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雨：唐蘭先生的治學之路

日月光华

劉雨：唐蘭先生的治學之路（上）

內容提要：本文回顧了唐蘭一生走過的學術道路。唐蘭自少年時代起就熱衷中國古代典籍和出土文字資料， 立大志研究中國文字學；青年時代因以課堂講義爲底本，寫出名著《古文字學導論》，奠定了中國文字學理論體系的基礎而成名於世；八年抗戰，他堅拒僞職，奔赴西南聯大教書育人；新中國建立後，他以其對漢字的精深理解，奮起抵制文字改革中的錯誤傾向。20 世紀50 年代奉調故宮博物院後，除主持故宮學術建設外，應邀指導各地考古發現，創造性地解讀出土資料中古文字記錄的文化信息，爲故宮博物院和全國考古和文博事業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唐蘭1901年1月9日出生於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今嘉興市），又名佩蘭、景蘭，號立庵（立厂、立盦、立菴），曾用筆名“楚囚”、“曾鳴”，齋號“亡斁”，1979年1月11日病逝於北京。

唐蘭幼年家境貧寒,父親唐熊徵先以挑擔售賣，後來開小水果店爲生。少年時期他曾受父命學商，於1912至1915年在著名學者范古農創立並擔任校長的嘉興縣乙種商業學校學習。1915至1920年又從嘉興國醫館館長陳仲南學中醫，並在城內項家漾開設景蘭醫院行醫。這期間還曾受當時革命潮流影響，隻身赴上海尋找過孫中山（未果）。其後在上海著名作家陳栩（壽嵩，號蝶僊）主辦的栩園編譯社學習詩詞。學商、行醫、學詩詞、參加革命等，雖都增進了他的人生閱歷，但却無法成爲他終生嚮往的事業。從1919年開始，他逐漸對傳統“小學”和古文字的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原注：見《殷虛文字記·自序》： “余治古文字學，始於民國八年。”）。1920年，著名教育家唐文治創辦無錫國學專修館（原注：無錫國學專修館，1920年冬創建於惠山之麓，1928年改名無錫國學專門學院，1929年再改名爲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49年改名中國文學院，1950年併入蘇南文化教育學院。1952年，蘇南文化教育學院和東吳大學、江南大學數理學院合併，在東吳大學舊址建立蘇南師範學院，同年改名爲江蘇師範學院，1928年改名蘇州大學，該校一直保持着注重我國傳統文化的教學和研究的優良傳統，堪稱我國20世紀培養國學精英的搖籃），在上海、南京、無錫三地招生，唐蘭是經嚴格選拔錄取的考生之一。唐文治是黃以周、王先謙的門生，早年又曾赴歐、美、日本作過考察，是那個時代少數可稱“學貫中西”的學者，他所創立的是一所專門研習中國古代經典文獻的高等學府，他親自授課，注重培育學生自主研究的能力。學業中往往以經典內容命題作文，考察學生的認知和表述能力。該校保存了十餘篇唐蘭在校的論文作業，各篇後均有老師爲其所下評語，如：

發揮精詳，學者之文。

識解既高，行文古雅絕倫，亦復秩然有序，此才固未易得也！

志大學博，充而學之，他日之經師也。

元元本本，殫見洽聞，非學有根柢者，無此淹貫。

唐文治等授課教師對唐蘭論文的評價均爲冠蓋群生，皆視其爲難得人才。求學三年，唐蘭對傳統小學典籍和傳世經典文獻作了大量閱讀和深入的研究，開始走上將古文字資料與傳統文獻對照研究的正確治學道路，他在所著《天壤閣甲骨文存並考釋·自序》中寫道：

余由是發憤治小學，漸及群經。居錫三年，成《說文注》四卷，《卦變發微》《禮經注箋》《孝經鄭注正義》《棟宇考》《閫閾考》各一卷。嚴可均、王筠之治《說文》多援引彝銘，余作注亦頗採用吳氏之《古籀補》，因漸留意於款識之學。及讀孫詒讓之《古籀拾遺》及《名原》，見其分析偏旁，精密過於前人，大好之，爲《古籀通釋》二卷，《款識文字考》一卷……

序中所說的早年著述大都沒有保存下來，僅《說文注》四卷中殘存的兩卷保存至今，內容分校勘、集解、音韻、轉音、附錄、發明等項，該書原擬寫三十卷，現僅殘存的兩卷就有十八萬字，可見其全書設計規模之大和用心之深。

求學期間，初識甲骨文，遂集羅振玉的考釋，依《說文》體例編次，並有所訂正，寄書羅氏，獲得稱許，並推介給王國維。於是唐蘭從1922年始，每道出上海，必訪教於王氏，得到王國維的悉心指導和幫助。王國維去世後，他在《將來月刊》上公佈了王氏1922年至1925年寫給他的八通書信，信中討論的內容以音韻、彝銘、金文曆法和古籍爲主，王氏對青年唐蘭的治學志向和古文字學識多有肯定，曾云（原注：見商承祚：《殷虛文字類編·王序》，1923年）：

今世弱冠治古文字學者，余所見得四人焉，曰嘉興唐立庵友蘭……立庵孤學，於書無所不窺，嘗據古書古器以校《說文解字》。

 

1923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績在無錫國學專修館畢業。修業三年來，刻苦攻讀，潛心鑽研，並先後得到唐文治、羅振玉、王國維等大家的獎掖、指導和幫助，爲其一生的學術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4年初，他曾短時間在羊腰灣無錫中學作國文教員。當年春，羅振玉將他薦至天津周學淵公館開席授教其二子（原注：周學淵字立之，晚號息翁、息庵，安徽東至人。光緒二十九年（1903）進士，任廣東候補道，後改山東奏調候補道，欽任憲政編查館二等咨議官。光緒三十二年（1906）任山東大學堂第六任總監督（校長）。1908年任山東調查局總辦。喜詩，曾和同好辜鴻銘等人結詩社。周家是清末及民國年間著名的官紳世家，其父周馥曾作兩廣總督，其兄周學熙是當時著名北洋實業家），這期間還應羅氏之囑託，以其提供之原件影照摹寫唐人寫本《切韻》，該項跋本《切韻》舊藏清宮，外間難以見到，學界無法利用，經唐蘭行款字體一依原本仿寫，於1925年9月由延光室影印出版，成爲至今音韻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

王國維1925年8月一日致唐蘭信中云（原注：見《唐蘭全集·書信》，《王靜安先生遺札》。又《北京大學文史叢刊》第五種《十韻彙編》所用“王二”中的文字即出自此本）：

王仁煦《切韻》聞已寫就大半，尚有少許未就，弟亟盼此書之出，幾於望眼欲穿，祈早蕆此事，實爲功德。

1929年至1930年，受周家委託，唐蘭出任天津《商報·文學週刊》和《將來月刊》主編，有了這兩塊陣地，遂在兩刊上，連續發表研究敦煌文獻的論文多篇，還寫了《孔子傳》和研究孔子和老子的論文等。1929年洛陽馬坡新出土夨令方尊、方彝，他寫了一組論文參加討論，初次接觸銘文，他就敏銳地提出銘文中“京宮”和“康宮”實是西周諸王宗廟的論題，這是他晚年全面闡述的西周金文斷代“康宮原則”的濫觴。在《商報·文學週刊》第十期後，他還多期連載《關於塔爾海瑪論古代中國哲學的討論》長文。他寫的這一批論文，鋒芒畢露，展示了他治學的才華。他能對新出現的資料深入地進行探討，得之於他求學期間對中國古代文獻廣泛涉獵和刻苦鑽研的積累，同時也植根於他遠大的學術抱負和對自己治學能力的自信。他作研究，不迷信古人，也不迷信前輩學者，包括他敬重的、指導和幫助過他的羅、王。他對敦煌文獻的獨立考證，對權威學者王國維的名文《生霸死霸考》的批評，對德國大哲學家塔爾海瑪《辯證唯物論》中的兩章《古代中國哲學》論述的批評，都體現了這一點。在他青年時代形成的這種以學術爲天下公器，視野高遠，稔熟文獻，文字雄辯等鮮明風格，始終堅持，貫穿一生。

