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帖由 安然 于 2016-11-5 06:33 发表 此处真的要@@@剩翼大哥,当时在公号里写到福柯时大哥就留言提醒我注意后现代批判与中国现实的结合问题。去中心化与权力解构,能多大程度在中国话语体系下谈,我也的确还未想请。
关于这一点,我举一个例子吧,徐友渔在《自由的言说》一书中,在《学术与生命的意义》一文中说到:
90年代,中国思想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0年代被学界一致认可的现代化导向,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启蒙的风气与潮流,对科学、民主、理性的认可和倡扬,均受到深深的质疑和猛烈的批判。80年代的思想主流被斥为知识分子对西方殖民话语的臣服(这是以另一种方式批所谓“全盘西化”论),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进步的“五四”传统,开始被否定和清算。在这场民间色彩甚深的思想学术角力中,我全力以赴地捍卫“五四”的启蒙传统和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对垒一直存在,阵线越来越分明,分歧越来越尖锐和深刻。在争辩中,我已在学理上作了许多阐述。我认为双方观点的对立与个人经验有关。学术立场的不同和代际差异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年长的学人,对科学、民主、理性的认同是不言而喻的,启蒙是未竟的事业,现代化是值得献身的目标。但新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却以种种奇谈怪论企图消解公认的理念和准则。 作为当代西方思潮的研究者,我清楚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登陆中国的思想背景。我对这种思潮后果十分忧虑,但我不愿把事情说成是对立双方的动机有善恶之分,我不时反省自己的立场,挖掘自己的思想根源,严厉盘查自己的经验。 中国的解构主义者和“后”学家们宣称,启蒙不过是近代西方的神话,科学、民主、理性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理念预设了真实与谎言、光明与黑暗的二元对立,预设了普遍的人性,普适的价值标准。这些预设和普遍主义原则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它不过是反映了中国知识界迷恋现代性而不能自拔的精神状态。对上述说法抗拒的动机和批驳的理念资源首先来自“五四”传统,但对方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归结为西方思想文化扩张的结果。我自问,我对西方文艺复兴狂飙突起冲破黑暗,打碎桎梏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神往,被陈独秀、李大创、鲁迅、胡适的文字感动,原因何在?如果只有阅读经验,那它是否经得住解构的拆卸和侵蚀? …… 90年代初,我在上海与一批学者聚会,当我提到“文革”、奥斯维辛集中营、法西斯时,一个致力于“后学”的年轻人轻蔑地拒绝我时以上事件的价值判断,他说,那些事件和历史上任何其它事件一样,都是文本、符码,供后人从任一角度解读、解构、阐释,不能把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等价值加在它们上面。我惊愕得几乎无话可说,我只想知道,如果他经历过那些残忍与迫害,是否还会坚持那种轻松、超脱的“后话语”。 ……
在我看来,再深刻的理论,也应该有其有效边界,能把握这种边界所在,就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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