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代码:论《新闻联播》 徐敏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当代语言学与符号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对中央电视台播出了20余年的《新闻联播》所展示出来的当前意识形态表意实践的基本结构,它的代码、象征和修辞手段,以及它对电视观众及其他表意形态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新闻联播》是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本缩影,这一电视节目长期的播出,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其结构与表意方式上的高度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源自于它对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特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内涵的电视影像的基本建构机制。《新闻联播》书写了一整套有关当代中国的“国家的代码”。
关键词: 国家,代码,《新闻联播》,意识形态,话语,表意实践。
目录: 1. 国歌的影像 2. 电视预告节目中的电视 3. 广告作为一种象征 4. 片头:音乐,地球仪,标题 5. 播音员的肖像 6. 国内新闻的表意结构 7. 国内新闻的谓语动词 8. 国际新闻中的“西方” 9. 天气预报中的国家自然地理
在从1978年至今长达20余年的播出史,《新闻联播》(以下简称《新》)表现出了与其中国忠实电视关系之间稳定关系,这种关系既源自于《新》以一整套稳定的电视声音、语言、文字与影像等方面的策略,加工、制造、生产出了电视观众对其自身的基本观看方式,这种加工、制造、生产是再生产性的,是一种重复性的全面话语建构,也源自于中国电视观众一种基本的观看需求,即通过电视的声音、语言、文字与影像,来全面了解、理解并通过符号方式参与中国这20余年不断变革与发展的宏观历史进程。《新》的长达20的播出史,既表明它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电视观众在面对大型国家事务时所处的基本位置,而这种位置反过来也被刻写进了《新》表意策略与实践之中。我们因此可以说,《新》是一种特定电视表意方式与其观众的观看行为的共同产物。 一个《新》的忠实观众,是一个获取新闻信息、了解国家形势并以一种符号化方式参与到当代中国各项社会事务之中的人,是一个需要且习惯于这种并非实际如此的符号化作用,但几乎从不对自身已被《新闻联播》赋予的象征性身分进行反思的人。这种观众数量巨大。如果我们对《新》的收视群体进行一番社会学分析的话,就能发现,他们的现实社会身份与《新》的内容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系,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就生存于《新》这个电视节目之中,他们总能在这个电视节目里找到自己的结构性位置,并必须以一种特定的符号化表意方式去理解、回应并实施这个电视节目的议事日程,从而与《新》一道,去建构自己的现实。《新》对于他们来说,每天都具有一种必不可少的事件性,而这是一种观看者参与其中的事件性。通过它,《新》的忠实观众观看自己的活生生的现实。 而在一个热衷于符号读解的观众那里,过多的对新闻信息内容的关注是非常次要的,他更热衷于寻找《新》的表意方式和表意结构,它有什么代码,这些代码意指并塑造着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及其存在状态,它具有何种独特的形式感,这种形式感对一个观众产生什么样的知觉作用并把他纳入到哪种分类符号表意体系之中。我们说,这是一个《新》的理想观众,但他却是一个只关心《新》的重复性的人。他知道若没有这种重复性,《新闻联播》的20余年的播出史将不复存在,或者说,正是这种重复性,才是《新闻联播》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之所在。这样一来,在对《新闻联播》的认同性和解码性观看之间,在一个忠实观众和一个理想观众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相容的矛盾关系。对于观看来说,《新》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新》需要这种矛盾性的观看:它既需要一种效忠似的定时观看行为,同时又需要把自身从日常的电视事务之中解脱出来,上升到一种象征性的地位,反过来统摄并决定中国当代电视的表意实践。《新》要使自身成为一个进入当代中国电视的仪式。 在中央电视台每天下午半小时的儿童节目之后,在每天的18时5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MTV、“今晚电视节目预告”、《新闻联播》、天气预报、《焦点访谈》(以前曾是《祖国各地》)及其几段间隔性的广告,自成整体地使观众把国歌音乐电视当成了入场式。
1.国歌的影像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我们的国歌,是一首伴奏式的、具有强烈节奏感的进行曲。在这首歌曲中,一种特定的危机性历史内涵(歌词),唤起着一种集体性的现实情感反应,以产生出一种整齐的总体性抵抗与救助,体现了个人及个人性听众对一种以声音方式显现出来的普遍性的需要。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这种总体性除了存在于文化大革命中大合唱式的颂神运动之外,还主要存在于民族、国家及其历史命运等这些同样是总体性的事物处于将要分崩离析的危机时刻。只有在总体性面临瓦解之时,对这种总体性的全民关注,以及对这种全民关注的需要才会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历史使命。这种现象至少是自19世纪开始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受挫感,一种持续的危机状态,以及一种对这种受挫感的慰藉、修复与抵抗,和对这种危机的摆脱与拯救,一直成为我们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国歌正是这一主旋律最直接的显示。