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县里

南卓

写了篇长文

“你跟我去县里。”妈妈又在房门口叫我。我非常不愿意，“不，我不要去。为什么又是我去。”

“你姐姐也要去啊。你要不去的话，那下次你就别去了。”她的声音开始变得严厉。然而我还是不想去。我有两个外婆，一个住在乡下，一个住在县里。县里外婆家有好多阿姨和舅舅，也全都住在县里。那个时候，我妈妈还没有开始做生意，之前开的小卖部也关了门，就在家种了些田地，所以很少去县里。而如果要去，就是去走亲戚。而我讨厌和她去走亲戚。

和她一起去县里总是很无聊的。除了需要走东串西，还要帮她提东西。而且她总是磨磨蹭蹭的，买东西也很计较，总要和人讨价还价。我觉得，和她一起出门很尴尬。然而现在想起来，她那时候也不过就二十七八岁，不是什么黄脸婆，穿着打扮也不差，出门也不丢人。但她严厉的面孔，总让我内心深有抵触。

“快点。你为什么总是那么不听话。”她又在喊我。而我也不得不起身出门，就和每一次一样。我预感到，要乖乖地向每一个阿姨、舅舅问好，要被县里外婆给我不喜欢的糖吃，还要被他们夸我读书成绩好。想到这一切，我都觉得很尴尬。中午我们会在大姨家吃饭，虽然我很怀念她家小餐馆的炒面，但她肯定不会单独做炒面给我吃，会说不健康，小孩子要长大就要多吃肉。她要做回锅肉、青豆炒肉，煮肉片汤，炖鱼给我们。但我都不喜欢，我只喜欢吃炒面。

我姐姐早就准备好了，她穿着大棉袄，在大门前等我们，同时在等去县里的中巴车。车还没开到门口，她就跑到马路边上招手，喊，“妈，快点，车来了”。我们上了车，妈妈拿了个粉色的手提包，让我提了几瓶酒。这些酒都是别人来我们家走亲戚带来的，妈妈挑了几瓶好的，带去县里。正月里走亲戚需要的其他东西，她会在车站旁的批发部里买。那是我们一个远亲开的。

车上人很多，因为大家都有些在县里的亲戚，过年需要来往。今天是正月初九，我妈妈总说“七不出八不归”，加上乡下亲戚很多，时间都不够，县里的亲戚基本都是初九去。当天去当天回，虽然县里的阿姨总留我们住，但初十是我乡下外公生日，大家要一起庆祝。我妈妈熟络地和车上的司机、售票员和乘客聊天，她好像认识所有的人。要是听谁说起什么人，她就会说，“哦，是不是谁谁谁家的谁吗？”但我一个都不认识，全都是些老头老太太，年轻点的，也都比我妈妈大。我靠在车背上，怀里搂着酒，眼睛盯着车窗外面。

车子下个坡，就到了我乡下外婆家。门口没有人，大门开着，正厅里的大玻璃镜照出我们的车一闪而过。我小舅舅没有回家过年，外公肯定出去打牌了，外婆大概就一个人在厨房里烤火。然后车子经过三姑姑家，我的表姐们正在大门前，坐的坐，洗头的洗头。今天天气很好，太阳晒在身上暖烘烘的，虽然空气还是很冷，但确实是个适合洗头的上午。到了冬天，姑姑家屋檐下总是放着一只小火炉，专门用来炖火锅的。我从车里望出去，看见姑姑正背对着我，弓着腰往小火炉里加炭火。

车子又往前，开过了我们家这一片后，经过小河上的桥，到了另外一个村子的路口，有人招手停车。一群妇女陆陆续续、有说有笑地上来了。她们一上车，就和我妈妈一样，跟所有认识的人打招呼，比如和我妈妈，“哎呀，都上县里去啊。”我妈妈回应她们，“是啊。你去你哥哥家吗？”谁家在哪里有什么亲戚，不仅我妈妈，似乎所有人都相互知道。这群上来的女人，基本都是我同学的妈妈。但为什么她们不带着我的同学们一起呢？为什么只有我妈妈总是要拉着我呢？看到她们上来，身后没有我的那些同学们，我心里更有气了。如果这时候我不在车上，而是在家里，我就可以去找村里的小伙伴们玩鞭炮、打扑克，或许还能偷偷躲在后山和表弟一起抽烟。我们过年的时候总会给拜年的小孩子发烟，我们就偷偷躲在后山抽。