 

日月光华

1931年5月唐蘭應金毓黻邀請赴沈陽編輯《遼海叢書》，同時，應高亨之邀於東北大學講授《尚書》。9月18日，日軍發動侵佔沈陽以及東北三省的戰爭，其時唐蘭不懼時艱，潛留沈陽，以親眼所見日軍的暴行，用悲憤的“楚囚”爲筆名，於10月在《北洋畫報》上發表文章《嗚呼！土肥原的仁政》，公開點名揭露關東軍頭目本莊繁中將和土肥原大佐假仁義真侵略的面孔，稱他們是“這班種遠東戰爭禍根的寶貨”，文中也批判了麻木不仁的國人知識分子，對國家危亡漠然視之的行爲（原注：見吳秋塵：《唐立厂拒金謝酒》“吾友唐立厂從政講學於沈，東北事變起後，獨留城中，未即西來，輒以所得供報章發表，蓋有心有識人也。本報前刊沈陽消息以楚囚爲筆名者，即出唐氏手筆”（載《北洋畫報》1931年10月29日））。

返回北平後，於次年春，應顧頡剛邀請，唐蘭在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代講《尚書》。秋後，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任教，講金文和“古籍新證”，又代董作賓講甲骨文。隨着影響的擴大，陸續接到清華大學、師範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大學等校邀請，講授古文字及《詩》《書》“三禮”。甫屆而立之年，即連續接獲時爲古史與古文字研究重鎮一流學者的授課、代課邀請，在當時是很大的榮譽，也足見學術界對他學識水準的肯定。

他以在各校授課的講義爲底本，在1934年同時編著了《古文字學導論》和《殷虛文字記》兩部著作。《古文字學導論》是現代中國文字學理論的開山之作，20世紀30年代，商周古文字資料大量聚集，與其密切相關的現代考古學、語言學、先秦史學等，由於引入西方先進的學術思想，有了很大的進步。古文字研究隊伍中，出現了嚴可均、王筠、吳大澂、孫詒讓、王國維、羅振玉、郭沫若、于省吾、容庚、商承祚、徐中舒、董作賓等一批卓有成就的學者，在古文字考釋和研究方法上積累了許多經驗。但他們的研究却各自爲政，其經驗缺乏提升到理論高度的綜合與概括。那時，中國文字學的理論研究，總體上還停留在一千八百年前《說文解字》體系的水準上，社會上充斥着射覆猜謎、穿鑿附會的研究。《說文解字》曾經是中國文字學史上一部偉大著作，但是在新材料、新研究方法不斷進步的時代，這部建立在小篆基礎上的文字學體系，已經落後，對這部書的迷信當時已經成爲阻礙學術發展的羈絆。中國文字學和相鄰學科的發展呼喚一部敢於衝破這一沉悶局面的著作，建立起現代意義上的文字學理論體系，以糾正亂像叢出、聲譽日下的古文字研究。唐蘭和他的《古文字學導論》以巨大的學術勇氣，擔負起這個艱巨的使命。他對以《說文》爲代表的文字學理論從不同角度作了深入全面地檢討，吸收了其中合理的部分，批判了其落後的和僞科學的部分，對當時社會上種種建立在《說文》基礎上的似是而非的文字學理論，進行了有力的分析和批判。該書論述了文字與語言的關係，明確了中國古文字學的學科研究範圍應是古文字字形，論述了文字的起源及其演變規律。他批判了許慎的“六書說”，將古文字構成歸納爲“象形、象意、形聲”三種，即認爲漢字是由形符字、意符字、聲符字三種文字構成，並提出象意文字聲音化，轉變爲聲化字，是形聲字生成的主要途徑。並第一次提出整理古文字的“自然分類法”。

漢字結構分類研究，唐蘭之後，成了一項學界十分關注的課題，陸續有人提出各種不同方案，其實這個課題，從不同角度出發往往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時至今日，還沒有一個方案可以說已經無遺漏地圓滿涵蓋了全部漢字，因而學術界目前尚無公認的結論。唐蘭的 “三書說”儘管從今天的角度看可能並不完善，但在當時，它對破除《說文》混沌 “六書說” 的迷信，却是顛覆性的，此後研究的進步，應該說是在他開闢的這條道路上，不斷調整改進的探索而已。

在研究古文字的方法上，他繼承了從許慎《說文》就開始使用，到孫詒讓加以發揮的注重偏旁分析的傳統，第一次明確提出古文字研究應以偏旁分析爲核心，同時加以歷史的考證。這一觀點精闢地概括了此前古文字研究學者考釋古文字的經驗，是研究中國古文字正確的途徑和方法，至今仍是中國古文字研究必須遵循的核心理論。他論述的理論體系範疇概念明確，結構嚴謹，使中國古文字學屹然成爲現代學術園地裏一門獨立的學科。古文字學是中國文字學的中心，唐蘭的《導論》應該說是現代中國文字學史上第一部成功的理論著作。

著名古文字學家張政烺評價這部著作時說（原注：張政烺：《出版附記》，《古文字學導論》，齊魯書社，1981年）：

中國古文字研究已有一兩千年的歷史，但很少理論性的著作，唐蘭同志這部書是空前的，在今天仍很有用。

當代傑出的古文字學者裘錫圭在評價這部著作時指出（原注：見裘錫圭：《二十世紀的漢語文字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這本書奠定了現代意義的文字學的基礎，同時也使古文字的研究開始走上科學的道路。其書第二部分闡明研究古文字，主要是考釋古文字的方法，特別強調了偏旁分析法和歷史考證法的重要性，此書標誌着現代意義上的古文字學的建立。

唐蘭的另一部力作《殷虛文字記》是其早期甲骨文字研究成果的彙集，該書精選出三十三個字（或字組），先摹出字形，舉出其在卜辭中的辭例，然後分析字形和偏旁，注意區別字形相近的字，考證增附不同偏旁後的字與本字的字音、字義聯繫。對一些有典型意義的字，該書描述了從甲骨、金文一直到小篆字形變化的歷史軌迹，最後再把考釋出的文字放回上下文環境中去檢驗，以考察所下結論是否可以成立。對於那些在卜辭中出現頻率高，對全文理解起關鍵作用的字，他的論證周密嚴謹，對有些字的考證，經過數十年新出資料的檢驗，時至今日仍是不移之論。由於不斷地成批次地拿出考釋古文字的成果，他在學術界的影響漸大，以至連他考證古文字的論證方法和形式也受到當時學者們的推崇和模仿。該書與《導論》相輔相成，以實踐應證了《導論》中所列諸條例的正確。

20世紀30年代是唐蘭一生學術事業和聲望達到頂峰的時期，兩個標誌性的事件見證了這個成就。一個是在1934年3月郭沫若發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特徵序於唐蘭；另一個則是1934年11月北平來薰閣影印王國維生前在清華大學最後兩年的講義《古史新證》，整理此書的王氏助教趙萬里出面請唐蘭作序。兩位近代中國古史、古文字領域最有成就的學者的著作連番請唐蘭作序，顯示了其學術成就在學術界地位之崇高。