在我们的国歌中,进行曲式的合唱之声,与一种特定的危机历史观、破碎的国家、受辱的民族等等一道,共同在书写着一种总体性,并使这种总体性显现出来。 在《新》的国歌音乐电视中,上述总体性的特定内涵需要重新的书写。因为,在当代意识形态的基本表述中,我们的总体性处境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那种非正常的危机状态早已被一种正常的历史进程所代替,但仍然要保持总体性本身。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组经典影像,它以电视影像改写了国歌的歌词,使歌词及其特定的历史所指从中心退向边缘,只是作为一种不可抹去的背景存在。 就单个影像而言,国歌音乐电视都似乎都可能置身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经验之中,它们有影像的现实真实性,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种现实真实性,是一种话语的产物,而非普通读者现实视野。这里的每个影像都是一个奇观,都具有奇观似的观看价值与效果,都需要一种特定的视角处理与拍摄技术,以便保证这些影像既是我们每个中国电视观众所熟知的,又是我们的日常视野所看不到的。同时,它们蒙太奇式的组接也在构建一种特定的叙事与抒情规则,即从国家基本象征符号,到同样是标志性历史文化古迹与自然景观,再到社会性与人物活动性的影像。这种叙事与抒情逻辑,并不只是作为中国的一个国家机构的电视及其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形象和存在状态的基本概括,而是一种似乎已经化入我们每个人血液中一种基本表述方式,它早已经被书写入各类中国的最高政治、法律、文化文本之中,构成了一种有关当代中国的真理性的表意贯例,并能被大量的和重复性的使用。国歌音乐电视早已经有了现成的文字脚本。 此时,过去那种灾难历史观,转化成了当前的以发展为主题的历史演进观;过去那种大敌当前的国家与民族总体性,已成为了一种稳定的、有合理布局的和没有矛盾冲突的总体性;其内含的危机性,已被另一种总体性的表述方式——歌颂所取代。国歌音乐电视采取的基本的表意方式是:选取标志性视觉符号,划分它们不同的符号属性与类别,确定其在一个影像作品及其所意指的意识形态体系中的符号等级与出场位置,使之符合表意贯例,或者说,使我们早已熟知的文字性表达,以及这种文字性表达的视觉效果,能在影像中得到更明确与更强烈的体现。我们可以说,这种体现是现代电视技术对于当代中国经典性的、概括性的和有明确主题的文字表达的一种影像翻译。 在国歌音乐电视的一系列影像中,国徵与国旗是国家的基本政治符号,长城是国家与民族历史的一种文化符号,黄山、黄河瀑布等则是国家自然地理符号,农田收割、火箭升空等是我们国家日常事务与现实进程的事件性符号,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仪式以及民族大团结建筑等则是社会性与主题性符号。这些不同类型的符号按一定的顺序出现,各自承担符号功能,形成连贯性的叙事与抒情效果。比如,国徵与国旗作为政治符号,是一种象征,它们的作用是告知。而文化符号、自然地理符号在这里是一系列关于中国的基本物质性的自然肖像性代码,它们的作用在于展示,展示空间场所,事件性符号则兼具主题性与时间性功能,并对国家日常事务形成一种基本的分类作用,即工业、农业、国防与科技四大领域的基本划分。文化与自然符号形成舞台,而事件性符号与社会性符号则展示活动及其主题,从而组合成一整套意指当代中国的符号表意系统。我们要看到,这套系统遵循了基本的叙事规范,从象征(类似于标题的作用)开始,到场所(空间)、时间及其活动的展示、再到人物的出场及其行为、表情的刻划,最后形成歌颂性抒情主题。这样,在历史和现实的连续性关系上,在一个物质性的稳定空间及其现实的人工性存在状态上,甚至在一种社会表演性的领域内,国歌音乐电视的符号体系,达到了既凝集当代中国的基本形象,同时还意指一种总体化的宏大性的视觉效果,构成了当代中国电视书写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体现当代中国的伟大性的最高典范形式。我们要看到,这是一种电视对当代中国的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表述。 正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及其电视表意方式与文字脚本中,我们发现,并可以进而断言,当代中国的最高经典影像的数量是有限的,是可数的,因而它们是耳熟能详的,早已被我们所熟知的。其它的符号,如我们经常在电视中看到的各种高科技或金融类符号,要想进入到这种核心表述系统中,显然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此时,观看国歌音乐电视的观众只需要保持基本的知觉能力,即使他们并没有全神贯注地观看,却也会全盘接受并认同国歌音乐电视影像在表述方面的合理性与权威性。此时的电视观众置身于一种超出其日常性的奇观之中,但没有人会否认这种影像的现实真实性。《新》就是这样首先通过国歌音乐电视把观众置于观看奇观及其总体性的位置上。此时的观众已离开自然影像,进入到了文化象征层,成为一套象征性代码系统中的一个存在物,他们会把这套代码系统当成有关当代中国的最自然的基本陈述,他们由此进入了一个当代中国电视每天为他特设的成人仪式,即使他们自己并未真正成年,但仍能获得了一种在意识形态面前的成人性的和合法的主体身份。 通过国歌音乐电视进入到《新》中的电视观众,是一个代码化的观众。他处于象征影像层而非自然影像层,他观看代码而非事实,他获取系统的表意结构而非认知具体影像信息内涵,他体会某种总体性而非单一事实的独特性。因此,《新》通过国歌音乐电视而成为一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制造出为自身所需的标准化产品——《新》的忠实观众,并使这种观众成为意识形态的生产资料,而为自己今后的再生产做准备。每天守候在电视前观看《新》的人,通过它而置身于意识形态化的当代中国之中,重复性的,也就是再生产性地获取着一种意识形态化的生存信念,从而强化着他现实的、国家与民族性的生命感受。我们把这种关于当代中国的伟大性的信息,当作《新》的第一套表意系统,它的每个影像及其联接方式都意指一个观念,一种已被大量文体书写、阐释和定义的观念(如长城是中华民族古老历史及其和平性格的象征),以此赋予观众一套信念化的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最终意指国旗、国徵和国歌的神圣的中国国家与民族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