车子一路开开停停，一会儿有人上，一会儿有人下。车厢里也永远都是塞得满满的。我们家到县里大概十来里路，一条坑坑洼洼的破路，连着我们乡和县城，沿途有许多岔路，串着两旁许多个村庄。那些村庄有大有小，有的在车上就能看见村口成排枯瘦的秃子树，烟囱里冒起的白烟，还有洗衣的妇女，她们总是戴着手套穿着围裙，蹲在池塘边，手里的棒槌用力地砸向搓洗过后的衣服，污水就沿着青石板流开；更远一些的村庄，就只能看见山脚下的房子，或者藏在大树里时隐时现的屋顶。更多的是路两旁的房子。这些人家都是从周边村里搬出来的。我妈妈总说，“以前这条路旁边荒无人烟，一个人走都害怕”。后来政府移民建镇，大家就在路两旁建了房子。打地基的时候，都有挖出来过棺材、骨头之类的。包括我们家的房子，以前周边都是坟地。然而无论是真是假，反正我都是害怕的。我爸爸建房子的时候，把楼梯建在了房子外面，每天上楼黑乎乎的，上去后还要经过一个平台。我家房子后面都是田地，田地中间总有很多坟墓。过了很多年，我表弟还都不敢一个人上我家的楼。我十分不能理解，为什么我爸爸要把楼梯建在外面，为什么姑姑家、舅舅家的房子，楼梯都在屋内呢。这样的楼梯，白天北风呼呼的，晚上听起来就像鬼哭狼嚎。直到很多年后，我私自揣测，爸爸大概是想做的和城里的商品房一样吧。楼下的房子可以出租，住楼上的又不受干扰。我爸爸此前有在北京、上海之类的地方打工，就在建筑工地上干活。这也许就是他在城里学来的，可惜放在乡下不适用。而一楼除了我妈妈开过小卖部，我小叔后来开过复印店外，基本都空着。直到后来我妈妈开始做肥料生意，一楼空旷的大厅就成了仓库，总是码着高高的化肥，弄得空气都不好。而那时候我爸又把二楼装修了一遍，又在屋内重新做了一个楼梯。他的行为，总是让我很不能理解，也让我很尴尬。我一度为自己家的房子和别人家的不一样尴尬了很久。

十来里的路，在两旁房子的陪伴下，要开半个多小时，慢的时候要四十多分钟。尤其经过一些大的路口，周边总是有很多店铺，过年买货走亲戚的人，有要上车的，有要下车的，有提着大包小包跑来跑去的，总要把路堵上很久。等车子上一个大坡，又下一个大坡，就差不多到县里了。然而还不是县中心。从我们乡到县里的车就停在县城西边，要进城，还得坐三轮车，我们叫“拐的”（好奇怪的名字）。不然就是坐摩托车，叫“摩的”。这些拐的和摩的，进城的中巴车还没停稳，他们就一窝蜂地把车门堵住了问，“要不要车？”“去哪里？”“坐我的，坐我的”。

妈妈拉着我和姐姐下车，我手里还提着酒，然后往那个远亲的批发部去。我的那些远亲们辈分都很大，他们穿着长长的深蓝色的工作外套，背上印着白色的“百年皖酒”或“庐山啤酒”之类的字，正在一堆一堆的货品面前忙碌着。店里人很多，他们还请了好多帮手，但我都不认识。我们走到店前，我对着那个笑眯眯的女的喊“姨婆”，然后又对着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男的喊“舅公”。他们的爸爸不在，不然我还要叫他“老姨公”。姨婆很年轻，可能比我妈妈还要小，但禁不住辈分大。她的眼睛大大的，说话总是笑。“上县里走亲戚啊?”姨婆对我妈说。“去舅舅家。”我妈从来不说去外婆家，总是说去舅舅家。因为这个姨婆是乡下外婆家一头的亲戚。“你要什么，叫力发帮你拿。”“拿十袋糖、桂圆，十瓶罐头，还拿五瓶酒，两条阿诗玛。”姨婆开始喊有着小胡子的舅公，“力发，去里面拿两条阿诗玛”。力发舅公听了就进屋去，路过我旁边还用戴着脏脏的白手套的手，摸了下我的头。我不知道他实际上叫什么，他们用方言就这么喊，听起来总觉得像“理发”。我们的方言喊起别人的名字总是很奇怪，或许是因为很多人的名字本来就奇怪吧。我县里的大舅叫“贤庐”，听起来总像“咸鹿”，有个乡下舅公叫“菊生”，听起来像“救生”，反正总归是很奇怪就对了。

