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浅醴 于 2018-1-24 01:48 编辑
《儒林外史》中严监生因临终前为了两茎灯草久久不愿放下伸着的两根手指而被世人所熟知,且由此得了个“吝啬鬼”的名声。受小学教材影响,之前我也一直觉得他是个极其抠门的吝啬鬼。可当将严监生的故事了解完全之后,我开始对此论断有所怀疑。所以想借此文将怀疑写出并说说自己的想法。
人们认为严监生吝啬小气,无非是因为文中所提到的三件事:其一,“逐日夫妻四口在家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当小儿子要吃时,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其二,严监生病重时,“饮食不进,骨瘦如柴”,却仍“舍不得银子吃人参”;其三,也是最广为流传的一件,严监生在临终前,久久伸着两根手指不愿放下,直到赵氏挑掉灯里两茎灯草中的一茎,才“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但仅凭这三件事,就得出严监生是个吝啬鬼的结论,未免也太过于武断了。毕竟,除了对其“抠门”的叙述,《儒林外史》中,作者同时也花了大量的笔墨写严监生的慷慨:其兄严贡生惹了两桩官司后逃到了省城,官差向严监生要人,他“留差人吃了酒饭,拿两千钱打发去了”,后自掏腰包平息了官司,“连在衙门使费共用去了十几两银子”;妻子王氏病重,他花重金为其延医问药,“每日四五个医生用药,都是人参附子”;为把妾赵氏扶正,赠与舅爷每人一百两银子另加一些首饰;扶正赵氏,花了五十多两银子,大摆二十多桌酒席;妻子死后,“修斋、理七、开丧、出殡、用了四五千两银子”;妻子在世时,他将每年典铺内送来的三百两利钱给王氏作私房钱,也不追究她具体怎么开支;给舅爷每人两封银子以作赶考的盘缠费等等。可见,在待人接物上,严监生大方慷慨,当用钱时尽量使用,并不过分吝惜钱财。那么为何在平时生活中,自己却不舍得吃喝,甚至临终前还会为了两茎灯草而挂念呢?这大抵要从其生存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来分析了。
严监生生活的时代,是我国科举取士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的目的便是入仕求取功名。未进学者卑,进学者贵。进学是考取功名的必由之路,进了学,才有资格去考举人,考中举人才有资格考进士,获得高官俸禄。深受科举观念的影响,严监生不可避免地也以功名利禄来衡量自己。然而他的“监生”名号是他用捐买的方式得来的,这使他在正统读书人面前自惭形秽;再加上他是严家二子,上有大房处处压制,封建社会以长为尊,他不得不尊重其兄,所以,严监生虽然富有,却很胆小,文中称他是个“胆小有钱的人”,为人处世处处低调。他最大的遗憾便是一生都身份低下,委屈求全。病重时,他才会在舅爷面前吐露真:“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象我一生,终日受大房的气。”这种未曾进学的遗憾和在封建家族中长期受长房压制的经历共同塑造了严监生卑微而又胆小的人格。
胆小的性格不但影响了严监生待人处事的方式,让其不像其兄那样横行霸道高调行事,还影响了其金钱观。文中,严监生在和其舅爷的谈话中感叹道:“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得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田地,白白都吃穷了。”有大房坐吃山空的反面案例存在,严监生怎敢在日常生活中铺张浪费?况且,哪怕大房都已经坐吃山空了,他们仍不加收敛,如今甚至“端了家里梨花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严监生深知严贡生一家贪得无厌的本性,但是他子嗣不多,只有一个幼儿,才三岁,而严贡生有五个“生狼一般”的儿子,恐于偌大的家业在他死后保不住,严监生只能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不敢露富——这也是临终前他竖起两根手指的真正意义——他欲劝诫赵氏节俭过日子,勿要奢侈败家;他在人世之时,尚且要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一旦他离世之后,赵氏若不知节俭,坐吃山空是一回事,最怕他省吃俭用出的偌大家业落入旁人之手,那可怎么了得!如此看来,那两茎灯草包含的是严监生对赵氏的殷勤嘱托,只是苦于在场人杂,不能明示,当赵氏挑掉其中一根灯草时,他误以为赵氏理解了他的意思,放心咽气离世。只是可惜了,不但赵氏没能真正理解其中真意,在严监生死后“掌管家务”,“钱过北斗,米烂成仓,奴仆成群,牛马成行,享福度日”,白费他一番苦心;世人也没能理解其真意,百年来,让严监生背负可悲可笑的“吝啬鬼”之名,实在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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