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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南方”与“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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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5 12:21: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古小即


作者注:本篇文章完成于2011年11月。它源于水云间网站的一个系列讨论。最早是2009年10月的一个帖子:


在这个帖子里,一个ID是“岸边”的网友贴了一首名为《江南》的诗,触动了大家的“江南情结”,在该帖底下展开了热烈的关于“江南”、“南方”的讨论。

后来是2010年4月,我发帖征集关于“南方”的笔谈文章:


在这个帖子底下,又展开了相对更为深入的讨论,并和几位水云同仁约定写稿。

2011年底,我和白水、远风、抱香斋、铁西诸友的文章相继定稿。2012年8月,以“关于南方|江南的笔谈”的形式刊登于《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年第6期。从开始讨论到文章发表,前后历时三年。

这个论题对于我们几位作者来说,都是兴之所至。我此前并没有多少与之有关的积累,临时扎进去看了一些书,非常艰难地成文了。我的文章中,使用了许多水云同仁在讨论中提到的观点和材料,如不为老师提到的威尼斯双年展主席的话,剩翼兄提到的菲茨杰拉德的话,木兰晓芙老师提到的郭小川的“甘蔗林”,铁西兄指出的江南和耻恨的关系等等。以前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表达感谢,这次要向以上提及和未提及的诸位表示深深的感谢。这篇文章没有水云间论坛两次丰富的讨论,是不可能成型的。

这些讨论和笔谈文章的写作,是一种理想的学术生活,也是在严整的工作规划之外一次充满逸兴的逃离。水云间网站类似这样有趣、有深度的讨论很多(比如子非鱼老师关于“落英”的考证),只是没有一一去深入挖掘。记得有次和白水兄戏言,如果有人能完全消化水云间网站所有内容,肯定能抵上四年本科的修习。我非常珍视这样“同题写作”的经历,它不仅显示了水云间网站的价值,也是友谊的见证。用矫情的话来说,这件事本身也正是我们努力为自己制造的一个“江南”。



       “南方”是半个词。当人们提起“南方”的时候,总意味着一个隐含的“北方”。“北方”较少被说出,是因为在“南方—北方”的二元对立中,“北方”居于主导地位,而使人焦虑、呈现在话语中的总是相对次属的一方,就像人们常说的是“支援西部”和“女性主义”。“历来的侵入者多从北方来,先征服中国之北部,又携了北人南征,所以南人在北人的眼中,也是被征服者。”(鲁迅《南人与北人》)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中心在北方,偶有南迁,也不免落得个“江南最是伤心地”。“南方”在政治上的附属性因之无可更改。汉语中的“南方”成为确证华夏民族主体性的“他者”,一个接纳异质性的容器,一片“在野”的土地,正如后殖民视野中“东方”之于“西方”的意义。

       在世界范围内,肇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都首先在北方城市展开,而南方相对停留在过去的状态;工业革命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最终北方打败了南方,另一个后果是时至今日,发达国家多处于北半球,发展中国家多处于南半球,形成“南北对立”;这些都为南方相对于北方的次属性提供了现实支撑。上述政治经济层面的现实加上南方固有的地理特征,转化为文化层面的叙述,使得“南方”成为一个相对于“北方”的阴性概念。它在流传过程中偏离了最初的所指,成为一个“超级能指”,不断生产、繁衍、强化关于自身的叙述:南方是偏向传统、怀旧、阴柔、可供休憩的地方,代表着奇异、瑰丽、想象力丰富、落后保守之地。以福克纳为代表的美国“南方文学”有力阐发了上述意蕴。在此意义上,“南方”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成为某种风格、情调、社会氛围的代名词,成为想象力的产物,诚如威尼斯双年展主席奥利瓦先生谈到英语世界中的“南方”时所言:“在每一个国家,南方并不是一个地理位置,一般来说更不是工业发展的条件。它却象征着艺术创作的地方。在那儿,个体的人通过想象力的表现,在一个封闭的和工匠式的方式中来反抗主流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南方代表了典型的艺术空间,一个反抗外部环境的个人的想象空间。”(引自于坚:《南方与新世界》,《天涯》1997年第2期)尽管有可能现实中的南方已经丧失了“南方”这个概念的所指(如中国南方已成为新经济的火车头,英国南方的发达程度已远超北方),但在话语层面,“南方”仍然在既定的方向上增殖。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南方》的主人公达尔曼在南方有一座庄园,他病后想回到南方休养,在途中,“达尔曼几乎怀疑自己不仅是向南方,而且是向过去的时间行进”。来自北方的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在小说《最后一个南方女郎》里写到:“诗歌,我以为,就是一个北方人关于南方的梦。”中国可以归纳到这种“南方想象”之下的文学传统上可以追溯至《庄子》、楚辞,中迄韩愈、柳宗元的南方诗文,下至沈从文的“湘西”和韩少功的“鸡头寨”。1990年代前期,人们开始使用“南方”的概念来评论以苏童为代表的先锋派小说(代表性文章有陈晓明《南方的怀旧情调》,《上海文论》1992年第2期;汪政、晓华《南方的写作》,《读书》1995年第8期;王德威《南方的堕落与诱惑》,《读书》1998年第4期),这是在小说写作及评论两个层面对福克纳的一种呼应,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中对“南方”的使用,与美国“南方文学”大有关系。在大的区域内部也在不断产生裂变,重新分裂出“南—北”对立,而位居“南”的一方仍然承担着上述所指,林海音《城南旧事》的怀旧情绪与城之“南”的地理方位结合得亲密无间,而电影《海角一号》(2008年)中的“南台湾”被刻画为相对于台北的退守的家园。