“算下钱吧。”妈妈打开她的手提包，拉开隔层的拉链，取出了一打现金。“糖四块一袋，算你三块五，桂圆八块，罐头六块，酒四十五，烟算一百三，一共是。”姨婆边说边用手按计算器。“归零，归零，四五，乘，五，等于二二五，加，三五，加，八零，加，六零，加，二六零，等于，六六零。”计算器的声音开得很大。“正好，一共六百六。你要几个袋子？”妈妈从拿出的现金里取出了六张一百的，又拿了一张五十和十块的，递给姨婆。“拿十个袋子吧。”姨婆把钱收好，从堆着的饼干箱后面摸出了一把红色袋子。我和姐姐把糖、桂圆、罐头、酒，一样一份，拿袋子装好了。烟是给县里的大舅舅和小舅舅的。然后一人拿过三袋到四袋，坐上妈妈叫来的拐的，开始去县里外婆家。

我们县里有两个水泥厂，一个就在县中心，一个稍微远点。妈妈和拐的师傅说去水泥厂，师傅就知道是去县中心的那个。我大舅家就在水泥厂旁边。我小叔总是开玩笑说，“你大舅舅家做房子不需要买水泥，只要晚上睡觉不关窗，第二天早上扫扫地，好几袋水泥就有了”。大舅舅家那片的房子总是灰蒙蒙的，屋顶、墙上、地上，包括树、自行车，也全都是灰的。拐的把我们放到水泥厂旁边的小巷口，妈妈付了钱，我们陆续下车。才下车，身上、头上就都开始沾了灰。脚底下的鞭炮屑，也都被埋在灰里，不是那种鲜红的，倒像是淋过雨后开始发霉的那种。妈妈给我过年买的皮鞋，原本擦了油很亮的，现在也不亮了。“妈，好脏。”我在哭喊。然而妈妈根本不理我。她走在前面，提着手提包，一手也拎着几袋糖、酒。我眼睛看地，准备找干净的地方走，但徒劳无功。但我看到姐姐的新鞋也脏了，心里就平衡了。就和姐姐跟在后面，虽然很不情愿。我知道，县里外婆待会儿看见我，稳要说，“孩子，来了啊”。想到就觉得有些难为情。

去大舅舅家的路，一边是房子，一边是水泥厂高高的墙。墙上还有孔，混着冰渣，往外渗脏水。果不其然，我们才进了大舅舅家，县里外婆就穿着大红的棉袄，带着冬帽出来了，对着我和姐姐说：“孩子，来了啊。来吃糖。”我们只能回到：“外婆好！”但并不去接她的糖。我妈妈却不会叫她，只是说：“哥不在家啊？”

“他到前面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进来坐，进来坐。”县里外婆脸上满是褶子，我也根本不知道她到底多大年龄，好像自记事以来一直这样。我县里的外公是老红军，但我出世之前他就去世了，所以从没见过。

