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历史与现实——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李运富教授

日月光华

汉字的历史与现实——专访北京师范大学李运富教授

文/王鸿谅、魏一平

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3年第32期

从简体字是否断裂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到汉字在计算机时代是否已成为了全球化交流的障碍，是否终究会走向符号化的争论，它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热点。与其简单化地下结论，不如认真了解它的历史变化，理清它在历史现实中呈现的特点，才有助于我们选择对它的态度。

李运富，男，1957年生，湖南衡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励耘语言学刊》（CSSCI）主编；兼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全国人大立法用语规范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学会理事、《古汉语研究》编委等。20世纪初曾提出汉字“形构用”三平面理论，主张汉字研究可以从形体、结构、职用三个角度进行，近年来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字学的教学科研和古文献的整理、释读工作，尤其是以字词关系为核心的字用学研究。已出版《汉字学新论》、《汉字汉语论稿》、《楚国简帛文字构形系统研究》、《汉字构形原理与中小学汉字教学》、《二十世纪汉语修辞学综观》、《古汉语同义修辞》、《训诂学》、《古代汉语教程》、《古汉语字词典》等各种著作、教材、工具书和古籍整理作品20部；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5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多项。

【汉字的产生】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现有典籍和历史出土文物的研究，能否解答一个最基本的疑问，汉字是如何产生的？

李运富：甲骨文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一批比较成熟的汉字，但是汉字不可能一开始就这么成熟。最早的汉字产生于什么时候，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争议，现在很难说清楚。我们能够推知的是汉字产生的方式，即如何创造出形体符号来表达某一个信息或记录某一个语言单位。根据我们的研究，汉字产生的方式，或者说汉字形体的来源，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根据客观事物的形体进行描摹而产生象形符号，二是人为规定某些标志符号，三是利用已有的字形组合出新字，四是对已有字形进行改造而变为新字。

三联生活周刊：那“象形符号”具体如何理解？

李运富：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根据所要表达的客观事物的实体或情景进行描摹，产生一个平面的形体符号来代表这个事物。比如要表达老虎的意思，就根据老虎的形状描画出一个像老虎样子的符号“”，于是就有了代表老虎的“虎”字。需要注意的是，描摹客观事物形体的时候，按照《说文》的说法是要“依类象形”，就是根据某一类事物的总体特征来勾画出某个形体，而不是根据个体，如果描摹的是个体形状，代表的是个体特征，那就是图画。比如人物肖像，不论的工笔还是速描，都只代表某一个特定的人，这就是画；而古人根据所有人的特征抽象出一个简单的象形符号“”，它不像任何一个具体的人，而可以代表所有的人，这就是象形的字。

象形字取形的客观对象既有人类之外的动物、植物、日月山川、器皿工具等事物，也有人体本身，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根据人体和事物构造字形时，描摹的对象通常是单体事物，但也可以是相关的几个事物。比如为瓜果的“瓜”造字，可以根据瓜的基本形状画一个圆圈或长圆形，但跟圆圈或长圆形相似的事物多了，怎么能够确定是瓜呢，于是古人连同瓜藤一起画出（），长在藤上的圆形物当然就是“瓜”；又如眉毛，只画一条曲线，可以代表的事物多了，不一定就是眉毛，如果在曲线下再画一个眼睛（），那么就是眼睛上面的东西，眉毛的意义就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的事物可以描摹，那抽象的概念呢？如何表示？

李运富：这就是汉字形体的第二种来源，要人为规定一些符号。有些东西是没有形体可描摹的，是抽象的概念，用象形描摹的办法，就不能解决问题。比如方位概念，上和下，如何能象形描摹？这时候就需要人为规定一些符号，来表达或帮助表达某些抽象概念，古人称之为指事符号，我们叫它标志符号。比如“上”和“下”，古文字写作“”和“”，其中那条长的弧线代表某个参照物，而短线则指示方位：短线在参照物之上的就表示“上”，短线在参照物之下的就表示“下”，可见这两个字就是分别由两种标志符号构成的，长弧线是象征性标志，短线是指示性标志。

