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什么是国学的精粹？

木兰晓芙

      为什么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入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

一、语言文字。

二、典章制度。

三、人物事迹。

      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一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能明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我想即使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的。兄弟这话，并不像做“格致古微”的人，将中国同欧洲的事，牵强附会起来。又不像公羊学派的人，说什么“三世”就是进化，“九旨”就是进夷狄为中国，去仰攀欧洲最浅最陋的学说。只是就我中国特别的长处，略提一二。

 

        先说语言文字，因为中国文字，与地球各国绝异。每一个字，有它的本义，又有引申之义。若在他国，引申之义，必有语尾变化，不得同是一字，含有数义。中国文字，却是不然。且如一个天字，本是苍苍的天，引申为最尊的称呼，再引申为自然的称呼。三义不同，总只有一个天字。所以有《说文》、《尔雅》、《释名》等书，说那转注假借的道理。又因中国的话，处处不同，也有同是一字，彼此声音不同的，也有同是一物，彼此名号不同的。所以《尔雅》以外，更有《方言》，说那同义异文的道理。这一种学问，中国称为小学，与欧洲比较语言学，范围虽不同，但性质也有数分相近。但是更有一事，是从来小学家所未说的，因为造字时代，先后不同，有“古文’、“大篆’没有的字，独是“小篆”有的。有“小篆”没有的字，独是“隶书”有的。有汉时“隶书”没有的字，独是《玉篇》、《广韵》有的。《玉篇》、《广韵》没有的字，独是《集韵》、《类篇》有的。因造字的先后，就可以推见“建置事物”的先后。且如《说文》“兄一弟”两字，都是转注，并非本义。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还没有兄弟的名称。又如“君’字，古人只作“尹”字，与那“父’字，都是从手执杖。就可见古人造字的时代，是家族政体，父权君权，并无差别。其余此类，一时不能尽收。发明这种学问，也是社会学的一部分，若不是略知小学，史书所记，断断不能尽的。近来学者，常说新事新物，逐渐增多，必须增造新字，才得应用。这自然是最要，但非略通小学，造出字来，必定不合六书规则。至于和合两字，造成一个名词，若非深通小学的人，总是不能妥当。且文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之处。究竟什么国土的人，必看什么国土的文，方觉有趣。像他们希腊、梨俱的诗，不知较我家的屈原、杜工部，优劣如何？但由我们看去，自然本种的文辞，方为优美。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

        第二，要说典章制度，我们中国政治，总是君权专制，本没有什么可贵。但是官制为什么要这样建置，府郡为什么要这样划分，军队为什么要这样编制，赋税为什么要这样征调，都有一定的理由，不好将专制政府所行的事，一概抹杀。就是将来建设政府，那项须要改良，那项须要复古，必得胸有成竹，才可以见诸施化。至于中国特别优长的事，欧美各国所万不能及的，就是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不说三代井田，便从魏晋至唐，都是行这均田制度，所以贫富不甚悬绝，地方政治，容易施行。请看唐代以前的政治，两宋至今，那能仿佛万一？这还是最大最繁的事。其余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总是起于社会主义，就是极不好的事，也还近于社会主义，兄弟今天，略举两项：一项是刑名法律，中国法律，虽然近于酷烈，但自东汉定律，直到如今，没有罚钱赎罪的事。惟有职官妇女，偶犯笞杖等刑，可以收赎，除那样人之外，凭你有陶朱猗顿的家财，得到受刑，总与贫民一样。一项是科举选举，这科举原是最恶劣的，不消说了。但为甚隋唐以后，书籍渐多，必不能像两汉的简单。若要入学购置书籍，必得要无数金钱，又且功课繁多，那做工营农的事，只好搁起一边，不能像两汉的人，可以带经而锄的。惟有律赋时文，只要化费一二两的纹银，就把程墨可以统统买到，随口咿晤，就像唱曲一般，这做工营农的事，也还可以并行不悖。必得如此，贫人才有做官的希望，若不如此，求学入官，不能不专让富人，贫民是沈沦海底，永无从政之日了。这两件事本是极不好的，尚且带几分社会主义的性质。何况其它好的呢？我们今日崇拜中国的典章制度，只是崇拜我们的社会主义，那不好的，虽要改良，那好的，必定应该顶礼膜拜，这又是感情上所必要的。