1936至1937年間，唐蘭又寫了《說文解字箋正》一書，現存遺稿是《說文》卷一上篇的三萬四千餘字，這是唐蘭擬定撰寫《古文字學七書》的最後一種，此書與其早年所寫《說文注》不同，是用甲骨、金文、鉨印、陶文、碑版、木簡以及古書、字書、韻書等相互參證，針對《說文》，是者證成之，非者糾正之，檢討《說文》的得失。寫此書時，距寫《說文注》已經過去了15年，作者已對甲骨、金文等各種古文字數據作了全面梳理和考察，並建立了以《古文字學導論》爲核心的古文字學理論體系，這時再回過頭來審視《說文》，站得更高，看得更透徹。此書的撰述，雖只開了個頭，遠沒有完成，但已展示了作者利用新的古文字資料全面整理研究《說文》的具體步驟和作法（原注：見《唐蘭全集·遺稿集·說文學》。在《古文字學導論·自敘》中唐蘭說：“這書本是唐氏古文字學七書裏的一種，七書的名稱是：一、古文字學導論；二、殷虛甲骨文字研究；三、殷周古器文字研究；四、六國文字研究；五、秦漢篆研究；六、名始；七、《說文解字》箋正。”）。

唐蘭曾得王懿榮後人甲骨拓本兩冊及輔仁大學圖書館舊藏甲骨拓本一冊，三冊資料去其重複，有當時未見著錄之甲骨一百零八片。於1939年3月，編成《天壤閣甲骨文存並考釋》一書。全書甲骨文字均經逐片考釋，所記見解亦多異於時賢，記錄了他考釋古文字的許多案例。書前檢字有二百五十一字，以自然分類法次之，初現其甲骨文自然分類法面貌端倪。早在《古文字學導論》下編《應用古文字學》中就有《古文字學的分類——自然分類法和古文字字彙的編輯》一章，這種分類方法，突破了《說文》“始一終亥”不合理的體系，而是根據古文字自身構形特點對漢字進行分類排比所作的探索。近世日本學者島邦男的《殷墟卜辭綜類》（1967年）、吉林大學的《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1988年）、《殷墟甲骨刻辭類纂》（1989年）、李宗焜的《甲骨文字編》（2012年）等甲骨文工具書，顯然都受到了唐蘭發明的這種分類法的啟發和影響。

從在各高校任教起，唐蘭開始了一生創作力最旺盛的一段時期，這期間他除撰寫了上述三部專著之外，還發表了一大批膾炙人口的論文，如1933年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邀請他出任故宮專門委員，遂開始留意故宮藏品，1936年7月，他針對清宮舊藏宗周鐘，在《故宮年刊》上發表了《周王鐘考》一文，當時正值王國維、郭沫若新發現金文“時王生稱”理論，因之歸納出的著名的“標準器斷代法”大行其道之時，各金文大家，都因爲鐘上有“昭王”銘文，遂定此器爲西周早期昭王所作器。唐蘭則從形制特徵和銘文內容分析，力排眾議，認爲該鐘是西周晚期周厲王所作器，作器者猷厲王之名胡。當時學界對他的觀點並不以爲然，但是，隨着後世帶銘文鐘出土的增多，人們發現西周早期不見長篇鐘銘，而宗周鐘銘文則達一二二字之多，顯然不可能是西周早期之物，遂開始意識到唐蘭當年的分析是有道理的。1978年，在該文發表42年後，陝西扶風齊家出土簋，1981年扶風莊白又出土五祀鐘，這些經過科學發掘的銅器資料，證實了唐蘭學術研究的預見性確非常人可及，其對此銘的解讀遂成爲學界的共識。

董作賓是卜辭研究的大家，唐蘭批評其《獲白麟解》和“典冊即龜版說”釋字有誤，寫了《獲白兕考》和《關於尾右甲卜辭》兩文，指出白麟實爲白兕之誤，典冊亦與龜版無關。《卜辭時代的文學和卜辭文學》一文是與郭沫若商榷商代是“亞血族群婚制”、“是由牧畜進展到農業的時期”等觀點的，他指出商代的卜辭和卜辭文學與西周接近，卜辭時代應是父系家長制的青銅時代。

唐蘭在20世紀30年代，寫有五萬多字研究石鼓文的手稿，並未發表（原注：見《唐蘭全集·遺稿集·銘刻學》，《汧陽刻石考》），他爲中華書局《北宋拓周石鼓文》一書所作的跋文《石鼓文刻於秦靈公三年考》，以及其後他與童書業論辯的三篇論文：《關於石鼓文的時代》、《論石鼓文用“”不用“朕”》和《關於石鼓文“”字問題》等，都是在這個資料準備的基礎上寫成的，這組論文的特點是以石鼓文中人稱代詞字的使用時代立論，在眾多石鼓論文中，其文最爲客觀有據，自成一家。《尚書新證》是唐蘭的北大講義《古籍新證》之一，專講《尚書》諸篇中關鍵的字句，以文獻資料結合金文甲骨文，疏通文意、辨別真僞、確定篇章時代。

日月光华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盧溝橋挑釁，隨後佔領北平，發動了侵佔我國華北的戰爭。一日，在北平的漢奸錢相突然發佈唐蘭爲古學院理事，唐蘭見報後，是理事中第一個站出來，登報聲明，申明自己早已不研究甚麼金石古物了，以示與侵略者不合作的立場（原注：《唐蘭全集·論文集》，《唐蘭啟事》，載《新民報》1938年3月15日第一版）。其後又有過去的學生日本人武田熙（維持會顧問）找上門來，企圖拉唐蘭參加日本人主持重建的僞北京大學的教學工作，他看到此時的北大雖盜用了老北大的設備圖書和校址，但各系都有日本教授把持，實爲日軍實施高等奴化教育的工具，自己絕不甘充當這亡國奴式僞職。在祖國橫遭日軍蹂躪的危難形勢下，爲保持民族操節，他決意冒險隻身逃離北平。經過精密策劃，唐蘭於1939年4月，在沈兼士、儲皖峰等友人的幫助下，拋家舍業，歷盡艱辛，先到上海，又輾轉香港、越南河內，終繞道至昆明。

到達昆明後，他與一大批著名的愛國學者一道，堅守在祖國西南邊陲，教書育人，創造了一段舉世聞名的傳奇式的中國學術繁榮與輝煌。1939年始，他應聘西南聯大教授，並兼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導師。先後在西南聯大課堂上講授古文字學、甲骨文字、六國銅器、《說文解字》、《爾雅》、《戰國策》、宋詞選讀等課程。他講的文字學課程很受歡迎，除中文系學生外，連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王竹溪（原注：王竹溪（1911－1983），1938年獲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學位，1938－1946年期間任西南聯大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1946－1952年任清華大學教授，物理系主任，1952－1962年任北京大學教授、副校長，1978年當選中國物理學會副理事長。他在熱力學、理論物理、統計物理和數學物理領域具有很深的造詣，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皆師從過他，同時他潛心研究漢字四十餘年，編纂《新部首大字典》，由上海翻譯出版公司1988年出版）和哲學系的教授沈有鼎（原注：沈有鼎（1908－1989），是現代中國邏輯學的開拓者，專長數理邏輯和中西邏輯史。他曾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等都趕來聽他的課。受他的影響，四十多年後王竹溪編纂了二百五十萬言的《新部首大字典》，收錄五萬一千一百個漢字，以自然科學家的精准，每字皆標有漢語拼音，而且做到每字一碼，沒有重碼，對我國漢字數位化進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抗日戰爭至1949年前這段時期，唐蘭除授課外，還發表了一批重要的學術論文，他的論文不局限於考釋文字本身，而是往往通過對銘文、器物的研究，引申開來，解決考古學和古史研究中的難題。如他考釋商鞅量銘文研究古代度量制度，他寫的《智君子鑑考》、《王命傳考》、《洛陽金村古墓爲東周墓非韓墓考》、《論彝銘中的休字》等，考釋王命傳銘，闡述戰國時期的傳遽及符節制度；研究東周左師壺、羌鐘銘，考察洛陽金村古墓國別等。《古代飲酒器五種》則釐清了宋代以來習稱“五爵”酒器的名實關係。古人有死後以天干易名的制度，其實爲何，頗有爭議，之前有主“生日”和“死日”兩說，然其論皆有與文獻記載明顯不合的硬傷，唐蘭發表《未有諡法以前的易名制度》一文，首倡“祭日說”，較好地解釋了這一干支易名現象。1941年發表的《蘇秦考》是唐蘭對《戰國策》和《史記》等古籍全面整理研究後的用心之作，他指出兩書所記蘇秦張儀故事，多有違背史實之處，這一論述爲30年後他對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的研究作了很好的鋪墊，該文的一些觀點也爲70年代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所證實。

