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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1912——2005），自称“姓启名功”，字元白，也作元伯，号苑北居士，北京市满人。 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世界华人书画家联合会创会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
“还不快叫人？”父亲说。 我站起来看着笑眯眯走向我的圆面男子，微鞠一躬，说：“启大爷，您硬朗啊。” “大爷”这个词在北京话里头至少有两种读法、两个意思。一是重音在“大”字上，意思是父亲的兄长，是一种亲属称谓。二是重音在“爷”字上，意指富家子弟、阔大爷。当时我听那人管父亲叫“叔迟三兄”，而父亲叫他“元白大哥”，心里迷惑：如果父亲年长，就该叫他叔叔；如果他年长，就该叫大爷。犹豫了一下，我按北京习俗，不清楚时，捡大的叫——当然是把重音放在大字上。  “别鞠躬，别鞠躬。”怹拉着我的手说。然后放低声音说：“除了对着伟人像的时候，鞠躬算四旧。”说得我们仨都偷偷地小声笑起来。那大概是1970年，母亲刚刚下放干校，我初学做饭，很难吃，不得已才到外面买。上面的那一幕就发生在鼓楼前，路西，湖南风味的马凯食堂。母亲是湖南人，父亲和我想她，就去马凯食堂吃湖南菜，常常辣得眼泪长流。那天启大爷——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启功先生，凑巧也到那里吃饭。遇见他，我们居然笑了起来。难得故可贵，以至终身难忘。“启大爷”这个称呼，我从那时一直用到现在，今后还会用下去，只可惜怹听不见了。 我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年。由于是在大学里教美国人美国文学，一些华人邻居、朋友们误把我当作“美国通”，常常对我诉苦，说她们的孩子不愿和父母沟通，希望我跟孩子们谈谈。这些家庭的父亲多数还留在中国发财，把妻子儿女移到美国或加拿大定居，而自己隔上几个月才能回家探望一次。我和孩子们的谈话渐渐深入，了解到其中男孩子的心理纠结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希望父亲能够常在身边，作为他们生活中的“角色榜样”。这个词是我根据英文“role model”杜撰出来的，意思是孩子们有样学样，生活中如果有一个品行端正、乐观向上的成年男子做榜样，他们就能顺利地成长为品行端正、乐观向上的小伙子。由此想到自己的少年时代，不免纳闷：“文革”期间父亲经常被关在学校里交代问题而不能回家，断断续续地很多年，回家时间短，离家时间长，而我却没有这些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原因何在？后来想通了，父亲的角色是可以由其他的慈祥男性暂时代劳的。回想自己少年时的情况，有好几位长辈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扮演了父辈的角色：比如北师大生物系教解剖学的包桂睿教授，教育系教心理学的陈友松教授，水电部工程师、北海少年水电站的设计者陈宏光先生，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瓦工曹士元师傅，都对我的心理成长起到了榜样和向导的作用。但是，一直有意呵护我而且时间最长、最细致入微的，就是启功先生。他们使我懂得了，真正的好男人能顶着压力关爱下一代，小心翼翼地为晚辈维持一个温文儒雅的小气候。美国国父之一富兰克林说：“小小的蜡烛能把光明投射得很远；浊世之中的善行像烛光一样闪耀不熄。”启功先生以及他们那一辈的老学者、老师傅们又岂止是蜡烛! 他们就像熊熊火炬，放射出智慧与修养的光芒。 那次偶遇之后，父亲带我到西直门大街南草厂内小乘巷拜访过启大爷两次。之后就是我自己登门。在那种大环境里感受到一种温文的幽默，我自然是越去越勤；后来怹患上了美尼尔氏综合症，蒙启大妈委托（北京话称大爷的夫人为“大妈”，即伯母之意），无论怹到哪里去，总得由我跟着，生怕怹因头晕而摔倒。直到小怀兄、小葵姐和章五大爷从湖北十堰市调回北京，我才移交了这个任务。近朱者赤，跟随的时间长了，我也开始在怹的督促下读些唐诗，还写写毛笔字，甚至有一段时间干脆住在小乘巷，算是“登堂入室”了。有一次我在荣宝斋看到了一位王姓画家画的梅花，回到家中被要求仔细描述。