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回复白水老师,突然就想到了渊博和她教会我的东西。
当时回复的原文如下:“之前觉得这篇不好,是因为读起来不是特别流畅,有点刻意,好像掺着一些用来炫技的bullshit。简而言之就是“不说人话”,哈哈。也有可能是因为怀着对应试作文的反感,矫枉过正,现在觉得舒服的文字风格大概是:干净、克制,有生命力。至今也很感谢中学时代辩论队的老师,在她那里我才第一次明白,写作的要义应当是真诚和洞察。 这样一说就很想贴那时候写的东西上来了,明天就开帖!”
所以贴一篇高二时的幼稚习作啦。当时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刚发生。我们讨论了两节课,从恐怖事件的心理机制(为什么会发生?)、伊斯兰教思想的独特性(为什么是伊斯兰教徒而不是其它宗教徒?)到媒体的作用(发生之后应该如何审慎披露?)。不知道一些内容会不会显得偏颇,请大家指正。:)
以下是原文:
我前几天真的做了这样一个梦。 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的翻版,就重演在我们的校园,三月的宁静被雪松苑和行政楼之间石梯上的一截断手打破。当时的我正站在不远处,一声统一爆发的惊叫后,所有人都开始没命地向四周奔逃。只有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信号,甚至根本没有看见袭击者在何处,身边的同伴就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伤处大多是膝盖以下,很多伤者开始挣扎着用膝盖向前踉跄挪动,通才桥上惊恐的哭喊呻吟响成一片。大家绝望地发现,平日象牙塔般的二外校园提供了种种隔离和庇护,此刻以南麓之偌大,却找不到一处可以容身……
梦境被灯的光亮打断,醒在熟悉的寝室里,睁眼的瞬间余悸未消,一瞬间感激得(或者说被吓得)哭出来。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体会到恐怖袭击带来的巨大恐慌、软弱和动摇——恐慌的传播原来可以如此迅速和深入。
关于这起暴恐事件,官方解释的事件经过是,某8人组成的新疆宗教狂热分子集体赴境外参加伊斯兰圣战,但出境未遂,滞留在昆明火车站时便计划先进行一次暴力袭击活动,以响应圣战号召。如果按照佩普在《自杀式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一文中的分类,该事件可大致归入演示式恐怖主义的范畴,但也有破坏式恐怖主义的影子。因为该事件更多地是想相应圣战号召,展示伊斯兰教巨大的宗教力量,从而参与“建成统一的伊斯兰教政治实体”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同时,它又对特定的人群(非伊斯兰教徒)造成了无差别(无年龄差别、无性别差别)的真实严重的伤害。
而就国家的应对策略来谈,直接参与策划实施的恐怖分子已全部抓获(或击毙),而该事件背后又是由来已久的庞大的疆独问题,短时间内无法解决,袭击者也没有进一步的诉求。因此国家目前的应对措施主要是救护和赔偿伤者、强化国内情报和安保的防御措施,以及各种各样千篇一律的“严厉打击”“强烈谴责”“深切慰问”论调。这些话看似强大且义正言辞,实则无力,缺乏实际作用。也许是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外交辞令式的官方论调已经成为惯例,也许是更多的机密行动和信息官方不便透露,但在公众面前“看起来的”无所作为,好像把人民当愚民,几句空话就可糊弄过去,个人认为还是不妥。
近年来,涉疆暴恐案件时有发生,并且有向其他省市蔓延的趋势,新疆问题日益严峻。网络上有学者对新疆问题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概括:新疆问题的表象是暴力和恐怖活动,实质是泛伊斯兰、泛突厥和泛民族主义的叠加共振及法律至上理念的缺失。加之贫富悬殊,利益对立,文化隔阂,公民意识不足,官员形象丑化,干部选拔任用混乱荒谬等,也给新疆不稳造成了较大影响。新疆问题的求解不仅是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提升之路,更是法制、平等、尊重、信任、公正和思想及文化认同之道。
说到新疆问题的成因,上面这段话让我想起了一些东西。
