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的核心价值观

木兰晓芙

       陆费逵(1886—1941)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和教育家,一生的志业和贡献都在出版业上。作为中华书局的掌门人,他兢兢业业奋斗了30年,对于出版业各环节,如编辑、印刷、发行等都能窥其堂奥,堪称全能。

       以中华书局的创办和陆费逵的寿命为界,我们大致可以把陆费逵的编辑出版实践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创办中华书局前(1904—1911),他“既能操笔编书,又于发行印刷,头头是道”。另一时期是中华书局创办后的前三十年(1912—1941)。中华书局为陆费逵在出版事业上大显身手以及编辑出版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沃土,其出版宗旨为“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并采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注重实际教育和融和国粹欧化”。

       陆费逵取编、印、发三大块并重的方针,认为编辑是源头,首要的是确定出版方向。在中华书局开创初期,陆费逵认定教科书第一,而教科书之外,最有可能开拓市场的是字(辞)典与杂志,故他对编辑力量的布局和产品的构成也集中于此。《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一文中即有相关记载:“新制新式教科书之优良,八大杂志之风行,《中华大字典》之为空前良著,洵可谓盛极一时矣。”

       “启蒙—教育—救国”是陆费逵那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陆费逵主要是通过从事出版业和亲自撰述达到其目的。他认为要立国,便需立宪;因国民素质去立宪太远,故惟有教育、演说可以救其弊。同时,他认为出版与教育互为表里:“今日发达未盛,皆教育幼稚之故。故吾业苟欲余言之践,宜速筹教育。”“盖教育得道,则民智开、民德进、民体强,而国势隆盛矣。”这既是陆费逵从事出版业的出发点,也是其从业目的之一。

        陆费逵的教育努力主要集中在大众教育的普及上,即通过教育来塑造国民。民国时期从事出版的那代亦儒亦商的知识分子(张元济、王云五、舒新城等人)有着类似理念,他们的理想方式是通过出版实现实业救国、文化救国。只不过“出版服务于教育”在陆费逵的编辑思想中占有尤为核心的地位,是其编辑思想的突出表现。

       陆费逵对于教育的重视,基于他对邻国日本的考察和所处时代国内政治形势的客观思考。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应该归功于日本政府对国民教育的重视。陆费逵从中受到启发,立志以教育救国。陆费逵在《书业商会二十周年纪念册·序》中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大些。”在此,陆费逵精辟地指出了出版的全部社会责任,这既是中华书局事业的出发点、立足点,也是他本人从事出版行业一以贯之的出版思想和核心价值观。

       陆费逵集教育家、思想家和出版家于一身,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通过著书立说和教育实践,较为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与出版理念,并把对教育的观察和研究自然地融入到了出版实业的经营之中,推广、宣传到当局的教育决策当中。陆费逵通过撰写专著(如《世界教育状况》)、编写教科书、办杂志(如《教育杂志》《大中华杂志》等)、发表论文(如《论立宪当以教育、演说为基础》《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论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当与国民教育并重》等)诸多途径来阐发其实业教育救国与职业教育救国的教育思想,其出版服务于教育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教科书和杂志的编辑上。

1.教科书编辑

       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力图服务于教育,因此他在《中华书局宣言书》中明确提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

       中华书局教科书的出版适应了辛亥革命胜利后教育形势的变化,以及教育制度调整和改革的迫切要求。它满足了1906年科举废除后,学校与学生剧增引发的对于教科书的增长需求,客观上促进了公共教育的实现和国民素质的提升。

 2.杂志(期刊)编辑

      陆费逵对杂志与学术、国民素质的关系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他曾撰文指出:“一国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论者恒于其国杂志发达与否觇之。盖杂志多,则学术进步,国民程度亦高。而学术愈进步,国民程度愈高,则杂志之出版亦愈进也。

      中华书局率先创办的现代杂志,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部分文化人的人生选择,他们开始长期从事杂志投稿与期刊编辑,以此来实现知识追求和公共关怀的人生理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此与传统的士大夫群落区别开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者群体,为推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转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论陆费逵的编辑思想及其时代意义》，《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1期）

木兰晓芙

转载完毕。这篇原标题是陆费逵的核心价值观：出版服务于教育，作者是董明伟。

陆费逵先生是比较早提倡汉字简化运动并亲身作了一些实践的，我曾经在寻找“五四”时期汉字拼音化运动文献资料的时候关注过他的言论。今天再次关注，才注意到他的功绩远不止汉字运动方面，还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出版家；名字也不是姓陆名费（fèi）逵，而是复姓陆费（ bì ）单名一个逵字，浙江桐乡人，人生经历和成就很是辉煌。早年曾参加日知会活动，兼任《楚报》主笔。1906年后任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编辑。1912年创办中华书局，任局长、总经理，主持业务近三十年。曾发起编纂和主持出版《辞海》，又与欧阳溥存主编《中华大字典》。著有《教育文存》、《青年修养杂谈》、《妇女问题杂谈》等。1909年，陆费逵发表《缩短在学年限》论文，反对当时规定初小五年、高小四年，中学五年，高等学校三年（相当于后来的预科），大学三年或四年的学制。认为如儿童7岁上学，即使成绩优良，经济条件许可，到大学毕业也将近30岁了。况且年限过长，人事多磨，难免中途辍学，不能坚持。更何况“学以致用也，而致用之期必在壮年，过幼则稚，过老则衰”。因此，他主张改为初小三年，高小三年，中学五年，大学预科一年，本科三年或四年。废除高等学校，而置分科之预科。若照这个安排，则7岁入学，20岁出头即可卒业于大学，出以任事，认为这是养成人才之教育。

帝国重骑兵

出版行业也肩负着如此伟业，高山仰止，陆费先生对出版和教育行业的洞察让人敬佩，现在很多出版社出版的翻译作品，质量之差简直不是中国人在说话

木兰晓芙

原帖由 帝国重骑兵 于 2016-5-4 20:58 发表 出版行业也肩负着如此伟业，高山仰止，陆费先生对出版和教育行业的洞察让人敬佩，现在很多出版社出版的翻译作品，质量之差简直不是中国人在说话

出版和翻译都是关涉民族文化传承与交流的重要行业，对从事者的素质和底蕴要求不是一般的高。重骑兵也许将来也后会加入这类行当，好好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