完全由标志性符号构成的字并不多，大多数标志符号是配合象形符号来构字的。例如“立”字古文字作“”，上面是人的象形，下面一横就是象征地面的标志，合起来表示人站立在地面上，所以是“立”字。又如“彭”的本义表示鼓声，甲骨文作“”形，其中的“壴”就是鼓的象形，而声音是没法象形的，所以用“彡”作标志，象征敲鼓发出的声音。这种象征性标志不等于象形符号，因为它们无形可象或者跟客观事物不像。指示性标志只能跟别的构件配合才能构字表义，上举“上”“下”中的短线作为指示标志就是跟象征性标志配合的。当然更多情况下是跟象形性构件配合，如“木”是树的象形字，在“木”的下面加一横指示树的根部，就构成“本”字，表示树根的意思，所以“根本”成为同义复合词；在“木”的上面加一横指示树的末端，就构成“末”字，表示树梢的意思，所以有“本末倒置”的说法，虽然意义引申了，但“末”跟“本”还是相对的。

▲云南纳西族东巴文

三联生活周刊：以上两种方式能够产生所有汉字吗？

李运富：不能。根据客观世界的形体来构造文字符号，必然要受到客观事物本身的制约，所以象形构字法是有局限的。人为添加的标志更是辅助性的，难以大量构字。描摹客观事物所得的象形符号和人为规定的标志符号只能构造最基本的一批字，我们把这种原创形体的字叫做原生字。原生字一旦跟语言结合，记录语言的词，就会有音有义。这时，原生字就可以转化为表义或标音的符号，相互组合而产生新的字符。这就是汉字形体来源的第三种方式，利用已有的字形相互组合构造新字。例如义符跟义符组合产生会意字（林），义符跟音符组合产生形声字（笠）等。义符和音符也可以跟象形符号和标志符号组合，产生新的字（齿）。这些相互组合的字还可以再跟别的字组合成新字（龄），于是汉字迅猛发展起来。特别是义符和音符的组合（形声字），体现了语言音义结合的本质，而且区别性强，义符相同的用音符来区别（湘沅河洛），音符相同的用义符来区别（构购钩沟），所以很快成为汉字的主要构形模式，促进了汉字系统的成熟。

利用已有的文字来构造新字，除了相互组合外，还有一种方式叫变异。就是将已有的某个字形加以改造而变成另一个新字。新字与旧字同时存在，音义上往往有联系。改造的方法可以是减少原字的笔画，也可以是改变原字的笔形。例如古代有一种军用物品叫“刁斗”，这个“刁”字就是利用已有的音近字“刀”改造变异而成的，姓刁的“刁”也占了这个变异字的光。现代也还有用这种方法造字的，如方言中的“冇”字，就是利用反义的“有”减少两笔而造成的；乒乓球的“乒乓”，也是利用音近的“兵”字通过减少笔画而造成的。

利用已有字形进行组合或者变异而产生新字，这种新字的形体和音义都是从已有的原生字那里来的，我们把它叫做孳生字。孳生字摆脱了客观事物的局限，直接利用现有的字形和语言的音义来构造新字，这是汉字发展的关键一步：掌握了孳生的方法，汉字的效率才大大提高，创造新的字符几乎无所不能，于是能够形成系统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了。

三联生活周刊：原生字与孳生字的产生可以从时间上截然划分吗？

李运富：总体上说，原生字在前，孳生字在后。最初用象形符号和标志符号构造的字应该都是原生字，只有产生了一定量的原生字，才能产生孳生字，所以孳生字相对来说在后。但也有少数个别的原生字产生的时间比较晚。比如“伞”，它是象形的原生字，产生的时间比较晚，大概在魏晋时期才出现；“凹”“凸”也是原生字，属于象征性的标志符号，大概汉代才可见到。这些原生字比许多孳生字要晚，甲骨文里的孳生字就已经比较多了。

孳生字的大量产生是在战国时期，主要的孳生方式是义音合成。汉字是单音节的，一个字一个音，汉语的基本单位也是单音节的词，于是造字时一字一词正好搭配。但有一个问题，语言中的词是无穷无尽的，开放系统，但汉字的形体是有限的，要用有限的形体来记录无限的词，这就发生了矛盾，不可能为语言中的每一个词构造一个字形，因此，人们想到一个有效的方法，同音的词可以用同一个字来记录。这就是假借，借同音的字来记录其他没有专门造字的词，这在字数还不太多的早期文字中是很普遍的现象，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中都有很多的假借字。