“过年来看看你。我把贤路（小舅舅）的东西也放这了。再去姐姐家转转，回头再来。”妈妈对县里外婆说。

“你坐坐啊，你哥他一会儿就回来。他可能去金爱店里了。”金爱是我大姨的名字。

我有好多个阿姨，大姨叫金爱，二姨叫银爱，还有个最小的阿姨，因为在大姨店里帮忙，所以我也熟悉。大姨总是喊她，“思爱，思爱，快点”。其他的阿姨我就不认识了，也不知道他们家住那里，因为他们都是租的房子，经常会搬家。我的小舅舅很胖，挺着个大肚子，也经常搬家。我三姑姑有一天说邻村某个人，“那人真没用，连自己亲舅舅家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就说，“不要这样说，我就连我小舅舅家在哪里都不知道。他经常搬家。”但过了几年，大概又是过年的时候，我小舅舅对我说，“你肯定想，那些鬼阿姨鬼舅舅，家在哪里都不知道。现在好了，你上县里了就来我家”。我知道，他买房了。可惜至今，我依然还是没有去过，也不知道在哪里。

离水泥厂不远，是我们县中心，有两条比较繁华的街。其中一条叫后桥街，背靠着一个大菜市场。菜市场对面就是一片小商品城，妈妈买衣服总是去那里。在我们的方言里，“后桥街”听起来像“好吃街”。加上那条街上基本全是饭店，后来就顺势叫“好吃街”了。大姨的店就开在好吃街，一排低矮的瓦房，同样灰蒙蒙的。我们从大舅舅家那条巷子里出来，过马路，往前走几十米，就到了大姨家的店。上午阳光好，街上人也多，我们到的时候，大姨店里还有好几桌等着吃早餐的。她的店门面不大，所以桌子都摆在路上。

大姨个子很高，但很瘦，正在她店门口的煤气灶上煮汤。她穿着厚厚的暗紫色棉袄，系着围裙，左手叉腰，右手正拿着个大勺往灶上的大锅里加水。

“大姐，在忙啊。”妈妈穿过几张小餐桌，走到店里，边和大姨说话，边把走亲戚的礼品放在屋内的桌子上。那桌上还有一个玻璃缸，是大姨夫用来养金鱼的。但现在里面空空的。我走进店里，看到大姨夫穿着一贯的皮衣，嘴里叼着根烟，正在水池边洗手。水池里堆满了用过餐的脏碟脏碗，上面残留着黄色的油渍。

“来了啊。坐坐，那个鬼思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也不来帮忙。”大姨咧着嘴笑着说。

大姨夫转过身看见我们，眯着笑眼，挺着他红红的酒糟鼻，说：“哎呀，孩子们来啦。快来坐，新年好啊，新年好。”

“姨爹新年好！”对大姨夫我还是很喜欢的。偶尔暑假我来县里玩，也多是在大姨家。那时候大姨夫总会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对我们很有吸引力。

“你看到哥了么？刚去，只看到老人家。”妈妈坐下来，大姨夫开始给我们倒茶。妈妈从来不会叫县里外婆，而是叫“老人家”。因为她是抱养到乡下外婆家的，所以只把乡下外婆叫妈。

“贤庐啊，刚还在这儿吃了早饭。不知道是不是打牌去了。”大姨给一个吃完饭的客人找钱，收了钱，又把桌子收拾干净，把碗筷往水池里一放。

“孩子们呢？”妈妈问。

大姨夫说：“那些懒鬼，还没起床呢。”

“你们过年到乡下去没？”大姨夫老家在另外一个乡。

“生意忙，没去。初二就开门了。”大姨说。

我喝着大姨夫倒的茶，感觉这一个上午的颠簸都好了很多。但如果能吃到大姨做的炒面就更好了。

“你哥来了。”又去外面收拾碗筷的大姨，回头对妈妈说。

我看见大舅舅从外面走进来。他留着中分，穿一件黑色皮衣。消瘦的脸上，一抹黑黑的横须。他手里夹着根烟，笑嘻嘻地走进来，边走边说：“过来了啊。中午在我家吃饭。”

“刚去你不在，我把东西放下了。”妈妈说，“我还要到二姐、三姐家去。中午吃饭再说。”

“不用了，我叫老二、老三都过来一起吃饭。”

大姨说：“中午就在我这里吃，反正我都要做的，也方便。”

“那我先去二姐家了。”妈妈说。我想到又要跟着跑，十分地不情愿。但妈妈瞪了我一眼，我就不敢出声了。她生起气来很是可怕。大姨看到了，就说：“把孩子留在这里呗。你把东西送过去，叫银爱一起出来。”妈妈听到大姨这么说，也就没坚持了。