唐蘭一生沒有出國留洋的經歷，他在學術研究中却十分注重吸取西方先進的學術理念，並無保守習氣，因而在西南聯大眾多海歸學者叢中，作爲純本土學者，他獨樹一幟，成爲公認的中國文字學領域最優秀的教授。

《鄭庠的古韻學說》、《論古無複輔音凡來母古讀如泥母》、《唐寫本刊謬補缺切韻跋》、《韻英考》、《守溫韻學殘卷所題南梁考》、《論唐末以前韻學家所謂輕重與清濁》、《與陸志韋先生論切韻復書》等一組論文展示了他對古音韻學的研究和考據的成績。在唐蘭的遺稿中，有一篇寫於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期間致陳寅恪的信的底稿，未曾發表，內容是與陳寅恪切磋其《從史實論切韻》一文中的某些觀點，唐蘭認爲“周以降，載籍所錄，漢語史皆有方音之不同。而漢語通語‘雅言’的基礎方言經歷了北方（秦以前）→南方（楚語，漢初）→北京洛、南金陵（六朝至唐初）→北方（唐初以後）的變遷過程。《切韻》是一個折中南北古今音，且所採以南方音爲多的綜合音系”。該信還從政治因素（定都）和文化心理因素探討了基礎方言變遷的原因和表現，是一篇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考察漢語音韻的重要作品。唐蘭遺稿中，還有一包與李榮的通信，未曾發表。唐蘭是西南聯大時期李榮的導師之一，通信是針對李榮1946年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所語學部的畢業論文《切韻音系中的幾個問題》所發，就“《切韻》增加字”、“系聯反切十六公式”、“系聯又音”、“j化聲母”等問題提出意見，並從校勘、方言、假借、異文等不同角度進行了論證，從後來李榮所寫《切韻音系》一書來看，他對唐蘭的意見多有採納。在唐蘭的遺稿中還有一部作於1945年的《讀〈說文〉記》兩卷，殘存約七萬五千字。該書是從音韻學的角度研究《說文》，講古音的演變及與所附反切的關係，從音韻的角度講文字的孳乳，體例是先引諸家之說於前，再以按語點評諸說得失，並發表自己的見解（原注：見《唐蘭全集·遺稿集·說文學》）。

唐蘭曾在《古文字學導論·自敘》中說：“現有的古音韻系統是由周以後古書裏的用韻，和《說文》裏的諧聲湊合起來的，要拿來做上古音的準繩是不夠的。”他在《殷虛文字記》中說：“……壴、鼓、喜、四字，今所謂古音系統分屬各部，而卜辭時代猶相通用。”他在《殷虛文字二記——釋且、、沮、、、刞、一文中，詳細地考證了且、宜、俎等字的古音古意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不斷演變的曲折過程，不但有力地否定了郭沫若著名的“祖妣生殖崇拜象徵說”（原注：見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而且論定這組字古音本屬舌頭，與“多”相近，其後才變爲齒頭正齒之音。同時還批評了王國維“俎宜不能合爲一字，以聲決不同也”的說法，認爲這種只要韻部相隔，聲即不同的觀點是錯誤的。他曾多次根據古文字研究實踐中遇到的古音韻“特例”，提出音韻學研究應該重視古文字動態分析得出的結論。唐蘭曾撰有《高本漢音韻學批判》和《上古音韻學研究》兩部手稿，惜失於文化革命抄家之災（原注：見高明：《唐立庵先生與中國文字學》“據先生講，在文革抄家時，有《中國文字學下冊》、《六國銅器》、《上古音韻學研究》三本專著稿本丟失在那艱難的歲月”。見《學林往事》中冊，頁701，朝華出版社，2000年）。他曾痛心地對老友容庚說：“弟對身外之物，無所留戀。未發表的手稿近百萬言，據說已送造紙廠，有些已無法重作，如《切韻》校定本，沒有幾年時間是搞不出來的。”（原注：見《唐蘭全集·附錄》“致容庚信（七）”）他一生對音韻學的研究，因其精通甲骨文字，往往依據當時一般音韻學家並未深入鑽研過的資料立論，具有獨特的價值。唐蘭數十年前，對現存上古音韻體系的局限性所作的批評，至今並未得到徹底地解決，應該引起音韻學界充分關注。

唐蘭的遺稿中有《讀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一文，當年李孝定借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期間，做過一篇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碩士論文，唐蘭是其導師之一，該文是審讀論文時隨手作的筆記，遺稿三萬餘字，卷首注“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起閱”，筆記順次摘錄李文，間有調整，或在所引某家詮釋後，評其是非，或以“蘭按”、“按”等按語間下己意（原注：李孝定該論文已佚，後於1959至1965年按原稿體例增訂重編了《甲骨文字集釋》一書。詳參李孝定：《逝者如斯》頁49－54、98－10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66年；《新學術之路》（“中研院”歷史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頁914－918，“中研院”史語所，1998年。以上承臺北“中研院”史語所陳昭容研究員提供）。

唐蘭一生撰述最完整、影響最大的一部文字學理論著作是《中國文字學》，該書1949年3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書分前論、文字的發生、構成、演化、變革等五章。該書認爲現在的中國文字是“在一切進化的民族都用拼音文字的時期，她却獨自應用一種本來含有意符的注音文字”，這是由中國語言的特質所決定的，那種認爲繁難的中國文字仍停留在原始落後階段，是中國文化發展障礙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他說：

一個字既然是一個音節，有一千多個聲音符號（其中大部分就是意義符號）就可以把這個民族的語言通統寫出來，又何須另外一套拼音的方式呢？

而這種記載中華民族文化的可以貫穿古今殊語、跨越東西南北方音的文字體系，那是任何一種拼音文字所無法做到的。他還提出，研究這種特殊文字的中國文字學，既不能像傳統“小學”那樣，把形音義混雜一起來進行，其研究範疇和研究方法也絕不同於近代語言學，它應該是去除音韻訓詁，專門研究文字形體的學問。而世界其他民族的拼音文字，其形體多只有幾十個字母而已，並不複雜，沒有必要建立類似的專門研究學科，中國文字學是一門中國獨有的學科。此書在《古文字學導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把漢字的構成、演化、流變等動態分析納入論述範圍，並擴大視野，將古文字、近代文字、新文字以及世界其他種類文字等，放到一起觀察，形成了一個完整、全面的中國文字學學科體系。該書僅用了十二萬字，深入淺出，簡單扼要，口語風格，不論專家學者或普通學人都可以從不同層級上理解它的內容。它的問世，標誌着唐蘭對中國文字學理論體系的規劃與建設基本完成。該書出版後，臺北開明書店和天樂出版社等翻印了十餘版，香港太平書局等也多次重印過，但在中國大陸却因其內容與當時中央政府文字改革的方針政策相矛盾，沒有再版。在唐蘭送給鄧廣銘的一部書的封面上寫道：“此書於1949年開明出版。因對中國文字拉丁化有不同意見被逼作處理，後致國內成爲絕版書，此爲香港重印。請廣銘同志教正。作者 七八、六、廿二。”香港一九七五年版《再版說明》云：“這是唐蘭教授在二十六年前的著作，其中的觀點，特別是關於中國文字的改革部分，已過時了，但從全書來看，至今還有參考價值，故予重印。”唐蘭去世的1979年初，正值中國大陸開始糾正文化大革命左傾思潮，一些文化禁區被衝破，《中國文字學》迅即成爲各高等院校中文、歷史、考古等專業的重要教材。在半個多世紀裏，該書在兩岸三地再版重印了二三十次，總印數大概早已超過十餘萬冊（原注：關於《中國文字學》出版的版次印數，得自上海古籍出版社吳長青等幫助查閱）。