假借字多了又会带来新的问题，那就是在具体的文献中，某个字究竟记录的是那个词，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不太清晰。所以就需要区别，区别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在同音字上加注义符。比如凡是与水相关的，加上“水（氵）”旁，凡是与祭祀相关的，加上“示（礻）”旁，凡是跟衣服相关的，加上“衣（衤）”旁，在原来只是假借表音的字上，给它们加上一个义符，这就孳生出大量义音合成字，即所谓形声字，字形中一部分表音，一部分表义。在秦代的小篆字系中，形声字占90%左右。

日月光华

【汉字的演变】

三联生活周刊：汉字产生以后有没有变化？都有哪些变化？

李运富：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汉字也不例外。汉字的变化除了字数的增减外，就同一个字种而言，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形体、结构和用法。

形体方面有书写风格的变化，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到隶书、草书、楷书，每种字体的外貌形态是不一样的。也有书写要素的变化，如笔画的类型，笔画的数量，笔画的交接和布局等。其中笔画数量的增减就是“繁简”变化的问题。汉字形体的繁化和简化不是绝对的，而是辩证地协调发展。就个体字符而言，各个朝代都是既有繁化又有简化的。简化当然是为了便于书写，而繁化则是为了表达清晰或者美观。例如在象形的“”上增加“止”而变成“齒”，笔画当然增多了，但这个字的读音也更明确了，不会误解为牙齿以外的事物。就总体而言，汉字也是既有繁化的阶段也有简化的阶段，例如金文、大篆比甲骨文总体上要繁化，小篆比大篆总体上要简化，隶书、草书又比小篆更简化，而楷书的繁体阶段比隶、草总体上繁化，现代的简化字楷书系统又比繁体字楷书系统简化。可见汉字的繁简不是单线条发展的，有起有伏，或此或彼，只是我们正处于简化的阶段，所以感觉简化成为总趋势。

结构方面的变化是由构件的功能或作用来决定的。前面说过，汉字产生时，有的形体有象形功能，有的形体起标志作用，有的形体能够表义或者表音，这些具有一定功能的形体在做结构分析时就叫做构件。字符的构件和功能发生变化，整个字的结构就发生了变化。结构变化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具有甲功能的构件变成具有乙功能的构件，或者增减某种功能构件，结果引起字符的理据重构，就是对字形的构意重新作出解释。例如“”像公鸡形状，是个象形字；后来增加一个声符“奚”写作“”，就变为形音合成字，即字形中有一个构件是象形的，有一个构件是表音的；再后来把其中象鸡形的构件换成表示鸟类的义符“鳥”，写作“鷄”，就变成了义音合成字，即字形中有一个构件是表义的，有一个构件是表音的。这些字形的结构都有理据，只是各种字形的结构理据不同而已。另一种结果是原来具有某种功能的构件后来变得没有功能了，导致某些字成为无法分析结构理据的记号字或部分记号字。例如“鷄”现代简化为“鸡”，右边的“鸟”仍然是义符表示鸡的类属，但左边的“又”就仅仅是个简化符号，丧失了构意功能，所以“鸡”变成了部分记号字。而表示用手张弓射箭的形形合体字“”演变为“射”字，其中的所有构件都失去了原有的象形功能，“身”“寸”跟射箭没有任何关系，就变成了完全的记号字。

用法上的变化很复杂。最初创造的字通常是体现一个意义，记录一个词。但由于字少词多，字符大都会被借用，表示跟原字意义有关或无关但音同音近的其他词和义，所以几乎每个字符都会有一个记录职能增多的过程，历代积累下来，有的字就会记录过很多词很多义，这就是我们在大型字典中能看到一个字头下列有许多音义的原因。例如《汉语大字典》的“辟”字头下就列有3个音项，40多个义项，涉及10多个词语。当然，具体到某一个时代，字符的用法不可能这么复杂的。因为如果一个字的用法太多，势必造成阅读理解的困难，古人会通过孳生新字的办法来减少原字的记录功能。例如“辟”字曾经记录过的某些意义后来逐渐被“避、臂、璧、壁、嬖、薜、襞、繴、譬、癖、僻、劈、霹、闢、礔”等分化字分担，所以“辟”在某一个时代的用法并没有那么多。用法上的变化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就是职务转移。如“童”字原来是僮仆、罪奴的意思，“僮”原来是儿童的意思，但至少在唐代，用法就反过来了，用“童”记录儿童义，而“僮”记录僮仆义，各自原来的职务互相转移了。