妈妈拿着去二姨家的东西，跟着大舅舅一起走。二姨家也在水泥厂旁边。走过大舅舅家，再往里走一百来米，往右拐，看到一颗老柿子树，就到了二姨家。他们家是两层的老楼，有一扇红色的大门。屋顶上盖着大块的砖瓦，也是灰蒙蒙的。

我和姐姐就留在了大姨店里，看着大姨忙里忙外。过了没多久，思爱阿姨就来了。她好像比我姐姐也大不了多少，长得很好看。才进来，大姨就说：“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看到这么忙，还不来帮忙。”思爱阿姨回到：“咦，小朋友来了。好了好了，这就来了”。她笑起来很漂亮。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喜欢她叫我小朋友。

大姨夫拿着他的大瓷杯边喝茶边抽烟，不断地问我读书啊考试啊。我很烦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一说，他们就要当着许多人的面说，“这孩子不错，读书厉害。天天考第一”。这样我就很尴尬，因为我并没有那么厉害，而且即使真这么厉害，说起来也很不好意思。这也是我不愿意走亲戚的主要问题。我和大姨夫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话。姐姐和小姨一起帮忙，盛粥、擦桌子。大姨说不用，但也没太坚持。

又过了一段时间，店里吃早饭的人慢慢没了。我看到墙上的钟指向十点半了。大姨开始和思爱阿姨一起洗盘子。她手脚麻利，水龙头开得哗哗的，一个又一个浸泡在洗洁精泡沫里的碗碟，一被水冲过，就立马变得干干净净。碗碟很快就洗完，码放好。大姨又开始蹲下来择菜，一边择菜一边和我们聊天。

妈妈，胖胖的二姨，还有大舅、县里外婆，要到十一点多才过来。妈妈来了后，又拿着东西去三姨家。其他阿姨家的东西，都放在大姨店里。等着回头他们来的时候，自己带回去。妈妈说，“这个时候去的话，他们也不一定在家”。我的那些阿姨们都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反正我一年也见不到几次，偶尔在大街上碰见。我喊她们，她们都还有些犹豫。

大舅舅又坐在那儿抽烟，跟大姨说：“大姐，我总感觉最近腰上不舒服，没有力气。”

“还不是你天天熬夜打牌，坐久了，还抽烟。叫你别打。”大姨似乎有些生气。

大舅舅听得这样就没说话了。

[ 本帖最后由 南卓 于 2016-8-26 23:54 编辑 ]

南卓

我每年至少都要这样和妈妈去一次县里。虽然县里亲戚很多，但见得多的也就是县里外婆、大姨、二姨和大舅舅，比较亲的也就是他们。

偶尔放暑假，我也去大姨家住几天，和表哥们一起玩。他们都比我大很多。他们会带我去游戏机室，去溜冰，或者去打台球。聊天的时候他们也总说一些学校打架的事情。长明表哥年纪最大，已经上大学了。他的弟弟外号叫瘦子，留着一头长发，在家学理发。

有段时间，县里流行给金榜题名的学生发电视祝福。有天晚上，我在家看电视，然后就看到长明表哥的名字出现在电视屏幕滚动字幕上，“热烈祝贺X长明同学金榜题名，考取XXXX大学，大舅舅XXX、小舅舅XXX、阿姨XXX……率全体亲友表示热烈祝贺！”我喊妈妈，“妈妈快来看啊，长明表哥上电视了”。妈妈跑来看，字幕又滚过去了。“你等下，等会儿肯定又要出来。”过了几分钟，几个类似的祝贺过去后，果然又出现了。妈妈看完后，说：“下次见到大姨他们，就说不知道啊。他们肯定出钱了，我都没出钱。”我回道：“哦。”

长明表哥大学毕业后，去了重庆工作。那个时候，我大姨把店关了，一家人也去了重庆。他们走了以后，我就有好多年没见过他们。我们再去县里，也不能去大姨家的店了，也再没机会吃大姨做的炒面。有次我路过那家店，看到改成卖包子的了。过了几年，再去，又变成别人开的小餐馆了。而那时候，长明表哥又换工作去了杭州，大姨他们也跟着去了杭州。