《看天下》在2013年的某期杂志中曾将《我们眼中的新疆人》作为封面故事,提到其中有位新疆籍年轻企业家在他的毕业论文里写:“真正的多元化,是思想和价值偏好可以自由选择的多元化,而非外在文化符号的多样化。刻意强调人群与人群之间不同的环境,造不出通向天堂的高塔。”反观当代教育,课本中总是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在文化、生活、观念上的极大不同,首先就给人一种民族间的巨大代沟和差异感,潜意识里已经使人将两者区别对待,而“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正确态度仅是官方说教,是“告诫”“要求”(政治课本中原文如此)而非“劝说”。观念难以深入人心,也就更不易将“尊重”二字贯穿到行动上。至于“援疆”一词、形容疆独暴恐分子等时所用的“一小撮”“个别”“别有用心”等说法,本来就带有地域不平等甚至歧视的成分,也不利于民族间的平等对待,共同发展。
另外,疆独分子总是诉诸暴力、恐怖和激进来表达其政治诉求,除开本身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中“圣战”思想影响,以及民族性格中有偏野蛮的一面之外,还有“怕”的因素。因为怕才使用极端暴力,暴力意味着恐惧。疆独分子发现只有使用暴力才能引起社会更大的关注,(他们恐惧于现有环境下不能谋求更大发展、更好生活,恐惧于无法实现自己所笃信的某些宗教理想)惧怕于如果他们态度不强硬,生存空间就会被一点点侵占直至无法生存,因此选择用暴力来用暴力发声——其所谓的“愤怒”。如果国家社会能够提供更好的话语环境,在合理的范围内给他们更多的发声机会,共同探求更好的解决之道,也许有助于问题的改善。当然,过程的不正义必将导致结果的不正义,这些疆独分子的行为不论从过程还是结果上都应该受到谴责,以上并不是在为他们开脱。
而普通民众在这一问题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凡之恶”。也许“恶”用在这里并不合适,但这个词几乎是提出这个问题后我的第一反应。每一个人在面对新疆人时不经意流露的隔阂和戒备的眼神,每一次赴新疆旅游者对当地宗教文化信仰有意或无意的冒犯,每一次出现类似涉疆暴恐案件时我们不那么理性的思考和想当然的以为……一点一点汇聚起来,就成为了冷漠、偏见、狭隘、易被煽动的洪流,将新疆同胞眼中的友善的光芒冲刷得越来越暗淡。
我不知道如何衡量这些举动的破坏力大小,也不知道它们在新疆问题的形成中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其影响又如何被量化。我只知道如果每个人都把“尊重少数民族”这句话放进心里而不仅仅是空洞的口号和政治答题时的踩分点,如果我们能在与人相处时多一些善意和理解,少一分打量和戒备,不把信仰和肤色的差异看得那么不可逾越;如果我们遇事多一分冷静,思考多一分深入,而不是让恐惧、愚昧和妒怒占据头脑中原本属于理性的疆域……那么即使政治遗留、民族矛盾、宗教冲突依然存在,类似案件的结果,也许会有那么一点点不同。也许发生在昆明火车站的惨剧,就不会上演。
但已经发生的成为历史,而历史不喜欢人们说“也许”。悲剧的琴音已然奏响,那这场悲剧也就没有了更弦的机会。我们能做的,是努力让中国不再有第二个流血的昆明。
那如果我们就是这起“3.01”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的目击者呢?如果暴徒的砍刀正挥向我前方几步远的幼孩和毫无察觉的大人呢?我该如何做?是惊恐而逃,还是冲上去救人?关键是我的帮几乎是无意义的,最大的可能是我无法救出任何一个,同时自己也成为刀下亡魂——可是,相比于事无补的努力,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能否忍受自己在他人的极端痛苦面前无所作为?
在太平年代里,这是人一生中很难遇到的道德极限场景,平日里被盛世太平模糊掉的人性(好人显不出好,坏人显不出坏),此刻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拷问。任何一种抉择都决定了生死和道德。我只能坦诚而愧疚地说:我选择逃跑。豪言壮语做出承诺容易,但若真在那种危急关头,我大概是没有勇气的吧?尽管这个答案自私和懦弱到让人难以开口。
也许在那个瞬间,我的脑海中会闪过亲人挚爱的脸,《古兰经》里“凡杀一人的,如杀众人”的箴言,背后正上演的杀戮场面……也许我什么也不会想起,恐惧让身心变得麻木而机械,眼前只剩本能地向前。
可是我多么想转过身去对正疯狂挥动砍刀,对伤者的痛苦视而不见甚至以此为快感的暴徒说一句,对这个本该平静一如往昔的车站夜晚说一句——
“亚达西 口朗尼塔特 欧孜阿旦姆”
朋友,住手,自己人。
嗯..虽然后来证明这句话是个梗, 是你个傻逼来砍我啊的意思,所以这段当成段子看吧。 哎呀,我当年孤陋寡闻傻白甜 (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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