所以无论是字的形体，还是结构，还是用法，都要用发展变化的眼光去看待。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汉字的变化是什么原因推动的，有没有规律可循？

李运富：汉字演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文字系统本身的，也有社会文化方面的。就文字系统本身而言，主要是它的工具性在起作用，体现为表达上的区别律和书写上的简易律。表达上，人们希望一字一词，字词的关系要清晰，字与字之间要有功能的区别，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表达什么意义。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字数就越多越好，字形就越繁越好，字的用法就越少越好，因为字数多才能满足记录不同词语的需求，字形繁才能显示更多信息而便于识别，字的用法少才易于阅读理解。这就是汉字在数量上不断孳生增多、在形体上有时增繁的原因。但就书写而言，人们却又希望字数越少越好，字形越简单越好，字的用法越多越好，因为字数越少，需要掌握的生字就少，字形越简单，书写起来就越快捷，字的用法越多，使用的时候就不必细细分辨，许多词许多义都可以用同一个字。这就是汉字在数量上和形体上有时要简化的原因。这两个规律既是矛盾的，又是辩证的，它造就了汉字从古到今的繁简协调变化。当汉字表达不很明确的时候，就适当繁化；当汉字繁化到使用起来很不方便的时候，就适当简化，这就是汉字从古到今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汉字的发展演变当然也会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书写工具和载体的不同，个人书写习惯和社会审美意识的不同，专家的规范和行政的干预等，都可能导致汉字发生变化。

甲骨文的纤细方折，金文的肥实婉转，简帛文字的飘逸灵秀，版刻文字的规整方正，无不跟工具和载体相关；隶草行楷、蔡（蔡邕）王（王羲之）张（张旭）欧（欧阳修）等不同书体的形成，大概跟社会审美意识和个人书写习惯相关；而秦代小篆字系的诞生，则是专家规范和行政干预的典型代表。

三联生活周刊：刚才提到专家规范和行政干预的问题，能否结合历史谈得更具体一点，它与社会的发展有明显关联吗？

李运富：汉字作为符号系统，首先是自然发展的。但作为社会共同使用的工具，又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其中就包括专家的整理规范和行政的政策干预。从历史上看，文字的整理和规范工作一直是专家和政府配合进行的，因为最初掌握文字的专家本身就是史官，国家的文教政策和专家的职责是一致的。例如“籀文”（大篆）的整理推广，据说就是周宣王的史官籀施行的，秦代的“书同文”政策和小篆字系的整理规范，也是李斯、赵高等大臣推动的。但当专家与政府分离后，政府的法规政策如果不是采用专家的建议，就可能出现不符合汉字发展规律的情况，从而影响规范效果。相对来说，专家的整理规范对汉字的发展演变可能影响更大。例如汉代政府对文字的使用有严格要求，朝廷会专门召集人研究和讲解文字，并且立有相关法规。根据记载，汉代的官吏任职，特别是史官，要经过专门的文字考试，大臣和官吏给皇帝写奏折上书，如有错字，会受到严厉惩处。《史记》记载有个叫石建的人，官至郎中令，写了一封奏折给皇帝，皇帝批转下来后，石建发现自己写了一个错字，把隶书“馬”字下面的五笔写成了四笔，少写一笔，结果“甚惶恐”，担心“上谴死矣！”少写一笔就可能掉脑袋，汉代对文字的规范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文字的发展，不一定接受行政的控制，汉代一方面官方要求很严，另一方面文字的书写和使用却很混乱。据说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曾给皇帝建议要统一全国的印章用字，因为他发现“成皋令印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同一个县的三种官职的玺印所刻的“皋”字竟然都不相同，可见当时文字的混乱，也说明汉代官方的行政规范没有什么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文字学专家许慎花30年精力著作《说文解字》，就是针对隶变之后汉代人随意书写文字和胡乱讲解文字而进行的规范工作。尽管许慎整理和分析的是小篆字形，但由于方法科学，系统性强，客观上揭示了所有汉字的结构规律，因而成为后来历代文字规范的依据，极大地影响了后代文字的发展。