妈妈也不再老是拉我去县里。我爸爸的单位开始寻求多样化经营，兼做农药化肥生意。爸爸就盘下我们乡的据点，一开始专门从单位进货来卖，后来就从县里或市里的经销商那里进货。但爸爸盘下生意之后，主要都是妈妈来经营。她既要在店里卖货，又要去县里进货。妈妈越来越忙，除了过年，平时再也没时间带我们出去。而我和姐姐也慢慢长大。姐姐开始去县里读高中，我也上了初中。

后来姐姐去外地读大学，我也去市里读高中。从市里回家的车，到了县城西边我就下车，然后转去乡下的中巴。乡下进城的路也修了好几次，虽然经常是修完没多久就坏，但比起以前好了很多。进城的中巴换过一次，还是那帮司机和售票员。车子虽然换过，但也越来越旧，内里的装饰已经破烂不堪。

我偶尔还会去县里，比如人多的时候，要去客运站搭车去市里，比如过年的时候，要和妈妈去买菜。那些曾经烦人的拐的、摩的再也没有了，进去可以坐1、2、3路公交（仅有的三路公交车），或者打的（上车5块）。水泥厂也拆掉了，建了一个商场和几栋十来层的住宅，但周边还是灰蒙蒙的。这一片楼盘，通过拆迁，也打通了和县城东边狄公湖的联系。县城西边有个湖叫渊明湖，纪念做过县令的陶渊明，而这个狄公湖，则是纪念同做过县令的狄仁杰。

我爸爸有个朋友的家就在狄公湖边。有天晚上，我爸带我去他家。我们从二姨家的老房子那边穿过去，拐个弯，眼前突然一片敞亮，我曾经熟悉的那一片房子全被拆掉了。我们沿着以前的老路往前走，慢慢地就走到了湖坝上。从湖里挖出来的泥就堆在坝上，黄黄的，堆得很高。“以后这一片都要建湖边广场。”与我们同行的一个叔叔说。“他们家要拆了，赔多少？”我爸问他。“两套房加十几万现金吧。”

但大舅家的房子还在那边，和商场比邻而居。他在自家的二楼临空搭了一个天桥，这样就可以直接走到商场，不用从下面绕。好吃街还是一样繁华，虽然县城中心开始慢慢向新开发的山南转移。一切好像都在与时俱进，从前灰蒙蒙、暗淡的县城，开始灯红酒绿、车水马龙。我的舅舅、阿姨们的境况也在变。他们在城里买了房子，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他们做了爷爷奶奶。虽然我总觉得，他们的面貌始终不曾有过改变。

大舅因为县里外公的缘故，在县里有一份稳定的体制内的工作。“你大舅舅那时候，跑货车一天能赚一个月的工资，哪里觉得工作有什么意思。所以后来工作就让你五姨顶了。但哪知道，现在才觉得体制内好啊，有医保，有退休金。”妈妈跟我说，“现在你大舅舅可怜了哦。”

但如果不是因为一场病，可能他一点都不可怜。他有钱，买车建楼，吃喝玩乐，打牌赌博。但当他被告知肾萎缩的时候，这些生活慢慢地就离他远去了。他却无能为力，无力感深深地拽着他，拖倒他。“这好像恶梦，一个人梦见暴徒向他袭击，他在梦中挥舞手臂，使劲向暴徒打去，以为准能把暴徒打倒，可是发觉自己的手臂软弱无力，像抹布一样耷拉下来”。

我上大学了 ，中秋节放假去看他，还是那栋房子。只有县里外婆还和他不离不弃。我走到门口，县里外婆从椅子上起来，喊我：“孩子，来了啊。”我说：“恩，大舅呢？”

“不知道去哪里了啊。孩子，你是不知道，他现在有多痛苦啊。每天晚上痛得睡不着，就在床上喊，’姆妈哎，姆妈哎’，一叫叫到两三点。叫得我只能跟着哭。睡不着就去湖边走，一晚上转来转去。他们都说湖边有个疯子。转到天亮，身上舒服了点，就回来睡觉。