         第三，要说人物事迹。中国人物，那建功立业的，各有功罪，自不必说。但那俊伟刚严的气魄，我们不可不追步后尘。与其学步欧美，总是不能像的，何如学步中国旧人，还是本来面目。其中最可崇拜的，有两个人。一是晋末受禅的刘裕，一是南宋伐金的岳飞。都是用南方兵士，打胜胡人，可使我们壮气。至于学问上的人物，这就多了。中国科学不兴，惟有哲学，就不能甘居人下。但是程朱陆王的哲学，却也无甚关系。最有学间的人，就是周秦诸子，比那欧洲印度，或者难有定论，比那日本的物茂卿、太宰纯辈，就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了！日本今日维新，那物茂卿、太宰纯辈，还是称颂弗衰。何况我们庄周、荀卿的思想，岂可置之脑后？近代还有一人，这便是徽州休宁县人，姓戴名震，称为东原先生。他虽专讲儒教，却是不服宋儒。常说：“法律杀人，还是可救；理学杀人，便无可救。”因这位东原先生，生在满洲雍正之末，那满洲雍正所作朱批上谕，责备臣下，并不用法律上的说话，总说：“你的天良何在？你自己问心可以无愧的么？”只这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世人总说雍正待人最为酷虐，却不知是理学助成的。因此那个东原先生，痛哭流涕，做了一本小小册子。他的书上，並没有明骂满洲，但看见他这本书，没有不深恨满洲，这一件事，恐怕诸君不甚明了，特为提出。照前所说，若要增进爱国的热肠，一切功业学问上的人物，须选择几个出来，时常放在心里，这是最紧要的。就是没有相干的人，古事古迹，都可以动人爱国的心思。当初顾亭林要想排斥满洲，却无兵力，就到各处去访那古碑古碣，传示后人，也是此意。

木兰晓芙

转载完毕。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中，直接把国学作为培养民族主义情感不可替代的方法。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他认为，只要晓得历史，“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即便《民报》被封禁后，他退处讲学，也并非像有人指责的那样是脱离革命，而是把国学研究和讲演视作了文化战场。国有与立，赖于国学的支撑，这是他讲学的最大动力。太炎先生的爱国热忱，至今打动人心。

木兰晓芙

                                                                                 师古而非复古　坚守而非保守

                                                                                                                 ——章黄国学研究与教授中的使命意识、独立思想和严谨学风

                                                                                                             王      宁

　　   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爱国学者在以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为强国之道的同时，开始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怀疑和否定；一个世纪之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对许多问题进行了反思，认识了东西方文化的互补性和世界文化多元化价值取向，学者们提出了重视建设中国本体文化即传统文化的问题。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思考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以使它更好地为现化化建设服务，更好地走向世界，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国粹派”的代表人物是国学大师章太炎、黄侃，他们当时对国学的研究和教授活动，现在有了予以重新认识的必要和可能。适值章太炎逝世65周年、黄侃诞生115周年纪念，北师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于9月2日至4日在浙江海宁主办了章黄纪念会及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特约请该中心主任王宁教授撰文，谈谈对章黄国学研究和教授的再认识，供读者参考。——编者 

　　    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前进的。跟着历史的潮流前进的，当然总会走在历史前进的行列；有一些不跟潮流而独立特行的，在历史的轨道旋转过来之后，也有可能跟历史汇合。但是并非每个独立特行的人都可能这样。这要看他的独立特行，是否建立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独立的思想和严谨的学风之上。历史上许多前贤，其思想和行为不是在当时而是在身后为人理解，就是因为他们具有这种意识、思想和学风。当年被称为“国粹派”即“文化继承派”的章炳麟(太炎)、黄侃(季刚)，在那种西学至上、国学被全盘否定的大潮中，顶住巨大压力，苦苦坚守着民族文化的阵地，坚持整理国故，保存国粹，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术继承者，从而为新的文化时代的到来作了人才的准备，成功地衔接了两个时代的中国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今天，当我们回顾历史走过的曲折道路，不能不重新认识和感受章黄二位前辈当年坚守国学阵地的苦心、真知和使命意识。 

　　章黄早期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但他们是学者型的革命家，用作为学者的革命家的标准来看待他们，才能正确理解他们对于国故的感情和态度。无论是先前积极参加辛亥革命还是后来退而讲学授徒，在表面上看似完全矛盾的行为中，都显示了章太炎、黄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浇灌出来的学者的本色。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即主张“以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表明了他心目中“国粹”之于革命的地位和作用。后期，由于对革命党人内部狭隘的派系手段和权力之争不能赞同等原因，章黄先后退出斗争的漩流，而从事国学的研究和传授。章太炎晚年在苏州创办国学讲习会，黄侃先后在北京、武昌、南京教授国学：“继绝学，存国故，植邦本，固种姓”。在他们看来，退而讲学授徒才是从根本上救国保种的道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祸根在于道德的败坏——无耻的钻营、空言不实、沽名钓誉、善于诈伪。因此革命的首要目的在于唤醒民德：知耻、忠厚、耿介和必信———这些都是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只有民族文化得到继承，国家和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他们讲经史、讲诸子、讲语言文字之学，无一不是为了辨明民族大义，培养国民道德，光大民族气节，弘扬民族文化。总之，章黄认为，民族、国家的兴衰，最终决定于民族文化的存亡，因此，弘扬民族文化以启民智，是他们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的最终目标。 