自许慎以后，历代的汉字整理和规范工作大都是依靠专家来进行的，真正影响汉字发展的是专家们具有规范性的著作和字典，而不是政府的法规条令。例如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张参《五经文字》，宋代张有《复古编》，明代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清代龙启瑞《字学举隅》等。当然，专家对文字的整理和规范工作突出也会得到政府的支持，有的甚至就是官方的任命或委托，如南朝梁五帝、简文帝父子在社会短暂的稳定时期关注文字规范，命顾野王编纂第一部楷书字典《玉篇》，从而奠定了楷书的正统地位；清代的《康熙字典》也是康熙大帝命张玉书、陈廷敬等学者编撰的。

大凡在动荡的社会里，汉字的随意性比较大，当一个社会稳定的时候，就会出现对汉字的整理和规范，比如战国时期文字就比较乱，出现很多的异体，秦统一之后，就开始整理文字，书同文，这就是社会发展提出的要求。小篆字系是由官方提倡而由专家人为规范的结果。事实上每一部大型字书的产生，都出现在社会繁荣、至少是社会比较安定的时候。动乱年代是很难进行大规模的文字整理和规范工作的，二十世纪初叶在军阀混战、抗日烽火中，民国政府试图推行简化字而没有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

【汉字的现实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我们的现行汉字还有没有整理规范的必要？前几年对研制新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曾有讨论，你怎么看？

李运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学习文化热情的高涨，党和政府组织专家大规模地进行整理异体字、简化繁难字的工作，建立并全力推行科学适用的正字法，在大陆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长时间和广范围的书面用字的统一规范。

但是，一方面建国以来的汉字整理和规范工作并未尽善尽美，就以简化字而论，虽然为功甚巨，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举几个主要的：有的简化字很个性化，没有考虑相关字的系统简化，如“異”简化为“异”，“糞”中的“異”却简化为“共”，而“翼、冀、戴”等字中的“異”却又不简化，结果使得汉字系统中的“異”形照样存在，平白无故却多出一个“异”字来；有的简化符号跟某字或某构件同形，而且代替的构件繁杂，无法归类，从而破坏了原有的系统性，如“又”在原有构形系统中是个表示手的构件，而简化字中作为简化符号代替了11个以上的构件或不同的形体：“观（觀）汉（漢）鸡（鷄）对（對）树（樹）圣（聖）风（風）邓（鄧）戏（戲）仅（僅）轰（轟）”，这就使得“又”作为构件的功能发生混乱，而且这些被代替的构件在现代汉字系统中大多数并没有消失，仍然在别的字中存在，整体系统并没有得到简化；有的同音替代造成一个简化字对应多个繁体字，从而给整理古籍和跟港台进行繁体字沟通时带来麻烦，如“发（髪發）”“干（幹乾榦）”等；有的偏旁类推在不注意功能和层次的情况下会产生大量人为生造的怪字。特别是1977年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出现了更多不符合汉字系统和汉字演变规律的现象，虽然很快废止，但影响残留至今。还有异体字整理、新旧字形替换等，也都存在一些问题。如此等等，说明当时的种种规范措施并不是达到了完善程度，其中的弊端在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后已经逐步显现出来。

另一方面，即使原有的各种规范文件和条例的制定适应当时的情况，现在时过境迁，也未必还完全适用。因为社会在发展，语言文字自身也在变化，规范整理工作应该与时俱进。例如进入信息社会后，各种电脑字库、电脑字体的出现，网络文字如火星文、象形文的创造、同音字的大量使用等，增加了文字的复杂性；传统文化的复兴，国际交流的频繁，古籍用字和繁体字的接触机会大量增加；层出不穷的古文字材料，提出了如何释读、转写和保存古文字形体的新课题；科技的进步，人口数量的急剧增加，地理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导致科技名词用字、人名用字、地名用字等的新需求；教育程度的提高，对外汉字教学的拓展，汉字书写条件的变化等，也影响汉字发展的新趋势。凡此种种，都在呼吁新的规范理念和新的规范标准。

因此，无论从弥补原有规范的缺失看，还是从语言文字发展的现状看，在原有基础上对现行汉字进行新的规范，研制新的《通用规范汉字表》都是十分必要的。

三联生活周刊：那您如何看待近些年出现的汉字繁简之争？

李运富：由于新中国推行的简化字本身存在一些缺限，加上改革开放以来接触繁体字的机会增多，有人批评简化字甚至提出要恢复繁体字，这种主张的动机可以理解，而且在条件许可情况下适当学习一些繁体字也是有益的。但把简化字跟繁体字对立起来，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则大可不必，其中有些认识是不全面的，甚至错误的。