“什么都吃不下去，就喝那个奶茶，优乐美，别的一点胃口都没有。身上也是黑的，都不让我帮他洗。想换肾啊，但是找谁去换呢，本来说好了要找老家那边的一个傻子换的，现在又不同意了……哪里有那么多钱啊。现在每个星期都要去做透析，靠透析保命啊。每个星期都要好几千。

“那狠心的娘，自己不管，还让儿子也不管老子。一说找儿子要钱，那娘就闹，房产证也藏起来了，这是存了心要我儿子死啊。”

县里外婆一再和我哭诉。我打电话给大舅舅，问他在哪里。

“我在外面，等一下我就回来了。”

过了一会儿，他真回来了。他的脸色极差，极黑，没有一点血色。还是穿着黑色的皮衣，留着中分，上嘴唇一道横须。“来了啊。我现在不行了，只能做一次透析算一次了。”

我也无力去安慰。

到了过年的时候，妈妈说长明表哥回来了。大姨和大姨夫几年前就回来了。当时大舅还没得病，有些钱和人脉，帮他们弄了套廉租房。他们也算是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大姨如今在家带孩子，大姨夫在一个工厂做保安。我坐车，从县城西边一直到最东边，按照妈妈给我说的地址，找到了大姨的家。

长明表哥下楼接我，比以前更帅气了。经过多年打拼，如今也是事业有成，在杭州一家公司做总经理。我在大姨家吃晚饭，长明表哥说：“明天一起去市里，正好带大舅去中医院做透析。”

“我的高中对面就是市中医院啊。”

“不是那个，他们在客运站那边建了个新大楼，很高的，都没有什么人。”

第二天，长明表哥开车，带着大舅和我。

“你抽烟么？这包烟你小舅给的，蛮贵的，你来根试试。”大舅拿了一盒蓝色的烟对我说。

我接过一支。过了一会儿，他又拿出一盒黄色的，说：“这个也不错，也可以试试这个。”

“你抽这么多烟不会有事吗？”我对他说。

“没事的，没事的。”他又点了一支。

我们去到医院的时候，时间尚早。跟着大舅，我们去了9层的透析病房。病房很大，堆着很多我们不认识的器材。病房里躺着两个人，护士推着车跑来跑去，准备要给他们做透析。

“你们去做你们的事吧。我这里要四个小时，你们下午再过来。”大舅对我们说。

“那你午饭怎么办？我们买过来给你吃？”长明表哥问。

“不用。我吃不下，我带了好多雪饼，饿了就吃。你们去忙吧。”

如果没记错，这是我这些年来最后一次见长明表哥。有一次我去杭州旅游，他出差了，但还是帮我安排了酒店。我在杭州住了一晚，游了西湖和灵隐寺，见了一个朋友，第二天就离开了。而大舅，我后来也见得少了。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又见到他。妈妈早就告诉了我，“赶上了政策，透析免费，现在还靠透析维持着”。整个人的精神好多了，身体似乎也好多了。样貌没有什么变化，但开始戴眼镜，说眼睛不太好。他的整体境况也好了很多。也许当年，大家都已经预判他的死亡，所以很多人对待他的方式都变了。而现在，从他得病，六年过去了，他还坚强地活着。很多人就又变了。

我来广州工作后不久，有一天，妈妈打电话给我，说：“你大舅舅问，你怎么好久没打电话给他，说你以前读书、在国外的时候还经常给他打电话。”

“哦，最近比较忙，就没怎么打过。”

我听妈妈这么说，就赶紧给他打了个电话。

“喂，孩子啊，还好吧。嗯嗯，我挺好的，你有空回来就来我这儿玩啊。”

我和其他人一样，因为他的生病，对待他的方式变了。如果去了县里，一定会买点水果去看他。偶尔也会打电话关心他。后来又觉得他病情稳定，又慢慢地不在意了，就是过年，好像也没有怎么去看过他。

而我的那些阿姨们，也越来越少见。上一次见大姨，很是惊讶，为何她的头发全白了。我的县里外婆，也已经八十好几了，除了偶尔能在表妹的朋友圈里看到她的照片，也有很久没见过了。我越来越少去县里，所以也越来越忽视、不在意他们。我和他们都变得越来越陌生了。