启大爷默默地听罢，然后说：“这画儿不大对。”我当时觉得奇怪：画儿有好看不好看、像不像之分，何来对与不对呢？怹大概猜到了我的念头，接着就解释说梅花儿多生长在江南，那里雨水多，所以梅花儿花心朝下，像雨伞一样，不至于让雨水浸泡花心而烂掉。王先生把梅花儿画得朝天开放，成向日葵了。梅花儿哪有那么傻？画画儿不能出大格儿。我当时还篡改了张九龄的诗：“那就干脆说‘梅花有本心，不肯朝天开’得了”。直到后来我誊写怹的《论书绝句》，到了第九十八首方才彻悟怹的艺术立场：“亦自矜持亦任真，亦随俗媚亦因人。亦知犬马常难似，不和青红画鬼神。” 任真不是“认真”，而是放任天真的意思，与“矜持”对立而统一，有时正襟危坐，有时天真烂漫。艺术当然鼓励创新，但这创新应该以自然规律为依托，而不是胡乱涂抹些神鬼难辨的东西糊弄观众。后来我读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理论，知道生物人在扮演社会人角色时，需要准备面具，人人如此。又读《史记·汲黯传》，两相结合，不由得想起了启大爷的那段话和那首诗，觉得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平衡，不仅是微妙的艺术理论，而且在社会生活中也是至关重要的。怹这种尊重自然规律的态度，也贯穿在唐诗的解读当中。一次谈到王绩的《食后》一诗，怹问我楚豆是什么，我顺口就说“大概是湖北一带的豆子吧”，怹用手指在我额头轻弹了一下说：“就知道你会编。”然后仔细给我讲解，楚豆其实是牡荆的果实，不仅湖北，咱北京也有，叫荆条。叶子是一对儿一对儿的……我当时真是不懂事，不知道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反而觉得怹啰嗦。怹看出我的心思，就苦口婆心，告诉我读古代的文章和诗歌不能望文生义，因为语言不断演变，要想弄懂原意，非得认真查阅字典、仔细看注脚。后来我努力克服自己的浮躁，慢慢地入了古典文学之门。 经怹耳提面命，我总算比多数的同龄人多认识了几个字。可惜我天性鲁钝，再加上半大小子多少有些逆反，奉命背诵唐诗的时候，常出些奇怪的错误，包括把杜甫的名句背成“听猿实下三滴泪”。启功先生听了显出诧异的神情，惩戒性地轻轻弹了弹我额头，说：“三滴泪怎么流？左眼一滴，右眼两滴吗？”然后怹翻出线装的《水经注》和《乐府诗集》。哈，两本书里都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我读罢心服口不服，矫情地反问：“那三声泪怎么流？人泪还是猴子泪？”启功先生听完笑得像个弥勒佛。这使得我在马凯食堂之后又一次体验到文雅的谐谑。1984年我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专业读研究生，从导师周珏良那里听到了西方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那时启功先生已经搬进北师大的小红楼（先生称为浮光掠影楼），离父亲的居所仅数十武之遥。我从北外回家，总要去看看怹。一天，怹神色疲惫地歪在床上，见我来了，说：“昨晚一夜没睡着，今天一天没精神。你说点好玩的事，帮我解乏。”我顺口就说起了周先生课上讲的美国的“新批评主义”。五十年代时新，现在有点旧了。不过与其相关的“陌生化”“模棱”“反讽”等几个概念还是很好玩的。说着说着，怹本来疲倦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忽然从床上一跃而起，拍着床边说：“现在你知道三声泪怎么流了吧？那就是反讽的泪，流起来不论滴，而论声！陌生不陌生? 模棱不模棱？”我怔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原来我的幼稚与浮躁，一直都在怹心里装着呢。一有机会，怹就会敲打敲打我，希望我克服性格上的弱点。在这次谈话的启发下，我发现西方的形式主义文艺理论对我们解读唐诗真能帮上大忙。后来我还写了一篇文章，用西方形式主义理论分析杜甫的《秋兴八首》。启功先生在天有灵，知道后会再次笑成弥勒佛的样子吗？ 那几年跟随启功先生，我不仅读了些书、练习写毛笔字，还接触了一些可以作为榜样的人。翻开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的《启功日记》，能见到某年某月某日俞宁来，周振甫来，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句子。不了解内情的人或许会以为俞宁也是哪方大儒，万也想不到其实是个十几岁的懵懂少年。