在世界範圍內，古代埃及和蘇美爾、埃蘭、赫梯等古國都曾創建過以象形文字爲特徵的文字體系，但他們的民族文字都沒有逃脫死亡的命運，相繼被廢棄，爲字母拼音文字所代替。而中華民族數千年歷史文化傳承不斷，記載維繫這個民族歷史文化的漢字，適應所有歷史時期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需求，適應所有不同地域的方音，也曾經適應記錄鄰邦日本、安南、高麗等民族語言的需求，這個凝聚了中華民族先人智慧的奇異文字，似乎可以在無限的時間和空間裏，記錄各種語言，記錄各地區各時代人們所要表達的細緻的民族情感和心理活動，甚至書寫漢字本身的方法和過程，所謂書法，也在很早以前就變成了中華民族藝術的一部分。在當代，它更被證實也可以適應计算机、網絡等所有最新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發展，不僅如此，计算机技術的發展進步，反在一定程度上，幫助解決了部分漢字認、讀、寫固有的困難，使學習和使用漢字變得容易了許多。隨着中華民族的復興，世人都迫切需要瞭解漢字何以能具有如此頑強的生命？何以能對一個古老民族的融合凝聚產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唐蘭的《中國文字學》最有說服力地系統地解答了這些問題，這部博大精深而又生動活潑的著作，能如此長盛不衰廣泛傳播的原因即在於此。該書已成爲闡述偉大漢字最權威的著作，基於此，許多學者稱譽唐蘭是現代中國文字學理論的奠基人，他當之無愧。但是，由於種種原因，唐蘭的這些重要著作，很少有外文翻譯出版。近年來，故宮博物院組織二十餘位院內外學者，歷時八年多，進行《唐蘭全集》的整理編輯工作，隨着工作的進展，影響已擴及海外，美國芝加哥大學著名漢學家夏含夷、韓國全南道大學漢學家吳萬鍾、日本學者崎川隆等，已在着手《中國文字學》的翻譯工作，相信這些英、日、韓本書的出版，將極大地推動世界範圍內對漢字的接納和瞭解，使唐蘭研究的中國文字學的卓越成就，在世界學術史上留下深刻印記。

日月光华

建國之初，唐蘭看到文字改革運動中出現了全面否定漢字的錯誤傾向，他立即投身於保衛漢字的鬥爭，1949年10月9日他發表了《中國文字改革的基本問題和推進文盲教育、兒童教育兩問題的聯繫》一文，指出“文字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文字易於學習，但改革文字必須注意到中國具體環境。中國語言同音字眾多，改用純粹的拼音文字是不可能的，考慮到漢字承載着過去的歷史文化，完全廢除漢字更是行不通的”。他的文字改革觀點曾遭到《中國語文》編輯部“反對文字改革”、“要提出階級立場的問題”的指責，1956年他在該刊上發表了《論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文字改革的基本問題》進行反駁，提出“斯大林的‘語言沒有階級性’，‘不是上層建築’等理論，同樣適用於文字，是中國文字改革應該遵循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考慮到中國近代史上歷次文字改革和周邊漢字圈諸國漢字改革的經驗教訓，那種主張廢除舊有的漢字體系，重新創造新的拼音漢字體系的做法是不現實和錯誤的”。在重壓之下，1957年4月他先後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發表了《行政命令不能解決學術問題》和《要說服不要壓服》兩文，提出“中國文字有很大優點，而其繁複難學的缺點是可以逐漸克服的”，他呼籲“在研究文字改革等科學問題時要徹底貫徹‘雙百’方針，讓大家暢所欲言，而不應只靠會議決定和簡單行政命令”。二十世紀中葉，在中國大地上，那場由中央政府發動和領導的文字改革運動，最終目標本來是使漢字“要走世界各國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走過了“推廣普通話”、“漢字簡化方案”、“中文拼音方案”等步驟後，中途停頓下來，幸好沒有繼續向“漢字拼音化”方向強行推進，這與唐蘭等眾多有識之士的建言、抵制、鬥爭不無關係。

日月光华

劉雨：唐蘭先生的治學之路（下）

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唐蘭奉調故宮博物院工作，1956年在他的領導下，故宮博物院組織“五省市出土文物展覽”，他親自撰寫《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覽圖錄序言》。1959年他又領導組織“歷代藝術館”陳列展覽，在紫禁城中心地帶保和殿及其東西兩廡展出三千三百六十八件藏品，這是故宮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古代藝術藏品的展示，他親自撰寫“陳列大綱”和“總說明”，展覽主題明確，並通過藏品的展示對古代藝術史中的許多具體問題提出了科學的解釋。通過此次展覽，他還爲故宮博物院立下“展出必有大綱和說明”的規定，使此後的展出陳列逐步建立在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大幅度提高了故宮博物院陳列工作的學術水平。

他不斷研究新發現的殷周時期的金文資料，先後考釋了郟縣銅器、宜 夨簋、朕簋、永盂、史 簋、 尊、利簋、大克鐘、牆盤、岐山董家銅器、寶雞銅器和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等，對研究西周前期武王伐紂、成王立政及昭王南巡等記載，對系統排列西周中期中的人物關係，對解讀我國六七十年代大量出土的考古資料，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對許多銘文所做的現代漢語翻譯，是普及古代歷史知識的有效辦法，現已成爲各地博物館中先秦青銅器陳列的高級模式。

早在1929年唐蘭研究夨令方尊時，就實質上提出了“康宮”的斷代問題，1934年他又發表了《作冊令尊及作冊令彝銘文考釋》一文，進一步論述了這一問題。後來郭沫若、陳夢家等都從不同角度對這一論題提出了質疑。1962年，唐蘭終於把這個縈繞腦中三十餘年的懸案寫成《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長文發表。該文通過深入考證西周的宗法制度和祭祀制度，具體針對郭沫若、陳夢家等提出的不同意見，從各個方面，逐條作了詳盡的答疑解釋。唐蘭論定金文中的“京宮”是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的宗廟，“康宮”是康王的宗廟，康宮中的昭、穆、夷、厲，應爲昭王、穆王、夷王、厲王之廟，金文中凡記有諸王宮廟之銅器皆應爲諸王身後之器。他還論定“康宮原則”是繼王國維、郭沫若“標準器斷代法”之後，金文斷代的又一重要標準，此標準提出後，以之不斷驗證其後新出土銅器銘文，屢試不爽，至今未見與其衝突而不可解釋者，這個斷代標準逐漸爲多數金文研究學者認同。