[ 本帖最后由 南卓 于 2016-8-27 00:08 编辑 ]

minaday

读完了，现代生活的变迁让熟人社会迅速崩塌，从文章中可窥见一二。在小县城尚且如此，更何况大城市。我从小在这城市，家里的亲戚都在另外的地方，像南卓这样的跟随母亲去走亲戚经历过很少，仅有的几次也和南卓描述的差不离。这篇文章可读的地方太多了，题目叫去县里，最终的结果变成了很少能去县里了，很有意味儿。

明煌

感谢南卓，从中也看到了自己老家农村和县城的影子，阿斯玛、不断归零的计算器，都是如此的熟悉。有个姑姑也是住在水泥厂（不过不是在边上，是在里面）。 小时候也不喜欢过年去走亲戚，到每一个亲戚前，父母总是要一直叮呤嘱咐要每个长辈都要叫，心里总有点排斥。过年最喜欢去城里叔叔家里，和表哥一起玩游戏，去游乐园，放鞭炮。 现在也是偶尔电话回家的时候，妈妈会在提起家里其他亲戚的事情，有时候有亲戚正好在电话旁边的时候寒暄两句。一直有较多联系的也就叔叔一家。回国也会去每个农村亲戚家里坐坐，感觉他们的生活状态与我小时候并未有太大区别。家里小孩有条件的基本去县城买公寓了，农村感觉小孩比我小时候少很多，缺了点生气与活力。

南卓

原帖由 minaday 于 2016-8-27 15:42 发表 读完了，现代生活的变迁让熟人社会迅速崩塌，从文章中可窥见一二。在小县城尚且如此，更何况大城市。我从小在这城市，家里的亲戚都在另外的地方，像南卓这样的跟随母亲去走亲戚经历过很少，仅有的几次也和南卓描述的 ...

写作的初衷，一是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想写下我的这些亲戚，二是，想模仿最近读的爱丽丝 门罗和三浦哲郎，他们的写作方式我很喜欢，过去和现在很流畅地绑在一起，小说式的对话也很自然加在其中，前面慢慢地铺垫，后期慢慢地表达，好像爱丽丝门罗的一句话，“我所追求的是，每一件事情，言词与思想的每一个层面，墙上或树皮上的每一束光，每一种气味，每一分痛苦，每一点瑕疵，每一次欺骗，都安静地结合在一起，光芒四射，直至永恒。”

南卓

原帖由 明煌 于 2016-8-27 18:52 发表 感谢南卓，从中也看到了自己老家农村和县城的影子，阿斯玛、不断归零的计算器，都是如此的熟悉。有个姑姑也是住在水泥厂（不过不是在边上，是在里面）。 小时候也不喜欢过年去走亲戚，到每一个亲戚前，父母总是要 ...

中国东中部的经济发展大概整体还是一条线，即使有差别，也在五到十年左右吧，所有大家的生活估计都差不多。正是那句老话，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紫璇

关于小时候串亲戚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是看到这篇，那种灰头土脸但却生气勃勃的村镇生活还是在脑子里活了起来。小时候并不喜欢乡下那种土气的感觉，但现在每次回到家，想到老家房子改建之前的又矮又黑的小厨房和门前那棵被砍了的老槐树，多少有点物是人非的感慨。而且纠结的是，本来向往城里的我终于来到这里上学，却发现自己与这里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但是小时候嫌弃却熟悉的老村，又在一点点逝去……

白水

这一篇昨晚在学校办公室看的，一楼缓慢的铺垫要到二楼叙事速度加快后前后对比才生发出味道，铺垫叙述中的一些细节本身读来也很有意思。

沉默的邦兄

南卓兄对于自己和故乡之间关系（疏离）的观察之细微，叙述之准确，都令我汗颜。

“ 和表哥们一起玩。他们都比我大很多。他们会带我去游戏机室，去溜冰，或者去打台球。聊天的时候他们也总说一些学校打架的事情。”

譬如上面一段，不包含任何评价，但一种玻璃墙般的感觉已然升起。

沉默的邦兄

和故乡渐行渐远，引发的感觉当然包括忧伤，但更多的是无奈，和对整个时代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