       汉语中关于“南方”的叙述关涉到异常宏大、旷日持久的南北人口对流。西晋张翰藉“莼鲈之思”而回归故乡吴中,这是“南人北上”后回望故乡的典型;北人白居易多次流寓南方,他描绘南方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带有和南方初次相逢的新鲜。无论是南人北上,还是北人南迁,“南方”都成为一个有距离感的审美对象,而南方之所以被作为观察的对象,其大背景正是自始至终的北方中心视角。近代中国出现大规模的“南人北上”潮流,在著作中重提南北差异的梁启超、刘师培、王国维、林语堂等人都是南人北上的典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主要来自南方,而一部现代文学史差不多是“江浙文学史”。来自南方的作家在一种“怀乡病”中极大丰富了关于南方的叙述,如俞平伯与朱自清的同题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郁达夫《江南的冬景》等。二十岁的何其芳在北方的梦中得诗:“南方的爱情是沉沉地睡着的,它醒来的扑翅声也催人入睡;北方的爱情是警醒着的,而且有轻巧的残忍的脚步。”他在这两句的基础上敷衍成诗作《爱情》。南人描写南方是“怀乡”,而北人描写南方则带有探奇和浪游的色彩,如北人冯至的诗歌《南方的夜》、戈麦的诗歌《南方》等。不同的是北人郭小川,他的诗歌《甘蔗林—青纱帐》里选取的南方的代表景物是“甘蔗林”,由此或能感受到“社会主义文学”的想象力对于传统文人趣味的偏离。

       南方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可以被江浙、两湖、两广、皖赣、闽琼、云贵、川渝等长江以南的各地分享。1980年代以来强调南方作为经济改革火车头的时候,南方主要指广东,以《南方周末》(创刊于1984年)、《南方都市报》(创刊于1997年)为代表的“南方”报系的崛起,见证了广东市场经济的辉煌;而今日当人们需要强调奇异蛮荒的时候,南方可能主要指偏西南的区域,如湘西、贵州、云南等地。在“南方”概念内部,还存在着“南方”与“江南”的分裂。历史上“南方”与“江南”有过重叠的时期(杜甫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说的是长沙一带,韦庄的“人人尽说江南好”说的是四川),但在当代,“江南”的区域被大大缩小,专指江浙一带。“南方”和“江南”是不好混淆的。比如,人们指认的“南方文学”的代表作家是苏童,而苏童的魅力在于他写出了“南方的诱惑和堕落”(王德威语)。虽然苏童的家乡位于“江南核心区”苏州,但人们更喜欢用“南方”而不是“江南”来指认他,因为苏童的“南方”是福克纳意义上的。他最典型的文本《妻妾成群》,要点在于衰败,而不是江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拍摄地点可以选取北方的乔家大院。

       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代的“江南”更多是在消费符号的意义上发挥作用,对“江南”的宣扬直接推动了江浙古镇旅游、、苏杭旅游、婺源乡村旅游的兴盛。由江浙、上海等富庶地区资助的“江南研究”日见兴盛,这类研究有时体现为对“江南”话语权的争夺。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推出的“释江南丛书”为例,他们首要的工作是将“江南”概念纯化,即在“大江南”、“中江南”、“小江南”的区分中选择将“小江南”即环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李伯重说)确定为真正的“江南”;其次的工作则是将本来处于江南边缘位置的上海论证为近现代“江南”的核心,因为“‘全国经济中心和南方文化中心已经从扬州和苏州逐步转移到上海去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释江南丛书”之《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刘士林等著,第97页)。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城市是内陆城市,因江与湖而兴,以苏州、杭州、扬州、南京等为典型。在一个长期实行海禁的国家,上海这块地域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地位,如清末人李钟珏所言:“其在通商以前,五百年中如在长夜,事诚无足称道。”(《上海县续志》卷301918年)上海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的历史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其城市本质是外国租界,建筑主要是欧式建筑,是名副其实的“十里洋场”,和我们通常所谓的“江南”相距颇远。上海和江南之间的跨越式论证近似于暴富户修家谱,也体现了老旧中国的江南想象如同古玩字画,可以为新兴商业阶级所用,成为使其“贵族化”的象征资本。

