和可能。适值章太炎逝世65周年、黄侃诞生115周年纪念,北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于9月2日至4日在浙江海宁主办了章黄纪念会及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特约请该中心主任王宁教授撰文,谈谈对章黄国学研究和教授的再认识,供读者参考。——编者
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前进的。跟着历史的潮流前进的,当然总会走在历史前进的行列;有一些不跟潮流而独立特行的,在历史的轨道旋转过来之后,也有可能跟历史汇合。但是并非每个独立特行的人都可能这样。这要看他的独立特行,是否建立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独立的思想和严谨的学风之上。历史上许多前贤,其思想和行为不是在当时而是在身后为人理解,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种意识、思想和学风。当年被称为“国粹派”即“文化继承派”的章炳麟(太炎)、黄侃(季刚),在那种西学至上、国学被全盘否定的大潮中,顶住巨大压力,苦苦坚守着民族文化的阵地,坚持整理国故,保存国粹,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继承者,从而为新的文化时代的到来作了人才的准备,成功地衔接了两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走过的曲折道路,不能不重新认识和感受章黄二位前辈当年坚守国学阵地的苦心、真知和使命意识。
章黄早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但他们是学者型的革命家,用作为学者的革命家的标准来看待他们,才能正确理解他们对于国故的感情和态度。无论是先前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还是后来退而讲学授徒,在表面上看似完全矛盾的行为中,都显示了章太炎、黄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浇灌出来的学者的本色。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即主张“以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表明了他心目中“国粹”之于革命的地位和作用。后期,由于对革命党人内部狭隘的派系手段和权力之争不能赞同等原因,章黄先后退出斗争的漩流,而从事国学的研究和传授。章太炎晚年在苏州创办国学讲习会,黄侃先后在北京、武昌、南京教授国学:“继绝学,存国故,植邦本,固种姓”。在他们看来,退而讲学授徒才是从根本上救国保种的道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祸根在于道德的败坏——无耻的钻营、空言不实、沽名钓誉、善于诈伪。因此革命的首要目的在于唤醒民德:知耻、忠厚、耿介和必信———这些都是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只有民族文化得到继承,国家和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他们讲经史、讲诸子、讲语言文字之学,无一不是为了辨明民族大义,培养国民道德,光大民族气节,弘扬民族文化。总之,章黄认为,民族、国家的兴衰,最终决定于民族文化的存亡,因此,弘扬民族文化以启民智,是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却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命脉有断绝之虞。章黄正视这种文化危机,认为文化是国脉所系,只要文化不亡,振兴犹有希望,若文化衰败即属精神死亡,文化之源枯涸则国无可救。章太炎流亡日本时,就忧虑国故的危殆和民纪的不整,认为天以国粹相付,不忍在他的手中断绝。这是何等的使命意识!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既然让他与于斯文,是天之未丧斯文。他因此聚集生徒,成立国学讲习会,讲授《说文》、《尔雅》,希望青年把国学往下传。1908年,章太炎书赠黄侃的话中就有:“保氏旧文,危若引发,绝续之际,愿季刚亹亹而已。”章太炎说,教授学生国学,是因为,在国家不幸衰亡时,如果学术不绝,民众犹有所观感,将来就还有复兴的希望。他后来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时,又成立国学讲习所;晚年在苏州,则成立章氏国学讲习会。钱玄同、许寿裳、鲁迅、吴承仕等著名学者,都曾是他的学生,黄侃更是他终身相启发的学生。黄侃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自勖,同时也以此教育学生,勉励他的学生陆宗达:“此后当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八字交相策励,细思舍此亦更无自靖自献之方也。”黄侃在北京、南京讲学时,培养了刘博平、孙世扬、黄焯、潘重规、陆宗达、林尹、高明、殷孟伦、徐复等后继学人,他们都在半个世纪之后,成为国学研究和国学传播中的中坚人物。
章黄强调文化延续性,绝不是为了复古,把青年引入故纸堆而不问时事、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如上所说,他们提倡国学是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认为民族文化中蕴藏着救国救民族的智慧和经验。因此,当民族生存危机再一次爆发时,章太炎就再一次站出来,呼吁救亡。“一二·八”事变后,章太炎到北平,看到一般的学者还在一些具体的考古问题上孳孳不休,遂大声疾呼,要青年考求历史的演进,以实践的精神来救国家的危亡。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什么责任,这一切问题在历史上可以找到明确的指示”,若不把这些指示找出来,治史便要落空。1935年,民族生存危机日益严峻,黄侃深为忧虑,在弥留之际仍不免叹息:“国事固不可为乎?”