有几位老先生我至今还印象深刻，例如中华书局的周振甫先生和唐长孺先生。他们二位都戴深度眼镜，都是江浙口音，而周老先生的口音似乎更软、更糯。他常穿略微发白了的蓝色中山装，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看上去既简朴又儒雅。多年以后我的岳父无意间谈起一件小事，使我对周老先生的为人更加敬佩：一天周先生来到我岳父的办公室，非要把一些钱交给他。我岳父不明就里，因而不知所措。周先生解释说，前一天中华书局派车接他去某处开会，会后又派车送他回家。单位里用车有规定，某某级干部才可以，周先生自认为级别不够，所以不可以用公车，既然用了，一定要缴纳汽油费。我结合周先生平日的节俭，马上联想到苏轼的《前赤壁赋》：“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我闭上眼睛，试图把周先生的高风亮节和他那口糯糯的吴侬软语叠印起来，却总也做不到。 唐长孺先生到小乘巷来大概是1973年的事，因为连阴雨使得启功先生的东山墙变形，行将圮坏。当时启功先生被借调到中华书局标点《清史稿》，而唐长孺先生好像是标点“二十四史”的总协调人，因此算得上是一级领导吧。启功先生为屋坏写了一首自嘲的诗：“东墙受雨朝西鼓，我床正在墙之肚。坦腹多年学右军，而今将作王夷甫。”（凭记忆，难免有错。但大意如此。）拿给中华的同事们传阅，作为笑谈之资。没想到唐先生知道了，先是写了封信慰问，我依稀记得信里还有一首七律，后来还特地来登门探望。唐先生来时，我们已经把床挪到了西墙根，尽量远离危险之地。我把椅子放在紧靠床的地方，也是尽量避开危险的意思。而唐先生却把椅子挪到东墙附近，然后正襟危坐，轻言细语，大有晋人挥麈清谈的风度。我先倒茶，然后垂手而立，一边听着两位长者说话，一边心里打鼓：万一客人真成了王衍，我可怎么交代呢①! 幸而不久送客，照例是启功先生送到院门，我送出小乘巷西口，指给客人看，顺南草厂往北，出口就是西直门内大街。那里有27路公交车和5、7、11路无轨电车，以方便客人回家。送客回来，我问启功先生客人为何一定要靠着危墙坐。启功先生说，唐先生虽然是标点旧史的协调人，但并无很大的行政权力，因此不能给同事解决实际困难，心中无奈，所以亲自来看望并故意坐在危墙之下，以表达与朋友共患难的意愿。这样一解释，唐先生在我心中立刻高大起来，他坐在那里的音容笑貌我再也忘不了。后来我读《世说新语·德行》里面陈仲举说：“为士则行为世范。”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唐先生斯斯文文的大丈夫气势。大概从那时起，我心目中的英雄就不再是叱咤沙场的战士，而换成危墙下轻言细语的学者。周、唐二位先生的行为，成了我心中的模范。如果现在有人写《新世说新语》，我会恳求作者把周、唐二位先生写进“德行篇”去。他们二位学问深湛，隔行如隔山，我读不懂。但他们的德行端正高尚，我不但理解而且钦佩，还希望长久地学习。 除了在小乘巷“何陋之有”的南屋里接待来客，启功先生也出去拜访朋友。我记忆里比较清楚的，当数去东琉璃厂一带拜访李孟东先生。从小乘巷到琉璃厂，须乘坐7或11路无轨电车到厂桥换14路汽车，总算下来要四十多分钟，下车后还须步行穿过小胡同，所以一路上时间富裕。启功先生随口说些历史掌故、文人旧事，多数我都忘掉了，只记得提起过李孟东先生原来是裱画铺里的学徒，通过自己处处留心、勤问苦记，不但学了文化，而且慢慢地发展出了文物鉴定的本事。他和启功先生交往，先是起源于裱画，后来还在旧书店里为启功先生淘过所需的书，而且物美价廉；再后来才是交换文物鉴定方面的意见和信息。那天我们去看望李先生，是因为听说他得了不容易医治的病。他家的院子明显低于小巷内的路面，我还观察到那附近的其他院子都是如此，仿佛是一个院子一个坑。启功先生解释说，路面高于院子是因为旧北京垃圾回收业不发达，而北京人冬天都烧煤球炉子取暖。炉灰不能及时输送出去，就近倒在胡同里。日久天长，路面越来越高， 形成了现在的局面。1950年代以来有了比较现代化的垃圾疏散系统，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善。 李先生病中有人探望，很是高兴，热情招待，用吃饭的粗瓷碗倒了两大碗白开水。我一路走渴了，也没客气，端起大碗一饮而尽。启功先生也喝了几大口，然后问病情、吃什么药、怎么将养等等。李先生说现在条件比以前好了，每天都能吃两个“鸡子儿”（鸡蛋）。谈话间我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李先生，您府上是河北什么地方？”