這個原則不僅解決了一批銅器銘文的斷代問題，也影響到對西周史一些問題的分析。1973年在此文基礎上，唐蘭又寫了《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長文，重點解決昭王銅器，上篇彙集昭王時代有南征記載的五十三篇銘文，逐篇作了考證；下篇以事件、人物、器形花紋和出土等項列表排比，找出各器之間的聯繫，再結合有關文獻，從銘文的專名、慣語、文法、文字結構和書法等方面分析此期銘文的特點。利用“康宮原則”把一批過去認爲是成康時期的金文資料重新定位，從而用昭王銘文歸納出昭王兩次南征的大概歷史輪廓，爲利用金文資料重新全面研究西周史解除了認識上的部分障礙。在唐蘭去世前的三年（1976至1978年），他帶病竭盡全力撰寫《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一書，全書以王世爲綱，前有總論，後有對該王世諸銘文的詳盡訓釋，每篇銘文都有釋文、意譯、注解和說明等項。原計劃要寫三卷二百萬字，但是他生前只寫了五十萬字（原注：見王玉哲：《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序》），現有該書，是唐蘭次子唐復年據遺稿加工編輯而成的。書稿寫到穆王，穆王世已收入的三十六件銘文已寫就，但總論尚未及寫。書稿裏還有一篇四十八頁紙的銅器銘文釋文集錄，共收入武王到夷王的銅器二百六十九件，寫於1976年，按唐蘭寫書的習慣，知道這是他全書撰寫之前初擬的寫作提綱，這個提綱尚缺厲、宣、幽三王時期的內容，從中可以瞭解唐蘭對夷王以前諸器的釋文和斷代的初步想法。二十世紀系統地研究西周金文的作品，三十年代曾有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五十年代有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代》，郭書創通體例，首倡標準器斷代法系聯西周銅器，陳書沿襲郭書體例，並注重結合考古實踐的成果。唐書的未完稿發表於七十年代末，繼承上兩書的框架結構，輔之以用“康宮原則”斷代，緊密而系統地結合西周文獻，增加了大量新出金文資料，明確地提出了用西周金文重寫西周史的任務。這部凝聚他一生心血和學識的作品，是一部我國金文研究史上極具創造性和總結性的著作。

與《史徵》並行，唐蘭曾醞釀寫一部系統總結其一生甲骨文研究的著作《殷墟文字綜述》，作爲計劃的一部分，他準備先行編一部有文字考釋和辭例通讀的甲骨文字典，現存的近四十萬字的遺稿，就是其爲編輯這部字典所做的資料考證準備。1999年唐復年整理編輯成《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唐蘭遺稿原件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把孫海波《甲骨文編》的字頭打散，分別歸入象物、象人、象工、待問四部分，編四二九一號；第二部分從第一部分中選取“象形字”作爲部首，象物分八十七部、象人分五十六部、象工分五十五部、象用分七十一部，共設二百六十九個部首；第三部分把第一部分中四千多個字頭再分別編入二百多個部首之下。第三部分完成時，唐蘭寫道：

初稿寫成四冊：①象萬物：估計爲八八七字；②象人身：初步估計爲一一一三字；③象工具：粗略估計爲六七三字；④象器用：約爲八〇九字。共約三四四六字，剔除重複、錯誤，大約不到三千字。寫二稿時，首先得將底稿全部與《甲骨文編》核對一過，然後先編“象物”。即須先用此初稿與“象物”底稿再核對一過。其次根據《文編》查核原書。至於直接讀各原書，則目的在通文義，定辭例，編“甲骨文全集自然分類簡編”。兩者必須相輔而行，不應只研文字，脫離卜辭；也不應只搞卜辭，不通文字。

1976年9月27日晚

這部字典雖未完成，但這部遺稿却第一次展示了他的“自然分類法”全貌，在《古文字學導論》和《中國文字學》中，唐蘭從理論上論述了他構思的這個整理古文字方案，在《天壤閣甲骨文存》中，他依法試作了一個檢字目錄，而此遺稿則全面鋪敘了他對全部甲骨文字的分析與歸納的具體內容。我們看到他最後的“自然分類法”概念，是以純象形文字爲綱領統率全部文字的，所分象萬物、象人身、象工具、象器用，較之《中國文字學》的象身、象物、象工、象事，將“象事”改爲“象器用”，又進一步純化了象形的概念。書中對三千餘甲骨文字的具體考釋，則全面記錄了他晚年最後的釋字意見，其中有許多意見是他生前未發表過的。裘錫圭在《回憶唐蘭先生》一文中說（原注：裘錫圭：《回憶唐蘭先生——爲紀念唐先生百年誕辰而作》，見《裘錫圭學術文集6》頁191，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我爲了在陳列中表示商代的田獵方法，需要用甲骨文中象“隹”在“网”下之形的一個字，問先生這個字應該怎樣釋。先生說，你就釋作从“网”从“隹”的“”(zhào)好了，這個字是見於《說文》的。這個意見，唐先生在此前所發表的書和文章裏沒有講過，只見於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遺稿《甲骨文自然分類簡編》（見134頁）……我想在《簡編》中，類似“”字的例子一定不少”。

（微刊按：此段引文及之前三段文字中的“象”，原文大多作“像”。我們根據《簡編》《導論》《文字學》及裘先生文改作“象”，不知唐先生遺稿情況如何）

《史徵》、《簡編》兩部未完稿，記載了他對中國古文字學最後的研究成果。

唐蘭一生對中國學術事業最大的貢獻就在於他對中國文字學理論與實踐的建樹，張政烺曾評價說（原注：張政烺：《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序》，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

唐蘭開始考釋金文在三十年代，初極認真，曾自謂以孫詒讓爲榜樣，檢查成績，實過之而無不及。

顧頡剛在1945年總結中國近代史學的發展時指出（原注：見顧頡剛1945年著《當代中國史學·下編》“近百年中國史學的後期”，第二章“甲骨文字與金文的研究”，第三節“甲骨文斷代研究的發現與文字考釋”。本文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蓬萊閣叢書《當代中國史學》2002年4月版）：

甲骨文字的考釋，以唐蘭先生的貢獻爲最大。他有《古文字學導論》《殷虛文字記》《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唐先生在古文字學上，所用的有兩個方法，一個是自然分類法，一是偏旁分析法。這兩個方法是由唐先生所發現，前者打破了許慎《說文解字》所用的分類方法，後者對於文字的認識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由這一個方法，許多不認識的字都可以認識，而其準確性亦極大。

唐蘭在考古學和歷史學兩個學術領域也作出過巨大貢獻，六十年代以後，他被任命爲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主持故宮博物院業務領導工作。他一生的最後二十來年，再沒有離開故宮博物院，這期間各地重要的考古發現常請他指導，特別是新發現的銘刻資料，多請他幫助釋讀，他的作品反映出在這一時期裏，對國內各考古工地上幾乎所有重要的發現，他都作出過深入的觀察與研究，如遼寧喀左的窖藏青銅器、陝西周原發現的窖藏青銅器與西周甲骨，考古工作者都在第一時間來請教他。對喀左銅器，唐蘭一見就指出這是古代孤竹國銅器（後來李學勤循此考證出器上銘文即有“孤竹”兩字。微刊按：唐蘭先生是據出土地在商代屬於孤竹國而斷定的（見《文物》1973年7期《從河南鄭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銅器談起》一文），李先生後將銘文中“孤竹”二字釋出（《考古》1975年5期《北京、遼寧出土青銅器與周初的燕》、《社會科學戰綫》1983年2期《試論孤竹》，後文點擊可查看））。湖北江陵望山楚墓發掘後，唐蘭率先考釋出越王勾踐劍的銘文。1958年湖南出土有鞘銅劍，唐蘭當即寫了《說劍》一文，結合出土實物及傳世藏品，詳細論證了《考工記》等文獻中有關劍的各部位及其附屬物名稱的來歷，並提出劍的出現與發展是由於我國春秋以後步戰的需要，應是從戎狄部族傳過來的（原注：見《唐蘭全集·遺稿集·青銅器學》，《說劍》）。1977年夏天，在陝西考察鳳翔秦都雍城地下建築，唐蘭當場指出其地即《詩經·七月》之“凌陰”，後終被考古學者確認爲秦公的冰窖。