一些学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及章黄的主张坚守国学,都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而之所以走不同的路,各自学术所本的不同是一重要原因。但是,学术所本的不同所导致的道路之异,不是我们回顾历史时值得关注的问题。章黄在当时能够逆流而行,在人格上的原因就是独立思考,即思想的独立性。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总结和学习的。
当新的思想发生时,在前头奔走呼号的,往往是思想的独立者;当它成为潮流时,其中就不乏附议者了;而不跟这大潮流走的,也并不都是复古和保守,其中不乏独立思考者。独立的思考,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最宝贵的人格,具有求是所需要的个性、勇气、自信和忠实。不但在对具体问题的求知上是如此,在选择走什么样的学术道路上更是如此。他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追求独立的人格;他们忠实于建立在自己的学术所本基础上的判断、感觉;他们能够从历史的发展规律中比较正确地预见历史应有的正确航向。甚至,他们本来也承认潮流的方向有一定合理性,但不满于其中的附议者及极端化倾向,担心由于这种极端化带来的危害,因而相应采取另一种偏激的态度,以求在与对方的极端化对抗中救偏于万一。章黄在学术道路上的独立特行,其思想方法的解释当是如此。
独立思考,是勇于挑战权威、成见和时尚。归根到底这是进行学术研究必备的怀疑精神。逆水行舟,水固然在前进,但舟也在前进。水的前进与舟的前进,其方向虽不同,而孰是孰非,可以用一个标准判断吗?学术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它的衡量标准,应该与政治经济有所不同;在学术上,人文社会科学与数理科学的价值取向不同,也应该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中国历史上长期缺乏不同意见的争鸣,思维统于一尊,将学术与政治挂钩,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独立思考,是学术创新的前提。正是由于独立思考,章太炎既致力于提倡国学,同时也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如对儒家,他推崇孔子对历史和教育的贡献,但认为孔子讲求权变,因而如果用儒家的道德则冒险奔竞者皆是;如用儒家的理想则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而议论止于含胡之地。进而,他打破了学术定于一尊的束缚,全面客观评价儒、道、墨、法,把各家的学术还诸各家。对于近现代,有人把科学视为物质文明,章太炎认为,归根到底,对人来说物是由认识而来,物质文明乃要归于精神文明;人们多认为进化的潮流不可抗拒,章太炎认为进化虽为客观事实,但善恶苦乐并进,进化未必有绝对的价值;……现在,不只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主张被证明是有先见的,而且,科学发展、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给人类精神和自然环境带来的种种弊端,不也是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吗?黄侃也主张研读古代文献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存门户之见。他主张:“廓然大公,心如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息汉宋之争。”
章黄作为乾嘉以来学术的继承者,禀承了戴震、段玉裁、王念孙、俞樾等人的治学方法和严谨学风: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章太炎在治学中坚持“研精覃思,钩发沉伏;字字徵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其中也显示了治学的严谨与思想的独立的相互关系。黄侃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一曰不知者不道,一曰不背所本,一曰负责后世,一曰不窃。”这是一种求是、求实、忠诚、负责的态度。他教育学生说:“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又引古训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他还教育学生,三十岁以前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不要轻易发表文字;要把《说文》、《尔雅》、《广韵》等小学专著研习深透,而且要把古代文献材料工作做好,五十岁以前不要忙着写书。他也对自己规定五十岁以前不写书。他读书必动笔,作刊正、批注、评点和集中有关材料,为以后系统著书做资料准备。虽然黄侃生前正式出版发表的著述不多,但从他最后八年的日记以及他在一百多部古籍上所作的批注,可以统计出一部国学经史子集的精华书目,从中可以看到,一部系统、丰富、准确、深入的国学的通史和通论,已经完完整整地贮存在他的头脑里。
历史启示我们,事物总是在自身的更新中发展。这决定了其中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历史的延续性,一是发展的创新性。历史还启示我们,事物发展往往在不断的“矫枉过正”中曲折前进。这是创新性和延续性相互矛盾斗争的结果。应该说,当时的“西学中用”和“保存国粹”的主张,都有其合理性。在出发点上,双方都出于对民族的负责。二者的不同是学术道路上的意见分歧,是学术观点问题,不是政治态度问题。在旧文化的势力和观念根深蒂固之时,提倡向西方学习,是先进的主张,持这种主张的人在开始时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和否定走向极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世界上一切新事物出现的规律。同时,主张中国本体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因而要保存国粹,不使被全部否定,也是合理、清醒的主张,持这种主张的人在感情上与新文化派出现对立,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看来,既要吸收新文化,也不应丢掉传统,兼收并蓄,才是历史唯物主义。
由于当年“文化继承派”的主张长期没有得到人们正确、客观的理解,所以,重新回顾和审视历史,有必要特别指出,他们的主张有相当的合理性,其偏激则有其特殊历史原因,他们预见性地为保存国故和培养人才尽了最大努力,才使国学命脉得以延续,值得我们纪念。而他们在国学研究和教授中的使命意识、独立思想和严谨学风,其意义已超出本学科之外,更值得我们永远重视、珍惜和学习。
《中国教育报》2001年9月20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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