李孟东先生脱口就说：“衡水。”然后才问：“你怎么知道我是河北人？”他这一问，我反而傻了。真的，我怎么知道他是河北人呢？启功先生赶紧道歉，说这孩子没规矩，您别往心里去，他随他爸爸，有口无心，外加耳朵还挺尖。李先生问：“这不是您的公子？”启大爷答道：“还公子呢！这么没规矩。这是某某人的小儿子。”李先生作恍然大悟状，说：“原来是俞先生的孩子。难怪！听说俞先生开会时，组里除他之外的四个人来自四个不同地方。上午开会，俞先生听着。到了下午，他跟甲说甲方言，跟乙说乙方言……”我从来没听说过父亲还有这种本事，更没想到琉璃厂的裱画师傅能知道我父亲这么个人和这么段故事。回家的路上启功先生沉默了好一阵子，我以为是因为我失礼而生了气。没想到怹忽然对我说：“你写字手挺笨的，可这耳朵辨认语音真灵。看来不能浪费你爸的遗传，你还是好好学习语言吧。”本来我已经中断了自学英语，是启大爷这句话使我又重新开始。命运弄人，现在我竟然在美国教美国人美国文学和西方文论三十年了！好的导师点拨学生就是一句话；好的学生报答导师的应该是一生的努力。 1977年恢复了高考。我报考英语系，落第。1978年再试，如愿以偿。当初如果我选择中文系，或许不用唱这出《二进宫》就能顺利入学。但是我很害怕两位父辈的影响力，不愿意在他们的领域里有人为我开绿灯，更不愿意走到哪里都被人说这是某某人的子侄而因此丧失自我。回忆大学里背单词、练听力、练口语这些枯燥的功夫，如果进入中文系就会免此一劫吧？可是我现在并不后悔，因为这一路虽然艰难，毕竟是靠自己的力量走过来了，没有依靠长辈的荫庇。更何况现在的感觉是对美国文化的了解到了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几乎相等的程度，仿佛是一人两命，同时从两大文化中吸取营养。我生不幸，小学四年级还未结束，“文革”就掀起了滔天风暴，使我失去了接受正规中小学教育的机会；我生大幸，因为正式的教育系统被打乱，反而获得类似于私塾的学习经历，况且是在国宝级大师家里和朋友圈中亲承謦欬！这种经验使得我在少年时代心理发育十分不稳定的阶段得到了优秀的“父辈角色榜样”。虽然社会环境迫使我和父亲长期分开，但父辈的角色却由启大爷和那些人格高尚的前辈们扮演得有声有色。对此，我深怀感恩之心，感谢启大爷对我的收养与教育，感谢父亲结交了那些正人君子，感谢老一辈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为我引导人生之路，感谢上苍使我对中西两种文化都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我今后的生命怎能不放在这两种文化的交流与沟通之中？ 我最后一次见到启大爷是在1999年的杪秋初冬之际。我回国探亲，当然要去看望老人家。相谈甚欢，也相谈颇久。我欲起身告辞，怹马上提起一个新的话题，于是坐下继续交谈。反复几次，我虽木讷，却也领会了怹恋恋不舍的心情。于是突然起了个念头，问：“能否把您日常所用的砚台送我？”怹二话不说，拿起案头墨汁未干的砚台，走到厨房用清水洗净，顺手扯张宣纸擦拭干燥，放在一个大牛皮纸信封里，交到我手中。我又犹豫着看了看墙上挂着的“谢绝照相”的字，怹说“摘掉，摘掉”。我满心惭愧地把它摘下，请照顾了启大爷多年的小怀兄为我们拍照留念。 美国文学家爱默生说：“人是站在废墟里的神。”意思是一旦走出废墟，人就还原成真正的神。他还说：“宇宙间的正气循环往复，穿过我的身体，使我和上帝血肉相连。”而我有幸在那片废墟里遇到了许多神一般的学者，他们的榜样引导我走出废墟，使我的精神逐渐与他们的血肉相连。父亲的学生们为了庆祝他的八十岁生日，出版了一本论文集。父亲为它取名叫《薪火编》，意思是学术如火，学者如薪。火中续薪，薪尽火传。古往今来，多少学者甘愿做薪，才把知识的火种传到了今天！我们这辈学者，应该如先辈们一样，正心修身，呵护、感召年轻一代，使他们看到功利以外的人生美景。如此，他们就能顺利度过心理的躁动期，成为品行端正、健康向上的好成年人。 （作者单位：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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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20 10: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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