　　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却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文化命脉有断绝之虞。章黄正视这种文化危机，认为文化是国脉所系，只要文化不亡，振兴犹有希望，若文化衰败即属精神死亡，文化之源枯涸则国无可救。章太炎流亡日本时，就忧虑国故的危殆和民纪的不整，认为天以国粹相付，不忍在他的手中断绝。这是何等的使命意识！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既然让他与于斯文，是天之未丧斯文。他因此聚集生徒，成立国学讲习会，讲授《说文》、《尔雅》，希望青年把国学往下传。1908年，章太炎书赠黄侃的话中就有：“保氏旧文，危若引发，绝续之际，愿季刚亹亹而已。”章太炎说，教授学生国学，是因为，在国家不幸衰亡时，如果学术不绝，民众犹有所观感，将来就还有复兴的希望。他后来在北京被袁世凯软禁时，又成立国学讲习所；晚年在苏州，则成立章氏国学讲习会。钱玄同、许寿裳、鲁迅、吴承仕等著名学者，都曾是他的学生，黄侃更是他终身相启发的学生。黄侃常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自勖，同时也以此教育学生，勉励他的学生陆宗达：“此后当以‘刻苦为人，殷勤传学’八字交相策励，细思舍此亦更无自靖自献之方也。”黄侃在北京、南京讲学时，培养了刘博平、孙世扬、黄焯、潘重规、陆宗达、林尹、高明、殷孟伦、徐复等后继学人，他们都在半个世纪之后，成为国学研究和国学传播中的中坚人物。 

　　章黄强调文化延续性，绝不是为了复古，把青年引入故纸堆而不问时事、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如上所说，他们提倡国学是出于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认为民族文化中蕴藏着救国救民族的智慧和经验。因此，当民族生存危机再一次爆发时，章太炎就再一次站出来，呼吁救亡。“一二·八”事变后，章太炎到北平，看到一般的学者还在一些具体的考古问题上孳孳不休，遂大声疾呼，要青年考求历史的演进，以实践的精神来救国家的危亡。他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什么责任，这一切问题在历史上可以找到明确的指示”，若不把这些指示找出来，治史便要落空。1935年，民族生存危机日益严峻，黄侃深为忧虑，在弥留之际仍不免叹息：“国事固不可为乎？” 

　　一些学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及章黄的主张坚守国学，都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而之所以走不同的路，各自学术所本的不同是一重要原因。但是，学术所本的不同所导致的道路之异，不是我们回顾历史时值得关注的问题。章黄在当时能够逆流而行，在人格上的原因就是独立思考，即思想的独立性。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总结和学习的。 

　　当新的思想发生时，在前头奔走呼号的，往往是思想的独立者；当它成为潮流时，其中就不乏附议者了；而不跟这大潮流走的，也并不都是复古和保守，其中不乏独立思考者。独立的思考，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最宝贵的人格，具有求是所需要的个性、勇气、自信和忠实。不但在对具体问题的求知上是如此，在选择走什么样的学术道路上更是如此。他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追求独立的人格；他们忠实于建立在自己的学术所本基础上的判断、感觉；他们能够从历史的发展规律中比较正确地预见历史应有的正确航向。甚至，他们本来也承认潮流的方向有一定合理性，但不满于其中的附议者及极端化倾向，担心由于这种极端化带来的危害，因而相应采取另一种偏激的态度，以求在与对方的极端化对抗中救偏于万一。章黄在学术道路上的独立特行，其思想方法的解释当是如此。 

　　独立思考，是勇于挑战权威、成见和时尚。归根到底这是进行学术研究必备的怀疑精神。逆水行舟，水固然在前进，但舟也在前进。水的前进与舟的前进，其方向虽不同，而孰是孰非，可以用一个标准判断吗？学术不是政治，也不是经济，它的衡量标准，应该与政治经济有所不同；在学术上，人文社会科学与数理科学的价值取向不同，也应该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中国历史上长期缺乏不同意见的争鸣，思维统于一尊，将学术与政治挂钩，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独立思考，是学术创新的前提。正是由于独立思考，章太炎既致力于提倡国学，同时也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如对儒家，他推崇孔子对历史和教育的贡献，但认为孔子讲求权变，因而如果用儒家的道德则冒险奔竞者皆是；如用儒家的理想则宗旨多在可否之间而议论止于含胡之地。进而，他打破了学术定于一尊的束缚，全面客观评价儒、道、墨、法，把各家的学术还诸各家。对于近现代，有人把科学视为物质文明，章太炎认为，归根到底，对人来说物是由认识而来，物质文明乃要归于精神文明；人们多认为进化的潮流不可抗拒，章太炎认为进化虽为客观事实，但善恶苦乐并进，进化未必有绝对的价值；……现在，不只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主张被证明是有先见的，而且，科学发展、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给人类精神和自然环境带来的种种弊端，不也是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吗？黄侃也主张研读古代文献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存门户之见。他主张：“廓然大公，心如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息汉宋之争。” 