1972年他撰寫的《侯馬出土晉國趙嘉之盟載書新釋》，重新分析了盟書內容。1974年他在馬王堆漢墓整理小組工作時，陸續發表了《〈黃帝四經〉初探》、《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逸書的研究》、《關於帛書〈戰國策〉中蘇秦書信若干年代問題的商榷》、《司馬遷所沒有見過的珍貴史料——長沙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馬王堆帛書〈却穀食氣篇〉考》、《試論馬王堆三號墓出土導引圖》和《長沙馬王堆漢軑侯妻辛追墓出土隨葬遣冊考釋》等。考證三號墓帛書《經法》、《十大經》、《稱》和《道原》四篇，是一本抄寫於漢文帝初期的《黃帝四經》，它流行於戰國後期，漢初重新被推崇。他對三號墓出土帛書內容、性質作了很精闢的解讀。據參加小組工作的張政烺說（原注：前揭張政烺：《唐蘭先生金文論集序》）：

其《老子》甲本釋文出先生手，《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先生貢獻亦不少，1976年春討論《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費時一個半月，先生曾多次出席發言。

帛書保存了埋沒兩千多年的蘇秦書信和談話的第一手資料，唐蘭1941年就寫過《蘇秦考》，此次結合出土帛書，得以進一步詳細地考證分析了蘇秦其人和這段歷史。唐蘭早年學過中醫，對帛書《導引圖》中導引行氣、按摩牽引和却穀食氣等古代醫學專有名詞術語，考證起來，得心應手。唐蘭還對一號墓出土遣冊內容，參照《既夕禮》明器的陳列次序，重新作了合理的編排。

建國以後，唐蘭閱讀了大量史學理論著作，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史學觀；他青年時代刻苦鑽研傳統古籍經典，後又多年在各大學講授這些經典課程，六經皆史，傳統史料，爛熟於胸；他精通中國古文字，善於利用這些地下出土的第一手史料立論，因而在研究古史問題時，他的立論和對論據的使用，往往是深刻而有說服力的。1953年他發表了《從金屬工具的發明過渡到手工業脫離農業而分立的問題》，文中批評了教條地套用恩格斯根據歐洲歷史進程歸納出的“鐵器工具是手工業和農業分離標誌”的觀點，他認爲中國手工業和農業分工遠在鐵器出現以前，從商代就已經發生了，這種公式不符合中國歷史的實際情況。1959年他又寫了《中國古代社會使用青銅農器問題的初步研究》，考察中國歷史上金屬工具的使用與生產力發展的關係，查驗古文獻記載、考古發掘和古文字資料，對九種四十餘件傳世及出土的青銅農具的名物制度進行了詳細的考證和說明，證實我國早在商周時期曾經廣泛使用過青銅農具。這兩篇論文，清除了中國先秦史生產力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要理論障礙，是唐蘭在歷史研究中自覺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作指導，根據第一手史料，實事求是地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成果。

年代是歷史的脊梁，唐蘭寫過《西周紀年考》和《中國古代歷史上的年代問題》兩文，經過比較各種資料，他認爲《竹書紀年》與《殷曆》是比較可靠的，二者很可能是同一系統的，《殷曆》所缺夏代紀年，可以《竹書紀年》補足；《竹書紀年》的西周年代有錯字，可以《殷曆》補改，二者互補得出的夏商周年代，應該是較爲可信的。至於孰爲真正之曆年，則有需於西周所用原曆，與地下、紙上新史料的發現。並說“苟赴以躁心，而期以必得，雖可假構一系統，真象終於難明矣”。唐蘭的意見並不過時，對我們今天開展的夏商周歷史年代學研究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關於古史分期問題，唐蘭不同意“商代是原始氏族社會的後期，即父權制的發展期——軍事民主主義時期”的觀點，他寫了《關於商代社會性質的討論》一文，認爲商王朝是一個很強大的國家，有很多被殘酷壓迫的奴隸，有商人階級，有刑法，有流傳已久的文字和典冊，青銅器和其他手工業都十分發達。這些相互聯繫着的事實表明，當時肯定已經是奴隸社會。唐蘭還不同意郭沫若把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分界劃在春秋戰國之際的觀點，他寫了《春秋戰國是封建割據時代》一文，認爲由西周時期到春秋時期的最大變化是農業奴隸的解放，庶人工商的新身份，與士、農、工、商的列爲“四民”，這是奴隸社會崩潰，進入封建社會的標幟。這些現象出現於平王桓王之際，即公元前720年左右。夏、商、西周三代是奴隸社會，秦滅六國建立起專制的統一的封建社會國家，而整個春秋戰國時代是過渡時期，是封建割據時代，不宜分割開來。

晚年，他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世界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陳翰笙的邀約，曾五易其稿，準備撰寫一部《中國古代的奴隸制國家》的書，這部約十萬字的書最終未能完成發表，但全書的構思和基本史料運用在他發表的幾篇論文中有所體現：如《關於“夏鼎”》、《從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國最早文化的年代》、《再論大汶口文化的社會性質和大汶口陶器文字》、《論大汶口文化中的陶溫器——寫在〈從陶鬹談起〉一文後》和《中國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論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等，他認爲大汶口陶器上的文字，不是符號，而是我國最早的意符文字，是商周時代文字的直系遠祖，這種文字首先出現於黃河淮河之間，在相距數百里的地方出現筆劃結構相同的文字，說明這一地區有通行的民族語言，這只有存在統一國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它是奴隸制國家業已建立的重要證據。從大汶口墓葬隨葬物品的放置情況可以看出，當時社會處於以父權制爲主的家長制家庭階段，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已經出現，貧富分化的現象十分突出，禮制也已經取得相當的發展。與傳統文獻結合起來考察，中國的奴隸制時代是十分漫長的，大約有三四千年，可分爲三期：太昊、炎帝、黃帝、少昊時期爲初期，帝顓頊到帝舜時代爲中期，夏、商、周三代爲後期。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是初期奴隸制社會的文化，中國應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到目前爲止，大汶口資料的發現內容還嫌單薄，還無法證明這些陶器上發現的記號是否已經可以記錄當時的語言，因此尚難以得出大汶口記號是文字的定論，但是唐蘭對大汶口記號透露出的信息的重視，是值得學術界關注的，他對中國奴隸社會格外漫長的論述，少見有人提到，這是他獨立提出的觀點，亦值得學界關注。

唐蘭學識淵博，才華橫溢，在不少學術領域裏，稍加涉獵，亦作出不少成績。如青年時期對古詞譜的研究，1931年發表的《白石道人歌曲旁譜考》，考證宋代姜夔詞旁標的俗字譜，1932年12月他又在《燕京學報》上發表《臞禪先生白石歌曲旁譜辨跋》一文，與夏承燾深入討論此譜，這是二十世紀較早開始對此重要古代音樂文獻進行研究的論文，對弄清該譜的讀法與用法起到了“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作用。1933年底他發表的《古樂器小記》研究古代樂器的形制、緣起、演變及其各部位名稱、懸置制度等，也是中國古音樂史研究中的重要著作。