       “江南”获取温柔富贵之乡名声的另一面是,它是奔逃、在野、避乱、隐居之地,它和东晋永嘉南渡、唐末南徙、宋人南渡、南明痛史、清兵南下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乃至抗日战争之“南迁”、“南京大屠杀”等汉人的血泪史联系在一起。“江南”自有庾信的《哀江南赋》和吴梅村的“世间何物是江南”所提示的沉痛的一面。“江南的流人,是北方的骨血与后代,江南认同的骨子里,其实深深包含着北方中原意识的底色。”(见胡晓明:《“江南”再发现》,《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2期)庾信是这个论断最好的例证,他本是北人,仕于南朝,后又长期羁留长安,思念江南的故国,故作《哀江南赋》。流人对江南的思念与追忆,本质上寄托的是家国之恨,是乡愁,是对漂泊离散的命运的反驳。一个不太为人提起的线索是,1950年代中期以来兴起于港台的以金庸、古龙、梁羽生为代表的新派武侠小说复兴了中国传统中源远流长的关于江南的想象。金庸的武侠小说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可以看做是一部江南秘史,它的主体构架建筑在一个江南传说的基础上:乾隆皇帝是江南汉人的后代;《射雕英雄传》开篇即是南宋临安的牛家村隐匿的两个自北方遁入南方的抗金义士;《天龙八部》里的姑苏慕容氏,也是北方的流人,终日孜孜于复兴燕国。金庸“选择的历史多为以长江为界南北对峙的宋辽之际、宋元之际、元明之际、明清之际,除了东晋,几乎所有的南渡文化都涉及了,这些时候的人气节、风土人情最显真实,亦最多英雄气在”(引自吴晶:《金庸小说的江南情韵》,《浙江学刊》2000年第1期)。古龙轻灵跳脱的文风、笔下风流倜傥的佳公子楚留香、陆小凤、李寻欢等使人嗅到江南的俊逸,一如他的一部小说名提示的,那是“剑花·烟雨·江南”。梁羽生《云海玉弓缘》开首便是一个自西藏回到江南的名叫江南的孩子。这些新派武侠小说中的“江南”,更确切地说是“乡愁”,是家国之思。这些小说的作者也是流人,不过却是流向了“南方之南”。他们对江南的追忆和郑愁予的名诗《错误》一样,是对绵长的中国文化寻祖归根式的缅怀,是“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错误》里打动我们的,从深层次讲,正是这种“家国何处”的漂泊感。它和余光中的《乡愁》其实是同一类作品,只不过比《乡愁》更隐晦、更曲折。周杰伦充满江南情调的《青花瓷》唱的也是乡愁,和罗大佑《亚细亚的孤儿》是同样的情绪。对这些港台小说、诗歌中“江南情调”的追溯,不能忽视这样一种“乡愁”。而“乡愁”,正是“江南”的题中应有之义。

       鲁迅说:“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但小气。”(鲁迅《致萧军》)鲁迅祖籍河南汝南。南人王国维在北方追随他所推崇的楚人屈子,用跳水的方式殉了他的“国”,他的祖籍是河南开封。他们都是流民的后代。这些人性格中的怪癖、血液中的基因、骨子里的硬气投射了几千年人口迁徙、文明争斗的倒影。在中国的土地上,布满了流民的后代,谁又能干干脆脆地说出自己是南方人或北方人呢?在此意义上,关于“南方”、“江南”的表述不是地理性的,而是历史性的,从中我们触摸到时间的层层叠叠,就像面对一块断层繁复、色彩斑斓的岩石。


                                                        2011.11.14

评分

参与人数 1贡献 +20 收起 理由
木兰晓芙 + 20 学术浓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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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6 21:03:24 | 显示全部楼层
建议公号推这篇文字时,将小即兄写在前面的回顾性文字也一道发出来。惭愧的是,我自己那篇还没有挂出来,我想做些补充和修改,然而还没有完成,眼下又不得不进入另一篇学术论文的写作,只能说,先欠着,回头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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