　　章黄作为乾嘉以来学术的继承者，禀承了戴震、段玉裁、王念孙、俞樾等人的治学方法和严谨学风：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章太炎在治学中坚持“研精覃思，钩发沉伏；字字徵实，不蹈空言；语语心得，不因成说”。其中也显示了治学的严谨与思想的独立的相互关系。黄侃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一曰不知者不道，一曰不背所本，一曰负责后世，一曰不窃。”这是一种求是、求实、忠诚、负责的态度。他教育学生说：“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又引古训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他还教育学生，三十岁以前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不要轻易发表文字；要把《说文》、《尔雅》、《广韵》等小学专著研习深透，而且要把古代文献材料工作做好，五十岁以前不要忙着写书。他也对自己规定五十岁以前不写书。他读书必动笔，作刊正、批注、评点和集中有关材料，为以后系统著书做资料准备。虽然黄侃生前正式出版发表的著述不多，但从他最后八年的日记以及他在一百多部古籍上所作的批注，可以统计出一部国学经史子集的精华书目，从中可以看到，一部系统、丰富、准确、深入的国学的通史和通论，已经完完整整地贮存在他的头脑里。 

　　历史启示我们，事物总是在自身的更新中发展。这决定了其中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一是历史的延续性，一是发展的创新性。历史还启示我们，事物发展往往在不断的“矫枉过正”中曲折前进。这是创新性和延续性相互矛盾斗争的结果。应该说，当时的“西学中用”和“保存国粹”的主张，都有其合理性。在出发点上，双方都出于对民族的负责。二者的不同是学术道路上的意见分歧，是学术观点问题，不是政治态度问题。在旧文化的势力和观念根深蒂固之时，提倡向西方学习，是先进的主张，持这种主张的人在开始时对传统文化的批评和否定走向极端，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世界上一切新事物出现的规律。同时，主张中国本体文化的历史延续性因而要保存国粹，不使被全部否定，也是合理、清醒的主张，持这种主张的人在感情上与新文化派出现对立，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看来，既要吸收新文化，也不应丢掉传统，兼收并蓄，才是历史唯物主义。 

　　由于当年“文化继承派”的主张长期没有得到人们正确、客观的理解，所以，重新回顾和审视历史，有必要特别指出，他们的主张有相当的合理性，其偏激则有其特殊历史原因，他们预见性地为保存国故和培养人才尽了最大努力，才使国学命脉得以延续，值得我们纪念。而他们在国学研究和教授中的使命意识、独立思想和严谨学风，其意义已超出本学科之外，更值得我们永远重视、珍惜和学习。 

　　                                                                                                                                《中国教育报》2001年9月20日第7版

木兰晓芙

转载完毕。这是王宁先生十多年前发表在《中国教育报》上的文章，谈自己对章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治学经验的理解，字字发自肺腑，当年在课堂上聆听过多次，读来分外亲切。跟各位朋友分享。

日月光华

       “每一个字，有它的本义，又有引申之义。若在他国，引申之义，必有语尾变化，不得同是一字，含有数义。中国文字，却是不然。且如一个天字，本是苍苍的天，引申为最尊的称呼，再引申为自然的称呼。三义不同，总只有一个天字。” 

       我曾思考过这个问题。汉语中用一个字来记录数个词真的优越吗？或许不一定。作为一种语言，可能最理想的模式是一个词就用一个形去记录。其实清代已经有人意识到了汉语的这种问题了。比如钱坫的《说文解字斠诠》就暗含着“一字记一词”、字词一一对应的思想。不过这只是一种理想模式。再者，真正的一字记一词、字词一一到底是否具有优越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木兰晓芙

汉语没有语法范畴，的确是个有利有弊的特点。表现在汉字上，就是字形不变而承担着数个几种记录功能。看起来完全相同的几个字组成的一个句子，可能在不同上下文中含义并不相同，更别说调整了语序之后的几个句子。所以从汉语学习者的角度来看，“一字数义”这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特点。 

上帖最后一句话少了“对应”二字吧。同意你的看法，“一字记一词、字词一一对应”看起来比较理想优越，可能还遇到别的问题，比如因词量、字量过大人们记忆负荷过重而需要整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