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武侠小说的发端，是1954年梁羽生借着澳门一场拳师比武的轰动效应写出的《龙虎斗京华》。此后短短数年，冒出了一大群武侠作家，在各大报的副刊上争夺读者，一时群雄并起，刀光剑影，争做武林至尊。在1957年，张梦还的《沉剑飞龙记》与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开始摆起擂台，招来式往，斗得煞是激烈，武侠史称“雕龙大战”。但金庸毕竟内力远为深厚，笔下风光无限，精彩纷呈，终于一战而胜，以一部《射雕》艺镇群雄，一统江湖，登上了武林盟主的宝座。
一转眼，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时值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回首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蓦然发现，金庸及其作品已经悄然成了一大文化景观。
有人说，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谜”。
也许这许许多多的谜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金庸的成功之谜。
金庸的巨大成功，或者保守一点说，产生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已是有目共睹。九八年五月，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了“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以及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等地的学者到会，这意味着“金学”开始进入了国际汉学界的研究视野。此外，又有香港（海外）文学艺术协会颁授“当代文豪金龙奖”给冰心、巴金、金庸三人。同年，金庸被任命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今年某刊物评选中国二十世纪小说百部经典，金庸的作品又赫然名列其中。这一切都意味着金庸及其作品获得了主流文化空前的承认。
金庸的成就和他所获得的广泛、空前以及多层次的承认，这些加起来，就组成半个世纪来中国乃至海外华人文化圈中独特的“金庸现象”。值此世纪末，解读一下金庸现象也许是十分必要的。
金庸的成功，有人概括为八个字：既表天才，又关时运。
此八字称得上精辟之至。
所谓天才，是说金庸具备的种种非常特出的创作质素：
首先是有深厚的旧学根基，金庸的武侠世界里时时可见丰盈而熠熠生辉的儒、佛、易、道、琴、棋、书、画等文化因子，使人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
其次金庸又有相当良好的西学素养，这从他能非常圆融地化用西方文学作品便可见出，如他的《书剑恩仇录》中，第三回情节化自梅里美的短篇小说《马铁奥•法尔哥尼》；又如他的《连城诀》，整体情节构思近于《基督山伯爵》，中间万震山谋害戚长发后时时夜起梦游的恐怖情节，在下以为很有可能是从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梦游洗手一节获得灵感；再如《神雕侠侣》，杨过与桃花岛的恩仇纠葛有袭用《呼啸山庄》处，而《倚天屠龙记》中谢逊与张翠山、殷素素漂流北极的情节，有化用《海狼》处，等等。说金庸化用西方文学作品，决不是贬损他作品的文学价值，其实这种化用在文学史上也不是很少见，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有《红楼梦》的影子，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流小说，关键是要能得意忘言，便如《倚天屠龙记》中武当山下张无忌于蒙古武士环伺中向张三丰学太极剑法，得其剑意，取其风神，以自己的浑厚内功化而用之而不落痕迹，是为至境，金庸的作品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达到了这种境界。
此外，金庸还有一个重要的创作质素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他身为“大知识分子”，有着远非寻常作家尤其是通俗文学作家可比的开阔视野和对历史、社会的深刻洞察力。关于这一点，也许他的明报社评可以提供一些最佳例证，例如，大陆发动文革后不久，正当林彪翻云覆雨红得发紫之际，金庸就发表了社评《自来皇帝不喜欢太子》，预言了林彪最终覆亡的结局；又在江青权势熏天、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之际，发表社评《不知往哪儿躲》，断定了江青的末日来临；等到大陆政权由邓小平主政，金庸又敏锐地觉察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积极与大陆政权建立良好的关系，此后为香港回归做了许多竭诚尽力的工作，在当时西方世界普遍对香港回归抱有敌意、香港人心未定之际，乐观地预言，香港回归后会有更美好的明天。这些，都说明了金庸独具的胸襟和眼界，有这种胸襟和眼界，才能有“射雕三部曲”、《天龙八部》、《鹿鼎记》这种思接千载、纵横六合、有着超迈流俗的品位的大手笔。
正因金庸有如此深厚的“内力”，他的创作也自然如他笔下武当派的轻功“梯云纵”，越上越高，在侠坛龙虎风云之际，以如椽大笔，横扫千军，名动四海，成为真命天子。
但是金庸能成为武侠小说的真命天子，还有一个因素绝不可忽视，那就是：时运。金庸能“出道”步入武林，首先是得力于香港当时宽松的文化环境，如金庸《碧血剑》中对李自成的描写，使他受到来自当时大陆和台湾的左右两翼的夹击，这样的作品只能创作完成于意识形态控制近于真空的香港，这是金庸能起步的“小时运”。