在文學方面，青年唐蘭曾在周公館任教，有機會結識上流社會的士紳文人騷客，又因在上海栩園編譯社系統研習過詩詞格律，也由於他長期對古音韻及曲譜有過很深入的鑽研，在嚴謹的學術研究之餘，也頗能填詞賦詩，他發表在民國時期報刊雜誌上的舊體詩詞現已收集有五六十首，其詩風浪漫豔麗，韻律工整，因而年紀雖輕，却名列須社，其作品還被多次輯入民國時期重要詩詞選集（原注：須社，成員多是客居津門，社會地位高而年長的南方籍人，須者須也，故名。其成員有管洛聲、周學淵、徐芷升、査濟猛等，其詩集有《煙沽漁唱》等）。其詩詞中也不乏反映祖國山河破碎,詩人憂國憂民情懷的作品。

1925年，民國執政段祺瑞突然心血來潮，欲附庸風雅，親自命題閱卷，以《聖賢與英雄異同論》爲題，向天下士子徵文。青年唐蘭在無錫國學專修館讀書時，就曾撰文《裁兵議》，文中對連年軍閥混戰，武夫統兵，禍國殃民，十分憎惡。此次應徵著文，便借題發揮，對“亂世英雄”大加撻伐，文筆酣暢淋漓，頗富文采。可憐命題閱卷者不以爲忤，竟評其爲甲等第一名，尚頒賞銀四百以嘉獎。1926年2月該文被章士釗登載於《甲寅週刊》第一卷第二十六號。章士釗篇末附語曰：“右爲執政徵文命題，自行校閱各卷。忽饒興趣，爰擬斯篇，以示多士。孤桐謹識。”唐蘭的同窗王蘧常在其所編《國學年刊》第一期上亦載此文，文末案云：“……合肥某公見之大激，賞壽以四百金，唐君侻手豪遊數日而盡，已而，敝車羸馬泊如也。余聞而大歎其落拓自熹如此，以告同學欲審唐君近狀者”，一時傳爲佳話。

1930年他寫過一短篇小說《乞漿記》，以第一人稱口吻講述與豆漿店姊妹偶遇、結識的故事，全篇用文言，人物性格，故事環境，描寫得栩栩如生，這是他平生留存下來的唯一一部展示其純熟駕馭文學語言能力和才華的作品（原注：《乞漿記》，載《一爐半月刊》第一卷，第一號，1930年4月1日，該刊的主編是唐蘭的朋友吳秋塵）。

1936年他寫的《讀古詩〈明月皎夜光〉》，從研究古詩十九首入手，提出“五言詩產生於西漢武帝與成帝之間”的觀點；1942年，西南聯大中文系浦江清教授赴上海休假，請唐蘭代課，唐蘭遂開“宋詞選讀”課，唐蘭的遺稿中有毛筆書寫的《宋詞》一部，抄錄宋詞一百一十一闋，每詞均標注韻讀，並做簡單解釋，其中選柳永詞七十四闋，蘇軾詞十五闋、晏幾道九闋、王詵四闋、王觀三闋，其餘歐陽脩、蘇舜欽、王安石、王安禮、韓縝、舒亶各一闋，足見其對柳詞的偏愛。據說唐蘭授課方法主要是在課堂上抑揚頓挫地朗讀原作，與同學們一起欣賞，並不過多講解，這份遺稿可能即當時課堂上朗讀所用。

1962年郭沫若在《光明日報》發表《擬〈盤中詩〉的原狀》一文，唐蘭隨即寫了《關於〈盤中詩〉的復原》短文，提出異議，認爲原詩沒有缺字，不必補字也可以復原，並公佈自作的復原圖。現存遺稿還有《論盤中詩的作者》，提出據《玉臺新詠》所記，該詩應爲晉初人傅玄所作等。

在法書研究方面，唐蘭1963年寫了《〈神龍蘭亭〉辨僞》一文，指出故宮博物院藏馮承素摹蘭亭序帖卷，書風過於流美甜潤，王羲之書法特有的雄強奇宕的骨力蕩然無存。其筆法毫無頓挫，缺少奉橘、喪亂等唐摹右軍諸帖當中極似隸意的方筆。右軍原稿二十八行，每紙各十四行，而此帖前幅十三行，後幅十五行，過於緊促，是移易行款縮短行間寬度造成的，且疏忽了徐僧權押縫是在十四行“欣”字左側。據唐代張彥遠《法書要錄》記載，唐前期內府收藏印記除唐太宗的“貞觀”和唐玄宗的“開元”二璽之外，並無唐中宗“神龍”璽，“神龍”小璽，是僞造的。此帖的宋元人題跋是拼湊起來的。《神龍蘭亭》出現於南宋末年宋理宗的駙馬楊鎮家裏，共兩本，都是僞造的，此帖是根據僞本再次作僞。

唐蘭雖不以書家自居，但其酷愛書法藝術，1945年抗戰勝利時，他帶著欣喜的心情，創作了很多書法作品，並在昆明舉辦過一次個人書法展覽。展品從甲骨文、金文到篆隸行楷，各種書體都有。他的字不拘程式，興之所至，隨性揮灑，將深邃的學養融於筆端，其強烈的個人書風，獨具一格，廣受人們稱譽。

1946年5月4日西南聯大北歸前夕，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公舉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馮友蘭等五教授撰寫碑文，唐蘭爲與書教授之一，執筆書寫碑陰篆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抗戰以來從軍學生題名”，參與此碑銘的題寫，標誌著西南聯大師生對唐蘭在抗日戰爭時期忠於祖國的崇高民族氣節的肯定和讚譽！

在古天文方面，唐蘭在1939年寫了《關於歲星》一文，他以甲骨文爲證，認爲我國早在商代就開始注意歲星的運行了。《左傳》、《國語》裏關於歲星的記載共有十二處，從中可以發現一百八十八年裏歲星所在的“辰”幾乎沒有變動過，之所以會有這種奇怪的現象，是因爲這些關於歲星的故事，大抵是根據戰國初占星家的傳說，有關歲星所在的辰次，也是根據當時的現象來附和的，並非真實記錄，亦和用歲星紀年不同。

唐蘭於學問，平生服膺者四人而已，孫詒讓、王國維師事之，郭沫若、陳寅恪友事之。討論學術從不顧及情面，與等而下之者難有爭議發生，而界內名流大家，却少有不受其批評者，雖常有“恃才傲物”之譏，然秉性豁達樂觀，亦不見其因之結私怨於人。

唐蘭大半生是在大學講壇上度過的，奉調故宮博物院後，20世紀60年代他還兩次被北京大學歷史系和中文系邀請去講過古文字學課程。他桃李滿天下，我國文字、語言、文學、歷史、考古各個領域的著名學者，如胡厚宣、陳夢家、李埏、汪曾祺、朱德熙、張政烺、鄧廣銘、楊向奎、殷煥先、王玉哲、李孝定、李榮、高明、裘錫圭、郝本性等，有的出其門下，有的與他有過密切學術交往，都曾受過他的教益，其學術活動影響了數代學者。

終其一生，唐蘭是一位卓越的愛國主義學者，是一位在20世紀中國和世界學術史上應該佔有重要學術地位的學者。

寫於北京甘露園霏雪齋 2015年1月19日

(原載《故宮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5期，總第181期)

日月光华

此文转载于“古文字微刊”，非常长。原文还配有图片。咱们论坛不便于发图，所以我把图片都删了。唐兰先生是研究古文字非常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其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已然很成熟。有兴趣的同仁可以阅读此文，对唐先生会有更多的了解。

木兰晓芙

这么长的文章，光华君转载辛苦了！大概看了一遍，很受触动。唐兰先生著作等身，对古文字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附上唐先生的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