首先，新中国推行简化字并非大逆不道，事实上历朝历代都有汉字简化的现象，二十世纪初叶民国政府也曾推行过简化字，所以不要把简化字政治化。新中国推行的第一批简化字只有500多个单字，加上偏旁类推也才2000多个，在现行汉字系统中只占少部分，大部分现行汉字是传承古代的，所以简化字跟繁体字是部分字符的对应，而不是整个系统的替换。第一批简化字虽然存在某些问题，但总体上是成功的，是符合汉字发展规律的，是有历时根据和群众基础的，就单字而言80%以上的字形并非生造而是在历史上出现过，偏旁类推也很容易掌握，所以60多年来能够为社会广泛接受使用，为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提供了极大便利，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然是适应记录现代汉语并且符合使用者心理需求的，所以全盘否定简化字并不符合客观事实。

其次，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文字系统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当现行文字系统存在某些缺陷的时候，文字发展的自律会进行有效的内部调整，专家学者也可以进行人为规范和局部微调，但绝不可以推倒重来也不需要推倒重来，因为文字符号的工具性决定了它具有约定俗成性和宽容性。汉字历史上不乏繁化的现象甚至形成繁化的阶段，但都是以改造现有文字形成新的系统而向前发展的，没有任何一个阶段的文字是推翻现行体制而回到从前的某个阶段的。所以提出全面恢复繁体字是不符合历史经验的。

第三，恢复繁体字论者的主要理由是简化字破坏了传统文化，甚至导致华夏文明已死。这其实有所误解。把汉字跟文化绑架在一起，包括两方面的所指。一指汉字本身的文化，一指汉字记载的文献文化。就汉字本身的文化而言，繁体字有繁体字的文化，简化字有简化字的文化，它们是并存关系或者替换关系，而不是一方使另一方断绝灭亡的关系。繁体字只是在通用文字领域被规范为不使用，但繁体字的字形并没有被消灭，在学术领域和古籍领域仍然使用，即使非专家学者，只要想学繁体字或研究繁体字，可以随时获得繁体字，这怎么能说繁体字的文化灭亡了呢！所谓繁体字的文化，实际指的是结构理据所反映的文化。但繁体字的理据并不都是清晰的，现代人对繁体字理据的解说也并不都是符合原意的，要通过繁体字来了解古代文化的话，效果实在有限，还不如老老实实去读几部古书。再说，简化字本身就是一种新的文化，简化字也有自己的理据，而且许多理据并不比繁体字的理据差，例如“态”的理据比“態”更明確，“灭”的理据比“滅”更符合生活实际，“尘”的理据比“塵”更容易理解，“从”的理据比“從”的理据更清晰，“伞”的理据比“傘”“繖”更形象。所以既有繁体字又有简化字，只能说汉字的文化现象更丰富了，而不能说汉字文化消失了。从汉字记载的文献文化来说，则简化字跟繁体字是一样的，因为文献的思想内容不会因为文字简化而变化。试想读简化字版的《论语》会跟繁体字版《论语》不一样吗？繁体的《史记》跟简体的《史记》会有不同吗？所以担心简化字会破坏和消亡华夏文明，实在是杞人忧天。

第四，评价文字系统的优劣不能光看理据，即使经过研究比较发现繁体字的理据程度总体上比简化字要高，也不能就此认为繁体字一定比简化字好。文字符号的优劣主要看系统性强不强，字符之间是否具有足够的区别度，是否能够跟语言相适应而准确地记录语言，是否能够便利地书写和使用，当然能够尽量地保持理据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是繁体字好还是简化字好。就系统来说，最好繁简适中，区别度和简易度协调；就个体字符来说，该繁就繁，该简就简。如果现行的个别简化字确实不当，可以恢复也可以重造，但总体上我们赞同王宁先生的说法：追求系统的优化，而不是片面的简化或繁化。

日月光华

文中有些古文字字形的图片，无法正常显示。有兴趣的同仁可以去查看原文啊。

木兰晓芙

谢谢分享！篇幅很长，李老师谈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