但金庸的最终成功背后，还有更深刻的“大时运”，即本世纪末，可以说是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或者说是小传统全面扩张的时代，相比于过去曾占统治地位的精英文化、雅文化或大传统，前者在目今话语爆炸的时代，已经在社会文化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产生着越来越强劲的影响。金庸作品的一热再热，“金学”的蔚然兴起，都是这一趋势的表现，金庸的作品，立足于小传统，但又能从大传统、雅文化中汲取文化资源，在满足大众对惊险趣味、英雄梦幻的追求同时，又传达出种种现代人生的况味，如独立人格的追求，苍凉人生的孤独，失意的苦闷，痴情的颠倒，乍得良朋的欢欣，命运的无奈，等等，等等，使它巧妙地顺应了商业时代多层面读者的接受心理，并借助影视传媒的强大助力，取得了惊人的接受效果，并反过来，又向大传统、雅文化强有力地渗透，获得了许多“精英”作家梦寐以求而不得的广泛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金庸的武侠作品是更高明更深刻也更成功的《泰坦尼克号》。就本世纪末大小文化传统交融的趋势来看，金庸的成功或曰“金庸现象”，实在具有某种典范的意义。
然而，金庸的作品远非完美，更不是如某些学者宣称的那样古往今来空前绝后登峰造极。说时势造英雄是可以接受的，但传媒造神话却是必须警惕的。金庸的作品，不是日月神教的任我行，说甚么“千秋万载，一统江湖”，那是将金老侠置于火炉之上。
金庸的作品当然十分出色，但在结构、情节及文史知识方面，仍有很多疏漏、错误。如《天龙八部》中写到乔峰打死阿朱一段，是全书情节发展重要的转捩点，也可以说是全书中悲剧的震撼力仅次于乔峰之死的段落，但基本的情理实在经不起推敲。乔峰竟然会因听信了马夫人的话，相信“现年”四十多岁的段正淳在三十年前就能充当带领中原群雄伏击并杀死他父母的“带头大哥”，实在是幼稚得不可思议，一个十几岁的来自异国大理的少年怎能做中原武人的头领？乔峰在书中是何等精明的角色，怎么会被这种话蒙得晕头转向？这种大关节处出了毛病，后面乔峰古希腊英雄式的抗争天命的悲剧不就全都落了空？香港作家沈西城曾在《三会金庸》中说到：“1981年，我在‘无线’工作，创作组决定把金庸的《天龙八部》搬上荧幕。我们一队工作人员跟随员萧笙去澳门‘度桥’，每人事先精读《天龙八部》，才发觉漏洞百出，编剧人员惟有想尽办法修补。”其实不只是《天龙八部》，这样的毛病，如果愿意找，在金庸的其他作品中，也很多。
再说金庸作品中的文史知识，也不是百分之百地可靠，如《射雕英雄传》里写到大理状元，实际上大理从来没有科举考试，何来状元？书中还有个威风凛凛的抗金英雄丘处机，在历史中他实际上是在大金国的支持下传教的，又如《碧血剑》中竟赫然写着明末浙西乡村里的温氏五老穿着“长袍马褂”，实在没有道理。
再有说到金庸作品中的思想，有人认为超越了旧武侠小说，深刻而又富有现代精神，这其实也是要打折扣的。应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比，观念的进步显而易见，金庸的作品中所表现出的对旧有的狭隘的民族观念的超越、对个体人格独立的弘扬、对历史文化的反思，确实说都富有现代气息。但金庸的作品中也有相当不现代的地方，如作品中随处可见对众生性命的漠视，比如《天龙八部》中，让萧远山、慕容博这种两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大奸巨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么被他们害死的人如善良的乔三槐老夫妇的冤魂又何处着落？还有那个叶二娘，残害了上千婴儿，真可说灭绝人性，但一旦披露出她是英雄虚竹的母亲就一切可以原谅了；又如《射雕英雄传》中欧阳克做采花这种淫恶勾当时，被大侠洪七公制住，竟仅仅因为“怕他叔叔面上不好看”就轻轻放过，说来说去，金庸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英雄和众生的生命及尊严不等值的观念，这恐怕是相当不“现代”的。又如金庸作品中美女如云，包括一些反派女主角、女配角也多是如此，难道说美貌是女性习武的必要条件？这至少隐有满足男性读者潜在的对女性观赏消费心理的动因在内吧？再如中《鹿鼎记》韦小宝将七个女人照单儿全收，而且还掷骰子决定谁陪韦小宝睡觉，这种情节，连带那个忠心耿耿百依百顺奴性十足的双儿形象，完全都是男性的白日梦。
实际上，那些过分强调金庸作品的现代意识的人似乎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冲决网罗、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很少有先借通俗文学发难的，无它，通俗文学自有其创作、接受、流布的规则，相比于“纯文学”，它更强调娱乐趣味，而不是新思想的开掘乃至革命，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改造群众，恰恰相反，它的生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广大读者既有的趣味，如此一来，妥协和迁就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金庸的作品不够现代，实在也不足为奇。
其实天底下本就没有完美的事儿，连上帝也还一个照看不到，让伊甸园里爬出了诱骗夏娃的蛇，何况红尘众生？对于金庸这位一代武侠小说宗师即使有一千条理由去无限热爱，也不必匍匐在他的脚下，这本就是我辈应从郭靖、杨过、乔峰等金派大侠身上获得的启示。审视金庸现象，同样应有一份成熟的心态，一种理性的眼光，以承认金庸作品有欠缺为前提，再来探讨金庸成功的奥秘，尤其是探讨它那能使人忽略种种缺陷的巨大叙事魅力是如何产生的，是不是更有意义、更能使对金庸的作品及金庸现象的把握深化呢？至于金庸的作品是不是古往今来登峰造极，是不是已经超越了《红楼梦》成为新经典，这一切结论的最终得出，也许要到百年乃至数百年之后，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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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6-7-29 19: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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